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乾坤、張國燾及其它

　　宋乾坤，是劉繼明的“非主流小說”《黑與白》中的一個重要人物。

　　之所以稱《黑與白》為“非主流”，是因為雖然尚未讀到這部小說，但根據以前讀這位作家的《人境》等作品的印象，以及網上評介文章中對《黑與白》主要內容的概述，可以判斷這部小說不屬于數十年來被“主流文學界”不明言卻大力制造的“主流文學”范疇：不屬于“痛訴遭迫害”的“傷痕文學”，不屬于精神病人瘋語式的“意識流文學”、“先鋒文學”，不屬于無條件頌揚“改開”的“改革文學”，不屬于津津樂道地炫耀政壇“厚黑”的“官場文學”，不屬于赤裸裸發泄淫欲的黃色下流“人性文學”（比如《廢都》之類），不屬于丑化中共革命、丑化新中國的“反思文學”，當然更不屬于黃色下流與丑化革命兼而有之的雜獸文學（“雜獸文學”是仿“野獸派美術”之名而造的“學術名詞”，其代表性的如《白鹿原》、《豐乳肥臀》之類）。《黑與白》應該是一部有良心、有正義感、有革命初心的文學作品。

　　據評介文章介紹，宋乾坤是個惡霸地主的兒子，土地革命戰爭時期參加紅軍，曾親自帶領鋤奸隊殺死了自己血債累累的父親，全面抗戰后擔任中共中央東江局重要領導人宗達的警衛參謀，宗達“失蹤”后進入黨領導下的抗敵部隊工作，解放戰爭期間任大江市地下工作領導人，曾被捕入獄，黨組織用被俘的國民黨軍將領作交換把他營救出來。看起來，他是個老革命。

　　然而，在他的一些戰友、同事、下級眼里，這個“老革命”身上疑點重重：解放前，他的參加紅軍，是在荒淫的父親奪走其戀人、父子反目為仇之后；他的首長宗達被軍統特務綁架失蹤事件，大江地下工委、東江省委機關和省軍區總醫院遭敵軍偷襲造成一百多名干部群眾和傷病員犧牲的事件，他都有重大的嫌疑；在大江地下黨的工作中，他作為工委主要領導人一味強調實行容易引起暴露的“主動出擊”；解放后，他對擔任省委宣傳部副部長一職不滿意，經常怨天尤人，在成為中央組織部青干局副局長后就變得干勁十足；他生活極其腐化，不僅勾引療養院的女護士，還授意東江鋼鐵廠用特種鋼材為省委書記處幾位書記每人定制了一口浴缸；“文革”中，他伙同一幫人操控轉移斗爭方向，把對黨內走資本主義當權派的批判轉變成批斗“地富反壞右”和“破四舊”，挑動群眾互斗，最終釀成了導致兩名工人死亡的“7.20武斗”事件；他曾因前妻安娜和下級駱正的舉報被審查而影響了升遷，“文革”中又因兩人的“大字報”被作為叛徒內奸嫌犯收監審查，三年后被“解放”出來，就對安娜和駱正進行報復，使安娜被扣上“英國間諜”的帽子逮捕入獄，使駱正被免職并且在“四人幫”垮臺后也被關進了監獄；“改開”后，他作為“思想開明的老干部”被重用，大刀闊斧地進行“改革”，同時也“大刀闊斧”地搞腐敗，其中之一是動用國家財政給革命老區的撥款在東江南湖邊給老干部修建了幾十套別墅，為此還強迫一所小學校從南湖邊搬遷；晚年，他在老家宗祠里看見赫然在列的父親的牌位時，內心產生了強烈的負罪感……（以上內容來自于《變節者和革命者——《黑與白》人物論之宋乾坤、駱正》一文，網址為https://weibo.com/ttarticle/x/m/show#/id=2309404948150615147189&_wb_client_=1）

　　可以看出，“老革命”宋乾坤不是個真正的背叛反動剝削階級家庭的革命者，不是真正的有覺悟的共產黨員，而是個摻入革命隊伍追求個人私利的投機分子。小說中通過宗達的指控列出了他的叛變嫌疑，但并沒有把他設定為證據確鑿被黨組織定性了的叛徒，然而，從他帶著對父親“奪愛”之仇加入革命隊伍的投機性，以及解放后種種劣行，讀者完全可以判定他確實曾為了個人私利出賣過首長和黨的領導機關，只不過因為某種原因沒有成為向敵人輸送情報的潛伏特務。

　　宋乾坤這個文學人物形象在以前的文藝作品中還沒有出現過，它深化了革命和革命中的人之復雜性，反映出《黑與白》這部小說對真實生活提煉的濃度，對革命歷史思辨的深度，和對復雜人格描摹的厚度。

　　文學源于生活。不知道小說作者塑造“宋乾坤”這個文學人物的生活來源是哪個人或者哪些人，但這個人物形象令人聯想到歷史上的張國燾。

　　提到張國燾，一般人都知道他于西元1938年叛變投靠國民黨的事實，但實際上這是他的第二次叛變，在此之前的西歷1924年5月，他在北京被北洋政府京師警察廳逮捕后因貪生怕死而出賣了李大釗等大批共產黨人和黨的機關。（萬仁元：《關于張國燾1924年被捕和叛變的記載》，《歷史檔案》西歷1981年2期 ）出獄后他隱瞞變節劣行，繼續混跡于黨內達十四年之久，而變節發生的二十六年后，中共中央才由于西元1951年北京市政府清查北洋政府檔案時發現張國燾的供訴材料而了解到事實真相。（可以想見，這一事實發現后在黨內較高層級中進行了傳達并引起震驚，更增強了對黨內隱藏著類似變節分子的警惕，四年后潘漢年隱瞞曾與漢奸頭子汪精衛會面的事暴露，在沒有獲得他變節的確鑿證據的情況下對他進行了比較嚴厲的處罰，應該就有這種警惕心的因素。）

　　從目前可知的歷史資料來看，張國燾自出獄到西元1938年叛逃為止的十四年間，沒有被北洋京師警察廳控制而向它提供情報，也沒有被國民黨政權利用為內奸，這可能是當年的北洋政權正內外交困而無暇于此，控制了北京后的國民黨政權則混亂顢頇而沒有發現有關張國燾的可資利用的材料。不過，歷史事實已經表明，西元1938年之前的十四年間張國燾對中國革命造成的損害，比一般被敵人控制的內奸更嚴重——在這方面，他就是真實的職位更高的“宋乾坤”。

　　兩次叛變的卑劣行為表明，作為中共一大代表之一的張國燾，本質上并非真正的革命者，而是個投機分子。如果說，張國燾在參加北京學生運動時、建黨活動中和黨成立初期，其投機性之中還摻雜著些許青年人的愛國熱情，則西元1924年被捕變節后，他就完全是只追求個人私利的投機分子了——從一些史料可以看到，西元1924年前他曾為一些方針政策（比如共產黨員是否可以加入國民黨）與共產國際代表和陳獨秀激烈爭辯，變節出獄后，他就基本上唯蘇聯和共產國際指示的馬首是瞻了（比如“中山艦事件”后按照蘇聯顧問的要求不贊成反擊蔣介石，南昌起義前夕根據共產國際代表的意見曾試圖阻止按時發動，在鄂豫皖蘇區依據蘇聯和王明的指示變本加厲大搞“肅反”）。

　　關于張國燾在鄂豫皖蘇區搞的殘酷“肅反”，現在一般說法是由于執行共產國際的錯誤指示，加上張國燾人品惡劣。但鄂豫皖蘇區“肅反”造成的損失特別巨大，這除了主持者張國燾原本的投機人格使然外，恐怕還與其變節后產生的變態心理有關：對黨組織可能發現自己變節行為的擔憂，對那些革命堅定、忠誠于黨的蘇區領導人的嫉恨（為此殺害許繼慎、曾中生等），對通過大范圍的“肅反”排除異己、攫取蘇區黨政軍大權以獲得自身安全和心理安慰的希求。他在長征中企圖以軍力脅迫中央，以及后來違背中央要求，擅自命令四方面軍主力西渡黃河造成“西路軍”，都是其投機者人格和變節者心理的惡果。與此類似，小說《黑與白》中的宋乾坤出獄后，在領導地下工作中實行容易引起暴露的“主動出擊”的過“左”方針，解放后一味企求高位、生活糜爛，“文革”中轉移斗爭方向挑動武斗、打擊報復忠誠正直的干部，“改開”后推行損害人民群眾的“改革”、貪污腐化等等，顯然也是投機者人格和變節者心理的反映。

　　宋乾坤和西元1938年公開叛逃之前的張國燾，與那種變節后投入敵人陣營或按照敵人指派回到革命陣營收集情報、進行破壞的叛徒不同，他們沒有明確的政治目標，其行為，無論是破壞革命或是有益于革命，都只是為了個人利益。革命過程中的錯誤，有一些顯然就是他們這類人出于鞏固、提高自己權位的目的而造成的，比如鄂豫皖蘇區的“肅反”、長征中一、四兩個方面軍的分裂主要是張國燾造成的，“文革”中東江省的武斗則是宋乾坤轉移運動方向的惡果。

　　白居易有詩云：“贈君一法決狐疑，不用鉆龜與祝蓍。試玉要燒三日滿，辨材須待七年期。周公恐懼流言日，王莽謙恭未篡時。向使當初身便死，一生真偽復誰知？”他認為通過較長的時間能夠辨明“周公”“王莽”、好壞真偽。張國燾隱匿十四年后露出“王莽”面目，印證了這個“白居易定律”，“王莽”宋乾坤以“老革命”的身份死去得享榮耀后事，卻又否定了這個“定律”。怎樣才能辨明過去和現在的“宋乾坤”們？值得人們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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