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 載 者 按 語
保爾·拉法格在這部著作中用一些荒誕的夸張手法來論證工人應當更加閑逸，他是最先研究這一問題的人。這部著作也是他最受歡迎的著作。轉載者認為，應當轉載其至烏有之鄉網刊，以饗讀者。
序 言
1849年，梯也爾先生在初等教育委員會中說：“我想使僧侶擁有無上的權力，因為我指望他們去傳播這樣一種健康的哲學：人活在世上就是為了受苦，而不是去傳播那種相反地勸告人們盡情享受的哲學”。梯也爾先生的這些話概括了資產階級的道德，他是這個階級的冷酷的利己主義和低下智能的代表。
當資產階級在反對得到僧侶支持的貴族的時候，它舉起了自由研究和無神論的旗幟。但是，一旦取得勝利，它就改變自己的腔調和態度；今天，它力圖利用宗教來維持自己的經濟和政治統治。十五至十六世紀，它興高采烈地重新抬出多神教的傳統并頌揚曾遭到基督教斥責的肉欲及肉欲的享樂；而現在，它沉溺于紙醉金迷的生活，它摒棄了自己的思想家拉伯雷和狄德羅的教導，而向無產階級鼓吹節欲。資本主義的道德——基督教道德的拙劣可笑的模仿——用咒罵來攻擊工人的肉欲；它所追求的理想就是把生產者的需要削減到最低限度，窒息他們的一切歡樂和一切激情并且使他們淪為片刻不停地運轉的機器。
革命社會主義者必須開始資產階級的哲學家和抨擊文作家所進行過的那種斗爭。他們必須向資本主義的社會理論和道德發起沖擊；他們必須把統治階級散布的偏見從負有行動責任的階級的頭腦里鏟除掉；他們必須向一切道德的偽君子當面宣布，地球將不再是工人的苦難深淵；并宣布，在我們行將創造的——“假如可能，將用和平的方法，假如不可能，則用暴力的方法”——未來的共產主義社會里，人的激情將獲得完全自由的發展，因為“就其本質而言，所有的激情都是好的，只是我們不應當濫用它們”［笛卡爾《精神的激情》。——拉法格注］，而要避免激情的濫用，只有依靠它們之間的互相平衡，只有依靠人體的和諧發展，因為正如貝多博士所說，“只有當人的機體高度發達的時候，他們的精力和道德力量才能達到盡善盡美的地步”［貝多博士《人類學會志》；查·達爾文人類的起源》——拉法格注］。偉大的博物學家達爾文也持有類似的見解。
《駁斥“勞動權”》曾刊登在1880年第二次出版的《平等報》周刊上，現增加一些注釋后，重新予以出版。
保爾•拉法格
1883年于圣·珀拉惹監獄
我們對于一切，除了愛情和美酒，
對于一切，除了懶惰本身，都懶得去管。
——萊辛
一、毀滅性的信條
一種奇怪的狂熱支配著那些受資本主義文明統治的國家里的工人階級。而正是這種狂熱帶來了兩世紀以來一直折磨著人類的個人和社會的災難。這種狂熱就是對勞動的愛，就是最終把個人及其子孫后代的生命力消耗殆盡的那種對勞動的酷愛。牧師、經濟學家和道德家們不去反對這種偏執狂，相反卻把這種勞動奉為神圣。他們這些盲目的和狹隘的人，居然想比他們的上帝更聰明；他們這些軟弱無能的可憐蟲，居然想恢復遭到上帝詛咒的東西的名譽。我，——不是基督教徒，不是道德家，也不是經濟學家，——我要把他們的決定訴諸他們的上帝，我要把他們那一套宗教的、經濟的和自由思想的道德宣傳訴諸資本主義社會里的勞動的種種惡果。
在資本主義社會里，勞動是造成智力衰退和身體畸形的根源。請拿路特希爾德馬廄里的純種馬（有一批長著兩只手的奴隸為它們服務）同諾曼底農場里的笨拙的畜牲（它們要耕地，搬運肥料，把收割下的莊稼送進谷倉）比較一下。請看一看高尚的原始野蠻人，——他們尚未被商業的傳教士和宗教的商品推銷員用基督教義、梅毒和勞動的信條毒害過，——然后拿他們同我們這些可憐的機器的奴隸比一比。［原始民族男子的他壯體魄和豪邁風度使歐洲探險家們驚嘆不已，因為他們尚未遭到被帕比稱之為“文明世界有毒空氣”的污染。喬治•坎伯爾在談到居住在大洋洲島嶼上的上著居民時寫道：“世界上沒有哪一個民族能象他們那樣，初次接觸便給人以極其深刻的印象，他們的皮膚光滑滋潤，略呈古銅色，卷曲的頭發金光閃閃，滿臉快活的神情。總之，他們的整個身軀都是人類的典范和樣板，相比之下，我們只好甘拜下風，自愧不如。”古羅馬的凱撤和塔西佗對入侵羅馬帝國的原始公社制部落的日耳曼人也大為贊賞。十世紀時，外號叫“主教的導師”的薩耳維安神父，和塔西佗一樣．也把野蠻民族捧為開化民族和基督教世界的楷模：“在野蠻民族中間，我們簡直是一群不知廉恥的惡棍。他們耍比我們純潔得多。不僅如此，他們對我們的那些穢行惡跡深惡痛絕。不過，賈特人卻對他們當中存在的淫蕩熟視無睹．他們中間，只有羅馬人因為種姓高貴，才有權胡作非為。（當時，雞奸在異教徒和基督教徒中間均很流行。）被壓迫者只能到野蠻民族那里去尋找人的本性和庇護所。”（《論神的統治》）古老的文明和新興的基督教毒害了舊大陸上的野蠻民族，就象陳舊的基督教和現代資本主義文明正在毒害新大陸上的野蠻民族一樣。
盡管人們不能接受費•勒普萊在社會學方面所作的結論，因為他的結論帶有慈善家和基督教徒的那種調和折衷的味道，但是他那敏銳的洞察力卻是無法否認的。他在《歐洲工人》（1885年）一書中寫道：“巴什基爾人的懶惰秉性（巴什基爾人居住在烏拉爾山脈的亞洲一側，他們過著半游牧生活），悠閑的游牧生活，以及在他們當中最有才華的人身上養成的沉思的習慣，使他們在舉止、智力和對事物的判斷方面，遠遠超過發達的文明社會里的人。他們最厭惡農業勞動．他們干什么都愿意，就是不肯種她。”實際上，農業勞動是人類奴役性勞功的最早表現形式。圣經里的第一個罪犯該隱就是一個農夫。——拉法格注］
假如我們想在文明的歐洲找到一點人的自然美的痕跡，那么我們就需要到這樣一些民族那里去找：那里人們對勞動的憎恨還沒有被經濟偏見所根除。西班牙雖然已經在退化，但是它還可以驕傲地說，在它那里的工廠比我們這里的兵營和監獄要少些，因而藝術家們在看到剽悍的、有著栗子般深褐色皮膚的、象鋼一樣正直而有彈性的安達盧西亞人時便贊嘆不已。當你看到一個披著破舊不堪的斗篷但氣概不凡的西班牙乞丐，口喊“amigo”（朋友），向某一位奧蘇納公爵伸手求乞的時候，你的心將會顫抖。在西班牙人（他們的身上還殘存著原始的野蠻人的本能）看來，勞動是最壞的奴隸制［西班牙諺語說；“休息就是健康”。——拉法格注］。即使英雄時代的希臘人，也用同樣的輕蔑態度來對待勞動：只有奴隸才被準許從事勞動，自由民則只知道體操和精神方面的娛樂。在亞里士多德、菲迪亞斯、阿里斯托芬的民族行動和生活的時代就是這樣，在一小批勇士在馬拉松戰役中殲滅大量亞洲部落的時代也是這樣。這次戰役之后不久，亞歷山大就征服了亞洲的這些部落。古代哲學家勸人輕視勞動，因為在他們看來，勞動會使自由民墮落；詩人頌揚懶惰是神的禮物。
詩人維吉爾寫道：“啊，梅利貝，神賜給我們悠閑的生活。”
耶穌在山區傳道時也贊揚懶惰：“你想野地里的百合花是怎么長起來的？它既不勞苦，也不紡線，然而我告訴你們，就是所羅門極榮華的時候，他所穿戴的，還不如這一朵花漂亮呢！”［《新約全書》，《馬太福音》第6章。——拉法格注］
不修邊幅、滿腮胡子的上帝耶和華給自己的信徒們作出了理想的懶惰的最高典范：他在六天勞動之后就永久休息了。
相反地，勞動對哪些人種來說是本性的需要呢？奧弗涅人，蘇格蘭人，這些人不列顛的奧弗涅人；加列戈斯人，這些西班牙的奧弗涅人；波美拉尼亞人，這些德國的奧弗涅人；中國人，這些亞洲的奧弗涅人。在我們的社會里，哪些階級為了勞動而喜愛勞動呢？農民私有主和小資產階級。前者整天在自己的土地上彎腰干活，后者被禁錮在自己的小鋪子里，他們象田鼠一樣在自己的洞穴里忙忙碌碌，從來不會伸直腰背來盡情地欣賞一下大自然。
可是，無產階級，這個包括一切文明民族的生產者的偉大階級，這個在解放自己的同時將把全人類從奴隸勞動中解放出來并使之從動物變成自由人的階級，竟違背自己的本能，不理解自己的歷史使命，讓勞動的信條把自己引入歧途！它受到的懲罰是殘酷的和嚴厲的，一切個人的和社會的災難都出于他們這種對勞動的酷愛。
二、勞動的恩典
1770年，有人匿名在倫敦發表了一篇題為《論工業和商業》的著作，當時在讀者中間曾引起較大的轟動。作者憤慨地寫道：“普通的英國手工工場工人有這樣一個固執的想法：凡是英國人，生來就應該比其他歐洲國家的工人享受更多的自由和獨立。這種思想對于一個士兵來說，或許是有用的，因為它可以激勵士氣。但是，它在手工工場工人的頭腦里——無論是為了他們自己還是為了國家——則愈少愈好。工人決不應該認為自己可以不依附自己的上司而獨立。在我們這樣一個以貿易為主的商業國里，沒有或者很少有財產的人幾乎占全國人口的八分之七，因此，對這類想法采取縱容的態度是極其危險的。只要貧窮的工人不肯服服帖帖地干六天的活并只拿相當于他們現在四天的工資，那么這種狀況就不可能根本改變。”
可見，在基佐以前將近一百年，就有人在倫敦公開鼓吹說，勞動對人們高尚的激情可起抑制的作用。1807年，拿破侖在奧斯特羅德寫道：“我的人民勞動愈多，他們身上的惡習就愈少。我是當權者……我頒布命令讓小商店在星期日做完禮拜之后仍舊開門，讓工人們繼續工作。”為了消滅懶惰以及由懶惰產生的自豪感和獨立性，《論工業和商業》一文的作者建議把所有的窮人關進一個理想的勞動營，“讓他們在這種可怕的地方，每天勞動十四個小時；即便扣除吃飯的時間，他們仍要干整整十二個小時的活。”一天勞動十二個小時，這就是十八世紀博愛主義者和道德家的理想！而我們現在則有過之無不及！現代工廠變成理想的感化院，工人們被關在里面，不分男女老少，都要做十二至十四個小時的苦工［1857年，慈善家們在布魯塞爾舉行第一次代表大會。斯克里夫是利爾附近的馬爾凱特市最有錢的工廠主之一。會上，他在與會者的熱烈掌聲中，洋洋得意地說：“為了讓孩子們散散心，我們采取了一些辦法。我們教他們一邊干活一邊唱歌，或者一邊干活一邊數數字。這使他們在精神上得到調劑，從而樂意接受他們維持生活所必需的十二小時工作制。”讓不滿十二歲的兒童干十二小時的活．這是一種什么樣的勞動啊，就連唯物主義也希望最好有個地獄，以便把這些基督徒、慈善家、殘害兒童的劊子手關進去。——拉法格注］。那些恐怖年代里的英雄好漢們的后代對勞動如此頂禮膜拜，居然墮落到把1848年通過的、規定每天工作時間為十二小時的法律視作一項革命成果。他們公然宣稱，“勞動權”是革命的原則。這簡直是法國無產階級的恥辱！只有奴隸才會如此卑躬屈節。需要二十年的資本主義文明，才能使英雄時代的希臘人理解這樣的墮落。
如果說今天的無產階級受到比圣經中描繪的蝗災更為可怕的苦役和饑餓的折磨，這是他們自食其果。他們把在1848年手執武器爭取來的勞動強加在自己家庭的身上。他們把自己的妻兒送到工廠主那里于活。他們用自己的雙手破壞了家庭，用自己的雙手擠干了妻子的乳汁，那些正在懷孕或者要給孩子喂奶的不幸的婦女被迫到工廠或礦山去干活，累得精疲力盡；他們用自己的雙手斷送了子女的青春和生命——這是無產者的奇恥大辱：寓言和古老傳說中的那些潑辣、豪放、愛喝葡萄酒的婦女，如今在哪里才能找到？那些整天無憂無慮、跳跳蹦蹦的，圍著鍋臺忙忙碌碌，嘴里不停地哼著曲子的，給周圍帶來歡樂和生命的，毫無痛苦地生下健康、結實娃娃的快活的女人，現在又在何方？……現在工廠里的婦女和姑娘，一個個營養不良，面色蒼白，形容枯稿，骨瘦如柴！……她們從未嘗過人間的歡樂，也未曾有過少女初戀時的激情！那么兒童又怎樣呢？他們每天要勞動十二個小時！多么悲慘啊！資本主義工廠里的極其惡劣的勞動環境使兒童的智力衰退，本能退化，健康橫遭摧殘。連道德政治科學院的茹爾•西蒙之流和耶穌會教士熱爾明尼之流都想象不出這樣罪惡的勾當。
有人說，我們今天的時代是勞動的時代。其實，這是痛苦、貧困和蛻化墮落的時代。
可是，資產階級的哲學家和經濟學家（從晦澀難懂的奧古斯特•孔德到通俗易懂的勒盧阿-博利約）以及資產階級作家（從招搖撞騙的浪漫主義作家維克多•雨果到滑稽可笑的保爾•德•科克），他們都令人作嘔地對勞動的長子——進步之神大唱贊歌，按照他們的說法，幸福即將普降人間，而且人們已經能感覺到這一點了。他們鉆到古代封建社會的廢墟和災難里，搜羅材料，用一些陰暗的例子來烘托今天這個光輝燦爛的人間樂園。這些酒足飯飽、心滿意足的家伙不久以前還是封建領主的奴才，現在被資產階級重金收買，成了替他們搖唇鼓舌的御用文人。他們老是拿夸夸其談的拉•布魯伊爾所描寫的農民悲慘生活向我們嘮嘮叨叨地說個沒完，使我們厭倦不堪。請看，他們中間的那位院士——維萊爾梅博士給我們描繪了一幅反映1840年進步時代無產階級“幸福生活”的多么動人的圖景！這位博士也是在1848年向群眾宣揚資產階級經濟和道德方面的糊涂觀念的學者圈子里的人物（其中包括梯也爾、古贊、帕西和布朗基院士）。
維萊爾梅博士指的是阿爾薩斯工業區，就是博愛主義和資產階級共和主義的精華凱斯特內爾和多耳富斯之流的阿爾薩斯。不過，在博士向我們展示無產階級的種種苦難之前，還是讓我們先來聽聽阿爾薩斯的工廠主、多耳富斯-米格公司代表米格先生是怎樣描述舊式工業體系中的手工業工人的生活狀況的；“五十年前（即在1813年，現代機器制造業剛剛興起的時候），米盧茲的工人都還是土地的兒子，他們住在城里或郊區的農村里；幾乎每家都有一幢房子，有時還有一小塊土地。”［1863年5月在巴黎社會經濟實用研究國際協會的講話。發表在同年的《法蘭西經濟學家》上，——拉法格注］
這是工人的黃金時代。當時，阿爾薩斯的工業還沒有達到用棉織品充斥世界市場的地步，也還沒有使多耳富斯和凱斯特內爾家族變成百萬富翁。但是，二十五年后，當維萊爾梅訪問阿爾薩斯時，現代的米諾塔弗［古希臘神話中牛首人身的怪物。——編者注］——資本主義工廠——已經完全征服這個地區。這一怪物貪婪地吞噬人的勞動，它把工人從他們的家中驅趕出來，以便更多地榨取他們的勞動。成千上萬的工人在汽笛聲中涌進工廠的大門。
維萊爾梅說：“他們中的很多人，即一萬七千人中有五千人，因為付不起昂貴的房租，被迫住在郊區農村；其中有些人的住處距離工作地點竟有八、九公里之遠。
在米盧茲，在多那赫，工人每天早上從五點鐘開始干活，一直要干到晚上五點鐘，才收工回家；不論盛夏還是隆冬，一年四季天天如此……人們只有在他們早上進城上工或者晚上下工回家時，才能見到他們。他們中間有一大批臉色蒼白、骨瘦如柴的女工，她們赤著腳在泥濘的路上行走，下雨下雪時，就把圍裙或外裙頂在頭上，保護臉和脖子不被淋濕。童工的人數更多，他們身體瘦弱、骯臟不堪，破爛的衣服由于沾滿了機器的油污，在下雨時，反倒不易透水，這些孩子不象女工那樣，手挎著一個盛放一天食物的籃子，而是在手里或懷中揣著幾片面包，用來充饑，直至晚上收工回家。因此，工人除了每天起碼要勞動十五個小時之外，還要拖著疲憊不堪的身子，艱難地往返于工廠和他們的住地之間。這樣，每晚回家后，他們已經精疲力盡，只得和衣而睡，而第二天一清早，雖然還沒有得充分休息，又得趕去上工。”
下面介紹一下城里工人的居住情況：“我在米盧茲，在多那赫，在毗鄰的房子周圍看到的是一些極其簡陋的住房：兩家合住一間房間，每家都睡在角落里，底下鋪些干草，兩邊用幾塊木板擋著，……上萊因省的紡織工人的生活非常貧困，以至他們的孩子中有一半未滿兩歲就夭折了，而工廠主、棉布商和企業經理的子女有一半已達到二十一歲。”
維萊爾梅在談到工廠勞動情況時說：“這不是勞動，不是工作，而是苦刑，六歲至八歲的兒童就要開始忍受這種苦刑……日復一日的長期折磨，使棉紡織業工人的身心健康受到很大的摧殘。”
關于勞動時間，維萊爾梅指出：監獄里服苦役的犯人每天只勞動十個小時，安的列斯群島的奴隸每天平均勞動九個小時，面在曾經爆發過1789年革命的法國，在這個發表莊嚴的人權宣言的國家里，有些工廠的勞動時間竟長達十六個小時，其中給工人吃飯和休息的時間只有一個半小時！［維萊爾梅：《棉紡業，毛紡業和紡織業工人的精神和身體狀況》（1840年）。決不是因為多耳富斯、克希林和其他阿爾薩斯的工廠主是共和派、愛國主義者和新教的慈善家，所以他們才這樣對待他們的工人。科學院院士布朗基、日羅姆•帕圖羅的楷模雷博和政治老手茹爾•西蒙發現，盡管利爾和里昂的工廠主是十足的舊教徒和保皇派，但是那里的工人也受到類似的待遇。資本主義的德行已經與政治、宗教信念和諧地結合在一起了。——拉法格注］
這是資產階級革命原則的可悲破產！這是進步之神帶給人們的可憐的禮物！那些驅使窮人干活而自己發財致富的寄生蟲被博愛主義者吹捧為人類的慈善家。哪怕是在鄉村散布瘟疫或投毒下井，也要比在那里開設工廠好些——到工廠里去干活，就等于向歡樂、健康、自由告別，向生活中一切美好的和有價值的東西告別［巴西兇悍好斗的印第安人將他們中間的殘廢者和老年人殺死，因為這些人再也不能享受打仗、過節和跳舞的樂趣了。一切原始民族均以這種方式來表達對他人的友好情感。里海地區的馬薩熱特人（參見希羅多德的著作）、日耳曼的維恩人和高盧的凱爾特人都有這種風俗。瑞典教堂里，不久前還保留著用于幫助家中老人擺脫痛苦的狼牙大棒。如果現代無產者默默忍受工廠勞動的巨大折磨，那么，他們該墮落到何等地步！——拉法格注］。經濟學家卻喋喋不休地向工人們說：為了增加社會財富，你們去做工吧！一位名叫德斯杜特•德•特拉西的經濟學家反駁道：“在貧窮的國家里，人民很富足；而在富有的國家里，一般來說，人民都很貧困。”他的學生舍爾比利埃補充說：“工人在促使生產資本積累的時候，也將促使遲早會剝奪他們工資份額的事情發生。”變得越來越糊涂的經濟學家仍在聲嘶力竭地說：“為了你們的福利，工作吧。不停地工作吧！”可敬的英國圣公會牧師唐森以基督教的仁慈的名義說：工作吧，日日夜夜地工作吧！雖然你們的勞動將使你們變得更加貧困，但是由于你們的貧困，我們將不需要借助法律的力量來強制你們勞動。用法律來強迫人們勞動，“將會帶來很多麻煩，將會導致許多暴力行為的發生，將會引起種種議論。與此相反，饑餓是一種和平的、無聲的和經常性的壓力，是工業和勞動的最自然的推動力，它將使人發揮其最大的效能”。無產者們，為了增加社會財富和加劇你們個人的貧困，工作吧！你們越貧窮，就越應該勞動，就越應該忍受貧困的折磨。這便是資本主義生產的不可抗拒的法則！
無產者們聽從了經濟學家的花言巧語，盡心盡力地從事勞動，從而使整個社會面臨生產過剩的工業危機——這一危機引起了社會機體的動蕩。由于商品過剩，購買者日趨減少，工廠便紛紛關閉，饑餓象一根皮鞭，狠狠地抽打著工人。被勞動的教條弄得糊里糊涂的無產者不懂得，在所謂的繁榮時期產生的生產過剩，是造成他們現在生活貧困的原因。他們不到糧庫前去叫喊：“我們肚子餓，我們要吃飯！真的，我們的確身無分文；雖然我們是窮光蛋，但是小麥和葡萄卻正是我們這些人收割的呀……”他們不去包圍茹約里埃的崩訥先生的商號——他正是這些修道院式的工廠的創始人——并高喊：“崩訥先生，你的拈絲工、繅絲工、紡紗工、織布工來了。她們穿著打滿補丁的衣服，凍得直發抖，看到這些破爛不堪的衣服，就連最慳吝的猶太人也會落淚的。然而，就是這些女工為基督教世界的娼婦們織出了上等的絲綢裙子。這些可憐的女人一天勞動十三個小時，哪有功夫去關心自己的衣飾打扮！現在，她們失去了工作，有時間用她們過去生產的絲綢料子替自己做身漂亮的衣服。她們從掉落乳齒時起，就為你創造財富，而自己則過著半饑半飽的生活。現在，她們有空閑的時間了，想享受一下她們的勞動果實。好吧，請崩訥先生拿出他的絲綢來，請阿爾梅爾先生拿出他的平紋細布來，請普野－克爾蒂約先生拿出他的白布來，請比內先生拿出他的靴子來，穿在她們那瘦小的，又冷又濕的腳上……把她們從頭到腳打扮得漂漂亮亮，你一定會對她們大為欣賞的。就這么辦吧，可不要躲躲閃閃。你是人類的朋友，而且還是基督教徒，難道不是這樣嗎？把女工們用自己的血肉創造出來的財富奉還給她們吧！你不是喜歡做生意嗎？那就請加速商品的流通吧！她們是現成的消費者。請發放給她們沒有限制的貸款吧！你不是也向那些你素不相識的、連一杯白水也沒有請你喝過的商人發放貸款嗎？你的女工們會盡力償還的：萬一她們不能履行自己的諾言，無法如期還清債務，那么你可以宣布她們破產；如果從她們家里查抄不出什么東西，你就讓她們用祈禱來償還吧：她們一定比那些身披口袋式黑長袍、滿身煙草味的牧師更虔誠地送你進天堂。”
饑腸轆轆的工人不去利用這個危機時期把產品分配給大家，讓人們共同享用，卻想用自己的頭去撞開工廠的大門；這些干瘦的、疲憊不堪的工人圍著工廠主，苦苦地哀求說；“好心腸的夏果先生，仁慈的施奈德爾先生，請給我們工作吧！折磨我們的不是饑俄，而是對勞動的酷愛。”于是，這些勉強能站立的，可憐的工人就以比過去低廉一半的價格出賣十二至十四小時的勞動。過去，他們還有塊面包可以充饑，而現在，連這一點也做不到。工業慈善家利用工人的失業，進一步降低生產費用。
假如工業危機緊隨著生產過剩時期，就象黑夜緊隨白天一樣是不可避免的，假如工業危機必然造成工人失業和沒有出路的貧困，那么它還將不可避免地導致破產。只要工廠主能得到貸款，他就讓工廠開足馬力進行生產。他到處伸手要貸款，以便有足夠的原料供工人生產。他不考慮市場是否已經飽和，也不考慮如果商品銷售不出去，他就無力償還貸款，他只知道驅使工人生產。當他走投無路處于絕境的時候，他不惜跪倒在猶太人的腳下，用自己的聲譽和門第擔保，乞求貸款。猶太血統的銀行家路特希爾德回答說：“只要手頭上有點現金，事情就好辦多了。你的倉庫里有兩萬雙襪子，每雙標價二十個蘇，我愿出四個蘇一雙把它們買進。”
襪子到手后，這位銀行家再以六至八個蘇的價格賣出，凈賺許多閃閃發光的法郎。工廠主則采取以退為進的策略。但是，到頭來，工廠還是破產，大批庫存需要清理：因此而從窗戶拋出去的商品如此之多，以致誰也不清楚，當初它們是怎樣通過大門進去的。上一世紀，人們干脆把商品燒掉或拋入大海。［1879年1月21日在柏林召開的工業會議上，有人估計，在上一次經濟危機中，德國的鋼鐵工業共虧損五億六千八百萬法郎。——拉法格注］
不過，在決定這么做之前，工廠主先要在世界各地為積壓的商品尋找市場。他們要求政府并吞剛果，侵占東京［指越南北部。——編者注］，炮轟中國的城門，以便向這些地方傾銷他們的棉織品。最近幾個世紀里，英國和法國為了壟斷美洲和印度的市場，彼此之間不斷進行殊死的斗爭。十六、十七、十八世紀，在殖民戰爭中，成千上萬的身強力壯的青年用自己的鮮血染紅了海水。
資本也和商品一樣過剩。金融資本家不知往哪里投資。于是，他們跑到那些懶洋洋地一邊曬太陽一邊抽煙的幸福快樂的民族那里去修筑鐵路，興辦工廠和輸入可詛咒的勞動。法國用這種方法輸出資本，結果在某一天早晨引起了外交糾紛：在埃及，法國、英國和德國由于在應該首先向哪一國的高利貸者償還貸款的問題上爭執不下，結果相互揪住對方的頭發不放，扭打成一團。法國還為了索取那筆骯臟的貸款，居然派遣軍隊作為執達員前往墨西哥。［克列孟梭在1880年4月6日的《正義報》金融專欄里寫道：“我們傾向于這樣一種看法：即使沒有普拜士，法國照樣也會象在1870年戰爭中那樣白白損失數十億法郎，這就是以定期發放貸款的形式去幫助別國維持財政收入平衡。我們確實是這樣認為的”。英國給南美各共和國的貸款損失估計達五十億。法國勞動者不僅要付給俾斯麥五十億巨款，而且還要繼續替挑起戰爭并導致戰爭失敗的、享受豐厚俸祿的奧利維耶、巴贊、日拉丹之流負擔戰爭賠款的利息。不過，他們可以聊以自慰的是，不會為了討還這幾十億法郎而爆發戰爭。——拉法格注
* 1800年版中：在這后面還有這樣一句話：“因為我們似乎看到，即使沒有這場沖突也會發生的事情在今天果然發生了。”——《拉法格選集》法文版編者注］
這些個人的和社會的災難，不管它們有多么嚴重和多么頻繁，也不管它們持續的時間有多久，只要無產階級說一聲：“我要這個”，它們就會象鬣狗和胡狼遇見獅子一樣，悄悄地溜走。但是，無產階級若要意識到自己的力量，就必須堅決摒棄基督教的、經濟的和自由思想的道德偏見，就應當恢復他們的天然本性，就應該宣布他們有懶惰權——這一權利要比資產階級革命的形而上學的辯護士所炮制的干巴巴的人權神圣和高貴千萬倍——他們應該每天只工作三小時，而在其余的時間里盡情地娛樂或者閑蕩。
到此為止，我的任務可以說是輕而易舉的，因為我只需描述那些眾所周知的、實實在在存在著的邪惡。但是，使無產階級相信：人家向他們灌輸的都是一些邪說，他們從十九世紀初就開始從事的瘋狂的勞動是人類最大的禍害，只有當勞動被合理地組織起來并限制在每天三小時之內，勞動才會變成對悠閑懶散生活的一種令人愉快的調劑——要使無產階級相信所有這些，那是一項我無力完成的艱巨任務。只有共產主義的生理學家、衛生學家和經濟學家才能勝任。在以下的篇幅里，我只想說明，由于現代生產資料具有無比強大的生產能力，因此必須克制工人對勞動的狂熱，促使他們去消費他們自己生產的商品。
三、生產過剩帶來的后果
西塞羅的同代人、希臘詩人安諦巴特洛斯曾頌揚用于磨碎谷粒的水磨坊的發明。按照他的看法，水磨坊將把女奴隸解放出來，將恢復過去的黃金時代：“珍惜你們的雙手吧！磨坊的女工。放心地睡吧！讓公雞徒勞地去報曉吧！達奧已讓山林水澤女神代替奴隸們的勞動；看，她們正在輪子上歡暢地跳躍，旋轉的齒輪帶動沉重的石磨一起轉動。我們將和我們的父輩一樣，過著悠閑的生活，盡情地享受女神賜予我們的禮物。”
唉！這位多神教詩人所宣布的悠閑日子并沒有到來。對勞動盲目的、可惡的和極其有害的熱情把機器這個解放者變成奴役自由人的工具。機器的生產力使自由人變為窮人。
一個心靈手巧的女編織工靠編結花邊用的木筒子每分鐘只能結五個網結，而一些編織機在同樣的時間內可結三萬個網結。一架機器每分鐘的工作量相當于一名工人一百小時的工作量，或者換句話說，機器工作一分鐘，可讓工人休息十天。在用現代機器裝備起來的其他工業部門里，也程度不同地存在著類似的情況。隨著機器設備日臻完善，隨著它們的速度和精確度不斷提高，人的勞動逐漸被淘汰。但是，工人并沒因此而獲得更多的休息時間，相反，他們的勞動勁頭反倒更足了，似乎想要與機器比個高低。這是多么愚蠢和致命的競賽啊！
為了讓人能夠更好地同機器競爭，無產階級取消了限制舊行會手工業者勞動的合理的法規，取消了節假日［舊制度下，教會的法律明文規定，工人全年有九十個休息日（五十二個禮拜天和三十八個節假日），并嚴格禁止利用節假日加班。這是天主教最大的罪過，因為這是導致工商資產階級不信教的主要原因。大革命時期，資產階級一上臺．就下令取消節假日，用每工作九天休息一天代替原來的每工作六天休息一天。資產階級在把工人從教會的桎梏下解放出來之后，又在他們的脖子上套上了沉重的勞動的枷鎖。
十五，十六世紀，現代工商資產階級剛剛形成，就已經流露出對節假日的仇視。亨利四世曾請求教皇減少節假日，但遭到拒絕，因為“當今異端之一就是表現在節日方面”（奧薩紅衣主教的信）。但是到了1666年，巴黎大主教佩雷菲克斯在他的教區內取消了十七個節假日。新教雖然也信奉基督，但較能迎合工商資產階級的要求，所以它不怎么關心人民的休息，它廢黜天上的神以便取消人間的節日。
宗教改革和自由的哲學思想只不過是兇狠貪婪的資產階級教徒們用來取消人民群眾節假日的借口。——拉法格注］。由于當時一星期只勞動五天，他們是否以為象騙人的經濟學家所說的那樣，生產者是靠空氣和水過活的？但愿不是這樣才好！當時的生產者有充分的閑暇享受大地賜予的歡樂，談情說愛和尋歡作樂；他們可以大擺筵席，歡迎懶惰之神的光臨。如今涂上新教色彩的、死氣沉沉的英國，當時曾有“快樂的英國”之稱。當我們從拉伯雷、凱維多、塞萬提斯和其他一些專寫冒險題材小說的不知名的作家那里讀到描寫盛大筵席的場面時，我們不禁垂涎欲滴［盛大為節日往往持續好幾個星期。拉臘的唐•羅德里戈在把摩爾人從卡拉特拉瓦舊城里趕走后，舉行了婚禮。《歌謠集》中曾有這樣的描述：
“婚禮在布爾戈斯舉行，
接著女方又在沙拉斯大擺筵席．
婚禮和回門共持續七個星期。
天天車水馬龍，賓客如云，
遲來的客人竟無法找到一席之地”
參加長達七個星期婚禮的人都是經歷過獨立戰爭的英雄的士兵。——拉法格注］。在戰役間歇時舉行的這類筵席上，真是酒池肉林，喧聲震天。約爾丹和佛來米畫派也曾用他們的畫筆生動地描繪了這一場面。今天，哪里才能見到食量如此驚人的腸胃？又在哪里才能找到容納整個人類思想的如此奇妙的頭腦？我們現在的確退化了，變得渺小了。病牛肉、馬鈴薯、著了色的紅酒、普魯士燒酒——所有這一切同苦役般的勞動巧妙地結合在一起，損害了我們的機體，使我們的頭腦變得愚鈍。于是，我們的胃變小了，而機器的生產率卻大大提高了；于是，經濟學家便向我們宣揚馬爾薩斯理論，鼓吹節欲的宗教和勞動的信條。事情難道不正是這樣嗎？應當割下這些家伙的舌頭拿去喂狗！
因為工人階級思想單純，易受愚弄，因為他們帶著天生的熱情盲目地沉溺于勞動和節欲之中，所以資產階級才注定懶惰和享樂，才注定不從事生產和過度消費。但是，如果說工人的過度勞動會損害工人的健康和摧殘他們的神經，那么它也會給資產階級帶來不少痛苦。
生產者階級的節欲促使資產階級大肆消費他們盲目生產出來的產品。資本主義生產初期，即在一、二百年前，資產者曾是安份守己、品行端正的人。他們滿足于和自己的妻子生活，或者說基本上如此。他們從不大吃大喝，把放蕩、荒淫的“高尚美德”留給宮廷中的朝臣和貴婦人。現在，沒有一個暴發戶的子弟不認為應該大力提倡賣淫和采用汞療法，為的是讓汞礦工人的勞動具有某種意義；也沒有一個資產者不用香菇閹雞和拉斐特紅酒填塞自己的肚皮，為的是鼓勵拉弗萊什家禽飼養工和波爾多的葡萄酒釀造工。在這樣的工作條件下，人體的機能很快衰退，頭發變稀，牙齒脫落，軀干變形，肚子隆起，呼吸困難，十指不能伸屈。有些人，例如從事政治經濟研究的加爾涅先生之流和從事法哲學研究的阿科拉先生之流，他們由于身體過分虛弱，經受不起放蕩生活的折騰，但是他們頗有舞文弄墨的才干，他們絞盡腦汁，寫出很多起催眠作用的大部頭著作，來剝奪排字工和印刷工的休息時間。
上流社會的貴婦人也過著殉難者一般的生活。為了把自己打扮得象仙女一樣漂亮，她們在一天中不知要換穿多少件衣裙（縫紉女工為了縫制這些服裝，累垮了身子）；她們不惜花上幾個小時，讓理發師在她們空虛的腦袋上梳個假發髻；她們穿著緊身裙和窄小的鞋子，袒胸露背得連大兵們看了都會臉紅，在以慈善事業名義舉辦的舞會上，通宵達旦地轉圈子，為的是替窮人募集幾個銅板。多么高尚的心靈啊！
為了執行既是非生產者又是過度消費者的雙重社會職能，資產階級不僅要使過去頗有節制的欲望變得十分強烈，丟掉兩個世紀以前從事勞動的習慣，去過花天酒地、荒淫無度的生活，而且還要使一大批人脫離生產性勞動，來為他們服務。
這里有一些數字，足以說明生產力的損失有多大。根據1861年的人口調查，英格蘭和威爾士的總人口為二千零六萬六千二百二十四人，其中男子九百七十七萬六千二百五十九人，婦女一千零二十八萬九千九百六十五人。從中減掉不宜勞動的老幼，所有“非生產”的婦女、少年和兒童，再減掉官吏、牧師、律師，軍人、娼妓、藝術家、科學家等“從事意識形態的”階層以及所有專門以地租、利息、股息等形式消費別人勞動的人，大致還剩下八百萬不同年齡的男女，其中包括在生產、商業、金融等部門供職的資本家。在這八百萬人中有：
農業工人（包括牧人和住在農場主家里的雇農與使女）……………………1 098 261人
棉、毛、大麻、亞麻、絲等紡織廠和編織業的工人……………………………642 607人
煤礦和金屬礦的工人………………………………………………………………565 835人
冶金廠（煉鐵廠、延壓廠等）的工人……………………………………………396 998人
仆役階級…………………………………………………………………………1 208 648人
“全部紡織廠的雇傭人員和煤礦、金屬礦的人員加在一起是1208 442人，全部紡織廠的雇傭人員和冶金廠人員加在一起是1 039 605人；二者都少于現代家奴的人數。請看機器的資本主義應用獲得了多么輝煌的結果！”。［參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489頁。——編者注］
除了這個仆役階級之外——其人數的多少是資本主義文明程度的標志——，還有一個為數很多的不幸者階級，他們是專門為富有者階級的那些很花錢的但又毫無意義的癖好服務的：例如鉆石磨研工，花邊女工，繡花女工，縫制高級時裝的成衣工，別墅的裝修工等等。［“為有錢階級服務的仆人在一個國家的人口中所占的比例是該國國民財富和文明程度的標志。"（馬丁《加入聯邦前后的愛爾蘭》，1813年），甘必大自從不再作為一個貧困潦倒的律師經常光顧普洛科波咖啡館*之后，便否認社會問題的存在。他所說的新的社會階層，就是指不斷壯大的仆役階級。——拉法格注
*十八世紀的一家著名的咖啡館，它是當時文人相聚的場所。大革命時期，它成了一個民主俱樂部，王朝復辟后，它又變為知識界中反對派的活動中心。甘必大和瓦累斯曾是這家咖啡館的常客。——《拉法格選集》法文版編者注］
資產階級一旦陷入了懶惰和享樂，盡管也吃了不少苦頭，最終還是適應了這一新的生活方式：他們對任何可能發生的變革，都感到惶惶不安。當看到工人忍聲吞氣地過著悲慘的生活，當看到工人的身體被病態的勞動熱情折磨得越來越壞時，資產階級便更加厭惡勞動和對享樂的限制。
恰恰在這個時候，無產階級不顧資產階級把道德敗壞視為社會義務這一點，竟心血來潮地想把勞動強加給資本家。那些頭腦過于簡單的人，對經濟學家和道德學家有關勞動的理論信以為真，不遺余力地強迫資本家去實踐這些理論。干是，無產階級提出“不勞動者不得食”的口號。1831年，里昂的起義者提出：“不能靠勞動生，則飲彈而死”。1871年3月，巴黎公社的參加者把他們的起義宣布為勞動的革命。
對這些企圖消滅資產階級的懶惰和享樂的狂暴舉動，資產階級則報之以殘酷的鎮壓。不過，他們知道，即使他們能把這些爆發出來的革命鎮壓下去，他們卻無法用大規模的血腥屠殺來打消無產階級想把勞動強加給那個飽食終日、無所事事的有閑階級的這樣一個荒唐的念頭。正是為了防止這類不幸的發生，資產階級在自己的身邊豢養著一大批憲兵、警察、法官、獄吏，讓他們專門從事這項非生產性的工作。人們不應再對現代軍隊的性質抱有幻想：這些常備軍隊的職能是對付“內部的敵人”。巴黎和里昂的工事修筑起來不是為了保護這兩座城市免遭外敵的入侵，而是為了鎮壓內部發生的暴動。比利時是資本主義的樂土。它的軍隊便是這方面的不容爭辯的極好例子。它的中立地位得到歐洲列強的保證，但是，按全國人口比例來計算，它的軍隊的人數卻是相當龐大的。驍勇的比利時軍隊曾在博里納日和沙勒羅瓦平原上立下顯赫的戰功，比利時軍官們用手無寸鐵的工人的鮮血磨快了自己的佩劍，換來了金光閃閃的肩章。歐洲各國沒有國民軍，只有保護資本家和對付人民反抗的雇傭軍，因為人民想讓資本家也在紡織廠和礦山里勞動十個小時。
這樣一來，工人階級在勒緊褲腰帶的同時，大大地增加了資產階級的胃口。資產階級因此而不得不進行過度的消費。為了減輕自己的這項繁重工作，資產階級從工人階級隊伍中抽出一大批人（其數目要比從事有益勞動的人多得多），讓他們不從事生產性勞動，只是大量消費。不管這些不從事有益勞動的人的胃口有多么大，他們都無法消費掉工人生產出來的全部商品。工人則被勞動的信條迷住了心竅，一味生產，從未想到消費，甚至不想想他們生產出來的產品最終能否找到消費者。
工人一方面毫無節制地拼命勞動，另一方面節衣縮食，過著清貧的生活，由此而產生的后果是：資本主義生產所而臨的最大問題不再是尋找生產者和提高他們的生產效率，而是尋找消費者，刺激他們的胃口和制造虛假的需求。由于饑寒交迫的歐洲工人拒絕穿他們自己織的布，拒絕喝他們自己釀造的酒，可憐的工廠主只得趕快去尋找與歐洲工人截然不同的另一些人：每年，歐洲向世界各地輸出成千上萬件商品，而在有的地方，人們還根本不知道拿這些商品作什么用［試舉兩個例子：英國政府為了討好印度農民（雖然連年災荒，農民們仍堅持種植罌粟而不種水稻和小麥），曾不得不挑起流血戰爭來迫使中國政府自由輸入印度的鴉片，為了推銷蘇格蘭釀酒廠和曼徹斯特紡織廠的產品，波利尼西亞的原始居民被迫象英國人那樣穿著打扮并喝得酩酊大醉，甚至因酒精中毒而死掉。——拉法格注］。已經發現的大陸太小了，不夠用，工廠主需要開拓新的疆土；他們日夜夢想著非洲，撒哈拉沙漠中的綠洲，蘇丹大鐵路。他們緊張地注視著利文斯頓、斯坦利、謝尤、布拉柴等人的探險成果，出神地傾聽這些勇敢的旅行家講述他們的種種奇遇。“黑色大陸”蘊藏著多少尚未被人知道的寶貝啊！滿山遍野的象牙，注流成河的椰子油，閃閃發光的金沙。那里有千百萬黑人，他們裸露著的身子就象杜弗爾和日拉丹的臉一樣，他們正期待著歐洲的棉布，以便變得體面一些，他們正期待著圣經和燒酒，以便了解文明的美德。
酒足飯飽的資產階級，人數超過生產階級的仆役階級，被歐洲商品淹沒的其他各大洲的尚未開化的民族，——所有這些人都無力消費掉堆積起來比埃及金字塔不知高多少倍的商品。歐洲工人的生產率大大超過了一切消費和浪費。工廠主為此感到驚惶失措。他們無法向酷愛勞動的工人提供足夠的原料。于是，毛紡廠只得利用又臟又爛的下腳料生產所謂的“再生布”，其牢靠的程度與議員們在競選時所作的諾言差不多。里昂的緞絲廠為了增加纖維的份量，在又輕又軟的天然絲中摻入礦物質，結果使產品變得又硬又脆，使用壽命大大縮短。在產品中摻假，這是為了加速商品流通和縮短產品的使用壽命。我們的時代將被稱為“摻假”的時代，就象按生產的性質把古代劃分為石器時代和青銅時代一樣。有人指責我們虔誠的工業家弄虛作假，其實他們不知道，資本家之所以這么做，是為了給工人工作，因為工人決不肯閑著什么事也不干；工廠主的弄虛作假是出于人道主義目的，當然，他們同時也可以獲得巨額利潤。假如說這種做法對產品的質量是極其有害的，并造成巨大的人力浪費，但它畢竟能說明，資產階級是多么聰明能干，而工人則已墮落到何等地步。因為工人為了滿足自己對勞動的癖好，竟使得工業家昧著良心，破壞了商業信譽的法則。
雖然商品生產過剩，雖然在工業中存在著弄虛作假的現象，但是工人們仍大量地涌向勞動市場，他們高呼：工作，工作！雖然工人的數量已經過多，但是工人并不因此而抑制自己的勞動熱情，相反，他們把這種熱情發展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一旦什么地方有工作的機會，他們便蜂涌而至。他們要求一天能勞動十二至十四小時，因為只有這樣，他們才覺得過癮。盡管如此，他們仍很快地被趕出工廠大門，失去了滿足這一欲望的可能。每年，工業部門里的失業現象就象春夏秋冬一樣地準時出現。在損害健康的過度勞動之后，便是連續兩個月、四個月的絕對休息。失去了勞動，也就斷絕了生計。既然這種對勞動的癖好已象毒蛇一般牢牢地盤踞在工人的心上，既然它已經扼殺了工人身上的其他本能，既然社會所需要的勞動數量必然受到消費和原料的限制，那么，何必非要在六個月內完成全年的勞動量呢？為什么不把勞動平均地分配在十二個月里，強迫工人長年地每天只勞動五、六個小時，而非要讓他們在一年的六個月中每天拼命地干十二個小時呢？當工人的每天工作得到保障時，他們將不再彼此嫉妒，將不再互相爭奪工作和口糧，他們的肉體和精神將不再被弄得疲憊不堪，這樣一來，他們就能開始具有懶惰的美德。
工人被對勞動的癖好弄得稀里糊涂，以至無法理解這樣一個簡單的事實：為了使人人都有工作可做，應該采取定量分配的辦法，就象在一條快要沉沒的船上定額分配淡水一樣。工業家從資本主義剝削的角度出發，早就要求立法限制勞動時間。1860年，阿爾薩斯的最大企業家鮑卡爾先生在職業教育委員會上宣稱：“十二小時工作日太長了，應該縮短為十一小時，應該在星期六下午兩點鐘以后停止工作。我建議采取這項措施，盡管乍看起來，這么做的代價太大了。我們早在四年前就這樣做了，效果不錯，生產的平均數字非但沒有下降，反而上升了。”
帕西在《論機器》一文中引用了比利時大工業家奧塔維爾的一封信：“我們的機器沒有達到應有的生產能力；它們的產量比英國紡織廠的同類機器要低，雖然英國紡織工人每天比我們的工人少勞動兩個小時……而我們則多勞動兩小時。我確信，如果我們把工作日從十三小時縮短為十一小時，我們也能生產同樣數量的產品，而且會更經濟些。”
另一方面，勒盧阿-博利約斷言：“根據一位比利時大企業家的觀察，一個有節假日的星期的產量并不比普通一星期的產量少。”［保爾•勒盧阿-博利約《十九世紀的工人問題》1872年版。——拉法格注］
我們的人民頭腦過于簡單，受了道德家的蒙蔽，他們所不敢做的事情，貴族政府卻做了。經濟學家象不祥的烏鴉那樣預言：把勞動時間縮短一小時，就會使英國工業破產。但是，英國政府對他們在道德和工業方面的這種深謀遠慮嗤之以鼻，它制定了一項極為嚴格的法律，禁止一天的工作時間超過十小時。盡管如此，英國和過去一祥，仍然是世界上頭等的工業強國。
我們的面前有英國的成功經驗，有一些明智的資本家的經驗。所有這些經驗都無可辯駁地證明，要想提高人的生產效率，就必須縮短勞動時間，增加假日的天數。但是，法國人民還沒有看到這一點。假如因為勞動時間僅僅縮短兩小時，英國的生產便在十年內增長了幾乎三分之一，［倫敦統計局著名的統計學家古芬提供了有關英格蘭和愛爾蘭的國民財富增加情況的一些數字：
1814年——550億法郎
1865年——1 6245億法郎
1875年——2 125億法郎。
——拉法格注］那么把工作日縮減三小時，法國的生產豈不可以以更快的步伐突飛猛進？難道不應該讓工人們懂得：承擔過于繁重的勞動，將會耗竭他們以及他們子孫后代的精力，由于過度疲勞，他們將過早地喪失工作能力；在他們唯一的癖好的支配下，他們不再是人，而只是一些毫無思想的軀殼；他們扼殺了自己的一切才干，只剩下對勞動的狂熱？
唉！他們鸚鵡學舌般地不斷重復經濟學家的那些說教：“為了增加國民財富，讓我們工作吧！”你們太傻了！正是因為你們工作得太多了，所以工業的技術裝備才發展得如此緩慢。請不要再叫嚷了，還是聽聽一位經濟學家的意見吧！此人不是什么超人一等的天才，他就是幾個月前剛去世的雷博先生：“一般來說，生產方法的變革要視勞動力的條件而定。當勞動力便宜時，就大量雇用工人；但是一旦它變得昂貴起來，便盡量裁減工人。”［路易•雷博《棉花及其體制和問題》1863年版。——拉法格注］
為了迫使資本家改進他們的用鐵木制成的機器，必須提高工人的工資，縮短有血有肉的活機器的工作時間。何以見得呢？人們可以舉出成百個這方面的例子：走錠精紡機之所以能夠問世并在曼徹斯特的紡織廠中被采用，這是因為紡紗女工拒絕象過去那樣長的勞動時間。
在美國，機器席卷農業生產的各個部門：從制造黃油到麥田除草。為什么呢？因為自由和懶惰的美國人寧死也不愿象法國農民那樣當牛做馬。在我們光榮的法蘭西，犁地是一項極其繁重和累人的活計，而在美國西部地區，它卻是一種愜意的消遣：在遼闊的田野里，農民坐在機器上，一邊干活，一邊悠然地抽著煙斗。
四、什么鳥兒唱什么歌
假如縮短工作時間能為社會生產創造新的機器，那么迫使工人消費他們所生產的產品則可以大大壯大勞動大軍。到那時候，資產階級將不再是徹頭徹尾的純消費者，它將迫不及待地讓那些脫離有益勞動、專門幫它消費和浪費社會財富的軍人、法官、美容師、拉皮條者散伙。到那時候，勞動市場就會有人滿之患。于是，人們不得不頒布一項嚴禁勞動的法律，因為根本無法替這些不生產任何東西的、但比蝗蟲還要多的人，找到一份工作。除此之外，不應該忘記，還有一批人是專門為滿足耗資巨大但毫無意義的愛好和需要服務的。當不再有需要佩戴金銀邊飾的將軍和仆人時，當不再有需要穿花邊裙子的妓女和新娘時，當不再需要鑄造火炮時，當不再需要蓋造宮殿時，——到那時候，就不得不借助嚴格的法律條文，強迫編織金銀邊飾的，刺繡花邊的，鑄造火炮的和蓋造宮殿的男女工人去練習劃船或學習跳舞，以此來恢復他們的健康和提高人種的質量。當歐洲各國的產品將在當地消費，不再遠銷到鬼知道什么地方去的時候，海員、碼頭裝卸工、運輸工人將學會如何閉目養神。幸福的波利尼西亞青年將可以自由地談情說愛，不必害怕文明世界的維納斯女神的鞭笞或歐洲道德衛士的訓斥。
此外，為了替現代社會中一切非生產人員找到一份工作，為了使工業技術不斷發展，工人階級應該仿效資產階級，斷然與節欲的陋習一刀兩斷，無限制地提高自己的消費能力。不要再每日只吃一、二盎司硬得咬不動的肉，而應吃一、二磅鮮嫩的煎牛排；不必比教皇更虔誠，每天只喝少量的劣等酒，而應大杯大杯地暢懷痛飲波爾多紅酒或布爾貢酒，把水留給牲畜去喝。
如果無產階級執意想把煉鐵工人和煉油工人的十小時工作日強加給資本家，這就大錯特錯了，這是引起社會對抗和內戰的根源。不應該強迫別人勞動，而應該禁止勞動。滿可以允許路特希爾德、薩伊之流終身做個懶漢。盡管勞動已成為一種潮流，但是只要他們愿意過懶漢的生活，就讓他們去市政府登記一下，然后每天早上發給他們二十法郎的娛樂費。這樣一來，社會上的種種紛爭就會平息。當不勞而獲的資本家一旦確信，人們對他們并無惡意，只希望把他們從生下來便注定要承擔的過度消費和揮霍浪費的重荷下解脫出來，他們便會第一個報名參加人民黨。至于那些無力表明自己想做懶漢意愿的資產者，就讓他們按自己的本能行事吧！總歸可以替他們找到一份令他們生厭的工作。讓杜弗爾去打掃公共廁所，讓加利費去宰長滿癬疥的豬和得鼻疽病的馬，讓派往普瓦西的審判委員會的委員們去登記送往屠宰場的牛羊的數目；讓那些愛好盛大葬禮的參議員去當吹鼓手，演奏葬禮進行曲。還可以替別的人找到一份力所能及的工作：讓路日里爾、布洛利去蓋香檳酒的瓶塞子，不過事先得把他們的嘴巴罩住，免得他們喝醉；讓費里、弗雷西訥、蒂拉爾去消除政府部門里的臭蟲和污垢，但是要把公款藏好，防止他們惡習不改，順手牽羊。
不過，引誘人類墮落、裝模作樣騙人的道德家、偽君子、假好人將長期受到人們嚴厲的報復。
“這幫家伙以偽裝的面目出現，欺騙世人。他們詭稱，他們終日祈禱誦經，修身養心；其實不然，只有上帝才知道他們在干些什么烏七八糟的勾當。他們把自己喬裝打扮成居魯斯［居魯斯——古波斯帝國國王（前558-前529）。——編者注］，實際上他們是一群酒神節浮雕上所描寫的酒鬼。他們那副腸肥腦滿、油頭粉面的模樣便是明證。”［拉伯雷《巨人傳》第2卷第74章。——拉法格注］
在人民歡樂的節日里，共產主義者和集體主義者將不再象在資產階級的節日——8月15日和7月14日——那樣盡吃塵土，而是痛飲美酒，大嚼美味的火腿；與此同時，那些道德政治科學院院士，那些身穿長袍或短褂的形形色色的傳教士——經濟學的、基督教的、耶穌教的、猶太教的、實證主義的和信奉思想自由的傳教士，馬爾薩斯主義、基督教道德——不管是獨樹一幟的還是處于從屬地位的利他主義——的吹鼓手，他們都將身披黃袍，手持蠟燭，在威爾士婦女的身旁，在擺滿佳肴、水果、鮮花的餐桌旁，餓得兩眼發黑；他們將在滿滿的酒桶旁口渴得嗓子直冒煙。一年四次，即每逢變換季節的時候，他們將同狗一起，被關在風磨坊里，被迫推十小時的磨。律師和法學家也將受到同樣的懲罰。
在懶惰國里，為了打發一秒一秒地消耗我們生命的時間，將組織豐富多采的文娛演出。這對資產階級立法者來說，倒是一項最合適不過的工作了。他們將分成許多小組，跑遍鄉村和集市，到處作立法的表演。腳蹬高統皮靴、胸佩獎章和榮譽軍團勛章的將軍們，將穿街走巷，招搖過市，為的是拉攏一些好心腸的人。甘必大和卡桑尼亞克［貝爾納•格朗尼埃•德•卡桑尼亞克（1806-1880）是波拿巴主義者，熱爾省的眾議員。他的兒子保爾•格朗尼埃•德•卡桑尼亞克也是熱爾省議員。——編者注］將站在大門口大吹大擂。卡桑尼亞克身穿筆挺的禮服，不停轉動眼珠，捻著胡子，手中握著他父親的手槍，唾沫四濺地恫嚇整個世界。但是，一旦人們當著他的面拿出呂利埃［厄內斯特•沙爾•呂利埃（1838-1691）——1871年3月18日起義的參加者，曾企圖同凡爾賽談判，公社失敗后流放到新喀里多尼亞。在1868年曾要求同保爾•德•卡桑尼亞克決斗，但道到后者拒絕。——編者注］的畫像時，他就恨不得鉆入地縫。甘必大將滔滔不絕地大談對外政策：大談為把土耳其弄到手而不惜在歐洲挑起戰火的小小的希臘；大談想同普魯士結盟的大俄羅斯，因為它希望歐洲西部各國被打得鼻青眼腫，這樣一來，它便可以向東方挺進和鎮壓國內想入非非的虛無主義者，大談俾斯麥，說此人相當不錯，可以就大赦問題表態……然后，他敲打著他那袒露的、涂有紅、白、藍三種顏色的大肚皮，反復列舉諸如雪鹀、塊菰、馬爾高酒和依根酒之類的山珍海味和名牌好酒，為的是鼓勵發展農業生產，并使貝爾維爾選民個個興高采烈。
在用木板搭起來的舞臺上，首先上演一出選舉鬧劇。
在呆頭呆腦的選民面前，小丑裝束的資產階級候選人跳起了政治自由舞，用寫有各種各樣許諾的競選綱領遮蓋自己的臉蛋和下身。當講到人民的苦難時，眼淚在他們的眼眶里打轉，當講到法蘭西的光榮業績時，聲音頓時變得象銅鐘一樣洪亮。選民們則發出驢子一般的叫喚聲。
然后，開始偉大的一幕：盜竊國民財富。
資本主義的法蘭西，這位身軀高大、臉上多毛、頭顱光禿、皮肉松弛、肥胖臃腫、萎靡不振、眼珠失去光澤的女人，懶洋洋地斜躺在絲絨軟椅上。在她的腳下，工業資本主義這個鐵制的龐然大物，戴著猴子的假面具，機械地吞噬男人、婦女和小孩，空中充滿了撕裂人心的慘叫聲。長著貂的嘴臉、鬣狗的身軀和針鼴的四肢的銀行家，動作敏捷地把錢一個一個地偷走。衣著檻樓、瘦骨嶙峋、可憐巴巴的無產階級，在手持明晃晃馬刀的憲兵的押送下，在拿著饑餓皮鞭的復仇女神的驅趕下，把一堆堆商品、一桶桶酒、一袋袋糧食和金子奉獻給資本主義的法蘭西。朗格盧瓦［朗格盧瓦是蒲魯東的信徒，在1865年是蒲魯東的遺囑執行人之一。——編者注］一手提著褲子，一手拿著蒲魯東的遺書，嘴里還銜著一本財政預算，率領一批人看管國庫。當工人放下身上所背的東西，他們便用槍托和刺刀把工人驅逐走，然后給工業家、商人、銀行家打開庫門，這幫家伙即刻蜂涌而上，拼命搶奪棉布、糧食、金條，倒空酒桶。最后，他們再也沒有力氣了，渾身又臟又臭，一個個軟癱在垃圾和嘔吐物堆里。這時候，一聲霹靂，大地被震裂，從中跳出歷史的“必然性”，它舉起鐵腳，踩踏一切跌倒在地上抽泣和來不及躲逃的人，并用粗壯的雙手推翻被嚇得目瞪口呆、直冒冷汗的資本主義法蘭西。
如果工人階級必須根除身上的使他們墮落的惡習，使出全部氣力站立起來，這不是為了爭取人權，因為那只是資本主義剝削的權利，不是為了爭取勞動權，因為那只是貧困的權利；而是為了爭取制定一項禁止人們每天勞動三小時以上的鐵一般的法律。到那時候，古老的大地將會快樂得發顫，感到一個嶄新的世界正在自己的身上誕生……但是，怎樣才能使一個被資本主義道德腐蝕了的無產階級作出如此有魄力的決定呢？
一個世紀以來，由男人、婦女和兒童組成的無產階級，象古代奴役的化身耶穌一樣，艱難地攀登苦難的骷髏地［圣經中，耶穌受難的地方。——編者注］：沉重的苦役折斷了他們的筋骨，毀壞了他們的身軀，撕裂了他們的神經；一個世紀以來，饑餓損害了他們的內臟和腦子……啊，懶惰，可憐可憐我們這些長期生活在貧困之中的人吧！啊，懶惰，你是藝術和崇高美德的母親，但愿你能成為消除人類苦難的鎮痛劑！
附 注
我們的道德家十分謙虛。雖然他們炮制了關于勞動的信條，但是他們對它的安神、散心、健腎等功能卻一直持審慎的態度。他們打算先在普通人的身上進行“活體試驗”，然后再用于資本家，因為他們的任務是替資本家的罪惡辯護。
但是，一文不值的哲學家們，既然你們不敢向你們的主人兜售你們的道德，那又何必如此絞盡腦汁，煞費苦心呢？你們是否愿意看一看，你們引以自豪的勞動信條曾經遭到怎樣的踐踏和唾棄？讓我們重溫一下古代歷史以及古代哲學家和立法者的著作吧！
歷史學之父希羅多德寫道：“我不能斷定，希臘人是不是因為受了埃及人的影響，才輕視勞動的。因我發現，色雷斯人、西錫人，波斯人、呂底亞人也同樣地輕視勞動。總之，在大多數半開化的民族中間，學手藝的人，甚至包括他們的子女，都被視作最下等的公民……所有的希臘人，特別是斯巴達人，都是按這一原則培養的。”［《希羅多德全集》第2卷，拉爾歇譯，1876年版。——拉法格注］
“在雅典，只有參與保衛和管理國家的公民才被認為是真正高尚的人，就象他們的祖先只看得起打仗的武士一樣。為了能夠自由地支配時間，從而把自己的全部精力和智慧用于維護共和國的利益，他們強迫奴隸從事各項勞動。斯巴達人為了保持婦女的高貴身份，竟不讓她們紡紗織布。”［比約《論西方古代奴隸制的消滅》1840年版。——拉法格注］
羅馬人只會兩種高尚的職業：種田和打仗。全體公民均有權靠國家養活，他們不必學會什么“骯臟的技能”（他們是這樣稱呼的），因為做工純屬奴隸的事情。為了發動人民，老布魯土斯指責暴君塔克文把自由公民變成泥瓦匠和工匠。［《梯特•李維全集》第1卷。——拉法格注］
古代哲學家雖然就思想起源的問題爭論不休，但是，他們在厭惡勞動這一點上，卻是一致的。
柏拉圖在談到社會烏托邦和理想共和國時指出：“大自然既沒有創造鞋匠，也沒有創造鐵匠。從事這類職業的人都是低賤的：這些受雇用的卑微的無名小卒，由于他們所處的地位，被剝奪了一切政治權利。至于那些慣于騙人、撒謊的商人，只是作為一種必要的邪惡，才被容許存在于社會里。凡是不惜降低身份，開店經商的公民都將被判罪。如果他們伏罪，他們將被監禁一年。如果出獄后重犯，必將受到加倍的懲罰。”［柏拉圖《共和國》第5卷。——拉法格注］
色諾芬在他的《經濟學》一書中寫道：“從事手工勞動的人決不能擔任任何較高的職務。這樣做是完全正確的。他們中間的大多數人整天坐著干活，有的甚至要受到爐火的烘烤，他們的身體和腦子決不會不因此而受到損害”。
西塞羅聲稱，“店鋪會做出什么體面的事情來呢？難道商人真能做到童叟無欺嗎？正直的人決不會去開鋪子……商人不撒謊，就不可能賺錢。難道還有比欺騙更無恥的事情嗎？因此，所有出賣勞動和技能的人，都是卑鄙下流的小人。誰出賣勞動，誰就是出賣他自己，使自己淪為奴隸。”［西塞羅《論權利》第1卷第2編第42章——拉法格注］
受勞動的信條愚弄的無產者，請你們聽聽這些哲學家是怎么說的吧（有人千方百計地不讓你們知道這些話）。一個公民出賣自己的勞動，就是使自己淪為奴隸，成為罪犯，他將被判處幾年監禁。
基督教的偽善行為和資本主義的實利主義還沒有使古代共和國的哲學家變壞。這些哲學家敢于向自由人說出自己天真的想法。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這些最偉大的思想家（我們的庫辛、卡羅、西蒙遠遠比不上他們）希望在他們理想的共和國里的公民都能有充分的閑暇時間。色諾芬補充說，因為“勞動奪走了全部時間，人們再也沒有功夫來為共和國和朋友們服務了”。按普盧塔克的說法，萊喀古士這位“大圣人”曾主張禁止共和國的公民從事任何勞動，而應讓他們有充分的閑暇時間。［柏拉圖《共和國》第5卷；《法律》第3卷；亞里士多德《政治》第1卷和第7卷；色諾芬《經濟學》第4卷和第6卷；普盧塔克《萊喀古士傳》。——拉法格注］
巴斯夏、杜邦魯、博利約以及其他資本主義道德和基督教道德的衛士回答說：“這些思想家和哲學家可是在宣揚奴隸制啊！”完全正確。不過，在當時的經濟和政治條件下，難道他們能不這樣做嗎？古代社會里，戰爭是極為平常的事情，自由人必須把他們的全部時間用于討論國事和守衛國家。當時的手工勞動是十分原始和低級的，因此從事手工勞動的人不可能同時又履行士兵和公民的職責。為了擁有士兵和公民，哲學家和立法者不得不在英雄的共和國里容忍奴隸的存在。試問，資本主義的道德家和經濟學家不是也在宣揚現代的奴隸制——雇傭制嗎？在資本主義的奴隸制下，誰有閑暇時間呢？——路特希爾德、施奈德、布西珂太太之流！這些無用的甚至是有害的家伙也是他們身上惡習的和家中仆人的奴隸。
有人鄙夷地寫道：“奴隸制的偏見支配了畢達哥拉斯和亞里士多德的思想。”但是，亞里士多德預見到：“如果每件工具都不需要人的監督，便能自動地工作，就象德達爾發明的自動機或象武爾坎的能自動完成圣職的三腳供桌一樣，如果織布梭子會自動織布，那么工場的師傅就不需要幫手，主人也就不需要奴隸了。”亞里士多德的夢想如今已經實現。現代機器能“口噴火焰”，具有不知疲倦的鋼鐵“四肢”和奇妙的“繁殖能力”，它們馴服地替我們干活。但是，資本主義哲學家的才智卻受雇傭制偏見的支配，他們不理解，機器是人類的救世主，是把人從骯臟的手工勞動和雇傭勞動中解放出來的上帝，是帶來閑暇和自由的上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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