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理群：北大的神話和傳奇

錢理群：北大的神話和傳奇

　　錢理群，中國內(nèi)地最具影響力的人文學者之一，一直被視為北大的神話和傳奇。

　　錢理群是一個具體的人，但又具體得很“抽象”。從北大退休后，錢理群一直專注于基礎教育和學術研究。

　　新近出版的錢理群的第一本自傳《我的精神自傳》，是一部個性鮮明的思想學術人生自傳，是不能不讀的當代啟示錄。錢先生的專著和主編作品，長期以來受到了中國讀者的廣泛歡迎。近日，本報記者對錢理群進行了獨家專訪。

　　錢理群，1939年生，北京大學資深教授，上世紀80年代以來中國最具影響力的人文學者之一。他以對20世紀中國思想、文學和社會的精深研究，特別是對20世紀中國知識分子歷史與精神的審察，對20世紀中國經(jīng)驗的總結和反思，受到了海內(nèi)外的高度重視。錢先生北大畢業(yè)，后來回到北大講壇，傳承北大真精神，深情地關注民族與人民的命運，積極開發(fā)現(xiàn)代中國優(yōu)秀的精神思想資源，以自體生命與學術一體化的追求，回應了大時代對于中國知識界的呼喚。在北京大學學生評出的最受學生歡迎的十佳教師中，名列首位。

　　錢先生的專著和主編作品，長期以來受到了中國讀者的廣泛歡迎。他的主要著作有《心靈的探尋》、《周作人論》、《周作人傳》、《中國現(xiàn)代文學三十年》（合著）、《豐富的痛苦》、《大小舞臺之間》、《1948：天地玄黃》、《學魂重鑄》、《話說周氏兄弟》、《語文教育門外談》、《走進當代的魯迅》、《與魯迅相遇》、《錢理群講學錄》、《生命的沉湖》，等等。主編大型叢書多部，其中以《新語文讀本》影響最為廣大。

做研究：一為“還債”，一為“圓夢”

　　出身書香門第

　　與錢先生的談話從他的家庭開始。這位曾經(jīng)被北大學生評為“最受歡迎10大教師”的老先生告訴記者，他出身書香門第。其外祖父項蘭生，一生經(jīng)歷很豐富，從晚清到辛亥革命，到1959年去世。作為維新派人士，其外祖父最早在杭州辦白話報，開辦安定學堂；然后又擔任浙路公司公務科長。辦學堂、辦報紙、修公路，這都是開時代風氣之先的，以后他做了大清銀行的秘書官。

　　錢的父親天鶴先生是安定學堂第五屆畢業(yè)生，他外祖父就把長女嫁給自己的得意門生。錢母從小受西式教育，請英語老師教英文。錢父后來大概是1906年或1908年去美國留學。先考取了清華學堂預科，然后從清華畢業(yè)后到美國康奈爾大學學農(nóng)科。胡適也在那里學農(nóng)科，成為胡適的同學。

　　錢先生稱，其家庭出身決定了其的研究的基本立場：“因為我的家庭成員中，既有國民黨員，也有共產(chǎn)黨員，而且我的感覺中，他們都是好人，甚至我敢說他們都是中國最優(yōu)秀的知識分子。歷史就是這樣，在20年代初中期最優(yōu)秀的知識分子站到國民黨那邊，三四十年代最優(yōu)秀的到共產(chǎn)黨這邊來。我父親為了救國，加入國民黨，我哥哥姐姐為了爭取民主自由加入共產(chǎn)黨。我要寫出歷史的復雜性。”

　　背負重債的青年時代

　　“我曾經(jīng)說過，我的研究有兩個目的，一個是‘還債’，一個是‘圓夢’。我有什么‘債’？簡單說起來，是三筆債：欠家庭的債，欠年輕人的債，欠自己的債。我確實經(jīng)常在年輕人面前，有一種愧疚之感。永遠擺脫不掉的夢魘，構成了我上世紀90年代以后的研究、寫作與講學的一個內(nèi)在動力與心理背景。”

　　錢先生表示，他一生中不堪回首的記憶和隱痛的“債”是自己的“債”，是自己欠自己的債。回顧自己的一生，他認為這是一種充滿苦難與屈辱的記憶。“這樣一些慘不忍睹的記錄，我的一生太多了，特別是前半生。太多的動搖、屈辱、背叛、扭曲、變態(tài)……我無法抹去這一切，它夢魘般地壓在我的心頭，像一座座墳……”

　　錢先生從21歲到39歲在貴州生活了18年。他說回到當年生活過的地方，面對當年的很多老朋友，其中有些對不起他們的老朋友，見面時心里有一股說不出的滋味。這些年大家都在談“文革”，談懺悔，而錢理群卻沒有發(fā)言。其實他自己時刻在進行著“文革”的懺悔。他認為他一生犯的最大的錯誤，或者說罪過，有兩個，都是“文革”中發(fā)生的。一個是燒毀了父親的照片，另一個是他在“文革”中不得不說違心的話，害了一些朋友。

　　沒有中年的大學教授

　　“我可以說是帶著‘學術和政治’、‘學者和戰(zhàn)士’的矛盾，走上學術研究道路的。”

　　錢理群告訴記者，他屬于“文革”結束后的第一代研究生，而當時他又有一個很特殊的身份：成長于上世紀五六十年代，1960年大學就畢業(yè)了，但70年代末又來讀研究生。他的同學比他的年齡要小七八歲，十多歲，而他的老師，例如謝冕、孫玉石，比他只高一班，更有意思的是，教文藝理論的，竟是他大學的同班同學李思孝。“考試時，他來監(jiān)考，我立刻想起了中學讀過的一篇課文：《永不掉隊》，講蘇聯(lián)衛(wèi)國戰(zhàn)爭時期，大學教授當了戰(zhàn)士，戰(zhàn)爭結束后，他當年的團長又來做了他的學生，都是社會的激烈動蕩時期造成人的身份的激烈變化。”錢理群出現(xiàn)在學術界是上世紀80年代，所以人們都把他看作是上世紀80年代的學者，而且因為和黃子平、陳平原一起發(fā)表《論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很長時期都被稱作“青年學者”，后來突然發(fā)現(xiàn)了他的年齡，又把他叫做“老教授”。

　　錢理群說，“因此我常常說自己沒有中年，從‘青年學者’一下子就跳為‘老教授’。更重要的是，由此決定了我的思考，我的學術研究，就帶有跨代的特點，它的世界觀、人生觀，以至文學觀、學術觀的基礎是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的大學教育所奠定的，而又受到上世紀80年代的學術訓練，在學術眼光、觀念與方法上都有鮮明的上世紀80年代的時代烙印，這就構成一個比較復雜的學術背景。”

　　“堂吉訶德”式的學術人生

　　“像我這樣一代的學者，有一個非常重要的背景，就是‘文化大革命’的背景。要了解我們這樣一代的學者，對我們成長的社會環(huán)境要有所了解。”

　　錢理群說，他的自傳是一部結合個人身心創(chuàng)痛和研究心得來總結20世紀以來中國社會思潮的變遷和中國經(jīng)驗的得失，反省思想界、知識界、學術界所遭遇的大問題大困境，表達一個真正知識分子的立場和追求的書。

　　談到他的學術人生，他認為一直在為知識分子與民眾的結合努力。除了魯迅以外，他關注的還有“堂吉訶德與桑丘的關系”。他過去一向認為，桑丘是堂吉訶德的崇拜者，屠格涅夫就說過，堂吉訶德對民眾總是有一種征服力量。

　　“但在上世紀90年代初，我重讀塞萬提斯的這本書，卻發(fā)現(xiàn)小說的后半部發(fā)生了變化：堂吉訶德慢慢向桑丘靠攏。”

　　更重要的是，這是對中國知識分子精神史的一個發(fā)現(xiàn)：在上世紀40年代的中國，“堂吉訶德”與“桑丘”的關系發(fā)生了一個質(zhì)變：思想界提出了一個“堂吉訶德向桑丘學習”的命題。他說他一直在做這樣的研究，“到底應該怎樣看待民眾”。

　　錢理群認為，上世紀90年代的新問題是知識分子與民眾的分離。今天反過來看，“我這一時期的著作都集中在知識分子自身的反思，普通人民的生活與命運，卻在自己的關懷的范圍之外。這就又引發(fā)了新的反省和新的思考”。

對話錢理群：“知識分子越來越貴族化”

　　最后一課觸發(fā)寫作沖動

　　廣州日報記者：您為什么創(chuàng)作《我的精神自傳》？

　　錢理群：我是在2002年上半年正式從北京大學退休的，在給北京大學的學生上最后一課的時候，很想對我的學術進行一次總結，當時只是簡單地給我的學生講了一些。但無疑在我人生中最后的一課觸發(fā)了我寫作一些學術工作總結的沖動。其實，在以前已經(jīng)有兩本書對我的學術人生有了些總結，其中一本就是《話說周氏兄弟》。

　　《我的精神自傳》可以看作是前本書的后續(xù)，當時南方有一本雜志向我約稿，這個雜志有一個欄目是講述學者的學術人生的。當時我答應了該雜志的約稿，可是由于我寫得太長，該雜志又表示不敢擅改就沒有發(fā)表，這本即將面世的《我的精神自傳》實際上是在這篇稿的基礎上完善而成的。

　　廣州日報記者：您的年紀還不算老，怎么想到現(xiàn)在寫自傳呢？

　　錢理群：現(xiàn)在開始來總結我的人生之路和治學之路。60多歲為自己寫傳記似乎有點早，按照中國傳統(tǒng)，應該到七八十歲。但是我又一想，萬一死掉怎么辦？所以現(xiàn)在先來講一點，其實這些材料以前都在書里寫過，今天不過是系統(tǒng)化一點，再補充一些細節(jié)。

　　當然，寫這本自傳有偶然的原因，也有必然。偶然的原因是我剛才說的突然在北大最后一課觸發(fā)了我的沖動，必然的原因是我自己對寫傳記比較有興趣，從現(xiàn)當代文學史來看，寫傳記一直以來是知識分子的一個傳統(tǒng)。胡適在40多歲的時候開始給自己寫自傳，所以，我想我也應該可以提筆一寫。

　　“20世紀中國經(jīng)驗史”

　　廣州日報記者：您曾說你是一個沒有中年的教授，有很長一段時間處在人生的摸索階段，印象中古人立傳必歌功頌德，你怎么看自己寫的這本傳記？

　　錢理群：呵呵，《我的精神自傳》沒有歌功頌德，應該只是一本個性化非常鮮明的思想學術人生自傳，更是一部結合我個人身心創(chuàng)痛和研究心得來總結20世紀以來中國社會思潮的變遷和中國經(jīng)驗的得失，反省思想界、知識界、學術界所遭遇的大問題、大困境，表達一個真正知識分子的立場和追求的東西。

　　為什么要這樣說呢，做了這么久的學術研究，在退休后，我一直想反思一下上世紀80年代以來這30年中國知識分子的精神狀態(tài)。本來想把這些年以來的學者都寫一寫，可那些學者現(xiàn)在都還在世，不好寫。后來想一想，我自己本身也可以算一個知識分子的代表，干脆寫自己的求學和學術之路，以我的親身經(jīng)歷來反思這一個時代知識分子的精神狀態(tài)和需要探討的一些問題。

　　這本書既是我的自傳、學術自傳與精神自傳，又是一部學術史、思想史、知識分子精神史的著作， 這本書又是一部關于上世紀80年代以來的中國思想史、學術史、知識分子精神史的研究著作。閱讀過該書手稿的北大學者賀桂梅認為該書更是一部20世紀中國的經(jīng)驗史。

　　“知識分子與民眾越來越分離”

　　廣州日報記者：您覺得進入上世紀90年代以來，知識分子出現(xiàn)了哪些新問題值得反思？

　　錢理群：知識分子在90年代后出現(xiàn)了新問題，那就是知識分子與民眾的分離。

　　首先是生活本身的變化，暴露出了過去未能審視的矛盾的新的側(cè)面：在上世紀90年代之后，知識分子自身越來越貴族化，越來越脫離中國的土地，特別是兩極分化之后知識分子越來越關注自己，自覺不自覺地陷入一種自戀、自憐、自娛之中，而忽略了身外的廣大的世界。

　　而且在發(fā)展過程中也有知識分子把知識分子與民眾關系的問題推向極端，在他們心中，民眾就是暴民，民眾總是非理性的。一個是知識的精英化，一個是對民眾的疑懼，這就導致了知識分子與民眾的分離。如果說過去我們面臨的問題是“民眾崇拜和民眾代言人的崇拜”，那么現(xiàn)在，“知識分子與民眾的分離”就是我們必須面對的問題。

　　再出“魯迅”已無可能

　　廣州日報記者：從上世紀80年代以來，我們一直期待能出一個像魯迅那樣有知識分子精神的人，您覺得有可能嗎？

　　錢理群：我曾經(jīng)有過一個反省：我們這一代人最基本的問題，就是我們是在文化斷裂時期成長起來的一代。我們年輕的時候，所有人類文明都在被批判，所以我們的知識結構有非常嚴重的缺陷，跟魯迅那個年代不能相比。知識結構有缺陷，生存狀態(tài)緊隨其后，暴露出致命的問題，所以我們這一代是最沒趣味的、最沒文化的一代，就是這樣一個差距，導致我們不太可能再出現(xiàn)魯迅這樣的人，至少在我們這一代不會有。

　　從表面上看，魯迅一直被捧得很高，但實際上，魯迅一直面臨著不斷被意識形態(tài)化的命運。魯迅研究的任務，也變成了用魯迅來證明某種現(xiàn)成理論的正確性。這就是說，無論是魯迅，還是魯迅研究，都在事實上失去了獨立性。因此，恢復魯迅及魯迅研究的獨立性，就成了我的魯迅研究的問題，也是我寫作《心靈的探尋》的主要追求。

　　廣州日報記者：為什么一直把魯迅作為學術研究和講課的重點？

　　錢理群：上世紀80年代后，知識分子關注的話題很多，而我一直把魯迅作為研究對象，希望青少年能接受魯迅。作為教育者，我們要讓每個人都知道有魯迅這樣一個人，至于大家接受不接受他，這是個人的事情，因為這與個人的生活選擇相關。

　　從1985年到2002年，我在北大每年都要講魯迅，都受到學生的歡迎。這說明，喜歡思考問題的人還是很多的，他們對魯迅感興趣。前幾年我在給北大的學生講課時，學生分成了兩派，一派接受魯迅，另一派不接受魯迅，但我發(fā)現(xiàn)，這與學生個人的生命選擇有關系，一部分人選擇“生命之輕”，他們就難以接受魯迅，另一部分人選擇“生命之重”，他們就接受魯迅。因此，一個人對生命選擇的不同，就會對魯迅有不同的態(tài)度。

　　“我理想中的北大 已經(jīng)漸行漸遠”

　　廣州日報記者：您曾是被北大學生投票直選出來的10位最受歡迎的老師之一，退休5年，您現(xiàn)在可以評價一下目前北大的狀態(tài)嗎？

　　錢理群：退休后我再也沒有去過北大。就目前北大的現(xiàn)狀，我只能說她已經(jīng)和我們理想的北大漸行漸遠了。在我心目中只有一個記憶的北大，由于現(xiàn)有的一部分學者和教授的堅持，北大的一些治學傳統(tǒng)才得以保持，可很多傳統(tǒng)已經(jīng)被摒棄。其實，這也不只是一個大學的問題。令人焦慮的是現(xiàn)在的中學教育與升學無關的不教，大學與就業(yè)無關的不教。主要的問題在于越來越體制化、商業(yè)化、官僚化、商業(yè)化、實利化。

　　當大學為了就業(yè)而教學，這是一個相當嚴重的問題，這完全與做學問相違背，大學不能成為職業(yè)學校，也不是一個取得就業(yè)資格的地方。這樣發(fā)展下去的話，大學失去了最根本的東西就是學術和精神。

老年人燃燒，年輕人取暖

□范昀

　　唯一一次見錢先生的情形，迄今記憶猶新。那年他受邀在復旦開課，講他鐘愛的魯迅，談他憂心的現(xiàn)實。他并不高大，被埋藏在黑壓壓的聽眾深處，沙啞的語音傳來，洪亮如鐘，激情四射。錢先生的課，往往能創(chuàng)造一種境界，讓聽者感到靈魂的凈化與升華，竟在這個平庸時代的氣氛中做起絢爛的夢來。那一刻，常常會喚起我做事的沖動。

　　那次之后就一直沒見過他，聽不到他的激情講演。但通過網(wǎng)絡，知道他依然熱情忘我地工作，想他的大問題，做他的小事情。從中國現(xiàn)實的困境到全球化問題，是非爭端，他從不回避；為中學生開語文課，編寫《新語文讀本》，回到心中掛念的故土，事無巨細，他身體力行。退休后的這幾年，他思考了好多問題。可以不受限制地想，可以漫無邊際地思，他戲稱這是“胡思亂想”與“胡說八道”。這多好，脫離了某種定勢的學院思維，漫步遐思才是更為本真的生命狀態(tài)。

　　看到新書《我的精神自傳》出版，很為先生高興。我知道，他的每部書都是用滾燙的生命灌注的。憂思現(xiàn)實，關懷青年和反省自我，是他作品永恒不變的主題。而且，它們血肉相連。先生的文字質(zhì)樸、真誠，沒有一絲學院話語的造作，沒有一毫知識分子的自鳴得意。反過來，他不斷地自我反省和批判，看到書中那段“我一生中不堪回首的記憶和隱痛”，我由衷地感動。

　　先生從不做空頭理論家，這不僅是魯迅先生警醒過的，也是他的人生態(tài)度造就的。他的所有看法都來自于他的躬身自省，無論是他關于“講真話”的三點看法，還是在“堂吉訶德”與“哈姆雷特”之間的權衡，以及他對啟蒙主義的擁抱與困惑，都代表了一種極為健康的生命底色。他曾對北大學生說：“要讀書你就拼命地讀，要玩你就拼命地玩，這樣，你就可以使自己的生命達到一種酣暢淋漓的狀態(tài)。我追求這種生命的強度和力度，酣暢淋漓的狀態(tài)，這同時是一種生命的自由狀態(tài)。我的全部研究，最終的目的，就是追求精神的自由，生命的自由。”說得多好。

　　以一個青年學生的視角看錢先生，或許是最為準確的角度。他說過，“在自我身份的認定中，‘老師’是居于首位的。‘老師’，更是我的鐘愛，我的追求，更適合我的內(nèi)在氣質(zhì)。”我和我身邊的朋友都喜歡他，雖然遠隔千里，他也從未教過我們，但我們都感受到他給予的溫暖，在理想成為孤島的現(xiàn)實中，默默地把他當作老師。有時候，跟許許多多同齡人一樣，我們會沖動地給他寫信，告訴他有關青春的躁動與不安。盡管有這么多事要做，但他永遠會耐心地回信，送你一縷希望的陽光。徒然地增加了他的勞累，有時候，我們不免愧疚。

　　錢先生的作品中，我最早讀的是《心靈的探尋》，為前面的獻詞“獻給正在致力于中國人和中國社會改造的青年人”而熱血沸騰；最晚看到最近他在北大的講演稿“承擔，獨立，自由，創(chuàng)造——從《民國那些人》談起”，同樣讀得激情萬丈。每當自己被浮躁的現(xiàn)實攪得渾渾噩噩的時候，總能為他的文字所激發(fā)，為他的人格所打動。有時，不得不承認這個說法：這個時代，老年人燃燒，年輕人取暖。不過錢先生總是很謙虛，他曾開玩笑說，如果我死了，只要在我的墓碑上寫上：這是個可愛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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