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毓海：《五百年來誰著史》第一卷緒言

《五百年來誰著史 第一卷 1500年以來的中國與世界》

韓毓海著

安徽教育出版社，2009年

緒言

一

2008年9月，我在美國紐約大學教書，學校與華爾街之間徒步不過20分鐘，教學之余，正好就近觀察史無前例的資本主義金融大危機。那個時候寫了《反面教材的價值》這篇文章，以英文發表之后，國內的幾家學術刊物也想刊出漢語稿，記得高超群教授為了索要這個文章，就曾深夜從北京把電話打到了紐約，求“稿”若渴之心，深深令我感動，最后，這個文章很迅速地在《綠葉》、《世界博覽》雜志刊出（這要感謝楊學軍先生和閻海東先生），隨之又被幾家報刊轉載，反響完全出乎我的意外，意外之余，我也由此體會到當今的中國是如此夜以繼日，密切地注意著國際風云的變幻的，而自己深以為幸的更是：作為一個貨幣金融領域里的外行，一點有限的閱讀和觀察體會，遠隔千山萬水，竟也能夠對于國家和老百姓有些許輕微的意義。

從中國的視野、或“以中國為本位”去觀察和描述最近500年世界歷史的變遷，致力于探詢當代中國的“世界”觀，這是我最近這些年來學術工作努力的方向。但是，說老實話，這也僅僅是“努力的方向”而已。我自己讀書不多，尤其不是科班歷史系出身，所以這個探詢的過程，其實完全就是學習的過程。

最近500年來，我們身處的這個世界發生了兩件大事：一是歐美霸權的形成并橫掃世界，二是占人類四分之一人口的中華民族，由逐漸衰落而再次走向偉大復興。有人把這段歷史歸結為資本主義的勝利，對此我不敢茍同。因為首先，究竟什么才是“資本主義”，學術界可以稱之為“正宗”的意見，起碼就有三派，至于其他的眾說紛紜，更不必再提了。而三派主流意見中，一種將資本主義歸結為社會生產方式和社會關系的變革，特別是大機器生產和雇傭勞動關系的奠定（卡爾馬克思），一種著重于“資本主義精神”的發明，說白了就是把做生意等于念經，把積累資本視為積累功德（馬科斯 韋伯），第三種則側重于自然經濟向金融經濟的蛻變和飛躍（費爾南布羅代爾），用這三個流派來解釋什么是資本主義，似乎都有一定道理，但是，如果用它們來解釋西方之所以興起，中國之所以衰落，解釋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在我看來，則起碼是沒有抓住歷史要害，而且也不盡符合歷史的事實。

我認為：最簡捷地解釋這500年來世界史的消長，其核心實際上就在于“國家能力”這一點上。在西方現代興衰的過程中起支配作用的，從根本上說是現代民族國家這種組織形式的奠定，最初就是16世紀地中海地區的銀行家們投資于國家間的戰爭，最終則是金融家通過攫取“世界貨幣”的發鈔權，而讓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美國）、乃至整個世界為他們的投資冒險埋單和作擔保（這隨著1913年美聯儲體制的形成而達到高峰），而上述軍事－金融－國家相結合的特殊組織形式，才是西方世界近代興起的真正關鍵，至于那被奉若神明、而又眾說紛紜的“資本主義”，充其量只不過是在不同歷史時期充當了“幫手”的角色而已，現代民族國家的根本目標在于占有更大的“生存空間”，金融家的根本目標則在于通過債務關系攫取最大利潤，至于是否采用上述三種“資本主義”方式，那完全要看是否有利于這兩個根本目標之達成而定。

考察中國500年興衰的關鍵，其實又在于經濟的發展與國家組織能力下降這個矛盾現象。經濟發達的宋，反而打不過立足于軍事組織的遼、金、西夏部落，這里的關鍵并不在經濟，而在社會組織能力。由皇權直接來面對基層馬鈴薯一般無組織的小農，這樣的國家自然也就沒有什么組織效率可言，而宋代以來的政策，反而是將組織社會的任務一概交由商人和地方土豪，國家更從商業、運輸乃至軍需供應中全盤退出，國家取“無為”和“不干涉主義”，而這就是“開中法”的弊端。不但基層沒有組織，而且上層的貨幣財政也十分的混亂，貨幣短缺、“多幣制”的問題一直沒有解決，到了明隆慶元年（1576年）之后，反而將貨幣出路委之于進口美洲白銀，這又是財政貨幣政策的最大失敗。而對外，所謂的“天下秩序”，于周邊藩邦采取的一向是文化治理的“朝貢”方式，完全沒有現代民族國家的“生存空間”、“地緣政治”意識，如此組織能力松散的帝國，無論它有利于還是不利于發展經濟，能夠或者不能夠發生“資本主義萌芽”，而一旦遭遇現代民族國家這種組織形式之打擊，其煥然瓦解卻是必然的。而國家既然已經瓦解，至于發展什么“主義”才好，自然也都統統變成空談了。

所以說：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首先肇始于中國革命以建立基層組織的方式，極大提高了社會組織能力和國家效率，然后，國家才能把社會剩余，有組織地投資于長期發展方面，如此才有合格的國家財政，在此基礎上方有國家發行貨幣之主權，而對外反抗帝國主義的戰爭及其勝利，更是實實在在地打出了一片地緣政治的新格局，這種社會革命與民族革命之密切結合，靠的是無數革命前輩流血犧牲、艱苦奮斗，如此才談得上今天的“偉大復興”，而至于是否采用資本主義這付靈丹妙藥來謀發展，那完全也要以是否有利于社會組織強大均衡、是否有利于國家能力持續增長，是否有利于保衛世界和平而定，即那充其量是末而不是本，是術不是道，是手段不是目的。實際上，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昭示的乃是完全不同的真理，中國的復興走的是完全不同的道路，而這個真理、這個道路就是：“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只有社會主義才能發展中國”。這已經為歷史所證實。

研究中國歷史，上要看貨幣財政，下要看基層組織，同時更要能以世界大勢之變遷、聯系和互動為背景去展開思考，如此，方才能有所收獲。在嚴肅的歷史問題面前，任何輕薄的態度、任何教條主義的盲從都是必須杜絕的。而唯一值得自我寬慰的是，上述淺見，并不是盲從得到，而是從自己的讀書、思考和摸索中得來的。幾年來，就這樣一邊讀書，一邊思考，逐漸積累了一點筆記、一系列的問題，不過時間一長，反而倒是更沒有把這些學習體會寫出來的勇氣了，有些思考和提出的問題，自然也就隨時光流失，逐漸淡忘了。

真正的寫作機緣來自赴美前學校的一次安排，所在單位的黨委書記蔣朗朗教授派我去山西作一個學術講座，由于參加講座者都來自基層，以從事財政和稅務工作的同志為主，既是學校的任務，于我自然是一個很艱巨的工作，這就迫使我不能不緊急準備一個初步的講稿，這樣幾天下來突擊搞了幾萬字的稿子，由于對當地的圖書館沒有信心，所以還帶了不少參考書到山西。我本是個過于認真又不堪大任的人，這次面對的又是上千人基層干部的大課堂，講座結束后，竟然病倒在那里，反倒是給山西的同志們添了不少麻煩。但是，其間參觀八路軍太行紀念館，以及抗戰最艱苦時期建立的八路軍總部（雖曰“總部”，實際上不過農舍三小間而已）的經歷，對我觸動非常之大，應該感謝這次較長期地面對基層的機遇，它使我近距離地感受到：我們的前人是如此的舍生取義，我們的百姓是如此的不屈不撓，絕大多數在基層工作者是如此的勤勞儉樸（事后才知道，聽課的大部分同志月工資均不到100美元），中國歷史的展開是如此篳路藍縷、波瀾壯闊，中國改革和中國革命的大業，確是由生活在最基層的老百姓苦苦支撐起來的，這真是“作始也簡，其成也巨”！

太行山里本來也沒有什么書可讀，躺在賓館養病的時候，我突然感到自己在講座前許多沒有想清楚的事情，竟然想清楚了一些，這突乎其來的大病，因此可以算是進益的一個機緣，在這樣一個機遇之后，我領會了一些以前不甚領會的的書上的語句，尤其包括歷史上的改革與革命。

二

中國改革與革命是近代落后的結果，革命當然不是近代以來中國落后的原因。而對于“中國近代何以落伍”這個大題目，則大致又有幾種回答，其一是馬克思主義所指出的――帝國主義侵略和資本全球擴張所致，其二，則是一般地、抽象地將其歸之于中國在制度、技術乃至文化上的落后弊端，以及西歐的先天優勢（以馬科斯韋伯的理論最有代表性）；而我的看法是：中國是一個以“天下”和“世界”為擔當的文明，資本主義則是自1500年以來從地中海地區發展起來，以金融和軍事技術為核心，向世界擴張的體系。這兩種有深刻歷史傳統的組織形式，在500年歷史間漫長的“互動”、博弈，才構成了我們解釋500年來世界大勢和中國“天下興亡”的關鍵。從這個角度說，那些構成中國近代衰落的因素，往往又曾是支持中國長期繁榮的因素，這正如我們文明中固有急需變革的弊端，但它其中卻同時也蘊涵著近代改革與革命以及中國現代復興的種子。只有了解中國文明形成的長期性、歷史性、復雜性，同時又了解資本主義制度產生的歷史性和復雜性，從而不是抽象地將問題歸之于抽象的“制度”和“體制”而簡單地打發掉，我們才能對于上述重大歷史課題作出真正有意義的探究。

將中國的近代衰落簡單、抽象地歸之于“專制制度”，特別是所謂“國無憲法”、“民無權利”，這其實是晚清和民初就有的議論，它終究要流于一種耳食之談，淪為與歷史和現實實踐脫離太遠的空洞教條，就是由于它本身過于疏闊淺薄。而對其淺陋機械，前人已多有譏評。如錢穆就曾說：“談者又疑中國政制無民權，無憲法。然民權之表達亦各有其方式及機構，能遵循此種方式而保全其機構，此即立國之大憲大法，不必泥以求也。中國自秦以來，既為一廣土眾民之大邦，如歐西近代所行之民選代議士制度，乃為吾先民所弗能操縱。然誠使國家能歷年舉行考試，平均選拔各地優秀平民，使得有參政之機會；又立一客觀的服務成績規程，以為官位進退之準則，則下情上達，本非無路。晚清革命派，以民權憲法為推翻滿清政府之一種宣傳，固有效矣。若遂認此為中國歷史真相，謂自秦以來，中國惟有專制黑暗，若謂‘民無權，國無法’者已二千年之久，則顯為不實之談。民國以來，所謂民選代議之新制度，終以不切國情，一時未能切實推行。而歷古相傳‘考試’與‘詮選’之制度，為維持政府之兩大骨干者，乃亦隨專制黑暗之惡名而俱滅。于是一切官場之腐敗混亂，胥承而起，至今為厲。此不明國史真相，妄肆破壞，輕言改革所應食之惡果也。”[1]

中國當然不是從來沒有制度。自上古以來，就有以黃帝為代表的血緣世系以及以堯舜為代表的名分世系二者并存，就前一個世系而言，權力的合法性來自貴族血緣承繼，而就后一個世系而言，權力則始終是向平民開放的，這就是所謂：“人人皆可為堯舜”。而這里的“平民”，更不僅專指士、士族、士大夫，也包括士農工商各階層――特別是包括少數民族。太宗李世民以少數民族血統者，太祖朱元璋以貧苦農民可以作皇帝，其合法性就來自于堯舜的名分世系。這兩個世系的互動沿革，就是所謂“多元一體”的制度基礎，從歷史上看，不斷向平民、向少數民族開放權力的堯舜世系、堯舜體制，一定是比導致羅馬帝國迅速崩潰、貴族院壟斷權力的“憲政”更合理、更進步、更能經受歷史的考驗的制度，這已經為中國的長期統一、中華民族的悠久歷史所證實。由此看來，錢穆的博學，恐怕只是士大夫一家的博學，在他那里，無論均田重農還是平等夷狄，這些還都不算數，而只要你不尊重“四民之首”的士大夫，那么你就是專制。而他所同情、追隨的國民黨，雖曾標榜、號稱要繼承中國政治制度的有益因素，如在美式“三權分立”之外，再加上中國式的“考試”與“監察”兩院，以成為“五權”憲法，而這又究竟是否行之有效，自然也早已經被歷史所證明。

不過，確如錢穆指出：民權的表達和實行不能單靠一紙憲法和幾個代議士，關鍵在于形成下情上達的有效機制，他的這種看法倒是真有啟示性的。而且，毫無疑問的是，誠然如他指出：中國作為一個悠久的文明，自然不能說歷史上從來就沒有“制度”而只有“專制”，例如所謂公田與私田、科舉與選舉、郡縣與封建的制度爭論，實際上就一直貫串于中國歷史之中，并構成了近代以來中國改革與革命的真正動力。而看不到這一點，自然也就不能說對于中國的文明有起碼的了解。那甚至就會淪為錢穆所譏諷的：中國近代以來之所以一再自食“改革的惡果”，尤其是老百姓一直不得不一再承擔起“改革的后果與代價”，這往往就與精英們沒有知識和眼光，只會看見私利和短期利益，最有關系。

而與錢穆比較起來，黃仁宇先生雖未打過仗，畢竟吃過糧（古人只把“軍糧”稱為糧），因此，他的有些話恐怕還算是比較到家的。他說：“過去的中國百年史，過于重視上層結構，很少涉及低層。比如說，民國初年的立憲運動與政黨，他們本身對社會是一種外來異物（foreign body）。其領導人不乏高遠的理想，而他們身后卻無支持的選民（constituency），滿腹經綸自然也無從化為具體方案，更何況滲入民間，所以一遇軍閥逞兇，就無能為力，而他們在歷史上的意義也因而消失。”[2]說到制度變革，孫中山以來的改革家們其實最終也都不得不認識到：這絕非立一紙憲草、推幾個“民意代表”即可完成的便宜事，而這里的道理，就在于“變制度易，變社會難”（這一點魯迅等“先覺者”其實早在辛亥之后就一直“無可措手”地痛感著）。因此，要從根本上變革社會，那就非要從基層作起、從中國人口的大多數――農民作起、從土地制度作起不可，要真正變革社會，又非要找到、找準中國社會的真正主體不可。以為單靠幾個“民意代表”的三寸不爛之舌即可變革中國，這不過就是黃口小兒式的政治幼稚。以至于有人說：500年來，中國最不成熟的就是上層和精英，而精英們最大的不成熟，就在于他們總是要咒罵下層民眾“不成熟”――這實在是很可玩味的格言。

至于說到變革中國的主體，近代中國早期的改革者如康有為，曾希望于作為“儒主”的皇帝的“公心”，這自然不能成功，而到了孫中山先生找到了革命政黨，這才算是初步找到了變革中國、特別是進行民族革命的抓手。但是，解決土地制度、訓練和組織廣大農民，從勞苦大眾、從最基層出發改造中國社會結構，這才是中國共產黨成功領導中國完成民族革命，再領導中國走向社會改革與社會革命的關鍵。而倘若放棄了這根本關鍵，岌岌于從上層、從書生們的狹小視角空談所謂的“制度”和“技術”之優劣，無論是搞“三權分立”還是玩什么“五權憲法”，那就不僅是短視，而且是舍本逐末，而這種“瞎折騰”，終將自食“改革造成的惡果”，才是必然的事情。

時下人們恐怕都知道，近代以來，中國沒有科學、工業、自由和民主是不行的，但是，如果離開組織勞苦大眾特別是農民這個中國社會主體，離開了改造土地制度這個中國經濟的最深層的基礎，如果沒有與基層現實密切聯系的革命政黨作社會改造的利器，那就不會有革命和改革的成功，而中國幾千年來皇權直接面對千百萬馬鈴薯一般小農、毫無效率可言的“一盤散沙”社會結構，更不能得以根本的改變。正是毛澤東、共產黨領導的革命，一舉改造了中國的基層結構，歷史告訴我們：今天絕不能小視人民組織起來的力量，更不可小覷創立社會基層結構的偉業，因為它一方面使得農業上的剩余得以轉用到工商業，同時又使得工商業的發展反過來可以吸納大量的人口就業謀生，而且，國家從此方才可能有上下交往、良性的財政管理，這又使得中國第一次有了獨立自主的發鈔權和貨幣主權，――但是，對于這一點淺顯的道理，卻不是人人都愿意承認的。以為靠“個人自由”、一紙憲草、幾個“民意代表”就能解決一切中國問題，這其實就是中國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根深蒂固的定見、偏見和一塌糊涂的“政見”。“豈有文章驚天下，漫道書生事不成，百年一覺浮漚里，悲欣交集說摩登”―――其實，就我個人來說，真正弄明白這個道理，更不是一朝一夕的。

2008年8月，我帶著這個初步的講稿到了紐約，當時課程較多，沒有充分的精力再讀大量的書，只能找一些相關的英文書來讀，一邊再就舊稿提出的問題，重新思索一番。而在美國教書時比較談得來的朋友，如康乃爾大學的顏海平教授、紐約大學的張旭東、廖世奇教授在看了這個初稿之后，都認為我應該繼續寫下去，于是在他們的鼓勵下，我就不時在舊稿上改動一點，日積月累，這樣改來改去，終于成為了本書的第一部分：《漫長的16世紀》。

哈德遜河畔仲秋望月，中央公園圣誕踏雪，第八街上法式公寓里徹夜的燈火，寒來暑往，幾度合上最后的書頁，匆匆走出辦公室，門口的百老匯大街已經是凌晨時光，――如此情景，今天依然歷歷在目。喧囂的世界金融中心紐約，于我竟是個讀書寫作的好地方。如今披閱舊稿，其中彷佛還依然散發著那些艱苦時光的余溫。

回國以來幾個月，給北大文科的研究生同學開一門“現代西洋理論閱讀”課，由“客座”身份重歸主人地位，心情自然大為舒暢。而這門課實際上就是閱讀西方研究中國和中國歷史的著作，課程的講義除了《漫長的16世紀》一部分外，更加入了《漫長的19世紀》一部分，由于聽課的同學幾乎遍及人文社會科學各個專業，所以他們給我的啟發是很深的，很多過去想不清楚的問題，這次倒是在課堂上反而討論出了眉目，結果是臨到學期結束，大家興猶未盡，對我來說，一本書的大體框架，也算初步完成了。

    三

西洋的中國史和世界史研究，是比較重視哲學和思想的，這可能是黑格爾的傳統。它有很大的好處，就是綱舉目張，可以根據一種哲學、一種思想來解說歷史。但是歷史畢竟不是思想史和哲學史，本書所探究的這500年的世界史復雜的程度，就完全超乎人們的想象。知道了西洋怎么樣，就照貓畫虎，開口即說中國怎么樣，看了明代初期怎么樣，就說明代如何如何，那么歷史研究就變得很索然無趣，好像幾個公式就能解決問題似的。

但是，這不是說我們可以沒有思想史的研究、經濟史的研究和社會史的研究――寬泛地說，也就是我們不能沒有馬克思主義的史學傳統。沒有了這樣的研究傳統，歷史研究就會墮落為以靠“帝王家事”治天下的“演義”，這在中國歷史上叫做“道學家”的邏輯，在中國民間叫說書人的邏輯，在這種邏輯的支配下，歷史只能等于統治者的歷史、甚至是統治者的家事、家計，乃至淪為胡編亂造的逸事，所表彰者無非道學家們自我標榜的“氣節”和氣功而已。這本身就是不知何謂歷史，其實就是一種愚昧。

無論如何，用社會生產方式的變革來解釋歷史、觀察歷史，這是我們必須堅持的正確的方向。在這方面，我們的前人已經給我們作出了很大的貢獻、樹立了很好的榜樣。比如用小自耕農發生、發展得比較早且而成熟，從而造成生產方式的過于分散和靈活，來解釋中國為什么沒有發生大規模的工業革命、產業革命（郭沫若），比如從國外資本、國內稅收、地主地租的三重負擔壓迫，來解釋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必然性（陳翰笙），再比如從自古中國的商人就不事生產，商與生產相脫離，尤其是自宋發明“開中法”以來，國家竟然從組織社會活動、特別是商業活動中一概退出，而將貿易、運輸乃至軍需轉運這類活動也一概委之于商和地方豪紳，從而造成國家與經濟活動脫節、商人與生產脫節，以此來解釋國家資本、民族國家在現代中國的必要性（陶希圣），――無論這些前輩的政治觀點如何、立場如何，他們都是從社會生產方式的演化出發，給我們指出了歷史發展的道路，初步厘清了歷史的脈絡。

前面已經說過，治史者最難得的是有三重視野：下看基層組織、上看財政金融、外看世界大勢。致力于這項工作的黃仁宇曾經感慨說：“如果我們有了這樣的視野，則在檢討中國現代史時，必須先看清當中的大輪廓。在社會全面解體又需要全部重造的時候，一件事情的意義可能前后牽涉幾十年甚至幾百年。即使親臨其境的人物，如克倫威爾、丹東和托洛茨基，本身反成了推進歷史的工具，也難看清他們自己在歷史中的真實意義。在這種情形之下，無目的的分析而不綜合，難能盡到歷史家的任務。我們縱使把郭松齡和殷汝耕的事跡寫得不失毫厘，又牽涉到本莊繁和岡村寧次的秘幕，在當中更投入梅蘭芳和阮玲玉的瑣聞軼事，也只是增長歷史的篇幅，仍未掌握中國長期革命的真實性格。”――而他這里所說的“中國長期革命”，就是指從19世紀到20世紀的“漫長的革命”，而上述視野，概括起來說也就是歷史唯物主義的視野。

由此，我們也就可以看到今天歷史研究的一些毛病，其中之一是：分析有余，概括不足，不能自拔于史實。因為沒有社會生產方式的分析，沒有思想史、社會史和經濟史的綱領，沒有社會各階級分析的觀點，也就不能解釋歷史的發展和變化，這樣就變成了只見樹木、不見森林，只見事實，不見發展、變化、運動的邏輯。歷史的實質全在變化，而這樣的歷史研究，卻非但不關心歷史變化之所以然，而且更不理會現實變化之所以然，只是用了幾本中國古書和外國新書的知識，乃至名人軼事，去批評、點綴和套用現實的變化，而這種對于變化的拒絕，其實也正是對于歷史本身的拒絕。

四

今天的我們，正處在中國歷史和世界歷史的重大變革期，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這是今天任何人都不能不去正視的大現實，這是500年人類歷史中最為天翻地覆的大變化。而對于這個大變化，既有的知識是不夠了，任何人都必須重新學習、重新思考、重新研究。

潘維教授最近從國外回來休假，找我長談，他的一個說法令我印象深刻，他說：從海外看中國，60年至為成功，500年來也有不少好的東西，以至于當今世界上有“中國模式”之說，不過反過來，有些國內人看自己，特別倘若是聽某些知識界“高人”說話，卻幾乎是一派悲觀喪氣，甚至以為前景可憂，“崩潰”在即――而他們所千憂百轉，其實就憂在“政治體制”。

“憂患”當然不是壞事，但“憂患”應該是憂天下、憂國家、憂老百姓，絕不是憂自己，更不能因為世界沒有按照自己的辦法來，甚至沒有因為“代議”成功而混上一官半職，就斤斤兩兩、患得患失。正因為民主、自由是當世的好東西，時賢無論“左右”，才紛紛作“為民請命”狀，拉大旗作虎皮，這本不奇怪。但是我們絕不該忘記，中國歷史上的改革先驅都曾經反復告誡我們說：如果把民主講成了抽象、簡單的“官民對立”，那就是最大的膚淺和不及格，因為這樣作起碼就放跑了利益集團和地方分離勢力，而在近代以來的語境下，更是放跑了帝國主義列強的壓榨。如果那樣搞，所謂“民主”就很容易成為某些人要特權、搞分裂的工具，甚至淪為列強們壓迫中國的口實。

官僚政治不好，其惡性膨脹于國家人民不利，這自是誰都知道的最淺顯道理，不過歷史卻也總是沒有那么簡單，比如我們還是要知道：自古以來講“官民對立”，這里所謂的“民”，其實指的是“豪民”，而非一般“小民”和“草民”（更非時賢所謂“屁民”）。而在這個意義上，國家與豪強巨族、土豪劣紳之間的矛盾，往往也就體現為代表國家稅收利益的官僚與“豪民”之間的矛盾，所謂“官家之惠，優于三代，豪強之暴，酷于亡秦”（荀悅《漢紀論》），這種出于官僚之口的“官民對立”，表達的恰恰是對土豪劣紳、豪門巨族的指斥和控訴，代表的其實就是“國家”與“小民”立場的重合，它同時也表明國家和普通老百姓其實有著共同的利益和共同的敵人，而這個敵人也就是豪強和“豪民”。

因此，從商鞅廢井田、楊炎行兩稅法，張居正舉“一條鞭”，其根本出發點盡管不能說是為平民老百姓的利益著想考慮，但是，他們要打擊豪強，要把稅收加在豪強和豪門頭上這一點，卻是共通的，也是無疑的；這就是王安石所謂“擇其富者而稅之，擇其可稅者而稅之”。現代中國對于官僚政治制度研究最精深的是馬克思主義者王亞南（《資本論》的譯者），他這樣告訴我們說：只有看到官僚制度的矛盾性，即看到其既有與人民利益相矛盾的一面，更有與地方勢力、特權利益集團相矛盾的另一面，我們才能了解官僚制度的彈性和歷史發展。因此，在這個意義上說，政治改革的關鍵，并不在于抽象的講國家利益與人民利益的對立，至于今天的中國“好得很”還是“糟得很”，那首先也要看你究竟是站在哪個階級的立場上說話，而抽象地講“官民對立”，則必定流于喪失和缺乏階級分析方法的膚淺，而我們只有認識到：國家從來就不是抽象的，甚至只有認識到國家總是有階級性的（如美聯儲掌握發鈔權，這就是美國國家“階級性”之體現），我們才能了解，真正合格的政治改革，在于如何能使國家體現勞動人民的最大利益，而避免國家成為特權利益集團的工具，而抽象的“官民對立”說，表面上看似義正詞嚴反對官僚政治，實則往往卻是屁股坐在“豪民”和“豪強”一邊，為了特權階層和豪強向國家討利益和爭權力，其實它也從來并不是一概地反對國家[3]，因為從歷史上看，他們要的往往就是奴隸主、地主豪紳和買辦資產階級支配的國家，而他們極力反對和限制的，其實是勞動者當家作主的國家而已。

中國近代改革的先驅康有為說過：“故國無論君主民主，未有不中央集權也”，“政府者，集合管理眾人之事之大力量，而未聞以地方各立為分權也”，這是考慮到中國歷史的深層動因和內外形勢而得出的結論，康有為進而指出：體制改革的真正目標，就是“民主政治”與“政治統一”的結合，就是人民與政府的結合，如果不實行人民自下而上的有序參與，就不能避免動亂，如果不打擊利益集團和地方勢力，如果不能反對帝國主義列強，如果沒有一個強大的、為人民服務的政府，不但現代中國在近代以來列強競爭的環境不能圖存，一切事情都會被內部利益集團的爭權奪利、家計私利所毀掉，那樣國家就會分裂，人民才會真正受苦。這是歷史的結論。

今天的中國自然不是沒有問題，相反，問題尚多，不容回避，也正因為如此，我們才不能將問題簡單化、抽象化。尤其不能脫離開社會階級分析和世界局勢的視野看歷史、看現實。只有如此，我們才能認識到：保持國家里面勞動人民之主人翁地位，防止國家淪為特權階層、買辦資產階級的利益工具，特別是在思想文化領域里保衛中國革命歷史敘述的合法性，――于今天而言這是多么艱巨而光榮的任務。我們常說要不忘歷史，而老百姓把這叫作“吃水不忘挖井人”，只有從這樣樸素的視野才能看到，中國今天的成就當然既不是吹出來的，更不是“粉飾”而能得來，因為這就是中國歷史和世界史發展的必然結果。如果把一切問題都簡單地歸之于“上層專制體制”，那么，我們是否反過來，也可以把一切成就一概歸之于“上層專制體制”呢？我倒是認為，與其如此，反不如把成就看作勞動人民創造歷史的結果，是漫長的社會生產方式變革的結果，是世界廣泛聯系和互動的結果――尤其是漫長而偉大的中國革命的結果。從這個角度說來，倘若說500年來中國體制中沒有好東西，中國革命形成的體制是一團漆黑，非要拆了故宮建白宮，從孫中山到毛澤東一律打倒，乃至非要刨了祖墳而后快，這是不懂自己的歷史，這也就是割斷自己的歷史。而這種歪曲歷史的行徑也是絕不能允許的。

五

說到體制改革，從孔夫子、董仲舒，到王安石、張居正，改革、改制一向就是歷代儒家追求的歷史目標，宋代以來行“開中法”，放手讓商人代替國家組織社會、從事長途貿易甚至包辦軍需，這就是因為皇權直接面對小農，國家沒有組織效率。明代大行“一條鞭”，擇其可稅者而稅之，也是考慮到國家直接面向千百萬零散小農征稅成本太高的緣故，王安石興“青苗法”，欲使國家財政直接補助小農，其出發點更不可謂不好，但是，由于基層沒有組織，地方全為酷吏、土豪控制，王大人所補貼的對象，不幸最終也就成了酷吏和土豪，他的“青苗法”，就幾乎淪為今天所謂的鼓勵農民“種大棚”（時下民諺曰：要想富，先修路，要想窮，種大棚）。500年來，改革的目標何嘗不是提高國家組織效率，而改革的局限性，則全在于由于沒有完成建設基層組織的任務，所以這種自上而下的改革，也就不能不依靠基層的酷吏與土豪，結果這些以反封建為目標的改革，反而改出了“官無封建，吏有封建”的根深蒂固的封建制度。至于將組織社會的任務全盤交給商人和市場，1576年之后更將貨幣委之于進口白銀，這也并非國家迷信道學，傳統政治格外喜歡無為，而是宗法國家里皇權對小農的“兩張皮”結構造成的不得不然，即國家欲動員社會而沒有抓手、能力和可能性。

近代以來，宗法國家瓦解，民族革命與社會革命開始，打倒帝國主義和買辦資產階級，是為了奪回國家財政和貨幣主權，打倒封建主義鏟除土豪劣紳，則是為了建立基層組織。“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改革與革命被中國文明視為“天命”，一卷《大同書》唱響了紅旗，改革與革命的目標并不僅僅是改造中國，而且更是改造世界。

今天，我們應該清醒地意識到：當今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并不是什么抽象的國家與人民的矛盾（或者所謂“官民對立”），而當下的社會財富分配不公和收入差距拉大，其根源實則在肇始于1970年代初期由發達資本主義國家聯合推出的“新自由主義”政治－經濟政策，它以貨幣投資政策的巨大調整（以維持美元和美國債券價值為主要目標），又一次使得資本主義凌駕于“世界經濟”之上，如果費爾南布羅代爾在世，他一定會驚呼這是堪比19世紀初期的又一次世界結構“大轉型”。這就是為什么，過去的幾十年，全世界都仿佛經歷了“漫長的19世紀”的回潮和復辟。綿延的戰爭和最終無可避免的金融大危機，其實都是這次“大轉型”的結果，今天看來，如果沒有中國最終頂住了“新自由主義”政策的全面統治，世界經濟和世界形勢恐怕就不堪設想。

所以，基層組織和上層財政金融之外，我們還必須看世界大勢，只有認識世界大勢，才能認識到：當今世界，金融控制才是最大的壟斷體制，而軍事優勢則是最直接、最強有力的暴力控制，至于文化霸權軟刀子殺人不見血，為“整人”而定的國內、國際“規則”，恐怕也不見得全是政客們想出來的――只是少見我們的道學家們因資本金融壟斷而“憂”、因帝國主義軍事壟斷而“憂”、因買辦資產階級腐敗透頂的私有化政策而“憂”罷了。

其實，體制既然無非就是組織、組織能力，而關鍵就在把誰組織起來，而組織起來反抗誰、又要維護誰的利益；因此，世界上就有了“革命的體制”和“反動的體制”這兩種，而從來就沒有過什么抽象的、一勞永逸的“體制”和“反體制”。本書的一個基本觀點就是：我們只有從生產方式的“發展”與“組織”之間的關系角度，從復雜的社會階級斗爭的角度，才能去正確分析、了解歷史變化發展的真實。500年來，中國為什么逐步衰落？不是簡單的因為生產不發展、市場不發達，更不是由于什么“體制干預”過多，而恰恰是由于“體制”的無為、體制的“無力”和低效率。廣大的勞動階級（特別是農民）長期處于一盤散沙狀態，中國基層社會更與上層完全脫節，以至于象黃仁宇所說：經濟雖大有發展，而社會卻全無組織效率，從而無法將社會財富組織為國家能力，人民非但不能以“體制”的方式參與這種發展、保證這種發展、推動這種發展，結果反而在近代為外國和外部的金融資本和武力、為內外特權利益集團之勾結所控制。

而尤其是――在漫長的歷史中，中國的“精英”、讀書人對于什么是社會生產組織，特別是對于社會各階級斗爭的道理，基本上外行，對金融組織、貨幣組織、稅收體制，則更是一竅不通、一塌糊涂；既將一切簡單地歸之為“體制”，而同時對于“體制”的理解又如此茫然、膚淺，平日袖手談心性，事后著書罵“屁民”，無論天下興亡，永遠正確的反正只有他自己。這種“反體制”往最善良的地方去評價估計，其實也不能不是“道學家們”的“發脾氣”而已，而自明以來，這種士大夫階級的“氣功”，對于國家和人民，也從來就沒有過什么真正、切實的補益。這也就是張江陵所謂，“國家以高官厚祿養此輩，真犬馬不如也”，也就是曾文正所謂，“國家以此為學為官，與用牧豬奴何異？”

 “五星出東方利中國”，五星中的四顆星分別是工人、農民、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上述四個階級的聯合，是因為他們有著共同的敵人――買辦資產階級和帝國主義勢力，因反對共同的敵人而有著共同的利益。而與1688年拿著銀行家資產階級的錢上臺的英國王室革命不同，中國共產黨人是靠工農的支持而打天下、有天下，革命黨人不欠資產階級的錢，因此就沒有格外要訂立一個契約專門照顧資產階級利益，與之立憲的任何理由。嚷嚷著要單獨為某一個階級立憲，其實質就是要破壞四個階級的聯合。歷史證明，當著工農不愿意與后二者聯合的時候，固然是忘記了自己真正的敵人――帝國主義和買辦資產階級；而當著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忘記了工農的利益與自己根本利益的聯系的時候，他們更是忘記了自己真正的敵人，同樣也正是帝國主義和買辦資產階級，這種不自量力的狂熱，使得他們只會在歷史面前碰得頭破血流。而只有當上述四個階級聯合起來組織起一個強大的體制，方才是“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這就是我們這個體制的根本目標。這個目標，當然是要讓勞動者越來越有可能控制資本，讓中國越來越有可能擺脫帝國主義的軍事、金融控制――從大的方向說，這是真正的“通三統”、“復三代之制”，是真正的“文武革命，順天應時”的體制改革和體制革命。如果沒有這樣的體制革命，那么，資本控制勞動和市場、西方控制世界、少數人控制絕大多數資源、少數人壓迫剝削多數人的體制就會一統天下（“全球化”？），如此中國的發展談不上、和諧的世界談不上，公平和正義也就談不上了。

早在68年前，毛澤東就批評過這樣的學風：“言必稱希臘，對于自己的祖宗，則對不住，忘記了。認真地研究現狀的空氣是不濃厚的，認真地研究歷史的空氣也是不濃厚的”。他還說：“你們看，中國的經濟、政治、軍事、文化，我們究有多少人創造了可以稱為理論的理論，算得科學形態的、周密的而不是粗枝大葉的理論呢？特別在經濟理論方面，中國資本主義的發展，從鴉片戰爭到現在，已經一百年了，但是還沒有產生一本合乎中國經濟發展的實際的、真正科學的理論，象在中國經濟問題方面，能不能說理論水平已經高了呢？――實在不能說。”今天重讀他的這些話，作為讀書人和教書匠，實在是應該深以為警怵的。

20世紀曾被稱為“革命的世紀”，盡管這并不是本書這一卷論述的主題，但是，上面這些話，既可以說是游離于本卷主題之外，也算是對本書第二卷（《1500年以來的中國改革與革命》）的預告。故算是有感而發，不平則鳴。而這里的所謂“不平”，特別是對于偉大的中國革命及其偉大成就――一個勞動者階級當家作主的國家體制，近些年來在中國輿論界當權的騙子們那里所遭受的“不公平對待”，所表達的憤懣、不滿和抗議。

顧炎武的《精衛》，一直很喜歡。詩曰：

萬事有不平，爾何空自苦？長將一寸身，銜木到終古。我愿平東海，身沉心不改。大海無平期，我心無絕時。嗚呼！君不見，西山銜木眾鳥多，鵲來燕去自成窠。

在這個意義上，讀歷史、研究歷史就是大有好處的，這是因為歷史敘述著過去，也昭示著未來。歷史本身就是由“大不平”寫就的，因此，它的方向才是“大同”。

六

本書準備的材料原本是寫三卷，與編輯者商量，目前出版的是第一卷。

這當然不能算是史學，連歷史研究可能也談不上。但是，不局限于西方人的結論，同時又把中國史與西方歷史打通來看，把世界史理解為世界交流史、地域和文化互動史，對我這個讀書不多的人來說，這可能多少是需要點勇氣的。

我在這里要敬表謝意的，是這些年來在學術上幫助、教誨我的不同學科的朋友們，如黃平、張承志、汪暉、李零、李書磊、姚洋、閻海蓉、林春等等，至于需要感謝的北京大學的師友們，更是不能一一列舉。而尤其要敬表感激的，是張國有教授長期以來的教誨和幫助，無論作為經濟學前輩還是大學校長，他對于年輕人的一貫理解、寬容、支持和關懷，使我得以真切地感受北京大學光榮的歷史和傳統，這也將永遠激勵我把“為中國讀書”，“為人民服務”作為人生目標去追求。

胡少卿先生奔走聯絡，親自編輯，助成此書面世，這體現了北大師生之間的平等、友誼與默契，更體現了北大“團結緊張、嚴肅活潑”的學習和工作作風。

2009-9-2初稿

國慶節改定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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