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象征中國形象的北京天安門城樓上,除了正中間懸掛著教員的頭像外,城樓的兩側也各有一條大標語——
中華人民共和國萬歲,世界人民大團結萬歲。
相信很長一段時間以來,很多朋友也和我一樣,對共和國萬歲尚可理解,卻不清楚世界人民為什么要大團結。
今天,我就帶著我的理解,和大家解讀一下,寫在天安門城樓之上的這后半句標語。
團結是什么?
報團取暖,起哄分贓,虛與委蛇,陽奉陰違,這些都不叫團結。
團結不是短期的利益合作,而是以精神為紐帶形成的合力。
以上對下叫勾結,以下克上叫團結。共同斗爭才會有團結,
斗爭什么?
教員曾說——斗爭,失敗,再斗爭,再失敗,再斗爭,直至勝利,這是人民的邏輯。
從這句話中,我們不難得出,斗爭屬于人民,是一切被剝削者捍衛自身利益的有力手段。
結合時事進行解讀。
佩洛西襲訪后,七國聯盟發布公告,對中方展開的軍事演習強烈抗議。
我們很多朋友就發現了,這所謂的G7,也就是七國聯盟,和一百多年前的八國聯軍,陣容基本上一模一樣!
隨著國際形勢的日益緊張,朝鮮的金正恩表態愿出兵十萬支援俄羅斯,古巴也站出來力挺中國……
這些時事新聞的背后,到底有著怎樣的邏輯,支配國家和地區間決策的動機又是什么?
教員在《丟掉幻想,準備斗爭》中,曾說過以下兩段話——
帝國主義者的邏輯和人民的邏輯是這樣的不同。搗亂,失敗,再搗亂,再失敗,直至滅亡——這就是帝國主義和世界上一切反動派對待人民事業的邏輯,他們決不會違背這個邏輯的。這是一條馬克思主義的定律。
斗爭,失敗,再斗爭,再失敗,再斗爭,直至勝利——這就是人民的邏輯,他們也是決不會違背這個邏輯的。這是馬克思主義的又一條定律。
教員提到了兩個名詞——帝國主義和人民。
在當時的時代背景和語境中,帝國主義象征著一切以侵略他國為獲取利益手段的主義,而人民象征著社會主義。
列寧有一句非常有名的論斷——帝國主義就其經濟實質來說,是壟斷資本主義。
壟斷決定了帝國主義的本性就是侵略、掠奪和戰爭。
而資本主義生產的根本目的和動機是追求資本價值的無限增殖,是通過榨取剩余價值來追求利潤的最大化。這一點正是決定資本主義生產的本質的東西。資本家只是作為資本的人格化才受到尊敬,作為這樣一種人,他同貨幣儲藏者一樣具有絕對的致富欲。
在貨幣儲藏者那里,表現為個人的狂熱,在資本家那里,卻表現為社會機構的作用,而上升的國家的層面,就是一個國家對另一個國家的軍事侵略以及轉嫁經濟危機。
資本家是資本的人格化,資本主義國家是資本的國格化。
資本為了追求利潤從來不擇手段。這是帝國主義,或者說是資本主義的基本邏輯。
那社會主義呢。
用咱們的說法就是——人民民主專政。
鄧小平在反思民主實踐中的不足和失誤中曾強調——沒有民主就沒有社會主義,就沒有社會主義的現代化。
人民民主是社會主義的生命。
我自作主張的概括一下兩種主義的區別,就是——
存天理,滅人欲。
有錢的地方,就有人性的幽微。
存天理,就是替天行道,天道就是眾生平等,就是損有余而補不足。
滅人欲,就是消滅剝削,剝削就是貧富差距,就是損不足而奉有余。
也許有人就說了,憑什么你說天道是什么天道就是什么,投胎也是個技術活,有人出生在羅馬,有人生來做牛馬,又怪誰呢?
事實上,這種由地域因素、家庭因素導致的貧富差距,正用不公平的方式逐漸侵蝕著整個社會的健康發展,階級的鴻溝日益加劇,這也為整個社會生產效率的下降以及不穩定因素的增加埋下了伏筆。而這,也是我們必須堅持民主、必須追求公平的理由。
所以,當我們懂得了這兩種主義的差異性,也就明白了為什么有的國家要“搗亂,失敗,再搗亂”,而有的國家則選擇“斗爭,失敗,再斗爭”。
搗亂和斗爭,這一對矛盾,就是陰陽兩極,就是正和負。
剝削和民主,這一對矛盾,就是正反兩面,就是攻和守。
階級斗爭,一些階級勝利了,一些階級消滅了。這就是歷史,這就是幾千年的文明史。
所以當資本主義那一套剝削的游戲規則玩不通的時候,就是社會主義快速發展的開始,而只有全世界人民的大團結,才能從真正意義上掙脫資本家的剝削,進而實現共產主義。只有窮兄弟們自發的拿起武器形成社會主義陣營、意識到這是為自己斗爭的時候,才是奪取勝利的開始。
寫到這里,我想提一下教員在上世紀60年代的“世界革命”戰略思想——
20世紀50年代中期以后,隨著中國國內外經濟、政治形勢的變化以及一些特殊國際事件的作用,原先潛沉在毛澤東思想里的“世界革命”的理念開始獲得現實條件并浮出水面。隨著20世紀60年代興起的亞非拉民族解放運動,為毛澤東這一深奧復雜的“世界革命”觀念提供了一個可以大膽試驗的廣闊舞臺。
毛澤東認為:“亞洲、非洲、拉丁美洲的廣大地區是當代世界各種矛盾集中的地區,是帝國主義統治最薄弱地區,是目前直接打擊帝國主義的世界革命風暴地區。這些地區民族民主革命運動同國際社會主義革命運動是當代兩大歷史潮流。”
中國作為正統的社會主義國家支持這些國家民族民主革命是理所當然的,是中國國際主義精神的表現,也是中國進行反帝反修“世界革命”的直接訴諸形式。所以在五六十年代,毛澤東將外交目光集中投向了亞非拉地區,思考中間地帶作用及其對中國外交的意義。
雖然世界革命的戰略構想,受制于整體國際環境,但就像《國際歌》的歌詞唱的那樣——起來全世界受苦的人。當我們的革命前輩把那句標語寫在城樓上時,就決定了我們這個民族、我們這個國家的上限極高,不是小富即滿的小農思想,不是充斥著金錢的階級剝削,而一定是為了全世界人民未來發展的命運和前途。
改造舊中國,建立新世界,是共產主義的理想和宏圖。但這注定是一段漫長的征程,也絕非僅憑一兩國之力就可以實現的理想,這是全球無產主義者共同的吶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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