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書筆記：1966年5月16日至1968年12月22日的靈魂和皮肉

引：年輕多好啊！我失去了榮超和長蒙兩位朋友，快樂的日子嘎然而止。時間過得快到了零九年的歲未，十二月二十六日是我們各族人民最最敬愛的領袖毛澤東主席誕辰116周年，寫一篇文章算是獻于主席靈臺的一朵小花。

讀書筆記：1966年5月16日至1968年12月22日的靈魂和皮肉

之前到省科技圖書館打算借些工具書，無意間翻開一本06年重版的《一個紅衛兵的自白》，一時來了興趣便帶了回來，于是在接下來的兩三個晚上時而吃吃笑笑時而血脈賁張地閱完全本。此書寫得較簡單，我也看得輕松，相較于作者梁曉聲的另一部作品《年輪》，里面沒有充滿太多的苦難和歷史凝重感。

“紅衛兵”這個詞對現在的年輕人來說，已經是完全的陌生，就我而言如果不是在生活的忙碌中，在偶然之間想起來自己領身份證做大國公民有十一個年頭，至今沒有見過共和國的選票實物，顯然是在不知不覺中“被代表”了――是我不夠先進？還是改革的步子不夠深入？體制上的問題可以不去探討，我年輕過也當過學生，簡單的一句“造反有理”沒有觸及我的皮肉，但是絕對可以觸及到今時今日的每一條有生命的靈魂，我對當年的大字報上諸如“這個權是否代表我們？代表我們則擁護，不代表我們，則再奪權”之類的語句表示理解，對當時全國上千萬的造反小將的意氣風發表示欣賞。

當然了在現實生活中，我什么也做不了，還是老老實實地多翻幾本書，了解一下1966年5月16日至1968年12月22日，也就是《五·一六通知》和《關于知識青年上山下鄉講話發表》這兩個標志性文件先后發布之間約兩年時間里發生的事情，這也是我想寫一篇讀書筆記的原旨。

沒有真相只有立場

為了弄清這段歷史，讀書是一個好的途徑，在十一月至十二月這一段時間里我閱讀了一些小說和文件，主要有：《紅衛兵日記》、《紅衛兵檔案》、《紅色驚悚》、《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廬山會議實錄》、《將軍吟》、《雪城》、《平凡的世界》和《毛主席論教育革命》。

這些作品和紀獻在時間和內容上，基本覆蓋和涉及到紅衛兵運動的興起直至偃旗息鼓，以及文革前后的一些重要事件。同時為了對那個時代有一個較直觀的了解，我下載觀看《毛澤東第一次接見紅衛兵》、《讓歷史告訴未來》、《楓》、《春苗》和《艷陽天》之類的記錄片和反映文革的電影。

上面所提到的書籍絕大部分是小說題材，不能當作是個人傳記或歷史紀實來研究，或者可以說是作者在一次歷史大風暴后，遺留下來的一個“心靈之蝕”，于是我們這些年輕的讀者有幸地觀看到那個時代不完美的“一缺”。在《一個紅衛兵的自白》一書中，作者在自序里提到相關的情節是“來源于生活且高于生活”，里面人物是有原型的。老實說閱讀此類小說，我是有點反感的，作者在下筆之時，已經打心眼里覺得當時的自己是一片“惘然”的，為自己后來的 “一發不可收拾的低級趣味”安排好說辭，所以書里的形象總是顯得有點無辜有點僥幸，更過分的是似乎還透著點“后知后覺”式的聰明。事實上當年他們可都是那一場所謂“浩劫”直接或間接的參與者啊，甚至是重要的決策人，比如翻開《廬山會議實錄》的前幾頁，作者李銳把“人民公社”的思想根源簡單地臆斷是毛澤東主席讀過《大同書》后的空想，把“大躍進”中出現的問題推給毛澤東主席，把個人的榮辱得失歸究于已“批倒批跨批臭”的陳伯達。

在如今社會上為自己過去的“道德”公開表示嘲笑的人亦不少，比如每每有人以個人“切身之痛”名義，跳出來對“上山下鄉”說幾句時，當然馬上會有人指出他的感受并不代表所有的知青，爭論的雙方陣營分明，有趣的是而對于紅衛兵的“造反”運動基本上沒有什么爭論，只剩下社會上一邊倒的批判聲音。如果說“上山下鄉”運動中的離鄉背井是有“被迫”之嫌的話，那么紅衛兵的“造反”運動是“主動的”，是群眾運動的一記首創，這大概是文革中兩次規模巨大的運動的一個區別，而且我個人覺得對紅衛兵“造反”運動的批評之聲主要是來源于社會的其它階層。

不管曾經的歷史是怎么樣的，幸運的是做過政府高官的李銳還活著，做過紅衛兵的梁曉聲還活著，千千萬萬的知識青年還活著，一九八六年“不依靠群眾自己動手搞清潔”的整黨工作早已結束，應該不會再有人來扣“三種人”之類的罪名，不過即使如此這些過來人大概沒有勇氣或者沒有時間把自己的靈魂再放到顯微鏡下了。中國人講究的是蓋棺定論，不過在棺材板兒還沒有釘上去之前，我們還是可以發揚下“懲前毖后，治病救人”精神，說上幾句：

在李銳同志的身上，明顯沒有彭德懷的“莽撞”，沒有周恩來的“顧大局”，也沒有劉志丹的“堅韌”，即便是以劉少奇的那本《論共產黨員的修養》來衡量的話，他算是一名好同志嗎？

曾經是“希望寄托在你們身上”的紅衛兵小將們，在一九七八年以后的歲月里，識時務地放棄“無產階級歷史使命”，你們還好意思拿“紅衛兵”這段記憶來嘩眾取寵嗎？

也許在信仰面前，我對這些人的要求太過分，繞過了生活這一道現實的坎，直接去質疑他們的人品。畢竟做“一個高尚的人、一個純粹的人、一個脫離了低級趣味的人”太難，能做到的基本上是稱得上偉人的，是可以在歷史書上“立德立言立功”的。

用一個人或者一個群體的經歷去解析一個時代，并企圖去獲取所謂的真相，明顯是不可能也不可靠的。在《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一稿中，中共中央對十年文革已有定論，對個人而言在事實面前值得肯定的要肯定，應該否定的要否定，該承認的承認該懺悔的懺悔，這是知識分子應該持有的風骨和態度，誠然保持獨立思考是難能可貴的，如果過于糾纏于細節的話，恐怕會犯“一葉障目不見泰山”的毛病，無益于分析和解決問題。在真相與立場之間，我們不妨溫習一條語錄：

我們應當相信黨，我們應當相信群眾。
這是兩條根本的原理，如果懷疑原理，那么我們就什么事情也做不成了。

海瑞牌子的導火索

最近打開電視機，有好幾個頻道在放《人間正道是滄桑》這部連續劇，看著在上個世紀二三十年代，幾個出身不同、信念不同、奮斗之路不同的青年男女們之間的糾纏故事，這倒讓我想起歐陽山的那幾本小說《三家巷》、《苦斗》和《一代風流》。如果沒有這次專門的讀書計劃，我會一直以為文革前夕批判的“三家村”就是意指“三家巷”。在示威游行中戀人阿桃犧牲之后，工人子弟阿炳在很長的一段時間里，糾纏于資產階級小姐們的愛恨情仇和少爺們的小恩小優惠，這部小說的確夠湊上是一株“大毒草”了。

在《一個紅衛兵的自白》一書里，提到一個有趣的現象就是廣大師生們，包括許多群眾根本沒有讀過《燕山夜話》和《三家村札記》里面的任何一篇文章，卻口誅筆伐地向“黑線”開了火。還好在初中的課文里，選有《燕山夜話》吳晗撰寫的一篇議論文，避免了在我寫這篇讀書筆記時，不至于同樣犯下無的放矢的“歷史性誤會”。建國十七年的文學創作有自己特色和一些局限性，人們或許會興高采烈地談起“山藥蛋”和“白洋淀”，反正寫的是些和農民有關的話題，而農民們天生不過是革命的同盟，且天生患有“小農意識”，犯上些小問題小錯誤的不足為奇。不過對生活在城市里的文藝工作者，包括新聞工作者來說恐怕不會那么輕松了，他們承擔著的除了意識形態的引導，還有樹新風尚的社會責任，雖然新社會的新生事物層出不窮，但是“要中國還是要他們兩人”論據總不能一次次地引用吧，而且他們畢竟是從舊社會過來的知識分子，在一些領域是大方之家，引用哲學歷史、史實掌故、天文地理、文化藝術之類的風雅典故更是得心應手。

《燕山夜話》和《三家村札記》里面的文章，是些不可多得的有益于身心，提高個人知識品味的好文章作品，然而在1966年成了眾矢之的，難道僅僅是寫作手法上“以古諷今”式的“書生辦報”、“死人辦報”？在我沒有認真閱讀《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這一篇，被稱為十年文革導火索的文章之前，腦海里把海瑞和彭德懷劃個等號，聯想到毛、彭之間發生沖突的廬山會議，加上多年來歷史老師們告訴我們的所謂“大躍進”，于是自然而然地構成一個“事實”：毛澤東主席沒有意識到在“人民公社”和“大躍進”上的失敗教訓，而且在左的錯誤方向上越走越遠。

如果我們把問題的核心糾纏于“浮夸風”、“共產風”，這些實際上是工作態度、方法的微未梢節的話，那么整個文化大革命開幕式的出師之名未免不夠響亮，讓人有種小而不當的莫名其妙之感，說不定有人私下會惡俗成“一個中農的兒子不知道畝產多少斤”的笑話。“世界上只有唯心論和形而上學最省力，因為它可以由人們瞎說一氣，不要根據客觀實際，也不受客觀實際檢查的”，我不想犯人云亦云的形而上學錯誤，在《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文章中，沒有提及“彭德懷”這三個字，有的是共產黨人最擅長的“階級學說”，以及批判“單干風”、“翻案風”盛行下的“要求恢復個體經濟，要求‘退田’，就是要拆掉人民公社的臺”的現象。在文革題材的書中，常引用毛澤東的一句原話“一九五九年我們罷了彭德懷的官。彭德懷也是‘海瑞’。”，這容易誤導一些不假思索的讀者，事實上個人的悲情不應該掩蓋一個真正的要害問題：路線之爭。

在電影《艷陽天》里，有一個在“是否按土地分紅”問題上，讓人當槍使的生產隊長，我不知道我們性格直爽的國防部長彭德懷同志是否不想走“農業集體化”道路，不過我聽說過劉少奇的“三自一包”和鄧小平的“貓論”，顯然劉、鄧熱衷的糧食產量而不是所有制建設。《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這篇在北京遲遲不予發表的文章，憑什么得到毛澤東的賞識，至此無須多言了；它引爆起來的威力首先是打跨鄧拓、吳晗、廖沫沙的“三家村”，接著打倒這三人背后的北京市委和中宣部，而且文章通篇洋溢著的“階級”論調在接下來的日子里，很快演變成“打倒黨內走資派”，歷史也就到了“肅清劉鄧反動路線”的時刻。

權力之爭？路線之爭？

外國學者常把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看成是毛澤東和劉少奇之間的權力之爭，而一些國內的文藝工作者似乎也接受這種觀點，將當時已退居二線的毛澤東與居于一線主持正常工作的劉少奇兩者對立起來。的確在文革中人們喊得響亮的口號是“奪權”，干得狠的革命行為也是“奪權”，一個權字引來無數英雄競折腰，里面有各地大大小小的造反派和保皇派、有林彪江青兩大反革命集團。我們翻開中共黨史，陳獨秀、李立三、王明、博古、張聞天這些曾經是黨核心的地位變換，無一例外是由于他們的工作路線和斗爭策略出了問題，當時共產黨員普遍是信仰主義者，所謂的權力之爭大多是路線上的斗爭，而毛澤東在黨內的領導地位，也是在這些斗爭中確立起來的。有人會提到“AB團”、“肅反”一些血淋淋的事實，但是在一個日漸成熟的中共歷史上很快是些小插曲，而且在文革中那兩位資產階級司令部成員一個是病死一個日后還有機會上臺，階級斗爭是“你死我活”般的殘酷，不過還是給“給生活出路”的。

話又說回來，毛澤東與劉少奇之間應該是多少有分岐的，或者說毛澤東對負責一線同志的工作不滿意，尤其是在“大躍進”里整個干部隊伍暴露出幼稚的顯而易見的錯誤，還有在“四清”（之前稱“五反”，有點類似于現在的反腐敗）工作問題上遇到的阻撓。有興趣的朋友可以研究下，在解放戰爭的遼沈戰役中，就一個先打長春還是打錦州的問題，毛澤東和林彪之間扯了多少個回合，可見毛澤東在不是原則性的問題上，對自己的同志還是有耐心的還是會鼓勵他們的，然而劉少奇把自己置于浪口刀尖上，只能說明毛、劉二人的分岐怕是不簡單，即使劉犯下的“錯誤”在主觀上是無意識的無辜的，不過他這位落后于形勢的“當家人”是要承擔責任的。

至于劉少奇同志到底犯了一個在毛澤東眼里非得要用“炮打”的什么樣錯誤呢？這個問題似乎不太好說，我們先看一下電影《春苗》，對于衛生院院長和從不露面酷愛打電話通消息的衛生局長，我們明白了當干部變成官僚之后，他們是不會顧忌“貧下中農”死活的。這是一部文革期間的電影，所以我們不難理解劉少奇為什么被打倒，群眾奪權不是“請客吃飯”，而是為了保障自己的權利，是為了讓官僚們更好地兌現自己為人民服務的宗旨。權力只能掌握在毛澤東所一直信賴的人民群眾手中，掌握在工人、農民、革命群眾的手中，掌握在毛澤東寄予厚望的千千萬萬的紅衛兵手中。在搞國家經濟建設方面，歷史沒有給劉少奇同志太多的表現機會，所以我們只能拿鄧小平時期的“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和的“人民公社所有制”來說事，這兩個方針是不能作比較的，因為時代背景各不同，就好象是拿抗戰時期的“三三制”和建國后“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做比較，在這里我就不發揮了。

寫到這我認為以劉少奇、鄧小平為集體的一線，和毛澤東同志的二線之間的分岐基本兩點：一是群眾路線，二是黨的總路線。上面是我的個人看法，至于《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所說的“他的個人專斷作風逐步損害黨的民主集中制，個人崇拜現象逐步發展”之類的話，過于泛泛而談沒有觸及到問題實質，而且文革期間基本上是“拋開黨委鬧革命”，搞“黨政軍民”一體化的政權形式，結合起來的委員明白什么叫巴黎公社原則。

零碎的歷史小收獲

在了解文革發動的背景和原因之后，接下來我想整理些具體的零碎的感悟，是我自己“讀出來”的一些歷史面貌：

一、紅衛兵的好狠斗勇
這點不須懷疑什么了，小時候我做錯事被父親訓斥，他有時候會“莫名其妙”地說出句“您知道我在文革的時候是怎么打人的嗎？”，很不好意思我出生時趕上的是計劃生育而不是文化大革命，但是這不妨礙我對老爸手中揮著的那條三指寬銅扣帽武裝帶有著觸及肉體的認識。據我所知那皮帶是五五式制服才配備的，真不知道整天一身不是六五就是七四的父親是從哪里弄來的，真是失敬失敬；

二、紅衛兵的派別
之前我一直以為紅衛兵是一個整體，類似于共青團和少年先鋒隊，現在明白它首先是各大中專院校里自發起來“捍衛毛主席思想”的青年組織。紅衛兵派別林立，在批斗“走資封”方面是一致的，不過在批斗干部的方向上，分為了“保皇派”和“少數派”。在劇本《高山下的花環》里，有這么一段是說梁三喜的大哥在保護老干部的一次行動中死于非命，人們在運動中對哪個干部是不是好人，有自己的認識，并不是想打倒誰就打倒誰；

三、紅衛兵的大串聯
在上個世紀八十年代中期，國內物價確實讓老百姓們恐慌了一把，母親偶爾調侃起“做毛主席客人”“吃住不用錢，乘車不用錢，到處游山玩水”的光景。我不知道是否可以把紅衛兵大串聯和每年春節前后固有上演的民工潮等量齊觀，因為它們都在考量同一樣東西：鐵路交通。我很難想象一個書包一本語錄，有吃有睡闖天涯的傳奇故事，所以作為一名普通民工，我就大方點高呼感謝鐵道部感謝黃牛黨。毛主席先后八次接見紅衛兵，天安門廣場群情鼎沸人山人海的場面，讓我想起零八年春運在廣州火車站廣場被踩死的李紅霞，寒風凄雨中那些同樣是十七八歲的年輕人，同樣是一張張稚嫩的臉，心里油然冒出條語錄：我們的教育方針，應該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體育幾方面都得到發展，成為有社會主義覺悟的有文化的勞動者。

四、造反派的武斗
這是十年文革中最令人詬病的一點，在電影《楓》里我們可以欣賞楓葉和人們的狂熱相得益彰的“紅色恐怖”。不過這里要明確下：首先毛澤東主席是不支持武斗的，這也是他對紅衛兵一些行徑不滿意，并最終解散這個群體的直接原因。其次武斗并不是自始至終的貫穿于十年文革，它發生于頭兩年，恰恰來說“十年動亂”亂也只亂在“動物兇猛”的頭兩年，所以我也惰得把這篇讀書筆記的標題改成一九六六年到一九七六年。在七一年之后，組織群眾的批斗基本上是“精神”上的，而不是“肉體”上的，而且批判的是“死人”，如踐如秕糠的孔家老二；

五、兩個版本的文革
在《將軍吟》一書中，新興革命家范子愚同志批判劉少奇搞“群眾批斗群眾”，我找了下資料，原來在文化大革命發動之后，劉少奇派遣到學校的工作組，沿襲1957年反右的做法抓捕許多師生并打成反革命分子，而在中央文革小組重新布置下，廣大師生得到解放，在“文化革命路上當闖將”。《關于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即“十六條”）是“結束劉少奇和工作組版本的文革、開始毛澤東和群眾版本的文革的階段標志，也是高度凝聚了文革運動所特有的群眾大民主的綱領和意義的文本”；

六、批斗的方式
既然是反對武斗的，那么在造反過程中一開始群眾們的“首創”花樣就多著了，比如在《將軍吟》里涂大黑臉、掛重牌子等，不過要提醒下讀者的無論是帶有個人侮辱性質的行為，還是“早請示晚匯報”這些變了味的形式主義，到最后都是以文件形式下達通知禁止的，不過可笑的是留在我們腦海里的偏偏只有這些很刺激很丑化的東西。有人會說其實是個“人人自危”的時代，不錯這點倒是說對，不相信的話可以去查下《七五憲法》，只要你不是反革命分子，那么別人擁有的權利，您也同樣擁有，而且這種權利可以形象地用一句“有田有地皆吾土，無法無天是為民”來表達。在《一個紅衛兵的自白》書中，有一段描述是喊“十六條”里“要文斗不要武斗”口號的農民們拆了從東北串聯到四川的大搞批判的紅衛兵們的臺子。老實說我喜歡文革提倡的“大辨論”和“大字報”方式，自從搞了一次“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討論之后，全國人民可以安心地悶聲發大財去了。

七、紅衛兵運動的反思
在我閱讀的那幾本書里，似乎這個話題顯得有點傷感，畢竟觸及到一代人共同回憶以及他們的內心情懷。其實上個世紀六十年代，可以說是屬于青年人的時代，在歐洲這塊大陸上也同樣爆發以青年人為主體的“革命”，時至今日左翼憤憤們年老了，不過我們閱讀他們的反思文章一樣可以感到一種充滿思辨的快樂和積極向上的生活態度。

可惜在我們這個曾經自詡為世界革命中心的國家，這里的年青人自從在六十年代“被人騙了”之后便一蹶不振，更郁悶的是至今還“讓人騙”――騙失業騙下崗騙改制騙買斷工齡，淪落為“不明真相的群眾”一部分。讀起書本行間的那句“天下者，我們的天下；國家者，我們的國家；我們不說，誰說？我們不干，誰干？我們不造反，誰造反？”，我為他們的昨天和今天感到臉紅，同時為致力于“啟蒙運動”的右派感到可笑，右右們從來說不出大氣磅礴的話兒，也做不出什么象樣的事兒。

六十年風雨歷程，這些共和國的長子長女太不容易，他們是我們的父輩，老實說誰會為自己小時候穿過開襠褲、上廁所忘記擦屁股的之類破事兒，一直耿耿于懷而感到不好意思呢？再說當年揪出的走資派是名符其實的，批判的資本主義復辟是有根據的，一切的一切在今天看來是“完全驗證”了的，所以他們用得著在政治上抬不起頭嗎？
 

結束語

中午吃飯的時候一個湖北同事向我們吹噓，說他的孩子上的是最貴的學校，細細問了下，原來當地公辦學校的校長和教師一邊上班一起搭伙開了家私人學校，由于辦的是自己的學校，當然下足苦心和功夫，成績顯著自然收費就貴了。聽完之后我對文革里普遍受到不公平對待的教師，原先還有點兒同情，現在一下子全沒有，更加郁悶的是我的內心世界開始向“醫生”、“專家”之類的知識分子開火。在“教育”和“醫療”這兩座新大山面前，在政府的《愚公移山新篇》還沒有出版之前，我們不妨再溫習下語錄：如果路線錯誤，知識越多越反動。在知識分子面前不要提什么風骨和良心，這是在侮辱他們，反正現在到處都在談錢，大家活得不容易，我們吃點虧放過這些“老九們”吧。有時候我在書店里看到敬璉、以寧們的書，腦海里會浮現出xx的光輝形象，在知識分子中最最可怕的是這一種：“筆桿子”向權力中心頂禮膜拜。

本來不想對現在的社會現象做評論，一心寫“死人文章”的，不過我心里醞釀出了一個大膽的想法，干脆在這結束語里“拿起筆做刀槍，集中火力打黑幫”。我相信改革開放之初的那一批人是誠心把中國經濟搞好的，不過我對現在的當權者不放心，甚至是抱著懷疑的眼光。在報紙雜志上經常有些什么“公推直選”、“海選村官”和“官員財產公示”之類的新聞，得民心的事情為什么偏偏只是在一些地方搞搞試點，不大力推開呢？如果不是政府在忽悠我們的話，那么就是政治體制改革遇到阻力，已改良不下去了。在我國有著“人民”字樣的招牌已經變味，還好保留一個毛澤東時代遺產：人民軍隊。在09年薄一波主持的重慶打黑行動中，與地方有密切聯系的當地規律部門已爛，只能依靠武裝警察部隊解決問題。一般人大概對“村看村，戶看戶，群眾看干部”耳熟能詳，不過在“群眾看干部”后面還有一句“干部看軍服”。翻開《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文件，里面也提到文革期間“派人民解放軍實行三支兩軍(支左、支工、支農、軍管、軍訓)，在當時的混亂情況下是必要的，對穩定局勢起了積極的作用，但也帶來了一些消極的后果”。

古語曰“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圣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毛澤東時代涌現出來的“大慶精神”、“大寨精神”、“雷鋒精神”、“兩彈一星精神”和“紅旗渠精神”，這些新風尚新面貌哪一件哪一樣不是大開中國千古之風氣。套一句張愛玲《十八春》里的話“我們回不去了”，重新回到文革那個時代就和重回古代漢唐一樣荒誕，我相信在改革開放的“大風大浪中成長”起來的人們，完全可以“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不能采用任何包辦代替的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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