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小平文選》改革是中國發展生產力的必由之路 （一九八五年八月二十八日）：
從一九六六年到一九七六年搞了整整十年，黨內的骨干差不多都被打倒了，這場“革命”的對象就是這些老干部。
《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
(1981年6月27日中國共產黨第十一屆中央委員會第六次全體會議通過)：
“文化大革命”的十年
(19)1966年5月至1976年10月的“文化大革命”，使黨、國家和人民遭到建國以來最嚴重的挫折和損失。這場“文化大革命”是毛澤東同志發動和領導的。他的主要論點是：一大批資產階級的代表人物、反革命的修正主義分子，已經混進黨里、政府里、軍隊里和文化領域的各界里，相當大的一個多數的單位的領導權已經不在馬克思主義者和人民群眾手里。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在中央形成了一個資產階級司令部，它有一條修正主義的政治路線和組織路線，在各省、市、自治區和中央各部門都有代理人。過去的各種斗爭都不能解決問題，只有實行文化大革命，公開地、全面地、自下而上地發動廣大群眾來揭發上述的黑暗面，才能把被走資派篡奪的權力重新奪回來。這實質上是一個階級推翻一個階級的政治大革命，以后還要進行多次。這些論點主要地出現在作為“文化大革命”綱領性文件的《五一六通知》和黨的“九大”的政治報告中，并曾被概括成為所謂“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從而使“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一語有了特定的含義。
……“文化大革命”所打倒的“走資派”，是黨和國家各級組織中的領導干部，即社會主義事業的骨干力量。
《毛澤東年譜》：
（1964年12月12日）閱薄一波十二月十日報送的陳正人十二月四日給他的信和陳正人十一月二十五日關于在洛陽拖拉機廠蹲點的報告。陳正人信中說：“特別值得重視的是：一部分老干部在革命勝利有了政權以后，很容易脫離群眾的監督，掌管了一個單位就往往利用自己的當權地位違反黨的政策，以至發展到為所欲為。而像我們這些領導人，官僚主義又很嚴重，對下面這些嚴重情況又不能及時發現。這就是在奪取了政權之后一個十分嚴重的危險。”
毛澤東批注：“我也同意這種意見。官僚主義者階級與工人階級和貧下中農是兩個尖銳對立的階級。”“這些人是已經變成或者正在變成吸工人血的資產階級分子，他們怎么會認識足呢？這些人是斗爭對象，革命對象，社教運動絕對不能依靠他們。我們能依靠的，只有那些同工人沒有仇恨，而又有革命精神的干部。”
（一九六五年一月十五日，毛澤東對陳正人的信和報告再次批示：“此件太長，似可不發。）
1966年10月25日在中央工作會議全體會議上講話。過去，沒有全盤抓起來，我說這個責任在我。誰讓你沒有系統地抓起來呀？個別的抓了，頭痛醫頭，腳痛醫腳，不行，問題不能解決。這一次文化大革命運動的以前幾個月，去年十一月、十二月，今年一月、二月、三月、四月、五月，雖然有那么多文章，中間，五月十六日，又發了一個通知，可是，并沒有引起多大的注意。我看，還是大字報、紅衛兵一沖，你們不注意也不行。拿同志們的話來講，叫“革命革到自己頭上來了”。那末，趕快總結經驗吧。……文化大革命這個火是我放起來的。時間很倉促，只幾個月。跟二十八年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十七年的社會主義革命比較起來，這個文化革命只不到半年。不那么通，有抵觸，這是可以理解的，是自然的。很多同志，過去盡搞經濟工作，工業、農業、交通運輸，或者做一些別的政治工作、行政工作，就沒有設想到搞這場文化大革命。現在學生不是沖得厲害嗎？沒有設想到的事情來了。來了就來了，這一沖，我看有好處。過去多少年我們沒有想的事情，這一沖就要想一下了。無非是犯一些錯誤，那有什么了不起的呀？路線錯誤，改了就是了。誰人要打倒你們呀？我是不要打倒你們的，我看紅衛兵也不一定要打倒你們。這一次會議的簡報，差不多我全都看了。你們過不了關，我也著急呀。時間太短，可以原諒，不是存心要犯路線錯誤，有的人講是糊里糊涂犯的。
1967年1月8日召集陳伯達、康生、江青、王力、關鋒、戚本禹等開會。談到上海文匯報社和解放日報社的造反派接管這兩家報社的情況時，毛澤東說：由左派奪權，這個方向是好的。文匯報四日造反，解放日報五日也造了反。兩張報紙奪權，這是全國性的問題，我們要支持他們造反。這是一個階級推翻另一個階級，這是一場大革命。這兩張報紙出來，一定會影響華東，影響全國。上海革命力量起來，全國就有希望。談到當前的輿論宣傳問題時，毛澤東說：搞一場革命，先要搞輿論。要大量轉載紅衛兵報的文章，我們的報紙很死。許多事情宣傳部管不了，文化部管不了，教育部管不了，你們管不了，我們也管不了，紅衛兵一來，就管住了。談到當前應該注意的問題時，毛澤東說：我們要用各種人，左、中、右都要發生聯系。統統搞得那么干干凈凈，我歷來不贊成。要講抓革命、促生產，不能脫離崗位來搞革命嘛！
1967年2月3日下午，在人民大會堂一一八廳會見卡博、巴盧庫等，周恩來、康生、葉劍英、楊成武、蕭華、王樹聲在座。毛澤東說：多少年來，我們黨內的斗爭沒有公開化。比如七千人大會時，我說修正主義要推翻我們，如果我們現在不注意，不進行斗爭，少則幾年、十幾年，多則幾十年，中國會要變成法西斯專政的。在那個時候已經看出問題來了。過去五年來，我們只抓了一些個別的問題、個別的人物，搞了一些在文化界的斗爭，在農村的斗爭，在工廠的斗爭，就是社會主義教育運動。這些都不能解決問題，沒有找出一種形式、一種方式，公開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來揭發我們的黑暗面。……去年五月，把北京市委這些人處理了。發動大字報運動，是去年六月一號。發動紅衛兵，是去年八月。接著八月上旬到中旬就開了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這個時候，我自己才寫了一張二百個中國字的大字報。解決這樣的問題，只有發動群眾才有辦法。沒有群眾我們毫無辦法。我們黨里暴露出許多人。一部分是搞民主革命的，在民主革命階段可以合作，打倒民族資本主義就不贊成了，要組織合作社他就不贊成了。這就是一批老干部。第二部分是解放以后才進黨的一批人。第三部分是接收下來的國民黨的一些人。第四部分就是資產階級、地主、富農的子弟。這些人也不都壞，有許多是站在我們方面的，但有一部分是反革命分子。大概就是這么幾部分人。總之，在中國人數并不多，百分之幾。他們的階級基礎只有百分之幾，頂多百分之五。
1967年5月16日中午，在人民大會堂一一八廳會見由保安部門負責人賓迪率領的剛果（布）政府保安代表團，周恩來、謝富治等在座。談到文化大革命的混亂狀況時，毛澤東說：亂得很，紅衛兵到處鬧。不是我創造的，是群眾創造的。大字報，紅衛兵，都是他們創造的，炮轟這個，炮轟那個，打倒這個，打倒那個。我們的一些事，完全沒辦法，我們政府、中央、公安部毫無辦法，紅衛兵、群眾一起來，就有辦法了。幾十年我們不清楚的事，紅衛兵一鬧就清楚了。你不借紅衛兵的力量，什么法子也沒有，一萬年也不行。大概亂一兩年就好了，現在已經亂了一年。亂是由于階級斗爭，兩派斗爭，左派同右派斗爭。亂也沒有什么大不了的事，天掉不下來。談到要依靠群眾時，毛澤東說：我們的政府是靠群眾，沒有群眾，什么事也辦不成。當然，我們也靠黨和解放軍。黨從哪里來？還不是從群眾中來的。解放軍的干部和戰士，還不是從群眾中來的。沒有群眾，哪里有黨？哪里有解放軍？談到世界革命形勢時，毛澤東說：你們的教員也是帝國主義，帝國主義不壓迫你們，你們就不會起來革命。全世界革命的人總是多數，反革命的是極少數。不過，帝國主義、各國反動派控制了城市、工廠、廣播、報紙，就顯得它有力量，如美國就是這樣，過去中國也是這樣。群眾起來，他們就害怕了。他們不怕我們這些人，怕中國的老百姓。所以你們要注意團結人民。帝國主義不怕你們，怕你們的人民同你們團結起來。世界上的事，無非是這一派推翻那一派，那一派推翻這一派，歸根到底，還是人民推翻壓迫者。
1967年上半年在同一位身邊工作人員的一次談話中說：你總說“亂”。你沒有看到最根本的一條：這個運動是無產階級領導下的革命，不要怕。我考慮發動群眾，我把批判的武器交給群眾，讓群眾在運動中受到教育，鍛煉他們的本領。我想用這個辦法試一試，我也準備它失敗。現在看來，群眾是發動起來了，我很高興，他們是同意我的做法的。跟隨我南征北戰的老同志，我沒有忘記他們對黨對人民的貢獻。周總理跟我講哪些人有困難，我都讓周總理去保他們。
1967年9月9日晚上，在上海虹橋賓館同楊成武、張春橋、余立金談話。……談到干部和群眾的關系時，毛澤東說：龍潛整得過分啦，搞“噴氣式”，罰跪，挨打，掛牌子。為什么會產生這樣的事？一個是執行了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群眾有氣；一個是官做大了，薪水多了，有事不跟人家商量，不平等待人，不民主，嚴重脫離群眾，到處罵人、訓人，戰士有意見平時沒有機會講，有機會就爆發了。一年用一個星期的時間，戰士有意見讓他講一講，講完了他就沒有意見了。以后干部多到下面去走一走、看一看，在某種意義上說，最聰明、最有才能的是有實踐的戰士。我們這些人接近群眾就比較困難了，去了就包圍。還是要想辦法去，可以化裝去，北京、上海不行，就到別的不認識你的地方去。干部要同群眾關系搞好，軍隊干部和群眾關系也要搞好，要找他們談話，做思想工作，要多談幾次。
1967年9月16日，晨，乘專列離開上海，上午到達杭州。中午，在專列上同第二十軍政委南萍(111)和空五軍政委陳勵耘(112)談話，楊成武、張春橋、余立金、汪東興等參加。……毛澤東說：龍潛、阮賢榜(113)有錯誤，還要幫助他們，不能一棍子打死，不能像湖南農民運動對待地主一樣。對待干部不能像對待地主一樣，罰跪、坐“噴氣式”、抄家、戴高帽、掛牌子，這種做法我是反對的，這些要禁止。這種做法破壞了我們的傳統。對國民黨的杜聿明、黃維、王耀武(114)還優待嘛！希望他們錯了就改，能站出來。哪有那么多人要打倒啊！對干部要一分為二，不能一切都抹殺了，他們過去還打過很多仗嘛！上海說對陳丕顯、曹荻秋比較文明，但是人家申辯幾句就說不老實。人家是一個人兩個人，你是幾百人。從長遠打算，這樣做，對我們養成的好作風不利。我們歷來是團結——批評——團結，歷來是講道理，準許申辯。現在搞亂了，被破壞了。你們對省委、地委的干部要慎重。現在要打倒一個人很容易，只要紅衛兵一轟。就是頑固到底的人也不要緊，給他飯吃。紅衛兵對干部一風吹不好。現在紅衛兵把團結——批評——團結搞亂了，破壞了。
關于給文革的定性"內亂"、"動亂"，外國人是怎么看的呢？
參考消息1967年2月5日第一版《中國正在做人類所沒有做過的事業》（作者：曾在中國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留學兩年的日本早稻田大學教授安藤彥太郎）
“文化大革命”就是貫徹著嚴肅的原則精神進行的。為了推動歷史車輪前進，無論如何也要依靠這次運動，克服矛盾，進入新階段，這件事情只要到過這個國家就能判斷出來。它從推動第三個五年計劃來說是絕對必需的，另外，從中國經常談到的，為了實現長遠將來的理想，也是必需的。
這樣寫，可能使人感到北京每天不是太緊張了嗎？事實絕非如此。游行的時候，敲鑼打鼓是很有意思的，運動的本身，加上受到群眾的支持，所以，一點也不緊張。早晨公園里照舊有人打著太極拳，晚上，街上的人在公園和街道上拿出棋盤在路燈下將起軍來啥也不想了。并且還圍著很多湊熱鬧的，從旁邊繪下棋的支招。日常生活也都和平日沒有什么不同。北京的夏天，就是這樣和往常一樣輕松愉快的過著。這和西方新聞報道說中國盡是些不愉快事情正好相反。星期天的北海公園里擠得滿滿的，晚上的王府井也還是那老樣子。“文化大革命”在日常生活中也是逐步進入的。
在日本的雜志上看到過幾篇文章說“文化大革命”是“毛澤東體制的動搖”和中國政治“減弱”的表現。這種“動搖”和“減弱”的看法是否對呢？
......
“文化大革命”是高瞻遠矚的以建設文化為目的的革命。我們必須站在歷史的前面來看待它。因此，在意識方面必須徹底的“破”。在破的基礎上，當然就會造成一種動蕩狀態。這個狀態就叫做“大動蕩”。把它譯成“大動亂”是不合情理的誤譯，也不是“大動搖”，而是巨大動蕩狀態，只有從那里才能產生新生命的意思。他們自己說，現在中國正處于“大動蕩”時代。靜止狀態不會產生新東西。“文化大革命”是在“大動蕩”狀況中造就無產階級文化的運動，并為此目標而斗爭。“大動蕩”也就是矛盾的狀態。我在中國呆了兩年多，對于矛盾真有如聞其聲的實感。矛盾是前進的杠桿。我認為這個國家現在已經發展到必須解決某種矛盾的地步。
現在，“大字報”到處都貼起來了。
“大字報”是自下而上地揭發和改正官僚主義、貪污、錯誤思想、壞作風的武器。所有的上級，都必須接受這些指責。這是徹底的民主。能夠實行這樣的徹底民主，不正說明是“堅強”的表現嗎？在北京的外國人還有的流露出這樣的想法，即“進行文化大革命這樣深刻的運動，群眾的心情卻很舒暢，不可理解”。我認為，這個運動勿寧說本來就是要使人心情舒暢的，并沒有什么不好理解的。
在大字報上，最下級可以批評頂頭上司，也可以批評最上級。另外，中層人員也可以批評它的上級。
據中國的一些人談，大字報大體上是確實的。挑釁性的個人中傷之類的不能說一點兒沒有，但是，因為要被所有的人看到，那些東西馬上就暴露出來了。
據說，工作崗位的上上下下的負責人，大大小小程度不同但都挨得上。日本的官廳和公司如果這樣干起來，該多么痛快啊！
大字報是從下而上揭發和改正領導工作中的官僚主義、貪污和態度惡劣的武器。所有的領導，都必須接受這些指責。真可以說是徹底的民主。
筆者注：西南大學將紀念毛主席的花扔掉，某銀行資金鏈斷裂給儲戶賦予"紅碼"不讓老百姓進銀行，北極鯰魚處理結果不予公開，陜西某醫院男50歲女44歲不予續聘，紅十字會的N次翻車，一些學閥壟斷話語權打擊不同聲音，如果在文化大革命時期，他們敢不敢這么做？他們會不會被戴高帽？
原社會部部長孔原之子孔丹的《難得本色任天然》：
"文革"后，老同志通過文化大革命的教訓有一種傾向性，覺得過去用的人很多有問題。許多領導的秘書，在關鍵時刻禁不起考驗而反戈一擊，甚至有些人投機出賣；所以，選干部子弟當秘書，是那個時期的一個潮流，覺得至少政治上可信。所以前面說過，王震同志曾要我做秘書，耿飚同志曾要我做秘書，我給張勁夫同志做秘書前后，還有人推薦我去給萬里同志做秘書。萬里當時是改革派的一個很重要的人物，我父親和我們兩兄弟經常跟他一起打橋牌，萬里本人和我可以說很熟。由于我在老一代的領導人那里，凡是認識我的都覺得我是一個好后代，有能力、不張狂、可靠、踏實，所以都希望選我做秘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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