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必須充分認識到:黨八股是黨風敗壞的表現,是脫離人民群眾的表現。喪失群眾、喪失讀者的宣傳還不如不宣傳,黨八股式的文風,更敗壞了黨埋頭苦干、尚質省文的形象。我們感到:當前最大的危險之一是學風和文風的危機,如果我們經濟發展起來了,合法性反而喪失了,喪失了“筆桿子”,處處消極被動、理屈詞窮,那樣就會失敗,而且失敗得很慘。
我們正在從事的,既然是前無古人的偉大事業,那么,我們首先必須說清楚我們的事業與五千年文明的關系是什么,與馬克思主義理論和既有社會主義道路的關系是什么,與西方道路的關系是什么,這是理論創新的關鍵。當然,理論創新不容易,所以我們要做堅實的研究工作,在這方面超過洋人和古人,超過資產階級學者和傳統的研究者,因為靠壓服是不行的,靠說空話、背教條更是不行的,因為人家不買賬,所謂“貌恭而不心服,茍免而不懷仁”,這難道不是今天的部分事實嗎?怎么辦?我們共產黨人必須站在人類一切優秀成果的肩上,站在第一流的資產階級學者的肩上,去超越他們。
洋八股、黨八股必須廢止,空洞抽象的調頭必須少唱,教條主義必須休息。共產黨人的文章不但要讓人民群眾歡迎、洛陽紙貴,而且要讓第一流的學者佩服,而且是心悅誠服,而我們自己離這樣的標準還差得很遠、很遠。因此,我們必須學習,必須好好學習,必須改造我們的學習。包括向一切資產階級學者、向我們的一切前人學習。當然,我們學習他們,為的就是超越他們。共產黨領導的中國道路的實踐早已經超越了他們的想象,但是我們的理論工作沒有跟上,對理論工作者,從事學術研究的共產黨員來說,這是很大的失職。五四新文化運動是一場語言和文化的革命,延安整風是一場文風和學風的革命,我們現在也需要文風和學風的革命。
學風和文風的問題,關乎天下興亡,首倡“知行合一”的王陽明在《傳習錄》中指出:“天下所以不治,只因文盛實衰,人出己見,新奇相高,以眩俗取譽。徒以亂天下之聰明,涂天下之耳目,使天下靡然爭修文詞,以求知于世,而不復知有敦本尚實、反樸歸淳之行。”共產黨人認為,哲學不是教條,而是改造世界的有力武器,“尚質省文”、“實事求是”,文章是“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絕對不能小看。文風是作風的表現,這是歷史的經驗。
《人間正道》開篇提出的第一個問題是:中國共產黨開創的中國道路與中國傳統文明的關系究竟是怎樣的?宋代宰相文彥博有句名言,一語道盡中國傳統政治的本質,他對宋神宗這樣說:“殿下為士大夫治天下,非與百姓治天下”。而共產黨人則是以“中國人民的徹底解放”、以“為人民公天下”,革了數千年封建政治的命,超越了中華舊文明,這是包括錢穆、黃仁宇、何炳棣、陳寅恪等在內的第一流的學者,超越他們自己的階級地位和意識形態而得出的歷史結論。“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創造歷史的真正動力”,也許這句話聽起來抽象,但僅舉一個例子就能清楚地說明這個問題:在國民黨的隊伍中,最高榮譽是授予“國光勛章”、“青天白日勛章”,抗戰中,國民黨有170人被授予“青天白日勛章”,其中省部、將官以上者143人,占83.1%,而普通士兵竟無一人。中共最高榮譽則為革命英模,抗戰期間,獲此榮譽者150人,其中連以下官兵146人,占97.3%,另外,還授予30名民兵及3名普通民眾英模稱號,這個例子說明:“人民是真正的英雄”,這確實是中國共產黨的勝利之道。
那么,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中國道路,與馬克思主義和既有社會主義道路的關系是怎樣的呢?這是本書又一個正面回答的問題。首先,中國的新民主主義革命究竟“新”在哪里?今天的很多年輕人可能并不清楚。中國的新民主主義革命,并不是簡單的無產階級革命或者資產階級革命,而是以共產黨領導的,四個階級形成的“統一戰線”為主體的革命,這就是五星紅旗的含義。而這樣的革命道路,是馬克思和列寧從來沒有提出過的,這是中國共產黨人的獨創。
中國走獨立自主的社會主義道路,當然與上世紀50年代末中蘇論戰有密切的關系。蘇聯的社會主義道路,依靠的是“工程師加電氣化”,蘇聯工業化的領導力量是工程師,而中國社會主義建設的主體則是雷鋒、王進喜、鄧稼先、錢學森,而不是“工程師階級”,這是根本的不同。資產階級經濟學的旗手弗里德里希·馮·哈耶克認為,蘇聯的計劃經濟,就是一群工程師“以管物的方式管理人”,是“工具理性”的極端發展,今天看來,哈耶克對蘇聯道路的批評,在某種意義上是正確的。而中國社會主義建設的經驗之一,主張決策在基層,反復強調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強調絕不能以管理物的方式來管理人,反復強調走群眾路線,不走精英路線。
本書回答的又一個重要問題是:中國的改革開放是放棄社會主義,走資本主義道路嗎?絕不是的,恰恰相反,我們的改革開放,從根本上顛倒了資本的邏輯,改變了500年來西風壓倒東風的歷史潮流。
金融危機爆發以來,馬克思的《資本論》在西方非常暢銷,為什么?因為馬克思第一個指出資本主義社會是一個“頭足倒置”的危機結構,也就是說,資本主義把實體經濟建立在虛擬經濟之上,虛擬經濟支配了實體經濟,資本增值這個唯一目的決定了生產與市場,這就是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的根源。《資本論》說:資本家階級唯一追求的就是資本的升值,而不是產品和市場的發展,為了資本的升值,資本家階級可以無情地破壞生產和市場。這就是《資本論》最了不起的發現。
但是,如何使貨幣、金融、資本為生產和市場服務,使得生產和市場決定資本,而不是聽任資本決定和破壞生產與市場——即如何將被資本家階級“頭足倒置”了的社會再顛倒過來,馬克思卻沒有作出清晰的闡釋——因為《資本論》沒有寫完,馬克思就去世了,當然,更重要的是:人類歷史上也從來沒有過這樣的實踐。解決了這個問題的就是中國社會主義道路,特別是改革開放這樣偉大的實踐,我們的實踐表明:共產黨人反對的是資本家和資本主義,反對的是資本為王,反對的是資本決定生產與市場的邏輯,但是,共產黨人反對的不是資本,更不是資本為人民所用,無論是國有資本、民間資本還是國外資本,只要它是服務于生產和市場發展的,只要它是有利于改善人民生活的,只要它是有利于中國強大的,我們都應該利用。我們的改革開放,說到底就是把資本與生產、市場的關系顛倒過來了,這就是我們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實質。
還有,本書回答的另一個問題:即中國道路與西方發展道路的區別是什么?這個問題也很關鍵。中國道路與西方發展道路的區別究竟何在?近代西方發展道路的根本特征在于如下兩點:一、靠掠奪殖民地謀發展、謀崛起;二、靠壟斷世界資本、壟斷世界發鈔權剝削全人類,從當年的金本位到美元本位再到今天的美元白條本位,500年來莫不如此。而返觀中國的發展道路,第一是我們不靠侵略別人、不靠建立海外殖民地謀發展,而是靠我們自己的內需和市場、靠走能源創新的道路謀發展,第二是我們不走美國那樣的靠發債、靠過度消費、靠愚弄全世界謀發展的道路。
當今中國面臨的挑戰很多,但是,最根本的挑戰是信心的挑戰、思想的挑戰。今天,一切批評都是允許的,但一切批評都必須有建設性,起哄架秧子、“唱衰中國”算什么本事?何況中國不會被唱衰。埋頭苦干、獨立自主走自己的路,這才是中國人應該具有的寶貴品格。魏源在《圣武記》中說得好:“欲戰勝于疆場,必先戰勝于廟堂”。而欲戰勝于廟堂,必先戰勝于思想。我們今天需要解放思想,而解放思想的關鍵,就是深刻認識到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中國道路,乃是對中國傳統、既有社會主義道路、西方發展道路的深刻超越,就是必須讓理論創新跟上我們的實踐和時代前進的步伐,以增強我們的民族自信、體制自信和文化自信。這就是《人間正道》一書的目的。
(作者為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人間正道》由胡鞍鋼、王紹光、周建明、韓毓海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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