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東部沿海的天津與南京是中國東部安全的最敏感的地帶。由渤海進天津可直逼京畿重地，由東海進入南京，就可溯江直入“九省通衢”武漢，這里是中國內陸最大的水陸空交通樞紐。如果從天津、南京同時插入，則從海上包抄中原之勢成矣，如東三省再失，海上切入中原勢力便有了資源支持，由此中華民族便到了如國歌歌詞所說的“最危險的時候”。當年日本人就是這么侵略中國并由此引起了中國的八年抗戰，而要避免未來中國再次出現這樣的地緣政治危機，就必須打破美國用于封鎖中國的海上“第一鏈條”。
不能否認，作為國都選址，南京與北京一樣，也有助于中國向世界，尤其向海洋開放的地理優勢。但是，這種優勢隨近代以來中國制海權的缺失，南京更容易受到海權強國的直接威脅和控制——比如太平天國建都南京后不久就受到東面來自海上英國和西面來自湘軍的夾擊并很快覆滅，而中華民國借助于南京的位勢則很容易獲得東南亞華人財團的支持，強化與太平洋國家的聯系，但同樣也更容易為海上強國比如日本所驅逐或控制。
西方帝國主義國家一直將中國南京視為干涉中國內政和分裂中國的前沿和破局地區。為了實現對中國的控制，1900年馬漢在《亞洲問題》一文中為入侵中國的列強出謀劃策說：
對海上強國來說，也有一個明顯的不利因素，即中國首都的位置。由于自身力量的特點，海上強國無力進行領土擴張，它們只能通過中國人來發展中國，只能激勵而不能取代現存的統治權威。因此，它們希望中國政府的所在地能遷往長江流域，且就在長江沿岸，從而使后者成為中國發展的中樞地帶。[1]
也正是由于這個原因，中國近代依附于西方海上強國的買辦或傀儡政權，都喜歡在南京扎營。蔣介石愿意當買辦，卻不愿意做傀儡，在當買辦時，他立都于南京；而為了避免當日本人的傀儡，他就跑到重慶。汪精衛則一頭扎在南京，甘當日本人的傀儡。建都于南京的太平天國由于不愿意作西方列強的傀儡而慘烈失敗。因此，也是出于同樣的原因，在中國沒有實現西太平洋制海權，至少在兩岸統一之前，南京無疑具有對外開放和國家統一的橋頭堡的作用，但作為國都的選擇，則不利于中國的獨立自主外交的展開。
中國自近代東北部族卷入中原政治及隨之而來的中國被迫向西方開放后，作為國都，北京較之長安、洛陽，甚至南京而言，其位勢不僅具有“天下之中，四方入貢道里均”[ 3]的地緣政治優勢，由于接近太平洋西北岸，它還有利于國家以開放推動發展。與東南沿海地區相比，北京受到遼東半島和山東半島的鉗形護衛，這有利于抵制海上來犯。在大國經濟已卷入并且日益依賴于世界市場的近現代，北京作為首都，其倚陸向海——也是另種“依山傍水”——的位置更有利于中國在較為弱勢的起步階段對外開放和吸納世界資源來反助中國的發展。錢穆的看法是對的，他認為：
中央政府是一國的頭腦指導中心，頭腦該擺在冷的地方，要曝露在外，要擺在大門口，擺在前面。頭腦所在，全部血液都向那里輸送，全部神經都向那里會合。頭腦不能安放在胸腹安逸處。太溫暖是不行的。[ 4]
1946年國共大戰在即，3月4日，馬歇爾、張治中、周恩來三人軍事小組飛抵延安，在與毛澤東交談中，張治中說：“政府改組了，中共中央應該搬到南京去，您也應該住到南京去。”毛澤東回答說：“我們將來當然要到南京去，不過聽說南京熱得很，我怕熱，希望常住在淮陰，開會就到南京。”[2]毛澤東的回答綿里藏針，充滿地緣政治的暗喻。1949年10月1日，毛澤東在北京天安門上莊嚴宣告：中國人民從站起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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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美］馬漢著，蕭偉中、梅然譯：《海權論》，中國言實出版社1997年版，第235頁。
[2]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下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59頁。
[3]《史記》卷四《本紀第四•周本紀》，許嘉璐主編：《二十四史全譯·史記》（第一冊），漢語大詞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37頁。
[4]韓復智編著：《錢穆先生學術年譜》卷四，中央編譯出版社2012年版，第115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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