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意志意識形態》的語言意識形態

　　[摘 要]本文基于馬克思主義立場，從理論語言學視角闡釋《德意志意識形態》中的語言意識形態觀。馬克思和恩格斯以社會性為基點，分析了語言運用中的意識形態屬性和功能。這可以從三個方面來理解：價值論、交織論、實踐論。辯證地而非機械地把握語言和意識形態的關系，需要依據馬克思主義的總體性思想。

　　1.引論

　　在語言學界，關于語言和意識形態的關系，一種常見的看法是沒有什么關系。這樣的認識，主要受到兩方面的影響：索緒爾和斯大林。

　　一百多年來，從索緒爾的結構主義語言學到喬姆斯基的形式主義語言學，都把語言的形式特征當作語言的根本性質，認為語言是天賦的自立的形式化系統，語言的形式和語言的意義之間是基于編碼屬性的抽象的二元符號關系。因為意識形態不言而喻屬于語言的內容，所以相當一部分語言學者忽視了語言和意識形態的關系。

　　1950年，斯大林發表文章批判馬爾附會馬克思主義的庸俗化語言學說。這當然是進步，可是，他也并未回歸馬克思，而是走向了以語法結構和基本詞匯界定語言的道路。這種注重形式的觀點，只看到了語言作為交際工具的功能，而忽略了語言作為意識形態工具的功能。

　　但在生活中，常常能夠觀察到語言相關的意識形態事件。只要我們還在說話，語言意識形態就始終是一個無法回避的“幽靈”。本文嘗試回到馬克思和恩格斯合著的《德意志意識形態》,并用現代語言學的觀念加以詮釋，由此來談談我們對語言意識形態的初步認識。

　　2.總論

　　《德意志意識形態》寫作于1845年底至1846年初，奠定了馬克思主義關于意識形態的基本理論，也富含理論語言學價值，包含許多用辯證唯物主義觀點來理解語言和意識問題的代表性意見。蘇共中央馬克思列寧主義研究院評價道：“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表述了馬克思主義語言學的基本原理。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揭示了語言的產生和發展同社會物質生活、同人們的勞動過程的不可分割的聯系。”

　　馬克思和恩格斯的語言觀以社會性為根本出發點。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德意志意識形態》明確指出：“語言是……由于和他人交往的迫切需要才產生的。”需要注意的是，馬克思筆下的“交往”更多地需要從生產關系的角度來理解。因此，語言就不是簡單的二元符號，而是特定社團在特定的社會經濟政治條件下的產物。馬克思還說過：“語言，是我們的彼此發生關系的物品。”“語言本身是一定共同體的產物，正象從另一方面說，語言本身就是這個共同體的存在，而且是它的不言而喻的存在一樣。”這些名言都從不同角度點明了語言的社會性。

　　從社會交往的角度來理解，語言意識形態研究不可把抽象的語言體系從具體的言語中剝離出來而成為一個空殼，對具體的語言使用的分析也不可孤立于背后的整個語言系統。語言意識形態研究中的語言，看重的是語言、言語和話語中共有的社會性的一面。偏重形式的語言理論容易導致語言研究與其社會歷史的割裂，導致觀察人的交際與社會歷史發展語境的剝離。而從語言的社會性出發，才是理解語言和意識形態的關系問題的關鍵。

　　3.分論

　　誠然，馬克思和恩格斯并未全面探討語言和意識形態的關系，但是，即便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沒有使用“語言意識形態”這個術語，沒有說“語言具有意識形態屬性”,他們也已經這么做了。他們以社會性為基點，從三個方面分析了語言運用中的意識形態屬性和功能。

　　3.1價值論：語言對不同的階級有不同的意識形態價值

　　要辯證地把握語言和意識形態的關系，首先要依據馬克思主義關于意識形態的根本功能與本質特征的思想。意識形態的根本功能是“把特殊利益說成是普遍利益”,即為維護或顛覆某種現存的利益格局的行為合法性提供辯護。而意識形態的本質特征，“最基本的要素是：價值觀的理論體系”。所以，只要是表現出特定階級、階層或群體的利益關系的價值取向，并發揮了維護其利益合理性的作用，就可以判定為具有意識形態屬性。

　　語言反映了“價值觀”。這里主要指的不是語言的內容，而是語言的形式，及其使用方式。這一點是斯大林沒有注意到的。他認為：“語言作為人們在社會中交際的工具，同樣地為社會一切階級服務，在這一方面表現出語言對各個階級是一視同仁的。”斯大林強調了語言的全民性。不過，《德意志意識形態》中卻有這樣的論述：“資產者可以毫不費力地根據自己的語言證明重商主義的和個人的或者甚至全人類的關系是等同的，因為這種語言是資產階級的產物，因此像在現實中一樣，在語言中買賣關系也成了所有其他關系的基礎。例如，propriété,Eigentum[財產]和Eigenschaft[特性];property,Eigentum[財產]和Eigentümlichkeit[獨特性];重商主義意義上的和個人的意義上的《eigen》[“自有”];valeur,value,Wert[價值];commerce,Verkehr[商業，交往];échange,exchange,Austausch[交換],等等。所有這些字眼既意味著商業關系，也意味著作為個人自身的特性和相互關系。在其他的現代語言中，情況也完全一樣。”

　　這一段話通過詞源分析，論證了語言中至少有一部分詞匯反映出，生產關系決定了語言的形式，特定語言成分是特定階級社會活動的產物，而這樣的語言在使用中也在為特定的階級利益服務。確實，正如斯大林所言，不管是資產階級還是無產階級，都能使用同一系統內的語言，但是這種反映了資本主義生產關系中資產階級利益的語言，即便為無產階級所使用，也依然無法跳脫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概念框架，無產階級不過是使用反映了資產階級意識形態的語言在說話。這一整套世界觀、價值觀都是由語言塑造出來的。這套概念框架是符合資產階級特殊利益的，對資產階級有特殊價值，但全民的使用，使得資產階級的利益被“說成”是全民的利益。這就是語言意識形態。甚至，這套語言系統，就是把個別人的利益說成所有人的利益的工具，因為這套生產關系也沒有別的語言系統可以表達。所以資產階級用這套語言來證明自己的利益是“毫不費力”的一件事。馬克思與恩格斯沒有被資產階級的語言意識形態所轄制，他們清醒地意識到，資產階級語言體系的豐富性是以壓制無產階級語言的發展為代價的，馬克思、恩格斯的功勞恰恰在于，通過建構“社會基本矛盾”“歷史唯物主義”“剩余價值”“剝削”“資本的貪婪”“無產階級革命”,將屬于無產階級的“語言體系”從資產階級的話語體系中解放出來，逐步形成“無產階級的語言意識形態”。雖然工人、無產者只是在潛意識里有代表自己利益的樸素價值訴求的“語言意識”,但只有等到經典作家創立起一套論證無產階級利益的概念體系和與此相適應的話語體系，才獲得真正的覺醒，工人階級才從語言上的“被迫依附”變為“自主表達”,才擁有了為自己的利益服務的語言。一個社會中不同的階級或社團互相能聽懂彼此的表達，并不能掩蓋使用中價值的不對稱、地位的不對等。這種差異小到社團，大到國家，在語言變體的選用和語言的選用中都有顯示。這都是語言意識形態性的表現。

　　在現代語言學研究中，以馬克思主義和西方馬克思主義傳統——特別是葛蘭西的意識形態霸權理論——為重要淵源的批判話語分析學派，明確提出了“語言作為意識形態”,探索了故事、儀式、幽默、隱喻等多種話語形式的意識形態功能，探討了在日常話語層面霸權是如何生產與再生產的，甚至考察了對處于支配地位的意義和意識形態進行的抗爭和抵抗形式是如何出現的。這些研究的遠源，不能不說就是《德意志意識形態》中的語言意識形態價值論。

　　3.2交織論：語言和意識相互交織

　　語言意識形態價值論的根基，是辯證唯物主義的語言意識交織論，即意識生產、物質交往、語言三者的交織，原文是：“思想、觀念、意識的生產最初是直接與人們的物質活動，與人們的物質交往，與現實生活的語言交織在一起的。觀念、思維、人們的精神交往在這里還是人們物質關系的直接產物。表現在某一民族的政治、法律、道德、宗教、形而上學等的語言中的精神生產也是這樣。”關于精神和物質，亦即意識和語言的關系，還有一段論述：“人并非一開始就具有‘純粹的’意識。‘精神’一開始就很倒霉，注定要受物質的‘糾纏’,物質在這里表現為震動著的空氣層、聲音，簡言之，即語言。語言和意識具有同樣長久的歷史。”這里采用了“糾纏”表達“交織”的意思。

　　交織論的關鍵，是精神生產，包括意識形態的生產與再生產，在語言中才得以實現。結合價值論，可以認為“交織”和“糾纏”表達出：語言塑造人的精神。具體到意識形態，則可以推論：語言使用塑造使用者的意識形態。

　　語言系統預置了意識形態，價值觀體現在語言使用中。語言和意識的交織，使得語言成為特殊的社會機制。學會使用一門語言，就默認了使用這門語言的人類社會的意識形態。在一個人學會使用一門語言以前，使用這門語言的社會已經公約性地對世界做好了范疇劃分，包括意識形態諸范疇，而這種范疇劃分和語言交織在一起。一個長期為“仁義禮智信”的價值意識與文化語匯所塑造的人，無法真正理解和表達資產階級革命的“自由、民主、博愛”;同樣，滿嘴“自由、民主、博愛”的人也無法深刻理解在“自由人聯合體”中“人人為我、我為人人”的“絕對自由”,也無法認同并承擔為共產主義理想而奮斗的歷史使命。語言作為意識形態的工具，不只表現在語言的內容傳達了意識形態，而且表現在語言的基本形式也可以是意識形態的反映。《德意志意識形態》描繪了意識形態在語言使用中的自然流露：“他用一種經典式的、美文學式的、意識形態的語言把這個觀點表達出來。例如：‘有人認為，享用咖啡、糖等等純粹是消費；然而，難道這種享用在殖民地那里不是生產嗎?’他可以同樣成功地問：對于黑奴來說這種享用不是享受鞭子的滋味嗎?在殖民地這種享用不是生產毒打嗎?”

　　價值論和交織論在某種程度上能得到人類語言學家薩丕爾的共鳴：“人類不是孤立地生活在客觀世界中，也不是孤立地生活在人們一般理解的社會活動世界中，而是生活在已成為該社會表達中介的具體語言的掌控之中。……事實是，‘真實世界’在很大程度上無意識地建構于一個民族的語言習慣之上……我們之所以有現在的這些視覺、聽覺及其他經驗感受，都是因為我們所在社會的語言習慣預設了某些理解方式。”這里的“某些理解方式”必然包括“意識形態”的理解方式。

　　用認知科學的觀點來看待語言意識交織論，就是“認知無意識”(cognitive unconscious)。這是大腦里無法有意識地訪問，只能根據其結果來認識的結構。表現在語言里，主要就是框架語義學所說的概念框架。語言因為框架的作用而吻合世界觀的基本范疇。當然，并不是說，說同一種語言的人都擁有同樣的世界觀，而是說，說同一種語言的人有著同一套表達世界觀的語言框架。不管他持有何種世界觀、價值觀，只要使用這種語言，其論辯體系就已經被這種語言鎖死了。除非能夠在既有語言的基礎之上發展出一套新的話語體系，也就是重建框架。語言承載并喚醒人們關于世界的觀念體系。而意識形態，譯作“觀念體系”可能更顯明。

　　認知語言學家萊考夫指出：“框架是一種常態。我們所說的每一句話都以某種方式被加以框架。”他把框架語義學應用于分析美國政治生活中的實例，從而說明政客們是如何使用語言手段激活民眾的概念框架，達到操弄意識形態、操縱民意的目的。這些手段不只是詞匯手段，而且包括語法手段，比如復數形式的使用等。這就說明，語言和意識形態的交織可以深入語言系統的底層，而美國政客在政治實踐中則諳熟此道。

　　3.3實踐論：意識形態反映在語言實踐中

　　語言和意識形態的關聯是內在的，而語言對意識形態的影響則是外顯的、具體的、現實的、社會的，亦即，實踐的。馬克思主義語言觀把語言看作一種實踐活動，因為社會生活本質上是實踐的。《德意志意識形態》中說道：“語言和意識具有同樣長久的歷史；語言是一種實踐的、既為別人存在并僅僅因此也為我自己存在的、現實的意識。語言也和意識一樣，只是由于需要，由于和他人交往的迫切需要才產生的。”

　　“語言和意識”這段話揭示了實踐性的根源是社會性。“既為別人存在并僅僅因此也為我自己存在”,意味著語言既是社會的也是個人的，而語言的社會性先于語言的個人性。這一點可以從社會語言學對身份意識(identity,一譯“認同”)的研究中一窺端倪。語言除了傳遞信息功能外，還具有象征功能，即同樣的內容在使用不同的表達方式后能夠傳遞不同的內在信息。語言的身份意識功能就屬于象征功能，指的是個體對自我的主觀意識，對自己和對他人都顯示為一種重要的個人類屬標記，并且更多地是在社會層面上。說話者會根據自己希望被交談對象看成怎樣的人來調節自己的語言表達。怎么說常常比說什么更重要，因為怎么說刻畫了說話人的社會身份。斯大林從語言全民性出發質疑：“這些同志是否認為英國封建主同英國人民相互交談是經過翻譯的呢?是否認為英國封建主完全不說英語?”事實上，諾曼征服后，“英語淪為英國沒有受過教育的人們的語言”,而宮廷、貴族等團體講諾曼法語。貴族即便和下層人民交談不需要翻譯，也不會在宮廷中講英語，因為使用特定的語言是和本階級的相互認同，是身份的象征。一個社會兩種語言固然是極端的情況，但即便在同一語言內部也存在著各種反映階層的社會變體，社會語言學的發展已經證明了社會結構對語言的變異和變化的影響是實實在在的。不過，承認語言使用的階層差異并不意味著語言因階層或意識形態而分裂，或不同階層的人有不同的詞庫。封建皇帝可以自稱“朕”,并聽得懂普通百姓自稱的“草民”,反之亦然，這說明了他們可以掌握共同的詞庫；但他們不會互換自稱，這說明了語言使用反映了身份意識。新興階級也可以通過改造語言系統及其表達方式改造意識形態，反之，意識形態的革命也推動了語言體系的變革，正如五四“白話文運動”和后來的“大眾語運動”所做的那樣。當然，現在不應苛求斯大林在他那個時代能夠了解語言的社會分層，以及在階層差異上所附著的利益訴求的異質性和價值承載的差別性。

　　“語言和意識”這段話中語言的現實性，要從意識的現實性來理解。意識不是抽象的，它在現實中都是具體的，屬于某個確定的人。基于語言和意識的交織，我們也不能把語言只看成抽象化的符號。辯證地看，語言既是抽象的也是具體的。語言是使用中的語言，是現實的具體的實踐，是活的過程。認識到這一點，才能防止片面地僅僅從結構、形式、符號的角度來看待語言和意識形態的關系。《德意志意識形態》中有很多例子分析現實的語言是如何體現出意識形態的，堪稱批判話語分析的先聲。一個生動的例子是：“一個美國佬來到英國，在那里碰到保安法官阻止他鞭打自己的奴隸，他氣沖沖地道：Do you call this a land of liberty,where a man can’t larrup his nigger?[你們把一個不準人鞭打自己黑奴的國家叫作自由國家嗎?]”這個例子深刻揭示了“自由”的虛偽性、階級性。在詞語的使用中，意識形態和詞語形式“交織”在一起，充分表現了說話人的價值觀。這是無法僅僅憑借查字典就能認識清楚的，必須放在語言的實踐中。馬克思和恩格斯還總結了從語言表象中剖析意識形態的原則：“哲學家們只要把自己的語言還原為它從中抽象出來的普通語言，就可以認清他們的語言是被歪曲了的現實世界的語言，就可以懂得，無論思想或語言都不能獨自組成特殊的王國，它們只是現實生活的表現。”

　　語言意識形態實踐論無疑能得到現代語用學的響應。語用學家Verschueren嘗試使用四條命題來定義意識形態，其中最重要的兩條是：第一，“我們可以把任何與社會‘現實’(特別是在公共領域的社會關系領域)有關或涉及的基本意義模式或解釋框架視為意識形態，它們被認為是常識性的，并且常常以規范的方式運作。”第二，“意識形態最明顯的表現(之一)是語言使用或話語，它可以反映、構建和/或維持意識形態模式。”

　　4.申論

　　辯證地而非機械地把握語言和意識形態的關系，需要依據馬克思主義的總體性思想，即承認事物的存在和運動是一個內在有機整體的思想,從拒斥抽象的本體論同一性思維、思辨的總體性思維以及抽象的實證思維，在社會歷史的辯證總體性中把握事物。“在馬克思那里，意識形態是一個總體性概念”,“存在于各種社會意識形式之中，……綜合地通過各種社會意識形式的內容表現出來，并通過縱向的領域體現出層次性。……凡是社會意識形式和社會心理中包含的反映特殊利益和共同利益矛盾與沖突的內容，便是意識形態。”因此，要判斷語言是否具有意識形態性，一要看語言是否反映不同群體或集團之間的利益矛盾和沖突；二要看語言是否體現特殊利益和共同利益之間的矛盾與沖突。這兩點顯然都是肯定的。

　　所以，語言和意識形態相互交織，并非所有語言系統的組成部分都具有意識形態的性質，也并非都不具有；事實是，在某些語境下(包括時代背景、主題領域、言談主體等等),可以從一些詞匯、語法或用法形式及其使用中解讀出意識形態屬性。這樣理解，既有助于抵制“去意識形態化”和“淡化意識形態”的傾向，也避免“泛意識形態化”和“意識形態擴大化”的傾向。

　　5.結論

　　《德意志意識形態》以社會性為基點，分析了語言運用的意識形態屬性和功能。語言意識形態價值論、語言意識交織論和語言意識形態實踐論相輔相成，形成一個整體。辯證地而非機械地把握語言和意識形態的關系，需要依據馬克思主義的總體性思想。不能簡單地說“語言是意識形態”或者“語言不是意識形態”。比較符合事實的說法是：透過語言的使用，語言系統的各個層面上都不同程度地體現出意識形態屬性。語言意識形態的核心要義是，不僅語言的內容，語言的形式也可以是意識形態的載體。在這里，語言的形式，不僅指詞匯形式，而且指語言的使用特征，包括修辭和語用，甚至語法。因此，要辯證地看待語言意識形態問題，生活在復雜的意識形態社會中，萬萬不可忽視語言的意識形態屬性和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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