密切聯系實際讀書，是毛澤東讀書的一個最顯著的特點，也是毛澤東堅持一生的一種最重要、最基本、最有效的讀書方法。
密切聯系實際讀書，就是在讀書過程中，將所讀書上的內容與中國人民革命斗爭和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的實際，與黨的建設的實際，與中國社會前進發展的政治、經濟、歷史、文化、教育實際，自然科學實際等等，與讀書人自己的工作實際、思想實際、理想信念實際、情感實際等等緊密地聯系起來。把讀書時讀書人自己頭腦里所想、所思、所動等等都寫下來，記下來，表達出來。這種所思、所想、所寫、所記、所表達的，仿佛是讀書人在與書的作者或書上的人物等面對面的交談、交流、討論。對作者的話、書上人物的話及其政治主張和思想、認識、觀點、過去的事、書上的記載等全部文字，都入心用腦，用心思考，有感即發，有想就批，有話即寫。對書上的話贊成就表示贊成，不贊成就表示不贊成，有疑問就提出疑問，有反對就提出反對。總之，隨讀隨想，隨想隨記，實想實記，怎么想就怎么批注、怎么圈畫。這樣的讀書方法，筆者稱之為密切聯系實際讀書方法。
下面，筆者聯系毛澤東一生的讀書實際，從以下六個方面向讀者介紹毛澤東用聯系實際方法讀書的一些情況。
一、長沙求學時代密切聯系實際讀《倫理學原理》
說到毛澤東聯系實際讀書，筆者在這里先向讀者簡要介紹毛澤東早在1917至1918年，在湖南求學時聯系實際讀《倫理學原理》(德國泡爾生著，蔡元培譯，商務印書館1913年10月出版)一書的有關情況。毛澤東在讀《倫理學原理》一書的過程中，邊讀邊用心思考，一邊讀一邊想，隨思、隨想隨批。全書原文共約10萬字，毛澤東邊讀、邊想、邊用近似7號鉛字大小的蠅頭行楷寫下的批注文字共達1.2萬余字。是毛澤東早年寫有批注文字保存下來的最完整、批注文字最多的一本密切聯系實際的讀書批注。
這本書歷經幾十年，幾經輾轉，于1950年9月下旬才又回到毛主席跟前。1949年新中國成立前夕，毛澤東主席搬到中南海豐澤園菊香書屋辦公。菊香書屋是個不大的舊式四合院，毛澤東日常辦公、休息都在這里。新情況、新實際、新工作、新需要，毛主席身邊存放的圖書就越來越多，毛主席在讀的、讀批過的圖書也越來越多，全國新聞出版部門贈送、贈閱的圖書、報刊等讀物也越來越多。這樣，毛主席住地原存放圖書的地方就越來越緊張了。到了60年代中期，根據毛主席實際藏書的需要，當年的中共中央辦公廳領導同志研究決定：將中南海懷仁堂南邊的三個院中的增福堂作為毛主席書庫，除住地放有一小部分常讀的、在讀的、毛主席特別喜愛的圖書外，其他大部分毛主席的圖書都搬放在增福堂。增福堂南邊一個院子是永福堂，毛主席秘書田家英曾在這院里辦公，北邊一個院子是來福堂，當時，我們幾個工作人員就在這個院子里辦公。三個院子，增福堂最大最好房間最多。相當一段時間，毛主席大部分圖書、報刊資料都存放在這個院子里。因為幾次搬動全靠警衛部隊戰士們幫忙，人多，搬動又很匆忙。所以有一些圖書原存放的順序就搬亂了，這就需要重新歸類整理。我就是在1972年一次整理主席圖書過程中偶然看到了這本《倫理學原理》。因為當年，筆者看到的毛澤東早年的讀書批注文字比較少，對毛主席早年的墨跡不很熟悉，這本書紙張全發黃了、本子又很破舊，它又是與毛澤東其他一些沒有批注的圖書放在一起的，很不引人注意。所以，我當時并沒有認為它是毛澤東閱讀批注過的書，也沒有認為它有多么重要。翻閱之后，當看到楊韶華(毛澤東在湖南第一師范同學)在這本書扉頁上寫下的一段話：“此書系若干年前，毛主席潤之兄在小吳門外清水塘住所借閱者，嗣后各自東西，不復謀面，珍藏至今，深恐或失!茲趁周敦元學兄”北上之便，托其奉還故主，借鏡當時思想之一斑，亦人生趣事也。一九五0年九月十五日楊韶華識”時，才知道這本書是毛澤東早年讀過的，書上的批注文字全是毛主席寫的。“周敦元”就是“周世釗”，毛主席的老同鄉、老同學。據史料記載，周世釗是1950年9月下旬，應毛澤東之邀請來北京之前，楊韶華就將自己20年代初在長沙清水塘借閱的這本《倫理學原理》托周歸還毛澤東。毛澤東從周世釗手中收到這本書時，非常高興地翻閱了他自己寫在書中的批語，微笑著對周說：“我當時喜歡讀這本書，有什么意見和感想就隨時寫在書上。現在看來，這些話有好些不正確了。”翻著翻著，接著又非常認真地對周說：“這本書的道理也不那么正確，它不是純粹的唯物論，而是心物二元論。只因那時我們學的都是唯心論一派的學說，一旦接觸一點唯物論的東西，就覺得很新穎，很有道理，越讀越覺得有趣味。它使我對于批判讀過的書，分析所接觸的問題，得到了新的啟發和幫助。”(轉引自周世釗《毛主席青年時期的幾個故事》，載1958《新苗》第10期)全書從頭至尾，毛主席批注、圈畫得密密麻麻的。自從我發現了這本書之后，本書的命運就徹底改變了，又回到了毛澤東批注過的重點保護的圖書位置，并增加了防蟲、防濕等保護新技術處理。一直到現在，這本書還與其他毛澤東生前閱讀批注、批畫過的多種書刊一直放在一起，有關部門、有關同志在妥善地保存著。據我所知，毛澤東晚年沒再看過這本書。
統觀毛澤東讀《倫理學原理》所寫的批注，絕大部分都是毛澤東聯系中國當時的社會、中國歷史及其本人的思想認識等方方面面的實際，非常坦誠地、非常鮮明地表明他的主張、觀點、看法和想法的。筆者在這里只舉以下兩條批注，進一步加以說明。
第一條批注。原著中有一段文字寫道：“且一切殺身成仁之事，亦皆含有保存小己之義，即所以保存其觀念中之小己者也。彼列格路何嘗不以生活為鵠，惟其所鵠者，非形質界之生活而精神界之生活耳。其效力國家，無論和戰，必鞠躬盡瘁，死而后已。固以為非使羅馬民族品位崇高，名譽發揚，則己之職分固有所未盡焉，此其所以與羅馬民族之名俱不朽于千載者也。”毛澤東讀了這段話之后，密切聯系他個人當時的思想認識實際和國家的歷史實際寫下了一條長達361個字的批注：“此語甚精。觀此語始知泡氏亦以個人主義為基礎，此個人主義乃為精神的，可謂之精神之個人主義。個人有無上之價值，百般之價值依個人而存，使無個人(或個體)則無宇宙，故謂個人之價值大于宇宙之價值可也。故凡有壓抑個人，違背個性者，罪莫大焉。故吾國之三綱在所必去，而教會、資本家、君主、國家四者，同為天下之惡魔也。或曰個人依團體而存，與團體之因個人而存其事相等，蓋互相依存不可偏重也。是不然。事固先有個人而后有團體，個人離團體固不能獨存，然團體無意思，其有意思仍系集合個人之意思也。……人一身乃集許多小個體而成，社會乃集許多個人而成，國家乃集許多社會而成。當其散則多，及其成則一。故個人、社會、國家皆個人也，宇宙亦一個人也。故謂世無團體，只有個人，亦無不可。”批注的字里行間隱現著毛澤東注重個人價值的思想觀點，那時就提出“吾國之三綱在所必去”(“三綱”是指封建社會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筆者注)“而教會、資本家、君主、國家四者，同為天下之惡魔也。”可見毛澤東在“五四運動”前夕就己經萌生了反帝反封建思想，批注的文字也鮮明地表明了毛澤東對半封建、半殖民地舊中國社會制度的憎惡觀念。
第二條批注。書上原文是：“……征之歷史，國民皆不免有老衰萎縮之時，若思惟行為一定之習慣，若歷史沿襲之思想，若構造，若權利，與時俱增。于是傳說足以阻革新之氣，……而此歷史界之有機體，卒不免于殄滅。當是時也，各人又安有能力，用以生殖傳衍，本舊文明之元素，以構新歷史之實質耶?人類全體亦然。雖非歷史所能證明，而以此卜論推之，知其不免于絕滅。征之物理學、恒星及太陽系統，皆當歷生長老死之階級。其生也，自他星體而分離，由是發展焉，成熟焉，經無量數之生活，而乃老衰焉，萎縮焉。若地球，若人類，亦莫不然。”讀了這段簡短的文字后，毛澤東又聯系了國家、民族、社會、人民、人類、宇宙及他本人的思想實際寫下了470字的批注。毛澤東在批注的開頭就寫道：“中華民國正處此地位”。看到書上的內容，就聯系到當時的“中華民國”。緊接著，毛澤東又寫道：“吾于此處之解釋，亦如上文。一人生死之言，本精神不滅、物質不滅為基礎(精神物質非絕對相離之二物，其實即一物也，二者乃共存者也)。世上各種現象只有變化，并無生滅成毀也，生死也皆變化也。既無生滅，而只有變化，且必有變化，則成于此必毀于彼，毀于彼者必成于此，成非生，毀非滅也。……國家有滅亡，乃國家現象之變化，土地未滅亡，人民未滅亡也。國家有變化，乃國家日新之機，社會進化所必要也。今之德意志即從前之日耳曼，土地猶是也，人民猶是也。吾嘗慮吾中國之將亡，今乃知不然。改建政體，變化民質，改良社會，是亦日耳曼而變為德意志也，無憂也。惟改變之事如何進行，乃是問題。吾意必須再造之，使其如物質之由毀而成，如孩兒之從母腹胎生也。國家如此，民族亦然，人類亦然。各世紀中，各民族起各種之大革命，時時滌舊，染而新之，皆生死成毀之大變化也。宇宙之毀也亦然。宇宙之毀決不終毀也，其毀于此者必成于彼無疑也。吾人甚盼望其毀，蓋毀舊宇宙而得新宇宙，豈不愈于舊宇宙耶!”從上述等大量的批注文字中，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青年時代毛澤東讀書的一大特點是緊密聯系實際。24歲的毛澤東在讀書求學時就心系祖國，心系中華民族，胸懷全球全人類，對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舊中國，他明確提出了“吾意必須再造之，使其如物質之由毀而成，如孩兒之從母腹胎生也。”他認為：“國家如此，民族亦然，人類亦然。”并主張“時時滌舊，染而新之”。年青毛澤東的宏偉抱負，人生追求躍然在讀書批注的字里行間。
《倫理學原理》是德國哲學家、倫理學家泡爾生的主要代表作《倫理學體系》的一部分。是一本純修身理論讀物。楊昌濟在湖南省立第一師范學棱講授修身課時，曾將此書作為教材。毛澤東在聽課和閱讀該書的過程中，非常認真、非常下功夫，書上的天頭、地腳等空白處幾乎都寫滿了批注文字。先后批注了一萬二千多字。絕絕大部分批注都是密切聯系當時國家、社會、民族實際及他本人思想認識實際闡述他本人的人生觀、倫理觀、歷史觀、宇宙觀等種種思想觀點、見解和主張。它是毛澤東早年聯系實際讀書的一本難得的說明資料。
毛澤東讀《倫理學原理》的批注，已有專著介紹。筆者這里就擇其兩條來說明毛澤東在青年時代讀書是怎樣密切聯系實際的情形。其他就不再贅述了。
二、延安歲月密切聯系實際苦讀馬列主義哲學著作
1920年，毛澤東成為一個馬克思主義者以后，更加注意深入實際，聯系實際，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著作。
1926年、1927年毛澤東在深入實際、深入到農民家中廣泛的調查研究的基礎上撰寫的《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等著名文章，就是他這一時期理論聯系實際讀書的產物。這些文章，密切結合中國當時社會的實際情況，運用馬列主義的基本觀點科學地分析了中國當時社會各階級的狀況，為開辟創建農村革命根據地、走農村包圍城市的武裝革命道路奠定了理論基礎。以后的幾十年里，毛澤東一直堅持著學習馬列主義理論著作與中國革命斗爭實際和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的實際緊密結合的有效方法。
1930年5月，毛澤東在《反對本本主義》一文中指出：“馬克思主義的‘本本’是要學習的，但是必須同我國的實際情況相結合。”(《毛澤東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1——112頁。)1942年2月1日，毛澤東在中共中央黨校開學典禮上的演說中指出：“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和中國革命實際，怎樣互相聯系呢?拿一句通俗的話來講，就是“有的放矢”。“矢”就是箭，“的”就是靶，放箭要對準靶。馬克思列寧主義和中國革命的關系，就是箭和靶的關系。有些同志卻在那里“無的放矢”，亂放一通，這樣的人就容易把革命弄壞。(《毛澤東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21頁。)
就是在這次演說中，毛澤東還說：“對于馬克思主義的理論，要能夠精通它、應用它，精通的目的全在于應用。如果你能應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觀點，說明一個兩個實際問題，那就要受到稱贊，就算有了幾分成績。被你說明的東西越多，越普遍，越深刻，你的成績就越大。”(《毛澤東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17頁。)毛澤東是這樣要求全黨同志的，實際上他自己讀馬列主義理論書籍時，一直都是這樣做的。
1935年，毛澤東等率領的中國工農紅軍經過二萬五千里長征到達陜北以后，為了從理論上總結歷史教訓，更好地指導中國的革命實踐，毛澤東十分重視馬列主義理論著作的學習和研究，尤其對馬列主義的理論基礎辯證唯物論與歷史唯物論和各種中外哲學著作的鉆研更加勤奮刻苦。他認為：“指導一個偉大的革命運動的政黨，如果沒有革命理論，沒有歷史知識，沒有對于實際運動的深刻的了解，要取得勝利是不可能的。”在延安的艱難歲月中，毛澤東的日常工作異常繁忙，但他還是擠時間，下苦功，學習鉆研馬列主義著作。我們僅從保存下來毛澤東在延安時期讀過的并寫有批注文字的馬恩列斯著作有：《共產黨宣言》、《資本論》、《列寧選集》、《列寧關于辯證法的筆記》、《哥達綱領批判》、《國家與革命》、《“左派”幼稚病》、《斯大林選集》等等。
毛澤東在延安時期密切聯系實際讀了大量的馬列主義哲學著作。對毛澤東在延安苦讀馬列主義哲學著作的情況，斯諾在他撰寫的《西行漫記》中有過這樣一段述：“毛澤東是個認真研究哲學的人。我有一陣子每天晚上都去見他，向他采訪共產黨的歷史。有一次一個客人帶了幾本哲學新書來給他，于是毛澤東就要求我改期再談。他花了三、四夜的工夫專心讀這幾本書，在這期間，他似乎是什么都不管了。他讀書的范圍不僅限于馬克思主義的哲學家，而且也讀過一些古希臘哲學家、斯賓諾莎、康德、歌德、黑格爾、盧梭等人的著作。”我們從保存下來的圖書中看到，在延安時期毛澤東聯系實際閱讀批注、圈畫過的馬列主義哲學著作主要有：《社會學大綱》(李達著，1937年5月上海筆耕堂初版)、《哲學選輯》(艾思奇著，1937年5月延安解放社第1版)、《思想方法論》(艾思奇著，1937年1月上海生活書店再版)、《辯證唯物論與歷史唯物論》(上冊)(米丁等著，沈志遠譯，中山文化教育館編輯，1936年12月商務印書館初版)、《辯證法唯物論教程》(蘇聯西洛可夫、愛森堡等著，李達、雷仲堅合譯，上海筆耕堂1935年6月第3版，1936年12月第4版。)、《唯物論與經驗批判論》(烏里亞諾夫著，傅子東譯，神州國光社1935年9月再版。)、《哲學與生活》(艾思奇著，1937年9月毛澤東摘錄)、《辯證唯物論與歷史唯物論》(博古譯，中國出版社1938年12月第1版)、《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基礎理論》(河上肇著，李達等譯，昆侖書店1930年11月再版)等等。
在延安的歲月里，毛澤東是怎樣密切聯系實際讀馬列主義哲學著作的呢?筆者在這里只以毛澤東讀《辯證法唯物論教程》一書為例向讀者作一簡略的介紹。《辯證法唯物論教程》中譯本有第三版、第四版兩種版本，這兩種版本，毛澤東都讀過多遍。毛澤東曾說過，李達著的《社會學大綱》，他讀過10遍。這兩種版本，毛澤東不知讀過多少遍。從毛澤東在這兩種版本書上的批注文字、墨跡、筆跡顏色來看，讀這兩本書所下的工夫比讀《社會學大綱》還要多得多，批注文字大多是七號行書毛筆書寫，最長的一段批注文字有一千二百字左右。除極少數提要、概括、發揮及對原文觀點的凝問等文字之外，絕大部分批注文字都是密切聯系當時中國、俄國革命斗爭和經濟建設等實際寫下的表明他的思想認識、觀點、想法和看法。筆者在這里只舉讀第三版一例來加以說明。原書第三版有一段文字：“資本主義體系和蘇維埃體系之間的矛盾，當然對于蘇聯社會主義關系的發展，發生影響。經濟的財政的封鎖，信用貸款的拒絕，對于蘇聯‘傾銷’的斗爭，直接的反動攻擊，干涉的準備等等—這一切，雖在蘇聯社會主義的發展中反映出來，然是通過蘇聯社會主義之內的規律性，曲折的反映出來。國際資本阻害社會主義發展的程度，依存于社會主義的發展及其強化的程度。……”針對這一段的文字，毛澤東在批注中寫道：“‘物必先腐之，然后蟲生之，人必先疑也，然后讒入之’。‘非戰之罪，乃天亡我’的說法是錯誤的。五次反圍剿失敗，敵人的強大是原因，但戰之罪，干部政策之罪，外交政策之罪，軍事冒險之罪，是主要原因。機會主義，是革命失敗的主要原因。帝國主義吸引與國民黨叛變，對于革命說當然是原因。外的力量，須通過內的規律性(機會主義等)才能曲折的即間接的發生影響。流水不腐，非流水腐;戶樞不蠹，非戶樞蠹。物之本身情況如何，是第一原因。國民黨能夠破蘇區與紅軍，但必須蘇區與紅軍存在有不能克服的弱點。若能克服弱點，自己鞏固，則誰也不能破壞。紅軍至今沒有被破壞，就因為此。中央蘇區、鄂豫皖蘇區被破壞，主要是內的原因。西路軍亦然。‘內省不疚，夫何憂何懼’九一八之不能抵御，原于一九二七年之失敗。今日國難之是否得救，決定于統一戰線能不能發展與鞏固，不決定于日本。國民黨之不能照舊之變的存在，原于其政策與組成之弱點。資本主義之必然滅亡，原于其內在的矛盾。階級與政黨之滅亡，原于其自身的條件。人之健病、生死，原于其自身條件。機械力推動物體運動，通過物體自身的可動性。任何事物、任何過程，外力是有影響的，且是嚴重的影響，然必通過內的情況才起作用。決定的東西屬于內力。”就這樣，一段一段地讀，一段一段地寫批注文字。讀完全書，全書空白處幾乎寫滿了批注的文字。從上述這段批注的文字中，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毛澤東人在讀《辯證法唯物論教程》一書，由書上的內容聯系到第五次反圍剿的失敗，聯系到紅軍和中央蘇區、鄂豫皖的斗爭，聯系敵對勢力和國民黨，聯系到九一八國難，聯系到抗日統一戰線，聯系到干部政策和外交政策，聯系到階級和政黨，聯系到人的生老病死，聯系到物體的機械運動，等等，聯系的面、聯系的范圍很廣。讀書的過程，就是思考的過程，就是總結的過程，就是再認識的過程。這樣密切聯系實際讀書，就會事半功倍，收獲很大。
在延安的歲月，是毛澤東聯系實際讀馬列著作、讀哲學著作收效最佳的時期之一。毛澤東運用馬列主義的普遍真理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際相結合，全面透徹地分析中國革命斗爭的現狀，正確估計敵我雙方的力量。以至做到對戰爭的領導，對戰役的設計和組織，對戰略和戰術的制定，總是科學適當，用兵如神，出敵意外，使貌似強大的日本帝國主義和國民黨反動派不得不敗倒在中國人民的腳下。中國人民抗日戰爭、解放戰爭的偉大勝利，就是毛澤東同志和我們黨的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把馬列主義和中國革命具體實際相結合的光輝典范。這是毛澤東聯系實際讀馬列、學哲學的顯著成果，生動體現。毛澤東在延安時期撰寫的《矛盾論》、《實踐論》以及《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抗日游擊戰爭的戰略問題》、《論持久戰》等等不朽的著作，凝聚著毛澤東聯系實際讀書無限智慧和心血。
在延安時期，毛澤東除了自己率先垂范帶頭聯系實際學馬列，讀哲學，還組織相關的工作人員一起學習。他首先把中央秘書處的秘書和干事們組織起來學習，每星期開一次討論會，他親自主持，參加者暢所欲言，談的是馬克思主義辯證唯物論的基本知識，并聯系實際探討工作和生活中的哲學問題。討論會每次都開得生動活潑，大家都感到很有收獲。這個活動，后來被一些高級領導同志知道了，他們也自愿地參加座談討論。人數逐漸增加，影響越來越大，有效激起人們學習鉆研馬列主義、鉆研哲學的興趣。后來，根據毛澤東的提議，還成立了延安“新哲學會”，使馬克思主義哲學更加廣泛地傳播和普及，迅速地解決了理論落后于實際的狀況。
毛澤東在延安時期為什么如此發憤攻讀馬列著作和中外哲學著作呢?郭化若同志在《毛主席抗戰初期光輝的哲學活動》一文中說道：“在紅軍由游擊戰發展到運動戰初期，有一位王明路線的積極擁護者一進江西，就在反‘圍剿’問題上和毛主席爭論。第二次反‘圍剿’橫掃七百里的輝煌勝利，本已證明他是錯了的，然而他不但不認錯，還給毛主席送上一頂‘狹隘經驗論’的大帽子。毛主席后來偶然提到說：‘我因此，到延安就發憤讀書’。”毛澤東說，馬克思主義有幾門學問，但基礎的東西是馬克思主義哲學。我們應該把學習哲學作為把革命和建設推向前進的一件不可忽視的大事。毛澤東的言傳身教，對延安時期推動廣大干部學習和鉆研馬克主義哲學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三、新中國成立初期密切聯系社會主義建設實際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社會主義部分)》
新中國成立，我國進入新的社會發展階段。黨的工作重心逐步轉移到了經濟建設上來。這時候，毛澤東的讀書重點也隨之轉移到經濟學經典著作上來了。據我們的統計，這段時間毛澤東先后閱讀過的馬列經濟學方面的著作有：《哥達綱領批判》、《政治經濟學批判》、《經濟學大綱》、《資本論》、《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列寧有關政治經濟學論文十三篇》、《馬恩列斯論共產主義社會》、《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俄國資本主義的發展》等。我們知道，這一時期毛澤東讀馬列著作讀得最多、下功夫最多的是《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和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社會主義部分這兩部著作。這里，筆者著重介紹毛澤東聯系實際讀批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社會主義部分的有關情況。
《政治經濟學教科書》是由蘇聯科學院經濟研究所研究人員集體編寫的。
這里，我們先向讀者介紹1960年初，毛澤東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的時候說過的一段很重要的話：“我們黨里有人說，學哲學只要讀《反杜林論》、《唯物主義和經驗批判主義》就夠了，其他的書可以不讀。這種觀點是錯的。馬克思這些老祖宗的書，必須讀，他們的基本原理必須遵守，這是第一。但是，任何國家的共產黨，任何國家的思想界都要創造新的理論，寫作新的著作，產生自己的理論家，來為當前的政治服務。單靠老祖宗是不行的。只有馬克思和恩格斯，沒有列寧，不寫出《兩個策略》等著作，就不能解決一九0五年和以后出現的新問題。單有一九0八年的《唯物主義和經驗批判主義》，還不足以對付十月革命前后發生的新問題。適應這個時期革命的需要，列寧就寫了《帝國主義論》、《國家與革命》等著作，列寧死了，又需要斯大林寫出《論列寧主義基礎》和《論列寧主義的幾個問題》這樣的著作，來對付反對派，保衛列寧主義。我們在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末期和抗戰初期寫了《實踐論》和《矛盾論》，這些都是適應于當時的需要不能不寫的。現在我們已經進入社會主義時代，出現了一系列的新問題，如果單有《實踐論》、《矛盾論》，不適應新的需要，寫出新的著作，形成新的理論，也是不行的。”(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傳(1949-1976)》下，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年版，第1047-1048頁。)
這段意味深長的話，足以表明毛澤東讀馬列著作，學習研究馬列著作的態度。正是在這個思想指導下，毛澤東在1963年提出要為馬列主義經典著作寫序、作注。之后，又在1965年12月重新提出寫序問題。他召集陳伯達、艾思奇、胡繩、田家英等到杭州進行這一工作。當時毛澤東特別提醒，寫序要結合中國革命的實踐經驗。可惜這件事后來被“文化大革命”打斷了。
毛澤東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社會主義部分)，時間是集中在50年代后期和60年代前期。在這一時期，他不僅自己讀，而且還號召黨的各級領導干部讀。他要求“每人每本用心讀三遍，隨讀隨想，加以分析。”這一時期他身邊幾種不同版本的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都用心讀過，從種種批注的筆跡和批劃的情形來看，許多篇章他至少讀過五遍以上。這段時期，毛澤東聯系實際讀書的方式主要有三種：一是自己一個人讀，隨讀隨想;二是與其他的幾個人一起讀，邊讀邊議，甚至展開討論;三是在會議上與與會人員一起讀，邊讀邊想邊講。總之，在這一時期，毛澤東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是下了很多功夫的。為什么這樣下功夫讀這本書呢?最主要的目的就是為使自己獲得一個清醒的頭腦，以便更好地指導當時國家的經濟工作。無論對毛澤東個人來說，還是對當時的各級領導干部來說，在領導中國社會主義經濟革命和經濟建設的工作中，特別是在1958年“大躍進”中發生一些實際問題，存在一些混亂思想。怎么辦?怎樣統一大家的思想?當時，毛澤東的想法：就是讀馬列的書，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通過讀馬列著作和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來統一大家思想，來糾正思想認識上的一些模糊觀念。
從1958年11月至1960年1月，毛澤東曾經多次號召黨的各級領導干部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
1958年11月9日，毛澤東在至中央、省市自治區、地、縣四級黨委委員的信中，建議廣大干部有時間可以讀讀蘇聯編的那本《政治經濟學教科書》。
1958年11月21日在武昌政治局會議上，毛澤東又批示印發中國科學院經濟研究所整理的《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第三版的重要修改和補充》給與會人員。他在會議的講話中說:“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第三版的要點，你們看一下。我們這些人，包括我在內，社會主義經濟規律是什么東西，過去是不管它的;現在我們真正搞起來了，全國也議論紛紛。斯大林的書，我們要看一下，《政治經濟學教科書》也要看，每人發一本，把社會主義部分看一遍。”
在1958年12月的八屆六中全會上，毛澤東說：鄭州會議提出研究斯大林這本書，蘇聯的《政治經濟學教科書》，還有一本《馬恩列斯論共產黨主義社會》。大家沒有看，要拿出幾個月時間請各省組織一下。
1959年7月2日，毛澤東在廬山會議的開幕式上說：有鑒于去年許多領導同志對于社會主義經濟問題還不大了解，不懂得經濟發展規律，有鑒于現在工作中還有事務主義，應當好好讀書。中央、省、市、地委一級委員，包括縣委書記，都要讀《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第三版。時間三至五、六個月，或一年……現在有些人是熱鍋上的螞蟻，要讓他們冷一下。去年有一年的實踐，再讀書更好。學習蘇聯經驗，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是比較好的辦法。這本書缺點有，但比較完整。
1960年1月，在上海中央工作會議討論國民經濟計劃時，毛澤東再次號召領導干部要學習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他說：我有一個建議，中央各部門的黨組，各省、市、自治區黨委，應組織起來讀《政治經濟學教科書》，先讀下半部(社會主義部分)。……以第一書記掛帥，組織個讀書小組，把它讀一遍。至于上半部(資本主義部分)，也要定個期限。今年主要精力恐怕是讀經濟學。
毛澤東深感各級干部非常缺乏經濟學的知識，他自己也覺得需要加強這方面的學習和思考。所以，在號召各級領導干部學《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的同時，從1959年12月到1960年2月，他自己帶頭讀書，還指定陳伯達，胡繩、鄧力群、田家英等人組成了一個讀書小組，與他一起讀《政治經濟學教科書》。采取邊讀邊議的方法，逐章逐節閱讀和討論，在讀書討論過程中，毛澤東先后發表許多談話。
毛澤東與陳伯達等人一起讀《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的情況，參加當時一起讀書的鄧力群寫過一個比較詳細的回憶：
“這一年(指一九五九年。——引者注)的12月上旬，正在杭州的毛主席，指定陳伯達、胡繩、田家英和我同他一起讀蘇聯科學院經濟研究所編的《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第三版)社會主義部分。‘教科書’分上下兩冊，上冊十九章，主要講資本主義部分;下冊從第二十章起，至第三十六章共十七章，連同結束語，講社會主義部分。這次計劃讀的部分是下冊。毛澤東對這次讀書活動親自安排，規定每天下午一起讀書，并吩咐胡繩、田家英和我輪流誦念，邊讀邊議。我們三個人又商量了一下，作了分工：他們倆輪流朗讀，我作記錄。12月10日讀書開始，邊讀邊議，聽毛主席談話，大家也插幾句話。毛主席起初未注意我們的分工，問我：你怎么不讀?我說：我的口音不標準。毛主席看看我，知道我在作記錄，就沒說什么。
在杭州前后25天，除去三個星期日和1960年元旦，實際讀書的時間是21天。每天下午讀，一般從4時左右起到9時左右吃晚飯止;也有時從2時、5時、6時開始讀，到7時、7時半、10時結束。
記得12月19日是個星期六，晚上9時讀書結束，宣布星期日放假一天，胡繩、田家英和我想利用假期到蘇州逛一逛，當晚出發，夜半到達，為了不誤讀書，我們又乘夜車于星期一早晨趕回來。
26日，是毛主席66歲生日，也沒有中斷讀書。只是毛主席要我們讀書小組的幾位同志同他一起吃晚飯。客人只請了當時在浙江工作的江華及其夫人吳仲廉兩位。江華是井岡山時期的老同志。飯后，毛主席贈給每人一冊線裝本《毛澤東詩詞集》(應是《毛主席詩詞十九首》——筆者注)和他當時寫的兩首詞作為紀念。
我們讀書的地點是西湖畔丁家山的一所平房，上丁家山只能步行。30日，下雨，毛主席依然拄著手杖登上丁家山讀書，從下午6時讀至10時，讀了20頁，是讀得最多的一天。
1960年1月3日是星期日，照常讀書。
在杭州的這段時間，讀完了第三十二章，第三十三章開了頭。我每天記錄，并在梅行同志幫助下，當天整理一遍。離開杭州前，將已讀部分談話記錄整理成冊，并冠以《讀<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社會主義部分)筆記》。經胡繩、田家英看過，做了個別文字改動。
1月4日，我們和毛主席離開杭州，去上海準備參加1月7日至17日在這里舉行的政治局擴大會議。
5日下午，在停靠上海站的火車上，讀完了第三十三章，我即把整理好的記錄交給中央辦公廳，請他們打印、分送政治局常委。
政治局擴大會議分組討論時，各組要求參加毛主席讀書小組的人傳達毛主席讀書時的談話內容。我被分到朱德、鄧小平同志所在的組。我問：毛主席沒叫傳達，可以傳達嗎?鄧小平同志說：可以傳達。于是，我按照整理的記錄詳詳細細地做了傳達。陳伯達、胡繩、田家英也在其他三個小組里分別傳達了毛主席讀書的談話內容。
毛澤東讀書很認真，一邊聽朗讀，一邊看書本，還不時在一些提法下面畫橫道，或者在旁邊畫豎道，打記號。當時我坐在毛主席旁邊，也跟著他在我讀的那本書上照樣畫。從頭到尾，都這樣畫。有的段落，毛澤東畫了以后接著就發表議論，有的長，有的短。我把毛主席的這些議論記錄在自己的筆記本上。有的段落，毛主席沒有發表議論，只是說了‘對’、‘好’、‘正確’、‘贊成’、‘同意’，或者‘不對’、‘不正確’、‘不贊成’、‘不同意’，或者一兩句話，這類肯定或者否定的評語，我就記在自己讀的教科書上。有的段落畫了以后，毛主席既沒有發表議論，也沒有說對與不對。
胡喬木同志在上海會議上聽了傳達后，把毛主席讀書的談話記錄和我讀的那本書一起拿去看了。看完以后，他對我說：你那本書上有跟著毛主席畫了杠的地方，有毛主席的簡單的旁批，這些內容記錄里面沒有整理進去。據他看，整理的記錄內容，批評教科書的居多，肯定的偏少;而旁批肯定教科書的是多數，批評的是少數;只有把這兩部分合起來，才能夠全面地完整地反映毛主席讀書的見解。喬木這個意見是正確的。
上海會議結束后，我們隨毛主席去廣州，在白云山讀完了第三十四章至第三十六章和結束語，至此‘教科書’下冊讀完，時值1960年2月9日。陶鑄、胡喬木同志參加了這段讀書活動。“(鄧力群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史學會1998年1月印的《毛澤東讀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批注和談話》(清樣本)寫的后記。《毛澤東傳(1949-1976)》下，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年12月第1版，第1037-1039頁。)
毛澤東讀《政治經濟學教科書》談話，經鄧力群等人進行整理，形成一個比較完整的近十萬字的談話記錄。談話內容涉及的范圍非常廣泛，包括哲學、經濟學、科學社會主義、國際問題、當前國內的一些政策問題，以及對一些歷史事件和歷史人物的評價等等。
毛澤東讀這本教科書，有一個顯著特點，就是緊密結合中國的實際，結合當前中國正在做的事情和他個人正在思考的問題，發表議論。有些是有感而發，有些是帶有總結經驗的性質。并且從中國的經驗同蘇聯的經驗相比較中，來探討一些問題。毛澤東讀教科書的另一個顯著特點，就是獨立思考，又有分析。他說這次讀書采取了“跟著書走”的方法，是為了了解作者的觀點和方法。但他的思想并沒有只是跟著書走，既肯定正確的東西，又有大膽懷疑，提出許多不同的觀點和獨到的見解。毛澤東讀教科書還有一個顯著特點，就是他是作為一個革命家、政治家、戰略家，而不是作為一個學者來讀;他不是在那里坐而論道，而是結合讀書考慮中國應該怎樣做。這次讀書是在廬山會議之后，不可避免地反映出他的一些“左”的觀點。但又因為有了“大躍進”之后糾“左”的一段經歷，因而同發動“大躍進”時又有所不同。
毛澤東讀教科書談話中，提出許多重要的思想觀點。例如：關于怎樣掌握完整的世界觀和方法論的問題;關于如何認識規律的問題;關于如何研究政治經濟學的問題;關于生產力的大發展，總是在生產關系改變以后而不是生產關系改變之前的觀點;關于社會主義社會兩種所有制問題;關于勞動生產過程中人與人的關系問題;關于社會主義條件下價值規律的作用問題;關于社會主義國家怎樣對待物質利益原則的問題;關于社會主義社會發展階段論的觀點;關于中國四個現代化的提法問題;關于戰爭與和平的問題;關于任何國家的共產黨都要創造新的理論的問題。
運用對立統一規律，分析矛盾，是毛澤東一生中觀察問題、研究問題和處理問題使用的根本方法。這個方法始終貫穿在讀教科書的談話之中。他說：“對立統一的法則，對各種事物都是適用的。這樣來研究問題、看問題，就有了一貫的完整的世界觀和方法論。”毛澤東批評教科書沒有運用這個世界觀和方法論來分析事物。他說，當作一門科學，應當從分析矛盾出發，否則就不能成其為科學。
毛澤東用對立統一規律，來說明量變與質變的關系，說明量變中就有部分質變的道理。部分質變論，并不是毛澤東最先提出的，但他重新提起并加以發揮，在中國哲學界產生了廣泛影響。這個觀點，在他看來，不僅有哲學意義，還有實踐意義。就像他所說的：“在一個長過程中，在進入最后的質變以前，一定經過不斷的量變和許多的部分質變。這里有個主觀能動性的問題，如果我們在工作中，不促進大量的量變，不促進許多的部分質變，最后的質變就不能到來。”
關于如何認識事物規律的問題，毛澤東說：“要認識事物的規律，必須進行實踐，在實踐中必須采取馬克思主義的態度來進行研究，而且必須經過勝利和失敗的比較。反復實踐，反復學習，經過多次勝利和失敗，并且認真進行研究，才能逐步使自己的認識合乎規律。只看見勝利，沒有看見失敗，要認識規律是不行的。”毛澤東批評這本教科書總是先下定義，從規律出發來解釋問題，有點像政治經濟學辭典。他說：“規律自身不能說明自身。規律存在于歷史發展的過程中。不從歷史發展過程的分析下手，規律是說不清楚的。”“研究通史的人，如果不研究個別社會、個別時代的歷史，是不能寫出好的通史來的。研究個別社會，就是要找出個別社會的特殊規律。把個別社會的特殊規律研究清楚了，那么整個社會的普遍規律就容易認識了。要從研究特殊中間，看出一般來，特殊規律搞不清楚，一般規律是搞不清楚的。”這里，他為人們指出了一個研究和認識規律的基本方法。
關于如何研究政治經濟學，他說：“我們要以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平衡和不平衡、生產關系和上層建筑的平衡和不平衡，作為綱，來研究社會主義社會的經濟問題。政治經濟學研究的對象是生產關系，但是要研究清楚生產關系，就必須一方面聯系研究生產力，另一方面聯系研究上層建筑對生產關系的積極作用和消極作用。這本書提到了國家，但沒有加以研究，這是這本書的缺點之一。當然，在政治經濟學的研究中，生產力和上層建筑這兩方面的研究不能太發展了。生產力的研究太發展了，就成為自然科學、技術科學了;上層建筑的研究太發展了，就成為階級斗爭論、國家論了。”
毛澤東說：“政治經濟學和唯物史觀難得分家。”他根據世界歷史的發展進程，闡述了生產力、生產關系、上層建筑這三者之間的辯證關系。他說：“從世界的歷史來看，資產階級是工業革命，不是在資產階級建立自己的國家以前，而是在這以后;資本主義的生產關系的大發展，也不是在上層建筑革命以前，而是在這以后。都是先把上層建筑改變了，生產關系搞好了，上了軌道了，才為生產力的大發展開辟了道路，為物質基礎的增強準備了條件。當然，生產關系的革命，是生產力的一定發展所引起的。但是，生產力的大發展，總是在生產關系改變以后。”“一切革命的歷史都證明，并不是先有充分發展的新生產力，然后才改造落后的生產關系，而是要首先造成輿論，進行革命，奪取政權，才有可能消滅舊的生產關系。消滅了舊的生產關系，確立了新的生產關系，這樣就為新的生產力的發展開辟了道路。”這是一個重要的理論觀點，從根本上說，反映了世界歷史發展規律。問題在于，在運用這個理論觀點指導社會實踐的時候，不能以為只要不斷地改變生產關系，自然而然地就能推動生產力的發展，也不能脫離生產力發展的水平對生產關系的變革提出過高過急的要求。如果這樣理解，這樣去做，就會出現超越歷史發展階段的情況。究竟采取什么樣的生產關系才有利于生產力的發展，這要根據一個國家，一個社會，在一定歷史階段上生產力發展的實際水平和人們接受的程度。歸根到底，還要經過實踐的檢驗。
關于社會主義社會兩種所有制問題，是毛澤東特別感興趣、也是談得比較多的一個問題。這也不奇怪。從“大躍進”以來，他就一直在想這個事情，認為這是擺在他面前的一個現實問題。毛澤東指出，社會主義社會的全民所有制和集體所有制不能長期并存，否則“就不適應生產力的發展，不能充分滿足人民生活對農業生產越來越增長的需要，不能充分滿足工業對農業原料不斷增長的需要。而要滿足這種需要，就要把集體所有制轉變為全民所有制”。他說:“人民公社將來從基本隊所有，經過基本社所有，轉變為全民所有以后全國將出現單一的全民所有制，這會大大促進生產力的發展。”“如果不從基本隊有制轉變為基本社有制，人民公社還不能鞏固，還可能垮臺。”這些觀點，仍然反映了毛澤東急于過度的心態。從一九五八年第一次鄭州會議以來，毛澤東對當時那種急于過度的情況，作過一些糾正。廬山會議反右以后，又有明顯的反復。他是從兩個角度考慮這個問題的。一個是從有利于發展生產力的角度，認為集體經濟的規模越大越有利于解放生產力;另一個是從鞏固工農聯盟的角度，認為在小合作社的基礎上，工農聯盟也是不鞏固的，必須從小合作社發展到人民公社，還必須從人民公社基本隊有發展到基本社有，再從社有發展到國有。毛澤東在談話中，以喜悅的心情，說到一些地方已經提出人民公社如何先從基本隊有過渡到基本社有的問題，個別地方甚至已經發生了從社有過渡到國有的問題。應當說，毛澤東在稱道一些“過渡”典型時，不是一點擔心也沒有。什么擔心呢?一九五八年刮“共產風”的深刻教訓，他是深記在心里的。他既希望早一點過渡，又怕一平二調的“共產風”再度刮起。他看到浙江的一個材料，說有些公社現在又出現了一平二調的情況。他說：“全國都要查查，有沒有同類情況，還可能再次出現‘共產風’。”他反復叮囑：“我們將來實現這個轉變的一個決定性的條件，是社有經濟的收人占全社收入的一半以上。在轉變的時侯，是隊共社的產，而不是社共隊的產。社員在這種‘共產’以后，比在這種‘共產’以前有利。”盡管有這些話，但毛澤東對這種“過渡”的稱道一傳達，事實上就助長了急于“過渡”的“左”的思想。
毛澤東特別重視在勞動生產中人與人的關系問題。這是他從一九五六年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以后，特別是一九五八年南寧會議以來，不斷強調的一個問題，形成了他的一個思想特點，并且用于指導實踐。讀教科書時，又反復講這個問題。他說：“所有制問題基本解決以后，最重要的問題是管理問題。這方面是大有文章可做的。勞動生產中人與人的關系，是改變還是不改變，對于推進還是阻礙生產力的發展，都有直接的影響。”在社會主義條件下，勞動生產中人與人之間，應當是一種什么樣的關系呢?按照毛澤東的意見是：對領導人員來說，“要以普通勞動者的姿態出現，以平等態度待人”。對企業的管理來說，要“采取集中領導和群眾運動相結合，工人群眾、領導干部和技術人員三結合，干部參加勞動，工人參加管理等”。他還進一步指出，勞動者最大的權利是管理權，包括管理國家、管理軍隊、管理各種企業、管理文化教育。這些，體現了毛澤東對工人階級和其他勞動者的權利和主人翁地位的維護和尊重，反映了毛澤東的民主觀和平等觀。
價值規律是經濟學中十分重要的問題。毛澤東對社會主義條件下價值規律的作用是肯定的，而且比斯大林又前進了一步。但也有他的局限性，主要是把價值規律和計劃需要割裂和對立了起來。他說：“價值規律作為計劃工作的工具，這是好的，但是，不能把價值規律作為計劃工作主要根據。我們搞大躍進，就不是根據價值規律的要求來搞的，而是根據社會主義經濟的基本規律，根據我國擴大再生產的需要來搞的。如果單從價值規律的觀點來看我們的大躍進，就必然得出‘得不償失’的結論，就必然把去年大辦鋼鐵說成是無效勞動、土鋼質量低、國家補貼多、經濟效果差，等等。從局部、短期看，大辦鋼鐵好像是吃了虧，但是從整體、長遠來看，這是非常值得的。因為經過大辦鋼鐵的運動，把我國整個經濟建設的局面打開了，在全國建立了很多新的鋼鐵基地和其他工業的基地。這樣就使我們有可能大大加快建設速度。”“總之，我們是計劃第一，價格第二”。毛澤東用“計劃第一，價格第二”來說明和解釋“大躍進”的合理性，是不能說服人的，也沒有經受住實踐的檢驗，這早已為歷史所證明。“大躍進”之所以受到嚴重挫折，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因為違反了價值規律。
關于物質利益原則問題，是教科書講的比較多的一個問題。毛澤東很不滿意教科書關于這個問題的論點。他認為：教科書“把物質刺激片面化、絕對化，不把提高覺悟放在重要地位，這是很大的原則性錯誤”。他說:“教科書常常把物質利益的原則，一下子變成個人物質利益的原則。”“他們所強調的物質利益，實際上是最近視的個人主義。”物質利益是一個重要原則，但總不是唯一的原則，總還有另外的原則，教科書中不是也常說“精神鼓勵”原則嗎?同時，物質利益也不能單講個人利益、暫時利益、局部利益，還應當講集體利益、長遠利益、全局利益，應當講個人利益服從集體利益，暫時利益服從長遠利益，局部利益服從全局利益。“應當強調艱苦奮斗，強調擴大再生產，強調共產主義前途、遠景，要用共產主義理想教育人民。”“要兼顧國家、集體和個人，把國家利益、集體利益放在第一位，不能把個人利益放在第一位。”毛澤東這些意見，代表了當時人民所普遍崇尚和遵循的一種主要價值取向和道德準則，對思想建設起了重要作用。但也存在很大的片面性，對個人利益有所忽略。在這方面，毛澤東對教科書的批評，并不都是正確的。
毛澤東在讀教科書談話中，首次提出社會主義發展階段論，說：“社會主義這個階段，又可分為兩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不發達的社會主義，第二個階段是比較發達的社會主義。后一個階段可能比前一個階段需要更長的時間。”把社會主義社會劃分成不發達的和發達的兩個階段，是在探索符合中國實際的社會主義中得出的重要論斷。這是一個科學的創見，也可以被認為是毛澤東從“大躍進”的經驗教訓中受到的啟示。在“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高漲的時候，毛澤東以及中國共產黨內許多干部曾一度認為，用不了多長時間，甚至是很快，社會主義就可以向共產黨主義過渡。實踐打破了這種空想。過了一段時間，毛澤東便提出這個論斷。
實現四個現代化，是中國共產黨在新中國成立以后不久提出來的全國人民的奮斗目標，最早見之于周恩來一九五四年在一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的《政府工作報告》中：建設起強大的現代化的工業、現代化的農業、現代化的交通運輸業和現代化的國防。“后來，毛澤東在一九五七年發表的《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和《在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上的講話》中，改變了這個表述，提法是：“建設一個具有現代工業、現代農業和現代科學文化的社會主義國家。”一九五八年中共八屆二次會議的決議采用了毛澤東的提法。這個提法有一個優點，它不僅在物質文明建設方面，而且在精神文明建設方面，不僅對發展生產力，而且對發展文化都提出了現代化的要求。但是沒有提國防現代化。(交通運輸業可歸入工業，因而可不單獨列出。)這次毛澤東讀教科書時，提出“要加上國防現代化，”這樣，對“四個現代化”就形成了比較完整的表述。后來，周恩來在政府工作報告中又把其中的“科學文化現代化”改為“科學科技現代化”，一直沿用了下來。
關于戰爭與和平問題，毛澤東也談了一些意見，主要有以下一些：
“一九五九年，歐洲十幾個國家共產黨的會議中說，現在出現了永遠消滅戰爭的可能性,出現了把一切物力、財力利用來為全人類服務的可能性。這種說法，沒有馬克思主義，沒有階級分析，沒有把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區別開來。”“只要階級斗爭存在，戰爭總有一天不可避免。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在全世界范圍內，局部戰爭沒有斷過。美帝國主義現在的戰略是，在準備大戰的條件下，搞局部戰爭，連鎖反應，一個一個地吃掉我們。這當然是不可能實現的。”“世界大戰還是有兩種可能性。即使簽訂了不打仗的協定，戰爭的可能性也還存在。帝國主義要打的時候，什么協定也不算數。至于打起來用不用原子彈、氫彈，那是另一個問題。”“我們是希望不打世界大戰的，我們是希望和平的。爭取十年、二十年的和平，是我們最早提出的主張。如果能夠實現這個主張，對整個社會主義陣營，對我們的社會主義建設，都是很有利的。”
這些意見代表了當時中國共產黨在戰爭與和平問題上的基本看法。隨著國際形勢的發展，這個問題后來演變成為中蘇論戰的一個重要方面。
毛澤東讀《政治經濟學教科書》，對本書贊同性意見主要有兩條：
第一，關于十月革命普遍規律和各國具體特點相結合的問題。《政治經濟學教科書》認為十月革命“樹立了一個榜樣，表明任何國家的無產階級革命的基本內容應當是怎樣的”，各國社會主義革命“在主要方面和基本方面是一致的”;“但是它在每一個脫離了帝國主義體系的國家中必然具有自己特別的具體的社會主義建設的形式和方法，這些形式和方法是由每一個國家發展的歷史、民族、經濟、政治和文化條件，人民的傳統，以及某一個時期的國際環境產生的。”這段話甚合毛澤東把馬克思列寧主義普遍原理同各國具體實際相結合的一貫思想，無疑受到他的贊賞。他說：我們始終強調要按照十月革命的道路辦事，要講“任何國家”無產階級革命的“基本內容”都是一樣的，這就和修正主義者對立起來了。“每一個”國家都“具有自己特別的具體的社會主義建設的形式和方法。”這個提法好。莫斯科宣言中，就講到了普遍規律和具體特點相結合的問題。
第二，關于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的客觀必然性。《政治經濟學教科書》認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發展和資產階級社會中的階級斗爭的整個進程，不可避免地會使社會主義用革命手段代替資本主義”。由“生產關系適合生產力性質的規律”便“產生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的客觀必然性”。這個觀點同樣深為毛澤東所贊賞。
毛澤東認為：社會主義要“代替”資本主義，是“不可避免”的，要“用革命手段”。這個提法好，不能不這樣講。“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的客觀必然性”，這個“客觀必然性”很好，很令人喜歡。既然是客觀必然性，就是不以人們的意志為轉移，也就是不管你決議里是贊成還是不贊成，它也還是“客觀必然性”。不過，毛澤東也對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的客觀必然性提出了他的疑問：“革命為什么不首先在西方那些資本主義生產水平高、無產階級人數很多的國家成功，而首先在東方那些資本主義生產水平比較低、無產階級人數比較少的國家成功，例如俄國和中國，這個問題要好好研究。”
毛澤東清醒地認識到：“在資本主義有了一定發展水平的條件下，經濟愈落后，從資本主義過渡到社會主義是愈容易，而不是愈困難。人愈窮，才愈要革命。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就業人數比較多，工資水平比較高，勞動者受資產階級的影響很深，在那些國家進行社會主義革命，現在看并不容易。這些國家……重要問題是人的改造。”即是說，“在目前的情況下，越往西越富，革命也越困難。”
那么，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的客觀必然性又如何體現呢?可見，毛澤東雖然提出了這個極有意義的問題，也看到了理論與現實的反差;但是無論是研究思路還是結論都是值得討論的。相反，毛澤東這時認為列寧“不正確的”觀點倒是正確的。《政治經濟學教科書》所引列寧《在俄共(布)第七次代表大會上關于戰爭與和平的報告》中指出：“由于歷史進程的曲折而不得不開始社會主義革命的那個國家愈落后，它由舊的資本主義關系過渡到社會主義關系就愈困難。”惟其如列寧所說，由于歷史進程的曲折性而不得不開始社會主義革命的落后國家才需要有一個相當歷史時期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
又如關于無產階級專政的“實質”問題。毛澤東認為，教科書說到無產階級專政的“實質”，說到社會主義革命的“主要任務”，都沒有提到對敵人的鎮壓，也沒有提到階級的改造問題，“這是一個很大的缺點”。他不僅重申馬列主義關于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即組織成為統治階級的無產階級”和“國家的性質是一個階級壓迫另一個階級的機器”，而且認為即使共產主義建成后國內沒有需要壓迫的敵對勢力了，對于國外的敵對勢力，國家的性質也還沒有變。與此相關聯，他認為教科書所說“無產階級專政是真正的民主”的說法，也“不確切”。因為“民主只能說有資產階級的民主，有無產階級的民主;有少數人的民主，有大多數人的民主”。
毛澤東領導中國社會主義改造和建設的經驗，以他哲人的智慧，不時閃出思想的火花，發表富有創造性的意見。例如向共產主義過度及共產主義的階段性問題。對于這樣一個科學社會主義理論的新問題，毛澤東提出了革命的多階段說。他認為，一種生產關系代替另一種生產關系是質的飛躍，就是社會革命;由社會主義的按勞分配轉變為共產主義的按需分配是生產關系的變革，因而也不能不是革命。從社會主義過渡到共產主義是革命，從共產主義的這一階段過渡到另一階段，也是革命。共產主義一定會有很多階段，因此也一定會有很多的革命。他甚至認為共產主義社會“可能要經過幾萬個階段。”
毛澤東讀教科書不僅提出政治經濟學要接觸生產力的重要觀點，而且重申他在延安的思想。強調干革命是為生產力的發展掃清道路。1944年3月12日，他在關于邊區文化教育問題的談話中說;“搞政治、搞政府、搞軍隊為什么?是要破壞妨礙生產力發展的舊政治、舊軍隊、舊政府。”1945年5月22日，毛澤東在歡迎英國朋友林可邊時又說：“中國落后的原因，主要的是沒有新式工業。”他在“七大”政治報告《論聯合政府》還實際上提出了生產力標準：“中國一切政黨的政策及其實踐在中國人民中所表現的作用的好壞、大小，歸根到底，看它對于中國人民的生產力的發展是否有幫助及其幫助之大小，看它是束縛生產力的，還是解放生產力的。”但是新中國初期，重點卻并未放在生產力上，所以，他在讀教科書時談話說：“1959年以前，我們所做的事情，主要是干革命，是要為生產力的發展掃清道路。我國社會主義生產力的發展，實際上才剛剛開始。”……
再如，針對教科書所述“社會主義陣營各國經濟發展的國際分工”，明確提出中國要有自己的經濟體系。教科書說：“在社會主義陣營，沒有也不可能有經濟擴張、不等價交換、競爭、強國剝削和奴役弱國等。”毛澤東旁批道：“事實上有。”而在教科書所述“社會主義各國之間的多方面的合作，以完全平等、互助尊重國家利益和社會主義互助為基礎，”他又批道：“事實上也沒有做到。”教科書寫到中國情況則有不同。書中是這樣寫的：“它是一個大國，人口居世界第一，擁有豐富的種類繁多的自然資料，因此它自然給自己提出建立完整的工業體系的任務，同時，中華人民共和國也參加社會主義的國際分工的體系，并享有這個體系的一切好處。”毛澤東讀到這里批道：“這段寫法可以。要知道這是經過我們同他們爭論，才這樣寫下的。過去，他們和東歐的一些國家都曾經要我們不搞完整的工業體系。”
建立中國自己的經濟體系，這既是毛澤東獨立自主思想的體現，又是毛澤東世事洞明的遠見，毛澤東讀教科書談話說：“歐洲好處之一。是各國林立，各搞一套，使歐洲經濟發展較快，我國自秦以來形成大帝國……缺點之一是官僚主義，統治很嚴，控制太死，地方沒有獨立性，不能獨立發展，大家拖拖沓沓，懶懶散散，過一天算一天，經濟發展很慢。”另一方面，他又對“似乎想用經濟力量來控制別的國家”的大國沙文主義保持著警惕，對于我們這個人口眾多的國家，必須有自己的經濟體系，包括工業和農業。特別是農業更要搞好，“吃飯靠國外，危險得很。”正是在他的富有獨創和遠見的領導下，中國建立起了自己的經濟體系，奠定了中國現代化的基礎。
毛澤東對《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特別是其下冊“社會主義部分”的評價為：“是有嚴重錯誤的馬克思主義的書。”一方面，“斯大林在世時定下的這本書的架子，就不太高明。他死后的修改本，內容上刪掉了斯大林的一些好東西，增加了二十次代表大會的不少壞東西，這是一個很大的退步，而書的架子沒有什么變動”。所說增加了蘇共二十大“不少壞東西”、“有嚴重錯誤”是他認為書中的若干觀點;所說架子“不太高明”是他認為“這本書的寫法很不好，總是從概念入手”，“是先下定義，不講道理”，并且“只講物質前提，很少涉及上層建筑，即：階級的國家，階級的哲學，階級的科學”。(據陳晉主編《毛澤東讀書筆記解析》第574頁。)他的這些批評意見在觀點上顯然反映了當時中蘇開始交惡的意識形態分歧，毛澤東認為蘇共二十大出了“修正主義”。惟其觀點不同，寫法上也不能不出問題。其實如果按照毛澤東的意見，《政治經濟學教科書》不從概念入手即不先下定義，又涉及上層建筑特別他所舉的“階級的國家、階級的哲學、階級的科學”，那也是不好寫的。
同時，毛澤東認為“蘇聯教科書的整個結構是從所有制變革開始，這樣一種寫法，原則上是可以的”。特別是，“寫出一本社會主義、共產主義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現在說來，還是件困難的事情。有英國這樣一個資本主義發展成熟的典型，馬克思才能寫出《資本論》。社會主義的歷史，至今還不過四十多年，社會主義社會的發展還不成熟，離共產主義的高級階段還很遠，現在就要寫出一本成熟的社會主義、共產主義政治經濟學教科書，還受到社會實踐的一定限制”。(陳晉主編：《毛澤東讀書筆記解析》，廣東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575頁。)毛澤東的這種說法是很有道理的。不經過一定的社會實踐和反復的理性思考，是很難寫出比較成熟的理論著作的。(以上有關毛澤東讀教科書談話內容均引自《毛澤東讀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批注和談話》(清樣本)，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史學會1998年1月印。)
以上摘引的，只是毛澤東讀教科書談話的一部分。毛澤東讀教科書談話相當系統地反映了他的理論觀點和政策思想。談話既有對原著的具體贊同，也有對原著的具體批評，尤其是他結合中國革命和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的實際，發表了許多富有獨創性的意見。其中有許多觀點和思想，對全黨不但有著理論指導作用，而且有著直接的政策指導作用。對糾正“大躍進”、“人民公社”建設中的錯誤等也都起了很好的作用。不僅當時，而且對現在的經濟工作等也有重要的指導作用。
在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期間，1960年1月7日至17日，毛澤東在上海主持召開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參加會議的，除政治局委員、候補委員外，還有省、市、自治區黨委第一書記和中央有關部門的負責人。這次會議集中討論的是計劃問題和國際問題，還議了一下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
毛澤東是1月4日晚上從杭州乘專列于次日凌晨到達上海的。17日閉會那天，他發表了講話。在講話中，他建議中央各部黨組，各省、市、自治區黨委，都去組織讀《政治經濟學教科書》。讀的方法是批判的方法，不是用教條主義的方法。
上海會議結束后，1月18日，毛澤東回到杭州，繼續讀《政治經濟學教科書》。27日到廣州，在這里最后讀完《政治經濟學教科書》。毛澤東這次與其他幾個人一起讀《政治經濟學教科書》，從1959年12月10日開始，到1960年2月9日結束，時間整整兩個月。
從這一次幾個人一起讀《政治經濟學教科書》之后，60年代中后期，直到70年代，馬、恩、列、斯有關經濟學方面的著作毛澤東還一次又一次地閱讀。我們知道，1974年4月1日，蘇聯列昴節夫著的《政治經濟學》新排的大字本印出后，毛澤東還在一次又一次地翻看。后來國家有關方面還出版了《政治經濟學名詞解釋》，這本工具書，70年代毛澤東也多次翻看過。
毛澤東一生注重讀馬列、學馬列、運用馬列、發展馬列的豐富篤厚的實踐，給我們留下寶貴的經驗與啟示。毛澤東學習馬列著作的思想和實踐、精神和方法，最重要的就是要密切聯系實際，密切聯系現實工作和建設事業的實際，一切從實際出發，學是為了用，學了就要用，在實踐中學，在實踐中用，用理論指導實踐，用思想指導行動，堅持理論與實踐相統一的原則，這就是毛澤東學習馬列著作留給我們最基本的經驗和最重要的啟示。
毛主席床前的部分書籍
四、聯系實際讀《三國演義》
毛澤東用聯系實際的方法讀馬列著作、讀哲學著作，毛澤東還用聯系實際方法讀《三國演義》等中國古典文學作品。
為了糾正紅四軍黨內存在的各種非無產階級的思想，1929年12月在福建省上杭縣古田村召開了中國共產黨紅軍第四軍第九次代表大會。這就是我們黨和人民解放軍的歷史上具有重要意義的“古田會議”。毛澤東的著名文章《關于糾正黨內的錯誤思想》，就是為這次代表大會寫的決議的第一部分。“古田會議”之后，為了進一步闡述宣傳鼓動重于指派命令的思想，毛澤東不是泛泛講許多的大道理，而是給大家講了《三國演義》中老將黃忠大敗夏侯淵的故事，用這個故事來啟發和教育大家。毛澤東說：“黃忠本來年邁、體衰，很難取勝夏侯淵。可是諸葛亮使用了‘激將法’，把黃忠的勇氣鼓動起來了。于是黃忠表示：如不斬夏侯淵于馬下，提頭來見。結果，黃忠果然殺了夏侯淵。”(賴傳珠：《古田會議前后》，《星火燎原》選編之一，解放軍出版社2009年版，第46頁)
在延安的時候，毛澤東在講話，談話和做報告中，常結合《三國演義》中的故事和人物來說明當時的實際問題，1944年10月25日，毛澤東到延安中央黨校做報告，在談到審干問題時，他說：“張飛在古城相會時，懷疑關云長，是有很高度的原則，關羽形式上是投降了曹操，封了壽亭侯，幫曹操殺了顏良、文丑，你又回來究竟是干什么來了?我們一定要有嚴肅性、原則性。當然過火是要不得的，所以去年搶救運動，十幾天，我們馬上就停下來了。”
新中國成立以后，直到60年代，毛澤東還常引用《三國演義》的情節和人物形象，用他那獨特的思維方法和獨到的語言藝術，把自己置于聽的人當中，平等相待，融為一體，因此，每次都能把深刻的道理用平常的言談表達出來，收到新的效果。
1953年6月3日，在接見青年團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主席團成員的講話中，在談到必須重視青年干部的培訓和選拔時，毛澤東向大家講了《三國演義》中的一段故事。毛澤東當時是這樣說的：“《三國演義》中曹操率大軍下江南。攻打東吳。那時周瑜是個‘青年團員’，當東吳的統帥，程普等老將不服，后來說服了，還是由他當，結果打了勝仗。現在要‘周瑜’當團中央委員，大家就不贊成。這行嗎?”一段通俗的故事，把要重視青年干部的培養，扶持選拔干部不能搞論資排輩，要充分相信青年人的重要道理深刻地表達了出來。
《三國演義》中有許多人物，其中諸葛亮是毛澤東非常推崇的，也是毛澤東在著作和講話中常常提到的歷史人物之一。1945年4月24日，在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講話中，毛澤東說，《三國演義》里有三個國家，每個國家都有知識分子，有高級的，也有普通的。那些穿八卦衣，或像諸葛亮那樣拿鵝毛扇的就是知識分子，1957年7月9日，在上海干部會議上的講話中在談到我們的干部不要怕群眾，不要脫離群眾，要跟群眾在一起的問題時，毛澤東說：“劉備得了孔明，說是‘如魚得水’確有其事，不僅小說上那么寫，歷史上也那么寫，也像魚跟水的關系一樣。群眾就是孔明，領導就是劉備。一個領導，一個被領導。”(《毛澤東選集》第5卷，第452頁。)《三國演義》里，作者筆下的諸葛亮能夠呼風喚雨，料事如神，成了智慧的化身，對諸葛亮這樣的人物，毛澤東的看法是：也不是“全人”，“總是有缺陷的”。1957年11月18日在莫斯科共產黨和工人黨代表會議上的發言中，在談及這一問題時，毛澤東是這樣說的：“任何一個人都要人支持。一個好漢也要三個幫，一個籬笆也要三個樁。荷花雖好，也要綠葉扶持。這是中國的成語。中國還有一句成語，三個臭皮匠，合成一個諸葛亮。單獨的一個諸葛亮總是不完全的，總是有缺陷的。”(《毛澤東選集》第5卷，第496頁。)
說到20世紀50年代毛澤東在談話、講話中聯系實際引用《三國演義》中的故事和人物的事，當時任毛澤東國際問題的秘書林克寫過這樣一段回憶：1957年春季，毛澤東離開北京到天津、濟南、徐州、南京、上海等地視察。3月20日下午，毛澤東乘飛機由南京飛往上海，途經鎮江上空時，毛澤東觸景生情書寫了宋人辛棄疾《南鄉子·登京口北固亭》這首詞。寫完后，圍繞這首詞的內容，毛澤東又講了許多。在說到“生子當如孫仲謀”這一句時，毛澤東說是借引曹操的言語。接著，毛澤東講到《三國演義》中曹操煮酒論英雄一節，曹操說：“夫英雄者，胸懷大志，腹有良謀，有包藏宇宙之機，吞吐天地之志者也。”劉備問：“誰能當之?”曹操以手指劉備后自指說：“今天下英雄，惟使君與操耳。”說到這里，毛澤東繼而發揮說，盡管劉備比曹操所見略遜，但劉備這個人會用人，能團結人，終成大事。(《秘書工作》1993年第11期第26頁。)上面說到的“天下英雄，惟使君與操耳”這句話，是在《三國演義》第二十一回。曹操的這句名言，毛澤東一直深深地印在自己的腦子里。直到晚年，他在練習書法時，還時常很有興致地一次又一次地書寫。李銳也回憶說：“1959年7月初剛上廬山時，毛澤東心情舒暢，在同周小舟和筆者幾個人談話，談到‘大躍進’高指標時，由于他的‘發號施令’，要‘三大元帥掛帥’，而引起經濟形勢的紊亂，他也不便于隨意指責‘元帥’，搞亂了局面。于是引了《三國演義》中蔣干過江的故事，那么‘元帥’會感慨得很：‘曹營的事難辦得很啊!’引得我們都大笑起來，他本人也大笑起來。會議后期批彭德懷，他又用彭德懷比張飛：‘有張飛之粗而無其細’。可見毛澤東對《三國演義》的熟悉，時常信手拈來，皆成文章。”(李銳：《毛澤東早年讀書生活》，遼寧畫報出版社2007版，第27頁。)
毛澤東讀《三國演義》，很注重聯系實際問題，從中尋求啟示。他常常“以既定的思想水平和歷史觀點來評價作品所描繪的內容，來印證或闡發他的認識”。(陳晉：《毛澤東與文藝傳統》，中央文獻出版社1992年版，第117頁。)這是毛澤東讀《三國演義》的一個特點。
1926年5月至9月，毛澤東在廣州第六屆農民運動講習所講授中國農民問題時說過：“中國的歷史甚多，而小說史如《三國》、《水滸》、《說岳》等，都是看過的，昔人的思想，多偏袒統治者及地主階級。我們是革命者，這種思想，是不可要的。……，我們要造一個鋤頭，馬克思已經造出來了，即唯物史觀。”毛澤東用“唯物史觀”這個鋤頭，去挖掘以帝王將相為主角的中國歷史小說，從而獨辟蹊徑，探尋出新的思想，得出新的觀點。毛澤東指出：《三國演義》中的“諸葛亮，當其未出茅廬時，一點用也沒有，及一出山握有兵權，則神出鬼沒了”。毛澤東認為，這恰恰不是說明帝王將相和掌握知識的人有什么特殊的能耐，而是表明，如果“沒有民眾的擁護，一點力也沒有”。(陳晉：《毛澤東與文藝傳統》，中央文獻出版社1992年版，第131—132頁。)
在延安時，毛澤東經常在文章、書信、談話、講話和報告中談及《三國演義》，用《三國演義》中的話或故事來印證或闡發他的認識。1936年9月8日，在給當時任國民黨陜西省政府主席邵力子的信中，他引用《三國演義》云：“天下大勢，合久必分，分久必合”這一句名言，來說明“國共兩黨實無不能合作之理”。
1936年12月12日，張學良、楊虎城兩位國民黨東北軍和十七路軍的將領，在中國共產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影響和全國抗日運動推動下，在要求蔣介石聯共抗日，蔣不但予以拒絕，反而更加倒行逆施的情況下，在西安軟禁了蔣介石，這就是我國歷史上有名的西安事變。西安事變發生后，如何處置蔣介石，成了當時一個棘手的問題。有人主張無限期地監禁，有人主張公開審判，更有人主張把蔣介石殺掉。而中國共產黨從全中華民族的利益出發，主張寬大處理，提出了和平解決的方針。為了說服當時黨內外的同志，毛澤東就引用了《三國演義》中諸葛亮七擒七縱孟獲的故事。他說：“殺掉蔣介石很容易，有一把刀一下子就殺了，可是腦殼只有一個，殺了就安不上了。人總是要死的，有老死的，病死的，戰場上打死的;有站著死的，坐著死的，躺著死了……蔣介石也是要死的。但是中央主張現在不叫他腦袋搬家，因為殺了他就沒有戲唱了，這是對抗日不利的。何況殺了他，還會有蔣介石第二、蔣介石第三……中央也不主張把他關起來，而是主張把他放了。過去諸葛亮對孟獲還七擒七縱，對蔣介石為什么不可以一擒一縱呢?”(董志英：《毛澤東軼事》，昆侖出版社1989年版，第172—173頁)1937年7月，為了用馬克思主義的認識論觀點去揭露共產黨內的教條主義和經驗主義，特別是教條主義這些主觀主義的錯誤而寫的著作《實踐論》中，他又用《三國演義》中的“眉頭一皺計上心來”，來形象地說明“人在腦子中動用概念以作判斷和推理的工夫。”
1956年3月5日，毛澤東在國務院有關部門匯報手工業工作情況時，所作的指示中，又一次引用《三國演義》開頭的一句話“天下大勢，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來說明在手工業合作化過程中，要妥善解決集中生產和分散生產的關系。修理和服務行業過于集中，群眾不滿意，就需要適當地分散和多設一些點，以方便群眾。
《三國演義》第49回有“人有旦夕禍福，豈能自保?”一句話。1958年在《關于帝國主義和一切反動派是不是真老虎的問題》一文中，毛澤東引用“人有旦夕禍福”這句話來說明人的憂患與生俱來。
人民公社這一社會組織形式，是毛澤東領導中國人民在建設社會主義的過程中的一種嘗試。為了糾正已經出現和已經覺察到的錯誤，減少1958年的大躍進運動和人民公社化運動所造成的重大損失，毛澤東在1959年4月中共中央召開的上海會議之前，向全黨連續發了四封《黨內通信》，反對當時全國各地盛行的浮夸風等“左”的傾向。在上海會議上，與會同志根據毛澤東的意見又著重議論了多謀善斷、留有余地等問題。在這次會議上，毛澤東提議大家看看《三國演義》中的郭嘉傳。郭嘉是三國時期的一位著名人物，最初在袁紹部下，但他認為袁紹“多端寡要，好謀無決，欲與共濟天下大難”。后經荀彧推薦，成為曹操的重要謀臣，追隨左右，策謀帷幄，協助曹操南征北戰，擒呂布，破袁紹，北伐烏桓，功績卓著。郭嘉中年夭折，曹操非常惋惜，稱道他：“每有大議，臨敵制變。臣策未決，嘉輒成之。平定天下，謀攻為高。”郭嘉足智多謀，而曹操能夠問計于郭嘉等謀臣，聽取他們的意見，果斷作出決策，這說明他是一個知人善用、多謀善斷的人物。毛澤東介紹大家看郭嘉傳，意思是希望各級領導作事要多謀。他說，多謀善斷，這句話重點在“謀”字上。要多謀，少謀是不行的。要與各方面去商量，反對少謀武斷。商量又少，又武斷，那事情就辦不好。謀是基礎，只有多謀，才能善斷。謀的目的就是為了斷。他還說：要當機立斷，不要優柔寡斷。應當根據形勢的變化來改變計劃。反對黨內一些不良傾向，也要當機立斷。在毛澤東的提議下，不少干部認真閱讀了郭嘉傳，從中得到了深刻的啟示，對糾正當時黨內存在的頭腦發熱、脫離實際等錯誤傾向起了積極的作用。這在今天，對于我們指導各方面的工作。仍然有著重要的意義。(薄一波：《回憶片斷——記毛澤東同志二三事》，《人民日報》1981年12月26日)
說到毛澤東愛用《三國演義》中的人物故事來印證或闡發他的認識，還有這樣一件事：1970年3月，毛澤東提出了召開四屆人大。在四屆人大將要召開的時候，毛澤東提出了不設國家主席的建議。為了說服中央委員能夠同意他的建議，不要在四屆人大會議上再提設國家主席問題，毛澤東用三國時代的歷史故事啟發大家。毛澤東說：“三國時，孫權勸曹操當皇帝，曹操說，孫權要把他放在火上烤。”接著，毛澤東又說：“我勸你們不要把我當皇帝，你們也不要做孫權。”(龔坤祥著：《毛澤東，信步危難》，長江文藝出版社1993年版，第179頁。)
毛澤東生前閱讀過的《三國演義》，現在也都還保存在中南海毛澤東故居里。隨著《三國演義》在我國人民中越來越廣泛的流傳，毛澤東聯系實際讀《三國演義》的種種佳話越來越受到人們的青睞。
毛主席平時讀書所坐的沙發以及他讀過的書籍
五、聯系實際讀《三國志集解.魏書.張魯傳》
《三國志集解》是毛澤東生前很愛讀的一部古籍線裝裝書。這部書，毛澤東讀的多、批注的多、評論的多。筆者這里只向讀者介紹毛澤東讀《三國志集解·魏書·張魯傳》時聯系實際寫下的兩段長長的批注情況。
說到毛澤東運用聯系實際方法讀歷史，這里再向讀者介紹毛澤東1958年12月8日和10日在湖北武昌讀《三國志集解》卷八《魏書·張魯傳》第42——45頁寫下的兩條長長的批注。
據史書記載，張魯是東漢末年天師道首領，沛國豐人(今江蘇豐縣人)。祖父張陵(一名張道陵)，是東漢末五斗米道創始人。凡入道的人必須出五斗米，故又稱五斗米道。張道陵死后，其子張衡行其道。張衡死后，其子張魯復行其道。初平二年(公元191年)，張魯任益州牧劉焉的督義司馬，率眾攻取漢中，以鬼道教民，自號師君。他以教中“祭酒”管理地方政治，并在各地設立“義舍”，又置“義米”、“義肉”，過路者能吃多少就拿多少。犯法者，原宥三次，然后用刑。有小過者則修治道路百步。所建政權繼續約三十年，并被東漢政府任為鎮夷中郎將、漢寧太守。建安二十年(215年)，曹操攻漢中，他退避入巴中(今為四川)，不久投降，又被任為鎮南將軍，封閬中侯，邑萬戶。封魯五子及閻圃等，皆為列侯。毛澤東在讀《張魯傳》時密切聯系實際先后寫了兩條比較長的批注。
第一條批注是1958年12月7日在武昌寫的，批注的全文是：
這里所說的群眾性醫療運動，有點像我們人民公社免費醫療的味道，不過那時是神道的，也好，那時只好用神道。道路上飯鋪里吃飯不要錢，最有意思，開了我們人民公社公共食堂的先河。大約有一千七百年的時間了，貧農、中下農的生產、消費和人們的心情還是大體相同的，都是一窮二白，不同的是生產力于今進步許多了。解放以后，人們掌握了自己這塊天地了，在共產黨的領導之下。但一清二白古今是接近的。所以這個《張魯傳》值得一看。張魯的祖父創教人張陵，一名張道陵，就是江西龍虎山反動透頂的那個張天師的祖宗，《水滸傳》第一回描寫了龍虎山的場面。三國時代的道教是遍于全國的、群眾運動的。在北方有天公將軍張角三兄弟最為廣大的革命群眾運動，他們的口號是“蒼天已死，黃天當立”。蒼天，漢朝統治階級。黃天，農民階級。于吉在東吳也有極大的群眾運動，是那時道教的一派。張道陵、張魯是梁、益派。史稱這派與北方派的路線基本相同。其后，歷代都有大小規模不同的眾多的農民革命斗爭，其性質當然與現在馬克思主義革命運動根本不相同。但有相同的一點，就是極端貧苦農民廣大階層夢想平等、自由，擺脫貧困，豐衣足食。在一方面，帶有資產階級急進民主派的性質。另一方面，則帶有原始社會主義性質，表現在互助關系上。第三方面，帶有封建性質，表現在小農的私有制、上層建筑的封建制——從天公將軍張角到天王洪秀全。宋朝的摩尼教，楊么、鐘相，元末的明教、紅軍，明朝的徐鴻儒、唐賽兒、李自成，清朝的白蓮教、拜上帝教(太平天國)、義和團，其最著者。我對我國歷史沒有研究，只有一些零星感觸。對上述性質的分析，可能有錯誤。但帶有不自覺的原始社會主義色彩這一點是就貧苦的群眾來說，而不是就他們的領袖們(張角、張魯、黃巢、方臘、劉福通、韓林兒、李自成、朱元璋、洪秀全等等)來說，則是可以確定的。現在的人民公社運動，是有我國的歷史來源的。我國的民族資產階級沒有來得及將農民中的上層和中層造成資本主義化，但是帝國主義與封建主義的反動聯盟，卻在幾十年中將大多數農民造成了一支半無產階級的革命軍，就是說，替無產階級造成了一支最偉大最可靠最堅決的同盟軍。
毛澤東
一九五八年十二月七日，在武昌
第二條批注是在第一條批注之后的第三天，即1958年12月10日于武昌寫下的，批注的全文是：
我國從漢末到今一千多年，情況如天地懸隔。但是從某幾點看來，例如，貧農、下中農的一窮二白，還有某些相似。漢末北方的黃巾運動，規模極大，稱為太平道。在南方，有于吉領導的群眾運動，也是道教。在西方(以漢中為中心的陜南川北區域)，有五斗米道。史稱，五斗米道與太平道“大都相似”，是一條路線的運動。又稱，張魯等行五斗米道，“民夷便樂”，可見大受群眾歡迎。張陵(一稱張道陵，其流風余裔經千年轉化為江西龍虎山為地主階級服務的極端反人民的張天師道，《水滸傳》第一回有洪太尉誤走魔鬼戲極神氣的描寫，一看使人神旺，同志們看過了吧?)、張衡、張魯祖孫三世行五斗米道。其法，信教者出五斗米，以神道治病;置義舍(大路上的公共宿舍);吃飯不要錢(目的似乎是招徠關中區域的流民);修治道路(以犯輕微錯誤的人修路);“犯法者三原而后刑”(以說服為主要方法);“不置長吏，皆以祭酒為治”,祭酒“各領部眾，多者為治頭大祭酒”(近乎政社合一，勞武結合，但以小農經濟為基礎)。這幾條，就是五斗米道的經濟、政治綱領。中國從秦末陳涉大澤鄉(徐州附近)群眾暴動起，到清末義和拳運動止，二千年中，大規模的農民革命運動，幾乎沒有停止過。同全世界一樣，中國的歷史，就是一部階級斗爭史。
毛澤東
一九五八年十二月十日，于武昌
毛澤東在第一條批注中說到的摩尼教是指波斯人摩尼在公元三世紀創立的宗教，該教是以光明與黑暗為善與惡的本原。公元七世紀末傳入中國。1120年的方臘起義，即信奉摩尼教;楊么是南宋初年洞庭湖地區農民起義首領。名太，龍陽(今湖南漢壽)人。他繼承鐘相起義，有眾二十萬人。后為岳飛擊敗，犧牲;鐘相是楊么前的洞庭湖地區農民起義領袖，武陵(今湖南常德)人。他提出“等貴賤，均貧富”的主張，有眾數十萬人。后被孔彥舟襲敗，犧牲;明教是由摩尼教發展而成的宗教，崇拜日月，認為光明必戰勝黑暗。該教組織多次農民起義;紅軍，也稱“紅巾”。元末韓山童、劉福通等利用白蓮教發動起義，以紅巾為號，稱紅軍。韓山童犧牲后，劉福通擁立山童子韓林兒為小明王。兵敗后歸朱元璋，病死;徐鴻儒是農民起義領袖，明山東鉅野人。明天啟二年(1622)，利用白蓮教發動起義，起義失敗身亡;唐賽兒是明初農民起義女領袖，山東蒲臺人。永樂十八年(1420)發動起義，失敗后不知所終;白蓮教是混合佛教明教等內容的宗教，崇尚光明，起源于宋代。清代嘉慶元年至十年(1796-1805),川、楚、陜白蓮教大起義。嘉慶十八年十九年(1813-1814)冀、豫、魯有林清、李文成的起義。
毛澤東第一條批注一共是892個字，第二條批注是528個字。這是毛澤東讀歷史書籍過程中寫下的最長的兩條批注。不僅批注的文字最長，而且聯系實際的人和事物最多，涉及的人物有古代的，近代的，時間跨越近兩千年。
從毛澤東的批注中，我們約略可以看出，毛澤東讀史、談史、評史、論史，始終堅持貫穿一條主線，就是用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看待歷史、看待歷史人物，看待歷史事件。正如毛澤東在批注中所寫的：“中國從秦末陳涉大澤鄉群眾暴動起，到清末義和拳運動止，二千年中，大規模的農民革命運動，幾乎沒有停止過。同全世界一樣，中國的歷史，就是一部階級斗爭史。”毛澤東認為，在中國封建社會里，只有農民的階級斗爭、農民的起義和農民的戰爭，才是歷史發展的真正動力。
從這兩條長長的批注，我們還可以看到，毛澤東讀歷史是怎樣把歷史與現實社會、把“昨天”與“今天”緊密聯系在一起的。這是對毛澤東聯系實際讀書方法的一個很好的詮釋。
毛主席視察黃河
六、一生心系讀母親河——黃河這部“無字之書”
是受酈道元、徐霞客游歷實踐和精神的啟示呢，還是讀“無字之書”心情的激勵呢，毛澤東一直有考察長江和黃河的念頭。長江和黃河多年來一直在毛澤東寬闊似大海的胸間和心里流淌，他曾朝思暮想依戀著長江、眷念著黃河。據有關的記載，毛澤東63歲時首次橫渡長江，73歲時又渡長江。我們知道，他老人家先后在長江里暢游過17次之多。他喜歡滔滔長江水，喜歡長江水深激流，喜歡躺在遼闊的江面上極目數天舒。他從心里贊美長江，贊美只爭朝夕滾滾不息東流的長江水!
毛澤東讀祖國的母親河——黃河這部“無字之書”更是情有獨鐘。毛澤東生前曾多次對身邊的工作人員說：“你們可以藐視一切，但是不能藐視黃河。”毛澤東對黃河為什么這樣情深意長呢?為什么一直心系黃河呢?這是因為，在毛澤東的心中，黃河不僅僅是一條河，而是與他與中國人民是同種同宗的患難兄弟。他們在一起吃苦，一起抗日，一起打國民黨蔣介石。從上世紀50年代后期，毛澤東常對身邊的工作人員講黃河的事，直到70年初，在這十幾年當中，他老人家一次又一次一共有近十次談起黃河的事。1959年12月26日，這一天正好是毛澤東的生日。毛澤東與身邊工作人員談話中談到轉戰陜北的事，很自然說到了黃河。毛澤東說：“延安我是一定要回來的，也一定要打敗胡宗南，不打敗胡宗南決不過黃河。”
“當時劉戡的部隊一直追我們追到了黃河邊，可惜呀，我只老遠看了一眼黃河。這條河與我共過患難，拯救過中華民族的危急。我們是結下了美滿姻緣的。”
“47年10月，我在黃河邊搞農村調查，住在佳縣的神泉堡，這個縣城在高高的山頂上。我有時上山從那里看黃河。黃河真是我們民族的驕傲。它壯觀的很哩，洶涌澎湃，從我腳下流過。”“有時我沿山間小路走，一直下到河邊。每次看黃河回來心里就不好受。”“因為我沒治好它身上的千瘡百孔啊。我還沒馴服黃河，讓它造福人民。我欠了黃河的情嘍。”
“48年3月宜川大捷，我們打敗了胡宗南。我們行軍到川口，要從這里過黃河。水流急得很，還有冰塊哩。我這次沒能到激流中去試一試水。面對咆哮的黃河，我是坐渡船過去的，不是游過去的，可惜呀”
1962年夏天的一個傍晚，毛澤東在中南海豐澤園菊香書屋的辦公桌上寫字，一邊寫一邊念：“黃河之水天上來，奔流到海不復回。”反復寫，反復念，仿佛從中讀出點什么似的。
“我怎么能忘了黃河呢?”“52年我去視察了黃河，可是工作忙，只走馬觀花地看了看，沒干成什么事。一晃十年過去了。”
1964年夏天在北戴河的時候，已年過古稀的毛澤東一天下午游泳回來，吃完了晚飯，他說：“我想去黃河”，“我想搞點科學研究，再不搞就來不及了。”“我要帶一個智囊團去。這里面包括有天文、地理、歷史、氣象、土埌、地質、化學、肥料、水利、電力等等一批專家，要像李四光這一級的專家。他們是大有用武之地的。我們大家都騎馬去。”“我們要沿著黃河走，逆流而上，去尋找黃河的源頭。把這條河從頭了解起，讓它能更好地為我們的民族造福。”為了實現這個想法，他在北戴河一邊工作一邊休息時，特地帶了一匹軍馬，有空便練習騎馬。到了8月初，國際形勢突然發生變化，8月5日美國悍然轟炸越南北方，走上了擴大越南戰爭的危險道路。8月6日，中國政府發表聲明，對美國的侵略行徑提出警告。毛澤東在當天審閱這個聲明稿時寫下批示：“要打仗了，我的行動得重新考慮。”(見《毛澤東傳(1949-1976)》(下)，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年12月第1版，第1349頁。)
直到1972年大病初愈的毛澤東還說：“去黃河還是有希望的。”(以上參見吳旭君：《毛主席的心事》一文，載《緬懷毛澤東》下，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年12月第1版，第651—659頁。)
毛澤東苦戀了大半輩子的是黃河，一生未了的情緣是黃河，終身沒有讀完的一本無字的大書也是黃河。是的，黃河這本無字的大書，毛澤東一生欲讀而沒有讀完。但通過上面的介紹，我們可以看到，一個年近八旬的老人還那樣地無所畏懼，不顧重病在身，還那樣執著地追求一個他日夜思念的要為中國人民造福的美好目標;還那樣執著地追求實際知識、在廣闊天地里讀“無字之書”濃烈愿望，人雖老了，卻雄心猶在，這是令人景仰的!
生命不息，日以繼夜讀“有字之書”不止;耄耋之年，重病纏身，讀天下萬事萬物、讀長江、讀黃河“無字之書”雄心猶在。既要讀“有字之書”，又要讀“無字之書”;讀不倦的“有字之書”，沒讀完的“無字之書”，這就是我們的偉大領袖毛澤東。
「 支持烏有之鄉！」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