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島和李陀主編的《七十年代》是華山論劍的陣容，徐冰北島阿城陳丹青王安憶張朗朗，蔡翔李零鄧剛閻連科翟永明韓少功，嚴力柏樺范遷黃子平王小妮趙越勝。所以，這書，真是用不著封面設計，三十個作者名頭擱那兒，不戰而屈人之兵。
三十人頭馬作者，再加上四個大紅字書名，我打開書的時候，簡直有些看手抄本的激動，就好像少年閻連科拿到《紅樓夢》學生韓少功讀到《赫魯曉夫主義》。我先把書里的照片研究了一遍，呀，王安憶這么漂亮！除了翟永明，詩人長得都不咋樣。阿城的襯衫還雙上兜，一左一右，塞得鼓鼓，色情兮兮。張朗朗英俊，陳建華多情，徐冰很清秀，可惜沒看到我的偶像蔡翔老師年輕時候的照片。
近六百頁的書，一天一夜看完，用的是我以前披星戴月看金庸時的激情和速度。不過，看完后，說實話，感覺郁悶。
三十個作者，除了蔡翔閻連科等少數幾個，皆出身高眉，當然，所有作者拿起筆的時候都高高眉了。而在作者的履歷中，我們看到，一大半的人去國千里留洋的留洋海外的海外，其余的，不是作家，就是名校大師江湖高人。
我相信，多數讀者和我一樣，出身平民，喜歡了解并且向往高端生活，嘖嘖，這沙龍那沙龍的，都吃的什么聊的什么看的什么？中國的宮廷劇這么火，當然有它的群眾基礎。所以，聽這些人頭馬順口溜一樣提到，“大小劉麻子”英若誠和他太太吳世良，中央樂團的首席小提琴楊秉蓀，陳伯達的兒子，我們對張朗朗們真是有敬意啊。哎呀，有什么辦法，張朗朗們可以說“魯迅老頭兒”，我們不敢。他們出入的不是學部，鄰居不是翻譯普希金的，就是機關大院，最小的角色也是大內高手的后代。不過，我們的確喜歡，比如李零筆下的那些個人名，張木生，劉曉軍，岳小蓮，打心眼里，我也希望和李零同學，然后有很多茅臺級同學，不為雞犬升天，只為共同擁有。
沒錯，被北島李陀召集到這本《七十年代》里來的人，共同擁有一段“《今天》式”或“類《今天》”歲月，一個方便的檢閱就是看他們怎么描寫1976年9月9日。
“一九七六年九月九日下午，我和嚴力在芒克家聊天。芒克跟父母一起住計委大院，父親是高級工程師，母親是復興醫院護士長。”這是北島關于那天的開場，他喜歡交代諸如“高級工程師”這樣的細節，而這也成為《七十年代》全書的一個特色。然后，護士長讓他們下午四點聽重要廣播。
聽完廣播，“我們對視了幾秒鐘，會意一笑，但笑得有點怪，有點變形，好像被一拳打歪――這一時刻讓人猝不及防。芒克順手從床底下摸出半瓶‘二鍋頭’，到廚房取來三個酒盅。”同時，陳丹青，人在西藏，聽到消息時，和兩個朋友一起，“刻意扯些別的話題，閃避目光，不敢對視，抑制嘴角的痙攣，只怕猝不及防，笑出來。”
兩個“猝不及防”，兩次“笑”，他們在人群中一定能互相辨認，雖然在阿城心里，毛澤東“已在聽敵臺的云南知青心里于七一年死去”，但是，效果是一樣的，就是陳丹青“斗膽”寫下的“當年的真實”：“我們等待最高領袖逝世的這一天，等很久了。”
陳丹青的這個“我們”似乎就是《七十年代》的大眾，因為很可惜，在這本書里，和北島等構成張力的敘述，比如蔡翔和閻連科的文章，都沒有提到1976年9月9日。不過，雖然我本人長期以來是阿城陳丹青和北島極為忠實的讀者，甚至，毫不夸張地說，我整個的青春期都回響著“我不相信”的調子，我還是覺得，光有北島的笑，是不能稱為《七十年代》的。用封底選用的李零的話來說，“八十年代開花，九十年代結果，什么事都醞釀于七十年代”，從現在的歷史看，今天顯然不是“三個酒盅”“會意一笑”的邏輯展開能夠抵達。因此，雖然李陀在序言里檢討了此書作者的失重，我還是認為，這樣的一個嚴重缺陷，不僅導致了北島們突然成了多數派，北島們的回憶失去了歷史感，而且，讀者在不斷的看到他們的牢獄之災和擔驚受怕后，會對他們的高端訴苦也產生厭倦和懷疑，而更大的問題是，在合上書的時候，我突然疑惑，北島是否還合適來主編這樣一本講述中國歷史的回憶錄？
2003年，《書城》上有一篇關于北島的訪談。記者問北島，“你怎么看自己早期的詩歌？”北島回答：“現在如果有人向我提起《回答》，我會覺得慚愧，我對那類的詩基本持否定態度。在某種意義上，它是官方話語的一種回聲。那時候我們的寫作和革命詩歌關系密切，多是高音調的，用很大的詞，帶有語言的暴力傾向。我們是從那個時代過來的，沒法不受影響，這些年來，我一直在寫作中反省，設法擺脫那種話語的影響。對于我們這代人來說，這是一輩子的事。”很顯然，北島不僅要悔其少作，而且坦言，“有時朗誦會上碰到中國聽眾，他們說更喜歡我早期的詩，我能感到和讀者的距離在拉大。”然后記者追問，“介不介意這種距離？”北島：“不介意。”
我看到這里覺得心冷。每年春天，我都在大學課堂給一年級學生講朦朧詩，每年，都有最多的同學選擇上臺朗誦《回答》，“如果海洋注定要決堤，/就讓所有苦水都注入我心中；/如果陸地注定要上升，/就讓人類重新選擇生存的峰頂。”這些句子，年復一年，我聽了不下一百遍，但每一次，它們依然在我心頭產生放電的感覺。可是，我們熱愛了多年的詩作者，今天宣布，他慚愧他寫了《回答》。而因為這個慚愧，他說他不同意關于“文化的根”的說法。好像是，他現在的寫作動力，就來自“語言上的忠誠和文化上的反叛”所形成的“緊張關系”，因此他號稱，“中文是惟一的行李。”
只是中文，沒有中國，并且，他不再介意他的中國讀者。這樣，在前不久香港召開的當代文學六十年研討會上，北島毫無負擔并很有把握地對記者說，“我覺得大陸前三十年是毛文體一直影響著我們的漢語寫作，很長時間根本無文學可談。”“在毛文體下，我們已經沒有談戀愛的語言了，更不要說寫作。”但是，在《七十年代》這本書里，我們讀到最有意思的那些章節恰是用毛文體寫下的愛情。比如，鄧剛說，三十歲的他，愛上了一個十九歲的女孩。姑娘是共產黨員家庭，他是反革命家庭，這種結合，比國共合作還要艱難，然而，“我顧不得許多了，這是背水一戰，沒有后路也沒有側路根本就沒有路。”
沒有路的情況下，鄧剛的“狼子野心”居然得逞，這樣，為了心愛的姑娘，他決定在物質匱乏的年代，給姑娘擺上山珍海味的酒席，因為他是堂堂海碰子，他準備“親自潛進海里拼命，而且必須潛進當時被軍管了的海港里”。如此，在隔一天就要結婚的下午，他像特務似的潛水了，但因為太貪心，他發現自己回不了岸了。最后，在他處于半昏迷狀態時，一艘小快艇駛來，“上面正高高地站著一個面孔陰沉的警察，那真真是政治宣傳上說的‘無產階級專政的柱石鐵塔般聳立’，他兩眼放射著正義的光芒，正等著我自投羅網。”
結局是，警察救了鄧剛，而且，把足夠他結兩次婚的海參鮑魚也扔給了他。
我喜歡這個故事。事實上，整本《七十年代》，如果沒有徐冰、蔡翔、閻連科等人的文章，這就是一疊貴族訴苦，當然其中也有日瓦格醫生式的甜蜜，而徐冰，因為和北島等人同處北京文化圈，他的態度就顯得尤為珍貴。
徐冰說，他的同學中不是缺爹就是缺媽的，或者就是姐姐成了神經病的，但是，他沒有像北島那樣被那個時代壓得變形，他很認真地總結說，“我們之中沒有一個玩世不恭的，這成了我們的性格。”
他還寫到，下鄉時候，每天帶著畫箱，帶著書上山，可還沒幾天，就沒什么書好帶了。“有一天，只好拿了本《毛選》。毛的精彩篇章過去背過，熟到完全感覺不到內容的程度。”接著，徐冰另起一段，鄭重寫道：“可那天在杏樹下，讀《毛選》的感動和收獲，是我讀書經驗中少有的，至今記憶猶新。”“那天的收獲，被埋藏在一個業余畫家的心里，并占據了一塊很重要的位置。”
事實上，徐冰這篇文章的結尾，很可以拿來批評這本《七十年代》。在談到“星星”對美院的震撼時，他說，那時，研究法國荒誕派的王克平等“星星”“是異數的，而我們是復數的；和大多數是一樣的。我和‘我們’確實是相當愚昧的，但愚昧的經驗值得注意，這是所有中國大陸人的共同經驗。多數人的經驗更具有普遍性和闡釋性，是必須面對的，否則我們就什么都沒有了。”
就此而言，如果北島不能穿透籠罩內心的“憎惡”，反而給這“憎惡”找上西方的理由和同志，那么，他背叛的就不僅是過去的歷史，還是未來的生活。這里，讓我抄錄我非常喜歡的徐冰的一段話：
除個別先知先覺者外，我們這代人思維的來源與方法的核心，是那個年代的。從環境中，從父母和周圍的人在這個環境中待人接物的分寸中，從毛的思想方法中，我們獲得了變異又不失精髓的、傳統智慧的方法，并成為我們的世界觀和性格的一部分。這東西深藏且頑固，以至于后來的任何理論都要讓它三分。
所以，在紐約，當有人問徐冰，“你來自這么保守的國家，怎么搞這么前衛的東西？”徐冰可以非常從容地回答他：“你們是波易斯教出來的，我是毛澤東教出來的。波比起毛，可是小巫見大巫了。”
可惜，北島是決意舍大巫就小巫了。我這么講，決不是批評北島的文章，坦白說，單篇文章而論，北島依然寫著眼下最美的中文文章，而且，文中時常還回蕩著他過去年代的激情，比如結尾時，他說，“我想起頭一次聽到的郭路生的詩句，眼中充滿淚水。迎向死亡的感覺真美。青春真美。”但是，“青春真美”這話時隔三十年，在《今天》和“今天群”失去語境的今天，無疑也消散了其沖擊力。所以，北島的文章美則美矣，卻也無力穿透我們今天更為復雜的存在。
也許，多少抱著烈士暮年的心態吧，北島以孤注一擲的姿勢，集合起當年的《今天》和“星星”和地下沙龍的龍主，要向今天再次反戈。而令人郁悶的正是其反戈的姿勢，當年他的壯志有多么崇高，今天的復仇就顯得多么蒼白，因為雖然是復調形式的“說吧，記憶”，但厚厚六百頁卻顯得單薄，是三十年前的老姿態，還是那種小團體作戰的方式，還是那點“舍我其誰”的意思，只不過這個“我”，已經無力吹響集結號。
中文不是行李，這是北島在主編此書時的一個前提錯誤，由此，此書的厚重也令人質疑。
對此書的單薄作了拯救的，除了徐冰，還有，就是蔡翔。蔡翔的文章是這三十篇中最出色的，他四兩撥千斤地扭轉過本書的航程，尤其是他文章最后的一節，很短，但很有力量。“社會發展很快，但付出的代價也真的不小，這些代價里面，包括一個階級的尊嚴。”但這個階級的尊嚴，不在《今天》的視野里，也不在本書主編的視野里，所以，在討論“七十年代”如此嚴重的命題時，閻連科的重大疑問，卻成了本書的一個小問號，我覺得這是荒謬的。
閻連科說：“八十年代之初，中國文壇轟然興起的‘知青文學’，把下鄉視為下獄。把一切苦難，多都直接、簡單地歸為某塊土地和那土地上的一些愚昧。這就讓我常想，知青下鄉，確實是一代人和一個民族的災難。可在知青下鄉之前，包括其間，那些土地上的人們，他們的生活、生存，他們數千年的命運，那又算不算是一種災難？”
毛澤東在試圖回答閻連科的問題時，迎面碰上了北島，三十年過去，如果我們還只停留在那個年代的水平線思考問題，如果我們還能無視這些年滄海桑田里的中國問題，那么，用蔡翔文章結尾的話說，“很自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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