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90年代初蘇聯解體,實踐檢驗了蘇式“馬克思主義者”對馬克思從所在的資本主義社會,對“人類歷史”由唯物史觀“研究政治經濟學”的“經濟的社會形態”與唯物史觀的社會形態概念混同的舛釋之誤。對此,馬克思生前對舛釋他的著作文本原意的做法,就曾感嘆:“咳,這些人哪怕是能讀懂也好啊!”
一、馬克思“社會形態”、“經濟的社會形態”概念的歷史生成
馬克思以唯物史觀在19世紀中葉揭開了人類社會發展的歷史之謎。
唯物史觀這一產生在資本主義時代的新唯物主義世界觀,是研究人類社會發展歷史的馬克思理論體系的本源和核心。馬克思的社會形態理論,生成于馬克思“完成了發揮他的唯物主義歷史理論的工作”之后,唯物史觀原理的邏輯體系,是馬克思社會形態理論的前提。
馬克思于19世紀40年代,在物質不以人的意識而存在的舊唯物主義上前進,確立了唯物史觀的社會存在不依賴于人類社會意識的原理,把一般唯物論原則創發于人類社會歷史領域,揭橥了社會意識是社會存在的反映的這一新唯物主義的哲學世界觀。馬克思在創立唯物史觀的過程中,以改造了的黑格爾的辯證法作為思想工具,與唯物論融為一體,使在黑格爾邏輯學那里“頭足倒置”的辯證法,在人類社會歷史領域里用腳站立了起來,成為“我的辯證法,從根本上來說,不僅和黑格爾的辯證方法不同,而且和它截然相反”的唯物辯證法,闡明了人類社會變動不居、歷史辯證發展的原因,全面地結束了舊哲學在世界觀上的統治,科學地解決了意識和物質、思維和存在這一哲學的最根本問題,辯證唯物地揭示了人類歷史發展的來自生產力—生產方式—生產關系的根本之源:
1843年3-8月,馬克思在克羅茨納赫時期以研究“法國大革命史”為主的歷史學筆記之后的《黑格爾法哲學批判》中,提出了社會經濟生活決定國家政治生活、法的關系原于物質關系的觀點和對物質關系的解剖應該到政治經濟學中去尋找的觀念,開啟了馬克思“研究政治經濟學”之門。1844年夏—秋,在巴黎時期的《經濟學一哲學手稿》中,提出了生產勞動是社會發展基礎的思想,首先創發了“生產方式”的概念。在對前此政治經濟學術語、概念的批判中,一步一步地界定了生產力、生產方式的新范疇。1845—1846年,在布魯塞爾時期與恩格斯合作的《德意志意識形態》中,以“始終站在現實歷史的基礎上,不是從觀念出發來解釋實踐,而是從物質實踐出發來解釋觀念的形成”,以生產方式內涵的歷史、辯證的實證研究方法,首次闡述了唯物史觀,以生產關系的概念分析了資本主義經濟關系。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中“談一下我自己研究政治經濟學的經過”時,指出:“我們見解中有決定意義的論點,在我的1847年出版的為反對蒲魯東而寫的著作《哲學的貧困》中第一次作了科學的、雖然只是論戰性的概述。”正是在1847年4—7月馬克思以法文首次出版的對政治經濟學批判的著作《哲學的貧困》中,比迄今論著中的在1851年12月—1852年3月25日以德文發表的《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中,早4—5年就以“社會形態”的術語來表述歷史發展階段了。在這一術語提出的同一年的1847年12月下半月,馬克思在于8月底“在布魯塞爾抓住時機創立了德意志工人協會”的“講演”,即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簡短地敘述了自己在政治經濟學領域進行研究的經過”的“我用德文寫的關于《雇傭勞動》一書,匯集了我在布魯塞爾德意志工人協會上對于這個問題的講演”《雇傭勞動與資本》中,“概述”了“社會形態”這一術語概念的“生產關系總和”內涵:“個人借以生產的社會關系,即社會生產關系,是隨著物質生產資料、生產力的變化和發展而變化和改變的。生產關系總和起來就構成所謂社會關系,構成所謂社會,并且是構成一個處于一定歷史發展階段上的社會,具有獨特的特征的社會。古典古代社會、封建社會和資產階級社會都是這樣的生產關系的總和,而其中每一個生產關系的總和同時又標志著人類歷史發展中的一個特殊階段。”在這里,馬克思在對唯物史觀“個人借以生產的社會關系,即社會生產關系,是隨著物質生產資料、生產力的變化和發展而變化和改變的”基本原理“敘述”后的“生產關系總和起來就構成所謂社會關系,構成所謂社會,并且是構成一個處于一定歷史發展階段上的社會,具有獨特的特征的社會”的“生產關系總和”三個“構成”的排比遞進為“一個處于一定歷史發展階段上的社會,具有獨特的特征的社會”、接連兩處“生產關系的總和”的“古典古代社會、封建社會和資產階段社會都是這樣的生產關系的總和,而其中每一個生產關系的總和同時又標志著人類歷史發展中的一個特殊階段”的“歷史發展階段”內容。之后,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一大手稿的《〈政治經濟學批判〉(1857—1858年草稿)》基礎上,于1859年6月在柏林出版了《政治經濟學批判》(第一分冊),其間的1857年12月8日馬克思在給恩格斯的信中說:“我現在發狂地通宵總結我的經濟學研究”。馬克思在1859年1月的《〈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中,對《〈政治經濟學批判〉(1857-1958)年草稿》[Ⅲ·資本章][第二篇][資本主義以前的各種形式],作了政治經濟學抽象資本主義起源的以生產方式“略述經濟的社會形態累進時期”的邏輯概括,從對資本主義的“人體解剖”,到前資本主義起源的“猴體解剖”的“邏輯與歷史統一”的論述,“歷史破天荒第一次被置于它的真正基礎上。”
二、按馬克思原意“讀懂”《〈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
1858年11月12日馬克思對其“大約過一個月,我才能完成,因為實際上我剛剛開始寫”的《政治經濟學批判》作了兩點自我評價:“1.它是十五年的、即我一生的黃金時代的研究成果。”“2.這部著作第一次科學地表述了對社會關系具有重大意義的觀點。”“在他多年研究經濟學的最初成果,就是1859年問世的《政治經濟學批判》第一分冊”,在“序言”中,自述:“我在巴黎開始研究政治經濟學,后來因基佐先生下令驅逐移居布魯塞爾,在那里繼續進行研究。我所得到的、并且一經得到就用于指導我的研究工作的總的結果,可以簡要地表述如下”中,在“表述”了唯物史觀原理之后,緊接著在與《資本論》第一大手稿的《〈政治經濟學批判〉(1857—1858年草稿)》中、于第“IV”個筆記本“亞細亞的”([IV-51])、“古典古代的”([IV-52])、“日耳曼的”([IV-53])和第“V”個筆記本[V-1]—[V-15]頁上的“亞細亞的”、“羅馬的、希臘的(簡言之,古典古代的)”論述“資本主義以前的”土地所有制形式的同期,進行了“經濟的社會形態”生產方式的從資本主義的“人體解剖”、到資本主義起源的“猴體解剖”的追溯,作了恩格斯所說的“廣義的政治經濟學”的“大體說來,亞細亞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現代資產階級的生產方式可以看做是經濟的社會形態演進的幾個時代。”的邏輯和社會形態歷史發展階段的“略述”。
馬克思首先“表述”的唯物史觀原理,是馬克思社會形態理論的內在本質,而“人類社會的史前時期”資本主義起源的“經濟的社會形態累進時期”的政治經濟學邏輯“略述”,并不等于“一個民族或一個時代的一定的經濟”發展階段,便構成基礎的“具體歷史發展過程”,而在于揭示人類社會發展內在固有的本質聯系。
人類社會發展的本質,即具有普適性的人類社會發展的原因,僅僅是馬克思在“可以簡要表述”首句的唯物史觀原理的“人們在自己生活的社會生產中發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們的意志為轉移的關系,即同他們的物質生產力的一定發展階段相適合的生產關系。這些生產關系的總和構成社會的經濟結構,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層建筑豎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會意識形式與之相適應的現實基礎。物質生活的生產方式制約著整個社會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過程。”因此,人類社會發展的規律,也只是馬克思接下來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的同一個句段中,先有前面“簡要地表述”的“社會的物質生產力發展到一定階段,便同它們一直在其中活動的現存生產關系或財產關系(這只是生產關系的法律用語)發生矛盾。于是,這些關系便由生產力的發展形式變成生產力的桎梏。那時社會革命的時代就到來了。”接著,便在“簡要地表述”了“社會形態”的概念的“無論哪一個社會形態,在它所能容納的全部生產力發揮出來以前,是決不會滅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產關系,在它的物質存在條件在舊社會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決不會出現的”之后,又以經濟范疇的“經濟的社會形態”概念“略述經濟的社會形態累進時期”的“亞細亞的、古代的和現代資產階級的生產方式”,只不過是對“現代資產階級的生產方式”起源、產生的經濟范疇歷史追溯的“可以看做是經濟的社會形態累進”邏輯過程的四個“時期”的抽象表現形式。
馬克思在這里,前面使用泛稱的“無論哪一個社會形態”和句后的“在資產階級社會胎胞里發展的生產力,同時又創造著解決這種對抗的物質條件。因此,人類社會的史前時期,就以這種社會形態而告終”的具體指稱“資產階級社會”的“社會形態”(“Gesellschaftstormaition”),與“看做是經濟的社會形態累進時期”的“經濟的社會形態”(“ökonmische Gesellschaftstormation")兩個術語,各有其固有涵義。“社會形態”是“生產關系總和起來就構成所謂社會關系,構成所謂社會,并且是構成一個處于一定歷史發展階段上的社會,具有獨特的特征的社會”社會發展階段的概念,“經濟的社會形態”是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抽象概括的生產方式內涵的“物質生產力的一定發展階段相適合的生產關系”的經濟范疇概念。因此,“經濟的社會形態”與“社會形態”的概念并不等同。馬克思繼1859年1月的《〈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之后,1867年7月25日在德文第一版《〈資本論〉第一卷序言》中,又作了“我的觀點是把經濟的社會形態的發展理解為一種自然史的過程”的概述和在《資本論》各卷手稿中具體論述。因此,馬克思的“經濟的社會形態的發展”即為“一種自然史的過程”。本人即按馬克思這一原意,重申馬克思“經濟的社會形態累進時期”的真義。而俄文第二版和據以翻譯的中文第一版的《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恩格斯先后5次轉述馬克思的口頭語:“‘tout ce pue je sast,c′est que moi,je ne suis pas marxiste’——我只知道我不是‘馬克思主義者’”的“馬克思主義者”,將馬克思的“經濟的社會形態的發展”的“人類社會的”“一種自然史的過程”的“經濟的社會形態累進時期”誤譯為“經濟社會形態演進的幾個時代”,當成社會發展階段概念的先后嬗遞的社會形態,舛釋申引為人類社會發展普遍規律的“五種社會形態”社會發展的理論模式,不但不符合馬克思在這里表述的字面和內涵的含義,而且將兩個不同范疇的概念加以混淆,實有違學理和邏輯。
三、所謂“五種社會形態”舛釋的辨誤
追查所謂“五種社會形態”的社會發展模式的由來,1938年9月斯大林為《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寫了第四章中的《論辯證唯物主義與歷史唯物主義》,在“歷史唯物主義”部分的提法有“歷史上五種基本類型的生產關系:原始公社制的、奴隸占有制的、封建制的、資本主義的、社會主義的。”1939年M·羅森塔爾、Π·尤金主編《簡明哲學辭典》,把斯大林的“五種基本類型的生產關系”引申為“原始公社制度、奴隸占有制度、封建制度、資本主義制度以及社會主義制度(共產主義制度),是各種不同的社會經濟形態,是人類社會發展的各個特殊階段。”將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中,“生產關系的總和構成社會的經濟結構,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層建筑豎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會意識形式與之相適應的現實基礎”的“經濟基礎”內涵的“經濟的社會形態”(“ökonomische Gesellschaftstormation")侈釋為“歷史上一定的社會經濟制度以及跟它相適應的上層建筑”蘇式概念“二合一”的“社會—經濟形態”(“ОБЩЕСТВЕННО—ЭКОНОМИЧЕСКАЯФОРМАЦИЯ")、中文又舛譯為“社會經濟形態”之誤。這與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中“略述亞細亞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現代資產階級的生產方式可以看做是經濟的社會形態累進時期”的原意,大相徑庭,制造了所謂“五種社會形態”的教條思維定勢。雖然當年斯大林提出的僅是“歷史上有五種基本類型的生產關系”,但是在蘇聯Ф·B·康斯坦丁諾夫主編的《馬克思列寧主義哲學原理》、中國艾思奇的《辯證唯物主義歷史唯物主義》教科書體系將生產關系—生產方式—社會經濟形態—社會形態都等同為社會發展階段,將一種生產關系、一種生產方式指為一種所謂經濟社會形態—社會形態,以一個社會階段只是指一種生產關系的觀念,硬套世界各國不同的具體歷史發展,搞成一個所謂“五種社會形態”的教條公式,源自俄蘇傳統、由起斯大林,始作俑者實為羅森塔爾、尤金、康斯坦丁諾夫等所謂“馬克思主義者”,其流俗久遠、積深難返。緣此,亟須按馬克思本意,打破傳統教條的窠臼,正本清源,祛魅所謂的“五種社會形態”。
《〈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略述”的“亞細亞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現代資產階級生產方式”的“人類社會的史前時期”“經濟的社會形態累進時期”,是馬克思“分析資本主義起源”“‘歷史必然性’明確地限于西歐各國”、以西歐為典型的“邏輯與歷史統一”邏輯抽象的“人類歷史”的發展邏輯,決非是對“民族歷史”到處套用、普遍適用的馬克思痛斥過的“一般歷史哲學”的“一把萬能鑰匙”。而將其公式化為“五種生產關系—社會形態”“五階段”模式,正是“這種歷史哲學”的蘇聯教科書體系的教條主義的產物。馬克思的“整個世界史觀”反對以抽象的觀念去套民族歷史的“自然史過程”,“馬克思研究任何事物時都考查它的歷史起源和它的前提”、“從歷史起源和發展條件來考察每一件事物”,但所謂“五種社會形態”論卻將馬克思研究政治經濟學抽象的“亞細亞的、古代的、封建的和資產階級的生產方式可以看做是經濟的社會形態累進時期”經濟范疇概念,“看做是”原始社會、奴隸社會和資本主義社會的歷史階段的社會形態概念。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批判〉(1857—1858年手稿)中的[資本主義以前的各種形式]的所有制形式和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中的四種“經濟的社會形態”的生產方式的“經濟的社會形態”,都是政治經濟學的概念,并不等于就是歷史階段的社會形態。而馬克思對原始社會的社會形態的歷史階段的正式認識,是在“摩爾根發現了氏族的真正本質及其對部落的關系,這一卓絕發現把這種原始共產主義的內部組織的典型形式揭示出來了”、馬克思在1880年底—1881年初對此作了《路易斯·亨·摩爾根〈古代社會〉一書摘要》之后。“社會的史前狀態”的原始社會的社會形態是“人類歷史”普遍的歷史階段,而馬克思在此之前的1857年8月為計劃寫作總標題為《政治經濟學批判》的經濟學巨著而寫的標以“M”字母筆記本上的《導言》的“1.生產、消費、分配、交換(流通)”“1.生產”(筆記本[M-1])中,指出的是:“我們越往前追溯歷史,個人,從而也是進行生產的個人,就表現為不獨立,從屬于一個較大的整體”,接著在《政治經濟學批判》(1857-1858年手稿)[資本章][Ⅱ.資本的流通過程][資本主義以前的各種形式](筆記本IV-50-53)中的“以東方公社為基礎的公共土地所有制”的“亞細亞形式”和《〈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中的“經濟的社會形態”的“亞細亞的”“生產方式”,雖是以地域之名稱之,卻具有“人類歷史”一定地域的重復性,但還不是原始社會的歷史階段的社會形態概念的“原始狀態”,。而在[資本主義以前的各種形式]中的“古典古代的”即“羅馬的、希臘的(簡言之,古典古代的)”所有制形式,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中四種“經濟的社會形態”的“古代的”一詞,原著德文為“antike”,亦是“古希臘、羅馬”和“古典古代”地域的名稱,卻沒有“民族歷史”的普遍性。在這里,馬克思對“資本主義以前的各種形式”的考察,不是社會形態的劃分。在[貨幣章][Ⅱ.資本的流通過程][資本關系形成以前或原始積累的過程]中,馬克思又論述:“[如果把人本身[V-5]也作為土地的有機附屬物而同土地一起加以奪取,那么,這也就是把他作為生產條件之一而一并加以奪取,這樣便產生奴隸制和農奴制,而奴隸制和農奴制很快就敗壞和改變一切共同體的原始形式,并使自己成為他們的基礎。簡單的組織因此便取得了否定的規定]。”“奴隸制、農奴制等等總是派生的形式,而決不是原始的形式,盡管它們是以共同體和以共同體中的勞動為基礎的那種所有制的必然的和合乎邏輯的結果。”1880年底-1881年初,馬克思在《路易斯·亨·摩爾根〈古代社會〉一書摘要》后,緊接著在1881年2月20日左右-3月8日前《給維·伊·查蘇利奇的復信草稿》中,把“原始的公社”([復信])稱為“古代社會形態”([初稿])([二稿])([三稿])、“原生的社會形態”([三稿]),并指出:“不言而喻,次生的形態包括建立在奴隸制上和農奴制上的一系列社會”。[三稿]但是,“一切共同體的原始形式”即“原生的社會形態”“產生奴隸制和農奴制”,而“奴隸制、農奴制等等總是派生的形式”“是以共同體和以共同體中的勞動為基礎的那種所有制的必然和合乎邏輯的結果。”因此,“不言而喻,次生的形態包括建立在奴隸制上和農奴制上的一系列社會”,并不如同“古代社會形態”那樣“表現為一系列不同的、標志著依次更迭的類型”[二稿]和“原始公社”的“是一系列組織,這些組織的類型,生存的年代彼此都不相同,標志著依次進化的各個階段”。
馬克思在[資本主義以前的各種形式][資本關系形成以前或原始積累以前的過程]中,是在對以資本為表現的私有制充分發展之前的不完全私有制向完全私有制發展的“資產階級經濟的歷史起源”“歷史過程”的考察,這一“歷史過程”即“經濟的社會形態累進的時期”,并非是“依次更迭”的“奴隸制和農奴制”,都不是獨立的社會形態。奴隸制生產關系的經濟范疇具有歷史的普遍性,卻不能與歷史階段的社會形態概念等同。在古希臘、羅馬史的后期,由于外族奴隸的輸入,奴隸制生產關系一度發展,馬克思在論述古羅馬的滅亡時,指出古羅馬后期奴隸制的發展導致了古羅馬與帝國的滅亡。希臘個別城邦和羅馬帝國時期,在特殊歷史環境下一度發展了的奴隸制,在“整個世界史”的全局中,只是一個局部的具體歷史事實,沒有普適性的意義。奴隸制并不能成為原始社會形態之后有社會發展前途的歷史階段的社會形態,而更不能以特殊的古希臘、羅馬歷史為模式,制造所謂“五種社會形態”的公式,硬套發展條件下不同的其它民族的歷史。馬克思唯物史觀社會形態理論對在不同歷史條件和環境中的民族歷史“自然史的過程”,并不提供普適公式,沒有要求“民族歷史"的社會發展依照某種既定模式進行,也不可能有這樣的歷史實證。所謂“五種社會形態”卻將歷史公式化、教條化,是將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的唯物史觀原理和生產關系適合生產力性質的馬克思政治經濟學的規律混同,教條地等同于人類社會發展的歷史階段、把社會形態與“經濟的社會形態”、生產方式、生產關系、所有制形式不同內涵的概念劃等號的理論混亂的怪物。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的生產關系適應生產力性質從簡單到復雜、低級到高級的歷史發展過程中,生產力和生產關系這一對“人們在自己生活的社會生產中發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們的意志為轉移的關系,即同他們的物質生產力的一定發展階段相適合的生產關系”的經濟范疇相互結合的不同形式,構成社會生產過程中的不同生產方式的“經濟的社會形態累進時期”。但是,單一的生產方式僅存在抽象的經濟范疇中,而任何一個歷史階段的實際的社會形態,在“物質生產力的一定發展階段相適合的”“生產關系的總和構成社會的經濟結構”都不是只有一種生產方式的單一的“經濟的社會形態。”但所謂“五種社會形態”先驗模式“正統”的一種生產關系、一種生產方式就是一個社會發展階段的所謂“社會經濟形態”,即社會形態的觀點,卻被奉為了傳統的金科玉律。在這樣的把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中使用的“生產關系”、“生產關系的總和構成社會的經濟結構”、“經濟基礎”、“經濟的社會形態”、“社會形態”的唯物史觀的政治經濟學術語的概念,統統“看做是”等同于社會發展階段的社會形態概念的符號,窮原究委,是把馬克思以唯物史觀考察資本主義經濟關系產生和發展的邏輯抽象的純粹形式,違背了馬克思政治經濟學的“邏輯與歷史統一”的原意,形而上學地當作歷史發展的具體形式,將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搞成了階級斗爭的“政治”的經濟學,因而在所謂“五種社會形態”的公式中,以抽象的純粹經濟范疇對“民族歷史”進行削足適履的“一刀切”,在近一個世紀的年代里,以所謂“五種社會形態”的模式硬套對號各國的“民族歷史”,影響了對各國“民族歷史”的具體研究。對此,在僅距恩格斯逝世四個多月前的1895年3月11日恩格斯在給威爾納·桑巴特的信中,指出:“馬克思的整個世界觀不是教義,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現成的教條,而是進一步研究的出發點和供研究使用的方法。”所以在對“民族歷史”的進一步研究中,馬克思提供的只是“物質生活的生產方式制約著整個社會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過程”的唯物史觀的“出發點和供研究使用的方法”,而要求的是“使用”這一“方法”,對“民族歷史”的具體史實的“進一步研究中”,以史求實,以實求理,才能實事求是、與時俱進,推陳出新。
蘇式“五種社會形態”的社會形態論,悖于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中的論述:“必須時刻把下面兩者區別開來:一種是生產的經濟條件方面所發生的物質的、可以用自然科學的精確性指明的變革,一種是人們借以意識到這個沖突并力求把它克服的那些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藝術的或哲學的,簡言之,意識形態的形式。我們判斷一個人不能以他對自己的看法為根據,同樣,我們判斷這樣一個變革時代也不能以它的意識為根據;相反,這個意識必須從物質生活的矛盾中,從社會生產力和生產關系之間的現存沖突中去解釋”的唯物史觀這一原理,簡直是黑格爾“頭足倒置”的辯證法的復辟。辨析蘇俄特殊歷史背景意識形態的“社會—經濟形態”的“五種社會形態”模式的教條對馬克思社會形態論的舛釋,從對馬克思追溯資本主義起源的“生產方式”“經濟的社會形態累進時期”的錯誤和教條式的理解中解放出來;剖析從19世紀下半葉傳統的蘇聯教科書體系主觀主義和形而上學的思維定勢桎梏,以馬克思把社會發展的歷史必然性置于歷史環境和歷史條件之中的方法論,祛魅對馬克思“經濟的社會形態累進時期”舛釋的“社會經濟形態”的“五種社會形態”模式,通過對與馬克思“經濟的社會形態”概念不同的蘇俄教科書的“社會經濟形態”的內涵的區分,破除來自蘇聯的曲解馬克思“經濟的社會形態累進時期”的政治禁忌和意識形態戒條,進行實事求是地學術研究,具有理論上正本清源、撥亂反正、繁榮哲學社會科學各學科,“對于歷史科學”的發展和論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理論創新和實踐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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