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選》第二卷《悼伯承》（一九八六年十月二十一日）：
我們一起工作，是一九三八年在八路軍一二九師，一個師長，一個政治委員，以后在晉冀魯豫野戰軍、中原野戰軍、第二野戰軍，前后共事十三年，兩人感情非常融洽，工作非常協調。我比他小十多歲，性格愛好也不盡相同，但合作得很好。人們習慣地把“劉鄧”連在一起，在我們兩人心里，也覺得彼此難以分開。
根據劉伯承女兒劉彌群《我的父親劉伯承 紀念劉伯承元帥誕辰130周年》（資料來源：@孔慶東 微博）：
......是政委，我父親是司令員，我父親一是顧全大局，二是尊重黨的領導，工作配合得也比較默契。兩家的關系也不錯，解放前夕，我父母一直在前方，我哥哥姐姐已是上學的年紀，跟著子弟學校到了北京。后來我父親到了南京軍事學院當院長，為了怕轉學影響他們的學習，因此把他倆還留在了北京，我父母把他倆托給鄧家好幾年，他倆星期六星期天就回鄧家，所以說我們兩家關系還是不錯的。
但是，那次反教條主義，對我父親打擊很大，他沒有想到，因此非常震驚，特別是使用的方式，坐火車上北京做檢查前就有幾天晚上沒睡好覺，在火車上又一夜未眠，眼壓高達73度，就這樣帶病被架到懷仁堂做了檢查。但是他從來沒有給我們這些孩子們說起這些事情，這是組織紀律性問題。但是幾十年后，彭德懷的侄女彭鋼曾給我們家帶過話說，彭總晚年對那次反教條主義感到后悔，“叫我代表他向你父親道歉，但是讓你父親到懷仁堂做檢查，彭總當時是不同意的，那是鄧小平的意見。”我本人根據所經歷事情相信此話。
我父親是1986年10月7日去世的，去世前一直沒有平反。我母親提出，在我父親蓋棺定論前，一定要請組織給我父親平反，她說，這不是劉伯承一個人的問題，這是關系到跟我父親一起工作的許多同志的問題，關系到今后院校工作怎么搞的問題。當時我母親還說，全國連胡風都平反了，為什么不給我父親平反。我們兄弟姊妹都支持我母親的意見。后來卓琳阿姨給我們打電話，叫我們做好母親的工作，要聽中央的話，就是讓我母親不再提平反的事。當時我們也得到另外的信息，在1985年開軍隊院校會議前，張震和楊得志兩位領導同志感到軍隊只提革命化是不夠的，需要提現代化和正規化，給劉帥平反迫在眉睫。因此他們兩個人親自向鄧小平匯報，請示給劉帥平反事，鄧沉默許久后說:“我就是反教條主義領導小組的小組長!”他們兩人無言以對。鄧的意思非常明白，就是不能平反。
因此，我母親認為平反有一定難度，需要加大力度，于是正式給中央軍委主席鄧小平寫了信并抄報給每個政治局和書記處同志，要求平反。徐帥、聶帥、葉帥辦公室都打來電話過問此事，并說已向鄧辦反映了意見，要求給以平反。第二天組織上告訴我母親，一切問題解決了。一是平反了。二是相應的悼詞也改了。三是補發了一套新87式軍裝。因為我父親一輩子都是軍人，但是最后一次沒有給我父親發新軍裝，我母親要求在遺體告別時我父親要身著軍裝，但組織上也一直沒有給以答復，現在就算補發了一套新軍裝吧。就這樣我們全家的愿望都達到了。這么快就解決了這么多的問題，我想與鄧希望如期召開追悼會有關，如推遲召開，廣大群眾一定會生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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