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選編注釋

　　本文是張聞天在晉陜農村調查結束后寫給中共中央的一篇總結報告，毛澤東閱后于9月29日批示中央“各同志閱”。1982年9月23日中共中央書記處研究室編輯的《調查和研究》第132期首次刊印了這篇報告，并加了編者按，按語說：“張聞天同志四十年前寫的這篇文章，在實踐的基礎上，精辟地論述了我們共產黨人對于調查研究應當采取的基本態度，和進行調查研究的基本方法，今天仍然有很大的現實意義和指導意義。”同年11月16日《光明日報》摘要刊載了這篇報告。1985年出版的《張聞天選集》按手稿收錄了全文(略有刪節)。

　　一、出發經過

　　我同幾個同志于去年(一九四二年)一月二十六日從延安出發。

　　從二月十八日起至四月十二日止，為在神府[1]縣直屬鄉賀家川調查時期，整理出的材料有《賀家川八個自然村的調查》[2]。

　　從四月二十二日起至九月十日止，為在晉西北興縣高家村區調查時期，整理出的材料有《碧村調查》(此外還有十三個自然村的調查材料，是別的同志寫的)及《興縣十四個自然村的土地問題研究》(大綱式的)。

　　從九月二十六日起至十一月二十一 日止，為在警備區[3]米脂縣楊家溝村的調查時期，整理出的材料有《楊家溝地主調查)(此外還有劉家峁、高廟山二村地主的調查，是別的同志寫的)。

　　從十一月二十三日起至十二月二日止，為在米脂城內調查時期，搜集了一些材料，沒有整理出。

　　從十二月十日起至一九四三年一月十五日止，為在西川[4]、雙湖峪[5]市鎮鄉調查時期，搜集有雙湖略市鎮鄉各花戶[6]經濟狀況及公糧材料，未整理好(附帶調查有張家寨子戶地[7]材料、馬蹄溝鹽灘[8]材料、徐家溝炭窯材料及西川各區地主材料，均未整理)。

　　從一月十八日起至二月二十四日止，為在綏德市調查商業的時期，搜集的材料，尚未整理。

　　一九四三年三月三日，回延安。

　　今將一年來調查工作過程中一些經驗教訓擇要寫在下面，作為本人向中央一年余工作的報告。

　　二、打破教條的囚籠

　　這次出發使我深切的感覺到，我知道中國的事情實在太少了。到處看到的東西，在我都是新鮮的、生疏的、不熟悉的。必須經過一番請教之后，我才能認識它們，同它們交起朋友來，但這些東西，又是如此的生動活躍，變化多端，如果我不同它們保持經常的接觸，緊跟著它們，它們又會很快的前進，把我遠遠的拋棄在它們的后面。同時一切事實又如此明顯的告訴我，如果我們不去認識它們，熟悉它們，了解它們的動向，我們決然不能決定我們的任務與政策，即使馬馬虎虎的決定了，任務仍然無法完成，政策也無從實現。

　　沖破了教條的囚籠，到廣闊的、生動的、充滿了光與熱的、自由的天地中去翱翔——這就是我出發歸來后所抱著的愉快心情。

　　不再空談“理論與實際的聯系”，首先要自己聯系起來試試看；不再空談“以馬列主義的立場與方法來研究中國的實際”，首先要自己做一點這類“研究”的小榜樣試試看。我想，這也許比一切關于這類辭句的空談的作用，要大的多！

　　我想，我這次所走的途徑，或許是改造像我這類知識分子出身的老黨員所應該遵循的途徑吧。這就是說，首先應該徹底擊破阻止他們走向實際的思想壁壘，如關于“知識分子”與“理論家”之類的錯誤思想，然后使他們在行動上真正同實際、同群眾接觸起來，使他們不僅在思想上，而且在切身經驗上體驗到毛澤東同志所指出的方向的正確，決心來一個徹底的自我改造。

　　延安一年來的整風運動，已經做了第一步的工作，現在必須以第二步的工作來充實第一步，沒有第二步，第一步的了解是不會深刻的。

　　三、從實際出發

　　在過去，我從未懷疑過我是一個唯物論者(我主要是指歷史唯物論)。因為我覺得，既然我已經承認了馬列主義關于唯物論的一切原則，我當然是唯物論者無疑了。然而一年來的經過，使我對于我過去是否是一個真正的唯物論者這一點，發生懷疑了。因為粗枝大葉、夸夸其談、自以為是的作風，決不能認為是一個真正唯物論者的作風。相反的，這正是三觀主義唯心論者的特點。所以我的自我改造，還得從做一個真正唯物論者開始。

　　要做一個真正的唯物論者，首先必須承認，我們的一切工作必須從客觀的實際出發，而不能從主觀的愿望出發。這當然似乎是誰都知道的普遍真理，然而真能在一切實際行動上這樣做的，卻并不很多。客觀的實際雖是天天在我們的面前出現，要求我們尊重它的存在，承認它的統治地位，然而我們卻偏偏來個“熟視無睹”，不肯去理會它，甚至根本不承認它。但是客觀的實際，并不因為我們的“熟視無睹”，我們的不理會或不承認而消極退休。相反的，我們愈是不理會它，愈是不承認它，它愈是積極的同我們搗亂，使我們到處碰釘子，到頭來只弄得我們頭破血流，家破人亡。

　　我們在很久的時期內，簡直像一個天真爛漫的小孩子一樣，受了這許多痛苦，還不知道這釘子從何而來。只在經過許多犧牲與損失之后，經過毛澤東同志許多次的指出以后，我們才開始覺悟到，這釘子是客觀的實際的釘子，如果我們再不理會它，再不承認它，我們就有亡國滅種的危險。

　　于是去年來毛澤東同志反對主觀主義、教條主義的號召，才得到全黨有力的響應。馬克思主義的唯物論的最普遍的真理，我們中國黨仍然是支付了極大的代價，才把它接受過來的。可見，我們主要的不是從書本上接受馬列主義，而是從實際經驗中，從錯誤中把它接受過來的。

　　既然我們必須承認，我們的一切工作必須從客觀的實際出發，那我們就必須好好的尊重它的存在，承認它的地位，向它畢恭畢敬，老老實實，而決不能目空一切，自高自大，調皮搗蛋。真正做一個唯物論者，對客觀的實際只能有這樣的態度，不能有別的態度。

　　同時，要做一個真正的唯物論者，還必須承認，只有正確的認識了這個客觀的實際之后，我們才能提出改造這個實際的正確意見。這個簡單的普遍真理，要求我們對于客觀的實際必須有詳細的調查研究，而決不能粗枝大葉，自以為是，夸夸其談。

　　任何偉大的天才，對于任何事物，即使是非常細小的事物，在經過一番調查研究以前，是決不能發表任何正確的意見的。那么像我們這類普通的人才，怎能在經過一番調查研究以前大發議論呢？！關于一件事物的許許多多的議論，無數篇的文章，無數次的講演，在對于這件事物做過真正調查研究以前，除了浪費精力、財力外，究竟還有什么價值？！許多問題的爭論不決，鬧不清楚，許多事情的辦不通，辦不好，歸根到底，還不是由于我們對于這個問題沒有做過一番切實的調查研究，因而找不到共同承認的真理而造成的嗎？！

　　所以真正的唯物論者，不論在發表意見時，不論在決定問題時，必須采取經過調查研究的，實事求是的，知之謂知之、不知謂不知的，小心謹慎的老實態度。真正的唯物論者，決不能有其他的態度。主觀主義者不是從客觀實際的調查研究中得出結論，而是從個人的腦筋中任意抽出感想，所以粗枝大葉、自以為是、夸夸其談，就必然成了他們的特性。客觀的實際如果對于他們有什么關系的話，那只是在于他們可以從中找出許許多多“事實”來證明他們的意見的正確罷了。黨內有許許多多的報告，就是先做了“結論”或“總結”，然后列舉“事實”做證明的。這類意見的必然破產，是毫不足怪的。

　　所以一個真正唯物論者的起碼態度，就是一切工作必須從客觀的實際出發，必須從認識這個客觀的實際出發。一個共產黨員是否是真正的唯物論者，不僅在他口頭上是否承認或宣傳唯物論的普遍原則，而主要的要看他在實際行動上是否真能這樣做。整頓三風，對于一個共產黨員是否有了實際的效果，也可以拿這個標準加以測量，他可以滿口的反對主觀主義、教條主義、黨八股，然而如果他不能以實際出發來辦理一切事情，那他的三風仍然不能稱為“正風”的。

　　主現主義、教條主義曾經使我們犯了無數的錯誤，使我們受到過極大的損失，如果我從這里能夠得到什么教訓的話，那就只有無情的同主觀主義、教條主義做堅決的斗爭，把自己的一切工作，放在堅固的唯物論的基礎之上。

　　四、調查研究是從實際出發的中心一環

　　要從實際出發，要認識實際，其基本一環，就是對于這個實際的調查研究。沒有這一基本工作，一切關于從實際出發、要認識實際一類的話，仍然只是毫無意義的空談。

　　調查研究工作，不論對于領導者或被領導者，都是絕對必要的。像前面說過的，一個領導者，如果他對于當前的具體情況沒有精密的調查研究，他就無法提出正確的任務。這正像一個軍隊的指揮官，如果他對于當前的各種情況沒有精密的調查研究，他就無法決定作戰的命令。這已經是很明白的了。

　　但一個領導者，在正確的提出任務之后，是否可以不再需要調查研究，讓事情自己發展下去，所謂自流的發展下去呢？當然是不可以的。然而我們常常在任務提出之后，就以為萬事大吉，不再過問，只是到了一定時期之后，才照例召開一個檢查會議，或總結會議，照例的檢查一下，總結一下工作。但是，正因為我們平時對于運動發展的實際情況缺乏詳細的調查研究，所以我們在檢查會議、總結會議上，也就提不出新問題、新辦法，以推動運動的繼續前進。至于在會議前后，給下級以經常的具體幫助者，那就更少看見了。

　　因此，許多工作的檢查總結，常常是照例的、形式的、死板的、沒有內容的，空談的，因而也很少結果的。這正好像一個軍隊的指揮官，只發出了作戰的命令，而沒有根據各種變動著的情況來進行不斷地作戰指揮。這種正確的作戰指揮，對于一個戰役的勝利，是一個重要的、有時是決定一切的因素。

　　所以一個領導者，不但在決定任務之前須要做一番精密的調查研究工作，即在正確的任務提出以后，也仍然需要不斷的調查研究。一個好的領導者，不但須要對于一件事情有正確的原則的領導，而且還須要作戰指揮一樣的行動的領導。只有把原則領導與行動領導結合起來，我們才能把這種領導稱為具體領導。這種具體領導，不以精密的調查研究工作做基礎，是決不可能的。這種作戰一樣的行動的領導，在我們黨內有特別強調的必要！

　　在被領導者方面，在接受了上級規定的任務之后，在執行任務時，是否可以對于當時當地的情況不進行調查研究呢？當然也是不可以的。因為他不能在接受任務之后盲目亂干一氣，而必須考慮一番，如何執行任務，才能不脫離群眾，不違反政策。一個被領導者，不但對于上級所給與的任務應有清楚的認識，有完成任務的決心與勇氣，而且還須要有不脫離群眾、不違反政策的完成任務的具體辦法，而這，沒有對于當前情況的調查研究，也是不可能的。這正好像一個戰斗的部隊，在以自我犧牲的精神堅決執行上級命令時，仍須不斷偵察戰斗情況，以便適時的改變自己的戰斗形式與組織形式，以爭取勝利一樣。

　　事實證明，一個任務可以用兩種不同的相反的方法來完成。一種方法是不問實際情況的，死板的，強迫命令的，脫離群眾的，違反政策的。一種方法是根據實際情況的，靈活的，發動群眾積極性的，執行政策的。說用前一種方法不能完成任務，是不合實際的，但是只問任務完成與否、不問任務如何完成的觀點，是不足為訓的。我們要完成任務，但只有拿后一個方法來完成任務，才是我們所擁護、所贊成的。不了解當前情況的人，是不能用這種方法來完成任務的。

　　所以不論是領導者或被領導者，都必須把調查研究工作作為自己的一切工作的基礎。

　　中國社會的復雜性，其發展的不平衡性，在全世界是少有的。即以陜甘寧邊區來說，有警備區與老邊區之分，有土地革命地區與非土地革命地區之分，有中心地區與邊界地區之分。所以，上級的決定，必須很好的估計到這些不同地區的特點，使決定帶有原則性。下級執行上級決定時，必須估計到本地區的特點，使決定帶有具體性。只有這樣，才能使上級的原則決定，在各種不同的地區內能夠具體執行，而使領導者與被領導者能夠步調一致，和諧的合拍的前進，這沒有雙方深入的調查研究工作做基礎，是不可能的。

　　所以，調查研究工作，不是什么一個時期的突擊工作，也不是只在工作的某一階段才需要的工作，也不只是對于某一種人才需要的工作，這是一切工作的基本，是貫穿在全部工作過程中的基本工作，是全部工作中最重要的有機組成部分，是一切工作者都需要做的工作。調查研究工作做的是否充分，是決定一項工作成敗的主要關鍵。一個共產黨員只有在實際行動上能夠把這個工作當做自己一切工作的基礎，他才算是一個真正的唯物論者，他的整頓三風才算有了實際的成效。

　　五、在實際中和在群眾中審查工作

　　馬列主義者均得承認“實踐是真理的標準”這一普遍的真理。這就是說，我們的一切意見、決議、辦法的是否正確，必須要在實踐中找到證明。實踐中證明做不通的，或找不到證明的東西，不論說的如何動聽，或如何“偉大”，我們必須認為是無用的、有害的東西，決然加以拋棄。反之，在實踐中證明做得通的，不論說的如何平淡無奇，如何“不足道”，我們必須認為是可靠的真理，加以抬舉與尊敬。這就是說，我們必須在實際中、在群眾中，審查我們的工作有無成績，有何優缺點。

　　我感覺到，我們的工作審查，常常偏于在上層，在辦公室里，在工作報告上，在會議上，因此常常是片面的，空洞無內容的，吃力不討好的。正像上級決議向下傳達時常常不斷的打折扣，到最下層只剩下一個赤裸裸的數目字一樣；下級把實際情況逐級向上報告時，也是不斷的打折扣，到最上級時，常常只剩下幾條硬化了的結論了，而這些結論，或者毫無內容可言，或者有點內容而毫不可靠。因為下級同志向上級做報告時，往往只選擇他認為是特別要緊的東西，往往是從他的了解做出的結論，而真正重要的東西，真正寶貴的經驗教訓，卻往往被他棄了。

　　我有過無數的經驗：常常我們認為十分重要的材料，下級同志卻認為不重要；我們認為不重要的，他們卻長篇大論的敘說。我參加過很多的會議，聽過很多這樣的報告，報告人可以說到他們如何開會，如何傳達，如何布置，到會人數，發言人數，以及“經驗教訓”等許許多多的話，然而實際材料卻是很少，實際問題究竟在哪里卻是無法知道。這類報告再經過許多次的傳達、討論、總結，就變成什么也沒有的空話了。但人力、精力、物力的浪費，卻是不可計算的。

　　偏重于這樣的審查工作，甚至把這樣的審查當作審查工作的唯一方式，實是脫離實際、脫離群眾的領導之所由來。這種領導因此常常不能不是主觀主義的、官僚主義的、形式主義的，其表現形式，也不能不是黨八股的、老一套的。

　　但是如果我們能夠在實際中，在群眾中，即在決議執行的地方，按決議實際執行的結果來審查，那情形就會大大的不同：在機關審查中糾纏不清的、顛三倒四的問題，一到這里會豁然開朗起來；在機關審查中死氣沉沉的、悶人的空氣，一到這里會生動活躍起來。因為決議的真正變為實際行動是在這里，而不在機關里。決議的真正執行者是廣大的群眾，而不是少數機關工作人員。決議的真正實行是在緊張的斗爭環境中，而不在和平的討論中。正像斯大林所說的，工作人員的優缺點，執行機關的優缺點，決議本身的優缺點，在這種審查中，就會清楚地看出來。

　　所以每一個做領導工作的同志，經常的保持同實際、同群眾的聯系，抓住一個典型的村或鄉或一個市鎮進行深入調查研究，同最下層的干部與群眾舉行會談，實是絕對必要的。這里他可以得到最直接、最可靠的材料，這是一個又簡便、又生動、又實際的辦法。只要每個領導者懂得使用這個方法，我們就可以轉變我們上層審查工作中的一切缺點，而使上層審查也變為有內容的、生動的，有實際效果的，上層審查不是不需要，但必須以下層審查作基礎，才有意義。所以在黨內，雖是自上而下與自下而上的審查均有必要，但自下而上的審查，我以為在今天必須強調。

　　過去毛澤東同志常常告訴我，做事情要親自動手，出一身汗才做得好。我過去對于親自動手，只是了解為親自看文件，親自同高級干部談話，親自參加工作討論會，沒有了解應當親自接觸實際、接觸群眾、接觸最下級的干部。而正是后者，是親自動手的主要意義。

　　過去毛澤東同志常常告訴我，他有時對于一件事情，感覺到毫無主意，感覺到沉悶，但一同實際接觸，一同群眾與下層干部接觸之后，主意就出來了，人也感覺得松動了。他的這句話，我到今天才算多少有了一點了解。不在實際中、群眾中審查工作，是很難有什么可靠的主意出來的。

　　過去我以為要同實際、同群眾接觸，一定要出發得很遠，其實未必如此。我們是生活在實際中，在群眾中，只要有決心去同他們接觸，我們是可以到處找到他們的。不愿同實際、同群眾接近，熟視無睹，才是我們脫離實際、脫離群眾的基本原因。

　　把我們的工作同群眾、同實際結合起來，應該是我們全黨的戰斗任務。

　　六、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調查研究

　　馬列主義教導我們：由生產力與生產關系所結合成的社會生產，是一切政治的、法律的、文化的、藝術的、宗教的物質基礎。所以，“從實際出發”，首先應該是從生產力與生產關系所結合成的社會生產狀況出發。所以調查研究的首要對象，也應該是生產力與生產關系。但這方面的調查研究，正是在我們平常工作中最被忽視的。

　　我們可以天天高談“改善群眾的生活”，“堅決執行階級路線”，然而對于自己所在地群眾的生活，群眾中的階級關系，卻可以毫不調查。我們可以登記某一個士紳的政治態度、政治意見，稱他為中間派或進步分子，然而對于此人的經濟地位、階級地位，卻可以毫不調查。講“一打一拉”，而不知打誰，拉誰；講減租減息，而不知租佃關系、借貸關系是什么；講發展生產、春耕秋收，而不知如何生產，如何收獲。這種態度，顯然是非馬列主義的。我們在工作中鬧的許多亂子，許多笑話，也就出在這里。顯然的，沒有這種社會生產狀況的調查研究，任何階級路線與階級政策的執行，是不可能的。

　　也許有人以為，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調查研究，是很神秘、很困難的。其實，這種調查，既不神秘，也不怎樣困難，只要我們肯動眼、動口、動耳、動手、動腳，我們就會在這方面得到成功。因為，我們現在是生活在群眾中間，老百姓們如何生產，他們在生產間的關系如何，是我們到處可以看到、天天可以看到的最平常、最普遍、最大量，而且千萬次反復著的東西。

　　但是正因為這些東西太平凡了，太普遍了，太常見了，所以我們常常容易把它們忽略過去。特別是我們這類知識分子，常常喜歡“昂首向天”，在天上的星星中間尋找世外的、奇異的“理想”，面對于這些事情，則簡直看不起，認為太卑鄙、太功利、太平淡無奇，以致采取漠不關心、熟視無睹的態度。我們不了解這些最平凡、最普遍、最常見的事情，是牽連到千千萬萬人民生活的事情，一切偉大的理想，如果同這類事情脫離了關系，那是一個銅錢也不值的。

　　馬克思、恩格斯對于人類最偉大的貢獻，完全不是在于他們發現了什么天上人間少有的，奇怪的東西，而正是在于他們發現了這類最平凡、最普遍、最常見的東西。他們發現了：人們要生活，必須吃飯穿衣，而要吃飯穿衣必須使用一定的工具來生產，這種生產使人們之間發生了一定的關系，這種關系叫生產關系，是社會的經濟基礎。試問這種理論不是最平凡、最普通的嗎？然而其偉大也正在此，因為他所要解決的正是千千萬萬人民的生活問題。

　　說來也很奇怪，我們常常可以在腦筋中裝進很多海外奇談，以及小廣播上聽來的新聞，但在解決實際問題時卻很容易把群眾中的這些最普遍、最平常，但又是最重要的東西忘記掉。這在脫離生產太久的、脫離群眾太久的知識分子，特別如此。但不論解決任何問題，如果我們一忘記或只是不很重視這些問題，那亂子就會出來的。

　　農民出身的干部，一般都是熟知農村中的生產情況及階級關系的，但他們常常以為這些材料是上級不需要的，或者以為這些材料同他所要完成的任務是沒有關系的，因而也常常不很重視這些問題。這無疑的，是主觀主義領導的惡果。

　　各級領導機關與領導者，必須首先熟知當地民眾的生活情形，熟知生產上的一切問題，熟知各階級間的關系，了解各階級間的矛盾究竟在哪里，明確知道自己是站在什么階級的立場之上，斗爭應該向著什么階級進行。不明了這些情形，掌握政策是說不上的。

　　如果我們在農村中工作的同志，都能調查清楚土地的種類，各種土地的質量，一坰地有好大，每坰地案要好多布袋糞、好多種籽，需要幾多人工、牛工來耕種、鋤草、收割，何時耕、何時種、何時鋤草、何時收割，每坰地能打多少糧食等等，以及誰是地主，誰是富農、中農、貧農、雇農，誰是二流子，調查清楚他們相互間的各種關系，如租佃關系、借貸關系、勞動互助關系等等，以及他們間的各種斗爭形式等等問題，那我們的事情就好辦得多了。

　　必須特別指出，幾年來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使我們常常把馬列主義最基本的原則，即階級斗爭的原則，置之腦后了。很多同志，甚至高級干部，不知道如何劃分階級，不知道階級斗爭采取些什么具體形式，不知道以階級斗爭觀點來分析形勢，不知道黨派斗爭中階級斗爭的實質。這是好大的危險呵！

　　七、著重典型

　　調查研究中一個重要的問題，是關于典型的問題。我們的時間與精力都是有限的，我們不能把所有的事物都一件件調查研究清楚，而且事實上也無此必要。我們的辦法，就是在同一類事物中選擇典型來調查研究。

　　比如我們調查邊區的農村，我們不必調查邊區的每一個農村，我們只要調查一些典型的農村就可以了，如經過土地革命地區的農村與未經土地革命地區的農村，川地的農村與山地的農村，中心地區的農村與邊境地區的農村，同姓的“父子村”與異姓的雜居村。如果能夠真正把幾類典型的村子調查清楚了，那對于邊區的農村也就能得到具體的了解，這正像我們對于人體生理只要解剖幾個人的身體就可了解，不必把所有的人都加以解剖一樣。解剖所有的人不但不必要，而且也是不可能的。就如馬克思研究資本主義，也不能把所有國家的資本主義都加以研究，而不能不以英國的資本主義為典型來研究。

　　我們過去的調查，常常是走馬看花式的一般的調查，調查的事物雖然很多，但常常是表面的、空洞沒有內容的、不深刻的。這種調查，可以列舉某類事件的許多現象，但并不深入其內部，發現其內部的運動規律。從這種一般的調查而得出的一般的結論，照例是不能正確的提出問題與解決問題的，而且這種一般的結論，結果不能不變為老一套的黨八股，只能為夸夸其談者供給資料。

　　典型的調查研究則不然。它對于一件事物雖是花費的時間比走馬看花式的要超過許多倍，然而它看得深入，看得透徹。它能夠發現該事物內部的運動規律。而從這種典型研究中所得出的規律性，對于同類事物卻帶有極大的普遍性，可以成為了解同類事物的指導原則。這在我們一年來的調查工作中，已經完全的得到證明了。

　　所以，馬列主義告訴我們，真理必須從具體事物的具體研究出發而得出。普遍的東西，決不會在單獨的東西之外，脫離單獨的東西而存在；普遍的東西，實際只是單獨的具體事物的質、屬性、本質而已。這就是說，真理是個別與普遍的統一。

　　列寧說，“真理總是具體的”[9]。對于這句話，我過去的了解是抽象的、概念的，因此實際上是不了解的。因為如果真正的了解了這句話，那我們追求真理的工作，就得從具體事物的調查研究出發，而決不會粗枝大葉，漫畫式的了解問題了。

　　當然，這并不是說，從某一事物典型研究得出的結論，可以概括同類事物的一切特性，因此可以把這一結論硬套在一切其他同類事物的頭上。這只是說，從典型研究中得出的結論可以成為一個有力的思想武器，成為研究其他同類事物的原則指導，其他同類個別事物的具體解決，仍須對該事物做具體的研究。比如馬克思《資本論》的原理，可以成為研究中國資本主義發展的原則指導，但決不能以他的公式硬套在中國資本主義的頭上，中國資本主義發展的特點，是必須加以單獨研究的。

　　再舉一個眼前明顯的例子來說明這一點。比如關于陜甘寧邊區農村階級關系的動向問題，西北中央局應該根據幾個典型農村的調查研究，得出全邊區農村階級關系內一般動向的結論。這個結論拿到警備區地委，是否可以機械的運用到警備區的一切農村呢？不能夠的。它只能以西北中央局的結論為原則指導來研究警備區幾個農村的典型，指出警備區農村階級關系發展的特點。這樣一直到鄉的支部，上級的結論只能成為下級的原則指導，下級的具體情況仍須加以單獨的具體的研究。這樣，才能稱為領導的原則性與具體性的統一，這就是從個別到一般，再從一般到個別的一個完整的認識運動的過程。

　　在研究典型中應該注意的一點，即關于典型的選擇問題。最好的典型，應該是最能做同類事物的代表的具體事物。典型選擇得愈好，則其得出的結論就愈帶有普遍性，當然例外仍然是有的。但要選擇這類的典型，如果對于這類事物沒有一般的了解也是不可能的。故對于一類事物的一般的了解仍然是需要的，但這種了解也要有先前深入的典型的研究做它的基礎。

　　八、分析與綜合

　　在選擇好調查研究對象之后，調查研究工作的主要方法是分析與綜合。從感性方面得來的關于調查對象的統一的、籠統的印象，必須首先加以分析，加以解剖。如調查一個農村的階級關系，我們必須首先把它分解成為它的各個組成部分，分解成為各個家庭。我們的調查就先從各個家庭開始。

　　但一個家庭還只是一個統一的整體，如果我們要進一步研究，我們必須繼續加以分析，如一個家庭的人口、勞動力、土地、牲畜、農具等等，然后加以個別的調查。關于“家庭人口”一項我們仍然可以加以分析，如兒童、壯年、老年，兒童、壯年、老年又可分為男的、女的。關于“勞動力”一項，我們可以分析為男勞動力、女勞動力、全勞動力、半勞動力。關于“土地”一項， 我們如依土質來分析，可以分為山地、川地、水地，其中又可分為上中下三類：如依占有性質來分析，可以分為自種地、租入地或租出地、伙入地或伙出地[10]等等。經過這樣的分析方法，我們可以把這個農村的各個組成部分分別加以認識。

　　這是我們的思想從全體的認識到部分的認識的過程，這就是分析的過程。這種分析，是了解整個事物所必須經過的步驟。沒有這種分析，我們對于一個事物的了解，只能是籠統的，一般的，沒有內容的。這種分析方法，我們過去在工作中實在用的太少了。

　　但如果只有分析而沒有綜合，那我們得到的關于一個事物的各個組成部分的了解，就會變成孤立的、靜止的、死板的。它們不是整個事物的有機組成部分，而變成為脫離整體的獨立的東西了。這使我們對于這個事物的整體，同樣得不到了解，或者得到完全錯誤的了解。所以我們的分析方法必須要以綜合方法來補充，使我們時時記到我們分析出來的部分，是一個整體的部分，是不能脫離整體的部分。分析只是思想上的一種抽象，為研究便利暫時把部分從整體中分解出來的，這些部分必須還原到它們原來在整體中的位置，這就是綜合。所以綜合是從部分到全體，從抽象回到具體的思想的運動過程。

　　我們仍以上述一個農村的調查為例。在將一個農村分解成為許多家庭，并將各個家庭加以調查之后，我們就應把這些家庭綜合起來，這樣就可使我們知道這個村子的戶口總數，使我們知道這是一個大村子，還是一個小村子。在將一個家庭分解為人口、勞動力、土地牲畜、農具等等各個組成部分，并將這許多部分加以調查之后，我們就應把一個家庭的這許多組成部分綜合起來研究，使我們了解這是一個什么階級成份的家庭，是地主的還是農民的家庭等等。再把不同的家庭成份綜合起來，我們就可以了解這個村子所有戶口的階級成份了，如地主好多，富農好多，中、貧農好多等等。這樣，我們不但可以了解全村的總戶數，而且可以了解其階級關系了。

　　但如果我們要進一步了解這個村子的各階級間的具體關系，我們還得把這個分析與綜合的過程繼續下去。比如關于全村不同階級成份各家庭之人口、勞動力、土地、牲畜、農具的各方面，還應加以分析與綜合的研究。以土地一項為例，應該把各階級的土地占有、土地的租出租入、伙出伙入等加以分析與綜合，使我們了解全村各階級土地占有、土地租出入及伙出入的各種關系。經過對土地、牲畜、農具等各方面分別進行這樣的分析與綜合，我們就可以把全村各階級間的生產關系及其矛盾的各方面的具體表現，層層研究清楚。如果再把這些方面綜合起來，那這個村子的階級關系，就可以弄得很清楚了。

　　經過這樣分析與綜合的研究過程之后，對于這個村子的了解，已經不是像開始那樣對于這個村子的一般的、籠統的印象，而是充滿了具體內容的具體概念了。這種概念，如果在分析與綜合中不犯什么錯誤的話，那就會是這個村子在我們思想上的正確反映。

　　所以，在調查研究一個事物時，首先把這個事物分解為各個方面、各個部分，把這些方面、這些部分加以分析與綜合，得出各個方面、各個部分的規定性，然后加以全面的綜合——這就是認識這個事物的整個思想運動的過程，這就是從模糊的、籠統的具體印象到抽象，再從抽象到明確的、充滿豐富內容的具體概念之認識過程。所以，分析與綜合的方法，在調查研究中是不能分割的，它們是對立的，但又是統一的，它們是一個對立的統一。綜合面沒有分析做基礎，綜合是空洞的，表面的；分析而無綜合統一起來，分析是死板的，虛假的。在這方面，我們應該特別強調，綜合必須建立在分析之上。主觀主義者的綜合，并無分析做基礎，他們只是從許多一般的感想中，再綜合出一般的感想，這種感想當然是不能反映實際的。

　　分析與綜合的方法，不論在研究事物的現狀或歷史發展時，都必須使用的。

　　九、調查方法點滴

　　除以上所說的一些問題外，關于調查方法，可以提出談談的，有以下數點。

　　一 、在開始調查以前，應弄清楚調查的目的，即要調查的是什么事情，根據調查材料所要解決的是什么問題。

　　二、選定調查對象后，對調查對象所處環境應有必要的了解，不要把調查的東西從它的具體環境中孤立出來看。

　　三、善于同群眾接近，生活群眾化，誠心誠意抱定當群眾小學生的態度，一切不懂的事情都應好好的向他們請教。態度應不太莊嚴，使群眾害怕；也不要油腔滑調，使群眾看不起。待人和氣、親熱、自然，是最主要的。

　　四、同當地黨、政、軍、民機關取得聯系，得到他們的幫助，但應該完全獨立自主的做工作，不要依賴他們。只有親自動手得來的材料，才是比較可靠的。別人的材料，只能當做參考。

　　五、從當地群眾中的積極分子著手，同他們交朋友，從他們那里開始調查，經過他們的介紹，推廣到其他的群眾。但也不要以此束縛自己，落在少數積極分子的小圈子內。如能找到別的關系，應抓住不放。

　　六、調查方式，可以采取開調查會，個別談話及實地調查三種，適當的把它們結合起來。調查材料，能當時記錄者，即應記錄，當時記錄不便者，事后即應記錄，記憶力的可靠性不大。談話次數可不拘，總以問題談清楚為主，但談話時間，力求以不妨礙對方生產、損失對方利益為原則。農忙時的中午休息時間及夜晚時間，及冬天農閑時間，是最便利于調查工作的。談話不要采取像審問或填表格的形式，而以生動的、隨便的，但又有一定方向的“拉話”[11]為最好。

　　七、盡量搜集書面材料，如各種賬簿、契約、分家單、收條、收據、家譜、碑記等。關于過去歷史材料，平常人不易記憶清楚，以書面材料較為可靠。

　　八、發現被調查方面的各種矛盾，如階級間的、個人間的、大姓與小姓間的、老戶與外來戶間的矛盾，利用這些矛盾進行調查。如從農民調查地主，從小姓調查大姓，從張三調查李四等等。但不應只以調查矛盾的一方面為滿足，矛盾雙方均應調查，免受一方的蒙蔽。

　　九，在調查中如果發現同多數群眾有切身利害關系的問題，能經過當地黨、政、軍、民機關解決的，應幫助解決，以取得群眾對調查者的信任與擁護。這對調查工作有很大的便利。

　　十、調查來的材料，應經常加以整理。這樣可以使已有的材料更加熟悉，不足的補充，缺乏的增加，發現中間有矛盾的、不確實的，給以校正。決不要相信，初次調查來的材料就是可靠的；應該相信，初次調查來的材料常常有很多不可靠的。可靠的材料，是要經過幾次三番的調查才能得來。

　　十一、調查工作初步完成后，最好能在當地即加以研究，在研究中發現問題還不清楚的，再行搜集材料。研究工作應該緊跟在調查工作之后，而且最好就在調查的地方進行。兩者相隔太久，會使研究工作流產，因而也不能完成調查的任務。

　　十二、調查工作，不要太匆忙，以從容不迫為有利。熟悉一個地方的情形，不但需要問話，而且需要生活，需要有一定時間的考察與體驗。

　　據我個人經驗，看人家寫的、聽人家說的關于調查經驗之類的文章或講演，印象很少，大概在看過聽過之后就會忘記的。但自己親自調查研究一番之后，自己就會有點“經驗”，不大容易忘記。在自己有了一點經驗之后，再來參考參考他人的經驗，得益就多些。以上十二條，在有經驗的同志看來，是簡單不足道的，故解釋更成為不必要的了。

　　十、 堅持下去

　　接觸實際、聯系群眾的調查研究工作，我總算從去年開始了。但應該特別強調說明的是，這只是在開始。因為是開始，所以事情還需要長時期的堅持下去；因為是開始，所以調查研究出來的材料，其質量是不會很好的。

　　接觸實際、聯系群眾，這是一個共產黨員的終身事業，所以決不要夢想，以為一年半載的工作，就可使自己有了實際，聯系了群眾。任何共產黨員，即使他過去既接觸實際，又聯系群眾，只要他一旦脫離實際、脫離群眾，他就會硬化起來，走進老布爾什維克的博物館，做歷史的陳列品。那么，像我這一類共產黨員，怎么能不更加真心誠意向著接觸實際、聯系群眾的方向長期努力下去呢？！

　　顯然，這個方向沒有什么最后的止境，沒有可以停止下來、不需要再行前進的地方。這只是一個方向，而且永遠是一個方向。它沒有盡頭。但雖然如此，只要我們向著這個方向努力做去，就會有好的結果。我努力一分，就會有一分的結果；我努力二分，就會有二分的結果。這個無窮的方向，也就這樣在我的長期努力所獲得的有限的結果中，能夠被一步一步的體現出來吧。

　　這次出發，從調查研究中得來的一些材料，一些具體知識，當然就是我一年來工作的結果，但最重要的，還不在這里。最重要的，還在于我最后認識到：我以后有向著接觸實際、聯系群眾的方向不斷努力的必要，像我在上邊所說的。其次，還在于我實際開始使用了馬列主義的方法，來研究了一下中國的實際。不容諱言，因為我是開始學著射箭，所以我覺得我的箭術很是生疏。但每射一次，比著上次總覺得要熟練些。求得射箭術的進步，除實際練習外，是沒有其他方法的。一次二次是射不好的，必須幾百次，幾千次的射下去，才能射得更加熟練些，射得更加正確些。

　　所以，我并不慚愧，因為我原是一個初學射箭的人。我也并不著慌，因為我還準備長期的從容不迫的射下去。人患無“自知之明”，一旦自知了，他就會把自己放在一個適當的地位，盡他的力量，來好好的工作下去吧。

　　注釋：

　　[1] 當時陜井寧邊區的一個縣，由神木和府谷二縣部分地區組成(當時二縣縣城均在國民黨政府統治下)。解放后于1950年撒銷，劃歸陜西省神木、府谷兩縣。

　　[2](賀家川八個自然種的調查)和下面所說的(興縣十四個自然村的土地問題研究)、《楊家溝地主調查》均己收入1994年6月中共黨史出版社出版的《張聞天晉陜調查文集》，(碧村調查》以及其地調查材料均已亡佚。

　　[3] 指綏德管備區，包括陜西省的綏德、米脂、澧縣、吳堡、清澗五縣，1940年5月，上述五縣成立陜甘寧邊區綏德分區、綏德警備區同時撒消。這里和本文下面所說警備區，是沿用原來的說法。

　　[4]指陜西綏喜縣西部河川地區。

　　[5]今陜西子洲縣政府所在地。

　　[6]即戶口，舊時造戶口冊子時的用語。花，言其錯雜繁多。

　　[7]實行村公有制度的土地，因分給全村住戶耕種而得名。每隔若干年重新分配一次。

　　[8]即曬鹽的場區。

　　[9]見列寧《進一步，退兩步》(列寧選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07頁。

　　[10]都是地主出租的土地，租出地按固定租額收取地租。伙出地就每年收獲總額按成收取地租。租種和伙種是中國舊時租佃剝削的兩種主要形式。

　　[11]當地方言，意為閑談。

烏有之鄉網站特別附錄：

　　烏有之鄉網站募捐公告

　　（2023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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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今年九月，烏有之鄉將迎來建立二十周年的時間節點，期待那時我們能共同慶祝紀念。近二十年來，烏有之鄉在反對帝國主義（美西方帝國主義、霸權主義）、反對歷史虛無主義（詆毀否定毛主席和毛澤東思想及革命英烈，否定中國革命和建設的歷史道路和成就）、反對新自由主義（鼓吹市場化、私有化、買辦化、資本全球化）、反對修正主義（閹割歪曲抹黑淡化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宣傳捍衛毛澤東思想、捍衛共產黨的領導、捍衛社會主義制度、捍衛工農兵勞動人民利益、捍衛人民共和國的國家安全的意識形態斗爭中，烏有之鄉大力弘揚毛澤東思想偉大旗幟，堅持站在黨和人民的立場積極戰斗，走過了曲折復雜的艱難歷程，為下崗工人、失地農民、被欠薪民工、碼農等深受剝削和壓迫的勞動人民積極發聲，使得一些愛學習肯思考的勞動群眾及其優秀子弟從思想上政治上逐步清醒覺悟起來，讓一些積極向上的進步青年找到了人生方向，聯絡了曾經跟隨毛主席參加兩場革命的革命前輩及其優秀兒女、在毛主席生前身后都始終如一保衛毛主席捍衛毛主席忠于毛主席的紅色衛士、參加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工農兵學干且頂著逆流繼續堅持社會主義的先進分子、在后毛時代先后覺醒的中青年朋友、在國際共運陷入低潮時期仍然真心信仰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知識分子群體，成為社會輿論場上一個重要的紅色陣地。并且，從這里先后走出了一批一批的紅色戰友，開辟了新的戰線，發展了新的陣地，創建了數家新網站和一批自媒體賬戶，豐富和開拓了紅色陣營，為21世紀中國紅色大潮的發展做出了歷史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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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年2月27日星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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