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0章
“對國民黨談判不要表現盛氣凌人的態度。我們要求和他們
一同抗日，使他們不覺得我們在威脅他們。對中間派主要宣
傳民主，爭取他們同情。對英美主要宣傳抗戰，要求英美派
人常住陜甘寧邊區。”
話說1944年4月12日，毛澤東在延安黨的高級干部會議上作了題為《學習和時局》的演講。據《毛澤東選集》注釋說：“中國共產黨中央領導機關和高級干部在1942年到1944年間，對于黨的歷史特別是1931年初到1934年底時期的歷史所進行的討論，大大幫助了黨內思想在馬克思列寧主義基礎上的統一。”“《學習和時局》就是毛澤東同志在延安高級干部會議上對于這個討論所作的講演。”
毛澤東的講演共分3個部分。關于學習問題，他總結說：
“去年冬季開始，我黨高級干部學習了黨史中的兩條路線問題。這次學習使廣大高級干部的政治水平大大提高了。在這次學習中，同志們提出了許多問題，中央政治局曾對其中的幾個重要問題作了結論。”
“中央認為應使干部對于黨內歷史問題在思想上完全弄清楚，同時對于歷史上犯過錯誤的同志在做結論時應取寬大的方針，以便一方面徹底了解我黨歷史經驗，避免重犯錯誤；另一方面，能夠團結一切同志，共同工作。我黨歷史上，曾經有過反對陳獨秀錯誤路線和李立三錯誤路線的大斗爭，這些斗爭是完全應該的。但其方法有缺點：一方面，沒有使干部在思想上徹底了解當時錯誤的原因、環境和改正此種錯誤的詳細辦法，以致后來又可能重犯同類性質的錯誤；另一方面，太著重了個人的責任，未能團結更多的人共同工作。這兩個缺點，我們應引為鑒戒。這次處理歷史問題，不應著重于一些個別同志的責任方面，而應著重于當時環境的分析，當時錯誤的內容，當時錯誤的社會根源、歷史根源和思想根源，實行懲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針，借以達到既弄清思想又要團結同志這樣兩個目的。對于人的處理問題取慎重態度，既不含糊敷衍，又不損害同志，這是我們黨興旺發達的標志之一。”
“對于四中全會至遵義會議時期中央的領導路線問題，應作兩方面的分析：一方面，應指出那個時期中央領導機關所采取的政治策略、軍事策略和干部政策在其主要方面都是錯誤的；另一方面，應指出當時犯錯誤的同志在反對蔣介石、主張土地革命和紅軍斗爭這些基本問題上面，和我們之間是沒有爭論的。”
毛澤東在講演的第2部分中說：
“同志們可以看見，1937年7月起至現在止，這7年時間內，在我黨領導下的人民民主力量曾經歷了上升、下降、再上升3種情況。我黨抗擊了日寇的殘酷進攻，建立了廣大的革命根據地，大大發展了黨和軍隊，打退了國民黨的3次大規模的反共高潮，克服了黨內發生的右的和‘左’的錯誤思想，全黨學得了許多可寶貴的經驗。這些就是我們7年的工作的總結。”
在演講的最后部分，毛澤東說：
“為了爭取新的勝利，要在黨的干部中間提倡放下包袱和開動機器。”
“我黨歷史上曾經有過幾次表現了大的驕傲，都是吃了虧的。”“全黨同志對于這幾次驕傲，幾次錯誤，都要引為鑒戒。近日我們印了郭沫若論李自成的文章（指1944年郭沫若作《甲申三百年祭》一文——筆者注），也是叫同志們引為鑒戒，不要重犯勝利時驕傲的錯誤。”
“要去掉我們黨內濃厚的盲目性，必須提倡思索，學會分析事物的方法，養成分析的習慣。這種習慣，在我們黨內是太不夠了。如果我們既放下了包袱，又開動了機器，既是輕裝，又會思索，那么我們就會勝利。”
4月15日，毛澤東主持中央書記處擴大會議，討論黨對國共談判的方針。周恩來說：
“國民黨現在對我們主要采取政治斗爭，宣布我們破壞抗戰等所謂10項罪狀。我們的方針，照毛主席估計的，目前還是求和緩。”
毛澤東說：
“這次總的態度不卑不亢，表示我們要求和緩，要求抗戰到底，團結到底，不表現盛氣凌人的態度。我們要求和他們一同抗日，使他們不覺得我們在威脅他們。對中間派主要宣傳民主，爭取他們同情。對英美主要宣傳抗戰，要求英美派人常住陜甘寧邊區。”
4月29日，共產黨方面談判代表林伯渠、王若飛、伍云甫一行離開延安，去西安同國民黨代表張治中、王世杰談判。
4月29日晚，毛澤東給陜甘寧邊區政府副主席李鼎銘先生寫了一封信。
此前，李鼎銘先生曾將陜西米脂人李健侯所著的《永昌演義》轉交給毛澤東閱讀。李健侯出生于書香門第。他從1926年開始著手寫作章回體歷史小說《永昌演義》一書，歷時多年，6易其稿，終成大作，共計40回34萬字。該書描寫了他的同鄉、明末農民領袖李自成領導的農民大起義的全過程。毛澤東看《永昌演義》后十分高興，令人將書抄存了一份，便給李鼎銘先生寫了這一封信，他寫道：
鼎銘老先生左右：
《永昌演義》前數年為多人所傳閱；近日鄙人閱讀已過，獲益良多。并已抄存一部，以為將來之用。作者李健侯先生經營此書，費了大力，請先生代我向作者致深切之敬意。
此書贊美李自成個人品德，但貶抑其整個運動。實則吾國自秦以來兩千余年推動社會向前進步者主要的是農民戰爭，大順帝李自成將軍所領導的偉大的農民戰爭，就是兩千年來幾十次這類戰爭中的極著名的一次。這個運動起自陜北，實為陜人的光榮，尤為先生及作者健侯先生們的光榮。此書如按上述新歷史觀點加以改造，極有教育人民的作用，未知能獲作者同意否？
又健侯先生近來健康如何，能來延安一游否？統祈轉致健侯先生為禱！敬頌
大安！
毛澤東
寫畢，他吩咐工作人員拿出200元邊幣，以示對李健侯的獎勵，將信及邊幣一并送給李鼎銘。李鼎銘立即讓他的四子將毛澤東的手書及200元邊幣一并轉交給李健侯。李健侯激動不已，即赴延安。毛澤東熱情地接待了他，又獎勵他兩石大米。
建國后，毛澤東指示陜西省政府將李健侯安排在省文史館當研究員，修改《永昌演義》。李健侯不幸于1954年病逝，沒有完成《永昌演義》的修改任務。實屬可惜。
且說4月30日晚，毛澤東邀請續范亭和另外幾位同志到家里小宴，親切地詢問了續范亭的病情和治療情況，還給他講了一些有效的療養方法。舉座敘談甚歡。
飯后，毛澤東與續范亭等人坐在院子里的丁香樹下，一邊品茗，一邊敘話。續范亭問毛澤東多大年紀，毛澤東說：
“光緒十九年癸巳生。”
續范亭問是何月何日，毛澤東說：
“舊歷11月19日，公歷12月26日。”
續范亭的出生時間是舊歷10月19日，正好比毛澤東大一個月，他想到去年農歷11月19日是毛澤東的50壽辰，而延安各界并沒有舉行慶?；顒?，感到很遺憾，便即席賦詩一首，獻給毛澤東，以祝愿毛澤東健康長壽，詩曰：
半百年華不知老，先生誕日人不曉。
黃龍痛飲炮千鳴，好與先生祝壽考。
毛澤東和在座的客人聽了，都開心地笑了起來。
這天夜里，毛澤東談話時的情景久久縈繞在續范亭的腦際，他對毛澤東的學識、人品、才能都很欽佩，便以無比興奮的心情，寫了一首《五百字詩》，還在長序中詳細地記述了這次難以忘懷的會見，抒發了他那無比歡欣的感觸：
“毛主席身體健康，器宇雄厚，腳踏實地，眼光向下。至于毛主席的智慧，究竟在哪里？我看他的智慧就是群眾的智慧，同時群眾的智慧，就是他的智慧，此其所以為大智慧。古人說：‘大智慧亦壽考’，不祝亦必壽考也。30年奔走無成，見到如此領袖，使我心悅誠服，中國革命，從此再不會走冤枉路了。”
續范亭還把毛澤東看作自己最好的老師和朋友，他在《贈毛主席》一詩中寫道：
領袖群倫不自高，靜如處子動英豪。
先生品質難為喻，萬古云霄一羽毛。
他在交際處拿出《贈毛主席》一詩給金城看，并解釋說：
“毛主席是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的最好領袖，他把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創造一整套符合中國國情的革命理論和方針政策。他不愧是中國歷史上的一位偉人。但是他謙虛、謹慎，平易近人，無論是對干部、戰士、勤務員，還是對普通老百姓，他都平等待人，推心置腹，虛心聽取群眾意見。所以我說他‘領袖群倫不自高’。毛主席是知識分子，博大精深，滿腹經綸。從外表看，他文質彬彬，完全是學者風度，但他實際上不但是一個偉大的政治家，而且是偉大的軍事家、戰略家，只有毛主席那樣的政治、軍事謀略家，才能在西安事變時力主釋放蔣介石；才能在國民黨頑固派發動的反共高潮中，堅持針鋒相對的斗爭。所以第2句是‘靜如處子動英豪’。第3句‘先生品質難為喻’，的確，拿毛主席比喻歷史上哪個人好呢？無產階級革命領袖同歷史上一切偉人都有著本質的不同。關于這一點，斯大林有句名言，當一名記者問斯大林，列寧同彼得大帝相比，誰更偉大時，斯大林回答說，如果說列寧是大海的話，彼得大帝就是滄海之一粟。所以我說‘先生品質難為喻’。我曾想把毛主席比作劉邦的三杰（張良、韓信、蕭何），但還覺得不夠全面。所以這首詩的前面3句我早就想好了，可最后一句想了幾天，最后才想起了杜甫的一句詩‘萬古云霄一羽毛’。這句詩是杜甫贊頌諸葛亮的，是《詠懷古跡》中的一句，這里面，‘萬古’是空前；‘云霄’是甚高。‘一羽毛’是羽上的一毛，品清質虛而體積小，惟其清虛而不自大，所以空前而又甚高。用諸葛亮比喻毛主席，還是不夠的，但想不出更恰當的比喻，只好這樣了。”
1944年5月4日至11日，林伯渠、王若飛等在西安同國民黨中央派來的代表張治中、王世杰進行了初步會談。
5月15日，毛澤東致電林伯渠說：明日將由電臺將《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向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提出關于解決目前若干急切問題的意見》拍發給你。
這份意見書是由毛澤東起草的。
5月17日，共產黨方面談判代表林伯渠、王若飛等人和國民黨談判代表張治中、王世杰從西安同機到達重慶。同以往的情況一樣，國民黨方面對談判拿不出任何方案來。他們一再要求中共方面先拿出具體意見。
毛澤東電示林伯渠以公函形式將他起草的《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向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提出關于解決目前若干急切問題的意見》交給王世杰和張治中，以此作為談判的具體內容。
毛澤東在《意見》的說明部分寫的是：
“為克服目前困難局面，擊退日寇進攻，并認真準備反攻，中共方面認為唯有實行民主與增強團結一途。為此目的，中共希望政府方面解決若干急切的問題。這些問題，有關于全國政治方面者，有關于兩黨懸案方面者。”
毛澤東在《意見》中提出的“希望政府方面解決”的問題共有20條。關于全國政治方面的有3條：
“1、請政府實行民主政治與言論、出版、集會、結社及人身之自由。2、請政府開放黨禁，承認中共及各愛國黨派的合法地位，釋放愛國政治犯。3、請政府允許實行名副其實的人民地方自治。”
關于兩黨懸案方面的有17條，主要內容是：
允許共產黨領導的軍隊編為16個軍47個師，每師1萬人，目前至少給予5個軍16個師的番號；承認陜甘寧邊區及華北、華中、華南敵后各抗日根據地的民選抗日政府為合法的地方政府；共產黨領導的軍隊防地在抗戰期間維持現狀，抗戰結束后另行商定；在物質上充分援助八路軍和新四軍，平均分配同盟國的援華物資；撤銷對陜甘寧邊區和各抗日根據地的軍事封鎖和經濟封鎖；停止進攻華中新四軍和廣東游擊隊；釋放各地被捕人員等。
在此期間，董必武自重慶給在桂林的柳亞子寄去一首賀壽詩，內有“詩能報國應長壽”句。柳亞子為此作了一首律詩回贈：《次韻和必武賀壽新詩，分寄毛澤東、周恩來、林伯渠、吳玉章、徐特立、張曙時、鄧穎超諸同志》，詩云：
“誓以心肝酬黨國，豈貪姓字上旗常？平生管樂襟期在，倘遇桓昭試一匡？”
5月19日，中共中央書記處會議決定于5月21日召開六屆七中全會。會議確定了全會的議事日程和參加會議的人員名單。會議決定向全會提議：由毛澤東、劉少奇、任弼時、朱德、周恩來5人組成六屆七中全會主席團。
5月21日下午2時，中共中央擴大的六屆七中全會在延安楊家嶺開幕。
這次全會后來一直開到1945年4月20日才閉幕，歷時11個月，期間先后召開了8次全體會議。這是在共產國際解散以后中國共產黨召開的第一次中央全會，也是在黨的歷史上、也可能是在世界歷史上經歷時間最長的一次會議。
六屆七中全會的主要議題是：討論黨的歷史問題，特別是從1931年初到1943年底這一時期的歷史問題；通過黨的《關于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同時為“七大”的召開做充分的準備工作。
出席擴大的六屆七中全會開幕式的中央委員和候補委員有17人，他們是：毛澤東 劉少奇 任弼時 朱德 周恩來 康生 彭德懷 張聞天 鄧發 陳云 博古 李富春 吳玉章 楊尚昆 孔原 陳郁 李維漢
列席會議有發言權和表決權的中央局、分局和其他方面的負責人有：高崗 彭真 賀龍 林彪 葉劍英 陳毅 劉伯承 聶榮臻 朱瑞 徐向前 譚政
應該出席會議而請病假的有4人：王稼祥 王明 凱豐 關向應
原定出席會議而外出的有2人：林伯渠 董必武
會議根據書記處的提議，選舉毛澤東、劉少奇、任弼時、朱德、周恩來5人組成六屆七中全會主席團，毛澤東為主席團主席；會議決定：在六屆七中全會召開期間，由會議主席團負責處理中央日常工作，中央書記處及政治局停止行使職權。
六屆七中全會第一次會議聽取了毛澤東所作的工作報告。報告全文如下：
今天因為時間的限制，我只能向全會作簡單的工作報告，詳細的中央工作報告是否還需要，請大家考慮。我覺得不必作詳細報告了，因為最近這個時期中央的工作，中央同志都知道，參加全會的同志也大體知道。至于是否要向七大作從六大到現在的詳細的中央工作報告呢？我覺得從六大到現在有16年，中央主要負責人換了幾次，這個詳細報告也很難作，對于過去工作的檢查，準備放到歷史總結中去。過去聯共中央向大會作的工作報告，實際上也就是政治報告，我們只準備對七大作政治報告，不另作工作報告，工作的總結也可以在這個報告中提到，只解決已經成熟了的中心問題。
我今天只講抗日準備時期和抗戰時期的主要問題。在抗日準備時期和抗戰時期，我們的目的就是為驅逐日本帝國主義出中國而奮斗。為達到這個目的，我們的方針就是發展自己，團結友軍。這個方針最初決定于瓦窯堡會議（1935年12月），以后的民主共和國決議（1936年9月）、黨的全國代表會議（1937年5月）、洛川會議（1937年8月）、六中全會（1938年9月至11月）直到現在，都是為執行這個方針而斗爭的。我們在執行這個方針中，對于如何發展自己與團結友軍，對于日本、國民黨與我黨的看法，對于當時形勢的估計與具體政策，是有爭論的。我今天講話的目的，就是要為中央的政策作辯護。
這里有國民黨河南調統室給其中央調統局的一個關于河南戰爭的報告，是最近時期抗戰情況的典型材料之一，請王首道同志宣讀一下。這個材料表明，蔣介石的3個主力之一湯恩伯如何完全無能，日寇亂沖一頓，他們就亂跑一頓，胡宗南有兩個師在河南也只剩下一個團。這證明抗戰中的兩個方針帶來的不同結果：不民主的方針必然使抗戰失敗，只有民主的方針才能戰勝敵人。蔣介石的中央軍沒有民族主義與民主主義的教育，只有法西斯的教育，因而戰斗力完全瓦解，一擊即潰。我們的八路軍、新四軍實行民族主義與民主主義的教育，我們充分發動了人民的力量，在敵后建立了十幾個根據地，曾經停止了敵人在正面戰場的戰略進攻達5年半之久。現在日本進攻河南，是因為日本要救死，國民黨太不行，而共產黨的力量又還沒有達到保護湯恩伯的程度?，F在胡宗南也有一部分軍隊調到河南去了，如果胡宗南也和湯恩伯一樣，蔣介石的3個主力就塌掉兩個，中國政治局面就會起大的變化，國民黨與共產黨力量的對比也會起變化。將來在英、美準備反攻的條件下，日本的軍心民心和中國敵占區民心大大動搖時，日本力量和八路軍、新四軍力量的對比也就會起變化。實行民主則勝，不實行民主則敗，以前這還只是我們的一種理想，現在開始變為現實了。去年我們發表《國共兩黨抗戰成績之比較》，使外國人注意共產黨的抗戰力量。英、美從來沒有像現在對國民黨和蔣介石作過這樣露骨的批評的。胡政之訪問英、美回國后，請董必武、潘梓年同志吃飯，說他在外國講中國共產黨有前途，他又說國民黨十二中全會無希望。最近孫科說要辭職，于右任不愿參加十二中全會。這些人都是寒暑表，表明情況要有變化。
關于發展自己，發展八路軍、新四軍和抗日民主根據地，以此為代表中華民族打擊日寇的中心力量，這個問題中央曾做過很多工作來同反對這個方針或不積極執行這個方針的同志作斗爭。華中與山東在這個問題上的錯誤曾經表現得最嚴重，差不多花了1939年一整年才糾正過來，但后來還是出了皖南事變，到皖南事變后才徹底糾正過來。當日軍占領江、浙，國民黨逃走一空時，我們的同志不敢當縣長，說是沒有人委任。當山西新舊軍沖突時，舊軍向新軍開槍，新軍要不要還槍也成為問題。這些就是在民族戰爭中不敢實行獨立自主政策的具體表現。問題就是要不要獨立自主的政策。在今天的世界上，蘇聯的政策是最獨立自主的，美國次之，英國猶豫，在法國、意大利、波蘭等問題上，英國都徘徊于兩可之間。蔣介石也是這樣，對共產黨及其他許多政策都表現出徘徊猶豫，表里不一。湯、胡均以反共的《剿匪手本》為教材教育其軍隊，這樣的軍隊對日一定是沒有戰斗力的。我們就不同，始終采取獨立自主的政策，我們始終站在團結國民黨抗日的立場上，但遇到反共摩擦則要同它斗爭，使國民黨既不能投降日本又不能大舉進攻共產黨，將國民黨引導到對敵斗爭一個目標上去。在反摩擦中，我們是采取有理、有利、有節的方針，使摩擦斗爭歸于緩和，我們對于3次反共高潮都是如此。我們在抗戰初期只是一個很小的黨（不超過4萬有組織的黨員）和一個很小的軍隊（只有45000人)，發展到現在的近百萬的黨員和近50萬的軍隊。當1935年冬季中央蘇區紅軍長征到陜北時，只剩下7000人，成了“皮包骨”。我們當時說長征是勝利了，長征是播種機和宣傳隊，留下的這點力量，不要看輕了它，它的發展前途是很大的。當時有些同志發生悲觀情緒，其實是很不符合實際的。從1936年至1939年，我們曾經希望改造國民黨，所根據的是張學良進步的先例與國民黨喪失了江、浙的地盤。但是這個希望落空了，不過我們并沒有虧本。歸根結底，主要是靠了八路軍、新四軍，才挽救了民族的危亡，抗擊了58%的日軍與90%的偽軍。沒有八路軍、新四軍的抗戰，中國的抗戰決不能有今天。我們發展八路軍、新四軍和抗日根據地的政策是完全正確的，我們團結友軍的政策也是完全正確的。
我黨在抗日時期的發展，經過了3個階段。第一階段是1937年至1940年。這一階段的頭兩年，日本以主力對付國民黨，國民黨也比較有朝氣，國共關系比較好，我們采取了游擊戰爭的方針，發展了軍隊，建立了根據地，開辦了干部學校。對運動戰還是游擊戰的問題，我們內部也發生過爭論，但是還是執行了以游擊戰為主的正確戰略方針。統一戰線政策在1938年受過一次挫折，后來被六中全會糾正了。在第一階段，我們隊伍中生長了一股驕氣，有些同志過于輕視日本，過于相信國民黨，自以為萬事大吉，驕傲得很，這一點是吃了虧的。
第二階段是1941年至1942年。日本以主力對付共產黨，舉行了無數次的殘酷“掃蕩”，實行“蠶食”政策與“三光”政策，我們的根據地、人口和軍隊都縮小了。但是這種困難教育了我們的同志，我們采取了適宜的政策，例如對敵斗爭、整頓三風、精兵簡政、擁政愛民、發展生產、統一領導、“三三制”、減租減息等，都有成績，因此我們在敵后站穩了腳。我們雖然受了損失，但是得了經驗，度過了困難。這一階段，日本對國民黨采取以政治誘降為主、軍事打擊為輔的政策，這個政策還是從1939年就開始了的，到1941年汪精衛成立傀儡政府而更露骨，日本對國民黨差不多沒有大的軍事行動。國民黨則日趨反動，對日本的進攻采取消極的態度，對共產黨和人民大眾發動進攻則是積極的。
第三階段，從去年開始。我們的根據地、人口和軍隊又上升了。軍隊現在有47萬人，戰斗力提高了；黨員發展到90余萬；根據地人口，在第一階段直接、間接負擔糧稅的近1萬萬，第二階段降到不滿5千萬，1943年又上升到8千多萬。各種政策更有進步，特別是整頓三風與發展經濟。整風是為著弄通思想，團結全黨。我們黨基本上是團結的，但在各種政策問題上有許多不同意見，有各種小資產階級的思想作風，而在糾正之后又團結了。統一是我黨第一個側面，不統一是第二個側面，這兩個側面都要看到。歷史上的曾經起過不良作用的宗派，在政治上與組織上已不存在了，但教條主義和經驗主義思想的殘余還是有的。現在還嚴重存在著帶有盲目性的山頭主義傾向，這是由于中國小資產階級的廣大、長期被分割的農村根據地與我黨教育工作的不足而產生的，必須加以克服。經濟工作是我們在長時期內缺乏經驗的，現在我們要大大的注意。
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的路線基本上是正確的，但是未解決根據地問題，而提出準備暴動，奪取大城市。這在六大到現在都是不可能實現的，但將在七大以后去實行，七大以后我們必須實行這條方針。1927年我們曾經配合薛岳占領了上海，但是隨即受到國民黨的襲擊。現在我們要將薛岳進上海變為陳毅進上海，而且我們有了幾十個“薛岳”。六大至七大我們實際上走了根據地路線，現在也必須堅持根據地。在根據地上，我們必須發展經濟。1939年陜甘寧邊區只有700個工廠工人，1942年即有4000個，今年有了12000個。如果邊區有30000個工廠工人，邊區工人同邊區人口的比例即超過全國工人同全國人口的比例。黨的工作重點由城市轉到農村，曾經發生過許多爭論，將來由農村轉到城市，又會發生許多問題，這就要求我們要有精神上的準備，學會做經濟工作，學會做城市工作。將來農村是供給軍隊糧食和干部的地方，沒有我們，沒有八路軍、新四軍，是不可能把日本侵略者趕出大城市的。
我們黨要準備應付將來的大事變。七大要選出比過去23年更強的更有能力的中央。
關于國共談判，林伯渠同志這次出去，國民黨派文武兩大員迎接，每天談4小時，沿途招待，空前未有。原來我們的估計很低，以為這次不能解決問題，故要林伯渠同志只提出一些小事。彼方提出根據林彪去年提的4點來談判，林老答以根據恩來今年提的5點來談判，彼方又不贊成，故黨中央提出了20條。前途不外兩個：一仍是拖；一是解決部分問題，如軍隊問題、邊區問題、防地問題、在個別地點辦黨辦報問題。他們如決心解決這4個問題，我們應準備接受，向全國表示我們愿意搞好國共關系。
今年軍事仍以精練為主。明年準備發展，并占領一批小城市，準備驅逐日寇出中國。
六屆七中全會第一次會議就召集七大的準備工作，通過了《召開黨的七大的決議》，決定由毛澤東代表中央政治局作“七大”政治報告；成立了負責起草七大政治報告、軍事報告、修改黨章報告和黨的歷史問題決議4個文件的各個委員會，其中以任弼時為召集人，由劉少奇、周恩來、張聞天、博古、康生、彭真、高崗7人組成負責起草《關于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的委員會。
5月22日，毛澤東在中央辦公廳為陜甘寧邊區工廠廠長及職工代表會議舉行的招待會上發表了《發展工業打倒日寇》講話，他說：
“現在無論中國和外國都為了同一的目標而奮斗，那就是打倒法西斯。我們陜甘寧邊區的工業建設，也和其他一切工作的目的一樣，是為了打倒日本帝國主義。邊區在5年前才真正開始有了一點工業，當時只有700個產業工人，1942年有了4000個工人，到了今年就有12000個工人。所以邊區工業的進步是很快的，它的數目雖小，但它所包含的意義卻非常遠大。誰要不認識這個最有發展、最富于生命力、足以引起一切變化的力量，誰的頭腦就是混沌無知。這次開大會的目標，就是在兩年以內要爭取做到工業品的全部自給，首先是布的自給與鐵的自給。假如我們做到了全部自給，我們工人的數目還會大大的增加。全體工程師、廠長、工人們都要向這方面努力，共產黨員和非共產黨員都要向這方面努力。像沈鴻同志、陳振夏同志，他們不是共產黨員，但是他們的心和共產黨員一樣，都是為了打倒日本帝國主義而艱苦奮斗的。要打倒日本帝國主義，必需有工業；要中國的民族獨立有鞏固的保障，就必需工業化。我們共產黨是要努力于中國的工業化的。
中國落后的原因，主要的是沒有新式工業。日本帝國主義為什么敢于這樣欺負中國，就是因為中國沒有強大的工業，它欺侮我們落后。因此，消滅這種落后，是我們全民族的任務。老百姓擁護共產黨，是因為我們代表了民族與人民的要求。但是，如果我們不能解決經濟問題，如果我們不能建立新式工業，如果我們不能發展生產力，老百姓就不一定擁護我們。在抗日戰爭中，共產黨領導的軍隊抗擊了58%的日軍、90%的偽軍，這方面我們是有經驗、有成績的。但是，對于經濟工作，尤其是工業，我們還不大懂，可是這一門又是決定一切的，是決定軍事、政治、文化、思想、道德、宗教這一切東西的，是決定社會變化的。因此，所有的共產黨員都應該學習經濟工作，其中許多人應該學習工業技術。我們邊區是個大學校，其中有一門課叫作工業，這次職工代表大會便是一個工業的短期訓練班。如果我們共產黨員不關心工業，不關心經濟，也不懂得別的什么有益的工作，對于這些一無所知，一無所能，只會做一種抽象的‘革命工作’，這種‘革命家’是毫無價值的。我們應該反對這種空頭‘革命家’，學習使中國工業化的各種技術知識。”
5月24日，毛澤東在延安大學開學典禮上發表了講話，他說：
“同志們！今天延安大學開學。我們這個學校是一個包括政治、經濟、文化課程的學校，你們要學政治、經濟、文化，準備將來去做這些方面的工作。這個學校，過去有些部分是分開辦的，現在合起來了。像周揚同志所講的我們的工作中間有缺點錯誤，但是我們的缺點錯誤是暫時的。共產黨人在工作中有缺點錯誤，一經發覺，就會改正。他們應該不怕自我批評，有缺點就公開講出是缺點，有錯誤就公開講出是錯誤，一經糾正之后，缺點就再不是缺點，錯誤也就變成正確了。過去辦學校辦了多年沒有搞好，現在有了進步，方針、辦法上了軌道，這是同陜甘寧邊區和華北、華中、晉西北等各個根據地整個工作的進步相聯系的。
我們的一切工作，只有一個目標，就是打倒日本帝國主義，驅逐日本帝國主義出中國。日本帝國主義侵略中國，深入中國國土，每一個中國人的任務就是打日本。有些人反對共產黨，和我們鬧別扭，這些人就違背了這個方針。在這個問題上，他們是兩條心。我們是一條心，開大會是一條心，開小會也是一條心，公開的、秘密的都是一條心，就是要把日本打出去。
要把日本打出去，就要建立根據地。整個中國凡是沒有淪陷的地方都是抗日的根據地，大后方是根據地，華北、華中是根據地，廣東、海南島是根據地，陜甘寧邊區是根據地，我們共產黨在許多地方創造了抗日的根據地。有人說根據地不好，不應該有根據地，這個話不妥當。沒有根據地，八路軍、新四軍就沒有飯吃，沒有地方出發去打敵人。”
“我們是為根據地服務，為什么不說為全國服務呢？因為你總要落一個地方，像飛機飛上天總得飛回來要落在一個地方，不能到處飛不落地。教條主義是不落地的，它是掛在空中的。我們不要搞教條主義，要腳踏實地地為實際服務。”
“敵后是非常艱苦的，斗爭也非常激烈，但是我們站住了腳，堅持抗戰7年之久。這個殘酷的戰爭經過最困難的1941年和1942年，今年我們又向上發展了。中國所以有今天，就是因為有我們的抗日根據地。當然，如果說大后方這個大根據地一點不救中國，這個話也不妥當。有的人說只有他那個大后方根據地救中國，邊區和敵后根據地不救中國，這就完全沒有道理。你那里是怎樣救中國的？你們300萬軍隊只負擔日軍的42%、偽軍的10%，我們47萬軍隊負擔卻那樣重。我們的根據地比較小，但是擔子很重，沒有任何接濟，就靠我們黨政軍和老百姓結合起來，一齊努力奮斗。這次河南戰役，日軍十余萬，國民黨軍隊約40萬，就不挑擔子，一聽槍響就‘向后轉，開步走’?，F在許多事情難辦，所以要搞一個辦法，就是民主，這個辦法有的人不贊成。還有一條就是團結，有的人也不搞，他那里發小冊子，開大會小會，罵共產黨為‘奸黨’，八路軍為‘奸軍’，邊區為‘奸區’，很不講團結。”
“現在邊區政府發了指示，要求邊區人民的所有家庭，140萬人口，35萬家，每家有一年余糧。不僅要防備天旱，還要準備反攻。這個目標去年沒有達到，要在今后兩三年以內實現。我們在延安、在邊區做工作，辦延大，如果使得35萬家農民都有一年余糧，那么我們共產黨就了不得。還有陜北的山頭都是光的，像個和尚頭，我們要種樹，使它長上頭發。種樹要訂一個計劃，如果每家種100棵樹，35萬家就種3500萬棵樹。搞他個10年8年，‘十年樹木，百年樹人’。此外，還有工業，現在開工廠代表大會，提出日用工業品要全面自給。邊區工、農、商、學、兵150萬人口，一年需要31萬匹布，可是我們現在每年只能生產10萬匹，還差21萬匹。我們要在兩三年內完全解決衣服的全部自給，根據過去經驗，這是有把握的。邊區過去的棉花、棉紗、布，都要從外面買，要花幾十萬萬元邊幣，血向外流。如果我們棉花自己種，棉紗自己紡，布自己織，150萬人大家動手，血就不流出去了，我們的經濟就更堅實。每年公家和老百姓需要470萬斤鐵，大部分不能自己生產，又要花幾十萬萬元邊幣從外面買，血又要向外流?，F在要求在兩三年之內做到470萬斤鐵完全自給，自己采礦，自己冶煉，并制造必需的機器和農具。我們的工業生產有各個種類，主要的是紡織和煉鐵這兩項。這兩項主要的要做到自給，其他各項也都要自給，這是全面自給。”
“周揚同志剛才說到了整風和審干，這兩件工作有很大的意義，改造了人，改造了思想。同時也犯了錯誤，正在糾正。除了周揚同志講的以外，我再講幾句。我們有一條方針，叫‘一個不殺’。有人還不相信，說不曉得政府哪一天會要殺。真正是特務，過去做了破壞邊區和八路軍、新四軍的事情，搞了情報，只要交待清楚，我們一個不殺。從去年4月到現在，一個也沒有殺。這有沒有害處？沒有害處。對于真正的特務，過去真正的壞人，我們的目的，是要把他改造好。我們的方針是教育人，這個方針是確定了的，我現在再一次向你們宣布。有人相信，有人不相信，信不信由你。《論語》上說‘言可復也’，意思是說過的話是要實行的。中央決定的方針，既然宣布了，就要實行，大家可以看。一個不殺，這個意義大得很。不管有多大的罪，既然不殺，就可以教育，教育好了，還能做點事情。過去做了壞事的真正的特務，我們希望他自己覺悟，跟我們一道走，打倒日本帝國主義。如果一百個人中，有一兩個人硬不覺悟，硬不合作，怎么辦？有辦法，讓他自己搞小米吃，自己動手，發展生產，豐衣足食，那有什么壞處？他不覺悟，不同我們合作，頑固得很，我們刀下還留不留人？我們刀下還要留人。為什么要留？為了穩定多數人，因為殺了他，其他有類似問題的人便要恐慌。你頑固10年，就讓你勞動10年，你頑固20年，就讓你勞動20年，你頑固，我們也頑固，就這樣頑固下去。這叫作是則是，非則非。是特務就是特務，要搞清楚，使他們不再做特務的工作，能同共產黨合作打日本。非則非，本來不是特務，搞錯了，給他戴上了特務帽子，我們就要把帽子取下來，要分清是非輕重。‘搶救運動’那時候，空氣緊張得很，‘搶救’了好些人，許多是搞錯了的，非則非，今天要行脫帽禮，脫去給人戴錯的帽子。共產黨辦事，不明白的時候是會犯錯誤的，明白了以后錯誤就要改正，這樣做才是正確的。搞錯了是壞事，但可以變成好事。比如我冤枉了你，現在經過我的手取下給你戴錯的帽子，從這里我們得到了經驗，以后不要給人亂戴帽子。對于被冤枉的人來說，他們心里不舒服，很痛苦，但是也受到了鍛煉，得到了經驗，以后他們審查別人的時候就會謹慎一些。關于審查干部，我們實行9條方針：首長負責，親自動手，領導骨干與廣大群眾結合，一般號召與具體指導相結合，調查研究，分清是非輕重，爭取失足者，培養干部，教育群眾?，F在延安審查干部，就要采取這樣的方針，是則是，非則非，實行寬大政策。
今天開學，還有一件事說一下，你們的一些課是由邊區政府各廳的負責同志來教的，他們是做實際工作的，你們是學習的，做實際工作的領導人自己來教課，這很好。同時，你們也要經常去請教，走上門去，也可以打電話。如果哪一天沒有來教課，便將他們的軍，請他們一定來講。”
5月26日，西北局、邊區政府、八路軍留守兵團司令部，為響應毛澤東的號召，聯合召開技術人員座談會。會議號召一切工業技術人員回到工業戰線上來，迅速集中專門技術人才到各工廠去，在現有的基礎上提高技術，提高效率，保證在兩年內做到邊區工業品的完全自給。
5月下旬，國民黨談判代表張治中、王世杰還是拒絕接受毛澤東提出的20條談判意見，并不肯把共產黨方面的意見書轉交給國民政府。
毛澤東為了表示談判的誠意，對意見書作了修改，將原來的20條改為12條，其余8條作為口頭要求提出。
5月31日，毛澤東致電林伯渠，告知中央所作的上述修改，并說：
“如彼方再不接受與解決，則屈在彼方，我方委曲求全之誠意可大白于天下。”
結果，國民黨方面仍然不接受共產黨方面的意見，他們擬定了《林伯渠來渝后我方應付對策》和由陳布雷起草的《林祖涵來渝事件之應付要點》等秘密文件，企圖通過宣傳，逐步迫使共產黨交出軍隊和政權。
1944年6月5日，國民黨談判代表張治中、王世杰拿出一份《中央對中共問題政治解決提示案》，交給林伯渠?！短崾景浮分姓f：“第18集團軍及其各地之一切部隊，合共編為4個軍10個師，其番號以命令定之。”“陜北行政區，其行政機關稱為陜北行政公署。”
張治中、王世杰還聲稱：只能按照這個提示案進行談判。
6月5日這一天，中共中央擴大的六屆七中全會舉行第二次會議，主要議題是討論城市工作。會后發出了由毛澤東起草的《中央關于城市工作的指示》（即后邊提到的“巳微”指示電）。指示中說：
“不占領大城市與交通要道，不能驅逐日寇出中國。不爭取在日寇壓迫下的千百萬勞動群眾與市民群眾，瓦解偽軍偽組織，并準備武裝起義，不能配合軍隊與農村占領大城市與交通要道。”
“各局各委必須把城市工作與根據地工作作為自己同等重要的兩大任務，而負起準備奪取所屬一切大、中、小城市與交通要道的責任來。日寇現在為著救死而正在向中國正面戰場大舉進攻，日寇正在沒落過程中。西方反希特勒斗爭不久可望獲勝，太平洋反攻日寇今后必更開展。這一切給予我黨以良好條件，一方面發展與鞏固根據地，依據現有基礎，建設比現在強大得多的軍隊與地方工作；又方面，爭取城市及交通要道的千百萬群眾，瓦解與爭取偽軍偽警，準備武裝起義，以俟時機成熟，就可使二者相互配合，里應外合地進攻日寇，占領大城市與交通要道。里應外合的思想，是我黨從大城市驅逐敵人的根本思想。”
“各局各委必須把爭取敵占一切大、中、小城市與交通要道及準備群眾武裝起義這種工作，提到極重要地位，改變過去不注重或不大注重城市工作與交通要道工作的觀點，喚起全黨注重此項工作，認真地與細心地總結經驗，研究辦法，組織機關，配備干部，進行工作，以期在今年下半年及明年上半年，就能收到顯著成績，準備配合世界大事變，在時機成熟時，奪取在有我強大軍隊與強大根據地附近的一切敵占城市與交通要道。”
“要進行教育，使廣大干部完全了解由我黨領導里應外合地占領大城市與交通要道，以便最后驅逐日寇的可能性、必要性與重要性，沒迅速地有此種思想教育，是不能動員全黨行動的。”“世界反法西斯戰爭與中國抗戰均已確切接近完全勝利，國民黨的極端腐敗與我黨我軍在廣大敵后戰場的勝利堅持，全國人民對國民黨更加失望，而對我黨我軍則寄以無限希望，敵占區廣大群眾的革命熱潮，今后必然有極高漲，目前去進行這一工作，比以前有更寬廣的社會條件與群眾條件。因此，在以前曾經正確地不提出準備武裝起義奪取大城市的任務，而在現在就必須提出?，F在如果不提出，則我們將要犯一個大錯誤，在將來反攻時逼使我們在沒有準備或準備不足的情況下去進行爭奪大城市與交通要道的斗爭，使我軍將來進攻城市時沒有充分與必要的內應，以及在奪取城市后不能迅速發動群眾建立城市的革命秩序與掌管城市。”“我們進行城市工作的方針和一般策略是無法秘密的，是應該向全黨傳達的。但是在城市與一切敵占區的具體工作計劃及具體組織工作，則應完全秘密，應在黨內進行關于秘密工作的教育，每個黨員及干部，只應知道他們所必須知道的事，不應知道他們所能夠知道的事。”
“應將主要注意力放在爭取數十萬偽軍偽警和爭取數百萬工人苦力的工作上，因為他們是武裝起義的決定力量，而這點正是各地以前所注意不夠的。我們在工人苦力中的活動與組織，應與上層統一戰線的活動分開進行。而上層活動一般應是為了掩護與協助下層群眾中的活動。”“同時，要動員城市與要道中的大批工人與革命知識分子出城出路參加游擊戰爭，其中若干人準備在起義時派回去指導起義的武裝斗爭，以便里應外合，占領城市與要道。重說一次，里應外合的思想，是我黨奪取城市與要道的根本思想，應從這點出發去部署一切力量，布置一切工作。”
“黨在內戰時期在城市與交通要道的工作方法，一般是錯誤的，是不能采用的，應該批判這種錯誤，以免重復。而在抗戰以來，各根據地在其附近敵占區與某些小城市進行了極有成效的合法斗爭與非法斗爭相配合的工作，在某些大城市，也有許多好的工作。在這些工作中，其方法一般是正確的。如果將我們在敵占區與小城市的工作經驗，加以適當改造，就可移用于大城市、中等城市和交通要道。”“在目前，口頭宣傳是主要的，甚至可用散布流言的方法。發行非法的傳單、書籍、報紙則應有周密謹慎的組織。總之，在城市工作方法上，應反對兩種偏向：一是粗心大意，不負責任，大喊大叫，莽沖莽撞的冒險主義方法；一是根本不動，單純隱蔽，不去聯系群眾與進行群眾工作的尾巴主義方法。”
“數年來在各根據地附近敵占區的兩面斗爭中，已經鍛煉出廣大而善于進行合法斗爭的黨與非黨干部，其中許多人是有善于應付敵人、欺騙敵人、進行合法斗爭的豐富知識的，有些甚至超過我們內戰時期城市工作的老干部。其中許多人，是能夠到城市工人苦力中及其他各種職業中立足的，應該很好地訓練培養與使用這些干部。”
“上述各項具體問題的意見，應由各局各委依據當地情況，加以切實研究，靈活地運用到實際工作中去，并在以后工作中加以充分發揮。只有這些具體問題完全解決，才能使城市與交通要道工作獲得顯著成績，走向武裝起義的目的地。”
6月12日早上，毛澤東給中外記者西北參觀團發來了一份淺紅色的請柬。送請柬的工作人員告訴他們說，希望先生們下午4時就去，為的是在晚餐之前可以和毛主席談談。
這個參觀團來到延安，說起來也有一段緣由。此前，國民黨長期對邊區的封鎖，反而增強了邊區的神秘感，從而激發了外國記者們探密的欲望。共產黨駐重慶代表多次公開邀請外國記者訪問延安，也起到了鼓勵他們的作用。1944年2月16日，以《紐約時報》布魯克斯、阿特金森（后來國民黨以其“親共”為由，將他驅逐）為首的駐重慶的外國記者，聯名上書蔣介石，要求到延安訪問。蔣介石迫于輿論壓力，2月23日不得不同意記者們的請求。于是，美聯社、合眾社、路透社3名美國記者和2名英國記者與1名塔斯社蘇聯記者迅速組成了一個西北參觀團。共產黨方面立即作出積極反應。3月19日，周恩來致電董必武轉外國記者團說：“我受毛澤東、朱德兩位同志及中共中央委托，特向你們表示熱烈歡迎。”周恩來還請董必武通知駐渝《新華日報》記者龔澎及十八集團軍駐渝辦事處交通科長龍飛虎，護送記者團赴延安。
國民黨在西北參觀團中增派了中央社、《中央日報》、《掃蕩報》、《新民報》、《大公報》9名中國記者，其中中央社的楊家勇是一個冒牌的記者，其真實身份是中統特務；《中央日報》記者張文伯是一個CC分子，領有特殊使命。國民黨還規定了由國民黨官方代表擔任記者團的正、副領隊和中外記者統一行動的紀律。這正、副領隊是國民黨外事局副局長謝寶樵和新聞檢查局副局長鄧友德，配有“隨員”4人，有一個專門搞黨務工作的楊西昆，其他的人是魏景蒙、陶啟湘、張湖生。5月17日，由21人組成的“中外記者西北參觀團”離開重慶，前往西安參觀。5月21日，中外記者西北參觀團進入第2戰區司令長官部駐地。在此期間，閻錫山大放厥詞，惡毒攻擊山西新軍、八路軍和共產黨。
毛澤東看到閻錫山的談話后，要賀龍轉請新軍領導人續范亭、薄一波、韓鈞等人寫文章予以駁斥，向公眾說明真相。續范亭欣然接受了毛澤東的意見，他抱病臥床口述，由秘書記錄，寫出了《寄山西土皇帝閻錫山的一封五千言書》，痛斥了“左手提著同志頭，右手拿起一等侯”的閻錫山勾結日寇、投敵賣國、壓迫人民的罪行。內中還寫道：
“我雖不是共產黨，但我十分同情并擁護共產黨的辦法，因為他們真正實行了三民主義。我所以反對你，是因為你背叛了三民主義，做了山西的土皇帝，勾結日寇，背叛祖國，壓迫山西的人民。”“我這一封信雖然批評你、罵你，但是很公正、很確實的。三國時諸葛亮罵死王朗，我今天并不是想把你罵死，我也不是諸葛亮，當然罵不死你。因為你比王朗的程度高得多，王朗還講些廉恥，挨了罵以后就羞愧而死，你是個自私自利不顧一切、陰柔奸詐、頑鈍無恥成了精的老怪物，當然把你罵不死的。”
續范亭派人將文章送給毛澤東指正。毛澤東讀了續范亭的《五千言書》，給他回信說，讀了大作“振奮人心”，并稱贊這是一篇“檄文式的文章”。
毛澤東指示陸定一，將續范亭的《寄山西土皇帝閻錫山的一封五千言書》在《解放日報》上全文發表。
5月30日，參觀團進入陜甘寧邊區，先在固臨、延長參觀訪問，后到南泥灣參觀了359旅的軍事訓練和生產建設；于6月9日到達延安，受到了熱烈歡迎。
6月10日晚，朱德舉辦游園會歡迎中外記者，葉劍英致歡迎詞。美國《紐約時報》記者愛潑斯坦代表外國記者發表熱情洋溢的講話。他說：
“來到延安是很不容易的事，我們很快樂。因為延安之行可以幫助神圣的反法西斯工作。在同盟國國家的陣營里，不應該有任何一個地區被關閉起來，對于職業的新聞記者，也不應該有任何一個地區不讓他們去看一看，因為他們是全世界人民的眼睛。”“這個地方很久以來是被關閉著的。這次我們來到這里，把一座被關閉了很久的門，打開了縫隙，使光線透進來。而這個縫隙雖然很小，但是再要強制地把這座門關閉得像從前那樣緊密，恐怕已是不可能了。作為一個團體，我們對任何政治派別和信仰，都沒有偏見或成見，我們準備仔細地、客觀地、精確地研究八路軍新四軍的戰斗業績，以及這里的各種工作情形，并報道給全世界反法西斯人士。”
且說6月12日這天下午近4時，中外記者先后登上汽車。重慶《新民報》主筆趙超構發現自己穿著新買的涼鞋，又是赤足，覺得未免不鄭重，便要回去穿一雙襪子。招待人員告訴他說：
“先生，到了那里，你將發現比你穿得更隨便的人。這邊是不講究這些細節的。”
趙超構只好上了車。過了延河，車子行駛了10分鐘，在中央大禮堂前停下來。大禮堂大門前站著兩名著裝非常整齊的衛兵?？腿藗儽灰氪蠖Y堂后面的客廳休息。
趙超構感覺這個客廳是延安最漂亮的，又寬又長，兩邊陳設沙發，中間是一排擺成丁字形的桌子，可以坐40個人，潔白的桌布，上面放著鮮花。墻壁上除了馬恩列斯4大領袖的肖像外，還有兩幅巨大的油畫分掛在兩邊，一幅是朱德的，另一幅是毛澤東的。
趙超構靠在沙發上，習慣地伸著赤裸裸的兩只腳，點上一支延安最名貴的曙光牌煙卷。過了半支煙的功夫，毛澤東昂然走了進來。只見他身材頎長，穿著一套陳舊的毛呢制服，領扣照例沒有扣，露出白色襯衣。他那濃厚的長發，微胖的臉龐，寬闊的前額，隆起而端正的鼻梁，顯示出一副尊貴的氣概。周恩來向他介紹著客人，他握著客人的手，眼睛卻盯著介紹人和每一個客人，好像是在極力地記取著對方的姓名。賓主落座后，毛澤東首先即席致詞，他說：
“我十分歡迎各位記者來到延安。我們的目的是共同的，就是打倒日本軍閥與打倒一切法西斯，全中國，全世界，都在這個共同基礎上團結起來。
各位到延安時，正遇著歐洲開辟了第二戰場，我們表示極大的慶祝。第二戰場的開辟，其影響不僅在歐洲，而且將及于太平洋與中國。中國要前進，世界要前進，我們必須取得最后勝利。
第二戰場的開辟，是經過長期發展的結果，是經過莫斯科、德黑蘭會議發展而來的，在這些會議上決定了從東、西、南3面打擊敵人。第二戰場現在是實現了，3面打擊希特勒的計劃是實現了，我們謹祝羅斯福總統、丘吉爾首相、斯大林元帥的健康！
全中國所有抗戰的人們，應該集中目標，努力工作，配合歐洲的決戰，打倒日本軍閥。現在時機是很好的。
關于中國國內情況，諸位先生是十分關心的，我在這里必須講幾句。關于國共關系，中國共產黨對此問題的態度，早已見于中共中央歷次文告及其報紙。今乘諸先生來延之便，特再申述如下：擁護蔣委員長，堅持國共合作與全國人民的合作，為著打倒日本帝國主義，建立獨立民主的中國而奮斗。中國共產黨此種政策始終不變，抗戰前期是如此，抗戰中期是如此，今天還是如此，因為這是全中國人民所希望的。但是，中國是有缺點的，而且是很大的缺點，這種缺點，一言以蔽之，就是缺乏民主。中國人民非常需要民主，因為只有民主，抗戰才有力量，中國內部關系與對外關系，才能走上軌道，才能取得抗戰的勝利，才能建設一個好的國家，亦只有民主才能使中國在戰后繼續團結。中國缺乏民主，是在座諸位所深知的。只有加上民主，中國才能前進一步。”
趙超構感覺，毛澤東雖然是滿口的湖南口音，“然而態度儒雅，音節清楚，詞令的安排恰當而有條理。我們依次聽下去，從頭至尾是理論的說明，卻不是煽動性的演說。”
在毛澤東致詞后，不少記者紛紛提問：
斯坦因問：“毛主席能否談一談，林伯渠先生在重慶談判的情況？”
夏南汗神父問：“上述問題為大家所關心，可否盡先答復？”
斯坦因說：“為使問題明了起見，我請毛主席將1936年國共談判的情形與今日談判情形做一比較。”
愛潑斯坦問：“第二戰場的開辟是否引起了一個新階段？中共中央對此是否準備發表宣言，闡明中共中央之政策？”
謝爽秋問：“為著加強團結，中國共產黨希望于各方面的是什么？”
趙炳烺問：“為使問題明了起見，我增加問，中國共產黨希望國民政府、國民黨及其其他各黨派做些什么？中國共產黨本身又準備做什么？”
毛澤東答復說：
“諸位的問題可綜合為3個：第一個問題，關于國共談判，談判已進行了許久，但是今天還在談判中，我們希望談判有進步，并能獲得結果。其它今天還無可奉告。
第二個問題：關于第二戰場。日前《解放日報》社論已說明是一個新階段，我們不準備再發表宣言。第二戰場的開辟是同盟國戰爭合作的結果。其總的性質，現在與過去比較，是沒有變化的。但是第二戰場的開辟有與斯大林格勒反攻某種相同的意義。1942年11月以前，是法西斯兇焰高漲、反法西斯力量被打與退卻的時候，賴有蘇聯的進攻結束了過去的階段，開辟了新階段。北非和太平洋相繼有了進攻，這是同盟國從防御到進攻的一個大轉變。第二戰場開辟，在進攻中又前進了一大步，如果沒有它，就不能打倒希特勒，現在歐洲已進到了決戰階段了，在這個意義上說，它是一個新階段，特別在軍事方面，我已說過，第二戰場開辟的影響會是很廣泛的，直接影響歐洲，將亦會影響到太平洋與中國。但就目前來說，對中國的影響似乎不會很大，你們可以看見，外面的情況雖然很好，但是中國的問題還靠中國人民自己去努力，單有國外情況的好轉，是不能解決問題的。
第三個問題，關于中央的希望和它自己的工作。為了打倒共同的敵人以及為了建立一個很好的和平的國內關系，及一個很好的和平的國外關系，我們所希望于國民政府、國民黨及一切黨派的，就是從各方面實現民主。全世界都在抗戰中，歐洲已進入了決戰階段，只有民主，抗戰才能夠有力量。這是蘇聯、美國、英國的經驗都證明了的，中國幾十年以來及抗戰7年以來的經驗，也證明了這一點。民主必須是各方面的，是政治上的、軍事上的、經濟上的、文化上的、黨務上的以及國際關系上的，一切這些都需要民主。毫無疑問，無論什么都需要統一，都必須統一。但是，這統一應該建筑在民主基礎上。政治需要統一，但是只有建立在言論、出版、集會、結社的自由與民主選舉政府的基礎上面，才是有力的政治。統一在軍事上尤為需要，但是軍事的統一，亦應建筑在民主基礎上，在軍官與士兵之間、軍隊與人民之間、各部軍隊相互之間，如果沒有一種民主生活，民主關系，這種軍隊是不能統一作戰的。經濟民主，就是經濟制度要不是妨礙廣大人民的生產、交換與消費的發展。黨務民主，就是在政黨的內部關系上與黨的相互關系上，都應該是一種民主的關系。在國際關系上，各國都應該是民主國家，并發展民主的相互關系，我們希望外國在中國的朋友以民主的態度對待我們，我們也應該以民主的態度對待外國及外國朋友。我重復說一句，我們很需要統一，但是只有建筑在民主基礎上的統一，才是真統一。國內如此，新的國際聯盟亦將如此，只有民主的統一，才能打倒法西斯，才能建設新中國和新世界。我們贊成大西洋憲章及莫斯科、開羅、德黑蘭的會議決議，就是基于這個觀點的。我們希望于國民政府、國民黨及各黨派、各人民團體的，主要的就是這些。中國共產黨所已做和所要做的，也就是這些。
先生們來到邊區已經十幾天了，今后還要有若干時間留在邊區，你們可以看到，我們共產黨人為著打倒日本帝國主義而做的一切工作，都貫徹著一個民主統一或民主集中的精神。其有不足的，必須繼續做。如果有缺點必須克服這些缺點。我們認為全中國只有民主制度，民主作風，目前才能戰勝敵人，將來才能建立一個很好的和平的國內關系與國際關系。對于德意日等法西斯國家，在法西斯被打倒以后，我們所希望于他們的，也是如此。持此觀點來看許多問題，沒有不可以說通與做通的。今天時間已晚，今后還可以相互交換意見。我要說的，就是如此。”
談話大約持續了3個小時之久，日色漸漸向晚。毛澤東和客人們一起共進晚餐。
是日晚，毛澤東請客人們到大禮堂觀看延安平劇研究院的演出。毛澤東坐在趙超構的右側，大概是吃了幾杯酒，兩頰微微紅潤。他殷勤地向兩邊的客人們讓茶讓煙，像朋友一樣和他們談著話。
演出開始了，演的是京劇《古城會》、《打漁殺家》、《鴻鸞禧》、《草船借箭》4場戲。毛澤東自始至終非常有興味地觀看著，不時地發出笑聲，不是微笑而是恣意盡情地笑。當看到張飛自夸“俺老張是何等聰明之人”那一副得意的神情時，他竟是捧腹大笑。他還對身邊的趙超構說：
“我對于京劇沒有研究，很喜歡看看。”
演出結束時，已經是夜里11點了。毛澤東微笑著送走了客人。在歸途中，有朋友問趙超構，今天有何感受？趙超構回答說：
“完全出乎意外的輕松。”
6月14日，毛澤東為《解放日報》寫了一篇社論，題目是《紀念聯合國日，保衛西安與西北!》，全文如下：
今天是第3次聯合國日，延安有熱烈的民眾大會，這個大會不但是一個慶祝大會，又是一個動員民眾保衛西安，保衛陜西與西北的大會。
1942年羅斯福總統發起以每年今日為聯合國日，全世界反法西斯各國都在這天作紀念，今年是第3次了。過去的兩年，是世界形勢起巨大變化的兩年，包括兩個巨大的事變。第一個是在1942年11月，蘇聯紅軍從斯大林格勒開始進攻，扭轉了世界的歷史，隨后又有英、美在北非與太平洋的進攻，把聯合國的防御與退卻形勢，轉變到了進攻形勢，蘇聯紅軍的偉績，起了決定作用。第二個是本月6日英、美聯軍開辟了第二戰場，使進攻轉到了決戰階段，英勇的盟軍正在法境作艱苦的但是勝利的戰斗，它的影響將及于全世界。我們在中國紀念聯合國日，不要忘了蘇、美、英人民的艱苦奮斗，不要忘了斯大林元帥、羅斯?？偨y與丘吉爾首相的英明領導和他們所指道路之正確。
歐洲與太平洋早已轉入進攻，歐洲且已進入決戰階段，但是日寇還在向中國進攻，中國不但還沒有轉入進攻的跡象，而且還不能停止退卻，這是今天中國的新形勢。從4月18日開始，日寇相繼發動向河南、湖南與廣東的進攻，洛陽失陷，長沙岌岌可危，其中最嚴重的是河南戰事。在這個戰場上，洛陽失守以前，敵以攻擊第一戰區蔣鼎文將軍及湯恩伯將軍統率下的30余萬軍隊為主要目的，以洛陽失陷而告一段落。本月初旬，又開始第二個戰役，敵以向部署在靈寶、虢略、官道口線的第8戰區胡宗南將軍統率下的軍隊進攻為主要目的。至本日為止所獲情況，該線業已不守，敵向潼關前進，顯有攻陜目的。據聞西安已下令疏散，西北處在極大的威脅中。中國紀念聯合國日，卻和歐洲及太平洋處于相反的情況，那邊在進攻，這邊在退卻。
中國境內也有兩種情況，敵后戰場在進攻，正面戰場在退卻。中國從抗戰開始，即形成了兩個戰場，敵后戰場與正面戰場。1937年7月至1938年10月武漢失守，敵主力向正面戰場進攻，但是八路軍、新四軍卻向敵后前進，開辟了幾個廣大的敵后戰場。武漢失守后，敵人開始改變其戰爭政策，對國民黨正面戰場以政治誘降為主，以軍事進攻為輔，而逐漸移轉其主力于敵后對付共產黨，直至今年3月，整整5年半時間，主要的打擊力量都落在共產黨及敵后人民身上。最高峰時，60萬日軍及90萬偽軍的總數中，共產黨擔負的幾達四分之三。然而我們是沒有任何接濟的，各抗日根據地又是被敵人分割了的。五年半中，敵對正面戰場只作過幾次戰役性質的作戰，都是早去晚歸，并無戰略的與占領性質的進攻。國民黨統治人士在此期間的政策，是招架與觀戰的政策，敵來招架，敵去袖手，而注其全力于防制人民、壓迫民主與反對共產黨。這個政策，貫徹于其一切黨、政、軍機構中，頑固執著，不愿稍變，以迄今日。
但是敵情起了變化，4月18日以后，過去以政治誘降為主的政策，改變為以軍事進攻為主的政策。敵人所以出此，全為救死，但是敵人今天并未喪失戰斗力?？墒俏覀兊恼c國民黨統治人士，卻因長期執行不適宜的政策，而陷于幾乎喪失戰斗力與束手無策的境地，軍隊不戰而潰，或一觸即潰，軍隊官兵脫節，軍民之間又脫節，作戰50余日而退入潼關，西安震動，又在準備退卻。
敵后戰場以1941及1942兩年為最困難時期，在敵人主力重擊之下，根據地人口由一萬萬下落到五千萬，軍隊縮小了，土地也縮小了。但是我們堅持奮斗，執行了中共中央的各項適宜的政策，打退了敵人一切進攻，終于站穩了腳。1943年及今年則舉行廣泛的進攻，又從敵人魔手下奪回了大批的土地，解放了廣大的人民，根據地人口又上升到八千多萬。八路軍、新四軍恢復元氣，并且發展了，華北、華中、華南3大敵后戰場合計，共有正規軍與游擊隊47萬，民兵200萬，主要的是經驗豐富了，質量提高了。敵人原欲摧毀敵后戰場，再攻正面戰場，但是不可能了，為救死計，被迫著同時挑起這兩個戰場在肩上。
這本是極好的形勢，只要我們的政府及國民黨統治人士愿意修改自己的政策，就能振奮士氣，擊退敵人進攻。有如此堅強與如此廣大的敵后戰場存在，只要正面稍作有力的回擊，即足退敵。敵人并不多，到目前為止，豫、湘、粵3處進攻部隊合計不過十幾個師團，難道以傾國之力還不能給它打回去嗎？而無如至今還只看到自己的退卻。
這是完全沒有理由的。為什么共產黨能夠站住，能夠進攻（雖然現在尚不是戰略性的進攻，尚不能攻破大城市），國民黨反而不能站住，不能進攻呢？原因很簡單，共產黨堅持團結與民主，共產黨團結了華北、華中、華南一切敵后戰場的各界人民，實行民主，依靠人民，在那里充滿抗敵衛國的愛國精神與再接再厲的朝氣，對于全國則力求團結，無論國民黨的政策如何反動，總是愿意和它改善關系。國民黨不然，就其統治人士來說，今天為止，尚毫無反省與擇善的意圖，沒有團結與民主方針，反而天天誣蔑共產黨為“奸黨”，誣蔑八路軍、新四軍為“奸軍”，誣蔑抗日民主地區為“奸區”，自大驕傲，不可一世，已屬中外皆知。只知伸手向同盟國要東西，滿心依賴同盟國打日本，很少自力更生的意圖與計劃。以此而求勝敵，豈非緣木求魚？
中國正面戰場現在已處于極端嚴重的狀態，我們希望我們的政府及國民黨統治人士即刻進行嚴肅的自我批評，修改自己的政策，從今天起，與民更始，則事尚可為。目前最嚴重的任務是保衛西安，保衛陜西與西北。這是今天一條唯一的國際通道，此處若失，則威脅四川。我們共產黨人始終希望國民黨作好，我們及全國人民均希望國共兩黨改善關系，解決懸案，重新進入一個新的時期，我們希望我們的政府及國民黨統治人士不要再使人民失望了。這種希望，美、英、蘇各國同樣迫切。記者團諸君已經來延安，華萊士副總統即將到中國，我們希望他們能起促進的作用，幫助中國人民解決團結與民主的問題，借以克服中國正面戰場存在的危機。要醫治中國這個時癥，再無他藥，惟有團結與民主，離了這些，軍事危機是無法解決的。乘此聯合國日紀念，謹致我們共產黨人的熱望。
6月21日，美國總統羅斯福鑒于國民黨軍在豫湘桂戰場上的大潰退，便派副總統華萊士來到中國。華萊士在與蔣介石首次會談中，告訴蔣介石說：
“羅斯?？偨y認為，你們共產黨和國民黨的黨員終究都是中國人，基本上是朋友，朋友之間總有商量的余地，若果雙方不能夠一致，你們可以找一個朋友從中撮合。羅斯福還表示說，他可以充當這個朋友。”
此時的美國，急于利用它的影響促成國共諒解，目的是為了讓共產黨的力量“充分發揮用途”，一是挽救國民黨的軍事危機，二是利用共產黨的軍隊和根據地配合美軍對日作戰?？墒鞘Y介石不同意改善國共兩黨關系，也反對美國與中國共產黨采取任何聯合行動。蔣介石要求將史迪威和美國駐華大使高斯調回美國。而華萊士則一再說明羅斯福、馬歇爾、史汀生都希望美國軍事觀察團早日到延安去。蔣介石被迫允許美軍以觀察組的名義去延安。
華萊士回到美國后，向羅斯福匯報了他的中國之行，他說：蔣介石政府是“一個由地主、軍閥和銀行家支持的落后無知的政府”，“廣大民眾普遍不喜歡國民黨政府”。華萊士又認為：現在中國還沒有人有足夠的力量來取代蔣介石。他提議由魏德邁將軍換回史迪威，影響蔣介石采取進步政策。他還說：“除支持蔣介石以外，好像也沒有別的辦法。”
6月28日，毛澤東因美國軍事觀察組來延安一事，致電在重慶的林伯渠、董必武說：
“美國軍事人員來延，請你們代表我及朱、周表示歡迎，飛機場即日開始準備，來延日期請先告。”
6月29日，毛澤東主持中共中央六屆七中全會主席團會議，討論美軍觀察組來延安問題。會議決定：要對美方表明，我們現在需要合作抗戰；抗戰勝利后需要和平建國，民主統一。在同美國人交涉中以老實為原則，我們能辦到的就說能辦到，辦不到的就說辦不到。會議還決定：由毛澤東、朱德、周恩來、彭德懷、林彪、葉劍英出面接待美軍觀察組。
欲知毛澤東如何接待美軍觀察組，請看下一章內容。
東方翁曰：毛澤東在1944年5月21日六屆七中全會開幕式上的工作報告，值得認真研究?！秷蟾妗穼χ袊伯a黨的抗戰政策、方針、戰略（統一戰線、持久戰、山地游擊戰）和抗戰狀況（正面戰場、敵后戰場）的總結，是完全符合事實的。本傳前面已經把這一段歷史交代明白了。這種實事求是的總結，是令人信服的。包括那些曾經跟著王明跑的人，和不理解山地游擊戰的人，恐怕不服氣都不行。毛澤東之所以能夠無數次地征服曾經反對過他的人，包括敵人在內，他的坦誠不能不說是一個重要因素。另外，毛澤東在《報告》中對1945年、對“七大”以后的估計和預言——明年“奪取一些小城市”，準備奪取大城市，后來也都證明是完全正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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