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譯者按】抑郁癥、焦慮癥等精神疾病的泛濫，已經成為當代全球社會最嚴重的問題之一。當代分析和治療精神疾病的主流模式，是將精神痛苦所產生的原因歸咎于個人，從個體的生理或心理角度來分析精神疾病所產生的原因。這種模式“讓遭受精神痛苦的人覺得自己在某種程度上是失敗的，或者會被貼上失敗的標簽”，而精神疾病泛濫問題的結構性的社會因素就被遮蔽了。英國馬克思主義學者伊恩·弗格森（Iain Ferguson）在其著作《Politics Of The Mind：Marxism and Mental Distre》中，對精神疾病所賴以產生的結構性社會原因進行了分析。作者鮮明地指出，當今我們在世界上見到的眾多嚴重的精神健康問題，要歸咎于我們生存的經濟與政治制度——資本主義，并提出了解決精神疾病問題的根本性出路：“我們要想真正解決心理健康危機，唯一的辦法就是建立一個以滿足人類需求而非積累利潤為核心的社會。”本文是 《Socialist Review》雜志就馬克思主義與精神疾病問題對伊恩·弗格森進行的專訪。
翻譯：趙丁琪
目前，抑郁癥和焦慮癥似乎成了一種流行病。人們對它的談論越來越多，而且經常從失業的角度進行討論。您認為為什么心理健康問題最近會成為人們關注的焦點？
我認為最重要的一個原因是，精神痛苦的程度全面大幅上升，這影響到的最明顯的人群可能是失業者，他們受到工作能力評估的壓力，還有那些領取福利金的人，他們受到“不惜一切代價要去工作”這種話語的壓力。
因此，不僅在英國，在希臘等國家，我們也看到抑郁癥和焦慮癥以及自殺率大幅上升。其他群體也受到影響。例如，年輕人，尤其是年輕女性的焦慮和抑郁人數大幅增加，部分原因可能與社交媒體上的競爭有關。但在職者——貧窮的低薪工人——的焦慮和抑郁程度也在增加。這其中有些與債務有關，有些與工作不穩定有關。
因此，它具有相當的普遍性。我在書中認為，將聯系在一起的因素是生活在新自由主義社會中的壓力，無論是工作強度、債務還是福利制裁。
你為什么想現在寫這本書？
寫這本書的核心原因是要挑戰一種醫學模式，這種模式認為，無論是抑郁癥、焦慮癥、精神分裂癥還是其他什么疾病，都與人們的生活、社會的發展無關。這種特定的模式將精神痛苦個體化了。
我們的出發點就是要挑戰這種模式，并指出，就目前的精神痛苦程度而言，精神痛苦的增加與資本主義給人們生活帶來的壓力有很大關系。
另外兩個因素也很重要。一個因素是，最近，尤其是在倫敦的“馬克思主義節”上和《社會主義評論》的期刊上，出現了關于以不同方式理解精神健康和精神痛苦的辯論。有關于弗洛伊德的爭論，有關于神經科學的爭論，等等。我試圖解決其中的一些問題。
近年來，使心理健康問題凸顯出來的另一個原因是像“殘疾人反對削減（公共支出）”（DPAC）這樣的組織所發揮的作用。當前危機的一個積極影響是，它動員了大量的人——這些人通常都經歷過精神痛苦或其親屬也有精神痛苦——來挑戰產生危機的一些因素。
為什么您所描述的醫學模式是主流模式？
150 多年來，它一直是主流模式。首先是意識形態方面的原因：它將精神痛苦歸咎于個人，因此顯然是一種非常方便的解釋。它表明，錯誤在于我們的大腦或我們的道德弱點。毫不奇怪，它造成了恥辱感。它讓遭受精神痛苦的人覺得自己在某種程度上是失敗的，或者會被貼上失敗的標簽。
其次，一個重要的因素是人們認為，有病就有治，吃點藥什么的就能好。制藥業是全球第二大最賺錢的行業，這并不奇怪，盡管有很多證據表明這些療法并不真正有效。
那么，在資本主義之前，在這種醫療模式之前，人們是如何談論精神痛苦的呢？
占主導地位的模式是用宗教來解釋精神痛苦。因此，精神痛苦被視為神的懲罰或惡魔的附身。但除此之外，與宗教模式并行的還有唯物主義的解釋，即把精神痛苦歸咎于身體。
例如，有一種體液解釋，認為體內液體失去平衡。這種模式一直影響到 19 世紀。我在書中提到的電影《喬治王的瘋狂》就很好地描述了這一點。
不過，我在書中也強調了一點，那就是，特別是在從封建主義向資本主義過渡或法國大革命等大規模社會變革時期，我們會看到更進步的解釋出現，這些解釋將壓力水平定位在人們生活中發生的事件上。
您如何概括馬克思主義處理這個問題的方法？
馬克思主義方法有三個要素。首先是唯物主義解釋。我們生活的社會不是以滿足人的需求（生理需求或情感需求）為基礎，而是以積累利潤為驅動力。
因此，這意味著人們的需求，無論是情感需求、性需求還是其他需求，都被壓抑、扭曲或異化了。這才是理解心理健康的真正起點。
第二個方面是對歷史的解釋，既要解釋為什么特定時期關于心理健康的特定觀念占主導地位，也要從傳記的角度解釋人們自己的生活。
有人評論說，我們真正應該問的問題不是“你好嗎？”，而是 “你發生了什么事？” 換句話說，是人們生活中發生的事件，尤其是早年的生活（雖然不完全是），塑造了他們對世界的體驗。
第三點是辯證法。這包括兩個方面。就個體而言，幻聽是精神分裂癥最常見的癥狀之一，聽到幻聽的人會對幻聽做出反應，或是害怕，或是試圖控制幻聽，或是其他。很多時候，他們的反應方式本身就是癥狀。
因此，第一點是，人們會積極尋求了解自己的情緒和感受，并試圖處理它們，但同時，這也是本書的關鍵論點之一，即我們的集體心理健康在很大程度上是由階級斗爭的程度決定的。
在人們沒有集體反抗的情況下，他們更有可能將自己感受到的一些痛苦和壓力內化。有大量證據表明，當人們集體抵制和反抗制度時，會對他們的心理健康產生有益的影響。
書中有一句話：“從糾察線到憂慮線”。
是的，我覺得這句話很好。在很多方面，這句話都概括了我們現在的處境。為了改善心理健康，我們能做的最大一件事就是集體反擊。這與我在書中提到的疏離感問題有關，因為很多精神痛苦都與無力感有關。當人們開始感覺到自己的能動性、自己的力量時，就會對他們的心理健康產生非常積極的影響。
我想，這就是與人們去看醫生時獲得的治療方法的根本不同之處。因此，即使不給他們用藥，他們也可能會被送去接受治療，而在國家醫療服務體系中，最有可能采用的是認知行為療法（CBT），這種療法是幫助你改變對事物的反應，但在很大程度上是針對個人的。
當然，如果治療有幫助，那也沒問題，但從本質上講，CBT 是要改變你看待世界的方式，而不是改變世界。另一方面，新自由主義意識形態的一個特點是，它可以吸收本質上進步的思想，并將其轉化為自己的目的。因此，舉例來說，目前心理健康領域的康復概念就很有影響力。其積極的一面是，它表明人們不必終生不健康。消極的一面是，它把“康復”的責任推給了個人。
在你的書中，你回顧了主流模式所面臨的主要挑戰，同時也審視了它們是如何推動事物發展的。弗洛伊德顯然是精神分析學界的大名鼎鼎的人物，您在書中談到了他的方法的創新和優勢，同時也談到了對他的批判。
弗洛伊德本人并不是一個革命者，但他的思想中有一個非常激進的元素，那就是認為社會不僅壓抑和扭曲了人們的性欲，還壓抑和扭曲了人們的其他基本需求，從而產生了他所說的神經癥。
精神分析傳統在很大程度上是一個非常保守的傳統，它同樣將精神痛苦個體化，但我在書中提出的一個觀點是，馬克思主義內部一直有一股潮流，認為弗洛伊德思想的內核是激進的。
當時一些著名的馬克思主義者確實接觸過弗洛伊德，不是嗎？
是的，尤其是在革命時期，比如二十年代初的俄國。在研究這本書的過程中，我發現最吸引人的一點是，在20世紀20年代初的俄國，精神分析幾乎得到了官方的認可。蘇聯政府出版社出版了弗洛伊德的書。他得到了托洛茨基、拉狄克、維果茨基等人的批評支持。
在同一時期的德國，許多從事精神分析的人，包括大量女性精神分析師，也被弗洛伊德的思想深深吸引，并認為這些思想具有激進的潛力。隨著精神分析學在二十世紀三四十年代傳入美國，這種情況發生了變化，它幾乎成為了一種官方意識形態，與激進相去甚遠。
你提到的另一個重要時期是20世紀60年代。這也是一個大規模動蕩和政治斗爭的時期。與這一時期相關的人物之一是R.D.萊恩（R D Laing）。他最近變得更受歡迎了。今年有一部關于他的電影，由大衛·坦南特（David Tennant）主演。萊恩的貢獻是什么？
我認為萊恩是一個非常有趣、矛盾的人物。他最初的貢獻是挑戰當時一些較為野蠻的精神科療法，例如腦葉切除術（切開人的大腦）、非常廣泛使用的電痙攣療法等等。
在我看來，萊恩是被壓迫者的護民官，因為他認為我們需要傾聽那些被貼上精神分裂癥等病癥標簽的人的聲音。他們的行為和感受并不是簡單的化學反應，而實際上與他們的生活經歷有關。
萊恩隨后受到了批評，因為他似乎把導致精神分裂癥的責任歸咎于家庭和父母。我認為這有點不公平，但他在這一點上是模棱兩可的。
他積極參與了當時的新左派活動，并于20世紀60年代末在倫敦組織了一次重要會議。遺憾的是，此后到了70年代，他在思想方面的貢獻大不如前，而且他本人也越來越酗酒。
但是，在20世紀60年代，萊恩的核心思想——精神痛苦是有意義的，而我們發現這種意義的方法就是傾聽人們的聲音——是非常重要的。從某種意義上說，萊恩的觀點是正確的，因為現在有大量的實證研究證據表明，人們的生活經歷（包括受虐待的經歷）與精神痛苦之間存在著非常緊密的聯系。
在你的書的結尾，你談到了最近幾年開始出現的新運動，特別是涉及心理健康服務使用者的運動，以及像你一樣參與激進社會工作的人，包括從業者和學者。這些運動在多大程度上受過去運動的影響？又有多少是新方法？
我們正處在一個非常有趣的時期，這些新運動的基礎是，越來越多有精神健康問題的人不再住在醫院里——他們很可能“在社區”接受不同程度的支持。
人們現在都在社區生活，這是比在精神病院更容易組織活動的原因之一。我認為，心理健康問題如此普遍的事實，以及對污名化的挑戰，都意味著如今組織起來更容易了。
毋庸置疑，緊縮政策的一個影響就是激進化和擴大了心理健康運動，因此心理健康服務使用者在DPAC等組織內部非常活躍。
這些運動的一些特點是全新的，但我認為，他們追溯自身歷史的做法也很有趣。現在被稱為 “瘋癲研究”的一個積極的方面是，人們正在回顧早期斗爭的例子，在20世紀60年代，但也在那之前，他們正在尋找像萊恩這樣的人的思想，看看他們今天可以使用什么。
我認為，可能存在更多爭論的地方是，身份政治的形式是否是推進運動的最佳方式。在我看來，如今精神痛苦的廣泛存在意味著恥辱感的減少，因此建立一個基礎廣泛的運動的可能性非常大。
在過去的一年里，全國上下開展了大量的反對關閉社區精神健康服務的運動，服務使用者、工會成員和不同的活動家在這些運動中緊密合作。
在“社會工作行動網絡”和“心理學家反對緊縮”等組織中，我們看到服務使用者、社會工作者、心理學家和其他人緊密合作，共同挑戰緊縮政策。
最后，馬克思的“異化”概念為什么指出了一種更徹底的處理精神痛苦的方法？
我想我在書中提出的核心觀點是，精神痛苦的根源不在于這個特定的政策或那個特定的意識形態，而在于這個社會——資本主義——剝奪了我們對生活的任何控制權，剝奪了我們最基本的創造力和塑造事物的需求。
因此，無論從哪個方面來看，無論是工作強度的增加、學齡兒童面臨的競爭加劇，還是老年人在日益原子化的社會中的孤獨感；所有這些不同的方面都回到了同一個問題上——我們生活在一個以積累為驅動力的社會中，而不是以人們的社會和情感需求為驅動力的社會中。
因此，我們要想真正解決心理健康危機，唯一的辦法就是建立一個以滿足人類需求而非積累利潤為核心的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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