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歐向左，美國向右？》這本書很有意思。書作者阿努·帕塔寧2008年跟隨美國丈夫赴美生活，期間擔任美國多家主流媒體的撰稿人、客座記者，2018年左右又舉家返回了芬蘭生活。
這本書詳細對照了芬蘭為代表的北歐資本主義模式，與美式資本主義模式的優劣，凸顯出北歐模式的優勢：善待員工，慷慨賦予各種假期和社會福利；發展高水平的基礎教育，淡化社會競爭壓力，使得高等教育和職業教育都不再成為“卷”的代名詞或者說分類標準；較低成本維系了較高水準的公共醫療服務；發展出很高水準的養老服務體系，耗資不高，但對待老齡尤其是高齡老人較為友好。
美式資本主義一貫自詡“小政府”，但美國的稅法為代表的法律體系卻非常繁復，以至于美國中產階級和富裕階層的居民都必須聘用專門的會計師來幫助報稅。相較之下，芬蘭等北歐國家的政府更像是小政府，按照書作者的親身體驗，在芬蘭報稅非常清晰而簡單。
而且，芬蘭的稅收體系主要面向中產及以上階層的居民，而美國20世紀80年代以來的歷次減稅已經使得工薪階層成為主要的稅負承擔者（富豪則成為減稅政策的最大受益者），就連巴菲特、比爾·蓋茨等超級富豪都因為自己納稅甚至比秘書還少而感到羞愧。書作者以芬蘭、瑞典、挪威等國的案例指出，雖然北歐國家對于富豪的征稅比例比較高，但并未產生一些經濟學家所說的抑制創新、造成金融活力不足等問題。
在美國的總統大選以及聯邦（參眾）議員、各州州長的選舉中，經常出現候選人渲染征稅增加、福利增長會有損資本主義活力，甚至踐踏公民自由的言論。雖然，美國的政治學家、經濟學者其實完全可以看到北歐國家的例子，但是卻往往將北歐國家說成是類同于蘇聯那樣，認為不利于個人主義發展。書作者的觀點恰恰相反，指出在充分提供公民福利的基礎上，才可能為發展個人自由創造條件，“強烈的個人主義氣質正是構成北歐社會的基石之一”。
《北歐向左，美國向右？》書中介紹了芬蘭的生育保障，包括相關的產假、陪護假等制度安排。比如，每對父母最低的育兒假期在九個月左右。在芬蘭，孩子出生后三年內，家長有權隨時回去工作，交替照看孩子，薪資、工作機會等不受影響。而在孩子三歲后，芬蘭還有國家補貼的日托中心為之提供服務。一個簡單的道理就在于，“個體強則家興”，反過來，給予適齡婚育人口以比較好的生育制度、福利保障，不僅僅可以促成社會人口的良性增長，保障勞動力供給充足，而且還能切實起到減負的作用，避免中青年適齡人口在婚育后陷入家庭與工作兩方面事務難以兼顧的困境。
更重要的是，受益于芬蘭國家、社會的幫助，芬蘭的孩子從小就得以不斷降低在生活、經濟上對于父母的依賴，更早地成長為社會人，具有獨立意識、自主意識。相較之下，在美式制度環境下，每個生育、養育長大的孩子，實際上耗費了家庭的大量投資和精力，對于家庭的依賴度就很高，反而更可能成為難以自立的“巨嬰”。
《北歐向左，美國向右？》書中指出，北歐的社會福利也并不像美國人所設想的那樣，會造成大量的“福利女王”。事實上，北歐經驗的核心是促進女性在婚育后繼續留在職場，繼續投資于自身的職業技能，繼續籌劃個人職業生涯發展。
芬蘭的教育，其實可以解釋這個國家為什么有能力、有意識、有財力維持覆蓋如此之廣的公民福利。書作者指出，芬蘭1917年擺脫沙皇俄國的統治獨立，但在二戰結束后也仍然是個窮國，除了森林以外沒有其他可利用的自然資源，也沒有海外殖民地為本土“輸血”。所以，這種情況下，芬蘭除了老老實實發展教育，然后通過培養的人才發展產業，再用稅收不斷致力于提高教育的覆蓋范圍和發展水平，才可能養活自己，才可能迎來富足的生活——良好的教育體系，才能讓適齡婚育人口也就是社會的中堅人群，盡可能擺脫后顧之憂去投入工作。芬蘭人在當時的選擇，并沒有效仿美國引進、發展私立教育，而是分步驟籌建并最終推廣統一的高質量教育體系，由國家出資建立。
《北歐向左，美國向右？》書中甚至想到了反對意見者的觀點，并給出了回應說明。中文互聯網上，曾經有人談到芬蘭模式，認為芬蘭是個小國家，族裔單一，而美國等國家地域遼闊、人口較多，所以不認為芬蘭模式具有可復制性。問題在于，美國的教育、醫療、社會福利問題，其實是美國大多數州共同存在的。美國的這些政策困局，不同程度上出現在各州，而美國的州和地方權限本身較大。美國的州，與芬蘭的規模就差不多，也就是說，至少在美國很多州，完全可以通過引進芬蘭哪怕部分經驗，來擺脫政策困境、走出政治困境。
在分析美國的醫療困境（美國的醫療總支出、人均支出在發達國家中排名第一，服務水平和供給質量卻位列倒數第一）后，書作者進行了進一步的剖析。
所評圖書：
書名：《北歐向左，美國向右？》
作者：（芬）阿努·帕塔寧
譯者：江琬琳
出版社：上海譯文出版社
出版日期：2024年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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