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資本論>的偏見》，而是潘志新們的無知＋偏見！

不是《<資本論>的偏見》，而是潘志新們的無知＋偏見！　　

思 恩　　

潘志新精英在《<資本論>的偏見》（載《中國學術論壇》、2009―12－31 烏有之鄉網）一文中，為了證明不朽的科學理論巨著《資本論》，存在著他認為的所謂“偏見”，使盡渾身解數，對馬克思的“唯物史觀”、“剩余價值理論”、“勞動價值論”，編造了一大堆“莫須有”的“偏見”；為了達到自己的目的，簡直到了語無倫次的地步！例如，正文的第一句話——“馬克思在《資本論》中發現‘剩余價值’”！——就是一個“小學生式的胡說！”（選3—635）簡直就是天大的笑話：馬克思在自己創作的“《資本論》中發現‘剩余價值’”？！？！？！？！？！潘志新精英的悲哀就在于：他連馬克思“發現‘剩余價值’”之后，創作了不朽的科學理論巨著《資本論》這個先后次序都弄不清白，竟然敢寫什么《<資本論>的偏見》！！！！！　　

潘志新精英在《<資本論>的偏見》一文中，表面上旁征博引，骨子里則是主要以少數中外權貴精英（晏智杰、龐巴維克特別是晏智杰乃至他自己）的無稽之談為依據，竟然明目張膽地斷言：馬克思主義（科學共產主義、科學社會主義、唯物主義的批判的社會主義、現代社會主義、現代的國際社會主義）表現人類歷史的發展規律的“唯物史觀的一般規律是不正確的”；“以此為基礎，馬克思在《資本論》中發現的剩余價值規律”（又是一個顛到了先后次序的“小學生式的胡說！”——馬克思在自己創作的“《資本論》中發現的剩余價值規律”？！？！？！？！？！），即表現資產階級社會的特殊的運動規律的剩余價值理論是不“科學”的，因而是不“能驗證唯物史觀的一般結論”的；“馬克思把決定價值的因素局限于勞動”，“不承認生產工具和科學技術在生產中創造價值的作用”；如此等等。　　

于是，潘志新精英以裁決者的身份宣判：“馬克思一生中最偉大的著作”，即馬克思創作的不朽的科學理論巨著“《資本論》的理論基礎——勞動價值論”這一“指導思想”是“錯誤”的，或者說“馬克思堅持的勞動價值論”有“問題和局限性”！　　

不幸的潘志新精英忘記了自己在同一篇“偏見”中的另外一些話：“《資本論》正是在唯物史觀這樣一個‘總的結果’指導下完成的”；“《資本論》是在歷史唯物主義思想指導下寫成的，馬克思寫作《資本論》，目的就是要在唯物史觀的指導下來證明資本主義制度的暫時性，使歷史唯物主義由理論形態變為現實，同時又反過來證明歷史唯物主義的‘科學性’”！　　

我們到底應該相信潘志新精英的上述兩個“理論基礎”中的那一個呢？再說，如果過幾天，善于“與時俱進”的潘志新精英，又給《資本論》提出新的第三個“理論基礎”，我們又該相信他的那一個“理論基礎”之說呢？所以無論如何，在考察“《資本論》的理論基礎”的時候，我們最好還是遵循革命導師恩格斯關于“《資本論》的理論基礎”的說法，而不要遵循潘志新精英此一時彼一時的易變的主觀想象。　　

歷史事實告訴我們，至少從標志著馬克思主義（科學共產主義、科學社會主義、唯物主義的批判的社會主義、現代社會主義、現代的國際社會主義）誕生的《共產黨宣言》問世開始，革命導師馬克思的一切著作都是以準唯物主義歷史觀和剩余價值理論為理論基礎的，《資本論》當然也不會例外！所以，恩格斯多次說：“這兩個偉大的發現——唯物主義歷史觀和通過剩余價值揭破資本主義生產的秘密，都應當歸功于馬克思。由于這些發現，社會主義已經變成了科學”；（選3—66、424）“現代科學社會主義就是建立在這兩個重要根據之上的”。（選3—44，著重號系引者加）　　

恩格斯還明確地指出：“馬克思和我所主張的辯證方法和共產主義世界觀……首先在馬克思的《哲學的貧困》和《共產黨宣言》中問世，經過了二十余年的潛伏時間，到《資本論》出版以后，就以日益增長的速度，擴大它的影響，并為日益廣大的階層所接受。現在，它已遠遠越出歐洲的范圍，在一切有無產者和無畏的科學理論家的國家里，都受到了重視和擁護。”（選3—49，著重號系引者加）　　

因此，我們必須從唯物主義歷史觀和剩余價值理論出發，來分析考察馬克思創作的不朽的科學理論巨著《資本論》，到底有沒有潘志新精英所說的“偏見”。　　

在運用唯物主義歷史觀和剩余價值理論分析考察《資本論》到底有沒有潘志新精英所說的“偏見”之前，我們先分析潘志新、晏智杰精英的幾個真正的偏見，見識見識他們的可憐的政治經濟學理論水平！　　

一. 潘志新、晏智杰的幾個歪理邪說　　

1.“馬克思勞動價值論的核心命題是：‘A. 商品規定為用來交換的具有使用價值的勞動產品；B. 價值定義為一切商品的共同屬性或共同尺度；C. 抽象人類勞動創造商品的價值。在這里，A和B是兩個前提，C是A和B的必然結論’。”——A和B是潘志新、龐巴維克等中外精英編造出來之后強加給馬克思的！并且誣陷說這是馬克思在“價值概念推導過程的邏輯錯誤”（他們的邏輯推理過程見附錄）！　　

關于“A. 商品規定為用來交換的具有使用價值的勞動產品”。——馬克思恩格斯沒有主觀地把“商品規定為用來交換的具有使用價值的勞動產品”！而是根據商品生產賴以產生和存在的歷史事實概括說：　　

“什么是商品？這是一個或多或少互相分離的私人生產者的社會中所生產的產品，就是說，首先是私人產品。但是，只有這些私人產品不是為自己的消費，而是為他人的消費，即為社會的消費而生產時，它們才成為商品；他們通過交換進入社會的消費。這樣，私人生產者就相互處于社會聯系之中，組成一個社會。因此，他們的產品雖然是每個個別人的私人產品，同時（但并非有意地好象是違背意志地）也是社會的產品。那這些私人產品的社會性表現在什么地方呢？顯然表現在兩種特性上：第一，它們都滿足人的某種需要，不僅對生產者自己，而且也對別人具有使用價值；第二，它們雖然是各種極不相同的私人勞動的產品，但同時也是人的勞動的產品，是一般人的勞動的產品。因為它們對別人也有使用價值，所以它們都可以進入交換；因為在它們里面包含著一般人的勞動、人的勞動力的簡單耗費，所以它們可以在交換中按照各自所包含的這種勞動的量相互比較，被認為相等或不相等。”（選3—345）　　

關于“B. 價值定義為一切商品的共同屬性或共同尺度”。——馬克思恩格斯同樣沒有主觀地把“價值定義為一切商品的共同屬性或共同尺度”！而是根據歷史事實和現實事實說：　　

“價值概念是商品生產的經濟條件的最一般的、因而也是最廣泛的表現。因此，在價值概念中，不僅包含了貨幣的萌芽，而且還包含了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的一切進一步發展了的形式的萌芽。價值是私人產品中所包含的社會勞動的表現，在這里已經存在著社會勞動和同一產品中所包含的私人勞動二者之間的差別的可能性。這樣，如果一個私人生產者在社會的生產方式不斷進步的時候，仍用舊的方式進行生產，那末他會深切地感到這一差別。當某類商品的全體私人生產者生產的商品超過社會所需要的數量的時候，也會發生同樣的現象。一個商品的價值只能用另一個商品來表現并且只有在和另一個商品交換時才能實現，在這里包含著這樣一種可能：或者是交換根本不能成立，或者是商品的真正價值不能實現。最后，如果在市場上出現了特殊的商品——勞動力，那末，勞動力的價值也和其他任何商品的價值一樣，是按照生產它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決定的。因此，在商品的價值形式中，已經包含著整個資本主義生產形式、資本家和雇傭工人的對立、產業后備軍和危機的萌芽。”（選3—349，著重號系引者加）　　

“這樣，當我說某一商品具有一定的價值的時候，那我就是說：（1）它是一個對社會有用的產品；（2）它是由私人為了私人的打算生產出來的；（3）它雖然是私人勞動的產品，但同時好象不為生產者所知和所愿地又是社會勞動的產品，而且是以社會方法即通過交換來確定數量的一定的社會勞動的產品；（4）我表現這個數量，不是用勞動本身，也不是用若干工作小時，而是用另外一個商品。”（選3—346）　　

關于“C. 抽象人類勞動創造商品的價值。”——基本正確！馬克思的說法是：　　

“一切勞動，從一方面看，是人類勞動力在生理學意義上的耗費；作為相同的或抽象的人類勞動，它形成商品價值。”（23—60）　　

2.“對于價值規律與平均利潤規律之間矛盾，馬克思是通過利潤轉化為平均利潤的方法來解決。由于資本的有機構成或資本周轉速度不同，商品如果按照各自的價值出售，各部門將得到極不相同的利潤率。馬克思認為，由于競爭的存在，資本會從利潤率較低的部門向利潤率較高的部門轉移，直到各個部門的利潤率大體相等，利潤就轉化為平均利潤，價值規律與平均利潤規律之間矛盾也就解決了。然而，當利潤轉化為平均利潤時，必須使生產價格總額＝商品價值總額，平均利潤總額＝剩余價值總額，這就是《資本論》中兩個著名的等式。只有這兩個等式同時成立，價值規律與平均利潤規律之間矛盾才能解決。能不能成立呢？這個問題討論了一個多世紀，沒有能得到公認的證明。‘因為總利潤和總生產價格［應該是總成本價格！］是客觀存在的可以計算的量，但是，總剩余價值和總價值［應該是總成本價值！］始終只是一個理論的抽象，在實際上是不存在的，因而也是無法計算的。’”——潘志新、晏智杰精英在這段話中，有以下四個極其低級的錯誤：　　

（1）潘志新精英的低級錯誤：“對于價值規律與平均利潤規律之間矛盾，馬克思是通過利潤轉化為平均利潤的方法來解決”的。這又是一個“小學生式的胡說”！——客觀事實恰恰相反：先有“利潤轉化為平均利潤”的事實存在，后有馬克思對這個事實的理論抽象！“價值規律與平均利潤規律之間矛盾”的問題，至少早在馬克思出生（1818年）時就已經存在！“李嘉圖［1772—1823年］已經發現這個矛盾，但是他的學派同樣沒有能夠解決這個矛盾。”（24—25）馬克思在《資本論》第3卷第1篇和第2篇中解決了這個矛盾。（見25—30～231）　　

關“于價值規律與平均利潤規律之間矛盾”產生的原因，馬克思在《資本論》中說：“全部困難是由這樣一個事實產生的：商品不只是當作商品來交換，而是當作資本的產品來交換。這些資本要求從剩余價值的總量中，分到和它們各自的量成比例的一份，或者在它們的量相等時，要求分到相等的一份。一定資本在一定時間內生產的商品的總價格，應該滿足這種要求。但是，這些商品的總價格，只是這個資本所生產的各個商品的價格的總和。”（25—196）　　

潘志新精英可以不同意馬克思對這個問題的理論概括，但不能信口雌黃“對于價值規律與平均利潤規律之間矛盾，馬克思是通過利潤轉化為平均利潤的方法來解決”的！——馬克思有能力使“利潤轉化為平均利潤”嗎？！？！？！？！？！　　

（2）晏智杰精英的第1個低級錯誤：“總利潤和總生產價格”。這是一個愚蠢透頂的“小學生式的胡說”！——“商品的生產價格＝k＋p，即等于成本價格加上利潤”。（25—185）晏智杰精英的“總利潤和總生產價格”之說，把利潤計算了兩次（總利潤和總生產價格中包含的總利潤）！“晏智杰教授對《資本論》……有很高的造詣”，竟然對《資本論》關于“商品的生產價格＝k＋p，即等于成本價格加上利潤”的理論一竅不通！！！！！由政治經濟學理論水平可憐到此等程度的“我國著名經濟學家、北京大學博導晏智杰教授”來教博士，只能誤人子弟！潘志新精英就是一個被“博導晏智杰”博倒了的實例！　　

（3）晏智杰精英的第2個低級錯誤：“總剩余價值和總價值”。這是一個荒謬絕倫的“小學生式的胡說”！——商品的“總價值”中包括著“總剩余價值”！晏智杰精英的“總剩余價值和總價值”之說，犯了一個與“總利潤和總生產價格”之說相同的非常低級的基礎理論錯誤：在“總利潤和總生產價格”之說里，把利潤這個剩余價值的轉化形式計算了兩次；在“總剩余價值和總價值”之說里，把剩余價值本身計算了兩次（總剩余價值和總價值中包含的總剩余價值）！難道這就是潘志新精英極力吹捧的“我國著名經濟學家、北京大學博導晏智杰教授對《資本論》和勞動價值學說等有很高的造詣”的真實表現！　　

（4）晏智杰精英的第3個低級錯誤：“因為總利潤和總生產價格［應該是總成本價格！］是客觀存在的可以計算的量，但是，總剩余價值和總價值［應該是總成本價值！］始終只是一個理論的抽象，在實際上是不存在的，因而也是無法計算的。”這同樣是一個“小學生式的胡說”！——“用可變資本來計算的剩余價值的比率，叫作剩余價值率；用總資本來計算的剩余價值的比率，叫作利潤率。這是同一個量的兩種不同的計算方法，由于計算的標準不同，它們表示同一個量的不同的比率或關系。”（25—51）毫無疑問，既然“剩余價值率”和“利潤率”是“同一個量的兩種不同的計算方法”，那末，不言而喻，知道了“總利潤”，就等于知道了“總剩余價值”，知道了“總利潤和總生產價格［應該是總成本價格！］”，就等于知道了“總剩余價值和總價值［應該是總成本價值！］”；把“可變資本”即工資總額搬出來，就能計算出總剩余價值率！怎么能夠不負責任的胡說“總剩余價值和總價值［應該是總成本價值！］始終只是一個理論的抽象，在實際上是不存在的，因而也是無法計算的”呢？！？！？！？！？！　　

“應當從剩余價值率到利潤率的轉化引出剩余價值到利潤的轉化，而不是相反。實際上，利潤率從歷史上說也是出發點。剩余價值和剩余價值率相對地說是看不見的東西，是要通過研究加以揭示的本質的東西。利潤率，從而剩余價值的形式即利潤，則會在現象的表面上顯示出來。”（25—51）“利潤是剩余價值的一個轉化形式，在這個形式中，剩余價值的起源和它存在的秘密被掩蓋了，被抹殺了。實際上，利潤是剩余價值的表現形式。只有通過分析才能使剩余價值從利潤中脫殼而出。在剩余價值中，資本和勞動的關系赤裸裸地暴露出來了”。（25—56～57）　　

資產階級古典經濟學家在剩余價值問題上碰壁破產了；現代資產階級經濟學家是資本（資本家私有制）的辯護士，要千方百計掩蓋把“資本和勞動的關系赤裸裸地暴露出來”的剩余價值的存在；中國的晏智杰精英說什么“總剩余價值和總價值始終只是一個理論的抽象，在實際上是不存在的，因而也是無法計算的”，則是緊步現代資產階級經濟學家的后塵，在否定資本家對工人的剝削；弱智的潘志新精英把晏智杰精英“小學生式的胡說”當經典，在《<資本論>的偏見》中到處引為證據！　　

3.“價值只是部分地解釋商品交換現象，不能概括商品的本質。晏智杰教授說：‘無論如何不應該將交換價值（價值）同使用價值分割和對立起來，因為交換價值不過是使用價值的延伸和另一種形式而已。就是說，它是通過交換別人的商品而滿足所有者的需要。它同直接作為使用價值滿足人們自己的需要的區別，僅僅在于一個是直接方式，另一個是間接方式。從這個意義上說，交換價值不過是使用價值的延伸和擴大，是一種廣義的使用價值。所以商品的二重性其實是一重性’。”——這才是真正的名副其實的“價值概念推導過程的邏輯錯誤”！潘志新、晏智杰精英有以下兩個“邏輯錯誤”：　　

（1）把商品概念和非商品概念混為一談。“通過交換別人的商品而滿足所有者的需要”的勞動產品是商品，“直接作為使用價值滿足人們自己的需要”的勞動產品不是商品。這是政治經濟學的一個基礎理論！馬克思在不朽的科學理論巨著《資本論》第1卷第1篇第1章中，將這問題論述得非常清楚：　　

“一個物可以是使用價值而不是價值。在這個物并不是由于勞動而對人有用的情況下就是這樣。例如，空氣、處女地、天然草地、野生林等等。一個物可以有用，而且是人類勞動產品，但不是商品。誰用自己的產品來滿足自己的需要，他生產的就只是使用價值，而不是商品。要生產商品，他不僅要生產使用價值，而且要為別人生產使用價值，即生產社會的使用價值。｛而且不只是單純為別人。中世紀農民為封建主生產交代役租的糧食，為神父生產納什一稅的糧食。但不管是交代役租的糧食，還是納什一稅的糧食，都并不因為是為別人生產的，就成為商品。要成為商品，產品必須通過交換，轉到把它當作使用價值使用的人的手里。｝［第4版注：我插進括號里的這段話，因為省去這段話常常會引起誤解，好象不是由生產者本人消費的產品，馬克思都認為是商品。——弗·恩·］最后，沒有一個物可以是價值而不是使用價值。如果物沒有用，那末其中包含的勞動也就沒有用，不能算作勞動，因此不形成價值。”（23—54，著重號系引者加）　　

潘志新、晏智杰精英連什么是商品都沒有弄清白，就指責說：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所說的“價值只是部分地解釋商品交換現象，不能概括商品的本質”；馬克思“批判地證明了的”、“理解政治經濟學的樞紐”的“商品中包含的勞動的這種二重性”（23—55，著重號系引者加）（“相同的或抽象的人類勞動”和“具體的有用的勞動”（23—54））決定商品的二重性（價值和使用價值）的理論是錯誤的！——“交換價值不過是使用價值的延伸和擴大，是一種廣義的使用價值。所以商品的二重性其實是一重性”！　　

（2）把“價值概念”和使用“價值概念”混為一談。雖然商品的價值和使用價值的根源是同一個人類勞動，但卻是兩個不同的概念：價值是抽象一般，使用價值是具體特殊。不管潘志新、晏智杰精英怎樣顛來倒去地將商品的“使用價值……延伸和擴大”，但無論如何不能越出使用價值的范疇。一旦越出使用價值的范疇，變成什么“交換價值不過是使用價值的延伸和另一種形式而已”，就混淆了“價值概念”和使用“價值概念”，從而混淆了抽象一般勞動和具體特殊勞動的區別，出現“價值概念推導過程的邏輯錯誤”！這就象把蘋果這個具體特殊概念“延伸和擴大”到水果這個抽象一般概念一樣的荒誕無稽！　　

4.“資本主義社會并沒有發生像馬克思所描述的那樣的階級斗爭和革命，少數已經發生社會主義革命的國家反而回到資本主義社會，并且現存的一些社會主義國家，在經濟領域，也需要借鑒資本主義的一些經驗，進行經濟改革。可以這樣說，社會化大生產和資本主義私有制的矛盾不必然導致資本主義的滅亡”。——照此說來，復辟資本主義是天經地義的事情，而資本主義則是可以萬世長存，永遠不滅的！這正如馬克思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所說的：　　

“你們的偏私觀念使你們把自己的生產關系和所有制關系從歷史的、在生產過程中是暫時的關系變成永恒的自然規律和理性規律，這種偏私觀念是你們和一切滅亡了的統治階級所共有的。你們談到古代所有制的時候所能理解的，你們談到封建所有制的時候所能理解的，一談到資產階級所有制你們就再也不能理解了。”（選1—268）　　

5. 馬克思“不承認生產工具和科學技術在生產中創造價值的作用”！——所謂“生產工具和科學技術在生產中創造價值”，不是什么新理論，而是“機器創造價值”的翻版！事實是：　　

“象其他一切發展生產力的方法一樣，機器是要使商品便宜，是要縮短工人為自己花費的工作日部分，以便延長他無償地給予資本家的工作日部分。機器是生產剩余價值的手段。”（23—408，著重號系引者加）但是，機器本身在生產中不“創造價值”，“生產工具和科學技術”同機器一樣，在生產中是不“創造價值”的，而同樣只“是生產剩余價值的手段”！　　

在社會生產中，“生產工具”作為已經物化（凝固）了的勞動產品，本身是有價值的。比如，一套汽車生產線，是汽車生產者花費100億元購買的，就表示這套汽車生產線具有100億萬的價值。假定這套汽車生產線折舊期限為10年，那末，每年就要將10億元的價值轉移到汽車的價值中去。此外，還要將10年內保養維修這套生產線的費用等等一切有關的費用，都加到汽車生產的費用中去。“科學技術”和“生產工具”的情形是一樣的：研究、發展“科學技術”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和物力。因此，每一項科研成果都是有巨大投入的。不僅如此！科研有失敗，甚至要經過多次失敗，才能成功。這樣，該項科研成果的費用巨大。誰要在生產中利用這項科研成果，誰就要承擔研制它的巨額費用。并且要把這一巨額費用象“生產工具”折舊一樣，在一定的時間（例如10年）內分批把這一巨額費用轉移到產品中去。從這個角度上看，“機器不是使產品變便宜，而是使產品隨著機器的價值相應地變貴。很明顯，機器和發達的機器體系這種大工業特有的勞動資料，在價值上比手工業生產和工場手工業生產的勞動資料增大得無可比擬。”（23—424，著重號系引者加）　　

但是，從體現新的先進的“生產工具和科學技術”的“機器是生產剩余價值的手段”，在社會生產中的運用能夠提高勞動社會生產力的角度上看，能夠降低商品的價值，使采用它的資本家能夠獲得超額利潤。例如，原來生產某件商品需要1個工作小時，在采用新的先進的“生產工具”或新的先進的“科學技術”后，生產同一商品只需要半個工作小時，即原來1個工作小時生產1件產品，現在1個工作小時則生產2件產品，產品量增加了1倍，每件產品的價值則降低了1半即50%。在抵消“機器不是使產品變便宜，而是使產品隨著機器的價值相應地變貴”的部分之后，產品的價值仍然比原來低。（毋庸置疑，如果采用新的先進的“生產工具和科學技術”生產出來的商品，其價值高于原來的商品價值，資本家就不會采用它。）如果產品仍按原價銷售，資本家就能夠獲得超額利潤！當生產這種商品的資本家都采用新的先進的“生產工具”或新的先進的“科學技術”后，最先采用者的超額利潤就會消失。　　

也許，潘志新精英會辯說，他的意思不是指“生產工具和科學技術在生產中”能夠“創造價值”，而只是指它們在勞動者“創造價值”的過程中所起的“作用”，指的是馬克思“不承認”這種“作用”。即使這樣，那也是錯誤的！馬克思在不朽的科學理論巨著《資本論》第1卷第4篇第13章（《機器和大工業》）中，主要論述的恰恰就是“生產工具和科學技術”在勞動者“創造價值”的過程中所起的“作用”！！！！！　　

潘志新、晏智杰精英的政治經濟學基礎理論膚淺到了連什么是商品、什么是商品的生產價格都沒有搞清楚明白，就敢于大膽地“解放思想”，進行“與時俱進”的“理論創新”，擠進精英行列，充當反馬克思主義（科學共產主義、科學社會主義、唯物主義的批判的社會主義、現代社會主義、現代的國際社會主義）的權貴們的馬前卒，為資產階級及其代理人火中取栗！——對革命導師馬克思的唯物主義歷史觀、剩余價值理論、勞動價值論隨意發難，對不朽的科學理論巨著《資本論》說三道四，妄加評論！　　

二. 唯物主義歷史觀　　

潘志新精英主觀武斷地說：“《資本論》的結論［“生產資料的集中和勞動的社會化，達到了同它們的資本主義外殼不能相容的地步。這個外殼就要炸毀了。資本主義私有制的喪鐘就要響了。”（23—831～832）］經過一百多年的歷史證明是個偏見，而唯物史觀的錯誤指導是導致《資本論》的偏見的根本原因，它當然也就無法驗證歷史唯物主義所揭示的‘一般規律’的正確性。”　　

這個說法足以證明，潘志新精英對馬克思的“唯物史觀”一竅不通！　　

“馬克思發現了人類歷史的發展規律”，用唯物主義歷史觀把這一規律表現了出來。因此，唯物主義歷史觀是人類歷史的發展規律的理論表現。對于這問題，恩格斯十分明確地說：　　

“正象達爾文發現有機界的發展規律一樣，馬克思發現了人類歷史的發展規律，即歷來為繁茂蕪雜的意識形態所掩蓋著的一個簡單事實：人們首先必須吃、喝、住、穿，然后才能從事政治、科學、藝術、宗教等等；所以，直接的物質的生活資料的生產，因而一個民族或一個時代的一定的經濟發展階段，便構成為基礎，人們的國家制度、法的觀點，藝術以至宗教觀念，就是從這個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因而，也必須由這個基礎來解釋，而不是象過去那樣做得相反。”（選3—574）一一這就是說：“唯物史觀是以一定歷史時期的物質經濟生活條件來說明一切歷史事變和觀念、一切政治、哲學和宗教的。”（選2—537）　　

唯物主義歷史觀的確立，使“歷史破天荒第一次被安置在它的真正基礎上；一個很明顯而以前完全被人忽略的事實，即人們首先必須吃、喝、住、穿，就是說首先必須勞動，然后才能爭取統治，從事政治、宗教和哲學等等，——這一很明顯的事實在歷史上應有的權威此時終于被承認了。”（選3—41）　　

人類首先必須勞動生產，解決吃、喝、住、穿等生存所必需的生活資料，然后才能爭取統治，從事哲學、藝術、宗教等等活動。這個事實的權威是每一個曾經在地球上存在過的人、今天仍然活著的每一個人都必須服從的。　　

馬克思在《資本論》第1卷《第一版序言》中說：“我要在本書研究的，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以及和它相適應的生產關系和交換關系。”（23—8）　　

這樣，我們就只從生產關系的角度談唯物主義歷史觀。

既然人類首先必須進行社會生產，那末，就必須有生產的兩個因素——勞動者和生產資料。　　

勞動者和生產資料在彼此分離的情況下，是不能進行生產的。凡要進行社會生產，就必須是勞動者和生產資料結合起來。　　

由于勞動者和生產資料在社會生產過程中實行結合的方式方法不同，導致人類社分區分為原始、奴隸、封建、資本主義、社會主義經濟時期。　　

因此，馬克思在《資本論》第2卷中十分明確地指出：“不論生產的社會形式如何，勞動者和生產資料始終是生產的因素。但是，二者在彼此分離的情況下只在可能性上是生產因素。凡要進行生產，就必須使它們結合起來。實行這種結合的特殊方式和方法，使社會結構區分為各個不同的經濟時期。”（24—44）　　

勞動者和生產資料為什么會有不同的實行“結合的特殊方式和方法”呢？是因為它們的社會存在形式不同即社會性質不同；它們為什么會有不同的社會存在形式即社會性質呢？是因為社會生產力的發展水平不同。　　

所以，馬克思非常清楚明白地說：“人們在自己生活的社會生產中發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們的意志為轉移的關系，即同他們的物質生產力的一定發展階段相適合的生產關系。……社會的物質生產力發展到一定階段，便同它們一直在其中活動的現存生產關系或財產關系（這只是生產關系的法律用語）發生矛盾。于是這些關系便由生產力的發展形式變成生產力的桎梏。那時社會革命的時代就到來了。隨著經濟基礎的變更，全部龐大的上層建筑也或慢或快地發生變革。”（選2—82～83）因此，“社會關系和生產力密切相聯。隨著新生產力的獲得，人們改變自己的生產方式，隨著生產方式即保證自己生活的方式的改變，人們也就會改變自己的一切社會關系。手推磨產生的是封建主為首的社會，蒸汽磨產生的是工業資本家為首的社會。”（選1—108）　　

根據唯物主義歷史觀，馬克思得出了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人們的社會存在決定人們的意識（思想）的結論。

唯物主義歷史觀所依據的事實，抽象掉了勞動者和生產資料這兩個生產因素的社會存在形式即社會性質。如果我們將“各個不同的經濟時期”的勞動者和生產資料這兩個生產因素的社會存在形式即將社會生產過程加在它們身上的社會性質、實行“結合的特殊方式和方法”從抽象一般到具體特殊，即注入具體內容，那末，就是：　　

1. 在原始社會里，勞動者以共同勞動的社會存在形式存在，生產資料以原始共產主義公有制的社會存在形式存在，以共同勞動為基礎，歸原始共同體成員共同占有；勞動者和生產資料在共同勞動者手中是作為保證共同體全體成員“吃、喝、住、穿”的生存需要的生產的存在方式結合起來的，勞動者共同勞動、共同占有勞動產品。　　

2. 在古代的奴隸社會里，勞動者以奴隸勞動的社會存在形式存在，生產資料以奴隸主私有制的社會存在形式存在，以奴隸勞動為基礎，歸奴隸主占有；勞動者即奴隸是奴隸主的財產，并且直接屬于生產資料之列，勞動者和生產資料在奴隸主手中是作為他的物質財富的生產的存在方式結合起來的，奴隸勞動者“吃、喝、住、穿”所必要的生活資料歸奴隸主占有。　　

3. 在中世紀的封建社會里，勞動者以徭役勞動的社會存在形式存在，生產資料以封建主私有制的社會存在形式存在，以徭役勞動為基礎，歸地主占有；依附于封建領主的農奴和奴隸一樣，也是直接屬于生產資料之列的，封建領主以奴役性的條件分給農奴份地，農奴在養活自己的小塊份地上勞動的前提條件是必須給封建領主提供地租、繳納貢賦、進行徭役勞動，或者說，農奴實現自己的必要勞動的前提是必須為農奴主提供剩余勞動，勞動者和生產資料表面上是在勞動者的手中而實際上是在封建地主的手中是作為他的勞役、實物、貨幣形式的地租的生產的存在方式結合起來的。　　

4. 在現代資本主義社會里，勞動者以雇傭勞動的社會存在形式存在，生產資料以資本（資本家私有制）的社會存在形式存在，以雇傭勞動為基礎，歸資本家所占有；“自由工人和他的生產資料的分離，是既定的出發點，……二者在資本家手中……是作為他的資本的生產的存在方式結合起來的”；（24—44）勞動者即雇傭工人賴以生存的“吃、喝、住、穿”所必要的生活資料，以可變資本的形式掌握在資本家的手中，雇傭工人只有通過出賣自己的勞動力給資本家才能獲得生存所必需的生活資料。

5. 在消滅資本主義等舊社會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社會主義社會里，勞動者以聯合勞動的社會存在形式存在，生產資料以社會主義公有制的社會存在形式存在，以聯合勞動為基礎，以集體財產或公共財產的形式歸社會主義聯合勞動者共同占有，——“物質的生產條件是勞動者自己的集體財產”，（選3—13）生產資料是社會主義聯合勞動者為自己謀福利的手段；勞動者和生產資料在社會主義聯合勞動者自己的手中是作為“按照全社會和每個成員的需要”（選3—319、437）的生產的存在方式結合起來的。或者說，二者在聯合勞動者自己的手中是作為“社會……維持和擴大生產的資料”與“個人……生活和享樂的資料”（選3—319～320、437～438）的生產的存在方式結合起來的；聯合勞動者賴以生存的“吃、喝、住、穿”所必要的生活資料以社會產品的社會存在形式存在，由聯合勞動者直接占有（這是“在協作和對土地及靠勞動本身生產的生產資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礎上，重新建立個人所有制”（23—832）的必然結果！）。

（在晚期原始社會制度、奴隸社會制度、農奴制度或依附農制度即封建社會制度、初期資本主義社會制度下，都存在過的、沒有構成獨立社會形態的、被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消滅了的獨立的手工業者和自耕農等等生產者，——“小農經濟和獨立的手工業生產，一部分構成封建生產方式的基礎，一部分在封建生產方式瓦解以后又和資本主義生產并存。同時，它們在原始的東方公有制解體以后，奴隸制真正支配生產以前，還構成古典社會全盛時期的經濟基礎。”（23—371）——他們的勞動以私人勞動的社會存在形式存在，他們所占有的生產資料以生產者個人私有制的社會存在形式存在，以生產者個人的私人勞動為基礎，歸生產者個人直接占有；生產者獨立地、分散地進行私人勞動，二者在生產者個人手中是作為他的私有財產的生產的存在方式結合起來的。勞動產品歸私人勞動者自己直接占有。）　　

以上就是唯物主義歷史觀所依據的事實和所表現的一般規律。

毫無疑問，潘志新精英是一個每日需要“吃、喝、住、穿”的大活人（死人是不會寫《<資本論>的偏見》的！），不僅需要享受物質財富，而且追求獲得最好的生活資料！潘志新精英每時每刻都在服從和實踐唯物主義歷史觀所依據的事實的權威，但是，他在吃飽喝足之后，為了證明《<資本論>的偏見》，寫文章胡言亂語說“唯物史觀的一般規律是不正確的”！　　

既然潘志新精英斷言“唯物史觀的一般規律是不正確的”，那末，他就必須向世人證明：　　

1. 唯物主義歷史觀所依據的事實——“人們首先必須吃、喝、住、穿，就是說首先必須勞動，然后才能爭取統治，從事政治、宗教和哲學等等”——“是不正確的”！　　

2. 唯物主義歷史觀關于人類社會在不同經濟時期，勞動者和生產資料的社會存在形式即社會生產過程加在它們身上的社會性質、二者在社會生產中實行“結合的特殊方式和方法”，都“是不正確的”！　　

3. 特別是唯物主義歷史觀關于在資本主義經濟時期，勞動者以雇傭勞動的社會存在形式存在，生產資料以資本（資本家私有制）的社會存在形式存在、以雇傭勞動為基礎，歸資本家所占有，“自由工人和他的生產資料的分離，是既定的出發點，……二者在資本家手中……是作為他的資本的生產的存在方式結合起來的”，勞動者即雇傭工人賴以生存的“吃、喝、住、穿”所必要的生活資料，以可變資本的形式掌握在資本家的手中，雇傭工人只有通過出賣自己的勞動力給資本家才能獲得生存所必需的生活資料，“是不正確的”！　　

不僅如此！潘志新精英在必須向世人證明上列三個問題所依據的事實“是不正確的”同時，還必須拿出自己認為“是……正確的”事實依據來！換句簡單的話說，潘志新精英必須向世人證明，他是在不需要“吃、喝、住、穿”的情況下，可以隨心所欲地來寫作《<資本論>的偏見》！　　

三. 剩余價值理論　　

潘志新精英主觀武斷地說：“《資本論》是在歷史唯物主義思想指導下寫成的，馬克思寫作《資本論》，目的就是要在唯物史觀的指導下來證明資本主義制度的暫時性，使歷史唯物主義由理論形態變為現實，同時又反過來證明歷史唯物主義的‘科學性’。一旦放棄勞動價值論，剩余價值就可能被對手說成是資本的產物，整個《資本論》失去理論基礎，變得毫無意義，歷史唯物主義也失去了證明。為了維護他的整個體系‘完整和科學’，他本人及其后繼者必須堅決反對價值多元論、堅決維護勞動價值一元論。所以，面對從十九世紀開始，西方經濟學拋棄價值一元論向價值多元論的轉變，馬克思仍然抱殘守缺，堅持自己的勞動價值論，把其他觀點都稱之為庸俗經濟學，以表明他在經濟學上的‘革命’，其實都是歷史唯物主義錯誤指導的結果。”　　

這個說法足以證明，潘志新精英對馬克思的“剩余價值理論”一竅不通！　　

“馬克思還發現了現代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和它所產生的資產階級社會的特殊的運動規律。由于剩余價值的發現，這里就豁然開朗了，而先前無論資產階級經濟學家或者社會主義批評家所做的一切研究都只是在黑暗中摸索。”（選3—574）　　

因此，剩余價值理論是“資產階級社會的特殊的運動規律”的理論表現。“資產階級社會的特殊的運動規律”，是“人類歷史的發展規律”在資本主義社會的具體表現。換句話說，“資產階級社會的特殊的運動規律”，是勞動者以雇傭勞動的社會存在形式存在、生產資料以資本（資本家私有制）的社會存在形式存在的特殊條件下，“人類歷史的發展規律”的具體表現。再換句話說，“資產階級社會的特殊的運動規律”是具體特殊，“人類歷史的發展規律”是抽象一般；前者是事物的特殊性，后者是事物的普遍性；前者只適用于資本主義社會，后者則適用于一切社會。　　

商品生產從產生之日起，就奉行等價交換原則。但是，處在雇傭勞動關系之中的資本家，不論是在封建社會的晚期，還是在資本主義社會里，卻通過商品等價交換，在人們的眼前不斷地積累資本。于是，就產生了互相關聯的兩個現實問題：　　

1. 資本家通過商品等價交換所占有的不斷增加的社會財富是從那里來的？

2.“自從政治經濟學提出了勞動是一切財富和一切價值的源泉這個原理以后，就不可避免地產生了一個問題：雇傭工人拿到的不是他的勞動所生產的全部價值量，而必須把一部分價值交給資本家，這一情況怎么能和上面的原理相容呢？”（選3—42）　　

對于這兩個互相關聯的現實問題，“不論是資產階級經濟學者或是社會主義批評者都企圖對這個問題作出有科學根據的答復，但都徒勞無功，直到最后才由馬克思作出了解答。”（選3—42）　　

社會主義者們“徒勞無功”，是由于他們在“解答”的過程中，“在很長一段時間”里，固守“曾在重商主義者中間占統治地位”的陳腐見解，即“剩余價值產生于產品價值的追加”，幼稚糊涂到了不能接受詹姆斯·斯圖亞特已經看到了的事實：“在這種情況下，一人之所得必然是他人之所失。”（24—13）他們只是看到了勞動產品在勞動者和生產資料（資本、地產）的所有者之間的“分配不公平”，并且企圖“尋求烏托邦的手段來消除這種不公平現象”。（24—21）　　

資產階級古典經濟學家們“徒勞無功”，是由于他們在“解答”的過程中，始終把利潤、地租等等和剩余價值混為一談。因此，馬克思評論說：“所有經濟學家都犯了一個錯誤：他們不是就剩余價值的純粹形式，不是就剩余價值本身，而是就利潤和地租這些特殊形式來考察剩余價值”；（26—1—7）“斯密尤其是李嘉圖在研究中的許多錯誤和缺點，都是由此而產生的”。（26—1—61）“但是利潤是剩余價值的一個轉化形式，在這個形式中，剩余價值的起源和它存在的秘密被掩蓋了，被抹殺了。實際上，利潤是剩余價值的表現形式。只有通過分析才能使剩余價值從利潤中脫殼而出。在剩余價值中，資本和勞動的關系赤裸裸地暴露出來了”。（25—56～57）資產階級經濟學家“把利潤、地租等等和剩余價值混為一談”的結果，到了“1830年左右，李嘉圖學派在剩余價值問題上碰壁了。他們解決不了的問題，他們的追隨者，庸俗經濟學，當然更不能解決。……李嘉圖學派破產”了。（24—24）　　

只有馬克思創立的剩余價值理論，才徹底解決了社會主義者和資產階級古典經濟學家始終沒有論證清楚的問題。剩余價值理論雄辯地證明了，“地租、利潤、資本積累的源泉，即非勞動階級所消費或積累的一切財富的源泉”，都來源于工人的“無償勞動的產品”即“剩余價值”。（選3—43）換句話說，剩余價值理論充分地論證明了，在資本主義社會生產中，土地所有者的地租、商業資本家的利潤、工業資本家的企業主收入、借貸資本家的利息等等，都是通過對雇傭工人的剩余勞動所創造的、首先被工業資本家無償地占有的剩余價值的瓜分而取得的。因此，地租、利潤、利息等是剩余價值已經轉化了的形式：“剩余價值，作為全部預付資本的這樣一種觀念上的產物，取得了利潤這個轉化形式。”（25—44）　　

馬克思是怎樣“對這個問題作出有科學根據的答復”的呢？恩格斯在《卡爾·馬克思》、（見選3—42～44）《反杜林論》、（見選3—242～260）《資本論》第2巻《序言》（見24—20～25）等科學論著中做出了詳盡的論述。恩格斯的論述通俗易懂，很好理解，我沒有必要贅述。

“這個問題的解決是馬克思的著作的劃時代的功績。它使社會主義者早先象資產階級經濟學者一樣在深沉的黑暗中摸索的經濟領域，得到了明亮的陽光的照耀。科學的社會主義就是從此開始，以此為中心發展起來的。”（選3—243）　　

這樣，歷史事實做出了一個客觀結論：剩余價值理論是“雇傭勞動關系”的理論表現。它把現實的雇主和雇工的關系即資本家和雇傭工人的關系，用科學理論真實的反映了出來。所以，“馬克思的剩余價值理論，好象晴天霹靂震動了一切文明國家”！（24—20）　　

正是因為剩余價值理論徹底解決了社會主義者和資產階級古典經濟學家解決不了的問題，所以，當馬克思的剩余價值理論問世之后，資產階級的學者們便作了各種各樣的丑惡表演：

1. 有的人想把剩余價值理論攫為己有。例如，德國庸俗經濟學家和政治活動家、資產階級化的普魯士容克（地主）的思想家、普魯士“國家社會主義”反動思想的鼓吹者洛貝爾圖斯，厚顏無恥地“自封為剩余價值理論的真正創始人，而馬克思從他那里剽竊了剩余價值理論”。（24—12）　　

1885年5月5日，恩格斯在不朽的科學理論巨著《資本論》第二卷的《序言》中，對洛貝爾圖斯及其門徒們的卑劣行徑，進行了實事求是的詳盡的揭露和批判。（見24—10～24）　　

2. 有的人“為了詆毀馬克思，把他的功績歸之于那些誰也不注意、已經退出舞臺、政治上和學術上再也沒有意義的社會主義者。他們希望用這種辦法來清算無產階級世界觀的創立者以及這種世界觀本身。”（21—556）例如，奧地利資產階級的三流社會學家和法學家門格爾，胡說什么馬克思從英國李嘉圖學派空想社會主義者湯普遜等人那里剽竊了剩余價值。——“門格爾先生在湯普遜那里發現了‘剩余價值’這個名詞，surplus value。因此，毫無疑問，湯普遜是剩余價值的發現者，馬克思只是一個可憐的剽竊者”。（21—558）如此等等。

洛貝爾圖斯及其信徒、門格爾等人，雖然心術不正且別有用心，但都不敢公開否定馬克思揭露資本剝削雇傭勞動的秘密的剩余價值理論。不幸的是在堅持馬克思主義的中國，潘志新等精英竟然公開否定“馬克思在《資本論》中發現的剩余價值規律”，認為剩余價值理論不“科學”，不“能驗證唯物史觀的一般結論”。這純屬無稽之談！不是無知的愚蠢，就是愚蠢的無知！　　

四. 勞動價值論　　

潘志新精英主觀武斷地說：“馬克思從商品交換中抽象掉商品的使用價值和非理性因素，只留下價值這個唯一屬性，這并不能反映商品的本質，它的局限性立即會體現出來，因為商品的本質（價值）與使用屬性和其他非理性因素關系很大，例如，價值概念不考慮商品所有者之間是否有交換的欲望這一事實，而這一點在商品交換中非常重要。”　　

這個說法足以證明，潘志新精英對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一竅不通！　　

在人類社會里，從野蠻時代中級階段（距今大約10000—12000年）開始出現商品交換萌芽以后，隨著社會生產的發展和商品交換范圍的擴大與加深，參與交換的勞動產品種類逐漸增多。這些種類繁多的勞動產品，不僅具有完全不同的使用價值如充饑的糧食和御寒的衣服，而且具有不同的度量衡標準如糧食論千克和衣服論件。這些具有完全不同的使用價值和度量衡標準的勞動產品，怎樣才能按一定的數量比例如1件上衣＝10千克糧食來交換呢？這個看似簡單的問題，卻是不同的使用價值本身無法解決的：1件上衣的使用價值＝10千克糧食的使用價值，是不可想象的，就是說，由于度量衡標準的不同，1件上衣的使用價值和10千克糧食的使用價值是不可通約的數量！　　

那末，是什么決定了1件上衣＝10千克糧食呢？起初，商品所有者在簡單的、個別的或偶然的交換過程中是不清楚的。隨著商品交換的擴大和加深，人們逐漸認識了1件上衣＝10千克糧食的原因：價值。　　

商品為什么有價值呢？因為在商品生產過程中耗費了人類勞動。這就是勞動價值論和價值概念的事實依據。　　

商品價值通過價值形式表現出來。馬克思在不朽的科學理論巨著《資本論》中，根據歷史事實和商品價值形式的發展過程，證明商品價值形式從“簡單的、個別的或偶然的價值形式”開始，經過“總和的或擴大的價值形式”、“一般價值形式”，到“貨幣形式”而完成。（見23—62～87）　　

馬克思在不朽的科學理論巨著《資本論》第1卷第1篇第1章中，有以下論述：　　

在比較詳細地分析“商品的兩個因素：使用價值和價值（價值實體，價值量）”時說：“作為使用價值，商品首先有質的差別；作為交換價值，商品只能有量的差別，因而不包含任何一個使用價值的原子。”（23—49）　　

在比較詳細地分析“體現在商品中的勞動的二重性”時說：“起初我們看到，商品是一種二重的東西，即使用價值和交換價值。后來表明，勞動就它表現為價值而論，也不再具有它作為使用價值的創造者所具有的那些特征。商品中包含的勞動的這種二重性，是首先中由我批判地證明了的。［見13—23～25］這一點是理解政治經濟學的樞紐，因此，在這里要較詳細地加以說明。”（23—54～55，著重號系引者加）　　

在比較詳細地分析了商品的兩個因素（使用價值和價值）和勞動的二重性之后說：“一切勞動，從一方面看，是人類勞動力在生理學意義上的耗費；作為相同的或抽象的人類勞動，它形成商品價值。一切勞動，從另一方面看，是人類勞動力在特殊的有一定目的形式上的耗費，作為具體的有用的勞動，它生產使用價值。”（23—60）　　

潘志新精英在《<資本論>的偏見》中，引證了古希臘“偉大的研究家”亞里士多德論述價值和價值形式的5—6段話，證明馬克思“分析商品價值的思路和兩千多年前亞里士多德的思路相似”；證明“從威廉·配第開始，到亞當·斯密、大衛·李嘉圖，都只是沿著亞里士多德的實體性范疇的認識路線，一步一步加深了對價值概念的認識，沒有超出亞里士多德的認識方法和研究思路，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也是如此。”其中一段話馬克思在《資本論》中引證過。潘志新精英注明：“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一卷第一章第74頁引用過亞里士多德的這個事例”。但是，對馬克思的評論只提到一部分。我們將它全部加以引證：　　

“如果我們回顧一下一位偉大的研究家，等價形式的后兩個特點［“具體勞動成為它的對立面即抽象人類勞動的表現形式”；“私人勞動成為它的對立面的形式，成為直接社會形式的勞動”。（23—73）］就會更容易了解。這位研究家最早分析了許多思維形式、社會形式和自然形式，也最早分析了價值形式。他就是亞里士多德。　　

首先，亞里士多德清楚地指出，商品的貨幣形式不過是簡單價值形式——一種商品的價值通過任何別一種商品來表現——的進一步發展的形態，因為他說：　　

‘5張床＝1間屋’　　

‘無異于’：　　

‘5張床＝若干貨幣’。　　

其次，他看到：包含著這個價值表現的價值關系本身，要求屋必須在質上與床等同，這兩種感覺上不同的物，如果沒有這種本質上的等同性，就不能作為可通約的量而互相發生關系。他說：‘沒有等同性，就不能交換，沒有可通約性，就不能等同。’但是他到此就停下來了，沒有對價值形式作進一步分析。‘實際上，這樣不同的物是不能通約的’，就是說，它們不可能在質上等同。這種等同只能是某種和物的真實性質相異的東西，因而只能是‘應付實際需要的手段’。（《尼科馬科倫理學》伊曼努爾·貝克爾編《亞里士多德全集》1837年牛津版99、100）　　

可見，亞里士多德自己告訴了我們，是什么東西阻礙了他作進一步的分析，這就是缺乏價值概念。這種等同的東西，也就是屋在床的價值表現中對床來說代表的共同實體是什么呢？亞里士多德說，這種東西，‘實際上是不可能存在的’。為什么呢？只要屋代表床和屋二者中真正等同的東西，對床來說屋就代表一種等同的東西。這就是人類勞動。　　

但是，亞里士多德不能從價值形式本身看出，在商品價值形式中，一切勞動都表現為等同的人類勞動，因而是同等意義的勞動，這是因為希臘社會是建立在奴隸勞動的基礎上的，因而是以人們之間以及他們的勞動力之間的不平等為自然基礎的。價值表現的秘密，即一切勞動由于而且只是由于都是一般人類勞動而具有的等同性和同等意義，只有在人類平等概念已經成為國民的牢固的成見的時候，才能揭示出來。而這只有在這樣的社會里才有可能，在那里，商品形式成為勞動產品的一般形式，從而人們彼此作為商品所有者的關系成為占統治地位的社會關系。亞里士多德在商品的價值表現中發現了等同關系，正是在這里閃耀出他的天才的光輝。只是他所處的社會的歷史限制，使他不能發現這種等同關系‘實際上’是什么。”（23—73～75，著重號系引者加）　　

勞動價值論其所以得到舉世公認，是因為人類生產出來的物質財富，無一例外地都是人類勞動的產物，即無一例外地都凝結著人類的勞動。潘志新精英所說的“生產工具和科學技術”同樣是勞動的結晶！　　

潘志新精英幼稚地認為，由于馬克思在“批判地證明了的”、“理解政治經濟學的樞紐”的“商品中包含的勞動的這種二重性”（“相同的或抽象的人類勞動”和“具體的有用的勞動”）理論中，“把決定價值的因素局限于勞動”、在“價值概念推導過程”中有“邏輯錯誤”、“沿襲了他的前輩亞當·斯密、大衛·李嘉圖的絕對價值的思想”、造成“勞動價值論與它的初衷相違背”，如此等等；馬克思其所以在不朽的科學理論巨著《資本論》中出現這些“偏見”，一是“歷史條件的限制”，二是“指導思想的錯誤”，導致馬克思“不承認生產工具和科學技術在生產中創造價值的作用”，即“不承認”資本（生產資料）和資本化的“生產工具和科學技術在生產中創造價值的作用”！這同樣純屬無稽之談！不是無知的愚蠢，就是愚蠢的無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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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志新精英在《<資本論>的偏見》中，有兩句畫龍點睛的話：“雖然在歷史的發展中，無產階級將錯就錯，選擇馬克思主義來實現自身的解放；雖然在苦難深重的舊中國，中國人抱著“病急亂投醫，進廟便燒香”的心態，選擇了馬克思主義，但是，這些都是歷史造成的，我們必須心里明白我們所選擇的理論指導畢竟不是一個正確的東西，如同有用不一定都是真理一樣。我們不能因為這個理論曾經給我們帶來解放，就拒不承認甚至掩蓋這種理論的錯誤，像害瘡怕痛那樣地維護它，并繼續用它來做指導，那將會影響中華民族復興的進程，貽害無窮。”　　

在這兩句話中，潘志新精英反動的狼子野心昭然若揭暴露無遺！——中國“選擇馬克思主義來實現自身的解放”，進行無產階級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是“無產階級將錯就錯”；雖然“選擇馬克思主義……曾經給我們帶來解放［建立社會主義制度］”，但是不能“拒不承認甚至掩蓋這種理論的錯誤”；堅持社會主義制度“并繼續用”“馬克思主義”“來做指導，那將會影響中華民族復興［復辟資本主義］的進程，貽害無窮”！　　

潘志新精英在《<資本論>的偏見》中，處處以沒有弄清楚明白什么是商品、什么是商品的生產價格的晏智杰精英《燈火集——勞動價值學說研究論文集》中的歪理邪說為證據，編寫反對和否定不朽的科學理論巨著《資本論》的真正偏見，可謂無恥之尤；晏智杰精英把潘志新精英引進黑暗深淵，潘志新精英對晏智杰精英仍然感激涕零，在《<資本論>的偏見》的結尾“致謝”晏智杰精英說：“我國著名經濟學家、北京大學博導晏智杰教授對《資本論》和勞動價值學說等有很高的造詣，本文多處吸收和引用他的研究成果，在此表示感謝。”　　

人貴有自知之明！奉勸潘志新、晏智杰精英：一方面，要坦率地承認自己現有的政治經濟學理論水平根本沒有達到評判《資本論》的高度；另一方面，評判《資本論》的前提條件，是必須真正弄清楚《資本論》。你們千萬不可操之過急，在提高了自己的政治經濟學理論水平和真正弄清楚《資本論》之后，再來評判《資本論》，才能避免象現在這樣鬧劣理論笑話來丟人現眼！　　

恩格斯在重要的經典科學論著《反杜林論》中，對“社會主義的行家，同時兼社會主義的改革家”（選3—45）“杜林先生的全部判斷總括”的“一句話”——“無責任能力來自夸大狂”，（選3—364）用來“判斷總括”潘志新、晏智杰精英對《資本論》的妄加評論，大概是恰如其分的！　　

                    2010－1－5～10　　

附錄：《資本論》的偏見　　

潘志新（《中國學術論壇》） 2009―12－31 烏有之鄉網　　

《資本論》是馬克思一生中最偉大的著作。在馬克思的思想發展史上，1845—1846年，《關于費爾巴哈的提綱》和《德意志意識形態》的發表，標志著唯物史觀的形成，這是馬克思在巴黎研究政治經濟學，后來在布魯塞爾繼續研究所得到的一個“總的結果”。《資本論》正是在唯物史觀這樣一個“總的結果”指導下完成的，馬克思在《資本論》中發現了剩余價值，并根據剩余價值學說證明資本主義社會的社會化大生產受到資本主義私有制的束縛，而生產力的發展必然要求擺脫生產關系的束縛，因此這一基本矛盾必將導致資本主義的滅亡，這一結論又反過來驗證唯物史觀關于社會發展的一般規律論斷。所以，黃楠森說：“《資本論》正是以上述唯物史觀的基本思想為指導深刻地揭示出了資本主義社會的本質和其發展的基本規律，同時也使它得到了科學的驗證和進一步的豐富與發展。”（黃楠森主編《馬克思主義哲學史》，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6月第1版，第74頁）事實上，在馬克思的唯物史觀中，推理前提中的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同步與推理過程中的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錯位的矛盾，使其難以自圓其說，不可能推論出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這樣的結論以及人類社會由原始社會開始、到奴隸社會、封建社會、向資本主義社會和社會主義社會這樣一個從低級向高級發展的一般過程。（潘志新《追問生產力和唯物史觀》，《中國學術論壇》網“經幫濟世”欄目，2005年9月29日）既然唯物史觀的一般規律是不正確的，那么，以此為基礎，馬克思在《資本論》中發現的剩余價值規律科學嗎？能驗證唯物史觀的一般結論嗎？如果不能，問題在哪兒？　　

一、《資本論》的思路及其理論基礎　　

馬克思在《資本論》中發現“剩余價值”，這是他一生中的第二個偉大的發現，正是由于剩余價值的發現，得出了“生產資料的集中和勞動的社會化，達到了同它們的資本主義外殼不能相容的地步。這個外殼就要炸毀了。資本主義私有制的喪鐘就要響了”（23—831～832）的結論。其實，“在馬克思以前很久，人們就已經確定我們現在稱為剩余價值的那部分產品價值的存在；同樣也有人已經多少明確地說過，這部分價值是由什么構成的，也就是說，是由占有者不付等價物的那種勞動的產品構成的。但是到這里人們就止步不前了。”（24—20）“于是，馬克思發表意見了，他的意見是和所有他的前人直接對立的。在前人認為已有答案的地方，他卻認為只是問題所在。他認為，這里擺在他面前的不是無燃素氣體，也不是火氣，而是氧氣；這里的問題不是在于要簡單地確認一種經濟事實，也不是在于這種事實與永恒公平和真正道德相沖突，而是在于這樣一種事實，這種事實必定要使全部經濟學發生革命，并且把理解全部資本主義生產的鑰匙交給那個知道怎樣使用它的人。”（24—20）那么馬克思由剩余價值所發現的經濟學上的“革命”是什么呢？馬克思“把這個增殖額或超過原價值的余額叫做剩余價值”，（23—171）它是由工人勞動創造的被資本家無償占有的那部分價值。由于剩余價值是工人勞動創造，按理應該歸還給工人，現在被資本家無償地剝削去了，工人享受不了，這樣下去的結果是什么呢？資本家得到剩余價值，并把它用于擴大再生產，就能榨取更多的剩余價值，這樣他們就會越來越富有；而工人只能得到自己勞動力的價值，而且又必須在再生產的過程中用來補充勞動力的消耗，所以工人就會越來越貧窮。但是他所創造的價值卻越來越多，變成了商品，堆積在資本家的庫房里或商場的貨架上，這樣長此以往，工人會因為窮得買不起商品而發生生產相對過剩的經濟危機。而這一切都是在資本家追求剩余價值的欲望驅動下發生的，在私有制下沒有人有權力抑制和取消資本家追求剩余價值或發財的欲望，那么社會生產在無序的競爭中得不到調節和協調發展，I（v+Δv+m/x）＝II（c+Δc）實現不了，這就是經濟危機爆發的直接原因。資本主義私有制與生產盲目擴大的矛盾實質上就是資本主義制度下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矛盾，它們之間的矛盾無法克服，就必然導致資本主義的滅亡，同時說明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暫時性和歷史性，證明了生產關系一定要適應生產力的發展是人類歷史發展的普遍規律，——這就是馬克思發現的剩余價值的“革命”。　　

馬克思得出的這個結論，經過一百五十多年的檢驗，在我們今天看來，資本主義社會并沒有發生像馬克思所描述的那樣的階級斗爭和革命，少數已經發生社會主義革命的國家反而回到資本主義社會，并且現存的一些社會主義國家，在經濟領域，也需要借鑒資本主義的一些經驗，進行經濟改革。可以這樣說，社會化大生產和資本主義私有制的矛盾不必然導致資本主義的滅亡，其根本原因在于《資本論》的理論基礎——勞動價值論，馬克思就是以勞動價值論為基礎一步一步推導出資本主義必然要滅亡的結論的。下面我們來看看馬克思堅持的勞動價值論的問題和局限性。　　

二、勞動價值論的起源和歷史　　

其實，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一卷第一章中分析商品價值的思路和兩千多年前亞里士多德的思路相似。亞里士多德說：　　

1、“我們所擁有的一切事物都有兩種用途，兩者都屬于事物自身，但方式不同，因為一種用途合乎事物本身，另一種則不然。例如鞋子就既可用來穿，也可用來交換物品；兩者都是鞋的用途。用鞋從需要鞋的人那里交換金錢或食物的人，的確也是使用了作為鞋的鞋，但這并非鞋所固有的用途，因為鞋做出來并非為了交換。對于其他所有物也同樣如此，因為它們全部可以用來交換，在最初這是一種合乎自然的方式，是由于人們所擁有的物品，有些太少，有些又太多所致。”（亞里士多德《政治學》第一卷，顏一編《亞里士多德選集》政治學卷，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9年12月版，第19頁）　　

2、“這種互惠是由交易關系構成的，設定營造師A，制鞋匠B，房屋C，鞋子D。那么營造師要從制鞋匠那里得到他的成果，又把自己的成果給予鞋匠。如若在比例上首先相等，回報就隨之而來，我們所說的情況也將出現。如果不是這樣，交換就不存在。”（亞里士多德《尼各馬科倫理學》第五卷第5節，苗力田主編《亞里士多德全集》第八卷，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2年9月版，第104頁）“設定房屋為A，10個米納為B，臥塌為C（設若一所房屋有定價，并定為5米納），那么A就等于二分之一的B。設定一張臥榻為十分之一的B，那么多少張臥榻與一所房屋等價也就清楚了，是5張臥榻。這也可清楚表明，在貨幣出現之前，交換是怎樣進行的，5張臥榻對一所房屋，和5張臥榻的價格并沒有什么區別。”（同上，第106頁）（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一卷第一章第74頁引用過亞里士多德的這個事例。）　　

3、“因此，凡是在交換中的東西，都應該在某種形式上相比較。為了作比較，人們發明了貨幣，它是作為中間物而出現的。它衡量一切，決定價值的高和低。多少雙鞋子等于一所屋子和定量的食品。營造師和制鞋匠之間的比例，也應與鞋子對房屋或食品之間的數量關系一樣。如若不是這樣，交換就不相通了。除非存在著某種意義上的相等，不然交往就不能形成。”（同上，第104頁）　　

4、“對于初始的共同體（即家庭）這種技術顯然無用，當社會共同體擴大后它就變得有用起來。因為家庭成員在開初共同擁有一切，后來分家后，各分支便分有了許多物品，而且不同的分支又分有不同的物品，這樣他們便不得不用一些物品來交換他們所需要的東西，這種以物易物的交換至今在野蠻民族中仍然存在，他們除了相互交換生活必需品外，不交換任何別的東西；例如，用酒交換谷物或谷物交換酒，以及其他一類的交換。這種物物交換并不是致富術的一個部分，也不違背自然，它對于滿足人們的自然需要乃是必需的。其他形式的交換都是從這種交換中演化出來，就如我們可以猜測到的那樣。當一地的居民對另一地的居民依賴性愈大時，而且當他們引進所需，輸出多余之物時，人們便必然開始使用錢幣。由于各種生活必需品難以攜帶，人們在相互交往時便一致使用某種本身有用并且對日常生活而言便于處理的東西，例如鐵、銀以及這一類的金屬。開始這類東西的價值僅憑大小、重量來確定，但隨著時間的流逝，人們在金屬上打上印記以減少稱量的不便，有印記表明了幣值。”（亞里士多德《政治學》第一卷，顏一編《亞里士多德選集》政治學卷，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9年12月版，第19—20頁）　　

5、“貨幣作為一種尺度，可將一切事物公約，并加以等價化。倘若不存在交換，也就不存在相通，倘若不存在等價，也就沒有交換，倘使不能公約，也就沒有等價。”（亞里士多德《尼各馬科倫理學》第五卷第5節，苗力田主編《亞里士多德全集》第八卷，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2年9月版，第105—106頁）　　

上面過多地引用了亞里士多德的話（著重號是引者加），并且按照習慣的思維方式排列起來，目的是讓大家清楚地看到馬克思與亞里士多德對商品價值的認識思路和角度沒有什么質的區別：　　

1、亞里士多德當時已經意識到價值的存在，上面第四段引文中的“開始這類東西的價值僅憑大小、重量來確定”這句話中的貴金屬的價值就是經濟學意義上的價值，是從商品的各種使用屬性中引申出來的，是超越商品具體使用屬性的理性范疇，是對商品為什么能相互交換的解釋和說明，撇開了交換過程中的其他非理性因素。不過，他雖然使用了“價值”一詞，其含義是不固定的，有時價值一詞又指“比例”關系，比如他說：“平等有兩種：數目上的平等與以價值而定的平等。我所說的數目上的平等是指在數量或大小方面與人相同或相等；依據價值的平等則指在比例上的平等。例如，三超出二與二超出一在數目上彼此相等或平等，而四超出二與二超出一就是在比例上彼此平等，因為二作為四的部分與一作為二的部分彼此平等，二者都是一個半數。”（同上，第167頁）然而亞里士多德雖然意識到經濟學上的價值的存在，但沒有說明價值一詞在經濟學上的具體含義，沒有指出價值是由勞動決定的絕對的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經濟學意義，更沒有認識到他的這兩種價值含義實質上的一致關系。　　

2、亞里士多德從商品的使用屬性中概括出來的經濟學上的價值概念是一個實體性的范疇，遠離了一般意義上的關系性范疇，使后來的經濟學走上繼續追問價值實體意義的道路，并在這一條認識道路上越陷越深。因此，這種二元分立的價值觀對后世的影響很大，威廉·配第、亞當·斯密、大衛·李嘉圖和馬克思都是和亞里士多德走的同一條路。　　

3、亞里士多德已經意識到價值除了物物交換的偶然的價值形式和貨幣形式之外，還可能存在其他價值形式，但沒有具體列舉出來，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一章中，按照簡單或偶然的價值形式、總和或擴大的價值形式、一般價值形式、貨幣形式的順序，將亞里士多德沒有具體指出來的價值形式一一補全。　　

所以馬克思在評價亞里士多德時說：“亞里士多德不能從價值形式本身看出，在商品價值形式中，一切勞動都表現為等同的人類勞動，因而是同等意義的勞動，這是因為希臘社會是建立在奴隸勞動的基礎上的，因而是以人們之間以及他們的勞動力之間的不平等為自然基礎的。價值表現的秘密，即一切勞動由于而且只是由于都是一般人類勞動而具有的等同性和同等意義，只有在人類平等概念已經成為國民的牢固的成見的時候，才能揭示出來。而這只有在這樣的社會里才有可能，在那里，商品形式成為勞動產品的一般形式，從而人們彼此作為商品所有者的關系成為占統治地位的社會關系。亞里士多德在商品的價值表現中發現了等同關系，正是在這里閃耀出他的天才的光輝。只是他所處的社會的歷史限制，使他不能發現這種等同關系‘實際上’是什么。”（23—74～75）　　

4、貨幣是人們規范價值多樣性的標準和尺度，同時也是價值實體化的結果。對于錯綜復雜的問題，人們常用的解決方法之一就是標準化。有了貨幣這個標準化的尺度后，商品的交換方便多了。但價值標準化并實體化為貨幣，只是一種折中妥協的辦法，不代表實際商品交換中矛盾的解決，從反面體現商品交換中矛盾的復雜性；同時，人們也把商品交換中的矛盾轉化為價值標準化后的幣值的大小和多少的確定上來，歷朝歷代的統治者也常常利用規范貨幣的權力對勞動人民進行剝削。亞里士多德讓價值穿上貨幣的外衣，并把貨幣作為價值的尺度和標準，顛倒了貨幣與價值的關系，使價值問題更加撲朔迷離。　　

威廉·配第是繼亞里士多德提出價值之后第一個提出商品的交換價值是由勞動決定的這一思想的經濟學家，他說：“假如一個人在能夠生產一蒲式耳谷物的時間內，將一盎司白銀從秘魯的銀礦中運來倫敦，那么，后者就是前者的自然價格。”（威廉·配第《賦稅論》，商務印書館，1978年版，第48頁）也就是說，一盎司白銀的價值等于生產一蒲式耳谷物的勞動。這就使亞里士多德未明確的價值概念有了實質的含義，但是在配第那里，價值、交換價值、價格是不分的。　　

之后，亞當·斯密在《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中提出“任何一種商品，對于占有這種商品而不打算自己使用或消費，卻打算用它交換其他商品的人來說，它的價值等于這個商品能夠買到或支配的勞動量。由此可見，勞動是一切商品的交換價值的真實的尺度。”（亞當·斯密《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第五章。引自王亞南主編《資產階級古典政治經濟學選集》，商務印書館，1979年2月第2版（吳斐丹主持修訂）第309頁）但是，他發現：當出現了資本積累和土地私有，產品不再歸勞動者自己所有，資本和土地所有者也要分享時，勞動和現實生活矛盾了。亞當·斯密解決的辦法是把價值分成工資、利潤和地租三部分。　　

大衛·李嘉圖則反對亞當·斯密的將勞動價值一分為三的做法，他說：“亞當·斯密如此精確地說明了交換價值的原始源泉，他要使自己的說法前后一貫，就應該認為一切物品價值的大小和它們的生產過程中所投下的勞動量成比例；但他自己卻又樹立了另一種價值標準尺度，并說各種物品價值的大小和它們所能交換的這種標準尺度的量成比例。他有時把谷物當作標準尺度，有時又把勞動當作標準尺度。這里所說的勞動已經不是投在任何物品生產上的勞動量，而是該物在市場上所能換得的勞動量。好象這兩種說法是相等的；也好象是，因為一個人的勞動效率增加了一倍，因為他所能生產的商品量因此增加一倍，他用這商品來進行交換時所獲得的量也必然比以前增加一倍。”（李嘉圖《政治經濟學及賦稅原理》，郭大力、王亞男譯，商務印書館，1962年9月版，第9頁）李嘉圖堅決認為：“商品的價值或其所能交換的任何另一種商品的量，取決于其生產所必需的相對勞動量，而不取決于付給這種勞動的報酬的多少。”（同上，第7頁）結果李嘉圖的理論因無法解釋價值規律與資本和勞動相交換之間的矛盾和價值規律與平均利潤規律之間的矛盾而破產。　　

從威廉·配第開始，到亞當·斯密、大衛·李嘉圖，都只是沿著亞里士多德的實體性范疇的認識路線，一步一步加深了對價值概念的認識，沒有超出亞里士多德的認識方法和研究思路，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也是如此。　　

三、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的不足　　

1、價值概念推導過程的邏輯錯誤。　　

馬克思勞動價值論的核心命題是：“A. 商品規定為用來交換的具有使用價值的勞動產品；B. 價值定義為一切商品的共同屬性或共同尺度；C. 抽象人類勞動創造商品的價值。在這里，A和B是兩個前提，C是A和B的必然結論。”（肖殿荒編著《<資本論>導讀》，人民出版社，2004年6月第一版，第168頁）龐巴維克認為其實際推導過程是：“第一步：因為在交換中，兩件商品是彼此相等的，所以它們二者必定含有數量相等的一種共同原素，交換價值的原則必然是包含在這個共同原素里；第二步：這個共同原素不能是使用價值，因為在商品交換關系中，使用價值是沒有關系的；第三步，把商品體的使用價值丟開來看，它們就還只留下一種屬性，那就是勞動生產物的屬性。所以勞動是價值的本源。或如馬克思所說：一個使用價值或財貨有價值，只因為有抽象的人類勞動，對象化或物質化在它里面。”（龐巴維克《資本與利息》，何昆曾、高德超譯，商務印書館，1959年版，第312頁）　　

接著，龐巴維克對馬克思的推理過程提出質疑，他說：“我很少看到像上面這段話這樣壞的推理和這樣粗心的結論。第一步理論還可以過得去。可是第二步理論就只能用最錯誤的邏輯來維持了……它們的錯誤就是把一種類概念和這種類概念所表現的特殊形式混淆在一起，以為前者不相干就是等于后者不相干……在交換過程中，使用價值的特殊形式，不論上衣的使用，食的使用，或者屋的使用，當然是不相干的，可是商品的一般使用價值絕對不是不相干的。一件東西，如果沒有使用價值，它便沒有交換價值，這一點，馬克思是知道的，而且也是不得不屢次承認的。馬克思的第三步理論更是錯誤的。他說，把商品體的使用價值丟開來看，他們就還只留下一種屬性，那就是勞動生產物的屬性。這句話對嗎？例如，具有交換價值的商品，是不是從需求方面來說，還具有稀少的屬性呢？是不是一切商品都是供求的對象呢？它們是不是都是受人們支配的對象呢？它們是不是自然的產物呢？……那么，我們現在要問，價值的本源為什么不能存在于這些共同屬性之中，像存在于作為勞動生產物的屬性之中一樣呢……還不止于此。我們能不能說，一切具有交換價值的財貨都有這種共同屬性，就是它們都是勞動的產物呢？原始土地是勞動的產物嗎？金礦是勞動的產物嗎？煤是勞動的產物嗎？然而人人都知道這些東西都具有很高的交換價值。”（同上，第313—314頁）　　

馬克思抽象出價值這一概念后，認為：“作為使用價值，商品首先有質的差別；作為交換價值，商品只能有量的差別，因而不包含任何一個使用價值的原子。”（23—49）這顯然是割裂了概念與對象的關系。黑格爾說：“概念是“存在”與“本質”的統一，而且包含這兩個范圍中全部豐富的內容在自身之內。”（黑格爾《小邏輯》，商務印書館，1980年第2版，第328頁）因此，價值概念絕不是像馬克思所說的那樣“不包含任何一個使用價值的原子”、是一個“死的、空的、抽象的東西”。（同上，第327頁）　　

馬克思從商品交換中抽象掉商品的使用價值和非理性因素，只留下價值這個唯一屬性，這并不能反映商品的本質，它的局限性立即會體現出來，因為商品的本質（價值）與使用屬性和其他非理性因素關系很大，例如，價值概念不考慮商品所有者之間是否有交換的欲望這一事實，而這一點在商品交換中非常重要。許多富人擁有大量的財富，雖然這些財富是勞動產品，有使用價值，但是由于它們的主人沒有交換的欲望，所以它們沒有價值。但是，一旦它們的主人如果發現用他們現有的財富通過交換可以使他們的財富成倍地增長，就又可能發生交換了。交換的欲望在這種情況下不僅影響交換是否成功，也就是說決定一件物品是否有價值，而且還影響這個價值的大小。交換的欲望愈強烈，交換時就愈容易買好價錢或“讓價”，平時一元錢的商品，在某些情況下可以化雙倍或數倍的價錢買下，而要想盡快脫手的商品可能只有平時價格一半或者更低；反之，如果交換的欲望愈淡漠，交換時就愈可能“扛價”或“壓價”，賣者甚至把價格高高掛起，讓購買者望而生畏，買者則把價值壓到成本線之下，要賣者“賠了夫人又折兵”，形成有價無市的局面。　　

所以，價值只是部分地解釋商品交換現象，不能概括商品的本質。晏智杰教授說：“無論如何不應該將交換價值（價值）同使用價值分割和對立起來，因為交換價值不過是使用價值的延伸和另一種形式而已。就是說，它是通過交換別人的商品而滿足所有者的需要。它同直接作為使用價值滿足人們自己的需要的區別，僅僅在于一個是直接方式，另一個是間接方式。從這個意義上說，交換價值不過是使用價值的延伸和擴大，是一種廣義的使用價值。所以商品的二重性其實是一重性。”（晏智杰《燈火集——勞動價值學說研究論文集》，北京大學出版社，2002年10月版，第21頁）　　

2、馬克思沿襲了他的前輩亞當·斯密、大衛·李嘉圖的絕對價值的思想。　　

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批判》中引用亞當·斯密說：“對從事勞動的人說來，等量的勞動在任何時間和任何地點必然有同等的價值。在他的健康、體力和活動處于正常的情況下，在他的技巧處于平均水平的條件下，他所付出的休息、自由和幸福的分量總是一樣多。所以，不論他取得多少商品作為他的勞動的報酬，他所付的代價總是一樣。誠然，用這個代價買來的商品量，有時多些，有時少些，但這只是因為這些商品的價值有了變動，而不是因為購買商品的勞動的價值有了變動。可見，只有勞動從來不改變自己的價值。因此，它是商品的實在的價格……”（著重號引者加）（13—49—50頁的注釋）亞當·斯密的話中有一句重要的體現絕對價值的觀念的話是：“只有勞動從來不改變自己的價值”。　　

大衛·李嘉圖在討論商品相對價值變動的原因時說：“由于我希望讀者注意的這種探討，關涉的只是商品相對價值變動的影響，而不是絕對價值變動的影響，所以研究對于不同種類的人類勞動的估價的高低，并沒有什么重要性。我們很可以作出結論說：不論這些人類勞動原來是怎樣地不相等，不論學習一種手藝所需要的技術、智巧或時間比另一種多多少，其差別總是世代相傳近乎不變，或者說至少逐年的變動是微乎其微的，所以在段時間內對商品相對價值沒有什么影響。”（李嘉圖：《政治經濟學及賦稅原理》，郭大力、王亞男譯，商務印書館，1962年9月版，第16—17頁）在這一段中，李嘉圖就認為商品的“估價尺度”一經形成不變了，這種價值也就成為絕對的價值。　　

馬克思也有同樣的思想，他在摘錄魁奈《關于商業和手工業者勞動的問答》（德爾出版，第170頁）一文時，有這樣一段話：　　

“始終可以假定，它<交換>對于雙方<當事人>都是有利的，因為雙方都保證自己有可能享受他們只有通過交換才能得到的財富。但是這里所講的，始終只是具有一定價值的財富同具有同一價值的另一財富交換，因而，不可能有財富的任何實際的增加<應該說：不可能有價值的任何實際的增加>。”（同上，第197頁）（馬克思《剩余價值理論》，中共中央馬恩列斯著作編譯局譯，人民出版社，1975年11月版。第407頁）　　

這一段話中有一個非常重要的改動，魁奈的原話是“不可能有財富的任何實際的增加”，馬克思卻在尖括號中把它變成“應該說：不可能有價值的任何實際的增加”，這是一個十分重要的變化，因為前一種說法無疑是正確的，特別是在物物交換的情況下，不管怎么交換，財富都不可能增加。但是，一旦把“財富”一詞換成“價值”，意思可大不一樣。具有一定價值的財富同具有同一價值的另一財富交換在交換中，雖然財富是不可能增長的，一個雞蛋就是一個雞蛋，任何時候都不可能變化，但是其價格是變化的，過去一個雞蛋是一毛錢，由于生產條件的變化現在一個雞蛋可能是五毛錢，雞蛋的價格變化了。不管在任何情況下，交換的貨物即財富總是不變的，但是，價值卻由于生產效率提高而下降，而且有時是很大的變化。所以說，財富和價值是不一樣東西，財富不變的，而價值是變化的，它們是不可能相等的。而馬克思卻固執地認為：“改進機器，在生產中采取利用自然力的新方法，使得在一定的勞動時間內，用同樣數量的勞動和資本可以創造出更多的產品，但決不是創造出更多的交換價值。如果我用紡紗機能夠在一小時內生產出比未發明這種機器以前的產量多一倍的紗，比方從前為50磅，現在為100磅，那么我在一定時間內用這100磅紗所交換到的商品不會比以前用50 磅交換到的多些，因為紗的生產費用減少了一半，或者說，因為現在我用同樣多的生產費用能夠生產出比以前多一倍的產品。”（選1—371）　　

這說明馬克思的思想中，價值是絕對不變的，所以才作這樣的改動，說明他思想中一直堅持的價值觀即“人類無差別的人類勞動”是絕對的價值觀。而馬克思不使用“絕對價值”這個概念的原因很簡單：“古典經濟學的最后一個分支——李嘉圖學派，多半是由于不能解決這個矛盾而遭到了破產。古典經濟學走入了絕境。從這種絕境中找到出路的那個人就是卡爾·馬克思。”（選1—345）　　

3、馬克思把決定價值的因素局限于勞動。　　

在前資本主義社會，由于生產力的水平長期以來一直比較低下，影響商品價值的因素如土地、雇傭勞動關系和科學技術等因素的作用沒有明顯地顯示出來，因此，從亞里士多德以來，人們一直把勞動作為影響和決定商品價值的因素是可以理解的。但是，自從進入資本主義社會以后，生產條件與前資本主義社會有了根本的變化，雇傭勞動出現，開始了機器大工業生產，在科學技術的推動下，生產力水平不斷提高，對商品價值有影響和決定的因素明顯的凸顯出來。不承認生產工具和科學技術在生產中創造價值的作用，就無法解釋租賃業，尤其是生產資料的租賃業存在的根據。　　

馬克思并沒有考慮這種變化，仍然堅持用勞動價值論來分析資本主義的生產，正如晏智杰教授所說，馬克思價值論分析暗含的“前提條件之一是物物交換，而且是人類歷史上最初的原始的實物交換”。“前提條件之二，是假定勞動以外的要素都是無償的”。“前提條件之三，是假定生產商品的勞動是簡單勞動，如果是復雜勞動，也被認為可以化為倍加的簡單勞動。”（晏智杰《燈火集——勞動價值學說研究論文集》，北京大學出版社，2002年10月版，第4—5）這種分析方法必然不能反映商品價值變化和增大的實際，并且如果根據勞動是決定商品價值的唯一因素，就可以得出和大衛·李嘉圖一樣的結論：（1）“商品的價值量與體現在商品中的勞動的量成正比，與這一勞動的生產力成反比。”（23—52～53）（2）“國家每年生產的商品數量會加倍，從而國家財富也會加倍，但這種財富的價值卻沒有增加。”（李嘉圖《政治經濟學及賦稅原理》，郭大力、王亞男譯，商務印書館，1962年9月版，第236頁）這必然得出中國社會科學院俞品根研究員所講的一個笑話：“有一個學生在學習了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以后，提出了一個問題：“美國2億多人口創造了9萬億美元的GDP，而我們中國有13億人口，為什么GDP只有1萬億美元？”有一個經濟學教師試圖回答這個問題，他說：“美國這9萬億，是產品和服務的價格，而不是價值。”言下之意，美國創造的價值沒有這么多。……可見，狹義的勞動價值論遇到具體問題，往往束手無策。或者是回避問題，顧左右而言它，甚至是自相矛盾，難以自圓其說。……”（晏智杰《燈火集——勞動價值學說研究論文集》，北京大學出版社，2002年10月版，第465頁）西方經濟學從大衛·李嘉圖之后拋棄勞動價值論，轉向生產成本論、主觀價值論、邊際效用價值論、價值－價格論等理論的變化過程，不能不引起我們的深思。　　

由于勞動價值論將價值的決定因素局限于勞動，引發價值實體與“總體工人”、簡單勞動與復雜勞動、價值創造與價值分配、活勞動與物化勞動、價值創造與財富生產、價值一元論和價值多元論等的爭論，所有這些都與價值的決定因素有關，而一旦價值的決定因素不再局限于勞動，所有這些問題就會迎刃而解。　　

4、勞動價值論與它的初衷相違背。　　

勞動價值論從千差萬別的商品的使用價值中概括出價值概念，并把價值的決定因素歸結為勞動，馬克思在此基礎上提出社會必要勞動時間，使價值的決定有一個統一規范的尺度，這樣使勞動價值論更加科學和準確地反映現實中商品的生產和交換關系——這是馬克思勞動價值論的初衷。　　

然而，他的這種做法并沒有達到預期的目的。因為馬克思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是指：“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是在現有的社會正常的生產條件下，在社會平均的勞動熟練程度和勞動強度下制造某種使用價值所需要的勞動時間”，（23—51）但是，在現實中并不都是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怎么辦？他在后面提出“比較復雜的勞動只是自乘的或不如說多倍的簡單勞動，因此，少量的復雜勞動等于多量的簡單勞動。經驗證明，這種簡化是經常進行的。”（23—57）不過，這確實只能是“經驗證明”，因為人們不能準確地算出：一個復雜的勞動到底等于幾倍的簡單勞動？一個大學生的一天的勞動等于幾個中學生一天的勞動？一個博士的勞動等于幾個碩士的勞動？一個現代人的勞動等于幾個古代人的勞動？馬克思沒有說，也不可能說，這不是違背了勞動價值論的初衷了嗎？因為提出社會必要勞動時間說就是要從各種具體的勞動條件中抽象出一個統一的衡量價值量大小的標準，為勞動價值論奠定一個精確的、可操作的標準，而復雜勞動說又打破了這個標準或基礎，使經濟學成為精確科學的努力化為泡影，回到經驗科學的層次。　　

晏智杰教授在談到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的局限性時，概括為“三個脫離”：“（1）對商品價值概念的認識脫離了它應有的內涵，即人與物的關系或商品與人的需要之間關系，并將價值這種相對的關系范疇不適當地歸結為某種絕對的實體；（2）將價值源泉和創造力僅僅歸結為一般的體力勞動（而且是抽象勞動），排除了其他非體力勞動的要素，這就造成了與發展生產力的要求相脫節的后果；（3）將價格決定僅僅歸結為勞動一個要素，可是實際上價格決定是多元的，這就使這種理論難以說明市場經濟中最普遍的價格現象，同市場經濟的現實相脫離。這樣一種“三脫離”的理論不能滿足市場經濟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需要是不可避免的。”（晏智杰：《評“發展”勞動價值論的一種思路》，《燈火集——勞動價值學說研究論文集》，北京大學出版社，2002年10月版，第110頁）這樣的總結是客觀的。　　

四、馬克思堅持勞動價值論的原因　　

1、歷史條件的限制。　　

因為當時人們只認識到“勞動是財富之父，土地是財富之母”，其他的生產要素如機器、管理和技術在生產中的作用還沒有完全顯示出來，或者即使有所顯示，但是其作用很少，人們往往把這個新生事物忽略了。馬克思說：　　

“我們可以由此了解庸俗的讓·巴·薩伊的荒誕無稽了：他想從生產資料（土地、工具、皮革等等）的使用價值在勞動過程中所提供的“生產服務”，引出剩余價值（利息、利潤、地租）。決不輕易放過機會把精巧的辯護思想用黑字寫在白紙上的威廉·羅雪爾先生則喊道：“讓·巴·薩伊在《論政治經濟學》第一卷第四章中非常正確地指出，‘榨油機所生產的價值扣除一切費用后，還留下一種同制造榨油機本身所費的勞動有本質區別的新東西’。”（《國民經濟學原理》1858年第3版第82頁注）非常正確！榨油機所生產的“油”同制造榨油機所費的勞動是很不相同的。羅雪爾先生所說的“價值”是指“油”這種東西，因為“油”有價值；但“自然界”有石油，盡管相對來說不“很多”，他大概針對這一點在另一個地方說道：“它<自然界！>幾乎完全不生產交換價值。”（同上，第79頁）羅雪爾的自然界同交換價值有關系，就象一個愚蠢的姑娘同一個只有“一點點大的”孩子有關系一樣。這位“學者”還借這次引證的機會說道：“李嘉圖學派通常把資本當作‘積蓄的勞動’包括在勞動概念內，這是不高明的，因為資本所有者不單純是生產和保存它<什么東西？>，而且的確還做了更多的事情：就是節制了自己的享受，為此，比如說，他要求得到利息。”（同上，第82頁）這種單純從“要求”中得出“價值”的政治經濟學的“解剖學和生理學方法”是多么“高明”啊！”（23—232～233）　　

這是馬克思在《資本論》中的一個腳注，他明確地把十九世紀象榨油機與所榨的油這類機器和機器創造的價值的關系比成大媳婦小丈夫的關系，因為那時的科技水平很低，“幾乎完全不生產交換價值”，看不出它們之間重要意義，現在已經到二十一世紀，科技水平已有很大的提高，如果用馬克思的話說的話，一百多年前那“一點點大的”孩子現在已經變成了“大”小伙子，難道機器與機器創造的價值之間的關系沒有實質的變化嗎？　　

2、指導思想的錯誤。　　

《資本論》是在歷史唯物主義思想指導下寫成的，馬克思寫作《資本論》，目的就是要在唯物史觀的指導下來證明資本主義制度的暫時性，使歷史唯物主義由理論形態變為現實，同時又反過來證明歷史唯物主義的“科學性”。一旦放棄勞動價值論，剩余價值就可能被對手說成是資本的產物，整個《資本論》失去理論基礎，變得毫無意義，歷史唯物主義也失去了證明。為了維護他的整個體系“完整和科學”，他本人及其后繼者必須堅決反對價值多元論、堅決維護勞動價值一元論。所以，面對從十九世紀開始，西方經濟學拋棄價值一元論向價值多元論的轉變，馬克思仍然抱殘守缺，堅持自己的勞動價值論，把其他觀點都稱之為庸俗經濟學，以表明他在經濟學上的“革命”，其實都是歷史唯物主義錯誤指導的結果。　　

五、《資本論》整個體系的矛盾　　

《資本論》堅持以勞動價值論為基礎，來論證剩余價值思想，并通過剩余價值思想，證明整個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暫時性。因而，馬克思不得不解決導致李嘉圖學說解體的兩個矛盾：價值規律與資本和勞動相交換之間的矛盾和價值規律與平均利潤規律之間矛盾，馬克思的解決方法是：　　

 1、對于價值規律與資本和勞動相交換這個矛盾，馬克思是通過發掘勞動力商品的特征、區分勞動和勞動力來解決勞動與資本的交換的矛盾。勞動力的使用價值的特殊性在于它是價值和剩余價值的源泉，其使用所創造的價值，大于資本家支付給工人的勞動力價值，這個差額構成了原價值的超過額，即剩余價值，是資本家所獲利潤的來源。這樣，馬克思認為資本與勞動相交換而增大的部分（剩余價值）與價值規律不一致就得到說明了。　　

是這樣嗎？事實上并不是這么簡單。馬克思說：“生產勞動力所需要的勞動時間，可化為生產這些生活資料所需要的勞動時間，或者說，勞動力的價值，就是維持勞動力所有者所需要的生活資料的價值。”（23—193）其中“包括工人的補充者即工人子女的生活資料”，“勞動力的教育費……包括在生產勞動力所耗費的價值總和中”。（23—194）如果是這樣，那么，每個父親的工資應該差不多、每個母親的工資應該差不多、每個子女的工資也應該差不多，因為維護他們和他們家庭生存所需要的生活資料應該差不多啊！而現實中決定工人之間工資差別的不是維持勞動力所有者所需要的生活資料的價值，而是工人勞動中的作用大小決定的，這哪是勞動價值論？不是變成了勞動力的效用價值論了嗎？（晏智杰《古典經濟學》，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第381頁）　　

2、對于價值規律與平均利潤規律之間矛盾，馬克思是通過利潤轉化為平均利潤的方法來解決。由于資本的有機構成或資本周轉速度不同，商品如果按照各自的價值出售，各部門將得到極不相同的利潤率。馬克思認為，由于競爭的存在，資本會從利潤率較低的部門向利潤率較高的部門轉移，直到各個部門的利潤率大體相等，利潤就轉化為平均利潤，價值規律與平均利潤規律之間矛盾也就解決了。然而，當利潤轉化為平均利潤時，必須使生產價格總額＝商品價值總額，平均利潤總額＝剩余價值總額，這就是《資本論》中兩個著名的等式。只有這兩個等式同時成立，價值規律與平均利潤規律之間矛盾才能解決。能不能成立呢？這個問題討論了一個多世紀，沒有能得到公認的證明。“因為總利潤和總生產價格是客觀存在的可以計算的量，但是，總剩余價值和總價值始終只是一個理論的抽象，在實際上是不存在的，因而也是無法計算的。”（晏智杰《古典經濟學》，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第382頁；詳細討論在《勞動價值學說新探》，北京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第85—86頁）　　

六、結 語　　

《資本論》的結論經過一百多年的歷史證明是個偏見，而唯物史觀的錯誤指導是導致《資本論》的偏見的根本原因，它當然也就無法驗證歷史唯物主義所揭示的“一般規律”的正確性。雖然當時人們沒有發現它們的錯誤，如同菲比格（J·Fibiger）發現癌癥寄生蟲并獲得1926年諾貝爾醫學獎一樣，事實上在今天看來它們是不科學的。　　

資本主義到目前為止仍然是創造財富、迅速發展生產力的社會形式，沒有任何其他的社會組織形式超過它，但這并不代表資本主義的血腥壓迫剝削（特別是在資本原始積累時期）是合理的，或者說值得我們學習，也不能說明資本主義是永恒的存在。相反，資本主義社會所暴露出了的國際政治經濟舊秩序、社會公平、全球資源和環境等問題，這正是人們追求更加合理的未來理想社會的不竭動力。馬克思研究的出發點，是為社會絕大多數人謀利益，追求社會的公平和正義，這永遠是人類的目標。　　

雖然在歷史的發展中，無產階級將錯就錯，選擇馬克思主義來實現自身的解放；雖然在苦難深重的舊中國，中國人抱著“病急亂投醫，進廟便燒香”的心態，選擇了馬克思主義，但是，這些都是歷史造成的，我們必須心里明白我們所選擇的理論指導畢竟不是一個正確的東西，如同有用不一定都是真理一樣。我們不能因為這個理論曾經給我們帶來解放，就拒不承認甚至掩蓋這種理論的錯誤，像害瘡怕痛那樣地維護它，并繼續用它來做指導，那將會影響中華民族復興的進程，貽害無窮。晏智杰教授說得好：“在西方經濟學走上與勞動價值論不同的理論和實踐道路之時，馬克思將它加以改造和發展，并以其為基礎建立了馬克思主義經濟學，而我們在一個長時期內認為這種經濟學及其價值論基礎的科學性毋庸置疑，不僅以之作為建設社會主義的經濟理論基礎，而且還作為認識當代資本主義的出經濟理論基礎，導致了我們今天不得不重新認識的局面。這里出現了兩種相互聯系的“漸行漸遠”的理論和實踐進程，一個是與傳統勞動價值論漸行漸遠，帶來的是經濟的發展和社會的進步，一個是堅持傳統勞動價值論的結果，帶來的是我們自己經濟與社會發展的停滯和緩慢，以及在一個長期內對西方資本主義歷史進程的認識漸行漸遠地離開它的實際。這當然是“極而言之”的說法，決無將社會發展走向和成敗僅僅歸結為某種經濟學價值論的初衷，不過，深入研究下去，我們又不能不認可這樣的說法實在不過是“質而言之”。勞動價值論同當代資本主義的關系這個本來應被視為已經解決了的問題，實際上卻以新的形式繼續存在著，并具有嚴重的理論意義和現實意義。”（晏智杰《勞動價值論與當代資本主義》，《燈火集——勞動價值學說研究論文集》，北京大學出版社，2002年10月版，第111頁）　　

致謝：　　

我國著名經濟學家、北京大學博導晏智杰教授對《資本論》和勞動價值學說等有很高的造詣，本文多處吸收和引用他的研究成果，在此表示感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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