《切.格瓦拉》的作者黃紀蘇擅長用藝術形式表達左翼思想的最強音，他的新劇《我們走在大路上》（簡稱〈大路〉）從歷史回歸現實，直接對撼作為主流的右翼話語對現狀及其成因的解釋。毫無疑義，在這種對曾經之路的不同解說背后，是對當下不同利益之合理性的堅持，是對未來路徑走向的爭奪。
思想界右翼的反應不出所料。由于《大路》所反映的左翼價值無法歸集到右翼早已固定好的精神刻度上，徐友漁聲稱《大路》“沒有任何思想價值”，“跟計程車司機聊天的水平沒有差距”。吳思則認為，《大路》的社會批判搞錯了對象，現實中的不公正、不合理是權力造成的，資本同樣只是被決定者——對于現狀成因當然可以有不同解釋，但《大路》表現的是“心理史”。從民眾心理的角度而言，遭受不公正對待的人無疑認為，造成他們不公境遇的就是那么一群人，其中既有官、也有商、還有為其鼓吹吶喊的知識精英。《大路》批判的鋒芒所向，并非專指某一群體，而是指向這樣一個利益共同體。難道那些與權力交纏在一起盤剝大眾的奸商，就可以獨免于道德批判之外？其實，《大路》最令右翼感覺不爽的，并不是它沒有批判官權，而是沒有遵循自由主義的邏輯將批判引申到制度與政權。
《大路》在學界與網絡引發的激烈爭議，甚至兩面不討好，較之此前左翼表達的應者寥寥，證明了中國社會的精神面貌正在悄然改觀，思想界不同力量正在消長，左翼的影響力逐漸增強，左右力量趨于某種平衡。在此次爭論中，右翼一方發出的最強音是楊鵬的《告別革命而無路可走的戲劇天才》一文。這篇嚴格遵循自由派邏輯的文章，集中反映了當今思想與學術界主流對中國社會的理解：近30年的經濟增長、社會進步源于自由增進，貧富分化及社會不公則源于公權力對私人領域的入侵，出路在于進一步增進自由，實現政治民主化，制衡權力；左翼對改革過程中受傷害群體的關懷雖富于人道精神，但其價值取向不能為改變現狀提供出路；按照左翼邏輯，不是訴諸武力就是訴諸人心，前者只會使歷史重入輪回，后者在普遍人性面前蒼白無力，社會進步只有“自古華山一條路”，只能訴諸制度。
但是，楊鵬苦口婆心試圖用以說服黃紀蘇的這種“現實主義”，正是黃紀蘇在《大路》一劇中濃墨重彩力圖解構的“只能這樣”。左與右在此陷入“各自表述”，都以為自己已經駁倒對方。《大路》集中展現了對社會現狀及主流話語的左翼解讀：掌握了話語權的既得利益精英總是宣稱“路只能這樣走”、“人只能這樣活”、“現實只能這樣”，在這條別無選擇的“西方成功經驗”之路徑上，精英們擁有了一切，壟斷了主要資源，而占人口多數的弱勢群體除維持勞動力簡單再生產外，幾乎一無所有；對此，精英們的解釋是，這條路中國只走了一半，在道路的另一端，一切都會美好，但現行體制卻不讓中國接著往前走，于是大家都卡在這個不上不下的地方，大家都被“強制”了，只是有些人被強制著“朱門酒肉臭”，另一些人被強制成“路有凍死骨”；精英們表示，他們也對這種現狀強烈不滿，愿意和大家一起改變現行體制，把這條路走到底，還人間一個朗朗乾坤。
以平等、公正為最高理想訴求、以維護弱勢群體權益為自我定位的左翼，理所當然對這種主流解釋與精英表白表示置疑：既然精英們已承認“道德無力”，人們憑什么相信只要改變了體制，精英們就會把今天捂在懷里的烙餅拿出來分給大家？該不是又瞧上哪件希罕物了吧？精英們主導的市場化改革走到今天，由增量到存量，基本上把有價值的東西都“化”到自己口袋里了，只有兩件東西是例外：一是國有壟斷企業，二是公權力。前者是現行體制維持穩定的經濟基礎，后者是其政治基礎。改變現行體制，實現民主化，當然可以順便把這兩件東西也“化”了。精英們似乎從沒有想過，應該從自己口袋里拿出東西來補償利益受損者；他們指著國有壟斷與公權力說：那兒還有兩塊烙餅沒分呢，大家趕快“搶灘”。市場機制是最適于競爭搶灘的機制，其規則是汰弱存強，所以精英們不用擔心自己不能把剩下兩塊餅之大多數也攫入囊中，他們注定要再一次主導“改革”，其他人注定只能再次為其火中取栗。壟斷企業自不待言，公權力他們也不愿放過，否則自覺“道德無力”的他們，憑什么還要改革政治？現在權錢早已打得火熱，美中不足的只是“權主導錢”，精英們的理想是“錢主導錢”，使錢權學真正一體，從而可以將自身優勢長期固定化。現在的右翼很少講具體條件約束，他們把一切不如意都歸結到政府頭上，一切苦難都是權力惹的禍，一切好事都沒有政府的份。例如吳敬璉即認為：經濟增長是市場的功勞，貧富分化卻是權力造的孽，壟斷與腐敗是貧富分化的最大原因。秦暉似乎比較“講邏輯”，他將上述禍害與功勞都歸結到政府頭上，不過，他對政府功勞的肯定也是姍姍來遲，是在形勢已經表明這種增長方式導致了貧富分化與環境破壞、并且難以為繼，換言之功勞幾已等于禍害之時才慷慨給予的。按照右翼現在的邏輯，大有“體制一變，天下大吉”之概，但等到體制真的變化了，公權力換手后，真正需要直面大眾訴求時，會否具體約束條件、制度有限性等等，又從精英們的嘴中冒出來呢？
左翼對道路取舍的看法是：人心不可期，但制度的有效性也是建立在力量對比的基礎上。在現有具體條件約束下，中國的民主化不但遙不可期；即使有一天能到達，也未必能改善弱勢群體處境。只能說自由民主自有其內在價值，不能說它們是通往平等公正的不二法門。因此，左翼一般并不將政治民主化作為優先目標，反之他們將理想寄托在輿論人心的改變、甚至政府的良治上。他們一般也不會全面批判、徹底否定政府的作用及用心。與右翼“政府是必要的惡”之定位不同，左翼認為“政府是可能的善”：弱勢者的命運注定要被主宰，不是被市場，就是被政府；市場沒有善意可言，而政府卻可能從平衡與穩定的自我需要出發，使被主宰者的命運得到改善。
作為“近30年的社會心理史”，《大路》一劇將社會變遷歸結為人心變異，將出路也定位在“一塊走”的精神涅媻。從某種意義上說，正如楊鵬所言，這是一種“無路可走”時的無奈。左與右都不能為未來設計一條皆大歡喜的凱旋之路。每個人都活在這個充滿具體約束的矛盾世界，每個人都被鎖定了具體的位置與環境，誰都不能自由選擇面對球門直接發點球。但左右雙方都習慣用現實主義評判對方，用理想主義推介自己。如果右翼說現狀不如人意是因為缺少自由與民主，左翼也可以說那是因為缺少公正與平等；如果右翼說出路是當權者把權力讓出來，那么左翼會問：為什么有錢人不能把錢讓出來？
真正的現實主義是直面現實，在充滿殘缺與遺憾的條件下爭取現狀的點滴改進，既不諉責于某種缺陷，也不空待未來。如果說社會公正、弱勢群體的苦難是社會存續必須優先解決的難題，那么解決途徑不外有二：一是掌權者把權分出來，二是有錢人把錢分出來。掌權者分出權力后未必即能解決問題，但現狀無疑會有所改觀，風險是政治轉型所釋放的能量可能沖垮社會基本秩序的欄桿；有錢人分出財富雖也能解一時之渴，但也可能從根本上瓦解市場游戲規則，使來之不易的財富增長機制毀于一旦。
因此，左右各有其局限性，最好的選擇是左右融合，以長補短。對左翼來說，右翼解決方案的合理性不在道義，只在“不講道德”的經濟效率。左翼老祖宗馬克思也說了，物質是第一位的，存在決定意識。明乎此，即明白人往往是歷史的奴隸，而非主人；在全球化競爭大背景下，今日中國人的選項其實不多。迄今為止，我們可以暢想的未來三部曲是：首先，在現行體制下進行左翼所主張的、右翼部分人贊成的面向公平的調整，在調整過程中，富人與效率不能被過度損傷，但也不可能全無損傷；其次，進一步擴展自由，在經濟持續增長、分配相對公平、社會矛盾緩和的基礎上，亦即在保持基本秩序穩定的前提下，爭取實現政治民主，同時防止強勢既得利益集團扭曲民主；最后，在物質極大豐富的基礎上，實現社會主義的平等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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