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發表于《學習與批判》1976年第8期，作者是施東暉。
《中國共產黨在抗日時期的任務》，是毛主席在一九三七年五月黨的全國代表會議上所作的一個報告。它是指引我國革命從土地革命戰爭，向抗日民族戰爭轉變的綱領性文件，是運用馬克思列寧主義分析階級關系的變化，并據以正確地制定黨的路線和政策的光輝典范。
學習毛主席在民主革命的各個階段中對當時各個階級的分析，以及毛主席如何根據這種階級關系的變化來規定黨的路線和政策，對于我們今天研究和深入理解社會主義時期階級關系的變化，是有很大的幫助的。
毛主席在做這一光輝報告的時候，土地革命戰爭已經基本結束，抗日民族解放戰爭即將全面展開，中國革命正處在一個極其重要的歷史轉變關頭。毛主席在報告中，強調不僅要研究整個民主革命時期階級關系的一般發展規律，而且還必須考察它在當前發展階段上的特征。
在整個民主革命歷史時期，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同中國人民之間的矛盾，始終是主要矛盾。非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歷史過程完結之時，這個主要矛盾的根本性質是不會改變的。但是，這個主要矛盾在它發展的過程中，由于矛盾的兩個側面和被它制約的其他矛盾的變化，在各個發展階段中，又表現出各自不同的特點。
從土地革命戰爭時期過渡到抗日民族戰爭時期，中國社會主要矛盾的性質從根本上說并未變化，我們黨仍然要堅持無產階級領導的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義革命這條基本路線。但是，由于主要矛盾發生某種程度的變化，決定了革命進入新的階段。正如毛主席在報告中指出的那樣：”由于中日矛盾成為主要的矛盾、國內矛盾降到次要和服從的地位、而產生的國際關系和國內階級關系的變化，形成了目前形勢的新的發展階段。”
在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工人、農民、城市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為一方，帝國主義支持下的北洋軍閥為另一方，成為社會的主要矛盾。一九二七年上半年，帝國主義對當時的中國革命陣線進行了分化活動，大資產階級利用共產黨內陳獨秀投降主義的統治，篡奪了革命的領導權，民族資產階級做了大資產階級的尾巴，也叛變了革命，使轟轟烈烈的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歸于失敗。
這樣，就形成了階級關系的新變動。革命營壘中，這時只剩下了無產階級、農民階級和其他小資產階級三個階級。反革命營壘中，國民黨新軍閥代替北洋軍閥，在帝國主義支持下建立了大地主大資產階級的統治，民族資產階級則成了反革命的附庸。
中國革命由此進入了土地革命戰爭時期。這時，社會主要矛盾的根本性質雖未變化，但與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不同，表現為以共產黨為代表的工農大眾同以國民黨反動派為代表的大地主大資產階級之間的矛盾。一九三一年，日本帝國主義為了使中國成為它獨占的殖民地，發動了”九一八”事變，進而又在一九三五年發動了華北事變，于是，中日矛盾逐步上升為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而把其他各種矛盾推到次要的地位，國內革命和反革命的陣線也都發生了新的變化。
這種變化，首先表現為無產階級和農民、小資產階級的組織程度和自覺性在不斷地提高。一九三五年華北事變之后，工農武裝割據從土地革命戰爭初期只在工農運動曾經蓬勃發展過的南方幾省，擴展到了在北方各省獲得了迅速的發展。城市工人運動也基本上結束了王明路線所造成的嚴重破壞后的沉寂局面，深刻地醞釀著反日反賣國賊的斗爭。全國人民正在大規模地起來為抗日救亡而斗爭。
毛主席指出，這時的革命陣勢是由局部性轉變到全國性，由不平衡狀態逐漸地轉變到某種平衡狀態。(《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工農堅持要求抗日，反對蔣介石的不抵抗主義，這就是階級關系的一個重要變化，是黨實行階級關系新調度的主要依據。
當時階級關系變化的另一重要標志，是民族資產階級的動搖和大地主大資產階級各個集團的矛盾和分化。毛主席指出：”中日矛盾變動了國內的階級關系，使資產階級甚至軍閥都遇到了存亡的問題，在他們及其政黨內部逐漸地發生了改變政治態度的過程”。
這就是說，在革命運動的進程中，階級力量的對比是在不斷地變動著的。民族資產階級曾經追隨大資產階級叛變了革命。現在，由于中日矛盾上升為主要矛盾，使它可能重新成為革命的朋友，成為革命動力的一部分。不僅如此，地主買辦階級在新的形勢下也正在發生變化，它們當中的親英美派有可能參加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而親日派則正在一步步地投入漢奸賣國賊營壘。
正是由于新的歷史條件，敵、友、我的關系發生了一定程度的變化，無產階級才有可能與民族資產階級(包括與地主買辦階級中的某些集團)結成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研究階級關系變化的一個重要目的，就是要區別各個階級和它們在不同的時期對革命的不同態度，以便團結一切可能團結的力量，最大限度地孤立、打擊當前階段的主要敵人，奪取革命的勝利。
毛主席在當時正是抓住了中日矛盾上升為主要矛盾，進而深入地分析了在新形勢下階級關系的區別，為我黨制定了發展進步力量，爭取中間勢力，分化敵人營壘，集中打擊日本帝國主義和地主買辦階級中親日派的正確路線和策略。
毛主席指出：在國際上，”統一戰線應當以抗日為目的，不是同時反對一切帝國主義。”
在國內，必須把親日派大地主大資產階級和親英美派大地主大資產階級加以區別。親日派是日本帝國主義的走狗，必須集中力量予以打擊。親英美派同日本有矛盾，又同人民有矛盾，應當爭取它參加抗日陣線，同時對它的反動政策進行斗爭。
為此，我們黨對蔣介石為代表的親英美派大資產階級，根據其在不同時期的不同政治態度，在策略上作了相應的調整。一九三五年華北事變的過程中，這個階級及其主子同日本侵略者之間發生了利害沖突，但是當時的矛盾尚未到達激烈的程度，蔣介石的基本政治態度仍然是對外賣國，對內進行反共內戰。所以，黨中央在制定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時，實行”反蔣抗日”的策略。
以后，隨著英美帝國主義及親英美派大資產階級同日本帝國主義的矛盾的激化，人民抗日運動的日益高漲，蔣介石集團的政治態度發生了一定的變化。對此，黨中央及時地在一九三六年五月由”反蔣抗日”轉而采取”逼蔣抗日”的策略。同年十二月西安事變和平解決，親英美派大資產階級被迫放棄內戰政策，新的國共合作開始形成，這是黨的”逼蔣抗日”策略的勝利。
此后，由于日本帝國主義的繼續進攻，我黨領導的人民力量的增強，民族資產階級不斷轉向抗日，地方實力派的分化加劇，使親英美派大資產階級繼續向著參加抗日陣線的方向發展，我們黨在一九三七年上半年進而從”逼蔣抗日”轉到采取”聯蔣抗日”的策略。
研究這個變化過程，說明了只有分析各階級在不同時期的政治動向，才能制訂正確的方針策略，調動一切可能調動的力量，集中力盤打擊當前的主要敵人，奪取革命的勝利。
歷史經驗證明，離開對階級關系變動的調查和研究，就必然產生唯心的階級估量，它的結果不是機會主義，便是盲動主義。
在當時，王明推行”一切斗爭，否認聯合”的”左”傾路線，一個重要原因，就在于他們閉起眼睛，根本不承認由于中日矛盾上升而引起的階級關系變化的事實。他們抹煞階級關系的變動，就不可能把主要敵人日本帝國主義和其他非主要敵人區別開來，也不可能看到民族資產階級和地主買辦階級中產生的新的分化，甚至把中間勢力當作”最危險的敵人”來打擊。
他們正如毛主席所指出的那樣，”不會拿自己的策略武器去射擊當前的最中心目標，而把目標分散，以至主要的敵人沒有打中，次要的敵人甚至同盟軍身上卻吃了我們的子彈。”(《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
不僅如此，就在黨集中力量反對”左”傾關門主義的時候，以王明、劉少奇等為代表的右的機會主義傾向已逐漸發展起來，他們從右的方面歪曲華北事變和西安事變后階級關系變化的性質，散布對蔣介石的幻想，在政治上逐漸從關門主義倒向投降主義。
為此，毛主席在批判新起的投降主義傾向時指出，國內階級矛盾之所以變成次要的和服從的東西，是因為中日矛盾和國內矛盾在政治比重上發生了變化，”但是國內階級間的矛盾和政治集團間的矛盾本身依然存在著，并沒有減少或消滅”。
黨實行階級關系的新調度，直至和國民黨重新建立統一戰線，不過是適當地調整這些矛盾，決不是實行階級調和。
為了防止重犯陳獨秀路線的錯誤，毛主席諄諄告誡全黨，”使無產階級跟隨資產階級呢，還是使資產階級跟隨無產階級呢？這個中國革命領導責任的問題，乃是革命成敗的關鍵”。
今天，中國革命已進入了社會主義時期。國內的主要矛盾，已由民主革命時期的中國人民與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買辦資本主義的矛盾，轉化成為工人階級與資產階級的矛盾。
但是，盡管主要矛盾在性質上起了根本的變化，毛主席在民主革命時期各個階段對階級關系變動所做的調查和分析，以及如何在此基礎上，制訂出路線和政策，在今天仍然有著極其重要的指導意義。
要從理論上和實踐上搞清楚資產階級”就在共產黨內”的問題，就必須深入調查今天的階級關系，研究它們之間發生了什么新的變動。而要搞好階級關系的調查和分析，就要求我們必須深入批鄧，認真學習無產階級專政的理論，掌握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理論武器。
正如毛主席在《中國共產黨在抗日時期的任務》的結尾中所指出的那樣：”在全黨中提高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水平是完全必要的，因為只有這種理論，才是引導中國革命走向勝利的指南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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