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以來,“996”“007”的“狼性文化”莫名其妙地冒了出來,從此,打工人每周平均工時不斷上漲,最近3年尤甚。
對此,中國社會法學研究會副會長、曾參與過《勞動法》論證和起草工作的董保華專家卻表示,這是經濟發展不可避免的代價,短期內勞動時間增長問題是個無解的難題。
常言道,人不為己天誅地滅,某些專家也不例外,他們以其專業知識成為食利階層的代言人,為社會存在的問題辯解。因此,對于那些專家,決不能看他們怎么說,而是要看他們怎么做,還要看他們屁股在哪里。董專家說“短期內無法解決”,其實隱含著長期也無解,摸石頭不是為了過河,而只是為了摸石頭。如果他說“暫時的困難”,意思是會一直困難,沒有困難也要造出困難。
然而,這些所謂“發展中的陣痛”,老牌資本主義國家早在一兩百年前就試驗過了,結果無不造成生產過剩,一面將國內工人當牛馬,一面低價到國際市場傾銷,被馬克思稱為資本主義與生俱來的頑疾,因此,資本主義必須被消滅。
中國歷史上屢見不鮮,秦始皇橫掃六合,在國際上威風八面,可是誰敢說秦國國內的老百姓日子好過?即使有專家說,為了統一大業,短期內無法解決百姓苦的問題,那么,幾千年的封建社會了,中國在世界上遙遙領先,中國百姓子民又有幾天好日子呢?
資本主義國家的工人們則用血淚代價,爭取到工作時間和工作收入的保障,更關鍵的是,在勞資問題上擁有了充分的話語權。因為資本家們知道,不執行勞動法會有什么樣的后果。
我們的社會直接從半封建半殖民轉型而成,工人獲得生產成果太過容易,缺少了工人與資本家斗爭那一課,因此,無論是思想意識還是組織形態,都處于沒覺醒的狀態。關于勞動時間的話語權,全部屬于專家和權威人士,打工人的希望,也只能寄托在他們的身上。而我們有些專家呢,似乎少了點什么。
少了什么呢?讓我們翻開《毛選》,看看毛主席筆下的專家再說吧。
抗戰期間,延安成為“全國最進步的地方”,是一切有志之士心目中的“圣地”。在延安的共產黨則和在國統區的其他黨派表現出明顯的區別。他們是怎么做到的?這個團隊里是些什么樣的人?這個團體到底有什么魔力?從毛澤東《紀念白求恩》一文中,似乎可以略知一二。
白求恩是加拿大共產黨員。青年時,他奔走在歐洲戰場,積累了豐富的戰地救護經驗,年近半百時,他放棄優渥的生活條件來援助中國。他堅持以極端的熱忱救死扶傷,積極改善解放區的醫療條件和水平。因救治傷員,他中毒了,在1939年11月病逝。
同年12月,延安各界為白求恩舉行了追悼大會,毛澤東撰寫了文章《紀念白求恩》,號召全黨向他學習。文中,毛澤東從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的層面出發,贊揚了白求恩國際主義、利他主義和追求精湛技術的精神,刻畫出一名共產黨員的生動形象。
一個共同體之內,有這樣“毫不利己專門利人”的人存在,即是樹立了一面規模宏大的鏡子,在這面鏡子的映照下,一切算計、勾心斗角的“小我”行為直接展現出所有的丑惡,遭人厭棄。這時候,在來點批評與自我批評,如同當頭棒喝,就能達到清除雜音、維護團體價值觀的目的。
“小我”邁向“大我”,關鍵的一環是“忘我”,不斤斤計較自己那點小得失,對天、對人、對事,無不如此。借用中國傳統的價值觀來說,就是守得一個“敬”字。
白求恩是一個外國人,他毫無利己動機,把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當成自己的事業。這是國際主義的精神,其背后也源自“敬心”——一種“不忍人之心”,對別人苦難的天然同情,并且以全副身心付諸行動,帶動更多的人參與進來,形成合力,匯成洪流,從而沖破一切束縛,解救受苦受難者。
白求恩是毫不利己專門利人的楷模,他對同志對人民的極端熱忱集中體現為“敬人”。被任命為晉察冀軍區衛生顧問后,他第二天就投入工作,一周內就檢查了500多名傷員,一個月內為147名傷員動了手術。根據地醫務人員緊缺,他親自給傷員蓋被子、端尿壺,抽自己的血輸給傷員,甚至主動把自己的被褥送給傷員使用。
他以“醫者父母心”的大愛詮釋了“敬人”這個古老的命題,直到因醫治傷員中毒,將“小我”奉獻到生命的最后一刻,終成千千萬萬人生命中的“大我”。
此外,他對技術精益求精的態度深刻體現出一種“敬事”精神。1938年,他來到晉察冀根據地,見到聶榮臻司令員,頭一句話就問“我的戰斗崗位在哪里?”在戰火紛飛的抗日戰場,他不受炮火干擾,總是專注鎮定地為傷員做手術。他還毫無保留的將醫療技術傳授他人,在短短一年多的時間里,為八路軍培養了一批醫務人才。
一個人對待自己的工作、對自己做的事保持一種“敬”,如同上天交與他的職責使命,當他出色地完成了這些職責,“事”就在潛移默化中成就了“人”。
敬心、敬事,都要歸結到敬人,敬人者,人恒敬之。但是,現在有些專家呢,房子票子車子帽子樣樣皆有,只因缺了這個“敬”字,變得面目可憎,簡直不是人的樣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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