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一定要防止特殊化、貴族化

　　《毛主席教我們當省委書記》的第一篇文章也叫《毛主席教我們當省委書記》，我們繼續學習分享，先看下這篇文章的小標題：

　　~省委第一書記要抓理論工作

　　~「在路線問題上要戒‘左’戒右」

　　~「一定要防止特殊化、貴族化」

　　~對原則性問題要有明確態度

　　~「不是書記一個人說了算」

　　~「要反對官氣」

　　~「教育干部是一個戰略問題」

　　~第一書記掛帥，辦好報刊

　　~「開會要注意抓思想動向」

　　~文件、文章、講話要準確、鮮明、生動

　　~對犯錯誤者的態度和方法

　　~受到冤屈時應有的正確態度

　　1956年，鑒于國際教訓，黨和國家的各級領導人有很多特殊的權力，形成了特殊階層而脫離群眾，造成了官僚階級和工農群眾的對立，損害人民利益，妨礙社會主義道路。

　　列寧說過，英國工人中有一部分成為貴族工人，離開了工人黨，離開了工人群眾，成為社會沙文主義。

　　隨著國際環境的發展，“和平演變”依舊在上演著，正如列寧所說：“機會主義者在客觀上是小資產階級和工人階級中間受帝國主義額外利潤收買而變成資本主義看門狗和工人運動破壞者的那些階層。”

　　現在的情況又是什么呢?由于工人階級已經在一系列國家中取得了政權，帝國主義者感到，單是收買本國一批工人階級的叛徒已經不夠了。除了在本國繼續保持這種收買的政策以外，以美國為首的帝國主義者竭力要在一些社會主義國家中，尋找資產階級民族主義的分子，尋找那些不穩定的分子，收買他們作為工具，以便破壞無產階級專政和社會主義制度，破壞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和社會主義國家間的團結。這種危險越來越明顯。

　　因此，在五十年代毛主席就前瞻性地提出：社會主義國家如果出現特殊階層，那就和英國的貴族工人一樣，也將成為社會沙文主義，因而就將產生大國主義（對外）、大民族主義（對少數民族）、專制主義（對人民群眾）的錯誤。在我國也有可能出現新貴族。所以要警惕干部生活上的特殊化、貴族化。縣委以上全國有幾十萬人，一定要防止特殊化、貴族化。

　　毛主席一貫重視和實踐著反對特權腐化問題，防止形成“貴族階層”、反對官僚主義、反對高薪制、反對干部子女特殊化。

　　毛主席一貫是從亡黨亡國的憂患意識出發來解決干部特殊化、貴族化問題的。

　　毛主席一貫是從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領導權和誰戰勝誰的根本性上去解決干部特殊化、貴族化問題的。

　　毛主席警惕和防止干部搞特殊化、貴族化是從我國不能兩極分化，否則烈士的鮮血就白流了的底線出發的。

　　到底如何才能防止干部特殊化、貴族化呢？

　　1.學生、工人住大樓，領導干部住草棚，這是對付學生、工人上大街鬧事的好辦法。

　　毛主席當年重上井岡山，就提問過身邊的人：“劉俊秀同志，你還能不能當農民？（時任江西省委書記）王卓超同志，你愿不愿意重新當戰士？（時任江西省副省長）官做大了，錢掙多了，拉開了與群眾的距離，還愿不愿意下去當普通人？”

　　這是多么深刻而驚天之問，這又是多么觸及根本利益的靈魂拷問。當年腦袋別在褲腰帶上出生入死地干革命，為了什么？不就是為了做官嗎？做官為了什么？不就是為了能夠成為“人上人”，享受一定的特權嗎？現在，建國了，條件好些了，這樣的思想更加盛行了。

　　毛主席說我們要勤儉建國，反對鋪張浪費，提倡艱苦樸素的做法，提倡同人民同甘共苦。同人民有福同享，有禍同當，這是我們過去干過的，為什么現在不能干呢？只要我們這樣干了，就不會脫離群眾。

　　此時，毛主席內心可能已經有了想法，他是做好下臺的準備的，可能重上井岡山打游擊，或者說是準備跌得粉身碎骨。

　　2.艱苦奮斗是我們的政治本色，艱苦奮斗是我們取得人心的政治資本。

　　毛主席當年對重上井岡山的隨行說：

　　“社會主義搞不好，就會走到邪路上去。蘇聯不就是這樣嗎？蘇聯修正主義集團已經失去人民的擁護，將來帝國主義一打壓，搞不好甚至會亡黨亡國。”

　　其實，當時很多人感到蘇聯的事情離我們很遙遠，都不理解毛主席在說什么。

　　于是，毛主席像老師考學生一樣地問道：

　　“你們知道什么是井岡山精神？”

　　大家回答說：

　　“艱苦奮斗。”

　　毛主席笑了，似乎不太滿意。國民黨也講奮斗，希特勒寫了本書就叫《我的奮斗》，地主老財也要奮斗，難道我們的奮斗只比他們多了“艱苦”二字嗎？

　　毛主席說：

　　“井岡山精神最根本的是士兵委員會，是官兵一致，是民主，是平等！”

　　主席繼續解釋道：

　　“現在，我們共產黨進城了，當官的特權跟著就來了，我們高級干部有小車、秘書、小樓，還有站崗的。有人主張高工資，差別二十來倍，很多人感到這是天經地義。如果任其發展下去，中國的社會主義制度便不能鞏固，甚至存在著資本主義復辟的危險。”

　　因此，光講艱苦奮斗不夠，我們的敵人可能比我們還艱苦奮斗，艱苦奮斗只是一種作風，更需要一種人民的民主，一種社會的普遍平等。

　　1945年，陜北延安，毛主席與黃炎培著名的“窯洞對”，探討跳出“其興也勃，其亡也忽”的歷史周期率問題。

　　毛主席根據當時延安執政的實踐經驗滿懷信心地回答說：

　　我們已經找到新路，我們能跳出這周期率。這條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讓人民來監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懈怠。只有人人負責，才不會人亡政息。

　　毛主席指出：我們不能夠把人民的權利問題理解為人民只能在某些人的管理下面享受勞動、教育、社會保險等權利，

　　【“而勞動者管理國家，管理軍隊，管理各種企業，管理文化教育的權利，實際上，這是社會主義制度下勞動者最大的權利，最根本的權利”。“沒有這種權利，勞動者的工作權、休息權、受教育權等權利，就沒有保證”。】

　　只有勞動者的管理權得到保證，即能夠以各種有效的途徑和方式參與對國家事務的管理與監督，才能避免管理人員特權化、貴族化現象的出現。

　　毛主席認為，革命工作沒有高低貴賤之分，能力有大小，貢獻有大小，但都是各盡所能，為人民服務，必須縮小貧富差別、城鄉差別，體力和腦力勞動的“三大差別”，走向共同富裕。

　　于是毛主席一生在諸多領域開展防止干部特權化、貴族化的實踐，直到今天，依舊給我們帶來深刻地啟示，是我們在國內外風云變化的形勢下，不得不重新重視的問題。

在反對官僚特權方面

　　1947年3月胡宗南部占領延安，毛主席明確表示這是好事情，“打碎了龐大機構、官僚腐化”，逼得過去那種“衣分三色，食分五等”的供給制標準也改了。他甚至講：

　　【“供給標準就這樣好，打到南京上海都不要再提高。”】

　　1949年中共中央初進北京城，在中南海懷仁堂開會時，一位軍隊將領當場提出：資本家吃飯時要擺五六個碗，解放軍吃飯是鹽水加一點酸菜，這不行，軍隊應當增加薪水，與會者當時多表示支持。毛主席說：

　　【“這恰恰是好事。你是五個碗，我們吃酸菜。這個酸菜里面就出政治，就出模范。解放軍得人心就是這個酸菜。”】

　　毛主席主張在和平時期逐漸縮小軍隊內部上下之間的待遇差別和軍隊干部與地方干部之間的待遇差別，但是不要搞絕對平均主義。歷來主張解放軍要艱苦奮斗，要成為模范的。

　　1955年，在實行軍銜制的同時，開始在全國實行行政級別工資制，將工資等級增加到30個級別，最高560元，最低18元；最高工資加上北京地區物價津貼后為649.6元，最低工資為20.88元，最高與最低工資之比擴大到了31.11倍之多。

　　這是因為軍銜制、等級工資制這些改革的理由很充分：以蘇聯為榜樣的。據1940年蘇聯職務等級工資的標準，月收入最高可達10600盧布，而正式的月平均工資僅有339盧布。最高最低工資之比，就是31.3:1。

　　不僅如此，各級干部在工資以外的待遇和享受問題，也參考了蘇聯人的作法，比如幾級以上可以配廚師、幾級以上可以配警衛、不同級別的干部享受何種檔次和牌子的專車等都有具體規定。

　　以最典型的住房標準為例，開始實行工資制即有了嚴格按照等級分配的規定，像上海市，1956年就按照行政級別將各級干部住房劃分成了十幾種待遇標準，明文規定：特甲級可享受200公尺以上的“大花園精致住宅”；特乙級可享受190~195公尺的“大花園精美住宅”；一級可享受180~185公尺的“大花園精美住宅”；二級可享受170~175公尺的“獨立新式住宅精美公寓”……六級只能分得100~115公尺的“有衛生設備的普通里弄住宅”；七級只能分得80~95公尺的“無衛生設備的石庫門房屋”；八級只能分得“老式立柱房屋”；九級以下只能分得“板房簡屋”，如此等等。

　　高級干部的工資待遇提到如此之高，僅僅因為級別稍有不同，待遇有所差別，就有人公開吵架告狀，以至痛哭流涕，出現了“男兒有淚不輕彈，只是未到評級時。“的局面。

　　毛主席極其痛恨地提出：現在的工資標準把收入的差距拉得太大了。在1956年全面推行工資制度改革前夕，他特別在黨內高層指出：“我們歷來提倡艱苦奮斗，反對把個人物質利益看得高于一切。”工資可以增加一些，但要“主要加在下面，加在工人方面，以便縮小上下兩方面的距離”。

　　毛主席的批評，引起了重視，國家機關開始研究調整工資問題，最終，國家機關工作人員各級工資間的最大級差數，變成了25.2:1。但是加上各種待遇，毛主席覺得差距還是太大，曾反復批評，多次發起政治運動，開展整風，甚至一度贊同做部分恢復供給制的嘗試。

在反對醫療特權方面

　　1965年，毛主席接到報告，中國140多萬名衛生技術人員，高級醫務人員80%在城市，而且其中70%在大城市，20%在縣城，只有10%在農村。醫療經費農村只占25%。

　　毛主席對此作出批示：

　　【“告訴衛生部，衛生部的工作只給全國人口的百分之十五工作，而這百分之十五中主要還是老爺。廣大農民得不到醫療。一無醫生，二無藥。衛生部不是人民的衛生部，改成城市衛生部或城市老爺衛生部好了。”】

　　由此，就有了有名的”赤腳醫生“和”《赤腳醫生壽手冊》“等為鄉村醫療服務的事情。隨之，鄉村人民的健康狀況為之改觀。到1975年病床的分布農村已提高到60%。全國衛生經費的65%以上用于農村。1976年，合作醫療已經覆蓋了92.8%的農村社隊。就這樣，勞保制度、公費醫療、合作醫療覆蓋了中國絕大多數的人口。

　　1982年，中國的農村合作醫療體制迅速衰落，合作醫療覆蓋的社隊從1976年的92.8%降至1982年的52.8%。到1989年，合作醫療覆蓋面降至最低點4.8%，絕大多數農民重新陷入自費醫療的境地。

在反對教育特權反面

　　毛主席非常反對干部及其子女特殊化，建國初期他致信周恩來指出：

　　【“干部子弟學校，第一步應劃一待遇，不得再分等級；第二步廢除這種貴族學校，與人民子弟合一。”】

　　根本上來說，治國就是治吏，防止干部特殊化、貴族化，就是防止江山變色的問題。

　　毛主席正是鑒于國內外現實情況提出：帝國主義說，對于我們第一代、第二代沒有希望，第三代、第四代怎么樣?有希望。帝國主義的話講得靈不靈?我不希望它靈，但也可能靈。毛主席強調，如果領導權不掌握在馬克思主義者手里，和平演變則是有可能的。他說：

　　【“如果我們和我們的后代不能時刻提高警惕，不能逐步提高人民群眾的覺悟，社會主義教育工作做得不深不透，各級領導權不是掌握在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手里，而被修正主義者所篡奪，則我國還可能要走一段資本主義復辟的道路。”】

　　遍地哀鴻滿城血，無非一念救蒼生。再讀毛主席的話語，我們似乎有了更深刻地體會：

　　“仗我們是不怕打的，帝國主義要想‘和平演變’我們這一代人也難；可下一代、再下一代就不好講了。中國人講‘君子之澤，五世而斬’，英國人說‘爵位不傳三代’；到我們的第三代、第四代人身上，情形又會是個什么樣子啊？我不想哪一天，在中國的大地上再出現人剝削人的現象，再出現資本家、企業主、雇工、妓女和吸食鴉片煙；如果那樣，許多烈士的血就白流了……”

　　最后，1959年12月16日，讀《政治了經濟學教科書》第二十一章時，毛主席說：

　　【“我很擔心我們的干部子弟，他們沒有生活經驗和社會經驗，可是架子很大，有很大的優越感。要教育他們不要靠父母，不要靠先烈，要完全靠自己。”】

　　”一定要防止特殊化、貴族化”。毛主席的實踐，就是在守住社會主義中國的底線 ——中國社會絕不能出現“兩極分化”！工人和農民決不能吃“二遍苦”，受“二茬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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