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4章
“我要到很遠很遠的地方去，要為婦女翻身而斗爭！”
話說在1932年夏末秋初，江青拿著幾十元的積蓄，踏上了從青島開往上海的輪船，她要到上海尋找黨組織。
江青一路上心緒不寧，加之一個姓王的濟南藝專的學生，一路上向她大獻殷勤，江青看出他是不懷好意，就更加愁煩了。使她更想不到的，在前面等著她的那些混跡于十里洋場的一些人，更把她看做一塊大肥肉。殊不知這個18歲的年輕女子，竟是一朵刺兒玫。于是，吃不到葡萄就說葡萄酸，最終釀出了一段幾十年恩恩怨怨的歷史公案。
話休絮煩，且說江青一到上海，就有人來接她。此人不是別人，正是后來拍攝了電影《八千里路云和月》的著名導演史東山。史東山是奉左翼劇聯之命，和前山東實驗劇院話劇組教師李也非一起，來接這位青島“海鷗劇社”的成員。江青上了史東山叫來的出租車，慌亂之中竟把一件行李忘在甲板上了。
江青到了上海才知道，黨的臨時中央已遷往江西瑞金根據地，上海左翼文藝團體的負責人田漢、陽翰笙等人，整天東躲西藏，根本找不到。這樣，江青只好暫且在山東實驗劇院的同學魏鶴齡家里住了下來。
江青通過在上海的俞珊的引薦，終于見到了正在寫劇本的田漢和他的秘書廖沫沙。1932年加入中國共產黨的田漢，此時擔任左翼戲劇家聯盟黨團書記、黨的上海中央局文化工作委員會委員。江青來到田漢家里，田漢安排她和保姆同住一室。后來，江青到廖沫沙家借宿，她說：
“你不住在家，我在這里住幾天可以不可以？”
廖沫沙說：
“我的內人回湖南馬上就要回來了，她來了你就不能住了，她沒回來之前你可以住。”
不久，廖沫沙的愛人回到上海，發現江青住在他們家里，很不高興地對廖沫沙說：
“我們馬上找個地方搬家，不住這里了。”
她幾乎不容廖沫沙再拖延一天，立刻就跟著他去另租房子。他們當天在另一條弄堂里找了個過街樓?；厝ナ帐皷|西搬家時，江青問他們搬到哪里了，還說：
“過幾天我再去看望你們。”
廖沫沙原以為她只是說說而已，沒想到幾天后她還真的找上門來，不好意思地說：
“廖先生，田漢干擾太大，你們這兒如果能住，我也想搬來，同你們住在一起。”
廖沫沙指指后面的廚房說：
“那你只能住那兒了。”
江青只好說：
“我先到一個朋友家看看，如果那兒能住下就不來了，住不下，我再來住廚房。”
后來，江青又千方百計地見到了周揚和陽翰笙。
周揚，原名周起應，1908年出生，湖南益陽人，1927年5月在上海參加中國共產黨，不久即因暑假回家未帶組織關系而脫黨。1928年，他在上海大夏大學畢業，同年冬留學日本，1930年回上海，參加領導中國左翼文藝運動，1932年3月在上海重新入黨，任左翼作家聯盟黨團書記，中共上海中央局文化工作委員會書記兼文化總同盟書記，參加文化反“圍剿”的斗爭。周揚皮膚很白，發亮，一看就知道保養得很好，只是因為保養過度，滿臉長著粉刺。有人取笑他，他卻一本正經地說：“這是錦上添花。”
江青急于見周揚，是要匯報自己在青島的革命經歷，請求恢復自己的組織生活，一來是因為漂泊不定，不能長期寄人籬下，二來是手頭拮據，急于找份工作。但周揚和田漢卻非常謹慎，沒有答應她的要求，一是說她沒有組織介紹信，二是說對她并不了解，只是和她談一些在演藝方面的設想。倒是田漢的五弟劇聯成員田沅對江青一見鐘情，提出要江青到他工作的“晨更工學團”去工作。江青無奈，只好化名為“李鶴”，到上海西部北新涇鎮“晨更工學團”店員識字班當了一名教員，教唱歌，輔導識字、讀書，結束了一個多月寄人籬下的生活。
“晨更工學團”是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先生倡議創辦的，是一所專門為貧苦子女接受教育而設立的學校。后來成為王觀瀾夫人的共產黨員徐明清是這所學校的負責人。
“晨更工學團”的教員們只有一碗飯吃，沒有工資。這里聚集著一批熱血青年，只是女教員不多，只有徐明清、江青和一個名叫李素貞的寧波姑娘。據徐明清回憶，江青當時喊她“一冰”，她叫江青“小李”，而她倆都稱李素貞為“寧波李”。她們3人同住一座小樓頂上的閣樓里，每天爬著竹扶梯上去，小閣樓里只有一扇老虎窗，沒有床，3個人在地板上鋪了草席睡覺。天天住在一起，徐明清跟江青慢慢熟悉起來。當時江青一頭短發，一身藍布旗袍，從不涂脂抹粉。徐明清記得，江青那時教唱歌、演戲，很活潑。
上海地下黨組織在“晨更工學團”建立了共產黨和共青團組織。共產黨員王洞若，擔任共產主義青年團支部書記的左翼聯盟的陳企霞，也都在這里工作。由于周揚、田漢等人沒有通過左翼聯盟的渠道了解和接納江青的黨組織關系，江青不得不在“晨更工學團”重新履行參加革命組織的手續。她先后加入了上海的左翼教聯、左翼劇社。后來徐明清看江青表現不錯，就作為她的介紹人，介紹她加入了共產主義青年團。
江青在“晨更工學團”不開心的事，就是田沅老在她屁股后頭追著，弄得大家議論紛紛。江青就貿然給田漢寫了一封信，說：“請把你弟弟調走吧，我不能工作了。”后來，田漢就把田沅調走了。
1934年，上海爆發紀念“一·二八”抗戰兩周年示威游行，遭到國民黨反動派的鎮壓。“晨更工學團”成為警察監視的重點，黨、團組織只好進行轉移，江青被安排到北平去暫避風頭。她在北平待了3個月，到北大當了旁聽生，系統地聽了李達教授講解的《資本論》。
1934年5月底，“晨更工學團”黨組織通知江青回上海，安排她在為女工開辦的夜校里任教，化名張淑貞。這所夜校由基督教女青年會上海分會統一領導，實際上是由地下黨組織控制。江青在這里度過了她在上海時期最愉快的時光。她教唱的抗日愛國歌曲久久在女工中傳唱；她拉的婉轉悠揚的二胡獨奏曲時時回蕩在人們的耳邊。她用張淑貞的名字公開發表了《寶寶的爸爸》、《王秘書的病》、《催命符》、《拜金丈夫》、《還我河山》等文章。
1934年9月，“晨更工學團”的黨組織通過關系，了解到江青在青島入黨的情況，由孫達生為介紹人，重新吸收她入黨。黨支部書記王洞若和她談了話，這才使江青又回到了黨的懷抱。
1934年10月的一天，江青在上海的馬路上忽然看見一張熟悉的面孔，那人也認出了她。此人名叫樂若，是青島的地下黨員，江青來上海時，他也參加了送行。一晃一年多，兩人沒想到會在上海相遇。彼此談了幾句就分手了，約定了下次見面的時間和地點。江青回到夜校后向黨組織負責人王洞若作了匯報。王洞若說，他知道樂若現在的真實身份是共產主義青年團中央的交通員，可以和他交往，但不要談各自所在的組織情況，不要發生組織聯系。
江青第二次和樂若見面時，因為彼此通過黨組織相互有了了解，談話就輕松多了。樂若說江青不被人注意，請她給一個學校的秘密聯絡點捎一封信，并交代說：
“這件事很重要，關系到上海黨組織的安全。”
江青回去向黨組織負責人說明情況，負責人同意她去送信并告誡她很多注意事項。江青很快就完成了任務。
幾天后的一個下午，樂若又約江青到外國人建的兆豐公園見面，交給她一張表格，讓她幫助送到指定地點。就在此時，特務出現了。
原來，團中央出了叛徒，樂若已被特務跟蹤。樂若一看情況不妙，叫聲“快跑！”一溜煙逃脫了。江青由于路徑不熟，被特務抓住了衣服。她大聲喊：
“快來人呀，流氓綁架人啦，流氓綁架人啦！”
“你喊什么，混蛋！我們是警察局的。”
特務一巴掌打在江青的臉上，鮮血順著她的嘴角流下來。江青仍然拼死掙扎，大聲說：
“我又沒犯法，你們憑什么抓我？”
“你是共黨分子。”
“血口噴人，你們有什么證據？”
“走，跟我們到警察局去！”
“我不去，我要回家。”
特務們不由分說，推著她就往警察局走。眼看走到一塊野地邊，天已經黑了，江青裝著滑倒，歪在地上，順手把藏在衣角里的那張秘密表格放進嘴里吞了下去。到了警察局，特務頭子聽說樂若跑了，只抓了個不知任何情況的女人，大發雷霆。
江青在看守所里已經完全冷靜下來，她知道沒有任何證據，是無法定自己罪的。無論特務們怎樣審問，如何威逼利誘，江青一口咬定自己是無辜的，只是在公園里散散步，自己有正當職業，是學校的老師。被看押在同一個房間里的女工學員，是江青的學生，馬上就要無罪釋放了。江青托她給地下黨負責人王洞若、徐明清捎信，說明情況。因為沒有查出任何問題，左翼聯盟和基督教女青年會上海分會又出面保釋，江青于1934年12月初被無罪釋放了。
江青出獄時骨瘦如柴，還發著低燒。黨組織安排回浙江臨海縣度假探親的徐明清將江青帶到她的老家療養一個時期。
1935年2月初，已經康復的江青要求回上海。徐明清向組織作了匯報，組織上認為，現在她回上海警察局還會找麻煩，建議她先回濟南老家，春節后去北京，繼續到北大當旁聽生。于是，江青回到濟南，探望了母親和姐姐，爾后又在北平一直待到1935年5月。
此時，江青接到黨的外圍組織上海業余劇人協會的通知，要她以演員的身份回上海工作，化名為藍蘋。這是因為，黨組織考慮到，上海業余劇人協會有江青兩個熟人，一個是演員魏鶴齡，是江青在山東省實驗劇院的同學；另一個是導演萬籟天，是江青在山東省實驗劇院的老師。由他們二人向協會舉薦，順理成章，不會露出任何蛛絲馬跡。盡管江青想從事工人運動，不愿再去演戲，但這是組織的決定，自己應該無條件地聽從黨組織的安排。
江青回到上海后，正趕上協會籌備外國話劇《娜拉》，編劇導演經過測試，決定由趙丹、江青主演該劇。江青為了把握娜拉的心理狀態，反復閱讀魯迅1923年寫的《娜拉走后怎樣》一文。與娜拉一樣具有叛逆性格的21歲的江青，在演出中獲得了巨大成功，轟動了上海話劇界，公演持續了一周，整個金城大戲院天天座無虛席。魯迅先生也曾去觀看了演出。
上海各報紛紛報道《娜拉》的公演?！睹駡蟆贰ⅰ冻繄蟆范驾d文高度評價了江青的演出?！冻繄蟆飞嫌性u論說：“我要說出我的新發現，飾演娜拉的藍蘋，我驚異她的表演與說白的天才！她的說白我沒發現第二個有那么流利（流利并不一定指說得快）的。自頭到尾她是精彩的。”頗有影響的《時事新報》刊出了《新上海娜拉特輯》，刊頭是江青的大幅劇照。巨幅廣告上寫著：“亮晃晃的演員！白熱化的演技！大規模的演出！”“直追閨怨名劇！堪稱獨創風格！”
江青長得并不是最漂亮的女人，她的鼻子稍微上翹，嘴唇稍厚。但她的身材苗條，面目清秀，明目丹唇，笑起來露出一排雪白如玉的牙齒，挺迷人的。她從不搽一點粉，也不施脂，更無口紅，完全是自然的青春俏麗。《民報》記者李成曾經稱贊她在舞臺下“像鄉下姑娘似的純潔質樸。”
此時的江青雖然已經成了明星，可她在生活上還是比較艱苦的，就想著節省幾個錢，補貼家用。她把大部分收入寄給母親和姐姐，留下很少一部分自己花銷。與她同歲的好朋友秦桂貞曾問她：
“你怎么不吃水果？”
江青把手一攤說：
“沒錢呀！”
秦桂貞還發現，江青到了月底一回到住處就躺在床上，有氣無力，吃點糕餅之類的東西充饑。秦桂貞問她：
“吃過晚飯了嗎？”
江青說：
“沒飯票了！”
就在話劇《娜拉》演出期間，導演之一的張庚迷上了江青。他曾經對人說：“她是我的人，別碰她”。但江青卻處處使張庚碰壁，無論他如何懇求，江青也不同意和他一起回家。有一次，張庚終于開口向江青求婚，遭到了江青直截了當的拒絕。張庚惱羞成怒，就到處散布謠言報復她。
此時還有一個與江青同歲的影評作家、上海藝華電影公司的編劇馬驥良，筆名唐納，在看了江青主演的話劇《娜拉》后，也迷上了江青。
唐納長得一表人才，多才多藝，為人熱情，性格卻像吳語一樣軟綿綿的，人稱“奶油小生”。他從學生時代就積極進步，后來又參加了左翼作家聯盟的活動，在白色恐怖下仍能主持正義，發表許多有進步意義的好文章。
后來，江青進入電通影業公司，在《自由神》一片中飾演了一個配角。袁牧之在自編自導中國第一部音樂喜劇片《都市風光》時，邀請唐納領銜主演，于是唐納便從“藝華”調入“電通”，同時主編《電影畫報》。江青在《都市風光》中也飾演了一個角色，并擔任場記。在拍攝期間，江青和唐納朝夕相處，年輕人日久生情是很自然的事。有一次，周揚來找江青，告誡她說：
“藍蘋同志，你別跟唐納走得太近，他很危險。”
江青卻說：
“沒有關系，我能爭取他過來。我發誓。”
周揚斷然道：
“黨不需要這樣的人。”
“為什么？”江青盯著周揚的眼睛，輕輕搖搖頭，表示不同意他的觀點，她說：“他一直參加著左翼聯盟的工作，思想還是傾向于進步的。”
周揚說：
“張庚和田漢同志向我再三強調過，唐納和政府當局的某些要人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你注意到他的行動有什么反常嗎？”
江青再次搖搖頭，說：
“不知道。”
唐納真誠地愛著江青，他一而再再而三地向江青提出要結婚，卻遭到了江青的反對。江青從父親欺侮母親聯想到她所接觸的一些男人，得出了一個過激的結論：“所有的男人都不是好東西。”她的叛逆性格在《民報》記者李成采訪她的時候，又一次充分地表現了出來。那是在1935年8月4日下午，李成在采訪時問道：
“小姐結婚沒有？”
江青笑嘻嘻地說：
“我根本是反對結婚的。我主張只要彼此的愛情達到了沸點成熟了的時候，不必經過結婚的儀式，盡可實行同居。不過我現在雖然已有了愛人，但我以為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我始終沒有把戀愛看做比事業還重要?？傊?hellip;…”
李成不等她把話說完，搶上去問：
“小姐可否把愛人的名字告訴我？”
江青說：
“這何必要管他呢？我總覺得我們，尤其是女人，更應該從重重壓迫之下覺醒過來，至少，也得要像娜拉這樣，有反抗出走的精神，想法子能使自己多學習一點東西，把自己的力量充實起來之后再說，不要說戀愛問題，就是其它一切，都不難解決的。”
在上海有不少了解江青的人都說，看上去她俏麗淳樸，可性格卻像個男人。對于報紙上的大肆炒作，她并沒有像別的成功女演員那樣陶醉，相反的，倒是對于自己的表演說出了一番很有見地的理性認識。1936年1月1日，她在《大晚報》上發表了《隨筆之類》一文，提出了不同意“天才”一說的見解。她寫道：“很明顯的例子，如果讓一個生活在洋樓，出入坐汽車，對于下級生活一點兒也不熟悉的小姐去扮演一個女工，試問能夠成功嗎？我并不是說小姐不能扮演女工，這只是說決定她的成功或失敗的，是她的生活經驗和她對于這個社會的理解，而不是所謂的天才！”“一個成功的藝術家，一個成功的演員，他不但要有豐富的生活經驗，以及對于社會深刻地認識，而且他還需要許多工具——各種藝術理論、文學、科學等書籍，這些東西可以幫助他更加深刻地去解剖并認識他周圍的現象。”
1936年6月到8月間，江青看到了周揚發表在《文學界》雜志和《光明》雜志上的《關于國防文學》、《現階段的文學》、《與茅盾先生論國防文學的口號》3篇文章。在這個時期，她也看過不少魯迅先生的雜文，知道以魯迅為首的提倡的“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與周揚為首的提倡的“國防文學”之爭。周揚以黨的領導者的身份，組織一些人圍攻魯迅，魯迅便稱他們中的4人為打上門來的“4條漢子”。魯迅還說：“對于周起應之類，輕易誣人的青年，反而懷疑以致憎恨起來了。”
魯迅說周揚等人是：“擺出奴隸總管的架子，以鳴鞭為唯一的業績。”“拉大旗作虎皮，包著自己，去嚇唬別人；小不如意，就倚勢定人罪名，而且重得可怕的橫暴者。”
江青認為，魯迅先生說得有道理，周揚說得太霸道。聯系周揚對唐納的態度，反映了周揚等人“唯我馬首是瞻”的作風：只有跟我走才是革命的，否則就是漢奸，就是反革命。
此時，周揚為證明他的“國防文學”觀點，樹立夏衍創作的新編歷史劇《賽金花》為樣板，說這個劇寫出了“時代的最中心的主題，給國防文學創作開辟了一個新的園地，是國防文學的一個標本。”
周揚所鼓吹的這個劇本描寫的是在民國二十五年冬日，在京城天橋附近的老屋中，年老的賽金花因拖欠房租被房東趕走，因世態炎涼而不勝感慨——賽金花幼年時因家貧即入娼門，14歲被狀元洪鈞納為妾室，后洪鈞去世，賽金花被逼離開洪家，6年后賣身為妓。八國聯軍攻陷京城，眾多京師大員淪為階下囚，賽金花為了全城百姓的利益，犧牲自己與八國聯軍統帥瓦德西周旋，后受命促成《辛丑條約》的簽訂。八國聯軍撤走，兩宮回鑾，賽金花卻被當作國之將亡的妖孽趕出京城。
1936年夏季的一天，周揚、夏衍、張庚3人一起找到江青，商量由她主演《賽金花》的問題。周揚開門見山地說：
“中共中央的高層形勢你大概還不了解。我可以簡單介紹一下，因為你是位年輕的黨員，政治嗅覺比其他的演員要敏銳得多。中共中央于1935年8月1日發表宣言，向國民黨政府，全國各黨各派和各界人士，提出了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主張，到12月更進一步決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政策，得到全國人民的擁護，促進了目前的抗日高潮。我們根據王明同志發表的《論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革命運動與共產黨的策略》的精神，在眼下尤其要強調全民的共同利益，實行階級融合，把宣傳和結成廣泛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作為最中心的問題來對待。我們已于今年春天自動解散了左聯，著手籌備成立‘文藝家協會’，創作和演出關于‘國防文學’的作品。”
江青聽著他滔滔不絕的講話，心里想到的卻是魯迅對于左聯解散的辛辣評價：“集團要解散，我是聽到了的，此后即無下文，亦無通知，似乎守著秘密。這也有必要，但這是同人所決定，還是別人參加了意見呢，倘是前者，是解散；若是后者，那是潰散。”只聽夏衍接著說：
“讓你主演《賽金花》，正是為了這個目的而服務的，以推動‘文藝家協會’的建立。但是你必須從組織到生活都得聽我們的。”
江青覺得這話特別刺耳，微微一笑說：
“如果只是從藝術上講服從，我可以無條件地服從導演的安排。我認為由我飾演賽金花，比其他人更合適。盡管外界對這個劇本有這樣那樣的說法，為了革命工作，我能頂住壓力，我可以不在乎。不過，我再次申明，要想從生活上因此而受限制，辦不到。我作為一個人，有權決定自己的命運，選擇屬于我自己的生活。”
江青事后對另一個女演員說：
“這些道貌岸然的家伙，其實都是流氓，他們用當演員、主角演員為誘餌，企圖拉人下水。我是決定不上當的。10個導演9個壞，我對此有充分的準備。”
誰知隔墻有耳，從此，性格倔強的江青為自己埋下了禍根。在周揚、夏衍、張庚選擇由王瑩主演《賽金花》的同時，一些流言蜚語也滿天飛：“藍蘋看不起王瑩，想爭這個角色，被我們拒絕了。”“藍小姐到處搞三角戀愛，好多人都準備綁架她，放她血，她遲早是個惹禍的根子。”
1936年10月19日，魯迅先生病逝。噩耗傳來，一向喜歡魯迅雜文的22歲的江青，于10月25日在《大公報》上發表了《悼念魯迅先生》一文。11月15日，她又在《綢繆》月刊上發表了《再睜一下眼睛吧，魯迅！》一文。她描寫了參加魯迅先生追悼會的哀痛情景，她寫道：
“一個挨著一個，靜默地向前移動著。當我挨到了棺材的時候，突然一種遏制不住的悲酸，使得我的淚水涌滿了眼眶；同時從心里喊出：‘魯迅，你再睜一下眼睛吧！只睜一會兒，不，只睜一下！’”
“由十萬人組成的那個行列——那個鐵一樣的行列，邁著沉重的統一的大步走著。無數顆跳躍的心，熔成一個龐大而堅強的意志——我們要繼續魯迅先生的事業，我們要為整個民族的存亡流到最后一滴血！”
“黑暗吞沒了大地，吞沒了我們的導師。每個人像是失去了靈魂似地拖著滯重的腳步，跨上了歸途。但在每個心頭都燃燒著一個憤怒！”
1937年5月14日，江青發表在《光明》雜志上的《我們的生活》一文，用華麗的辭藻、激昂的情緒、獨到的觀點，給昏暗的上海演藝界投入了一絲光亮。她在文章中鞭笞上海戲劇界環境的罪惡，責罵某些導演把演員當玩物，痛斥了“演員就應該過糜爛的生活”的陳腐觀點。
江青宣稱演員應該是創造者，她說：“當一個演員確實地知道自己有著演戲才能的時候，就得拿出堅決的意志和毅力來教育自己，使自己能支配自己，能把自己的精神和身體配合在不同的場合中。因為世界上就沒有一個人物是恰巧同你一樣的，就是有所謂適合自己性格的角色，但那也不過是那個角色的某一部分和你相近，絕對不會完全相同。并且演戲是一種藝術而不是生活，所以演員在舞臺上是通過一定的技術而完成的一種藝術（不是生活），而不是毫無變化地把自己硬搬了出來（我并沒有否認演員個人的人格一貫地作用于他一切人物的表現中）。如果這樣，那就沒有創造的表現，沒有創造就不能成活的藝術，而是無生命的東西。”
她認為：戲劇應該是改良社會的手段。當前應該高舉反對帝國主義的大旗，警惕依戀舊世界的帝國主義的魔爪伸向新劇運動。
她認為：左翼戲劇不能像資本主義戲劇那樣只要漂亮的臉蛋，只要沒有思想沒有靈魂的玩偶；演員應該深入生活，演出應注入自己的精神，要為社會的主體工農大眾創造出藝術精品。
江青最后寫道：“為什么要屈服在惡劣的環境中呢？我希望我和同伴們從那陳腐的惡劣的環境中跳出來，踏上新階段，經自己融化在純正的、健全的、反帝反封建的新的演劇活動中。”
此時，倔強而叛逆的江青已經厭煩了唐納的無休止的糾纏，厭煩了報紙上紛紛揚揚的桃色渲染和那些道貌岸然的無恥文人的攻擊。她不愿意做阮玲玉第二，她向自己所屬的地下黨組織負責人王洞若談了不愿再當演員的想法，要求離開上海奔赴延安。王洞若也明白江青的處境，了解她的苦衷，就同意了她的要求，立即著手進行聯系。他寫信給在西安的徐明清說：
“李云鶴在上海生活很不安定，這對于一個很有進取心的年輕女黨員是不適合的。如果離開這個環境，她會有很好的發展，為革命做更多的工作。”
王洞若還告訴徐明清說：江青要去延安。
江青在離開上海前，興奮地告訴與她同歲的好友秦桂貞說：
“我要到很遠很遠的地方去，要為婦女翻身而斗爭！”
就在這5月間，江青離開了十里洋場的大上海，回到濟南。此時，姐夫已經去世，她與母親、姐姐團聚了一段時間，然后就搭乘去西安的火車，跨上了奔赴延安之路。
如果說不滿17歲的江青，離開濟南投奔青島大學的老師是改變了她一生命運的話，那么，此時23歲的她投奔延安，則是決定了她數十年后死無葬身之地的人生歸宿。
此一去也，有分教：舊怨新仇來心底，拳經腳法各有術。
欲知江青到延安以后的情況如何，請看下一章內容。
東方翁曰：江青在1937年5月14日發表在《光明》雜志上的《我們的生活》一文中提出，左翼戲劇不能像資本主義戲劇那樣只要漂亮的臉蛋，只要沒有思想沒有靈魂的玩偶；演員應該深入生活，演出應注入自己的精神，要為社會的主體工農大眾創造出藝術精品。這種藝術主張竟出自一個年輕的藝術家的筆下，在上個世紀三十年代的大上海的確是十分難得的。難怪在20多年后，在她的指導下，中國戲劇舞臺上出現了一幕幕的為勞動人民大眾服務的藝術精品，這便是很自然的事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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