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道德問題的表現
工業革命時期英國工人階級的狀況是《英國工人階級狀況》一書的主題,工人階級的道德問題也就成為恩格斯在道德問題上談得最多的問題。轉型期是社會問題的高發期,道德問題也不例外。在這種情況下,工人階級“這個階級的道德水平和智力水平究竟怎樣,是不難想象的”。恩格斯在書中提到工人階級的道德問題時用了“道德墮落”、“道德淪喪”、“道德敗壞”、“完全失去了道德感”等詞語,這表明他對當時英國工人階級的道德狀況感到痛心疾首。
恩格斯在書中提到的工人階級的道德問題主要有兩項:酗酒、性道德混亂。對于工人而言,“燒酒幾乎是他們唯一的快樂的泉源”。每到周末發了工資以后,“所有的工人都從自己的貧民窟中涌到大街上去,這時,人們就可以看到酗酒的全部粗野情形”。有資料顯示,每逢周六晚上,在格拉斯哥至少有3萬名工人喝得爛醉。阿什利勛爵在1843年2月28日的議會下院演講中說,工人每年用于酒類消費的開支將近2500萬鎊。酒館與釀酒作坊的數量、燒酒產量都能夠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當時工人酗酒的程度。在格拉斯哥,1840年每10幢房子中就有1家酒館,在曼徹斯特有100多家釀酒作坊,1837年,在英格蘭繳納消費稅的燒酒達7875000加侖,在蘇格蘭達6620000加侖。酗酒之所以成為“染上了就要受到責備的惡習”,就在于“酗酒本身也必然要給它的犧牲者的肉體和精神以毀滅性的影響”。酗酒會危害工人的健康,降低他們抵御疾病的能力,使他們患病的幾率大大增加。酗酒會耗盡工人本就不多的薪水,甚至導致一些人一貧如洗。“當錢花光了的時候,這些酒徒就跑到附近的一家當鋪里去,……當掉他們僅有的一切。……直到出了件什么事情,結果這些東西無法贖回,一件件都落到高利貸者的手里,或者是高利貸者再也不愿意為這些破舊不堪、毫無用處的東西付出一個小錢,那才算完。”酗酒還會導致工人缺少節制、放縱自己,進而引發其他道德問題。總之,“酗酒如何使工人的物質生活狀況惡化,如何破壞精神上和肉體上的健康,如何引起家庭糾紛,那是容易想象的”。
工人階級中存在的性道德混亂主要有兩種表現:賣淫、性關系混亂。在倫敦的晚上,有4萬個妓女在街上游蕩,招攬生意。在許多小酒館里不僅有酒客,“一些公開的職業妓女也坐在那里”。對一些女工而言,“賣淫在她們當中幾乎成了流行病”。在工廠和礦山里,性關系混亂的現象幾乎普遍存在。在1833年的工廠調查委員會報告里,有許多這樣的內容。來自萊斯特的一個證人表示,“他寧愿讓他的女兒去討飯,也不愿送她進工廠,工廠是地獄的真正入口,城市中的大多數妓女都是工廠造成的”,這從側面說明了工廠工人中性關系混亂的嚴重程度。來自曼徹斯特的一個證人更是斷定“工廠中的十四歲到二十歲的青年女工有四分之三已經喪失了童貞”。許多向童工調查委員會作證的證人表示,“早期的紊亂的性關系和賣淫(這些事情常常發生在十四歲到十五歲的少年身上)在設菲爾德是極常見的現象”。正因如此,童工調查委員會的委員們認為,“混亂的性關系看來幾乎是普遍現象”。性關系混亂導致了私生子等社會問題,工人的婚姻生活與家庭關系也都因此受到破壞。
恩格斯在書中提到的工人階級的道德問題還有語言下流、賭博等。在1833年的工廠調查委員會報告中,“許多證人都說工廠中的談話是‘猥褻的’、‘下流的’、‘骯臟的’等等”。在設菲爾德,“年輕人一到星期日就整天待在街上,擲錢賭博或唆使狗打架”。
商業道德缺失是恩格斯在書中著墨較多的另一個道德問題。在這方面主要存在四種問題。第一種問題是出售劣質商品或過期食品。根據《曼徹斯特衛報》的報道,“1844年1月6日曼徹斯特有十一個肉商因出售不能吃的肉,被地方法庭處以罰款”。在這些肉商中,“有一個被沒收了六十四只肚子里填滿了餡的圣誕節吃的鵝,這些鵝沒有及時在利物浦賣出去,因此就運到曼徹斯特來,在這里的市場上擺出來的時候已經腐爛了,發散著強烈的臭氣”。這樣的事情非常多,“有一個時期,這個每周出版兩次的‘曼徹斯特衛報’每一號都報道了曼徹斯特或鄰近的工廠城市中所發生的這類案件”。另外像洗后嚴重縮水的法蘭絨、襪子、涂釉過薄到手就開裂的瓷器等也常見。第二種問題是商品摻假、造假。根據報紙的報道和自己的觀察,恩格斯列舉了如下商品摻假現象:用咸黃油冒充新鮮黃油,糖里面摻米粉或其他價錢便宜的東西,咖啡粉里摻菊苣或其他價錢便宜的東西,可可里摻褐色黏土,茶葉里摻黃荊葉子或其他類似雜物,胡椒里摻豆莢磨成的粉末及其他東西,煙草里摻其他東西,面粉里摻石膏粉或白堊粉,將泡過的茶葉加工后當作好茶葉出售,用顏料、酒精等制成的假葡萄牙紅酒,窄幅呢子當作寬幅呢子出售,等等。第三種問題是出售商品缺斤少兩,使用不合規定的度量衡器具。“小商人的尺和秤大部分是不合規定的。在警察局的報告里,因犯了這類罪而被處以罰款的事情,每天都多得難以置信。”恩格斯列舉了《曼徹斯特衛報》報道的這類案件,僅在1844年6月16日、19日、22日、26日、7月9日、13日、24日、27日、8月3日、10日,就有96人因此受到處罰。第四種是虛假廣告。在當時的城市里有許多江湖醫生,他們往往靠虛假廣告、招貼等兜售藥品、招攬顧客。他們宣稱自己出售的藥劑如莫里遜氏丸、帕爾氏生命丸、曼威靈博士丸等藥品“能醫治世界上的一切疾病……吃得愈多愈好”。在這類廣告的誤導下,“無怪乎工人們不管有沒有必要,總是大量吞服這些藥品”。實際上,這類藥品可能對身體沒有大的害處,卻可能貽誤疾病的治療。
恩格斯在書中還譴責了資產階級的道德,尤其是對他們奉行的金錢至上的拜金主義、利己主義做了批判。他指出,“金錢是人間的上帝”,為了賺錢,“商人和廠主昧著良心在所有的食品里面摻假,絲毫不顧及消費者的健康”,工廠主讓工人在極其惡劣的條件下進行生產,不管工人的死活。作為第一個發生工業革命的國家,英國資產階級的拜金主義、利己主義也表現得最為典型。“這種目光短淺的利己主義是我們現代社會的基本的和普通的原則,可是,這些特點在任何一個地方也不像在這里……表現得這樣露骨,這樣無恥,這樣被人們有意識地運用著。”“在這個國家里,社會戰爭正在熾烈地進行著。每個人都只顧自己,并為了自己而反對其他一切人。他是否要傷害其余所有被他看做死敵的人,那純粹是由自私自利的打算來決定,就是說,看怎樣才對他有利。”在性道德問題上,資產階級同樣糟糕,不僅工廠主“是女工的身體和美貌的主宰”,而且“每天晚上充塞于倫敦街頭的4萬個妓女中有多少是靠道德高尚的資產階級為生呵”。
二、道德問題的成因
應該說,指出存在的道德問題并不是恩格斯的最終目的,分析這些問題的成因,對這些問題及其成因賴以生存的社會制度進行批判,進而喚起英國工人階級的階級意識才是他撰寫這本書的目的所在。
恩格斯認為,工業革命導致的社會變遷是這一時期的英國出現道德問題的一個重要原因。工業革命是一場翻天覆地的變化,它所引起的變化是全方位的。工業革命之前,雖然英國工人的生活和思想“閉關自守,與世隔絕,沒有精神活動”,但是,“他們都是‘值得尊敬的人’,……過著道德的生活”。然而,隨著工業革命的進行,“美好的舊時代的習俗和關系已被消滅得最徹底”,在傳統道德失去效用的時候,新的道德規范并未確立,而且不同的道德規范同時并存,甚至相互沖突,“人們用來調節人對人的關系的簡單原則……非常紊亂”。工業革命造就的兩大階級工人階級與資產階級更“是兩種完全不同的人”,“工人比起資產階級來,說的是另一種習慣語,有另一套思想和觀念,另一套習俗和道德原則,另一種宗教和政治”。在這種狀況下,人們在道德規范上無所適從,缺少了道德規范的制約,就會出現道德失范的問題。
恩格斯認為,人口集中也是道德問題涌現的原因。人口的集中“使這種道德墮落的現象更加擴大,使它達到了極點”。隨著工業革命的進行,大量人口涌入城市。不同于傳統的鄉村熟人社會,在城市這個陌生人社會里,人們的道德自覺、道德監督、道德禁忌、道德認同在短時間內還沒有建立起來。因此,“在這種街頭的擁擠中已經包含著某種丑惡的違反人性的東西”。就連當時的英國人自己也承認,“正是在大城市里,惡習和不正當的享樂布下了誘人的天羅地網。……美德在這里湮沒無聞,罪惡由于不容易被識破而繁榮滋長;放蕩的生活因為可以給人以眼前的歡樂而為人所喜好。……大城市腐化的主要原因是在于壞榜樣所具有的傳染性,在于年輕一代很容易遇到,而且每天都會遇到惡習的引誘,因而很難抵御這種引誘。……這就是道德墮落的原因”。
恩格斯指出,貧窮是工人階級道德墮落的重要原因。司馬遷有言,“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因此,“當無產者窮到完全不能滿足最迫切的生活需要,窮到要飯和餓肚子的時候,蔑視一切社會秩序的傾向也就愈來愈增長了”。窮困逼迫工人要么“慢慢地餓死,立刻自殺”,要么“在什么地方見到他們所需要的東西,只要可能就拿走,干脆說,就是偷”。正如當時人所說,“有某種程度的貧困,就有某種引人墮落的力量,美德很少能夠抵擋得住,特別是年輕人很少能夠抵擋得住。在這種情形下,惡習的傳播幾乎和人體的傳染病一樣不可避免并且也常常同樣地迅速”。不過,恩格斯認為貧窮并不是終極原因,因為工人們的“放蕩生活……只是絕望的一種特殊表現形式而已”。
恩格斯認為,“使工人道德淪喪的另一個根源就是他們的勞動的強制性”。“這種強制勞動剝奪了工人除吃飯和睡覺所最必需的時間以外的一切時間,使他沒有一點空閑去呼吸些新鮮空氣或欣賞一下大自然的美,更不用說什么精神活動了,這種工作怎么能不使人淪為牲口呢?”為了說明這一點,恩格斯引用了一位法官的話,“日復一日年復一年的沒有間息的消耗精力的勞動,是不會使人在智力的和道德的能力上有所發展的。在這種永無止境的苦役中,反復不斷地完成同一個機械過程;這種苦役單調得令人喪氣,就像息息法斯的苦刑一樣;勞動的重壓像巨石般一次又一次地落在疲憊不堪的工人身上。……判決一個人從事這種勞動就是要在他身上培養獸性。他逐漸變得對什么都不在乎,拋棄了他天生的精神上的渴望。他輕視人生中的舒適和高尚的娛樂,生活在骯臟、窮困和缺乏營養的狀況中,并把最后的一點工錢花在各種放蕩生活上”。實際上,“除了縱欲和酗酒,他們的一切娛樂都被剝奪了,可是他們每天都在工作中弄得筋疲力盡,這就經常刺激他們去毫無節制地沉湎于他們唯一能辦到的這兩種享樂”。“一切煤礦工人的過度疲勞必然會促使他們酗酒”。
恩格斯認為,缺乏教育尤其是道德教育是工人階級道德問題的重要原因,他在書中用較多文字來分析這個原因。他說:“在所有的英國學校里,道德教育總是和宗教教育連在一起,這種道德教育所產生的結果顯而易見第絲毫不會比宗教教育好些。”而且,“正如所有的權威、特別是童工調查委員會所承認的那樣,學校對工人階級的道德幾乎沒有任何影響。”造成這一局面的原因有很多。首先,這一時期英國工人尤其是兒童的受教育水平很低。在伯明翰,“五歲到十五歲的兒童有一半以上根本沒有進過學校;學生經常你來我去,所以要使他們好好地受點教育是不可能的,所有的兒童很早就離開學校去做工”。斯塔福德郡鐵礦區的“教育水平實在低得令人難以置信:有一半兒童甚至連主日學都不上,其余的雖然去上了,但也很不經常;和別的地區比起來,只有極少數的兒童識字,會寫字的就更少了。”設菲爾德的教育水平也很低,“一個長期做教育統計工作的牧師認為,在工人階級的16500個能夠上學的孩子中,識字的不超過6500人”。在陶業區、煤礦區,情況也大抵如此。其次,“英國資產階級自私自利到這樣愚蠢、這樣鼠目寸光的程度,甚至不肯花一點力量把現代的道德,把資產階級為了自身的利益、為了使自己有保障而泡制出來的道德灌輸給工人”。再次,在學校里,道德教育沒有受到應有的重視。“一個女教員在回答她是否進行道德教育的問題時說:‘沒有,一星期3便士的學費哪能這樣要求。’有些女教員連這個問題都不懂,而其他一些則認為,對兒童進行道德教育根本不是她們分內的事。”各類學校尤其是夜校和主日學校的教師水平不高。斯塔福德郡鐵礦區主日學校的教師常常是鐵匠或礦工,他們“自己也幾乎認不得多少字,甚至連自己的名字都寫不來”。在設菲爾德與煤礦區,夜校和主日學校的許多教師“都是毫無用處的廢物”,甚至還有從監獄出來的小偷。這樣的教育水平能夠在道德教育上發揮什么樣的作用,也就不言而喻了。
與學校教育相比,家庭教育也難以承擔良好的道德教育的職責。在許多工人家庭里,“酗酒的父母常常直接影響自己的孩子”,甚至“有些母親給懷抱中的嬰兒喝酒”。在當時英國的工人家庭中,“丈夫整天出去工作,妻子和大一點的孩子也常常是這樣,大家都在不同的地方,只有早晨和晚上才能碰到,另外,他們還經常受到燒酒的誘惑,——在這種情況下,家庭生活會成什么樣子呢?……無休止的家庭糾紛和口角,不僅對夫婦兩人,而且特別是對他們的孩子起著極其不良的影響。……在這種傷風敗俗的環境中——他們的父母往往就是這環境的一部分——像野草一樣成長起來的孩子,還能希望他們以后成為道德高尚的人?”家庭是孩子成長的第一所也是最重要的一所學校,良好的家庭教育的缺失,對于英國工人階級道德問題的存在有著不可忽視的影響。
愛爾蘭人的道德問題及其影響是英國工人階級道德存在問題的又一個原因。恩格斯認為,“愛爾蘭人具有南方人的輕浮性格,具有幾乎可以和野人相提并論的暴躁的性格,他輕視所有那些正是因為他性情粗野而享受不到的人類享樂,他既骯臟,又貧窮,——所有這一切都促成他的喝酒的嗜好”。而且,“即使那些侵入其他部門的愛爾蘭人已經不得不接受一定程度的文化,他們仍然保存了一些舊習慣,這些舊習慣足以使那些在他們影響之下的英國同伴趨于墮落”。恩格斯的看法并不是對愛爾蘭人有偏見,對愛爾蘭人的這種看法在當時的英格蘭并不少見。1832年,詹姆斯·菲利普斯·凱伊-舒特沃斯發表了《曼徹斯特棉紡廠工人階級的道德和身體狀況》一書,他在書中認為愛爾蘭人是英國工人中不道德的傳播者。1840年,托馬斯·卡萊爾發表了《憲章運動》一書,他也認為愛爾蘭人“道德墮落和秩序混亂的禍根”。19世紀初愛爾蘭的貧窮與英格蘭的富裕形成了鮮明的對比,也導致大量愛爾蘭人移居英格蘭。在移居英格蘭的愛爾蘭人中,以窮人居多,他們往往聚居在各個城市的貧民窟中,這些貧民窟也常常被人稱為“因骯臟和貧窮而道德墮落的愛爾蘭人”的住所——小愛爾蘭。這些窮困的愛爾蘭人多信奉天主教,與信奉國教的英格蘭人存在宗教矛盾,因而遭到英國社會中上層的厭惡;他們還與窮苦的英格蘭人爭奪工作機會,因而遭到英格蘭工人的痛恨;他們的酗酒、粗魯野蠻增加了英國城市的社會問題,也讓英格蘭人對他們沒有好感。在這種情況下,許多英國人將出現道德問題的根源指向了愛爾蘭人。
至于商業領域中出現的道德問題,恩格斯認為,其原因除了商人的貪婪本性驅使外,還有兩個重要原因。一個原因是政府監管不到位、執法力度小。對于出售假貨、劣質食品等問題,盡管也有罰款、沒收貨物、在報紙上公布名單等處罰辦法,但是,“由于市場的范圍很大,所有的大街兩旁都是市場,并且由于市場監察員監督不嚴,許多事情都逃過了他們的眼睛”。與此同時,“摻假的行為除非和漏稅有關,是很少受到法律追究的”。另一個原因是違規成本小,在利益驅動下,許多商人敢于冒險違規。對于售賣假貨的小商人而言,由于其“營業面不出一條街,如果他的騙人的伎倆被揭穿了,那他會失掉些什么呢?要是他在安柯茨再也得不到信任,他可以搬到卻爾頓或休爾姆去,那里誰也不知道他,他又可以重施他的欺騙伎倆了”。即使被抓住了,交一點微不足道的罰款,就又可以重新開張了。
應當指出的是,當時的英國人尤其是社會中上層大多認為,民眾當中出現道德問題是個人責任,與社會無關。英國公共衛生之父埃德溫·查德威克爵士把貧窮與懶惰、道德墮落等同起來。蘇斯伍德-史密斯醫生認為骯臟會導致道德墮落。還有許多人公開指責各地的貧民窟是無知、邪惡、敗壞、犯罪的溫床。社會輿論認為由于酗酒、浪費、不道德等原因造成的貧困應當受到譴責,而不應當給予救濟。一些慈善組織也對申請救濟者提出了嚴格的道德限制,那些酗酒、道德敗壞、懶惰者沒有資格接受救濟。
與這些看法有所不同,恩格斯對上述原因做了分析和揭示,但他并未止步于此,而是認為在這些原因的背后還存在著更為深刻、更為根本的原因,這個原因就是資本主義制度。他指出,“工人階級處境悲慘的原因不應該到個別的缺陷中去找,而應該到資本主義制度本身之中去尋找”。“各種對工人的身體和精神起破壞作用的原因,都和有產階級的利益有十分密切的關系。”這是因為,如果“承認貧窮、生活無保障、強制的過度勞動是主要的原因,那末所有的人,……就得對自己說:既然這樣,我們就給窮人們財產吧,我們就保障他們的生活吧,我們就頒布法令來禁止過度的工作吧;而資產階級是不能同意這樣做的”。在這種制度下,“社會已經墮落到無法形容的下流和可憐的地步”。工人酗酒,是因為“社會使他陷入幾乎不可避免地要成為一個酒徒的那種境地”。工人縱欲,是因為“這個階級既然處于無人照管的情況下,又沒有正當地享受他們的自由所必需的手段,那末,這種毛病的產生,就是無可避免的,就是鐵的規律”。“忽視一切家庭義務,特別是忽視對孩子的義務,在英國工人中是太平常了,而這主要是現代社會制度促成的。”正如當時的一份報告所說,“無節制、放蕩、不關心將來,這就是工廠居民的主要惡習,這些毛病都很容易從今天的制度所產生的風氣上得到解釋,而且是幾乎不可避免地從這個制度里產生出來的”。總之,在這種制度下,“我們隨便把目光投到什么地方,到處都可以看到經常的或暫時的貧困,看到因生活條件或勞動本身的性質所引起的疾病以及道德的敗壞;到處都可以看到人的精神和肉體在逐漸地無休止地受到摧殘”。恩格斯承認資本主義發展帶來的巨大變化,如“一切紡織品迅速跌價,商業和工業日益繁榮,差不多奪得了一切沒有實行保護關稅的國外市場,資本和國民財富迅速增長”,但是資本主義制度帶來的深刻問題也不容忽視,如“無產階級的人數更加迅速地增長,工人階級失去一切財產,失去獲得工作的任何信心,道德墮落,政治騷動以及我們將在這里加以研究的、對英國有產階級十分不愉快的一切事實”。
當然,恩格斯也認識到,作為一種社會制度,資本主義制度也有自我調整的功能。在1892年的《英國工人階級狀況》德文本第二版序言中,恩格斯指出,“英國現在已度過了我所描寫的這個資本主義剝削的青年時期”,因此,“這本書里所描寫的情況——至少就英國而言——大部分已成過去”,有些問題如商業道德問題會逐步得到緩解或解決。他認為,“資本主義生產愈發展,它就愈不可能采用它在低級發展階段所慣用的那些小小的誆騙和欺詐手段”。因此,出售假貨、短斤少兩、虛假廣告“這些狡詐和詭計在大市場上已經吃不開了,在那里時間就是金錢,在那里商業上的誠實已發展到一定的水平,但這并不是出于倫理的熱狂,而純粹是為了不白費時間和勞動”。這說明,誠信經商首先是市場經濟規律,然后才是經濟倫理,而且這種經濟倫理的形成有自己的規律。
然而,這并不影響恩格斯對資本主義制度的根本性判斷,也沒有改變他對資本主義制度下的英國工人階級狀況的判斷。在1885年發表的一篇文章中,恩格斯指出,“至于廣大的工人群眾,他們的窮困和生活無保障的情況,現在也和過去一樣嚴重。……一條規律把勞動力的價值限制在必需的生活資料的價格上,另一條規律把勞動力的平均價格照例降低到這種生活資料的最低限度。這兩條規律以自動機器的不可抗拒的力量起著作用;而工人就被這個自動機器的齒輪壓軋著”。這是資本主義制度本身無法克服的根本性矛盾。
作者:姜德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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