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英謀求霸權的全球隱蔽經濟戰
楊斌著作《美國隱蔽經濟金融戰爭》節選
一、 美英鍛造隱蔽經濟戰的利劍
＜醞釀世界經濟有控制解體戰略＞
越戰失敗后美國被迫放棄了冷戰戰略，有些人誤以為美國老實了或棄惡從善了。 實際上，美國從未放棄追求單極世界霸權的目標，只是在英國經驗豐富的謀略家的教唆下，采取了更為陰險、隱蔽的“軟戰爭”手段。２０世紀７０年代，美國上層精英制訂了“世界經濟有控制解體”的戰略，標志著美國發動全球隱蔽經濟戰的開始，打擊范圍甚至從前蘇聯擴大到了昔日盟友，特別重點遏制第三世界國家力量的崛起。這一戰略起源于美國一家重要智囊機構，即對決策層有重大影響的紐約外交關系協會，基辛格和布熱金斯基都曾在該機構任職。這家高級智囊機構的成員弗雷德·赫希，于１９７５-１９７６年間撰寫了題為《八十年代計劃》的政策報告，首先提出了上述戰略構想的框架輪廓。美國聯邦儲備銀行前主席沃克曾公開宣稱，將采取導致“世界經濟有控制解體”的政策，從而將弗雷德·赫希的戰略構想付諸實施。
越戰失敗后，美國操縱國際政治格局的能力大大削弱，亞非拉的眾多發展中國家利用這一機會，掀起了蓬蓬勃勃的反抗斗爭高潮，強烈要求改革不合理的國際經濟秩序， 如１９７３年在阿爾及爾召開的不結盟國家首腦會議上，７７國集團督促以政治聯合來爭取經濟利益，參與國要求西方國家做出大量的經濟讓步。隨后的一年中，在南方國家的共同努力之下，聯合國大會通過了《建立國際經濟新秩序宣言》和《國家經濟權利與義務憲章》。特別令美國政府和壟斷財團擔心的是，第三世界改革舊的國際經濟秩序的呼聲，竟然得 到了某些西方發達工業國家的響應。例如，德國社民黨曾提出了著名的“勃蘭特報告” ，主張南北相互合作謀求共同的發展，提出了一個全球范圍“新馬歇爾計劃”，北方國 家大大增加對南方國家的經濟援助，以推動南方國家的工業化并改善社會福利，同時也為北方國家過剩的工業能力找到市場，擺脫中東石油危機后的長期經濟停滯。２０世紀７０年代，國際上盛行的潮流并不是什么“全球化”，而是爭取國際經濟新秩序的“南北斗爭”。
毫無疑問，美英兩國都深知勃蘭特計劃是可行的，二戰后馬歇爾計劃的成功已證明 了這一點，不僅歐洲、日本從戰爭廢墟中迅速恢復，甚至臺灣、韓國等前殖民地也實現 了經濟起飛，這充分證明了只要有合適的環境土壤，任何民族國家都能成功地實現工業 化。但是，這也正是美國壟斷資本和右翼政客所最擔心的，他們不愿看到第三世界國家 勢力的崛起，擔心工業化會增強它們的經濟軍事勢力，促進世界實力均衡向不利于美國的方向發展，威脅到美國謀求單極世界霸權的戰略目標。２０世紀７０年代，日本曾擬定了對伊朗 、墨西哥、東南亞等國家的援助計劃，包括許多大型的社會基礎設施和工業項目，以為日本 嚴重過剩的重工業部門尋找出路，但是，當時美國國家安全助理布熱金斯基，用核保護傘威脅日本放棄了上述援助計劃。
美英統治階層認為，為了阻止第三世界國家的工業化進程，必須扭轉二戰后經濟重建時期的成功政策，包括推行政府干預政策和國有化運動，有利于民族經濟的“保護與開放相結合”，此外還必須扭轉２０世紀５０－６０年代的社會改良，因為，這些在冷戰壓力下作出的策略性讓步，喚起了世界各國人民爭取社會利益的覺悟，正導致一系列不利于統治階層的社會變化。西方壟斷資本控制的主流新聞媒介，制造輿論主張恢復以前的自由放任經濟政策，利用中東石油危機后的“滯脹”問題，大肆宣揚“凱恩斯主義”過時了，政府干預和國有企業導致了效率低下，社會福利導致了工資成本和物價上漲，等等。實際上，一些西方著名經濟家已經證明，“滯脹”的原因是石油危機引起的總供給變化，并非涉及總需求管理政策的凱恩斯主義。美英政府還反對勃蘭特推動世界經濟擺脫滯脹的方案，指責其違反了自由市場經濟分配資源的原則，盡管他們知道正是違反自由市場原則的馬歇爾計劃，推動了二戰后世界經濟的迅速復興。
２０世紀７０年代末，美國壟斷資本還暗中操縱的國際經濟組織，包括國際貨幣基金、世界銀行和世界貿易組織等等，在華盛頓開會達成了一系列共識，拋棄了二戰后西方黃金時期的成功經驗，主張推行完全相反的新自由主義政策，并且將其作為規范化經濟理論和改革藥方，向世界各國特別是發展中國家推薦，包括恢復自由放任的市場經濟政策，放棄政府干預和推行國企私有化，削減政府公共投資和社會福利開支，采取嚴厲的財政、金融緊縮政策，限制各國保護民族工業的經濟主權，向外資開放工業、電訊、金融等戰略行業，拆除阻礙商品、資本國際流動的壁壘，推行有利于跨國公司的貿易金融全球化，大力培育外匯、股票和金融衍生品投機市場，等等。實際上，這些國際權威機構鼓吹的所謂規范化理論和政策藥方，并未在西方的經濟學理論界達成一致共識，甚至還遭到相當多西方經濟學家的強烈反對，因此，它不是“哈佛共識”或“麻省理工學院共識”，而是代表美國統治階層意志的“華盛頓共識”，具有強烈的政治性和特殊利益集團的色彩。美國著名經濟學家斯蒂格利茨，最近強烈地批評了“華盛頓共識”，稱其“往壞里說是誤導”，現在應進入“后華盛頓共識”時代，還說“無論新的共識是什么，都不能基于華盛頓”，直接點出了從華盛頓的立場出發，不可能符合廣大發展中國家利益。
世人所難以領會的是，美國政府倡導的這一套新自由主義政策，并非來自經濟學界或是無地放矢，而是來自統治階層的高級智囊機構，服務于其全球戰略的強烈攻擊性武器。美英國際戰略機構的智囊專家們，設計這一套隱蔽經濟戰武器并不困難，因為，西方資本主義市場經濟運行數百年來，一直是掠奪、戰爭和經濟危機不斷，惟有二戰后才進入了一個“黃金時期”，因此，只要拋棄西方“黃金時期”的成功經驗，系統地發掘災難時期的歷史教訓，特別是曾導致頻繁經濟危機的自由主義政策，就不難鍛造出威力巨大的隱蔽經濟戰利劍，重演自由放任資本主義時代的社會經濟災難，人為制造瓦解別國工業金融體系的經濟危機，用于打擊威脅其建立霸權的國際競爭對手，削弱國內代表社會中下層的社會改良運動。
美英國際戰略家在鍛造出經濟戰的利劍之后，還需為其披上一件蒙蔽世人的華麗外衣，這一點也并不困難，英國在維護其全球霸權統治的數百年中，積累了大量利用御用學者制造意識形態的經驗，曾將其損人利己的“自由貿易”政策，成功地包裝成關心全人類的“世界主義”，當年的德國著名經濟學家李斯特曾揭露，為了操縱世界輿論服務于自己的商業利益，英國政府和商人們從來是不惜任何代價的，不僅炮制了一整套細致加工的經濟理論體系，而且還擁有一個強大的動力——金錢。現在美英的國際戰略家們再次故伎重演，實力雄厚的壟斷財團提供大量金錢資助，調動右翼思想庫和御用學者制造理論依據，壟斷財團控制的新聞媒介則大造社會輿論，利用殖民帝國遺留下來的英語通行世界優勢，發動了對國內外社會進步力量的妖魔化運動，精心炮制出新自由主義的“全球化潮流”，同十九世紀時髦的“世界主義潮流”如出一轍。
＜對東方和南方發動猛烈的進攻 ＞
２０世紀８０年代，里根前總統和撒切爾夫人共同發動了“世界保守革命，直言不諱地提出回歸到“亞當·斯密時代”。美國作家瓦爾登·貝羅曾撰文指出，里根代表的右翼保守勢力認為，“美國正在遭受兩方面的圍攻：國際上的共產主義和國內的‘新政’；對里根主義者而言，大政府的開明民主傳統、社會福利以及對勞工的支持，與美國牌號的個人主義自由和自由市場是互相抵觸的，代表了一種偷偷摸摸的社會主義”。 里根的右翼政府主張采取進攻性政策，一方面擊退對美國權力的國際性威脅，另一方面擊退經濟活動中的政府干預，具體來說，國際性威脅包括前蘇聯集團和第三世界的崛起，他們從東方和南方對西方形成了夾擊之勢，國內的威脅主要是經濟生活中的大政府和大勞工，他們以社會利益為由限制壟斷資本的謀私自由，威脅到了壟斷資本的政治經濟統治地位。美英曾聯手推行過冷戰遏制政策，這次兩國右翼政府再次攜手并肩，從東西、南北兩條國際戰線上，共同發動了兇猛的隱蔽經濟戰爭，甚至對于法國、日本等不順從的盟國，也暗中運用經濟手腕進行遏制和打擊。２０世紀７０年代美英聯手謀劃的“緩和”戰略，到了２０世紀８０年代已經受到了豐厚的效果，波蘭和拉丁美洲相繼落入了“外債”陷阱，美英抓住薄弱環節趁勢發動了猛攻。［６］
里根政府發動的針對前蘇聯的隱蔽經濟戰，已為美國１９９６年出版了的一本著作所曝光。該書題為《勝利——美國政府對前蘇聯的秘密戰略》，作者是中央情報局的一位前雇員，他為策劃隱蔽經濟戰獲得的巨大勝利，洋洋得意的心態溢于言表。該書透露了當年美國政府和中央情報局曾雇傭一大批專家，包括心理學、歷史學和國際政治經濟方面的專家，擬定了美國瓦解前蘇聯的“軟戰爭”戰略，先千方百計迫使前蘇聯經濟陷入困境，再設法動搖前蘇聯領導人對自身制度的信心，還抓住波蘭外債危機誘發的社會動蕩，積極資助“團結工會”等反對派勢力，將其作為顛覆前蘇聯陣營的突破口。美國政府一直大力推進核軍備競賽，蓄意利用前蘇聯曾遭受侵略的敏感心理，逼迫其片面發展軍事工業以消耗經濟實力，２０世紀８０年代里根政府提出了“星球大戰計劃”，同時設法壓低石油價格以耗盡前蘇聯的外匯來源，迫使其陷入經濟困境進而瓦解對自身制度的信心。盡管美國憑借其經濟軍事實力和美元的地位，能夠從世界各地廉價獲得大量的資源，但是，美國仍然為其秘密戰略付出了沉重的代價，２０世紀８０年代國債從七千億猛增至三萬億美元。美國為摧毀瓦解前蘇聯制度發動的隱蔽經濟戰，如此不惜代價幾乎令人難以置信。［７］
里根政府堅信北方與南方存在著根本的利益對立，必須在美國主宰的世界經濟體系內，重新征服越來越難以管理的第三世界。美國的右翼思想庫在主流新聞媒介的配合下，積極發動了將南方國家政府“妖魔化”的運動，將他們描繪成失敗的政府干預主義者，貪污腐敗而且將本國經濟搞的一團糟。美國抓住南方國家從殖民地時代遺留的弱點，如經濟結構單一嚴重依賴原材料出口市場，金融狀況脆弱欠下西方銀行大量債務，有意將貿易、貸款、投資等好處，同推行新自由主義的全球化政策掛鉤，誘迫南方國家吞下其炮制的隱蔽經濟戰毒藥。美國還改變冷戰時期拉攏第三世界的做法，率先削減了對發展中國家的政府援助，此后其它西方發達工業國家也紛紛效仿，從而加重了貧窮發展中國家的資金困難。１９８１年，美國政府改組了世界銀行等國際金融組織，安排了執行里根路線的人擔任行長，中止了世界銀行幫助窮人的“溫飽計劃”，將國際發展機構（ＩＤＡ）的貸款標準，從原來的優先分配給那些最需要的貧窮國家，改為分配給那些在“經濟的結構重整中作出最大努力的”國家，而結構調整方案有意剝奪了受援國的經濟主權，強迫其接受一系列新自由主義的改革政策。
二、 破壞威力大于核彈 全球經濟滿目瘡痍
中國人曾飽受西方一個多世紀的侵略欺辱，因此，對西方列強發動硬戰爭之殘酷記憶猶新，但是 ，大多數中國人還不熟悉也不愿相信，美英會發動一場“沒有硝煙的戰爭”，而且其破壞威力如此之巨大，甚至遠遠超過了令人恐怖的核彈。倘若說核彈的破壞力能摧毀一、兩座城市，這些隱蔽經濟戰核彈足以毀掉整個國家，令其龐大的工業和金融體系陷入癱瘓，以極為低廉的價格落入西方壟斷財團的手中。這場沒有硝煙的全球經濟戰爭， 巧妙地隱藏在巨額美元貸款的背后，披著“自由市場經濟神話”的美麗外衣。特別令人驚嘆不已的是，自從美英發動的聯手發動“世界保守革命”以來，新自由主義的隱蔽 經濟戰“核彈”，先是橫掃了拉丁美洲和非洲大陸，緊接著摧毀了俄羅斯這個前超級大國 ，隨后又猛烈襲擊了曾生機勃勃的亞洲諸國，美英發動的軟戰爭攻勢可謂所向披靡，所到之處無不狼籍遍地、滿目瘡痍。
< 拉丁美洲淪為首批犧牲品 >
美國全球軟戰爭的征服對象首先指向了拉丁美洲。美國歷來視拉丁美洲國家為自家后院，是美國壟斷資本進行投資和控制的重點。２０世紀７０年代美國銀行以提供低息貸款為誘餌，引誘拉丁美洲國家大量舉借外債，但是，西方貸款都附加了市場浮動利率的條款，２０世紀８０年代美國總統里根推行自由主義的經濟緊縮政策，驟然大幅度提高了利率，大大加重了拉美國家的外債負擔，拉美國家紛紛因無法償還外債而陷入危機。國際貨幣基金利用外債危機趁火打劫強，強迫拉美國家推行自由主義經濟改革，否則不給予美元再貸款，從而切斷不屈服國家的進口來源。拉美國家迫于外來壓力，被迫接受了喪失主權的各種苛刻條件，紛紛吞下了了新自由主義的改革毒藥，其具體措施與后來俄羅斯的“休克療法”如出一轍，如完全放棄政府干預經濟，削減政府公共投資和社會福利，推行國有企業的私有化，開放國內市場并取消貿易保護，推行國際貿易、投資的自由化和全球化等等。
拉丁美洲被迫推行自由化改革帶來的惡果，是２０世紀８０年代拉美國家的經濟發展普遍陷入“停滯”，許多國家人均收入水平迅速下降，被廣泛稱之為“失去的十年”。拉美國家曾非常重視發展國有企業，有效地加速了工業化特別是社會基礎建設，而推行國有企業的大規模私有化以來，不僅增加失業加劇了社會矛盾，而且降低了民族工業的整體實力，民族私營工業也陷入更加脆弱的境地；放開國際貿易和投資后，跨國公司大量收購民族私人企業，凈利潤匯出和資本流失更加嚴重，美國鼓吹的非國有化結果變成了外國化；１９８０—１９８９年間，拉美國家人均國民收入下降幅度，最小的為２．４％，最多的為３７％。１９８０年，拉美的貧困者的人數為１．１２億，１９９０年增至１．９２億，占拉美人口的４６％；十年間貧困人口增加了大約８０００萬人，每年平均大約增長７％，其中一半生活在極度貧困之中，社會貧富懸殊問題顯著惡化。１９８０—１９８５年間，拉美地區的年平均工資下降了１６％，工業部門下降了１２％，建筑業下降了１８％，公共部門下降了１７％。拉美國家還普遍削減社會衛生開支，如１９８０—１９８４年間，烏拉圭削減了１３．４％，阿根廷削減了１４％，智利削減了２３％，危地馬拉削減了５８％；與此同時，各國的社會健康狀況明顯惡化，如烏拉圭的嬰兒死亡率從千分之二十八升到三十二，巴西則從千分之六十六上升到七十四；秘魯的人均營養水平從必要基準線的９７％下降到８５％；各種傳染病呈上升趨勢，如１９７６—１９８４年間秘魯的傳染病發病率增加了兩倍。２０世紀８０年代后期拉美國家出現了霍亂大流行，同醫療衛生條件惡化有直接關系，整個社會人心惶惶，廣大人民深受其害。［８］
對于２０世紀８０年代拉丁美洲國家遭受的苦難，國際貨幣基金曾用“改革陣痛”為其災難性政策狡辯，但是，新自由主義改革已經搞了２０年，拉丁美洲國家的卻在災難陷阱中越陷越深，外債雪球越滾越大，貧富差距不斷擴大，社會痛苦不斷加深。一些拉美國家暫時恢復了經濟增長，外匯儲備有所增長，國際貨幣基金就大吹大擂改革成功，但是，這種成功僅僅意味著有錢償還外債，而且是以降低工人工資和國內消費，廉價出售國有企業為代價的，是有利于美國而不利于本國人民利益的。２０世紀９０年代以來，拉美國家的社會貧困問題更趨嚴重，許多國家出現了嚴重的社會動蕩，如近年來阿根廷雖然恢復了經濟增長，但是，其全國的失業率仍高達１７％，大多數人的實際收入持續下降，１９９７年阿根廷爆發了全國性大罷工；墨西哥有七萬人游行反對石油工業私有化，智利煤炭工人為恢復失業救濟而舉行大罷工。社會運動的矛頭直接指向新自由主義政策，抗議其損害了廣大勞動者的權益，造成了廣泛的饑餓、失業和社會貧困。墨西哥深深卷入了美國主宰的全球化經濟體系，直接導致了曾一度壯大的民族工業的瓦解。工業瓦解也連帶了銀行體系的危機，內外債一齊增加，外債還本付息的雪球越滾越大。２０年來，墨西哥已深陷外債陷阱無法自拔，１９８０年的外債總額為５８０億美元，十五年來償還本息共１５００億美元，１９９６年外債總額卻增加至１８００億美元，美英壟斷資本甚至向墨西哥提出要求，廉價出售銀行系統和石油資源以償還債務。１９９５年，墨西哥爆發了強烈金融經濟危機，靠借貸維持的繁榮土崩瓦解，短短幾個月里有１５０００家企業倒閉，３００萬人因此失去了工作，居民的購買力縮小了至少三分之一，政治動亂、罷工和農民起義震撼著這個國家。１９９８年墨西哥再次爆發金融危機，銀行壞賬率上升到５０％以上，被迫宣布容許外資收購本國銀行的１００％股權，還被迫出售戰略行業國有企業以清償外債。近年來，巴西、阿根廷等國也相繼爆發了金融危機，貨幣大幅度貶值，而外債大幅度增長，金融體系壞賬堆積，居民紛紛擠兌銀行，國民經濟瀕臨著臨崩潰邊緣。［９］
< 前蘇聯實力遭到徹底摧毀 >
２０世紀８０年代，美國政府發動的針對前蘇聯的秘密戰略，成功地誘導了前蘇聯的社會制度劇變。葉利欽崇拜西方發達國家的政治經濟制度，天真地認為只要全面效仿了西方的經濟模式，就能盡快趕上西方發達國家的生活水平，為美國發動新一輪隱蔽經濟戰攻勢，徹底削弱俄羅斯的地緣政治大國地位，提供了千載難逢的天賜良機。美國操縱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趁機推薦美國經濟學家薩克斯作為顧問，并且以提供附加了各種條件的貸款為誘餌，直接干預了俄羅斯推行激進改革的過程，明確地規定俄羅斯政府的經濟改革方向，必須完整地遵循新自由主義的規范經濟理論，特別是市場價格理論和科斯產權理論，力求短期內徹底破壞舊的經濟體制，“全面、系統地”引入西方發達市場經濟的規范作法。美國人也不諱言這套藥方的破壞性，形象地將其比喻為“休克療法”，但是，哄騙說“改革陣痛”很快就會過去，而且“長痛不如短痛”。天真的俄羅斯人沒有料到，“短期陣痛”已持續了近十年，不僅沒有從“休克”中恢復，而且還陷入了新的嚴重金融危機，至今仍是茫茫苦海望不到頭。
２０世紀８０年代末或９０年代初，獨聯體、東歐的大多數國家實施了激進改革，幾乎無一例外地經歷了經濟長期衰退，人民生活水平嚴重下降的災難性后果。俄羅斯實行激進改革多年來，國民經濟和工農業生產均遭受到破壞性打擊。從１９９０年初起俄羅斯經濟開始大滑坡，到１９９３年為止，工業生產下降為１９８９年的５８％，社會商品零售額下降為１９８９年的５３％，固定投資總額下降為１９８９年的４９％。俄羅斯改革放開價格之后，通貨膨脹率連續數年高達１０００％以上，物價上漲了數十倍，廣大人民數十年的勞動積蓄化為烏有。改革后俄羅斯取消了對農業優惠補貼，推行土地私有化，原來機械化作業的配套服務體系遭到破壞，農業生產持續下降。１９９４年，俄羅斯的國民收入和工業生產分別下降了１７％和２７％，１９９６年的國民收入和工業生產繼續下降了４—５％，１９９７年俄羅斯經濟在衰退５０％之后增長了１％，俄官方和國際貨幣基金都吹噓改革取得成效，但是長期積累的各種矛盾并未得到緩解，企業虧損和財政金融狀況仍然呈現惡化趨勢，１９９８年終于爆發了嚴重的財政金融危機，貨幣貶值，物價飛漲，股市崩潰，銀行倒閉，國民生產總值大幅度滑坡了６％，俄羅斯經濟仿佛未能從“低谷”回升，反而又落入了新的災難“深淵”。［１０］
俄羅斯實行“休克療法”政策，給人民生活、社會保障與治安方面帶來了災難性后果。前蘇聯曾長期片面強調發展重工業和軍事工業，農業和輕工業相對比較落后， 但是，一般生活消費品還是有充分供應，相當多的家庭擁有小轎車和郊區別墅，交通、 水電、房租收費低廉，有比較完善的社會醫療保障體系。前蘇聯解體后，盡管大量進口 消費品很快充斥市場，但是，物價飛漲令普通人民難以問津，廣大人民的實際購買力大為貶值。社會分配兩極分化嚴重，１０％左右的俄羅斯新貴通過各種不法手段大發橫財 ，６０％以上的人口實際收入下降，４０％的人口陷入貧困之中。由于物價猛漲而收入拮據，俄羅斯居民的營養水平出現了大幅度下降，從２０世紀８０年代居世界的第７位下降到現在的第３６位，甚至俄羅斯軍隊士兵也普遍出現營養不良現象，國防經費嚴重不足導致軍心渙散、士氣低落。由于社會經濟環境惡化和醫療保障體系遭到瓦解，俄羅斯居民的健康水平迅速惡化，以前得到控制的傳染病 如麻疹、哮喘、結核、梅毒等有了驚人的發展，１９９０—９３年間，幾種疾病的發病 率分別上升了１４２％、７２％、３４％、３００％，甚至以前消失的霍亂、白喉、鼠 疫等惡性傳染病也死灰復燃。前蘇聯以犯罪率低而聞名，但是，如今俄羅斯卻到處黑手 黨猖獗，從事販毒、走私、盜竊、敲詐等各種犯罪活動。據法國中央銀行的調查，俄羅斯和其他獨聯體國家的黑社會流入法國的資金大約有１００億美元，而這只是能查出的一小部分。黑社會與腐敗官僚相勾結，大規模參與證券市場投機，大約騙走了普通居民數十萬億盧布的錢財。２０世紀６０年代前蘇聯曾以世界上人口死亡率最低而自豪，目前，由于社會經濟狀況惡化，疾病和兇殺死亡率大幅度上升，俄羅斯居民的人均壽命下降了五歲，而且新增死亡人口大多是中青年人，這種惡劣情形一般只有在大規模戰爭中才會出現。據統計，改革以來俄羅斯人口的死亡人數 ，比較改革前同期凈增加了四百五十多萬，社會財富的損失遠遠超過了第二次世界大戰。難怪著名的“民主斗士”索爾仁尼琴也認為，“俄羅斯正處于巨大的災難之中，到處都是痛苦的呻吟”。改革初期，俄羅斯人民雖然忍受了巨大痛苦，他們對美國人的改革藥方卻堅信不疑，相信“改革陣痛”會很快過去，現在他們終于領悟到上了美國人的當，但是可惜已經為時太晚了。美國《波士頓環球報》專欄作家威廉撰文寫道，“現在人們普遍抱有這樣的看法，美國蓄意要毀掉俄羅斯，故意出了導致經濟和體制癱瘓的壞主意，為的是使它不再成為自己的競爭對手”。正因如此，改革初期俄羅斯人民曾對美國抱有好感，但是，現在卻出現了越來越強烈的反美情緒。
< 日本落入金融全球化陷阱 >
美英發動全球隱蔽經濟戰也沒有遺忘了亞洲。２０世紀８０年代，美國暗中制定了打擊日本的隱蔽經濟戰略，以遏制日本經濟咄咄逼人的崛起勢頭。美國對付日本不像對付第三世界那樣容易，因為，日本工業擁有世界一流的強大競爭能力，甚至許多美國的跨國公司也不是其對手。但是，精明的美國戰略家善于“以己之長攻人之短”，他們打擊日本的辦法是利用美國的金融優勢，盡管日本拼命出口擁有世界第一位的外匯儲備，但也根本無法同美國聯邦銀行的印鈔機抗衡，換言之，在金融領域美國對日本依然擁有壓倒性優勢。２０世紀７０年代，日本曾計劃向第三世界大量出口工業基礎設備，包括墨西哥、巴西、伊朗和中東國家。但是，當時美國國家安全主管布熱金斯基，警告日本不能幫助墨西哥等國家，因為美國無法容忍在后院出現一個新的日本。布熱金斯基以核保護傘和美國市場相威脅，強迫日本放棄了幫助第三世界工業化的計劃，從而堵塞了日本為其龐大投資品工業尋找市場的努力。２０世紀８０年代中期，美國政府強迫日本推行金融自由化、全球化，放棄戰后成功的日本政府的干預政策，取消產業政策指導和金融投資管制，大量推動外匯、股票、房地產的市場投機，利用日本的過剩資金來推動全球泡沫投機，并且在日本內部植下金融癌癥的禍根。美國財政部長里甘于１９８３年向日本財政部長提出，兩國政府組建一個美日金融市場聯合工作組，此后里根財長通過此機構不斷向日本施加壓力，強迫其擬定詳細的日本金融市場自由化計劃。美國著名經濟學家拉魯什曾說，“美國實際上命令日本，‘我們不許你們在世界其它地方投資，你們必須將賺來的美元聚集起來，炒高美國和日本的房地產價格，形成名義資產的虛假膨脹，進而形成巨大的金融投機泡沫，這樣日本出口賺得的美元收入，就源源不斷地輸入進投機泡沫，變成了過度膨脹的虛假資產，并且用于防止巨大泡沫的崩潰’”。
２０世紀５０－６０年代，日本政府通過計劃指導和產業政策，引導著日本銀行大量投資于工業部門和社會基礎領域，投向生產領域的貸款占了總額的一半以上，還通過政府管制嚴格限制了金融投機活動，不僅推動了日本工業的持續高速增長，而且銀行貸款質量很高少從未發生金融危機，截止１９８０年銀行壞賬率僅為Ｏ．５％。２０世紀８０年代中期，日本被迫推行金融自由化、全球化以來，銀行的生產性貸款的比重下降了５０％左右，非生產性貸款的比重則上升了兩、三倍，大部分流入了金融證券和房地產投資市場。日本前財政部長曾驚呼道，美國華爾街和倫敦金融界不斷提出要求，強迫日本政府取消金融市場管制，實際上意味著日本輸入外國的“金融艾滋病”。從１９８５年至１９９２年期間，日本的投資者購買了價值７２０億美元的美國房地產，而這一時期正是美國房地產泡沫的頂峰，房地產價格已因投機而過度膨脹，美國的投機家正在紛紛拋售。日本外匯投機幾乎猛增了數倍之多，日本外匯交易額對外貿金額的比值，２０世紀７０年代大體上為６美元比１美元左右，１９８５年已經上升到３８美元比１美元，１９８５年以后則猛增至６２美元比１美元，相當于美國外匯投機指數的兩倍。隨著泡沫經濟的發展，日本的股市和房地產市場也出現了瘋狂暴漲，在日本的六大城市中，住宅、商業和工業用地的價格，從７０年的每平方米６千美元，猛漲至１９９１年的平方米６萬２千美元，上漲幅度高達十倍之多，創下世界前所未聞的記錄。２０世紀８０年代末，日本政府感覺到泡沫經濟的威脅，決定采取措施遏制泡沫投機，但已經為時太晚了。日本經濟因泡沫盛極而衰陷入了災難，銀行賬目上已積累了大量的壞賬，房地產市場失去了資金支持，從此陷入了長期蕭條之中。隨著房地產公司紛紛倒閉，日本銀行的壞賬也越積越多。根據索羅門證券公司人士的估計，日本銀行的壞賬從１９８１年的１萬億日元，猛增至１９９５年的１００萬億日元，折合一萬億美元。美英鼓吹取消政府管制和推行金融自由化，就能大大提高金融體系的運行效率，但是，日本落入美國設置的金融自由化、全球化陷阱之后，短短十年中銀行體系的壞賬就增長了一百倍，從此陷入了已持續十年的長期蕭條，美英發動隱蔽金融戰威力之巨大，甚至擁有強大世界競爭力的日本也劫數難逃，實在令人感到可悲可嘆。［１１］
< 亞洲經濟慘遭金融風暴重創 >
２０世紀９０年代，美英將針對亞洲的隱蔽經濟戰的打擊范圍，進一步擴大到了亞洲“四小龍”和東南亞國家，這一舉措有著深遠的全球戰略意義。從２０世紀８０年代日元升值以來，日本為了降低出口產品成本，不斷將制造業遷移到東南亞國家，正逐步形成以日本為核心的經濟圈，而且在東南亞國家華僑經濟占很大比重，港臺、東南亞和中國大陸加強經濟往來，正在形成日益強大的泛華人經濟圈。有些人根據亞洲經濟的蓬勃發展態勢，甚至認為２１世紀將是“亞洲的世紀”，美英的國際戰略家早已看出這一威脅，蓄謀已久鏟除自己的心頭之患，掃清妨礙建立全球霸權的任何障礙。美國強烈反對日本輸出工業設備，幫助發展中國家建立獨立自主的工業體系，但對于依附美國市場的出口導向戰略，曾一度采取了默許的態度。２０世紀９０年代以來，美國利用東亞和東南亞的出口依賴性，強迫其全面推行貿易、金融自由化，將“全球化”隱蔽經濟戰的炮口，暗中對準了“四小龍”和“四小虎”。
泰國首先推行了貿易金融自由化政策。隨著開放國內市場進口大幅度增長，泰國的國際收支惡化出現貿易逆差，依靠廉價勞動力的依附型出口戰略，隨著國際競爭激化和美國市場日趨飽和，越來越難以支持泰國的經濟增長，開放資本市場有利于吸引外資，幫助泰國彌補貿易賬戶的逆差。隨著香港回歸臨近，英國政府和金融資本積極游說東南亞國家，向泰國、菲律賓等國推銷金融自由化的藥方。１９９５年英國財長克拉克訪問了東南亞各國，勸說各國政府領導人開放金融市場，放松外資進入證券、租賃和保險業等行業，取消外資持有當地企業和銀行股份的限制，政府退出電力、通訊、交通的公用事業，對戰略行業的國有企業實行私有化。克拉克還宣揚英國私有化的所謂成功經驗，許諾將英資從面臨回歸的香港撤出轉向東南亞，促使東南亞成為新的國際貿易金融中心。英國發動金融自由化攻勢獲得了巨大成功，１９９７年據《曼谷郵報》報道，東南亞各國金融業的外資持股比例猛增，商業銀行業達到２５％，人壽保險達到７０％，金融公司達到４０％，英國金融資本的持股比例高于平均水平，在泰國和菲律賓成為歐洲的最大投資者。
２０世紀９０年代以來，西方誘導東南亞國家推行金融自由化，取消政府對外國資本流動的政策管制，導致東南亞國家的外債結構嚴重失衡，工業投資下降而金融投機熱錢猛增，１９９６年東南亞國家的外債結構中，一年以下的短期外債占絕大部分，其中泰國的短期外債比例為８６％，菲律賓的比例為８４％，印尼的比例為６０％。泰國的短期外債中相當大部分，來自于曼谷的國際金融市場，國際貨幣基金曾對此大為贊揚，稱此為金融自由化吸引外資的成功典范。美英投機資本大量涌入推動泡沫經濟，形成了房地產和證券市場的投機熱潮，獲利后又大舉撤資造成貨幣金融市場暴跌，導致當地投資者陷入困境被迫恐慌拋售，再趁火打劫全面廉價地收購當地的資產。泰國的泡沫經濟經過數年惡性膨脹，１９９７年在索羅斯等金融資本的攻擊下，終于爆發了嚴重的貨幣金融危機，飽嘗盲目貿易金融自由化的惡果。但是，國際貨幣基金趁向泰國提供援助貸款之機，開出的卻是一劑更為陰險致命的藥方，強迫泰國進一步大規模推行自由化和國際化，建立境內金融衍生品市場并容許無限制的投機活動，削減社會福利支出并且不容許提高工人工資，提高增值稅賦并且運用政府資金收購不良債權，以確保能夠及時償還欠西方壟斷資本的債務，取消外國資本擁有泰國銀行和戰略行業的限制，推行嚴厲緊縮政策以勒緊民族經濟的血脈，從而有利于西方壟斷資本全面廉價控制泰國經濟。國際貨幣基金的這劑雪上加霜的毒藥，大大增強了隱蔽金融戰的破壞威力，促使局部貨幣危機迅速轉化為全面經濟危機，工業企業紛紛破產倒閉，工人大批失業引起社會動蕩，私有企業償還外債的代價成倍增長，像拉美國家那樣陷入了外債泥潭，被迫廉價出售工廠設備以償還債務，正像美英國際戰略家精心設計的那樣，泰國的私營、國有企業甚至銀行體系的資產，紛紛廉價地落入了西方壟斷資本控制之中。美英資本還趁勢對整個東南亞發動猛烈進攻，金融風暴很快從泰國蔓延開來，馬來西亞、菲律賓、印度尼西亞均遭重創。
繼東南亞金融危機之后，韓國也爆發了嚴重的外債和金融危機。西方新聞媒介為了配合壟斷資本的經濟戰略攻勢，大肆宣揚亞洲的價值觀和政府干預是災難根源，實際上韓國長期推行政府指導下的市場經濟，數十年來獲高速發展而從未發生過外債危機，但是，近年來為了加入發達國家的經濟合作組織，被迫接受了西方提出的種種苛刻條件，推行了國際貨幣基金倡導的金融自由化，放松了政府對金融體系和資本市場的監督管制，銀行和企業紛紛拆借低息外債進行投機活動，兩、三年中外債額就急劇地增加了三、四倍，１９９６年外債結構中短期外債高達７１％，１９９７年終于爆發了嚴重的國際支付危機，被迫接受國際貨幣基金規定的苛刻條件，實行嚴厲緊縮并且取消保護政策，國內眾多銀行和企業集團紛紛倒閉，大約一半以上的私人小企業陷入破產，大量工廠設備閑置價格跌為原價的幾分之一，美國壟斷企業趁機掀起了廉價兼并熱潮。國際貨幣基金還強迫韓國修改勞工法，要求資方享有充分的解雇工人的自由，還規定一年內韓國企業至少裁員一百萬人，１９９８年社會失業人數迅猛增加到１５０多萬人，還有３００萬每周僅能工作兩日的半失業人口，進一步加深了市場萎縮和企業困難。臺灣也積極推行了金融自由化、全球化，但僥幸的是，中國在臺灣海峽舉行軍事演習之后，外國投資熱錢紛紛撤離臺灣，從而大大縮小投機泡沫的膨脹程度。
< 挫敗西方國家的社會改良運動 >
里根和撒切爾夫人代表的右翼勢力認為，還必須扭轉西方發達國家冷戰時期進行的社會改良，擊退國內的大勞工、大政府和大社會福利，這種改良導致了社會中下層欲望膨脹，正在國內搞偷偷摸摸的漸進社會主義，在國際上搞對前蘇聯和第三世界的綏靖妥協，直接威脅到壟斷資本的政治經濟統治地位。美英的右翼思想庫和主流新聞媒體，發動了對大工會和大政府的“妖魔化”運動，將中東戰爭的石油禁運造成的物價上漲，歸罪于貪婪的工會和無能的政府干預，宣傳社會福利導致了懶惰和效率低下。撒切爾夫人上臺后，首先發動了嚴厲的打擊工會的運動，二戰后曾勢力強大的工會紛紛被解散，１９８０年里根本人也發出明確的信號，工會活動必須置于國家的嚴格安全監控之下,隨后政府和國會多次修改放松勞動法，允許企業資方以激進方式處理勞工事宜，而這在戰后期間還從來沒有過的事情。美國公司企業資方受到里根政策的鼓舞，紛紛公開宣布不想再同工會打什么交道，從而防止和拒絕職工提出任何利益要求。
西方右翼政府的政策導致社會失業大幅度增長，從英、法、德、北歐到美洲大陸，企業解雇裁員的浪潮席卷了所有的國家。德國《明鏡》雜志的著名作家漢斯·馬丁，在世界暢銷書《全球化陷阱》中寫到，諸如在工資會計部門、計算機和建筑機械維修部門以及稅款結算部門中工作的無數職工，紛紛收到解除雇工合同的通知；他們被告知，他們的工作將由一個下屬機構接管；稍晚些時候，這類部門的工作人員又有許多人發現，他們只有接受無比低的薪金，不領取醫療保險金和養老保險金和幾乎普遍允諾不參加工會組織的條件下才會受雇。企業資方和主流新聞媒體拋棄了冷戰時期的和善面具，閉口不提企業應該考慮職工和社會利益，宣揚“股東利益”才是衡量企業成敗的尺度，從前顧忌社會反對不敢提的“減員增效”，現在成了資本家追求自己利益的響亮口號。
從１９７９年至１９９５年間，美國有４３００萬人失去了他們的工作崗位，其中相當多人找不到正式工作被迫打零雜工，三分之二的人不得不滿足于低得多的報酬和更糟糕的工作條件。１９９５年，美國五分之四的民眾的實際收入，比１９７３年不僅沒有增長反而有所降低。這表明，２０年來，對絕大多數人來說，實際的生活水平下降了［１２］。克林頓政府的第一任勞工部長羅伯特·賴克，也承認在１９８３－１９９２年間，美國的２０％最富有者在財富增長總額中占９９％，１９８０－１９９５年間，富人收入增長了１０．７％，中等收入者收入下降了３．６％，最低層收入下降了９．６％。冷戰后的社會改良時期，西方發達國家的相對貧困化有所縮小，而２０世紀８０年代右翼保守革命時期，社會中下層的絕對貧困化重新出現擴大。美國經濟學家愛德華·盧特沃克，以前曾是反對前蘇聯的冷戰鼓吹者，現在卻成了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的尖銳批評者，他認為新自由主義的所謂經濟改革，純系一場“令人不快的惡作劇”，使得馬克思主義者一百年前所作的斷言，“資本家越來越富，工人階級卻越來越窮”，雖然曾經被證明是絕對錯誤的東西，今天竟然又重新變成了現實。愛德華還認為，新自由主義的全球化政策，正“把人們投入絞肉機”，導致社會福利國家瀕臨崩潰的邊緣。美國麻省理工學院的經濟學家萊斯特這樣寫到：人們完全可以說，美國的“資本家向他們的工人發動了一場階級戰爭，并且戰勝了他們的工人”。
< ２０年世界間格局面目全非 >
從里根和撒切爾夫人發動“世界保守革命”以來，短短的２０年間，昔日的世界戰略格局已經面目全非，美英策劃的全球隱蔽經濟戰的猛烈炮火，已經橫掃了前蘇東地區和亞非拉大陸，昔日的超級大國前蘇聯何等威風凜凜，曾經擊敗了數百萬希特勒的虎狼之師，自擁上萬枚核彈頭對抗美國毫無懼色，卻在美國軟硬兼施的攻心戰下土崩瓦解，抗衡西方的社會主義陣營也不復存在；趁“東西對立”之機發展起來的“南北斗爭”，也逐漸偃旗息鼓失去了轟轟烈烈的勢頭，第三世界國家已無法團結一致爭取利益，不是被美英隱蔽經濟戰的炮火打得遍體鱗傷，就是被分化、收買喪失了斗爭的勇氣。西方國家曾經聲勢浩大的工會運動，從羅斯福‘新政’時代逐漸成長壯大起來，二戰后曾為提高工資福利待遇積極斗爭，現在已被妖魔化為經濟“滯脹”的罪魁禍首，失去了往日廣泛動員社會力量的號召力，正在壟斷資本的兇猛攻勢下步步退縮。顯而易見，里根和撒切爾夫人發動的“世界保守革命”，無論在國際和國內戰場上都大獲全勝，在國際戰線上已擊敗前蘇聯和第三世界，消除了來自“東方”和“南方”的威脅，在國內戰線上已擊敗大政府和大勞工，實現了“大資本”和“小社會”的戰略目標。２０世紀７０年代，美國右翼思想庫策劃的全球戰略設想，特別是“世界經濟有控制解體”的方針，已將全球經濟拖入了風雨飄搖的動蕩時期。拉丁美洲遭受新自由主義蹂躪２０年，俄羅斯被強行“休克”了近十年之后，又再次遭到發源于亞洲的金融風暴波及，俄羅斯和巴西也相繼爆發了強烈的金融危機，真是舊傷疤尚未痊愈又添新刀痕。頻繁的金融風暴挾著颶風般的巨大威力，橫掃過俄羅斯、拉丁美洲和亞洲大陸，到處是工業紛紛破產和銀行壞賬成堆，社會失業猛增而人民痛苦呻吟，全球經濟呈現出遍體鱗傷、滿目瘡痍。美國發動“軟戰爭”成功改變了世界實力對比之后，終于顯露出險惡面目公開追求全球霸權，再次發動“硬戰爭”野蠻轟炸南斯拉夫，提出了“北約”的新干涉主義全球戰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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