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從社會主義建設大躍進以來，不僅農村自然面貌發生了重大變化，而且社會面貌與精神道德面貌也都發生了巨大的變化。許多地方先后出現了吃飯食堂化、托兒互助化、米面加工廠、縫紉組、制鞋組、洗衣站等社會組織和老人幸福院、產婦醫院等社會福利事業。
為什么會產生這些新事業呢？從前農村家庭生活所需的碾米，磨面、做飯、縫紉、洗衣、育兒、養老等家庭繁雜瑣碎的工作，在農業合作化后也都還是分散的、個體的，以家庭為單位去進行的。這種從舊社會長期流傳下來的個體家庭生活，對社會主義的集體生產是不相適應的，它妨礙著集體生產向前發展。
隨著生產大躍進形勢的出現，人們要求婦女從家庭中出來參加生產勞動，要求生活集體化。因此，就必然要使家務勞動社會化。自人民公社建立以后，生活集體化更加鞏固和發展起來了，加之，由于人民公社完成了集體所有制，和實行了“工資制與供給制相結合”的分配制度，便引起了家庭的巨大變化。
家庭組織和男女關系在人類歷史發展過程中，曾發生過不少的變化。隨著私有財產的發生與母權制度的廢除，父權制度的確立(恩格斯稱為“女性的具有全世界歷史意義的失敗”），男女之出現了不平等。
自從有了正式家庭，家庭中的分工，就形成所謂“男外女內”，如恩格斯所說：“確立了男子在家中的統治地位；婦女的家庭工作，現在跟男子謀生的勞動比較起來，失掉了它的意義；男性的勞動至高無上，而婦女的工作則只是微不足道的附屬品了。”
這種關系一直貫穿在階級社會的家庭中，雖然各個階級社會歷史時期的家庭有所不同。我國人民民主政權的婚姻法、憲法都規定男女完全平等。婦女在政治上和法律上都有和男子一律平等的地位。但由于多數婦女還緊緊束縛于繁忙、瑣碎的家庭勞動中，家庭收入一般不由婦女支配，所以在經濟上、文化上和精神上還不能取得和男子完全平等的地位。
家務勞動社會化與生活集體化后，根本改變了這種狀況，使婦女擺脫了“磨房、廚房、繡房、臥房(育兒)”的束縛，參加社會生產勞動。雖然做飯、縫紉、洗衣、育兒等工作，也還需要一部分婦女去擔任，但由于這些勞動已經社會化，其性質如同工業、農業生產一樣，成為光榮的社會勞動事業，而不再束縛婦女了，這是婦女的徹底解放。
從此，他們也如同男子一樣，直接擔負著社會主義建設的偉大事業，并且也有了像男子同樣的機會學習文化、科學、技術和參加社會活動。這就從實際上提高了婦女的社會地位，將很快地根本消除男女在社會生產、文化生活等方面的本質差別，徹底實現婦女解放與男女完全平等。
恩格斯：“婦女的解放，只有在婦女可以大量地、社會規模地參加生產，而家庭工作僅占有她們很少工夫的時候，才有可能。”
在資本主義社會，即使在勞動人民家庭里，男女也是不平等的。所以恩格斯說：“男女的實際平權，在我看來，只有消滅了資本對兩者的剝削，而家務勞動從現在的個人操作變成社會的一個生產部門時，才可能實現。”(恩格斯：海奧姆——沙克的信)
列寧說：“只有開始把瑣碎家務，普遍改造為社會主義大經濟的地方，才有真正的婦女解放，才有真正的共產主義。”這些科學的預言在我國已開始實現了。
在人類階級社會歷史中，家庭總是社會的縮影。在封建社會里，家庭是封建制度的縮影。如同封建等級一樣，人格隸屬關系，也存在于父母與子女和夫妻間。家長有支配一切家庭成員和決定一切家庭事務的無上權威。
由于我國歷史條件的關系，脫胎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廣大農村家庭，還帶著封建家庭流傳下來的許多殘余。土地改革，按人口分配土地，家庭成員在財產上有了發言權；農業合作化動搖了私有財產，按勞動日分紅，凡能勞動的，在家庭經濟上也有了一定的權利。
但由于生活仍以個體家為單位，收入仍歸家長支配，所以封建殘余的家長權威仍然發生著一定的作用。因此，婦女和子女在很大程度上還受著經濟上和精神上的壓迫和束縛。
家務工作社會化與生活集體化徹底解放了婦女，而“工資制和供給制”就連子女也一同徹底解放了。青年男女從勞動中所得工資自己完全可以自由支配，而供給制的集體生活和普及義務教育使他們對家庭已不再有任何依靠。因之，他們在人類歷史上第一次從家庭中獲得解放，獲得獨立人格，獲得平等。
生活集體化，教育普及化和公共福利設備，對青年一代從托兒所、幼兒院一直到大學加上集體勞動和集體娛樂，一方面可以根除家庭私有觀念，克服并防止個人主義思想的發展，另一方面可以培育著集體主義精神，并把他們培養成共產主義社會里的“全新的人。”
家務勞動社會化與生活集體化，是由于集體生產與個體家庭生活矛盾而發生的，是生產大發展要求突破家庭生活小圈子而發生的，實際上是生產關系一定要適合生產力發展的規律在發生著作用。
它是由于社會主義建設大躍進而發生，它反過來對社會主義建設又發生著極大的推動作用。家務勞動社會化、生活集體化是社會主義生產關系的擴大與向共產主義過渡的生活方式，是生活上的大革命。
它把廣大婦女從家務勞動解放出來直接參加社會生產勞動，為社會提供了新的大量的勞動力，它把廣大青年男女從家長束縛中解放出來，為社會提供了獨立自立的敢想敢說敢做的共產主義突擊隊員。這對加速社會主義建設向共產主義過渡，都將發生著巨大的作用和深遠的影響。
家庭形態有什么變化呢？
自從私有制發生以來，“個體家庭便成為社會的經濟單位了”(恩格斯語)在長期的農業經濟社會里，家庭對社會的職能是：生產單位、生活單位和與此分不開的“養老、育幼”任務。
農業合作化后，主要生產資料公有，集體生產，家庭已不成為生產單位了。自從家務勞動社會化與生活集體化后，家庭也不再是生活單位了，而由于有幸福院、托兒所、幼兒園的建立，養老、育幼的任務也沒有了。既然家庭成員集體生產、集體生活，老有所養、幼有所長，那么家庭對社會還有什么職能呢？很顯然，以前的職能沒有了，以后的職能僅僅是夫妻關系和繁殖后代。
人口的生育為人類的本能作用，也是社會的延續，屬于人類生存的永久范疇。因之，繁殖后代是很自然的事。但其意義與以前有本質的不同。以前生兒養女，完全由父母自己負責，而父母希望晚年得到子女的贍養。
人民公社成立后，有的公社免費托兒，有的公社竟把七歲以下的小兒的生活供給也完全包下來，實行公育；七歲和七歲以上的兒童，一面受免費義務教育，一面參加生產勞動，也不需要依靠父母了。在這樣情況下，母親對兒童的責任，也只有哺乳一事(如果母親缺乳，或因疾病或因工作不能哺育，公社也可以牛乳、羊乳哺育)。
這樣，父母同子女之間，由于原來經濟生活關系所產生的感情和意識，越來越淡薄了。既然父母達到一定年歲不能勞動或失去勞動能力，可以住幸福院度過自己的晚年，當然絲毫不必指望兒女贍養自己；既然有了幸福院可使“天下父母度過其晚年”，子女也不必再為其年老父母的生活而擔心。
由此可知，從公社發展趨勢看，父母與兒女在經濟上是沒有什么關系了。這是家庭在人類歷史上第一次帶有根本性的變化。這個變化實質上是社會生產關系的變更，它將推動社會生產力以更大的速度向前發展。
當然，現在許多公社對兒童生活與老人生活，還沒有完全包下來。但隨著公社生產的發展再發展和生活供給部分的增大再增大，兒童生活與老人生活逐漸完全由公社負責，是必然的趨勢，是社會發展規律的自覺運用。因為這樣做，有以下的優越性：
(一)便于父母專心從事社會生產和一切文化科學技術學習與活動，有利于社會生產的發展；
(二)便于依科學方法和集體設備教養兒童，使兒童成為有文化、有技術、有才能的勞動者；
(三)根除家庭私有觀念，加速向共產主義過渡，并鞏固共產主義社會。
自從人類歷史上發生了私有制并確立了個體家庭之后，家庭即成為一種與社會對抗的力量了。由于家庭自成一體，它與社會形成一種矛盾。在社會利益和家庭利益發生矛盾時，社會利益往往受到犧牲。從來的統治階級為了維持其統治，便把國家擺在首要地位。但在階級社會里，由于私有制的存在和發展，家庭和社會的矛盾，只能通過倫理、道德和法權加以緩和，但是永遠無法克服。
人民公社擴大了公有制并掃除了私有制的最后殘余，隨著階級的消滅，家庭和社會的矛盾就根本解決了。在根本廢除了私有制和消滅了階級的社會中，由于人人平等，人人都有獨立人格，人人都是社會的成員，他們在生產上與生活活動上都和社會直接發生關系，所以再也沒有什么家庭和社會的矛盾了，而只留下個人和社會的關系了。
從此，人們在社會上獲得徹底解放。人民公社的建立，一系列的生產關系的變更——生產資料完全公有制、按勞取酬和供給制相結合的分配制，以及由此所引起的家庭和社會矛盾的根本解決，是對人的徹底解放，因此，就形成了無窮無盡的力量。這是新的生產關系，推動了生產力。
家庭既然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家庭形態和夫妻關系將是怎樣的呢？
家庭既然已不再是生產單位，生活單位，又沒有養老、育幼的任務，那么所謂“家庭”就只有單純的夫妻關系了。這種關系正是馬克思所謂“兩性關系的一個較高的形態”。
恩格斯在“共產主義原理”一書上答復“共產主義制度對家庭將產生什么影響”時指出：“兩性間的關系，將成為僅僅和當事人有關而社會無需干涉的私事。這一點之所以能實現，是由于廢除私有制和社會負責教育兒童的結果”。
恩格斯設問：“既然一夫一妻制的發生是由于經濟上的原因，那么當這種原因消滅的時候，它是不是也要消滅呢？”
他答道：“它不僅不消滅，反而只有那時才能十足地實現，……而且會最后對于男性也成為現實”。
因為一般說來，從來一夫一妻制，好像只是要求婦女遵守的。恩格斯在以后又說：“在這里，一個在一夫一妻制開始發展時，還只有過萌芽的新因素開始發生作用了——這新因素就是個人的性愛”。
這樣的一夫一妻制能不能鞏固呢？既然離婚自由，在今天都是允許的，那么在更高級的社會形態里，由于男女雙方沒有經濟上和后代養育的顧慮，離婚就更可以自由了。
恩格斯講：“如果只有根據愛情結成的婚姻才是合乎道德的，那就單只繼續有愛情存在的婚姻，才仍然是合乎道德的了。可是，個人性愛的長久性在各個不同的個人中間，……是各不相同的：要是感情已完全消失或者已經被新的熱烈的戀愛所排除，那么離婚無論對于雙方或對于社會，都成為一件幸事了”。
在私有制和階級社會里，有不少男子運用經濟力量或其他社會權力去購買女子的愛情，而也有不少女子除了愛情以外，還為了某種其他動機而委身于男子，或者對經濟后果與非法生育的后果的恐懼而拒絕她所心愛的男子。在那里，男女的結合，一般不可能建立在純真的愛情基礎上。
在共產主義社會里，男女的結合，既然再也沒有什么經濟力量和社會權力支配的因素，也沒有對生育后果的顧慮，那就只能是以純真的愛情為基礎了。恩格斯：“到那時候，除了相互的愛慕以外，再也不會有別的動機存在了。”
但男女雙方的關系是人與人的關系，屬于社會的生產關系的一個方面。因此，男女結合必然以共產主義道德，和有利于社會發展、個人進步為依據，而不能像原始社會人類那樣任其性欲沖動“為所欲為”的。
在共產主義社會里，人們以合作友愛代替了自私自利，以真誠代替虛偽，人們對社會具有高度的責任感，對將來都有無限的美好希望，當個人利益與社會利益發生矛盾時，決然犧牲自己利益，對人誠懇坦白，互助友愛，把舍己為人當成樂事。
想一想，這樣類型的人，怎能只顧自己利益給別人制造痛苦，怎能做出對不起別人的事情呢？因此，男女雙方的結合與分離，都會自覺地遵守共產主義道德，并要符合生理上、心理上的科學規律的。
在這樣情況下的愛情，將成為個人“力爭上游”的一種動力，而男女雙方正是以這種純真的愛情相互促進、共同提高道德品質與活動能力。純真的偉大的愛情，在共產主義社會才能實現，也才能發生巨大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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