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80年代到90年代，我是一個倡導徹底改造鄉村的實踐者，這主要是因為那個階段中國的鄉村人口數量非常龐大，鄉村經濟在國民經濟中的占比較大，城市化和工業化相對不發達。現在我則積極主張推動建設鄉村的現代化，主要的原因是，今天的鄉村越來越呈現出稀缺性，城鄉的關系已經發生了深刻的變化。我講的建設鄉村，并不意味著不改造鄉村，過去講的改造鄉村主要是把鄉村看作是中國現代化的病灶，那個階段的改造實際上是否定鄉村價值的。今天講的建設鄉村的現代化，則是基于對傳統發展主義范式的反思，這一反思是建立在城鄉關系已經發生根本變化的語境下，通過建設鄉村，讓鄉村價值回歸，重新再造一個新的鄉村。這就是我所秉持的新鄉村主義的立場。我最近寫過一篇文章，題目是《鄉村振興不能單獨從鄉村尋找答案》，主要的觀點是鄉村振興需要現代化來推動。
我出生在位于陜西北部的定邊縣，小的時候和姥姥一起生活，九歲才去和父母團聚，算是一個留守兒童。在我童年的印象中，鄉村是豐衣足食的。那個時期城里人的生活靠國家供應，吃的東西并不豐富。陜北的鄉村雖然靠天吃飯，但是地很多，每家的自留地也很多，一旦雨水好，他們的谷子、蕎麥、馬鈴薯一年收獲可以吃兩年。暑期的時候，姥姥會把我送到鄉村的親戚家里。夏季的黃土高原景色非常美，我印象里的那一群一群羊、馬、驢和騾子，讓我每到假期都想去。這一經歷或許真的影響了我今天的鄉村工作。
1977年7月，我高中畢業，當時只有15歲，不到上山下鄉的年齡所以就到我畢業的中學寧夏吳忠中學（原東方紅中學）的校辦工廠做臨時工。那個時候，我的夢想是當一個藝術家，所以我房間的墻上貼滿了自已畫的畫。就在這個時候，國家決定恢復高考。當時我年齡很小，對于大學沒有任何認識。大院里早幾年高中畢業到農村插隊的很多年輕人都從鄉下回來參加高考復習，我自己依然練習我的畫畫。我當時一心想考到西安美術學院，我最崇拜的畫家是西安美術學院的劉文西教授，崇拜他畫的那些陜北農民人物畫，因為他畫的人物和我在鄉村里見到的那些人一模一樣。當時的我并沒有意識到我的兒時愛好會在今天鄉村建設的舞臺上派上用場。有一天，父親走進我房間，看著我滿墻的素描速寫，說美術學院在一個省就招那么幾個人，那么多人都在畫畫，言下之意他覺得我考不上。我高中的幾位同學也想辦法說服我和他們一起參加高考，他們說，畫畫不能救國，科學可以救國。我覺得他們這句話說服了我。我們這代人，從小學開始接受愛國主義、共產主義、集體主義的教育，我們最熟悉的是毛主席的“老三篇”，在思想深處都接受了為國家、為人民服務的理念。就這樣，我放棄了報考美術學院的想法，抱著科學救國的情懷走進了恢復高考第一年的考場。
恢復高考第一年只考四門課，語文、數學、政治、理化。那個時候插隊的知識青年、在工廠工作的年輕人，很多都是老三屆，除了個別人成了工農兵大學生以外，大部分人都沒有機會上大學。我記得1977年的那場高考，是我所在的那個城市的一件大事，幾乎家家戶戶都在談論。高考結束以后，我們被告知，需要從當地廣播電臺公布的結果中了解自己的高考情況。我記得是在一個傍晚，很多人圍著一個電線桿，上面裝著一個喇叭，廣播員在播高考的成績，我很快就聽到了自己的名字，也就是說我的成績上線了。當年寧夏的錄取分數線為190多分，我考了246分。1977年，我所在的中學應屆高中畢業四個班中只有三個人上了錄取線。那年的高考題雖然是最簡單的，但是因為“十年動亂”嚴重干擾了正常的教學，像我這樣的學生，數學、物理、化學都沒有系統地學完，也沒有系統學習過歷史，對于西方的歷史更是一無所知，語文的功底也很差，尤其對古文了解甚少，到現在都經常念錯字。和現在的學生相比，我真的算是一個“文盲”，很多的知識都是后來讀大學逐漸補上的，所以有時候大家說我是一個知名的專家，我自己覺得很慚愧。我腦子里的專家是那些知識淵博的前輩們，感覺像我這樣沒有受到很好基礎教育的人，作為學者，真是“才不配位”。
那個時候大家對于考大學都沒什么概念，我覺得自己化學學得好，老師說大連工學院化學專業很好，所以我就報考了大連工學院（今天的大連理工大學）。到了錄取的時候，很多人都陸續收到了入學通知書，我一直都沒有收到。眼看錄取工作快要結束了，我還是沒有收到錄取通知書，我父親找到招生辦公室才發現我被很多大學退檔了，原因是“政審”不過關。招生辦的人告訴我父親，現在只能去寧夏農學院（現寧夏大學）。那個時候大家最怕的是政策變，如果政策變了我就得去插隊，所以如果能夠上大學，將來就會有工作。就這樣，我父親做主，我就進了寧夏農學院，自此與農結緣。
到了大學，第一學期學的都是基礎課，我還能夠接受。但第二學期以后，開始陸續接觸生命科學和農業的課程。這些課程和我上中學時所接觸到的知識幾乎沒有關聯，也不是我想學的內容，所以假期回到家，我提出要退學。父親當然不同意我退學，他找了當時學校的領導，做我的思想工作。我記得當時有一位教土壤學的老師，他說服了我不退學。很多年之后他做了地方的領導，在北京見面時，還說起當年做我思想工作的事。現在很多人都說我對鄉村、農業和農民有感情，坦率地說，如果說有這份感情，那也是逐漸培養出來的。
我大學同宿舍里有兩位老三屆的同學，他們在大學二年級的時候，就開始討論考研究生。我不懂什么是研究生，宿舍里的那位杭州知青同學告訴我，研究生就是大學畢業以后繼續搞研究，他給我介紹他要報考中國科學院上海植物生理研究所研究光合作用的王天鐸老師。也在同一時期，有一位教遺傳學的老師，還有一位教昆蟲學的老師，都考上了研究生。大學四年級，指導我實習的黃敬芳教授也鼓勵我考研究生，他推薦我報考北京農業大學（現中國農業大學）。就這樣，我從邊遠的寧夏來到了北京。我雖然讀的是農學專業，但在研究生階段所做的研究基本上屬于作物學的基礎理論研究，對鄉村、農業和農民了解并不多。
我對鄉村、農業和農民的了解，得益于我的導師鄭丕堯教授。鄭丕堯教授是當時北京市玉米生產顧問團的團長，他每年都要帶著專家定期去北京郊區考察指導玉米生產，每次去的時候他都帶著我，我這才開始慢慢地了解農業生產的問題。那個時候北京郊區延慶、密云、平谷的山區種旱地玉米，而昌平、順義平原區則主要是小麥玉米套種。我在攻讀碩士和博士研究生期間，經常跟隨我的導師考察北京郊區的玉米生產，實地觀察，聽專家們討論，耳濡目染了解了玉米種植密度、施肥等各方面的實踐知識。前不久，媒體以“我們在非洲種玉米”和“我們在非洲種大豆”為題報道了我們這些年在非洲從事援助工作的情況，很多人還問我在哪里學會種玉米、種大豆的。這些知識一方面是我的專業知識，另一方面是我跟著導師學習到的，同時我自己在中國醫學科學院藥用植物研究院的試驗地種了兩畝地的玉米。從播種、施肥到收獲，都是我帶著研究助理一起做，也算當過兩年真正意義上的“農民”。
我在讀碩士期間和很多同學一樣，夢想著出國，那個時候只要托福過關，給美國的教授寫一封信，基本就能拿到獎學金。所以考托福和每天在圖書館里的雜志上找自己研究領域的國外教授并給他們寫信，是我們那代人聯系出國的重要路徑。我是研究玉米生理學的，聯系到了美國愛荷華州州立大學的一位教授，他是研究玉米生理學的權威。我當時給他寫了信，大約一個多月后收到了他的回信，他說非常歡迎我到他那里做博士，他希望我做完碩士論文，把碩士論文的摘要寄給他看，大概是要審核一下我的研究能力。由于一些原因，我沒有赴美留學，在農大繼續讀博。我于1987年畢業，成為中國第一位作物栽培學博士。自此以后，我徹底放棄了成為藝術家的夢想，打算以后成為一個農業科學家。但是，一個偶然的機會又一次改變了我的職業生涯。
20世紀80年代是中國改革開放的高潮階段，農村改革家喻戶曉，大家都知道中央書記處農村政策研究室，都知道杜潤生先生。1987年，我博士畢業，本應該留校成為一名教師，但是組織分配我到中央書記處原農村政策研究室一組，從事生產力政策研究。那個時候研究室里有很多年輕的研究人員，他們很多人后來都成了領導和知名的專家。對于我這樣一個學習技術，雖然對農業略有了解，但對農村政策完全陌生的人來講，我在研究室里其實一直都是一個學生。我開始了解什么是農村政策，了解農村政策制定的過程，也了解了針對農業、農村、農民的各種政策的觀點，認識了各方面的領導和專家。以前在學校里聽老師講農業現代化、糧食安全，到了研究室才真正知道了什么是糧食安全和農業現代化。我在研究室工作的時間不算很長，但是這段經歷算是把我真正領到了鄉村研究的道路上，也培養了我后來工作中一直呈現的“政府情結”和“政策情結”。
1989年，我調回北京農業大學工作。當時的校長石元春教授希望我在學校負責中國和聯邦德國的一個合作項目，同時能夠負責組織農大在黃淮海的農業開發。我原來參與過中央和國務院關于農業開發的一些文件的起草，但是對于如何實踐農業開發一竅不通。按照學校和河北省簽署的協議，學校在邯鄲、滄州、衡水地區建立農業開發的試驗區。學校組建了一個黃淮海開發的推廣隊伍，是一支由十多位中青年組成的專業團隊，我就帶著這批人到了河北邯鄲、滄州、衡水等地的鄉村。那個時候我們都是住在村里，做玉米、小麥與養牛、養雞等方面的技術示范，每天都和鄉鎮干部、村民們在一起工作。當時工作的重點是把學校的各種實用技術組裝配套起來，然后通過試驗示范的方式在農村推廣。這樣的經歷讓我從一個政策研究者又走向了鄉村的實踐者。
1991年，我到德國學習進修，第一段學習的經歷是在德國發展基金會參加一個農業系統的短期培訓班。結束以后，我到德國霍恩海姆大學，原計劃是學習農村社會學和農業推廣。臨出國前，自學了一段時間的德語，到了德國以后，發現完全不能參與到正常的課程中。我的德國同事就建議我到荷蘭參加一個英語的課程研究班學習。這個課程班專門培訓到發展中國家的青年專家，培訓的內容主要是農業和鄉村發展，我比較系統地接觸到了參與式發展、農民需求為導向、小農生產系統等概念。
我在歐洲不僅僅學習到了一些西方發展的理論和實踐的知識，更重要的是，我深切地體驗到了什么是現代化。德國、荷蘭的農業機械化、合作社、鄉村的基礎設施、農民的生活以及鄉村的建設等等，都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這幾年的鄉村建設實踐深受當年在歐洲學習的影響。
回國以后，我雖然也從事鄉村工作，但是大部分的時間都在為各種類型的國際組織服務。這些工作雖然也是在鄉村，但多數都是在按照國際組織的框架做鄉村發展的項目，從今天的視角看，這些工作很多都脫離了中國的鄉村實際。2015年，我算是真正地回到了中國的鄉村大地。河邊村的幾年，把我從“專家”變成了鄉村的“學生”。河邊村之后，我在湖北的恩施，幫助新湖集團和恩施市建設了楓香河村。這幾年我和同事們又在昆明市、臨滄市、怒江州、昭通市、曲靖市開展鄉村建設工作。我從一個不懂事的少年跨入農業大學，其間雖然也經歷了反復的變化，但不僅沒有脫離“農”，反倒越黏越緊。今年我已經62歲，從心理上真正覺得自己的生命屬于鄉村。
這幾年，我寫了一些涉及扶貧、鄉村實踐、公益和對外援助工作的隨筆和評論，我把這些隨筆和評論都做了分類，先后整理出版了《發展援助的未來》《貧困的終結》《公益的元問題》三本書。我在那三本書里都講了，這些書不是系統性的理論研究，也不是系統性的工作總結，而是在這幾年期間的思考和隨筆。最近我利用疫情防控居家的時間，把涉及鄉村的隨筆、建議、評論、媒體的采訪等匯總在一起。這些隨筆、建議和評論等都是在不同的時間、不同的場合通過不同的形式表達的一些我對鄉村問題的體會和觀點，很多也是我在鄉村的實踐經歷，我的學生林曉莉、楊程雪、吳一凡、鄭添祿、馬陽幫我進行了整理，形成了這本書，在此感謝這些同學的辛勤工作。還要強調的是，這些觀點出自不同時期，前后邏輯并非一致，而且在內容上還會有重復，甚至存在前后矛盾。我沒有做太多的修改，算是給大家一個我思想認識過程的真實呈現。在此感謝我的同事和學生對這本書出版的支持，特別感謝三聯書店和本書責任編輯對此書所提供的有價值的建議和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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