茍利國家，不求富貴
—《洪 鐘回憶錄》跋
牧 放
洪 鐘老師終身從教。從教師崗位上退下后，撰寫了回憶錄。他從自己的視角，將心事，家事，國事 一一吐露在白紙上，欲傳諸子孫后代，贈予至親好友，藏之書廚密室。不久前令我一閱，并囑寫點文字。本人口訥筆拙，年老智癡，自知難為。然風雨共度幾十年，讀之心有所感，便欣然遵命，為之胡謅幾句，置之書后。
終身從教，至少要如古人所說：“所守者道義，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節”（歐陽修《朋黨論》），否則，在這翻云覆雨的幾十年現實生活中，面對蜚短流長、閑言碎語、輿情歧視和名利誘惑，能夠守道義、行忠信、惜名節，安心、傾心、甘心、癡心于三尺講臺，堅守、奔波于臥室——辦公室——教室三點三線的空間，同無權、無錢的莘莘學子“三代師徒三代兄弟”，如切如磋、形影不離、晝夜相伴而傳道授業解惑嗎？有個被三七開了的人，說了自己一輩子身體力行的話：“一個人做點好事并不難，難的是一輩子做好事，不做壞事，一貫的有益于廣大群眾，一貫的有益于青年，一貫的有益于革命，艱苦奮斗幾十年如一日，這才是最難最難的呵！”“百年大計，莫如樹人”，這個最難最難的好事，洪 鐘老師做了一輩子！“終年帝城里，不識五侯門”者，于今幾人哉！
洪 鐘老師從黃毛小子到兩鬢染霜，眼睛一睜忙到熄燈，幾凡四十年；從一介小書生到一名老教師，除了三點三線，除了與學生志趣相投，心靈相通，氣息相求，就是作業本。一本本作業，從左邊挪到了右邊。左邊由高變低，右邊由低變高；接著，又是左邊高了右邊低，再由高變低，由低變高，日復一日，月復一月，年復一年，斗轉星移，寒暑更替，由青年到中年到老年；學生從家庭到身邊，再從身邊飛向祖國四面八方，天南海北；不要束脩，不要鮮花，不要頌詞，甚至也不要一句“謝謝！”送學生去做工，務農，參軍，經商，從政。他還是他，他還是洪 鐘，洪 鐘老師，只是沒有門庭冷落車馬稀的感覺，多了點學生、學生的學生的熙熙攘攘。
但是，毛主席一句“忠誠黨的教育事業”，字字動心，振聾發聵，就使洪 鐘老師這類人，人歸講臺，意念學子，心系國家，終身不渝！他幾十年的行為明明白白、清清楚楚、真真切切地做到了“茍利國家，不求富貴”（〈禮記·儒行〉）!孔夫子在回答他的學生“有一言可以終身行之者乎？”的問題時說：“其恕乎！”“一言”者，一詞也。孔夫子認為一個“恕”字作為行為準則，可以指導、驅動終身。事實上，“時不我與，吾將仕矣！”的自白，他自己就否定了自己的論點。倒是洪 鐘 老師這類人的言行舉止確實可以用一個詞來涵蓋——黨！他在回憶錄中說：“黨是太陽，黨是父母……”他說的是真話。我們從1970年底到此刻，幾十年風雨同舟，我是了解他的。我們這一代人心中，黨和毛主席之間是劃等號的。太陽有黑點，父母有缺點乃至過錯，但是我們心中的黨，也就是毛主席，她是太陽和父母的地位，永遠神圣，永遠不可動搖，盡管情況已不可同日而語。當然，我們并非“相信毛主席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服從毛主席要服從到盲從的程度” （1958年3月9—26日柯慶施在中央成都會議上的講話），我們相信事實，服從真理，“脅肩諂笑，病于夏畦”之類，同洪 鐘老師這類人是沒有瓜葛的！
記得有一個時期，知識分子被不少人視為必須“脫胎換骨”、終身接受改造的對象——這同毛主席關于知識分子必須與工農兵結合、向工農兵學習，接受再教育，為工農兵服務的思想完全不同。有一年，我倆在公社大會堂參加暑假教師學習班，聽革委會的一位副主任高論：“有些教師改造得還可以，其中表現好的，我們將考慮提拔到供銷社去當營業員！”在討論這位大領導的報告時，我說：“營業員和教師都在為人民服務，性質沒有根本差別，工作崗位也沒有高低貴賤的不同。但是，教師當營業員還要‘提拔’，否則就不能當？不！我現在就能當，而且不會比剛從農村來的小學程度的營業員差，不信？試試看！倒是像我這樣能教高中、大學語文的教師，所有的營業員不一定都能夠玩得起來。否則，國家還要辦大學干什么？這位副主任說得不對！”自此，我的命運，甚至幾十年的前程自然是十分美好的……洪 鐘 老師謹言慎語，毀譽不動，得喪若一，癡心不改，向黨和毛主席承諾的“忠誠黨的教育事業”的“一言”，只要允諾一次就足夠了，哪里還要第二次、第三次“宣誓”，參加十萬人長卷簽名，再次“重溫”“復習”！他“守其初心，始終不改”（蘇軾《杭州召還乞郡狀》）！他同那些熱淚橫流地宣誓“三忠于四無限”，而轉身就振振有辭地“痛批‘極左’‘ 暴 君’”、“專制獨裁”的偉人、精英、豪杰共同點很少。
寂寞教學事，熱鬧紅塵處，能無心事！
可是他的“心事”又緊挨著他的“家事”。“家事”曾是他“心事”中揮之不去的陰影。盡管他總使“心事”與“家事”不發生太多的聯系。
同我相比，洪 鐘 老師一門心事于“忠誠黨的教育事業”，更其難能可貴。我和我的家庭是黨領導的人民大革命的最大受益者——父母由舊社會的長工、短工，成了新中國抬頭翻身的主人，從來就是黨依靠、信任、保護的對象；洪 鐘老師家卻是“四類分子”中的富農，媽媽還戴有一頂“富農分子”帽子！她老人家這頂帽子覆蓋了這個家庭幾十年。在當時，洪 鐘老師“跋前躓后，動輒得咎”！如果不是“富農”成分，洪母自然享受不到“戴帽子”的待遇——我參加過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和“一打三反”，如果我在場，也許不會支持授予他家“富農”的榮譽——這是地方政府的某些干部自視就是黨的政策，人為地把本來屬于黨的團結對象的勞動人民家庭推向了被人民民主專政的地位——他的父母在海門老家窮得無法度日，背井離鄉，到了DF。他們先在一家好心的公司日夜勞作，起初只管吃飯，后來租種張謇公司的草田，長年累月耕作不輟，省吃儉用，有了點節余后即買田——那時張謇公司的草田每條25畝，除去界溝、道路，折實為20畝，只賣四擔籽花，即每畝20斤。到1943年，他家有了80畝田。在農忙時請一兩個短工幫忙，還有在南通無法度日的小舅父。鬼子投降的第二年秋天，DF進行土地改革。當時當地平均每人8畝田，他家8口人，已有的土地多出16畝。這多出的16畝田，就是被劃定為“富農成分”的唯一依據！
可是，黨的土地改革中“劃分階級成分，應以剝削關系為唯一標準”（《毛澤東選集》合訂本第1314頁），而且要從當地土地改革前推三年起算，剝削量必須占家庭總收入的25%以上，才能被劃定為“富農成分”。有人說，“洪氏的‘富農成分’是320斤小籽花買來的！”這位農民家庭真幸運，憑著320斤小籽花即被授予“富農”的榮譽稱號，洪母還得了一頂“帽子”。她并沒有鯨吞蠶食公共財產，也沒有像如今的高 勇、陳希同、胡長清，成克杰們殫精竭慮，處心積慮，日夜吆喝“三個代表”，有關方面也只稱他們是“兩袖清風”的公仆，并未授予“公富”的桂冠，而洪 鐘老師家，僅憑多出16畝田就得到了“富農”稱號，實在應該為這些公仆鳴不平！再如丁 磊、魯冠球、劉永好、葉立培、尹明善，不知他們有未雇傭別人，在其幾十億元人民幣的財富中有無“剝削量”，占有多少。他們忙得很：工廠、商場、市場，還要顧及委員、代表職務的官場，但是他們并無如洪母長期“戴帽子”的福分，夠辛苦、夠冤屈了！
可是，洪母這頂帽子一戴就是幾十年，直到不再有階級成分一說，才被淡化而消失。洪 鐘老師也由富農“子女”到富農“父親”到富農“祖父”。他就是在其母親“分子”帽子的蔭庇下度過了不算很短的時光。其間，洪 鐘 老師的“脈脈此情誰訴”！
我曾多次問過他：“你怎樣看待你幾十年的家事？”他有時默默不語，有時笑而不答。只有一次，他說：“我家被劃定為富農成分，也許是當時地方政府樹立對立面的需要。只要對黨有利就好。個別地方一時的失誤，并無損黨和人民的整體利益。過去的，就過去了。不過，我有個‘富農子女’的身份，卻使我時時處處注意自己的一舉一動，一言一行，不至于忘乎所以，而更好地為黨教書育人。”
沒有“天無私覆，地無私載，日月無私照”（《禮記·孔子閑居》）的境界，能夠幾十年如一日，心中惟有為黨“教書育人”嗎？他與黨同心同德，幾十年追求真理，熱愛教育，推赤心于學子，獻忠誠于國家！同事，學生，老百姓，組織承認他，贊美他，他是人們心中的教師楷模。
他終于在46歲時，加入了中國共產黨，成為無產階級先進分子！
洪 鐘老師在學生時代就能歌善舞，就是優秀學生干部，模范共青團員；從教后，總是出色的教師。他“能文而不求舉，能畫而不求售”（蘇軾《書朱象先畫后》），同言必稱馬列，行必“效雷鋒”的馬 德、楊秀珠、陳同慶們非一類矣！同那些當了一輩子和尚而不會念經的高僧也完全有別，更不能與讀起報告結結巴巴、疙疙瘩瘩，只精通溜須阿諛、魚肉百姓，一門心思奔走侯門而行賄索賄、買官賣官的韓桂芝、王“壞種”公仆們相提并論！他三點三線，雨雪風霜幾十年，無怨無悔，卻一往情深，老成見到，但是直到退休，也未能人盡其才。被誤解、被曲解，被冤屈、被委屈，被歧視、被漠視的滋味、處境，大概不是太好受的。如洪 鐘老師的家事在我周圍頗有一些，但如他這般對待的似乎并非全體。他的文品，教品，人品，怎不令我由衷敬佩！
他的家事又同國事緊密連接在一起。但是，洪 鐘這個“富農子女”卻旗幟鮮明，從不攙和交叉。他對中國歷史，特別是建國幾十年來的大事，不跟風，不信書，不避諱，“毀譽不干其守，饑寒不累其心”（歐陽修《送秘書丞 宋 君歸太學序》），真乃人物也！對建國來的歷次政治運動，摛陳己見，指摘褒獎，點點滴滴，細針密縷。他特別告誡子孫：一定要把腦袋長在自己的雙肩上，建國前后兩重天，國共兩黨質不同。對黨和毛主席的大恩大德應永遠記牢，不得跟著某些人起哄、胡吣；對吃了果子刨樹根的人要倍加警惕。千變萬變，事實不能變。用徹底否定的哲學涂抹歷史、改寫事實、掩蓋真相，蠱惑人心，也許永遠不能割舍億萬人民對當年跟著黨和毛主席鬧翻身、求解放，繼續革命歲月的懷念！特別是被“鐵定”為“劫難”的那場WG。
那個被“鐵定”的WG到底是怎樣的一場“劫難”？只要認真翻閱當年的《人民日報》，《紅旗》，新華社電訊和中央的幾個重要文件，調查親歷過那場運動的普通的工人，農民，也許同如今書報上包括當年也曾高吼“無產階級WG萬歲！”、后來又指控WG是“劫難”的革命家的調頭根本不同！
作為WG及其序曲的指導文件是毛澤東同志主持制定并由中央通過的三個文件：《中共中央關于目前農村工作中若干問題的決定（草案）》（ 1963年5月20日 ，簡稱前10條）、《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目前提出的一些問題》（ 1965年1月14日 ，簡稱23條）、《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關于無產階段WG的決定》（ 1966年8月8日 ，簡稱16條）。
這三個文件指明WG的對象是：1、“黨內走資派”； 2、“地、富、反、壞”；3、“牛鬼蛇神”；4、“階級異已分子和蛻化變質分子”；5、“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6、“反動學閥”，“反動權威”；7、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的“資產階級右派分子、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8、“斗，批，改”；9、“觸及人們靈魂”——人人都是革命對象！三個文件還規定了“防止逼供信，嚴禁打人和變相的體罰”，“要文斗，不要武斗”。但是，以上這些概念都沒有明確的界定，是模糊的，多義的，交叉重合、甚至是歧義的，這就為運動中人們各取所需、隨心所欲，操縱利用，幫派混戰，特別為運動后“徹底否定”論者留置了廣闊的空間。不過，“黨內走資派”始終是運動的“重點”，盡管“走資派還在走”，而且“走”得巧妙，甚至誘使，逼迫，裹脅，要挾人們與他們一起， “走”進了他們的天地。
建國十多年國內外階級斗爭形勢——帝國主義封鎖、制裁、挑釁，蘇聯背信棄義；蔣幫叫囂反攻大陸，局部地區地主、富農、反革命的搗亂破壞；全國人民迫切要求改變“一窮二白”面貌的強烈愿望；六十年代初“活學活用”使人民的思想空前活躍；黨中央、毛主席威望無比崇高。這樣，不發生WG，也會發生其他形式的中革命、小革命，至于是否冠之“無產階級”無關緊要。
那是一場史無前例、聲勢浩大、全民參與的“整黨”運動，它的宗旨或叫大方向是整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人民內部則堅持“團結——批評和自我批評——團結”的自我教育的方針，被叫做“四大”的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法定為“社會主義革命的新形式”，充分體現了社會主義的大民主。那是95%以上的人民對絕對少數人即走資派的大革命！那時，民情高揚，“官憤滔天”。學校停課，師生全國大串聯。我和后來當了省計劃生育委員會主任的惠仁等同學從學院出發，抵上海，達杭州，到廣東，經長沙，過武漢，順長江再回到母校。這次大串聯，途經數千里，歷時一月余，參觀學校，訪問工廠，深入社隊，涉足軍營，親耳聆聽辯論，目睹當前情景，“指點江山，激揚文字”，學習工農，思考問題。處處有接待，時時有安全，眼未見一個小偷，衣未少一只紐扣，身未破一點皮肉。全國人民聽黨的話，跟黨走，不僅是激動人心的口號，而且是踏踏實實的行動——“抓革命，促生產，促工作，促戰備”。黨和毛主席的威望空前提高——從這個意義上看，WG對“走資派”確實是一場“劫難”！后來有人說那十年國民經濟瀕臨崩潰，全國大亂。似乎不全是事實。確實大亂了一陣子，但那是多數人亂了少數人，是部分“鐵釘”式的造反派或某些造反派在某些“大人物”操縱下的局部“大亂”，但是，全國秩序井然，社會穩定，就是因為人民真正發動起來了，人民真正成了國家的主人，廣泛、深刻地參與了國家的管理；全國人民堅定了在黨的領導下走社會主義共同富裕的道路的信念；國家的集體的財產神圣不可侵犯，誰也不可染指。WG十年中，國家的槍支彈藥發到差不多每一個基層單位；每個單位都能按時足額發放工資；倒是被叫做“四類分子”的被管得服服帖帖，老老實實，規規矩矩；一場珍寶島戰斗，就把覬覦我領土主權者制服得目瞪口呆；黨中央，毛主席“公正無私，一言而萬民齊”（《淮南子·修務訓》），“一聲喊到底”；原子彈、氫彈爆炸，衛星“東方紅”至今還在宇宙高奏；周總理在四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上莊嚴宣布我國既無內債又無外債。也就在這十年中，黑人兄弟把我國抬進聯合國，美、日迫不及待地找上門來同我建交，帝國主義那個不可一世的頭子尼克松找上門來，叩拜毛主席。WG的十年何其輝煌，何其壯美！
但是，它承攬了太多的重任，瞄準了太多的“敵人”，希冀“掃除一切害人蟲”。 ……“走資派”操縱利用一部分不明真相的群眾組織，使混戰不息，以逞其奸，這樣，WG過程輝煌，結局慘烈似乎就不難理解了。
WG中界定的一系列政治概念被徹底否定，可是至今并沒有誰給出令人信服的為實踐證明、被多數人接受的結論。強詞奪理，一點論，代替不了一分為二的辯證法，謊言、高壓并不能改變事實。
歷史證明，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就是“走資派”當年的理想。那場偌大的、歷時十年以整黨內走資派為重點的運動，最后在全國竟沒有一個“走資派”見之于世，這是一個天大的永遠解不開的謎！這絕對不能說明毛澤東主席親自發動并領導的WG空穴來風、無中生有！
三個文件都明確規定運動的“重點”是整黨內“走資派”，但是，并沒有確指是那一級的“黨內”和“走資派”的確切內涵，又因為這三個文件的大籃筐中還裝有和“走資派”并列的“三反分子”和等而下之的“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特別是“牛鬼蛇神”，地、富、反、壞、右諸多名目，因此，只要誰被幾個人甚至一兩個人“盯上”，誰就可能被按進這只大籃筐而成為革命對象！若干造反派，從某種嚴格的意義上說，是一些幫派組織，其中有些組織是打著“造反有理”的旗號，在謀幫派利益，黨同伐異，借機整人，他們的背后都有“人物”作祟——正是這些“大人物”混進群眾組織，挑起派性、制造“內亂”，渾水摸魚，八方呼應，使武斗、“群眾斗群眾”頻仍，從而干擾運動，轉移大方向，破壞WG，使國家和人民蒙受了重大的損失。從這個意義上看，WG對國家和人民確實是一場“劫難”！
接著，他們卻反咬一口，倒打一耙，把莫須有的事實、荒誕無稽的論點強加給別人，煞有介事地“批駁”并“徹底否定”，以示自己是正宗的正在“發展”著的馬克思主義，“一貫正確”，而別人則一無是處！這實在是絕頂聰明的革命家的一著妙棋。“馬克思主義在理論上的勝利，逼得它的敵人裝扮成馬克思主義者，歷史的辯證法就是如此。”也有一幫子偉大的理論家引經據典、旁征博引、古今中外地“論證”，把被整的“走資派”以及極少數人硬說成“一大片”，而把對走資派以及極少數人的斗爭斥為“法西斯專政”。這種“政治上的謾罵往往掩蓋著謾罵者的毫無思想原則、束手無策、軟弱無力、惱人的軟弱無力。”除了政治騙子和唯心主義者，誰也沒有說過毛澤東是神不是人、一句頂一萬句，句句是真理。毛澤東是人不是神，林彪之類是鬼不是人，95%以上的干部是人不是鬼，才合乎事實，才是馬克思主義。當年，我們這些紅衛兵就是這么逐漸認定的。但是，毛澤東是雄鷹，是翱翔萬里、搏擊長空的雄鷹，“鷹有時可能比雞飛得低，但是雞卻永遠飛不到鷹那么高！”想把雄鷹說成棲于塒的雞，把棲于塒的雞說成雄鷹，看來人心和歷史也許永遠不會答應。只要參加過那場WG的人的理智還正常，那些文件還存在，就會如此。國際上反華反共勢力的鼓噪、呼應，煽動、影響、歪曲，加深了那場WG被“鐵定”的程度。WG早已成為歷史，但她播種的理想，喚起的激情，指引的方向卻不會泯沒。在某些地區、某些方面，某些時間出現這樣、那樣的問題，其實不難理解，即使如洪 鐘 老師當時的處境并不十分美妙，但是他回憶錄中陳述的內容,與“鐵定”WG是“劫難”的論調并不一致。
“是而非之，非而是之，猶非也”（《晏子春秋.外篇八之三》）！
那是一場觸及人們靈魂的群眾運動。大多數人在WG中“斗私批修”，分清了道路，是非，明確了方向，目標，激發了聽黨的話，跟黨走的真誠感情和強烈愿望。那場歷時十年，億萬群眾參加的運動，不是一兩個人的講話，一兩個文件作得了結論的。那些連篇累牘的“傷痕文學”，邀功請賞的媒體，哭哭啼啼，裝出憂國憂民、為民請命架勢者，除了毒化輿論外，人們也許能感知到他們的用心！一些年輕人固然未知就里而人云亦云，但是這其中若干人當時也是“無限真誠”甚至淚流滿面地“感謝”或參加運動的，還表示過永不翻案。不過，在信誓旦旦的承諾，言之鑿鑿的誓言，甚至神圣無比的決議、法律都可以成為時尚、時髦而一文不名，卻被用來“反戈一擊”而與時俱進、不斷更新，以適應某種需要的日子里，此類行為似乎不難解讀。曾叫得山響的“30年”“100年”不變的調頭，自己叫累了，別人如今也很難聆聽到了。
那是一場意義深遠、遠見卓識的運動。WG的初衷即目的是高尚的，正確的，億萬人民的動機、感情是純潔的，神圣的，并不因為它的失敗而失去她偉大的永恒的光輝！當今現實，差不多全被當年那些文件不幸言中：一方面，如中航油頭目陳久霖之類2300多萬元的年薪（靠納稅人養活的七千萬公務員不斷自己給自己加薪，他們的薪俸加上各種福利之類是普通老百姓的幾倍？據說還要“高薪養廉”！有幾個公務員是因為入不敷出才貪贓枉法？而怎樣的“高薪”才能“養廉”？）；2004年官府7000億包括吃喝玩樂在內的公款消費；小小的個體煤礦老板不吝700萬“攻關”；安徽省國家級貧困縣潁上縣的干部100%行賄于縣委書記張華琪；公檢法貪贓枉法、草菅人命、制造冤獄，時見報端；桑粵春、劉 涌殺人放火、黑白一體式人大代表并非個別；建國初期絕跡的賣淫嫖娼，而今離合法化的“準入制”也許僅半步之遙；有償新聞，學術作假，文憑買賣，官位標價，警察殺警察、官員殺官員,“天下之官虎而吏狼者，比比也”（《聊齋志異·夢狼》）……另一方面，據清華大學李 強判斷，中國基尼系數目前不低于0.5，另有學者認為接近0.6，已榮居世界前列（據說這不是兩極分化）；資本和權力結盟的煤礦和身陷“包身工”地位的窯場中的打工崽，討要被長期拖欠的可憐的工資竟要“流血犧牲”；有冤無處伸的上訪群眾被圍追堵截——聽聽為人命關天的案子難計其數地上訪10年的安徽省濉溪縣農民張其均“即使有天大的冤枉，寧可屈死，也不要告狀啊！”的感慨，人們心頭會是什么滋味？“不聽話的刁民”被割斷舌頭；警匪勾結搶劫百姓；“官黑”同伙，“貓鼠同窩”地魚肉人民 ；上下默契地鯨吞公共財產；有人亮出“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旗號，進行企業改制，卻要人民買單——在權力的操縱下，不允許爭論，借改革開放的名義，建國以來的公有財產，被悄悄地改變了公有制性質——所有制的改變是根本性質的改變——成了“民營企業”“股份制公司”——當年的廠長、書記搖身一變成了老板、經理，董事長。改制的直接勝利，就是使產業工人或下崗失業，或流落街頭，或練攤城鄉，或叫賣體力；失去了對生產資料領導權的“打工崽”在“民營企業”“股份制公司”中還是“主人翁”？“民營企業”“股份制公司”的原始資本和廉價勞動力是從哪里來的？很有意思的是，如此這般后，政府再來含情脈脈、驚天動地地“送溫暖”！國家煤礦安全監察局的商登瑩說：“煤礦工人干的是最危險、最累的活，他們像在地獄里一樣……與上世紀六七十年代相比，煤礦工人的收入標準大大降低。過去，一個煤礦工人養活一家人綽綽有余。家中煙酒糧都是特供的。而現在許多井下一線煤礦工人年收入不足1萬元，家中生活相當困難。”工人說：“設備再先進，制度再好，礦里沒人替咱工人說話，不把工人的命當回事，我們哪有安全感！” 這種改革到底為了誰？在天花亂墜、眼花繚亂的“為人民服務”的口號、決議、文件中的“人民”二字下，分明都有一個或隱或現的大大的強硬的“合法”的“幣”字！這不是事實嗎？不承認事實，不等于不是事實，更不等于事實就不存在。“徹底否定”之類，似乎少了一點唯物主義。據初步估算，有500多位外逃高官，攜公款700多億，至今逍遙法外；全世界190多個國家中有170多個實行了義務教育，即使如越南柬埔寨尼泊爾也如此，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卻忘了“與國際接軌”……從WG的結局看，對絕大多數人確實是一場“劫難”！
用實踐的結果來檢驗毛主席發動WG的初衷，該如何評說？失敗的革命不一定不是革命，歷史上失敗的革命，盡管革命的主體、目標、手段、結果不盡一致，但如巴黎公社那樣失敗的革命，留給人民的經驗教訓也是永垂不朽、萬古流芳的！WG到底為了什么？似乎可以說，WG是絕對多數人對絕對少數人的一場革命，當今的種種現實，則是絕對少數人對絕對多數人的一次掠奪——財富和權利的掠奪！
那是一場愛護，培養，教育，挽救干部的運動。“我們的革命依靠干部”，“政治路線確定之后，干部就是決定的因素。”那時的干部靠選舉，在政治、經濟生活中，老百姓有充分的話語權，干群關系是融洽的。順利地度過三年困難時期，就足以說明問題了。上學、入黨，提干，參軍，是無尚的光榮，從未聽說過有諸如送禮、“后門”、“砸鍋賣鐵也要買個處長當當”之類。“干部干部，首先吃苦，干在前部，人民的兒孫，國家的中柱！”人民真心地把干部看成自己的命寶，既嚴格要求，又充分信任。事實上，WG中絕大多數如今大體都已離退休的干部也是和群眾一起投入運動的。他們經風雨、見世面，在后來的若干年中是為人民服務得很出色的。誰能告訴我們：像諸如南京師范學院前黨委書記、院長華誠一九十多歲高齡，仍如當年一樣艱苦奮斗、一塵不染者，占有如今干部隊伍的多少比例？而江蘇省鹽城市依次由政協而人大而政府而市委一把手，一個個爛掉——在“三反五反”中，劉青山、張子善分別貪污相當于今日人民幣1.84萬和1.94萬元被判處死刑，如徐國建—徐其耀—祁崇岳—XX安，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貪污受賄10萬元以上且情節特別嚴重的，處死刑”的規定，該槍斃幾次？事實上又怎樣判處了？——這類“公仆”都是WG中的投機分子或是背叛WG的敗類。再如劉方仁（他在名字中號稱“仁”，其實不是“人”！）、李嘉廷、成克杰、桑粵春之類有哪一個不是WG曾經指出、批判、提醒警惕的對象！是誰、怎樣提拔了他們？誰該對此承擔責任？而今社會上的一切腐敗丑惡現象，不幸得很，竟都被預見到了！從這個意義上看，WG是一場培養和造就干部的大革命。反其道而行之，就看當今中國的官場吧。
某些地方，合乎“程序”，花樣翻新不斷的代表會議、機構改革、反腐倡廉、改制創新等等，如黑龍江省官場的選舉，四川省漢源縣的改制，只不過是既得利益集團內部重新調整利益格局、鞏固既得利益的演戲而已，多數人事實上除了繼續被剝奪、掠奪、搶奪外，又得到了什么？“一些老百姓說：漢源不是新社會，也不是舊社會，而是黑社會。”可能也不算和諧社會。歷史上，打日本鬼子，反蔣介石匪幫，抗美援朝，戰勝三年困難等等，哪一樣不是發動人民、依靠人民、相信人民而大打“人民戰爭”？“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創造世界歷史的動力。”脫離了人民，脫離了人民的利益，諸如反腐倡廉，即使鬧得轟轟烈烈，收到強烈的宣傳效果，但是也只能成為“犯腐唱廉”而一無所獲。連伊朗、菲律賓、印度尼西亞，甚至美軍占領下的伊拉克、阿富汗，更不用說美、英、法都搞全民投票，我們如此高度民主穩定的搞了半個多世紀社會主義的中國特色的傳媒上說已經法治化的國家，為什么就不能讓人民直接地自由地表達一下自己的意愿？漢源縣“彭氏家族——縣委書記湯福錦們——彭氏家族”的權力結構中，人民在哪里？人民授權湯福錦們，湯福錦們拿著人民賦予的權力干什么去了？作為權力源的人民處于何地？
毛澤東主席說：“共產黨是為民族、為人民謀利益的政黨，它本身決無私利可圖”，“我們共產黨人不是要做官，而是要革命，我們人人要有徹底的革命精神，我們不要有一時一刻脫離群眾。只要我們不脫離群眾，我們就一定會勝利。”想想WG，讀讀黨和領袖的教導，看看當前情景，聽聽百姓輿論，我們能說些什么，該說些什么呢？
諸如此類，終身如洪 鐘老師“茍利國家，不求富貴”的人們，又怎能不懷念失敗了的無產階級WG！
洪 鐘 老師“不以物喜，不以己悲”（范仲淹《岳陽樓記》），他的回憶錄“言必有主，行必有法，親人必有方”（《大戴禮記·曾子立事》），他對心事，家事，國事既涇渭分明，又情事交融，綱舉目張，條分縷析地侃侃而談，娓娓道來，言真意切。無自欺欺人之意，有自我剖析之心，多據事實錄，少浮言議論。他以此作為自己終身從教的總結，對子孫后代的交代。讀完全文，掩卷長思，感發于中，情不自已，深深敬佩。縱使愚拙、愚鈍、愚昧之至如我輩者，又怎能不胡言亂語一番！妄謂之跋。
二00五年六月六日
與我風雨同舟３０多年的洪鐘老師不幸于２００８年７月１０謝世，謹再發本跋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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