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紀初寫的一篇簡短的書評。近期日本政府決定將核污水排海，又喚起當年福島核事故的記憶。事故被列為與切爾諾貝利事故同樣等級，但周邊受影響群眾至今尚有數萬人得不到安置。后者發生在蘇聯解體的前幾年，生產資料公有制和計劃經濟尚存，當時的蘇聯政府得以全力遏制事故發展，并且迅速在附近擇地建造了一座新城來安置居民。這當然不是因為蘇聯官僚特別“善良”，而是——用老話說——體制原因。
資本主義復辟以前，受體制所限，不管上層官僚如何奢侈，但得到的利益有限，復辟后葉利欽家族聚斂數百億美元的財產，或是寡頭們為自己打造數億美元豪華游艇之類的事，是舊體制下的官僚所不敢夢想的……這就是統治者走資的動力。
來自上層的革命
——蘇聯體制的終結
〔美〕大衛·科茲 弗雷德·威爾著
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2002年7月第1版
臺灣詩人鄭愁予有一首詩，寫蘇聯紅旗落地之時，沒流一滴血（十月革命卻是真槍實炮的戰斗）。言外之意：共產主義是殘酷和不人道的。就詩論詩，它只觸到了事情的表面特征，雖然是一個重要特征。詩人局限于他的人道主義立場因而不可能了解：“不流血”只因為那是一場政治革命，來自上層的革命。
“來自上層的革命”（或自上而下的革命）即不觸動社會基礎的革命，簡言之，政治革命，而非社會革命。社會革命“是人對非人生活的抗議，因而采取了整體觀點。”它必然同時是政治革命。而超離社會基礎的政治革命僅僅是個別的階級、階層或集團爭奪政治權力的斗爭，其結果是：“靠著犧牲社會本身的利益，在社會上組織了一個統治階層出來。”（馬克思《論猶太人問題》）
具體地說，蘇聯體制的終結，包括聯盟的解體，是合乎蘇共官僚集團利益的選擇，而非勞動人民的意愿。這是《來自上層的革命》一書的主要結論之一：
“大部分身居要職的黨—國精英，以及其他重要的官方組織，從擁戴社會主義轉向了擁戴資本主義。……他們認識到從社會主義轉變成資本主義能使他們變得更加富有。”
“威爾私下結識了許多蘇聯知識分子和社會精英，這些人大多玩世不恭。……我們的結論是，蘇聯體制的瓦解，不是源于與經濟崩潰一道而來的群眾暴動，而是源于其自身的統治精英對個人利益的追逐。”
本書的另一重要結論是：“讓蘇聯走到盡頭的，是一種特殊的社會主義類型——即那種非民主的、強制性的、經濟組織高度集中的社會主義。”它取得了一定成就，在沒有導致嚴重的貧富分化的情況下實現了快速的工業化。“但它離馬克思和歷代西方社會主義者所想象的全民擁有和控制社會生產組織的體制太遠了。”
其實，俄國革命家托洛茨基很早就給蘇聯官僚下過“玩世不恭”的定義，并且指出，此種變質的社會主義國家，除非通過來自工人階級的政治革命以達到真正的社會主義，否則就會通過反革命走上資本主義道路，因為“特權若不能傳給子孫，就只有一半的價值”。
1991年5月對俄羅斯歐洲地區展開的“民意調查結果表明，大多數人支持民主社會主義。……只有不到1/5的人說他們喜歡那種相對無管制的資本主義。”（亦所謂自由資本主義）。P183
可見，選擇走市場經濟和資本主義道路的并非蘇聯的勞動人民，而是整個官僚階層和知識份子階層。紅旗落地之后，正是原先的統治集團和改革后的新富通過將國營企業私有化、官商勾結而大發橫財，控制了國家的經濟命脈，占據政治前哨，全面操縱傳媒和輿論，從統治集團上升為統治階級。于是，“不流血”的政治革命迅速轉化為社會反革命。
然而，這場革命的“不流血”，卻有賴于工人階級在政治上的迷惘、麻木，和消極態度，這不僅緣于幾十年來的政治高壓，還緣于生活水平的逐漸上升，以及工人相對較高的社會地位——就業、收入、免費教育和福利保障，跟上級討價還價的能力，等等。但這些還算不上社會主義，因為，工人階級并不擁有對國家財產的控制權，產品分配權，充分的政治自由和權利，他們遠不是社會的主人。
《來自上層的革命》對蘇聯體制、戈爾巴喬夫的改革、休克療法的前因后果都有著極為詳實而精到的分析，但是，對舊體制的批判并沒有使作者掉進社會主義已經失敗或歷史終結之類的陷阱。作者沒有像那些戴著主流意識形態墨鏡的知識份子那樣，泛泛談論獨聯體的政治、經濟、戰爭，僅僅著眼于政權更迭，或是嘆息俄羅斯之淪為二流國家，卻幾乎不曾關心過蘇聯勞動階級每下愈況的命運。相反，在全書結尾處他們寫道：“蘇聯建設社會主義的經驗及其破滅的最重要的教訓是：我們不是處在社會主義挑戰資本主義的終點，而是處在這一挑戰的開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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