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劣根論 腐敗論 道德論 金錢論 國情論

趙居平 · 2009-09-29 · 來源:烏有之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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劣根論  

——六十年紀念之三十一  

趙居平  

  

寫劣根論,其實是繼承了魯迅和柏楊的傳統。  

我覺得毛主席可以出于號召和鼓動廣大人民參加革命的緣故,只宣揚人民的長處和積極性,卻對其的缺點批評和批判,這也是中國人民只能適應社會主義革命而不能適應社會主義建設的一個根本原因。  

毛主席真的跟魯迅不同,他沒有正視人民身上的缺點,這給中國以后的發展道路都留下了難以估量的損失。  

應該上魯迅對中華民族的認識上還比毛主席更為深刻一些。魯迅對敵人的恨對人民的愛可能要比毛主席遜色許多倍,但他對封建殘余的理解要毛主席深刻得多,對人缺點的嚴重性的認識也是其他文化人所難以比擬的。  

我們的人民真的有著很大的缺點。毛主席把我們的人民看得十全十美,這就無疑讓他的文革演上一場中國特色的堂·吉訶德式和鬧劇,讓他畢生追求的烏托邦理想完全幻滅。毛主席的確在他在世的時候,就有著在中國實現共產主義理想的革命豪情。  

相對而言,魯迅的對中國國民性的認識就冷靜得多。他雖然有著橫眉冷對和俯首甘為的鮮明愛憎,但是,他對普通民眾的啟蒙教育更為關切,他認為,凡愚弱的國民,無論體質如何健壯,只能作示眾的材料和看客。毛主席顯然沒有相信句話,因為他成功的領導中國人民走向了勝利,人民群眾身上的優點也被開發殆盡。毛主席根本沒有料到,在不革命的時候,在和平年代,人民身上的壞毛病就會彰顯出來,而他們的優點就會在飽暖思淫欲走委萎靡不振的。我想,發動文革的時候,毛主席可能想只想開發人的主觀能動性中的好的方面,但他沒有想到同時也把人民群眾主觀能動性中的不好的潛能也同時發展起來。而在改革開放中,我們更是恰恰發掘了人性極不好的方面,而對于人性的優點發掘得很不夠。  

我們必須清楚地認識道:我們中國人是有劣根性的,尤其在得意忘形的時候,我們身上的劣根性尤其觸目驚心。除了魯迅指出的中庸之道、叭兒狗、落水狗、看客等,以及柏揚指出的醬缸蛆、窩里斗、不團結、圣崽等外。就我的觀察,我覺中華民族的劣根性在當代中國還表現在:  

一是軟壞,軟刀子殺人。利用人言可畏,利用優勢孤立一個出頭鳥,并集體敵視他,不動聲色地排斥他,最終促其慢性自殺。我想,曹植之死當死于這一種。在當代中國的一個小單位,得罪領導者,一般會其他人用軟刀子聯合絞殺的,而所謂心胸狹窄的領導還躲在背后偷著樂。  

二是一個小村子或者小單位極其嚴重的看人思想,大家一邊倒,狗攆下坡羊,對那些所謂的弱者,一律打入所謂的釘子戶的行列,讓他像孔乙己一樣,若有若無,自生自滅。  

三是笑貧不笑娼,唯利是圖,有錢便爺的心理完全復活、復蘇。沒有錢,便什么事情辦不成,有了錢便什么都好說。有錢就是爺,恨不能有個海外關系和港澳臺關系,恨不得自己的祖先是地主老財能給自己埋下金銀財富。  

四是領導只有裝得像,他們的裝腔作勢越來越不像樣,小小的領導一般都念中國領導的講話,裝模作樣地組織各類會議,仿佛自己跟大領導差不多似,在豬鼻子上插蔥裝大像,一副相大神威的樣子,一副躊躇滿志的樣子,其實最終還是小人得志的樣子。人們只注重外表,完全不顧內心世界的極度空虛。  

五是當面說謊背后傳播謠言的人群越發地增多了,罵黨罵娘的人增多了,空談誤國的人越來越多了,干實事的人越來越少了。人人都是演說家,個個都會講大道理,好像做人的真諦只適用于別人,獨獨不適用于自己的。妻子別人的好,兒子自己的好;背后罵領導討好同志事,當面討好領導攻擊同事。人人都喜歡戴兩套面具,人人都會耍兩面派。人人都活思想,人人都裝聰明人,惟恐天下不亂,惟恐自己不聰明。  

六是對上軟對下橫的人多了,群眾之間的幫忙少了;官員之間的拉攏多了,集體腐敗多了,個人的隱私少了;助人為樂的人沒有了,幸災樂禍的人多了;同學真情少了,同學愛情少了,同學利用多了;防人之心少了,害人之心多了:見義勇為的人少了,見利忘義的人多了;在人多處振臂一呼與歹徒搏斗的人少了,在人少處見財起心見色起義的人多了。  

七是只有在過慶節的時候才想到國家,只有在過建黨節的時候才想著黨,只有自己的孩子考大學的時候才關注高考問題,只有災難降臨自己的頭理解什么是同情心,只有自己倒霉的自己的時候才想到別倒霉的時候不應該幸災樂禍的。把精神文明建設當作玩虛的敷衍了事,把占有物質文明當作財源茂盛的事業常抓不懈。  

八是城里人天生看不起鄉下人,鄉下人哪怕傾盡一生的努力都無法消除與生俱來的自卑感。有知識的輕視沒知識,有錢的輕視沒錢,有官的輕視無官的,有才的輕視無財。仿佛只有別人才能重視自己似,老想在人前表現自己,總像雞毛似的輕飄飄的,不知把自己落在實地上。巴結人的時候極盡奴顏媚骨,反目成仇的時候恨不得對方立即被車撞死。每個人的心腸無比歹毒,每個人的同情心蕩然無存。  

九是無論什么職業的人都缺少敬業精神,干工作純粹是為了謀生,而缺少干革命的熱情。見面就喊閑忙瞎累,見面就講活著沒意思,見面就講錢和女人,俗氣天下少有。  

十是一點不誠實,無論對自己還是親人,還是對黨和國家,還是外國人陌生人,都采取萬變不離其宗的極不誠實的態度,玩弄小聰明世界第一。不相信別人,也不相信自己,只相信財神爺,凡搞生意的人都供奉著財神爺。官員的謊話連篇害了國家,百姓的謊話連篇害了自己。  

還有許多,相信每個人都淪肌浹髓和毛骨悚然的深切感受,我就不繼續總結了。  

魯迅對劣根性的態度是怒其不幸,哀其不爭。  

我對劣根性的態度是必須掃蕩,凈化靈魂。不在靈魂上進行脫胎換骨的革命洗禮,是無法改變劣根性的痼疾的。這需要中國文化、中國文學、中國影視作長期的努力,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夠收效。現在看來,魯迅先生之所以對人民的啟蒙工作那么重視,也可以看出他對改造民魂曾經抑郁多么大希望呀。我猜想,毛主席也是犯了某種過于理想化的錯誤,他相信我們既然可以超越資本主義而建設社會主義,就深信我們的人民在建設年代、在和平年代會跟革命年代、戰爭年代一樣富有創造力和革命精神的。建國后高大全文學的失敗,也算是對人民禮贊的一大諷刺。相反,趙樹理的常有理、小腿疼等的認識,就比大多數作家要深刻很多。盡管如此,他也是對農民懷有最深厚感情的作家。  

現有阿Q比以前少了,現在小偷小摸的人多,愛占小便宜的人,愛占大便宜的人多了,有了人為了權錢色什么手段都可以使出來。現在的一般人都會活學活用政客哲學,連農民都不老實巴腳了,連工人都不忠厚老實了,連最善良的人都有了想腐敗一次的想法和行動。我覺得當前最大的劣根性便是人人想發橫財,人人夢想著腐敗一下的機會,人人都有著隨時隨地爆發的犯罪思想和行動。有人說,我們這個民族發瘋了,人人都變成了紅眼睛阿義,人人都想成賺錢的機器,人人都想著天下掉下金元寶,人人都想著一夜成名一夜發財,人人都有著小算盤,人人都沒有國家意識。  

人人只愛錢,人人都不愛國,這種意識發展下去,真的不知道會有什么后果的。我只是把這個問題鄭重地提出來,以引起療救者的注意。  

二〇〇九年九月二十七日  

腐敗論  

——六十年紀念之三十二  

趙居平  

  

天下誰人不愛腐敗,天下誰人不愛墮落?天下誰人不腐敗,天下誰人不墮落?有人可能要舉柳下惠了,但有許多大文豪和大科學家可以作證,柳下惠先生絕對是子虛烏有。這幾天,我曾經看了一篇文章,說托爾斯泰是一個色情狂,據說他在八十二歲的時候還有玩弄少女的沖動和行動,這篇文章的作者寫到這里,他便順理成章地聯系我們大名鼎鼎的大科學家楊振寧先生,楊大科學家在八十二歲的時修娶了二十八歲的少女,有文章還專門為他們夫妻聲明道,他們老夫少妻的性生活很和諧、很幸福、很愛情的。別的科學家有沒有靠所謂的善淫尋求創作靈感的贊美,但成名的臭男人尤其是臭文經常會養成這個壞毛病的,像歌德和白居易都是典型的例子。并不排除我們的民族有貞女貞婦母親的,但今天整個民族的墮落、腐敗已經是無可掩飾的事實。  

面對男歡女愛的歡樂場,面對色膽天、權能通天、錢可欺天的囂張氣墊,靠大老爺和妖嬈女的玩火自焚就能反腐敗,笑話!靠小文人和老解放寫一些雜文,就能取得反腐敗的勝利,是更大的笑話。就像是“一下子打死七個”蒼蠅的小裁縫可以戰勝魔鬼,那是哄小孩子的童話,靠著雜文反腐敗也只是哄哄不腐敗的老百姓而已,與腐敗分子何關?我想,魯迅即使活著,他也對今天中國不可一世的腐敗現象束手無策的。他的雜文在革命時期還多少起一點作用,在和平享樂的年代起不到任何作用,他也許將被中國的主流媒體拋棄的下場就很能說明這一點,靠雜文反腐敗是靠不住。前幾年,我讀過邵燕祥的一篇文章,他就表達了寫雜文對于反腐倡廉作用不大的牢騷情緒。因為要害的癥結是,腐敗分子是不看雜文的。正如同劉項原來不讀書,雜文家的自戀無異于意淫,長此以往,最后只落得自己厭倦了,國家也不領情,被批判的對象也無所謂。最后,在強大的政治家面前,在道高一丈的御用文人面前,雜文家的命運終究是百無一用是書生,雜文的命運還是被邊緣化。詩歌寫不到頭,雜文也寫不到頭的,為什么?只因為腐敗的勢力永遠大過雜文的力量的,雜文從來就是腐敗的對手。  

那么,靠著大文學、大文化反腐敗,也正所謂是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大文學、大文化不要說三十年,也許一百年就建立不起來的。  

靠著政治家的大有作為可心反腐敗嗎?歷史上確有靠著黨自身的整風而反腐成功的特例,如延安整風;但也有失敗的情況,譬如文革。可見,縱然是世界反腐第一人的毛澤東,他在反腐的戰斗中功過參半,遠不像他創造的軍事神話那樣百戰百勝。  

改革開放的領導人也都有反腐言論,但收效似乎跟雜文家的相差無幾,對于國家日益嚴重的腐敗危機全然起不到絲毫作用,越反越腐的糟糕局面無法扭轉,能夠起到三分之一的作用就已經是萬分幸運了。可是,每一個領導人都是可憐的三分下去,持續穩定地增長下去,十屆領導人就是三十分之一,一百屆領導人就是三百分之一,那時也許早就亡黨亡國了。上有政策,下有對策的局面不用制度的形式根本扭轉乾坤,無論領導人的講話,還是雜文,都永遠不能把腐敗分子的什么咬上一口的。書呆子總是誤國,政治家也常常誤國。廉潔奉公的人往往不近人情,腐敗分子常常是皆大歡喜。包公海瑞極少,貪官污吏極多。撥開云霧見青天,黑云壓城城欲摧。萬綠叢中一點紅,總被狂徒摧殘盡。腐敗的力量過于強大,就如同第一次國內戰爭時期由于反動派的力量過于強大,紅軍最終以失敗告終一樣,目前中國的反腐敗斗爭不反還則罷了,如果真的要以紅軍的精神去反攻,肯定也要失敗的。  

是不是我們的黨和國家命中注定要永遠地腐敗下去呢,是不是我們沒有任何辦法徹底根除腐敗呢?從理論上講,我們是有辦法的,那就是民主;實際的角度講,我們毫無辦法。這就像是我們患上了艾滋病,按理論上我們想治好,按實際論我們卻是非死不可。  

下面,再從女人和男人的角度談談腐敗。  

先說女人。  

舊中國千瘡百孔,瘡痍滿目,傷痕累累,方志敏卻把她比作天生麗質的美人,他和公劉只說列強們虎視眈眈地盯著美人豐滿的胸部,極盡淫褻蹂躪,沒有說美人母親的兒女不爭氣,也沒有祖國母親有著自淫蕩無恥的劣根性。  

新中國的前三十年,我們可以用小姑娘春天般的花枝招展來形容,也可以用生機勃勃的美少婦的青春美貌來形容,但畢竟無論是迷途的少女,還是失足的少婦,都會偏離純情少女讓大家人見人愛的本來面目的。  

改革開放的三十年,已經使新中國成了健壯的婦人,有貴婦人的沉穩,有浪蕩女的輕浮,無論成熟,無論風騷,無論魅力,無論劣跡,都不是不諳世故的小女子們所能比的。然而,在健壯的婦人當中,雖然大多數人仍然善良本分,卻仍有著數量不少狡猾和無恥的女人,她們都傾城傾國的蕩婦。雖然用蕩婦來形容我們的時代很不好聽,但這個改變革命性質同時開放了丑惡的時代確實又有著蕩婦浪子一樣的放蕩不羈的情懷的。男流氓說:我是流氓我怕誰!女流氓說:我是流氓我怕誰。毛主席的名言在革命的時代名副其實,到了建設的年代就變味,譬如那句最有名的“數風流人物,還看今朝”,在革命年代,指的是英雄人物和人民群眾,在改革年代,就指的是“風流浪子莫教貧,紅粉佳人休使老”了,這是時代的悲哀,還是宿命的讖語,也只有天知道了。  

再說男人。  

舊中國男人們愛自稱仁人志士,雖然抽鴉片使得中國人成為東亞病夫,幸虧極少數的仁人志士還在,因此,幾近亡國滅種的舊中國還是在外來文明的啟發下孕育出了走新生的希望。這就告訴我們,即使再腐敗的國家,也都是有希望的。所以,面對腐敗,我們也不要過于悲觀失望。  

新中國的前三十年,男人是半邊天,比古代矮了一半;女人是半邊天,比古代高了不止一半。女人全是巾幗英雄、女中豪杰,男人全是英雄好漢,都在轟轟烈烈地建設著社會主義,社會主義就是好啊,因為人人都英雄好漢,不分男女,不分老少。然而,問題也就隨之而來了,因為英雄氣短,兒女情長。大家都英雄好漢了,天下就大亂了,原因是亂世出英雄,有亂世當然就亂臣賊子從中破壞,腐敗也就不可收拾了,說是浩劫也未嘗不可,英雄氣短最終為兒女情長所替代。  

新中國的后三十年,就是兒女情長的天下,就是有少數英雄,也是難過美人關的偽英雄,他們全拜倒在了美人們的石榴裙下。這不再是一個英雄輩出的時代,這也是一個沒有理想的時代。說得再難聽一些,這是一個縱欲和墮落的時代。好像一個外國的圣賢說過這樣一句話,一個連女人都不守貞潔的時代,一定是一定墮落的時代。我就是從這句話出發,來認定我們的這個時代是一個墮落的時代。所有的得志小人都成了超級嫖客,他們玩弄妓女,玩弄二奶,玩弄小蜜,玩弄農婦,玩弄下崗女工,玩弄幼女,玩弄處女,玩弄泰國人妖,可以說是丑惡到了極點。賈平凹說:“丑到極點就是美到極點。”改革開放的中國人丑到極點就是美國人希望的美到極點。既然把美到極點和丑到極點高度統一,我們自然就認為腐敗分子們的生活無所不美。玩弄中國女人猶嫌不足的中國成功男人還做著美國蕩婦勾搭成奸的美夢,卻不料美國和日本的娼妓、蕩婦已經向我們中嫖客投懷送抱了,在他們治下的溫柔鄉里,中國的腐敗分子只有醉生夢死、欲仙欲死了。敵人的武力是不能征服我們的,敵人的和平演變和糖衣炮彈是可心俘虜我們的。敵人除了毛主席外誰都不怕,幸好毛主席已經死了,他們可以放心大膽向我們發起進攻了。正因為我們的敵人學聰明了,他們認識到只有腐敗才能消滅共產黨和新中國,而新技術和新武器是征服不了共產黨和毛澤東的。敵人的聰明,正襯托出了我們自己的愚蠢,我們并不知道敵人險惡用心。  

說完了女人和男人,我們再說神仙。  

人明智地說:人無私心了變驢呢。神不明智說:人無私心上天了。萬能的神當然知道耍小聰明的人永遠不會成為長生不死的神的。人卻總想著成為自私自利的神的,他們總是以小人之心度神仙之腹的。自從科學戰勝了迷信,人在知道根本沒有神仙沒有下一輩子后,就開始絕對奉行及時行樂的人生哲學了。改革開放的大舞臺,就是在上帝死了、神死了、毛主席死了、英雄好漢死了的大背景下上演的。大家只為一個字“錢”奮斗,大家只為兩個字“離樂”活著。能達到目的的不擇手段,不達誓不罷休的更加變態瘋狂,于是乎,全民腐敗了,人人腐敗了,一直要腐敗到亡黨滅民、亡國滅種的時候。  

所以,我們還是不要反腐敗了,因為腐敗不下去的時候,我們就腐敗了。  

圣經說:上帝要叫人滅亡,就是先教人發瘋。  

我們的發瘋將止于武松的鋼刀、李逵的板斧、道士的春藥、自掘的墳墓,止于天災和人禍的極端殘忍的結合,除非我們建立永久的真正的民主和法制社會,而非特權和人治。  

二〇〇九年九月二十八日  

附錄:  

  

同仇敵愾與腐敗作殊死搏斗  

      

不是東風壓倒西風,就是西風壓倒東風。  

——中國格言  

罪惡的行為,要是姑息縱容,不加懲罰,那就是無形的默許。  

                                                      ——莎士比亞  

反抗誘惑吧,那樣你才能有更多的機會做出高尚的行為來。  

                                                    ——車爾尼雪夫斯基  

    腐敗自然是最低素質的表現。  

    腐敗分子并不可怕,可怕的是這個民族的每個人都具有腐敗分子的心態。  

    俗話說:“朝里的奸臣地里的草,永年永世鋤不了。”費仲、尤渾、屠岸賈、趙高、董卓、王莽、李林甫、楊國忠、高俅、秦檜、賈似道、魏忠賢等是殺不完的。而稱得上“青天”的只有包拯和海瑞。民諺說:“人不為己,天誅地滅。”這活畫剝削階級心態的語錄翻譯成天水俚語就是:“人無私心來世變驢哩。”可見,自古以來,腐敗之心,似乎人皆有之。  

    民諺說:“莊稼假不得,生意真不得。”同類的民諺還有“窮長良心,富生奸計”等,現在又產生了新的民諺:“事在人為,有錢就靈。”由此推知,作為有史以來雄踞于“富裕”頂點的今天的中國人,面臨的最大問題是腐敗,腐敗分子雖然是極少數,但具有“腐敗之心”的中國人已經是絕大多數。“三講”教育正是針對歪風邪氣上升的腐敗而言的。從排比的修辭效果看,“講學習、講政治、講正氣”中,當以“講正氣”最為重要,而“腐敗”恰恰是“正氣”的對立面。  

今天的每個中國人每天都能碰上腐敗的。不是“門難進、臉難看、事難辦”嗎?不是“行業不正之風像流行感冒一樣”不時地發作嗎?不是“有權就用,過期作廢”嗎?不是“能撈就撈,傻瓜才不發財”了嗎?不是“一年的公款就能吃喝掉好十幾個億”嗎?不是“萬惡淫為首”,享受了吃喝嫖賭一條龍服務才算沒有“白活”嗎?……我們天天都能看見腐敗泛濫成災:假煙、假酒、假藥、假廣告滿天飛;亂收費、亂攤派、亂砍伐、亂標價亂了人心;精神污染、垃圾文化、道德貧血、信仰迷失、群丑畢現;任人唯親、營私舞弊,“下崗”的多是“持不同意見”者;賣淫不臉紅、挖墳不膽怯、賣官不心虛、朱門酒肉臭,念不起書的是貧困子弟,氣焰囂張是得志一時的勢利小人……  

    最近《雜文報》上有一篇題為《比法西斯還要法西斯》的文章,講的是某刑警為了阻止告狀人說話,竟用刀子割了其舌頭。作者說那刑警比林彪、“四人幫”還惡毒,比法西斯集中營的劊子手還要慘無人道。據報載,那個被害人在拘留所關了十多天后,體重由150斤減到50多斤(三年后有個大學生孫志剛竟被活活打死)。全國各地關于腐敗分子的報道和敘述,幾近“罄竹可書”地給了世人罪惡滔天的大曝光,大展覽。  

    就是在現實社會,像有的人為了謀取領導的位置,縱容妻子和前任領導勾搭成奸,而自己公然與前任領導的女兒長期通奸,如此道德敗壞的家伙一旦位置到手,就會瘋狂斂財,為所欲為……在未落法網之前,得志的小人會給不明真相的人們造成極壞的示范。  

    如今,“依法治國”被寫進了憲法,“以德治國”被提上了議事日程,制造綦江虹橋垮塌事件的惡人受到懲罰,湛江特大走私案集體犯罪團伙被繩之以法,腐敗副省長胡長清和副委員長成克杰等被相繼擊斃,有些省的檢察長和法院院長等紛紛被捕……中國的反腐敗斗爭取得了前所未有的重大成果。天網恢恢,疏而不漏,多行不義必自斃,惡人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活該!   

    不必隱瞞,“腐敗”已經成為全國性的最嚴重的社會問題。江澤民說:反腐敗是關系我黨生死存亡的一場嚴重的政治斗爭!朱镕基說:不管前面是地雷陣,還是萬丈深淵,我都義無顧,鞠躬盡瘁,死而后已。可見,我們黨反腐敗的決心之大,昭然若揭。  

    我們必須講“正氣”,惟“正氣”才是腐敗分子無處容身的利劍。生活中我們還有一個誤區,就是以為腐敗的都是當官的,只有當官的才與“腐敗”二字有關。這就大錯特錯了!  

實際上,幾乎絕大多數的中國人都存在著腐敗意識和行為。  

    歹徒猖獗,圍觀群眾無一人敢上前!  

    這世道已經沒有人敢為弱者作證!  

    受賄的是腐敗,行賄的也是腐敗!  

    精神上的腐敗比肉欲上的腐敗的危害性更大!  

    中國的抗日戰爭勝利了,是因為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建立,而那時沒有“正氣”只想亡國的中國人——漢奸、賣國賊畢竟是極少數。可在今天,幾乎絕大多數人都把“錢”看得比什么都重要,于是有出賣愛情的,有出賣國格的,有出賣人格的,有傷天害理的,有無情無義的,有暗室虧心干盡壞事無所不用其極的……“法輪功”練習者,其“坐享其成”的腐敗意識比腐敗分子更甚!其六親不認的殘殺比法西斯還要恐怖,因為其殺人不用刀!  

    有人說,只有學校才是一方凈土。而學校的問題仍然和“腐敗”相聯系,有喪德敗行的教師,也有喪盡天良的學生……這類例子在這幾年的報刊電視上講得太多了。  

    章太炎說:“道德衰亡,誠亡國滅種之根基。”  

    如果聽任“腐敗”肆虐我們的靈魂,如果聽任“腐敗”吞噬我們的肌體,則民無寧日,國無寧日,人將不人,國將不國!每一個朝代和國家的滅亡,都是因為“腐敗”。羅馬大帝國是這樣,中華人民共和國以前的任何一個王朝也是這樣。“進京趕考前”毛澤東對黃炎培說:我們共產黨能夠跳出歷史興衰替代的周期率,那就是實行民主。后來,鄧小平說:十年最大的失誤在教育,主要是精神文明這一手太軟。江澤民說:要把中國的事情辦好,關鍵取決于我們的黨,治黨必須從嚴。他還說:“不堅決懲治腐敗,黨同人民的血肉聯系就會受到嚴重損害,黨的執政地位就有喪失的危險,黨就有可能走向自我毀滅。對任何腐敗分子都必須徹底查處,嚴懲不貸。”一上任就重提重要法寶“艱苦奮斗”的胡錦濤反腐倡廉的言行更加旗幟鮮明。溫家寶特別關注弱勢群體的生存問題。黨的三代領導集體對“腐敗問題”的認識,都保持著清醒的頭腦,而且作了大量行之有效的工作。   

    中國共產黨之所以偉大,就在于她不僅敢于承認錯誤,而且勇于改正失誤,這是中共黨史告訴我們的基本常識。如果說“中國共產黨萬歲”能夠實現的話,承認并改正一切失誤,就是她得以能夠自新長存的惟一武器。目前,我們所遭遇的最大敵人就是自身的“腐敗”,總設計師曾說過:中國的問題在黨內。在新的歷史時期,如果不堅持黨要管黨、從嚴治黨的方針,完全解決提高黨的領導水平和執政水平、提高拒腐防變和抵御風險能力這兩大歷史性課題,聽任腐敗蔓延,我們依舊面臨著亡黨亡國的危險。  

    天下興亡,匹夫有責。亂世思才,治世思德。生于憂患,死于安樂。歷覽前賢國與家,成由勤儉敗由奢。這些既是古訓,也是今天警示教育的紅語錄。我們必須同仇敵愾與腐敗作殊死的搏斗!  

    不消除腐敗,我們將無顏面對革命烈士和前輩!  

    不懲制腐敗,我們將無法向子孫后代交接火炬!  

為了黨旗、國旗、國徽、國歌和國魂永不變色,我們必須消除包括自身在內的一切腐敗行為和意識。  

不消除腐敗,我們就會被腐敗消滅。  

    “不腐敗”是一個民族最高素質的表現。  

  

金錢論  

——六十年紀念之三十三  

趙居平  

  

面對被人類批判了幾千年的金錢,面對在這三十年紅得發紫的金錢,我們又能提出新的觀點呢。卑之無甚無論,面對金錢,我真的感到很茫然。據說,毛主席最不同于別人的,是兩不帶:一是從不帶槍,這有背于他作為中國第一愛國軍人的身份;二是從不帶錢,這說明他確實是視金錢如糞土的。此一時也,彼一時也,我們自然不能如此貶低風行一時的金錢至上論的。  

社會變了,時代不一樣了,原來過時的東西在今天并不過時,原來被禁止的東西在今天公開盛行,原來被批判的東西在今天受到夾道歡迎,原來被否定的東西今天完全合法合情合情。在撥亂反正后,金錢被置放到了最高貴的神龕,誰若對錢不恭敬,他就必然像我一樣一定是一個窮鬼;誰若對你不動腦筋而只對文字大傷腦筋,他就必然像我一樣一定是一個永遠也不會發跡的窮鬼。我們已經進入了離不開錢的時代,沒有錢是寸步難行的,但也不見得離開了錢是萬萬不能的。  

我在這篇文章里算一筆賬,以此證明在有些眼中高不可的金錢的價值。  

在現實社會,有的人可能身價數億,有些暴露的貪官就貪污受賄了四億萬之上,有人給我描述了一下,以百元人民幣為單位,四億紙幣堆積起來,可能我們的一個小操場還放不下的。面對這樣一座錢山,我一定會跟張大翼筆下走不出金山銀山的童話人物大林一樣,我也走不出這堆積如山的四億錢山的。好在我永遠也見不到那么的錢,那么,我也就用不著被錢山所累的,當然即使是夢中的錢山,就更不會擾亂我了。  

我要算的一筆賬比四億還多四倍。假如一個人擁有十三億的財富,那么他的價值有十三億大嗎?他在人類史的價值就有十三億大嗎?且不要他的十三億有可能炒股打了水漂,被國家沒收,就是完好無損地保存在自己和子孫后代的手中,那就說明他的價值是十三億嗎。誠然,對于他和他的子孫后代而言,也確實價值十三億。可是對于全人類而言,就不能那么機械照搬了,也許連一元錢都值不上,或者分文不值的。  

把十三億元分給每一個中國人,每一個人也是一元錢,這個大家都會算,用不著說三道四。把十三億錢分給全世界的六十億人,也就是兩毛五。如果分給未來一千里的全人類呢,可能就可以忽略不計了。當然,沒有任何一個大富翁能夠做到這一點,凡富有階級,從來沒有傻到要這么做的。即使現的一些慷慨激昂的慈善事業,他們也只在九牛一毛和滄海一粟的地方沽名釣譽的。可以說,任何一個富翁,都不可能把自己的富有施惠給一個國家的所有人的。這就是說,一個無論有多么多的錢,他也是不值得向所有人炫耀的。然而,在我們的這個國家,多少有一點錢的人就不知道自己姓什么了,那種光宗耀祖的神情,那種天下少有包裝,那種闊佬的架子,都讓感到很可笑的。我這里要告訴所有的有錢人,請千萬不要在人民面前驕傲,因為你給人民創造的價值幾近于零。  

有的人可能駁斥我,賬不能那么算的,因為任何時候都不能搞絕對平均主義。那么,請告訴我,賬到底要怎么算呢?在一個一切向錢看的社會,在一個有了錢可以為所欲為的社會,我們不這樣算賬,難道還是這么算賬呢,只要能讓自己的家里生活無憂地達到小康水平,另外還能養活幾個小老婆,就應該稱作受人尊敬的先富起來的人嗎?有了錢就得受人尊敬,不知道這是那個王八蛋定的規矩。不要說你給我一錢,你就是給我二元錢,或者給我三元錢,我都不會尊重你,更何況給我分文未給。因此,任何一個奢望受到人民尊重的人,先把這筆好好算一算,再考慮為什么老百姓不尊敬你。  

自然而然,幾乎百分之九十九的中國人也就中國人民感激和尊敬毛主席,因為他們都覺得,毛主席給他們每個人創造的價值何止超過百元、千元、萬元,他們甚至覺得毛主席為他們和他們的子孫后代創造了難以用數量統計的巨大的物質財富和精神財富。而這種雙重財富,不光惠于中國人民,也惠于世界人民。  

同樣的道理,新一代領導人的惠民行動,不要說醫保,義務教育階段的兩免一補,就足以讓所有的中國人民感激不盡了。因為做到這一點,只有以胡錦濤為首黨中央才能做到,而任何一個自以為財大氣粗的商人都是做不到的。  

從數據上否定金錢至上的價值,也許的確有失偏頗。  

我們再從其它方面來看一看金錢的價值和作用。  

俗話說,有錢能使鬼推磨。可是,我們哪一個人見過鬼呢。我們誰都相信,有錢不能使鬼推磨,神仙從來也沒有人間的錢看在眼里。錢不光不能通鬼神,歷史上從來就有不把錢看在眼里的人存在。毛主席是一位,周總理和朱總司令等都是。我們還記得那個“天知,地知,你知,我知”的典故嗎?我們還記得“子罕之寶”的賊嗎?還有,陶淵明回到沒有錢的地方,仍然活得有滋有味的。  

錢可以買來愛情嗎?未必,至少你再有錢,也不會把七仙女、織女買來的。  

錢也買不來友情。  

錢買不來的東西太多了。  

錢可能難以創造幸福,錢卻可能毀滅幸福,這樣的悲劇太多了。  

人的一生是漫長,不能只顧眼前,不能一切只向錢看。有人統計,每年被熱捧的高考狀元,百分之九十九的都搶占了經管專業的學習位置,就說明所謂中國最優秀的人都變成最勢利的家伙,都要把自己發展只為自己賺錢的工具了。這可能是國家最大的不幸,以前我也找不三十所與世界完全接軌的中國依然沒有一個人獲得諾貝爾獎,現在我們知道,這就是錢惹的禍。  

金錢社會將讓中國放不下一張正義的桌子。  

金錢社會將讓中國站不住一個稱職的法官。  

金錢社會將讓中國創造不了任何世界第一的發明。  

金錢社會考驗著我們每一個人的智慧選擇。  

金錢社會考驗著我們每一個人的前途命運。  

再說下去,就顯得有些空洞了。  

好了,不說,一個擁有極少金錢的人想把金錢的問題說清楚,也真是一件老虎吃天的事。最后,我對讀者諸君還是要說一句中國人最討好而可憐的話:“恭禧發財!”發了財就值得高興嗎?我仔細想想,也應該是的。可是,除了發財,我們真的還有許多很重要的事情可以做,那些事情其實并不需要多少金錢就能做到,譬如孝敬父母、譬如愛護妻兒老小、譬如舉手之勞,譬如創業、譬如寫作、譬如愛情,譬如理想……  

二〇〇九年九月二十八日  

道德論  

——六十年紀念之三十四  

趙居平  

  

老一輩人曾經告誡我們:說人壞話是不道德的。那么,說人好話就道德嗎?進而言之,究竟是說改革開放的好話道德呢,還是說改革開放的壞話道德呢?  

對于這個問題,我仍然從好像用過的古老例子說起。在歷史上,我們從來都不乏講道德得不好處而不講道德卻能得到處的例子。紂王的王后和妃子均是有德的女人,她們因為講道德而死紂王這手,而妲己雖然不講道德卻得到了紂王的無比寵信。還有,什么是好話,什么是好話,也是因人而異。有的人把自己喜歡聽的話定為好話,有的把自己不愛聽的話定為壞話,這樣就為偏聽偏信提供了市場需求。其實,無論如何,都是不道德的市場要比道德的市場興旺發達的。  

才高八斗道德顯赫的曹植說什么也要比曹丕強一些,但他在不道德曹丕面前不堪一擊。  

李白也自覺才高八斗道德顯赫,但他在不道德的高力士、楊國忠兄妹面前同樣不堪一擊。  

袁崇煥很有道德,他的下場就是被殺頭;洪承疇沒有道德,卻是封妻蔭子。  

宋慶齡有道德,卻是冷冷清清;宋美齡沒有道德,卻是威風八面。  

有道德一定吃虧,無道德一定占便宜,這是中國歷史上的常識。  

在市場經濟時代,就更這樣的情況:吃虧的一定有道德的人,占便宜的一定沒有道德的人。在這個壞人吃香、好人受氣的時代,我們對于道德在討論,在盛氣凌人的金錢面前,都顯得更加蒼白無力了。  

其實,講道德的人有時候也會干出力不討好的事,尤其是曲解的道德更是禍害了中國人數幾千年。然而,真正的道德總是受到世態炎涼的奚落,也真是直到我們今天也讓人感到最無可奈何的事。  

當有人劈頭蓋臉地對你怒吼:理想值幾個錢?道德頂屁用!對不起有什么用!你還能怎么樣呢?如果是我,我只有無地自容了,我是恨不得找個地縫鉆進去,幸好沒有地縫,我只好夾到尾巴跑到躲進小樓成一統的電腦室來寫文章了。  

文章能拯救道德嗎?如果文章能拯救道德,就如同說強盜能當法官,都是驢唇不對馬嘴的事。驢唇和馬嘴多少還有一些關系,因為驢和和馬還有一點關系,它們可能因為愛情可能因為傳宗接代的關系還能聯系在一起的。應該說,文章和道德的關系就是牛唇不對馬嘴,它們之間一點關系也沒有的。有人說,文如其人,好像有道德的人一定寫著文以載道的道德文章,沒有道德的人一定寫著像《金瓶梅》或者《我的奮斗》一樣的淫穢或者反動的作品,如果這樣認識問題,那就又犯了簡直類比的狹隘經驗主義誤區了。文章如同美人,是不能從表面光潔度度看出其心腸的。在文章中高喊道德的人也許就是一條美女蛇,當然,他會像漢奸一樣溫柔地殺死你。這也像所謂的領導,他們天天發表著反腐敗的講話,但終有一天他們暴露腐敗分子的狐貍尾巴,你就能說他們曾經的道德講話不道德乎?我們可要知道,那些講話,代表中國領導人的最高水平,而且還代表著最高的道德水平。舉一個今年中國開門紅的案例,就是有名的文大師案,那個在革命年代的流氓成了改革年代的表率,還公然聲明,他是“半為蒼生半美人”,也太他爺爺的那個了吧。當革命年代丑角變成改革年代的表率乃至急先鋒的時候,當不道德變成道德的時候,所謂的道德文章,所謂的德高望重望和跳梁小丑沒有什么本質的區別,我們又該怎么去探究時代的文明標尺呢?  

這樣寫下去,不光讀者要犯糊涂的,我也要犯糊涂的。是啊,我究竟是在鼓吹道德,還是在遠離道德呢?我們當然是要講道德的,但我說的意思是我們講道德不能只停留在講話、文章、書本里面。我們一定要把講道德落實在實際行動上。  

我們天天講落實,天天講行動,可是我們到底踐行了多少道德呢?  

落實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就值得懷疑,先進的生產力還沒有實現現代化,有許多地方,還是春秋時期就有鐵農具和牛耕作業,誰又是代表者呢?代表最廣大的人民,那少數人民又是誰呢,憑什么不去代表呢?先進文化、先進性的代表又都是誰呢?又從什么地方代表了先進文化呢?是汗奸文化?還是享樂文化?  

落實以人為本的科學發展觀也值得懷疑,難道以前沒有以人為本,現在才以人為本呢?那么以前是以什么為本呢?還有科學發展,那么請問,腐敗的最大化是不是科學發展呢,如果不是,為什么又會有增無減呢?  

還有,我們是禮儀之邦,又表現在什么地方呢?表現人與人之間的互相算計上嗎?我們是共產黨的天下,共產黨的天下為什么又有著非共產黨橫行霸道的諸多事實呢?我們是人民的國家,為什么人民總是分成太多的等級和差別呢?還有,譬如我們常講的兩個文明建設總是一手硬一手軟呢,為什么物質文明高度發達了精神文明卻相對降低了呢?既然是自由市場、自由競爭,我們為什么又對自由化諱莫如深呢?  

五四新文化運動中提出要反對舊道德,建設新道德。今年八十年的發展,我們是不把舊道德徹底扔到歷史的垃圾坑了呢?我們的新道德徹底地建立健全了嗎?這說到了不得不說的痛處,我們今天的道德建設,跟古人的“滿嘴仁義道德,滿肚子的男盜女娼”有沒有根本的區分呢?我們善良的愿望為什么常常落空呢?我們為什么就不能保持良好的初衷呢?為什么在好處和利益面前,道德就抬不起頭了呢?為什么道德只停留在口頭上而不能落實在行動上呢?是文革對于新道德的破壞嚴重呢,還是改革對于新道德的破壞嚴重呢?在商品交易中,在市場經濟中,在當代社會里,我們究竟如何建設和遵守新的道德觀呢?  

道德失去了規范,道德缺少了應有的力量,道德不再制約人性,連法制觀念都因為道德的失落而顯得更加淡漠。人之獸性大發,人之目無黨紀國法到了令人出離憤怒的地步,是誰也不愿意見到的事實,也是誰都見到事實。當官員接連奸淫幼女的時候,誰人聽了不寒心?當三聚氫氨事件發生的時候,誰不感到痛心疾首?當聽到鄧玉嬌等人遭遇的時候,誰不義憤填膺?  

這到底出于教育的失敗,還是政治上的有意安排呢,還是出于經濟社會發展的需要呢?除了高談闊論外,對于具體的落實都是含糊其詞的。我對于道德見解,現在已經缺少了革命的激情,站在革命的高度談論目前的道德是很可笑的。我只想說明的是,無論什么樣的時代都是需要道德建設的,因為任何一個時代任何一個國家任何一個民族,都不會把金錢置于道德之上,而且在整個社會風氣中也不會形成金錢高于道德浪潮的。中國目前的道德問題,已經不是精神失落、道德敗壞、信仰迷失、風氣見鬼等空洞的字眼所能夠概括的。我們的道德問題已經讓人驚恐萬狀了,當我們打開網上新聞的時候,當我們捕捉案中案的時候,我們都應該有這樣的警覺,我們必須重救道德,振興道德。如果再不拯救,我們的未來就是身在黑中不知黑,身在黃中不知黃,身中假中不知假,身中壞中不知壞……  

如何走講道德之路,那就是走正直人生之路,此外別無他法。  

二〇〇九年九月二十八日  

正直人生,反抗邪惡  

  

[典故詩]  

  

一日年風雨如晦,  

中華賣國史罄竹難書,  

一個個民族敗類粉墨登場,  

把美麗母親折磨得傷痕累累。  

一百年后換了人間,  

香港回歸兮國恥雪,  

海內外炎黃子孫揚眉吐氣,  

縱情歌唱我的中國心。  

狂歡之余,  

我也把賣國賊一一申討:  

英國的洋槍利炮,  

嚇破貪吃鴉片的兒皇帝小遭光,  

和更小的奴才趕緊割地賠款留狗命;  

曾國藩滿口仁義道德,  

兩手卻沾著太平天國的血;  

可憐咸豐老兒更無能,  

驚死在圓明園的一把大火里;  

他的遺孀歹婦人慈禧,  

禍國殃民四十年,  

與大鷹犬李鴻章一起,  

同圓了八大主子的瓜分夢;  

竊國大盜袁世凱太無恥,  

為做最后一個兒皇帝拔光胡子,  

學著大監調向日本人喊干爹;  

后繼者段棋瑞和張作霖,  

也像走狗和爪牙一樣馴服;  

最危險的時候,  

最丑陋的中國人叫汪精衛,  

投降的嘴臉比末代皇帝還卑劣;  

漢奸周作人,     

縱然著作等身,  

跳進黃河也難洗千古罵名;  

罪大惡極者最吸蔣介石臭名昭著,  

確是賣國求榮千夫所指的大壞蛋。  

十二個猶大,  

十二個敗家子,  

是我記在黑名單上的人,  

比賽著男盜女娼的勾當,  

紛紛引狼入室把國格喪盡。  

不堪回首魔鬼蹂躪故國史,  

今掘墳鞭尸猶難解我心頭恨:  

黑心厚臉皮的惡棍們,  

我和魯迅一樣,  

至死對你們是一個也不饒恕!  

附錄:  

[述評]  

      

先把岳飛墓前的對聯抄錄四則:  

    (一)正邪自古同冰炭,毀譽于今判偽真。  

    (二)青山有幸埋忠骨,白鐵無事鑄佞臣。  

    (三)咳!仆本喪心,有賢妻何至若是;啐!婦雖長舌,非老賊不到今朝。  

    (四)人從宋后羞名檜,我到墳前愧姓秦。  

    這幾則對聯講的是“流芳百世”和“遺臭萬年”,然而它們與我“正直人生,反抗邪惡”的主題并不十分合拍,因為岳飛并不是一個反抗邪惡的人。岳飛等古代仁人志士的局限性就在于沒有反抗邪惡與暴政。歷代的農民起義領袖大多是反抗邪惡的人。陳勝的“燕雀安知鴻鵠之志哉”、“王侯將相寧有種乎”、“今亡亦死,舉大計亦死,等死,死國可乎”的豪言壯語至今猶令人十分鼓舞。張角的“蒼天已死、黃天當立、歲在甲子、天下大吉”,瓦崗軍李密的討隋檄文,黃巢的“待到秋來九月八,我花開后百花殺。沖天香陣透長安,滿城盡帶黃金甲”,宋江的“身在山東心在吳,飄蓬江海漫嗟吁,他年若遂凌云志,敢笑黃巢不丈夫”,王小波、李順的“等貴賤,均貧富”,李白成的“殺人償命,凡過城邑,士卒不得室居,不得攜帶他人婦,馬有騰人田苗者斬”等,都是震撼歷史的最強音。此外,揭竿而起反抗強暴的農民起義領袖的名字,值得我們記住的還有西漢赤眉起義的樊崇,唐末的王仙芝、北宋的方臘、南宋的鐘相,元末紅巾軍的韓山童和劉福通、明末的張獻忠、太平天國的洪秀全、義和團的曹福田和張德成等。外國的主要有斯巴達克、閔采爾、貞德、羅伯斯庇爾等。  

    莎士比亞說:“世界上沒有比正直更豐富的遺產。”勞倫斯說:“少年以正道為做一切事情的基礎。”管綠蔭云:“正直為吾人最良之品性,且為處事之最良法。”孟子云:“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唐甄云:“直言,國之良藥;直言之人,國之良醫。”應該說,正直是偉大人格中永恒的太陽。缺少了正直,一個人要想從事正義的事業就如同是把狼趕進了羊群,只能當敗類當叛徒,助紂為虐,為虎作倀,從而成為正義事業的蛀蟲和絆腳石。      

    包公的清廉無私首先來自正直的性格,《水滸傳》中的英雄人物李逵、武松、魯智深、阮小七等之所以疾惡如仇性如烈火,主要源于他們正直的人品。歷史上的諍良死節的諫臣,都有著“正直之人死后為神”的節操。東漢光武帝時,湖陽公主的親信惡仆大白天打死人,被洛陽令董宣處死。公主哭告其弟光武帝,光武召來董宣讓他給公主謝罪,董宣堅決不從。光武帝令人將其按倒磕頭,董宣雙手撐地,硬挺著脖子,死也不低頭。光武帝無奈,也感其耿直,只得不了了之。董宣卻從此獲得了“強項令”的雅號。因為正直,阮籍有青眼、白眼之分;因為正直,管寧割席與華歆絕交;因為正直,西漢周昌雖口吃,卻是最有名的諫臣,為反對劉邦換太子,他在朝堂上大喊廣臣口不能言,然期期知其不可。陛下欲易太子,臣期期不奉詔。”皮日休在《原謗》中說:“嗚呼,堯舜大圣也,民且謗之;后之王天下者,有不為堯舜之行者,則民扼其吭,捽其首,辱而逐之,不為甚矣。”黃宗羲的《原君》更是把作君為王的罵得狗血噴頭。“士可殺,不可辱”,自古正直文士鉆牛角浩氣沖天。  

    所謂正直本性,乃柳下惠坐懷不亂,伯.夷、叔齊恥食周粟,烈士視死如歸,至死不改其君子本色。劉晝說:“丹可磨而不可奪其色,蘭可燔而不可滅其馨,玉可碎而不可改其白,金可銷而不可易其剛。各抱自然之性,非可強變者也。士有忠義之性,懷貞直之操,不移之質,亦如茲者也。”盂郊詩云:“破松見貞心,裂竹見直文。殘月色不改,高賢德常新。”韓愈云:“不可為不義屈。”陳毅詩云:“大雪壓青松,青松挺且直。要知松高潔,待到雪化時。”不為環境所左右,能保持一生正直的人,就一定受人尊敬。同樣,一個人要想使人信服,最好的辦法也是通過正直的本性去做出幾件光明磊落的大實事。梁漱溟以正直敢言著稱,1953年他曾公開頂撞過毛澤東。“文革”中他反對將林彪的名字寫進憲法。“批林批孔”中,他再一次唱反調,稱“中國歷史上任何一個古人都不能與孔子相比。”他被“批判”了一百多次后,仍然說:“三軍可奪帥,匹夫不可奪志。”他因此被稱為當代圣哲。  

    我列在黑名單上的人,自然沒有一個正直之士,他們其實就是正直之士斗爭的對象。可以說,凡是人品卑污之徒,均與“正直”二字風馬牛不相及。譬如善于鉆營的培根和吸毒纏身的嚴復,他們盡管在學術文化上有卓越的建樹,但他們惡劣的品行必然要受到后人的鄙薄。蔣介石曾說:輸給共產黨,我們死無葬身之地;輸給日本人,我們還可以騎在老百姓頭上作威作福,當好真正的殖民統治者。當代中國,一度掀起“周作人熱”、“曾國藩熱”,真是莫大的諷刺。一個熱衷于認“漢奸”、“賣國賊”作偶像的群體,還能談得上有一絲一毫的正氣可言?與魯迅相比,周作人、林雨堂、徐志摩、梁實秋、陳西瀅之流,還有什么可稱道的?  

    做人就要做“不為五斗米折腰”的陶淵明,就要學寧死不屈的少年英雄夏完淳。“建安七子”之一劉楨,耿直剛毅,反對曹丕霸占袁紹兒媳甄氏為妻妾,并當眾羞辱曹丕,時稱“錚錚漢子”。曹操想殺他,他也不屈服,反作詩一首云:      

亭亭山上松,瑟瑟谷中風。  

    風聲一何盛,松枝一何勁。  

    冰霜正慘凄,終歲常端正。  

    —豈不罹凝寒,松柏有本性。  

    正直是好人區別于邪惡小人的根本標志,正直也是一個生生不息的民族最需要的精神品格。正直是辨別忠奸的試金石。從盤古開天辟地以來,一切偉大人物,像夸父、大禹、武王、屈原、李白、魯迅等中華民族史上燦若繁星的歷史人物,他們所共有的品格便是正直。只有正直的人,才可以挺起民族的脊梁,成為魯迅筆下永遠保持自信力的中國人,即埋頭苦干的人,拼命硬干的人,為民請命的人,舍身求法的人……我們只須略加思索,就可以對號入座地想起許多熟悉的名字:張衡、李時珍、海瑞、譚嗣同、夏明翰……他們中有哪一個不正直啊?  

    自古好邪誤國,正所謂“入門見嫉,蛾眉不肯讓人;掩袖讒工,狐媚偏能惑主”(駱賓王語)。人才歷來受歧視和迫害的情形真是慘不忍睹,駭人聽聞。商鞅被車裂,屈原被流放,岳飛被殺,袁崇煥被殺,何其無辜也。“事修而謗興,德高而毀來”,“人怕出名豬怕壯”,連老百姓都知道:“鞭打的是快牛,槍打的是出頭鳥。”“既生瑜,何生亮”的妒忌心態演繹了不知多少摧殘正直人士的悲劇,“用奴才順當”的當權者心理,又不知制造了多少因“親小人,遠賢臣”而在醉生夢死中走向覆滅的丑劇。諸葛亮“親賢臣,遠小人”的警語是對幾千年黑暗的官場史深刻反思后高至理名言。  

    今天,尊重勞動、尊重知識、尊重人才、尊重創造的社會肌體將逐漸形成,小人“當官作威作福”的歷史積淀將得到徹底的改變。中國共產黨的革命史就是一部揮正義之師反抗邪惡的光榮歷史,中國共產黨的建設史就是一部繼續正道直行不斷發展華夏政治文明、物質文明、精神文明,滌蕩人的丑惡的思想和意識,大寫民族復興的真理之歌與英雄史詩。  

  

  

國情論  

——六十年紀念之三十五  

趙居平  

  

國情論又叫特色論。  

堅持國情論,或者高舉特色大旗,如果不是腐敗分子作掩護話,那么也是馬克思主義和中國革命實踐相結合的傳統的大發展,應該放在第一位而加以每一個中國人高度重視的。問題是,正是這個最核心的特色論或者國情論,卻常常成為腐敗分子躲過一劫又一劫的保護傘,也是他們的腐敗行為不斷升級的一路開著綠燈的加速器。我們真的不愿意有的人利用國情論和特色作為借口,大興腐敗之風。  

當有人提到民主、自由、博愛、平等的時候,立即就被中國特色、中國國情擋了回去,西方民主制度不適合在中國的發展,這是歷史的必然選擇;當有人質問中國的腐敗現象何以如此嚴重時,中國特色和中國國情也回答得振振有詞:世界上所有的國家都有腐敗的,中國現在腐敗也是適合中國國情、中國特色,沒有什么值得小怪的。當有人從以人為本的高度置疑中國的警察經常有毆打嫌疑犯的事情發生時,中國特色和中國國情也會恬不知恥地說:從來如此,一貫如些,理不該如此,但還沒有條件發展理該如此的地步……  

中國特色和中國國情可以讓黑的變成白的。妓女的賣淫嫖娼,可以因為中國特色和中國國情的需要而變成合情合理;各種亂收費也在中國特色和中國國情的幌子下巧立名目地得以順利進行;醫院的高價藥、法院的人情官司、教育的不公平等也在中國特色和中國國情的掩護下行暢行無阻;教師體罰學生、警察亂抓人、干部亂罵人、政府亂占耕地等也在中國特色和中國國情的放行中有條不紊瓦解著原本光明磊落的中國形象……  

中國特色和中國國情也可以讓中國紅改變顏色。社會主義加上中國特色二字就符合中國國情了,就可以公然營私舞弊了;人民加上特色和國情的改裝,就可以變成形形色色的五花八門的人,就可以連地富反右壞都搖身一變地成為人民了;黨的領導加上中國特色和中國國情,就可以讓時代五花八門的代表人物混入其中了;指導思想加上中國特色和中國國情,就可以讓馬列毛名存實亡;人民民主專政加上中國特色和中國國情,就可以大張旗鼓地為腐敗分子服務了;為人民服務加上中國特色和中國國情,就可以變為為人民幣服務了……  

這樣的推導也許是枯燥,然而,這樣的推導的產生的實際效應卻要引起爭議,引起思考。  

舉什么樣的旗幟,走什么的路,這真的是大是大非的問題,不是等閑視之的事情。  

齊桓公舉著“尊王攘夷”的旗,他創造中了春秋第一霸的輝煌。  

曹操打著“挾天子以令諸侯”的旗,劉備打著劉皇叔的旗,孫權打著既尊劉也尊曹的旗幟,他們居然共同創造了三國鼎立的局面。  

皇帝們打著老天兒子的旗幟橫行天下。  

宋江打著替天行道的旗統領著梁山泊眾兄弟。  

秦檜打著趙構的旗幟采用莫須有殺害了岳飛。  

蔣介石打著反共反人民的旗幟倒行逆施,屠殺中國烈士上千萬。  

毛主席打著中國共產黨的旗幟打天下,打著中國共產黨和新中國的旗幟守天下。  

鄧小平打著高舉毛澤東思想的偉大旗幟改革開放。  

江澤民打著以馬列毛為指導思想高舉鄧小平理論的偉大旗幟改革開放。  

今天,我們的改革開放只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為指導,高舉的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偉大旗幟。  

雖然我們說改革開放的道路一百年也不動搖,但是從旗幟的嬗變上,我們還是感覺到了某種動搖,尤其是指導思想和旗幟的動搖。一旦旗幟和思想動搖了,就要出亂子的。盡管讓別人去說吧,我們走的是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但走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一下子就走到了改變旗幟和改變指導思想的地步了,是不是走得太快了,是不是有些與中國國情不太相符了。改革三十年了,以前除了八九年是特殊情況外,從來都沒有什么過激行為,人們都覺得在現階段果真沒有什么階級矛盾了。可是這兩年頻發的群體事件,又讓人們想不通了,為什么以前沒有的東西為什么突然有了,難道這也是像死灰復燃的賣淫嫖娼一樣不值得大驚小怪嗎?然而,我卻不這么想。我不這么想,是因為我父親聽到十七大報告時,跟我聽到十七大報告時的反應完全不一樣。我聽到十七大“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以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為指導”的主題時,我覺得中國的改革取得了長足的發展,我們思路是當年鄧小平說高舉毛澤東思想的偉大旗幟,其實只是一個形式,他走的還是鄧小平之路,依次觀點,我的想法便是胡總書記將走屬于自己的新改革開放之路,他才不會因循著鄧小平道路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停滯不前的,而且,像抗擊非由、給農民免除農業稅、給中小學生免除學雜費、書本費、補助生活困難費等曠世之功,也某種程度強化了我的這種很淺顯的認識。直到有一天跟父親談起這件事時,我才錯了,父親是一個四十多年的老黨員,他的看法與我完全不一樣,他很感傷地說:新一代領導人完全背叛了毛澤東思想……  

我真的不想給中國特色抹黑,也不想給中國國情抹黑。可是許多讓我想不通的許多事情,又讓我無法為中國特色和中國國情叫好。  

我們的宗旨本來是立黨為公、執政為民、求真務實、開拓創新、清正廉潔、富有活力、團結和諧……那是多么美好的字眼啊!可是,中國的事情一旦跟中國特色和中國國情聯系起來,就變得麻煩多了,像攤派訂報刊、攤派捐款等,就讓我很是想不通的。還有中央的文件到了地方落實就有打了許多折扣,也是中國特色和中國國情。有些像人權一樣的外國精華,到了中國就全變味了,這也是所謂的中國特色和中國國情。因此,我老是覺得把中國特色和中國國情放在頭等位置,我們要做的一切都會變味或者打折扣的。中國社會主義本來就是中國,不是世界的,就像美國資本主義是美國而不是世界的一樣。美國資本主義不叫美國特色的資本主義,我們也沒有必要稱中國特色的。  

再說了,社會主義是一種制度,是沉重厚實的東西,它必須植根于地底下,不應該像旗幟一樣輕飄飄地掛起來的。歷史上的任何一個朝代或者國家,都不會拿政治制度和社會制度作為旗幟的。旗幟是屬于精神方面的東西,制度卻不僅僅只屬于精神意識方面。它似乎更側重于國家的經濟基礎而非僅僅是上層建筑。既然制度不能作為旗幟,那么,把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說成堅持中國社會主義偉大道路也沒有什么不妥當的地方,也許還要更好一些,因為那樣還可以避免最讓中國人民深惡痛絕的重大嫌疑的,那就是“掛社會主義的羊頭,賣資本主義的狗肉”。  

還有,中國迷信的諧音相關意義不可不防。有的人譏笑中國特色就是中國好色,進入特別是時期,這種嫌疑就更大。我之所以要寫上這畫蛇添足而不是畫龍點睛的一筆,就在于我們不應該一味地死不認錯,我們應該拿出當年撥亂反正的勇氣,該正名的時候正名,該改正的地方一定要改正,而不要抱著中國特色和中國國情的偏見一意孤行,最終讓中國走上邪路,斷送了中國改革開放的偉業。  

我們要的原汁原味的社會主義,不是變味的社會主義;我們要的是真正的社會主義,是中國的社會主義,而不要什么特色或者國情之類的附加條件。  

  

二〇〇九年九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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