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精神與《苦難輝煌》
肖永革
我們的精神是什么？
在深圳赤灣西面有一個伶仃洋。南宋末年，身為南宋丞相的文天祥于廣東一帶被元軍所俘。當載著他的軍艦駛經伶仃洋時，他便作了那首令中國人蕩氣回腸的《過伶仃洋》，以表其堅毅不屈、勢不投降的心志。
我一直在想，當時，國破家亡、看不到希望和未來，在文天祥的心里到底是什么力量驅使他這樣堅毅和執著？
在深圳赤灣村有一個廣東省境內唯一的一座皇帝陵寢--宋少帝陵。祥興二年（1279）正月，元軍進攻崖山，宋軍大敗于海上。3月19日，陸秀夫特意身穿朝服，將8歲的小皇帝趙昺抱到船頭，叩首再拜道：“國事至此，陛下當為國死。德祐皇帝（宋恭帝）辱已甚，陛下不可再辱！”言罷，背起小皇帝，跳入茫茫大海。
我也一直在想，當時，在陸秀夫的心里，到底是什么力量驅使他視死如歸、堅守著一個臣子的氣節？
我想，在文天祥、陸秀夫的心中一定有一種精神，能夠抗拒比死亡還可怕的力量，能夠抵擋比高官厚祿還要強大的誘惑，能夠在數千年來驅使無數中國人百死而無悔、前赴后繼地追求和堅守著內心的價值觀和信念。那種精神，越是苦難卓絕的時代，越顯得彌足珍貴；越是迷茫動搖的時刻，越感到迫切的需要。那究竟是一種什么精神？
那種精神，向上求索，是不是有源頭？向下追問，是不是有傳承？
最近閱讀金一南的《苦難輝煌》，讓我再次對這個問題引起思考。
不僅書中描寫的民國初期到西安事變這段歷史中我們的民族充滿了苦難，其實，整個中華民族的歷史也充滿了苦難，洪水滔天的舜帝時代、哀鴻遍野的春秋戰國、秦始皇的焚書坑儒、城頭變換大王旗的動輒全城遭屠、無數次的黃河大決堤、無數次的外族入侵、無數次的..... 還有火燒圓明園、南京大屠殺、唐山大地震、非典肆虐……每次看到歷史的那個瞬間，總讓每一個中國人心中充滿辛酸。
但是，我們民族的歷史也充滿了與苦難艱苦卓絕的抗爭，從遠古時期執著追日的夸父到子孫萬代不達目的誓不罷休的愚公移山；從周游列國傳道處處失敗而不悔的孔子到獨守荒漠、十九年持節不屈的蘇武；從到歷經重重磨難取回真經的玄奘到“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的范仲淹；從“位卑未敢忘憂國”的陸游到“靖康恥，猶未雪。臣子恨，何時滅？”的岳飛；從“先下興亡、匹夫有責”的顧炎武到 “鐵肩擔道義”慷慨赴難的譚嗣同；從臨危赴難的鑒湖女俠秋瑾到別賦感人凄惻《與妻書》的林覺民；從經歷艱苦卓絕兩萬五千里長征的紅軍到苦守貧寒、拒絕已是國民黨官僚也是當年北大學人羅家倫、傅斯年、朱家驊送錢接濟的陳獨秀……
從古到今，這些生生不息、一個個用生命和熱血凝練成的精神特質究竟是什么？
就是堅毅、執著和犧牲。
堅毅是什么？就是曾子說的“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非弘不能勝其重，非毅無以致其遠。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遠乎”，就是孟子說的“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
執著是什么？就是始終不渝地堅持自己的信仰和目標，并且一定是堅持一個人突破生理與心理極限而很難做到的一件事、甚至犧牲自己的生命。
犧牲是什么？就是舍棄、放棄自己的一切，甚至寶貴的生命。
這就是中國精神。
那么，到底堅毅于什么？執著于什么？犧牲于什么？到底為了什么，值得古往今來這么多仁人志士這么堅毅、這么執著？到底是什么，能夠折服無數優秀的中華兒女甘愿為之拋頭顱灑熱血？
信仰的力量
是信仰—— 一個有信仰的人比一萬個沒有信仰的人更有力量。這就是“物質不滅，精神永存，唯一能與蒼穹比闊的是精神”的源動力。
相比較而言，佛教徒執著于 “六度”、“四攝”是為了能夠脫離生死苦海，達到涅槃彼岸，以成佛作為最高的修行目標；基督教信徒執著的是洗禮每一個人的原罪、為了在末日大審判不要下地獄；伊斯蘭信徒執著的是通過行善，當世界有一天終將毀滅后，復生日將被復活而進入天堂；所以連綿兩百年的十字軍東征，貴族與騎士們執著的是封地、農民們執著的是財富；達伽馬、麥哲倫、哥倫布執著的是東方印度的香料、中國的黃金；瓦特、珍妮、卡爾奔馳執著的是技術與產業擴大化生產；美國的西部拓荒和淘金熱執著的是土地與財富……整個世界執著的從來都是個人而不是現實的世界和人類，只有中國人的精神中從古至今貫穿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苦其心志”是因為“天將降大任于斯人”，只有中國人把“治國平天下”作為現實生活中的一種信仰。
幾千年來，從晚周叔孫豹“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說到北宋大儒張橫渠的“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圣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從顧炎武的“明道救世”到孫中山的“天下為公”。這就是我們民族的信仰，天下一直就是世界，就是人類。
我們的先輩從無數自然和人為的災難與苦難中探索著拯救我們這個民族的命運和真理，堅守著“鐵肩擔道義”的使命。這種為了信仰而堅毅、執著和甘于犧牲的精神，一直是我們整個社會和歷史倡導的主流意識，貫穿在我們祖祖輩輩的價值觀中，融化在我們民族延續的血脈里，成為我們民族能夠薪火相傳的火種，讓我們這個民族歷經無數的災難和苦難而沒有倒下、沒有衰亡、沒有被同化、沒有失去自強、自立的方向。
歷史演進到滿清滅亡、日本昭和集團企圖征服中國、蘇俄企圖遙控中國、各種救國理念紛繁雜物、軍閥割據的混亂時代，千百年來我們這個民族執著于信仰的不滅精神，在《苦難輝煌》再一次得到傳承和弘揚。無數的民族革命的先行者和先鋒們繼承了中華民族的寶貴精神，探索著拯救我們這個民族于苦難的真理，而且，“疾風知勁草”，越是艱難困苦的時候，越是看不見希望和未來的時候，越能顯現這種執著于信仰的力量和這種精神的偉大。
1927年4.12大屠殺后，國內一片白色恐怖，共產黨血流成河，無數優秀的共產黨早期創建者和干部都犧牲了，李大釗、陳延年、趙世炎、惲代英、蕭楚女、蔡和森、向警予、張太雷…….. 很多共產黨干部和黨員對前途失去了信心，黨內出現了大批脫黨者，或者叛徒，如共產黨總書記的向忠發、中央特科的顧順章、中央上海局負責人李竹聲、盛忠亮……..
但是，總有人選擇執著。
在最黑暗的時候，在眾多人脫黨、叛黨，對未來失去信心的時候，本來功成名就、可以享受高官厚祿的朱德走遍法國、德國、蘇聯追尋著共產黨的足跡要求加入；本來可以安心在國民黨隊伍里升官發財的陳毅，從漢口出發，一路披星戴月冒著隨時被殺頭的危險，跑步追趕著南昌起義的部隊加入革命的洪流……他們到底為了什么？今天多少人可以這樣放棄自己優越的物質條件，在別人對信仰失去信心的時候，毅然決然地執著追求？
1927年八一南昌起義后，隊伍大部分犧牲或被打散，少部分敗退到天心紆，部隊沒有糧食、傷員沒有醫藥，士兵沒有衣服穿著草鞋，疾病流行，所有師以上黨的領導人都已離隊，只有一個團政治指導員陳毅。一些師團長如周士第、黃浩聲離隊，很多營長、連長結伙走，林彪也建議散伙去上海另搞，很多人都對未來和前途充滿的迷茫和，思想一片混亂，隊伍面臨土崩瓦解的局面，這些革命殘留的火種眼看就要熄滅。這個關鍵時刻朱德站出來，鼓勵大家：“黑暗是暫時的，中國也會有個‘1917年’的?！辩H鏘有力的話語激起了大家的激情和信心。那么，是什么力量讓朱德在這個艱難的時刻能夠這么堅定和執著？
是信仰。
1928年9月，紅五軍減員一千多人，張榮生、李力英等骨干犧牲，陳鵬飛告辭還家，四大隊長陳玉華帶隊伍逃之夭夭，甚至一大大隊長雷振輝襲擊彭德懷。這個時刻，彭德懷心中到底是什么力量，讓他鎮定自如地說出：“干革命就不能怕苦，也不能怕流血犧牲，就是剩下我一個人，爬山越嶺也要走到底。是什么力量驅使彭德懷這么執著？
是信仰。
1934年中央紅軍長征后，中國共產黨遭遇第二次嬗變高峰，又一大批黨員叛變或離隊：閩北分區司令員李德勝、瑞金紅軍郵寄司令部政委楊世珠，湘贛省委書記陳洪時，包括一大宣布中國共產黨成立的張國濤……但卻有一部分人堅守著自己的信仰，即使被捕犧牲也堅貞不屈，如方志敏，在監獄中依然從容寫就激勵后來者的《可愛的中國》和《清貧》，如劉志堅，在獄中寫下著名的《帶鐐行》和長詩《移獄》，如瞿秋白，在關押期間寫下了表達心志的《多余的話》……到底是什么力量，驅動中國共產黨人這么堅毅和執著，為了真理，面對犧牲，不惜以 “殺了夏明翰，還有后來人” 的吶喊堅守執著？
也是信仰。
艱難困苦，玉汝于成。歷經無數苦難終于找到自己信仰的中國共產黨，一次次以無數鮮活的生命和可歌可泣的群體執著與犧牲，催生了無堅不摧的偉大精神力量，鑄就了比鋼鐵還要堅強的意志，從而書寫了帶領一個民族從苦難走向輝煌的奇跡。
教訓的現實意義
為了在苦難中探索和堅守救國救民的信仰，民族革命的先行者們為之付出了無數烈士的鮮血和生命，也換來了深刻的教訓，那就是：天下沒有免費的午餐，“從來就沒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創造人類的幸福，全靠我們自己”（自歐仁·鮑狄埃1871年所作，皮埃爾·狄蓋特于1888年譜曲的《國際歌》）。
正如《苦難輝煌》所述，蘇維埃中國總面積1348180平方公里、僅固定的蘇區面積就有681255平方公里，比法國大19.1%，比德國大31.3%，比日本大54.15%，人口5600萬，正規部隊35萬多，非正規武裝60萬人，但從第五次圍剿到湘江突圍、到遵義，共產國際派到中國的太上皇奧拓·布勞恩和李德把紅軍一步步帶向危亡，根據地一片片丟失，不得不長征，一方面軍出發時8萬6千人，到延安只剩下7200人。
共產國際推行的“城市中心論”革命模式把中國共產黨引領得越來越弱小，自稱“100%布爾什維克”的王明推行的左傾路線使蘇區紅軍損失90%，根據地損失100%。因為他的心中只有共產國際而沒有中國，他被自己的祖國遺忘，也被共產國際遺忘。
而我們是不是應該從這份苦難與血的教訓中問一問：為什么始終堅持獨立自主權的陳獨秀，在下臺后經常念叨的一句話就是“中國革命應由中國人自己來領導”？為什么拋棄了蘇聯“城市中心論”的共產黨人，在無數次的失利后選擇了被共產國際和博古蔑視的“山溝里的馬列主義”和毛澤東的“農村包圍城市”戰略、最終“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取得了全國政權？為什么只有中國共產黨是先建立政權，再奪取政權的？為什么不是列寧？不是胡志明？不是卡斯特羅？不是切格瓦拉？不是他們不想，而是不能？為什么中國能？
1936年到達延安的李德對埃德加斯諾承認，西方的作戰方法在中國不一定總是行得通的，必須由中國人的心理和傳統，由中國軍經驗的特點來決定在一定情況下采取什么主要戰術，中國同志比我們更了解他們本國革命戰爭的正確戰術；曾給中國革命以巨大影響的鮑羅廷回到蘇聯后反對當局對中國的看法，后來也打破沉默說：“中國人不是節節勝利嗎？他們的理論不可能都是錯的?！?
這些經過血與火凝練的教訓與經驗都說明了什么？
千年前的我們的祖先似乎早已將其中的奧秘點破：“橘生南為橘，橘生北為枳?！边@就是為什么佛教到了中國就要本土化；為什么滿清可以征服這片土地，卻要被這里的文化同化；為什么拋棄了蘇聯“計劃經濟模式”的中國，選擇了鄧小平“走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理論，通過改革開放使中國擺脫了貧窮，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
從苦難到輝煌的事實再次說明，滋養了五千年中華民族的這片土地，只有中國人最熱愛；中國人的事情，中國人最熟悉、最有發言權；世界上沒有救世主，只有靠中國人自己。
這是我們應該汲取的傳世價值。
而進一步我們要追問和思考的是，從苦難到輝煌---這也是這個民族的困局和問題所在，正如國歌“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為什么總是陷入最危險的境地中，為什么總是在陷入最危險的境地的時候，才“被迫發出最后的呼聲”？如何走向沒有那么多自然和人為苦難的天地，實現真正的現代轉型和可持續的輝煌，這才是中國的正途。而從暴力革命到現代管理，現代社會的組織單元--公司不正好提供了一個值得借鑒的實驗田嗎？而“公司的力量”不就是因為經濟社會的現代管理再次得到最集中的實現嗎？
那么，作為一個中國企業的管理者，不僅要問：我們為此應該做什么？我們應該樹立什么樣的信仰？我們的精神是什么？我們還需不需要堅毅、執著和犧牲精神？
為了這些問題，我們不得不思考：改革開放三十年來，我們一直在引進和吸收西方的管理思想，但是，為什么金融危機來臨，柳傳志對中國人講同舟共濟、患難與共就可以，對國外的職業經理人講這個他們就覺得不可理解？一樣的流水線，一樣的流程、一樣的零配件，中國人和外國人出來的產品為什么品質不一樣？為什么張瑞敏說中國引進的MBA水土不服，因為案例大部分是國外案例，中國沒有自己的管理模式、管理方式，因此倡導做適應中國國情的管理？……我們到底缺什么？怎樣發現和總結適合中國人的管理模式？沒有適合中國人的管理，中國的企業該走向何方？
偌大的管理領域，也同樣存在著很多人的迷茫、很多人的失望、很多人的不自信……
在這個時刻，我們更希望、也應該探索和找到適合中國人的管理方法論，讓它幫助和引領更多的中國企業走向管理成功。我們也知道，這一過程充滿了孤獨、艱苦和漫長，沒有堅毅、執著和犧牲精神不可能成功。
但我們相信，在中國，總有一批人，甘愿做鋪路石、甘愿付出、甘愿披荊斬棘去做探路者。他們已經把探索中國管理模式作為人生目標和價值追求，把堅毅、執著作為精神指引和方法論，把中國管理的崛起作為信仰，作為一生的終極目標。
從他們身上，我們看到，千百年來中國人傳承的精神依然激情澎湃，因此，我們堅信：中國管理的探索將成為這個民族實現現代轉型的一個路標，沿此或將使我們這個民族通向新的境界；同時我們堅信，中國管理的未來也一定會輝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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