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在思考問題時,究竟是用由古及今、又今溯古的歷史思維呢,還是應該用就事論事 、只管眼前的“眼前”思維?這個重要問題,國共兩黨在內戰時就給出了答案:
勝在歷史思維,敗在“眼前”思維。
中國的道理都在歷史之中。歷史思維,說的就是歷史的邏輯、現實的狀態和發展的潮流,要解答“我們從哪里來?我們在哪里?我們走向何方?”這個根本問題。
1916年,青年毛澤東在致蕭子升的信中說:“居數千年治化之下,前代成敗盛衰之跡豈少,應如何善擇,自立自處?王莽、曹操、司馬懿、拿破侖、梅特涅之徒,奈何皆不足為前車之鑒?史而有用,不至于是。”意思是袁世凱這些人如果吸取歷史教訓,也不會遺臭萬年了。
成為一名馬克思主義者之后,毛主席認為,馬列主義普遍原理和中國實際相結合的基本方法就是歷史思維。今天的中國是歷史的中國的一個發展;作為馬克思主義的歷史主義者,不應當割斷歷史。從孔夫子到孫中山,都應當給以總結,承繼這一份珍貴的遺產。
1937年8月,毛主席運用歷史思維研究哲學問題,創作了《矛盾論》,開篇就考察人類認識發展的歷史,指出唯物辯證法是人類認識發展的產物,“對于人類的認識史是一個大革命”。
《矛盾論》對中國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歷史作了詳盡、深入的考察,把中國革命區別為資產階級領導的和無產階級領導的兩個不同的歷史階段,指出革命性質沒變、根本任務沒變,領導階級卻發生了變化。
毛主席把辛亥革命以來的20多年劃分為幾個具體的歷史發展階段,對各個階段中矛盾的特殊性、矛盾的變化、矛盾的各個方面作了具體、歷史的考察分析,全面闡述了中國共產黨和國民黨在中國革命幾個具體歷史階段的不同表現,展現兩黨又聯合又斗爭的復雜情況,剖析了大革命、土地革命和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深刻原因。
有人曾問過毛主席如何來讀歷史?他回答:“中國史應當特別留心興亡之際,此時容易看出問題。太平時代反不容易看出。西洋史應特別留心法國大革命。”
1942年3月,他在《如何研究中共黨史》一文中,提出了全面的歷史的方法“古今中外法”。他指出:“就是弄清楚所研究的問題發生的一定的時間和一定的空間,把問題當作一定歷史條件下的歷史過程去研究。所謂‘古今’就是歷史的發展,所謂‘中外’就是中國和外國,就是己方和彼方。”
他總是帶著問題意識,把歷史看作經驗與理論的科學總結。他認為掌握歷史思維的目的在于總結歷史經驗,從中提煉出規律性的東西,用以指導現實,指引未來。他說:“規律自身不能說明自身。規律存在于歷史發展的過程中。應當從歷史發展過程的分析中來發現和證明規律。不從歷史過程的分析下手,規律是說不清楚的。”
關注正在發生的事、走中國的路,是毛主席以歷史思維戰勝國民黨的關鍵。
那么,“眼前”思維是怎么失敗的呢?
1945年抗戰勝利后,蔣介石占據天時地利人和,卻不懂得借鑒歷史、逆人心和潮流而動,執意發動內戰,又在戰略上只顧一時、戰術上呆板保守,處處喪失主動性,終于在短短幾年內耗盡優勢、兵敗山倒。
這種典型的被眼前勝利和榮耀沖昏了頭腦,只剩下“眼前”思維的人,焉有不敗之理?
而作為對手的毛主席,則基于對中國歷史的透徹理解,寫下了“宜將剩勇追窮寇,不可沽名學霸王”的名言,決定了蔣家王朝覆滅的命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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