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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維堤長篇自傳回憶錄:《逝者如斯》上部:渠河風云

戴維堤 · 2005-02-06 · 來源:烏有之鄉
文革回憶作品系列 收藏( 評論() 字體: / /

長篇自傳回憶錄 《逝者如斯》

  長篇自傳回憶錄 《逝者如斯》 戴維堤著
  最新修改版本2005年元月17日18時

本書介紹
·開場自白
上部  渠河風云
·前言
·引子
·戴氏家族
·父親參加了五十一軍
·死里逃生投奔革命
·討“張”戰役
·第一次解放
·父親、叔父壯烈犧牲
·九祖父、五哥壯烈犧牲
·第二次解放
·解放之初
·啟蒙老師
·鎮壓反革命
·少年時代的故事
·美麗的母親河
·口吃的笑話
·二老爺的故事
·初中女同學之死
·反右派的故事
·放“衛星”的故事
·書記原來是個色狼
·母親之死
·高中的日子
·我的初戀
·進京上大學
·見三叔
·大學生活
·入黨問題的遺憾
中部  文革風云
·關于文革
·中央文革介紹
·文革之初
·懷念武光院長
·反工作組的斗爭
·寫血書
·工作組走了
·關于“老紅衛兵”
·“北航紅旗”成立
·二十八天二十八夜
·讓“請柬”韓愛晶上天安門
·周總理為我平反
·圍困“蘇修”大使館
·大連鎮壓“造反團”
·“二月逆流”問題
·北航“革委會”成立
·蒯大富與“四.一四”的故事
·譚厚蘭砸“孔家店”的故事
·朱成昭和“地院東方紅”的故事
·“天、地”派的起因和斗爭
·北航“批斗彭德懷”問題
·北航紅旗“紅一連”問題
·武漢“七.二零”事件及其它
·再說王力
·回故里看望李青君
·中央武裝北航紅旗
·大連、煙臺歷險記
·天安門廣場武裝游行
·北航“八.二四”事件真相
·張體學上了天安門
·紀登奎當了副總理
·“紅航一號”誕生記
·武光問題真相
·砸“八.一”大會
·北航“國際紅衛軍”事件
·北航周國懷“叛逃”事件
·朱東的故事
·韓愛晶帶槍進人大會堂
·山西、山東之行
·北航周天行問題
·恩怨總有了結時
·北航清隊自殺事件
·康生整人目擊記
·蒯大富二下北航借槍
·關于“北航黑會”問題
·清華園“七.二七”大武斗
·毛澤東“七.二八”大召見
·畢業分配
·遭遇劫匪
·關于“批請運動”
·隔離審查進“牛棚”
·一千多個“五.一六”分子
·逃出“牛棚”看嬌兒
·度日如年
·小伙子看守的故事
·與軍管會的較量
·轉移“牛棚”
·夫妻雙雙在“牛棚”
·見“故人”——尹聚平還活著
·見兒子——欲哭無淚
·林彪完蛋了
·關于“反軍亂軍”問題
·抓“五一六”運動中的故事一、誰強奸誰
·抓“五一六”運動中的故事二、“五·.一六”登記表的故事
·抓“五一六”運動中的故事三、反革命秘密電臺事件
·走出“牛棚”
·黃河大堤抒懷
·山東老鄉的故事
·三叔戴健安息
·我也保過“老鄧”
·“四.五”事件親歷記
·唐山大地震親歷記
·關于抓“四人幫”問題
·天安門廣場“戲說”朝政
·李冬民事件
·“母親打兒子”的故事
·關于“三種人”問題
下部  杞人憂天
·朋友啊,朋友
·懷念胡耀邦
·話說趙紫陽
·萬里重訪沂蒙山的故事
·羊“告御狀”的故事
·月是故鄉明——諸城的故事
·話說周恩來
·“四人幫”的下場和結局
·“五大學生領袖”的結局
·塘格木傳奇
·咬鼻子與割耳朵的故事
·好人王如山
·今日韓愛晶
·蒯大富與女碩士
·今日蒯大富
·遲來的愛
·最后的話
·后記


  本書介紹
  本書是個人家史和文革經歷回憶錄,寫作、修改多年,查閱有關資料數十本。
  本書是作者一生經歷的流水帳,時間跨度50多年。其中包括了共產黨奪取政權和建國以來的重大歷史事件,重點是“文革風云”。
  本人文革中曾是“北京航空學院紅旗戰斗隊”(簡稱“北航紅旗”)一把手,后來讓位于韓愛晶。本書主要記述了文革中個人經歷的重大事件,大部分是親歷記實和訪問記。
  本書對毛澤東、周恩來、鄧小平、胡耀邦、趙紫陽等人進行了力所能及地評述。
  本書對文革中的風云人物王力和“五大學生領袖”聶元梓、蒯大富、韓愛晶、譚厚蘭、王大賓等人文革中的有關情況和最后結局也做了實事求是地描述。
  書名取自孔子語:“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毛澤東在《水調歌頭--游泳》中道:“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
  過去的歲月就象這滾滾東去的江水一樣,一去不復返了……
開場自白

  開場自白
  據說只有名人,甚至是對社會和歷史有重大影響和貢獻的人才有資格寫自傳或回憶錄,這大概不錯。因為這些名人,大都有著不同凡響的經歷,甚至是驚天動地的偉業,自然該寫,不寫對不起歷史。至于有些所謂的名人,由于媒體知名度高,“近水樓臺先得月”,也寫了些自傳或回憶錄之類的東西,也很受少男少女們的歡迎,也很賣錢,這也不錯,不寫對不起自己。
  有些人靠寫名人成了名人。象文革秘史大家葉永烈、師東兵、權延赤諸位,才華橫溢,加上腿勤嘴勤手勤,用汗水澆灌出連篇大作,十分感人。盡管其中難免有人打盹筆打滑之處,也是情有可原。至于某些人士,為了某種目的,專靠從故紙堆里找題材,東拚西湊,張冠李戴,人云亦云,把一些道聽途說未經核實的、甚至完全不是那么回事的東西當成史實,冒充大作,招搖過市,誤人子弟,這是很不好的。
  作為真正的小小老百姓的筆者,多年來也一直異想天開地想寫自傳和回憶錄,這大概要屬不要臉之列了。但一些朋友--特別是年輕的朋友勸我:誰都有權寫自傳和回憶錄,好壞成敗,寫出來再說,讀者自有公論。說不定你的經歷好好寫出來會大受歡迎,甚至會轟動全世界呢!你就大膽地寫吧!
  我很受感動。我是小小老百姓,由于多種原因,官場財運皆與我無緣,大半輩子兩袖清風,碌碌無為,輕于鴻毛,活得有點慚愧,對不起把我養大的共產黨和人民,對不起我的先人。俗話說,“謀事在人,成事在天”,這也是沒有辦法的事情。好在幾十年來也爬過幾座山,趟過幾條河,亡羊補牢,自己似乎應當為子孫和后人留下點什么,所以,我要寫。我要把幾十年來的生命之路重新走一遍;我要把路上遇到的花香鳥語、高山大河、荊棘叢林、荒漠野嶺展現出來;我要把幾十年的生活、命運、愛情、家庭、社會風云和蕓蕓眾生請進我的自傳中。這里面,有死去的先烈和親人;有養育我的故鄉山水和父老鄉親;有我的師長、同學、戰友、戀人、愛人;有各種大人物,也有赫赫有名的或無名的小人物;有可敬的女性和親如手足的朋友,也有可恥的小人。幾十年來,我和他們相逢、相處、相別,共同走過了中國歷史中50多年的歷程,也演繹出了許多感人的、氣人的、悲壯的、瘋狂的、大大小小的故事。
  本書主要記錄了作者所經歷的、共產黨奪取政權以來50多年的歷史。由于要記錄歷史,本書中某些情節通天入地,這樣就可能會觸及和冒犯某些大大小小的人物,包括領袖人物和黎民百姓,甚至是我的戰友或朋友。但那是客觀存在的歷史,我是逼上梁山,被迫無奈,決無故意傷害任何人的意思,敬請他們諒解。
  本書的重點是“文革風云”。由于在那場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本人曾經是一個積極參與者,并曾當過“北京航空學院紅旗戰斗隊”(簡稱“北航紅旗”)的主要頭頭,經歷過某些大大小小的事件,這些在本書中皆有所述及。但我不是寫文革史,甚至也不是北航的文革史。本書主要是我個人的經歷回憶錄,許多我未介入的文革重大事件皆沒有涉及。
  寫文革事件,離不了文革人物。本書對文革中的領袖人物不得不觸及,包括毛澤東、周恩來、鄧小平、胡耀邦、趙紫陽等人。筆者堅守一個信條,領袖人物也是人,不是神。既然不是神,就應當允許老百姓對他們不僅歌功頌德,也可說三道四。
  本書對文革中的風云人物(如王力和北京“五大學生領袖”聶元梓、蒯大富、譚厚蘭、韓愛晶、王大賓等人)的有關情況和現狀皆有所述及。
  需要特別說明的是,在最后征求意見時,有關人物對本書中的某些言論和觀點持“不同政見”。有人認為我是“鸚鵡學舌,全面否定和控訴文化大革命”;也有人認為我的書是“翻文革的案,不合潮流,在大陸堅決不準出版。”對這些見仁見智的意見,我除了在不違史實的情況下盡量考慮和尊重以外,仍堅持了我的某些觀點,請他們諒解。
  本書基本上是按照時間順序寫成的。由于年代久遠,個別事件過程和人物談話可能略有出入,有些情節作者進行了整理和加工,但基本史實和內容是沒有錯的。尊重歷史,尊重事實是寫回憶錄的宗旨,但任何人的回憶錄都不可能是錄音機和攝象機,人的大腦也不可能是電腦內存。這是筆者需要說明的。
  本書文責自負!
 
前 言

  本部是我的家史。之所以寫我的家史,是因為我的家史非同一般。另外,它同本書的宗旨緊密相連。
  公元1967年--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的一天,中國人民的偉大領袖毛澤東主席向全黨、全軍、全國人民號召說:“你們要關心國家大事,要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他老人家還說:“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是國共兩黨階級斗爭的繼續。”
  從1921年中國共產黨成立起,直到1949年奪取了全國政權,把蔣介石的國民黨趕到了臺灣,成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這中間幾十年的歷史中,除了在大革命初期和抗日戰爭初期國、共兩黨進行過短期的貌合神離的合作之外,基本上都是兩黨為保持或奪取全國政權而互相爭斗的歷史。在那幾十年的你死我活的爭斗中,國、共兩黨皆損失慘重,正所謂“尸骨成山、血流成河”。中華民族以巨大的代價換來了共產黨在大陸的“一統天下”。這,就是歷史。
  需要指出的是,在這段腥風血雨的歷史中,我的家族和親友們為共產黨的事業幾乎獻出了一切,包括無法計量的鮮血和可以計量的五顆頭顱。
  我這一輩子最愛共產黨,最崇拜毛澤東。因為是毛澤東領導的共產黨代表了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創建了工農兵當家作主的人民共和國,廣大工農兵成了國家的主人。另外,是共產黨把我養大成人,一直培養到大學畢業。
  我這一輩子最恨日本鬼子和國民黨,因為日本鬼子欠下了中國人民數不清的血債,而國民黨則同我有殺父之仇,幾乎滅了我的滿門。小時候聽說誰是國民黨,誰罵共產黨,我就恨他們,甚至想把他們宰了。長大以后才知道,國民黨中也有左、中、右,也有好人。尤其是在抗日戰爭中,國民黨部隊抵抗和消耗了大部分日本鬼子的兵力,死傷無數,作出了巨大的犧牲。
  據說國民黨中最壞的是“軍統”和“警匪”,這是些殺人不眨眼的家伙,例如,重慶渣滓洞里殺害江姐等共產黨員的那些家伙們。
  古人云:30年河東,30年河西。萬萬沒有想到的是,多少年以后,我輩成了“比日本鬼子和國民黨警匪還壞”的人-- “三種人”,成了中國大陸上新的地、富、反、壞、右分子,并一輩子不得翻身。這,也是歷史,盡管是令人啼笑皆非的歷史。
  508年前,一個共產黨員在被國民黨人活埋之前,大罵道:“我操你們八輩子祖宗!共產黨人是殺不完的!國民黨快完蛋了,共產黨勝定了,共產黨萬歲!”--這個人就是我的父親……
  回顧歷史,往往是令人悲憤和心酸的,但又是必要的,因為它不應該被忽略和遺忘--首先是筆者,然后是某些人……

引 子

  話說齊魯大地,自古人杰地靈。沂蒙山下,濰河岸邊,望岱瞻沂,青山蒼茫,秀水沃土,美麗富饒,為歷代兵家必爭之地。楚漢相爭,濰水大戰,韓信背水一戰敗龍且;三國演義,群英爭雄,曹操揮師東征滅表紹,其古戰場都在這里。自古以來,靈山秀水養育了它的子孫,也造就了許多歷代精英:舜帝、孔子、公冶長、孔融、管寧、樊崇、伏無忌、鄭玄、唐瑾、徐千、諸葛豐、諸葛亮、王羲之、李清照、趙明誠、張擇端、劉墉、竇光鼐、直至近代的王盡美、路友于、王翔千、王統照、王希堅、王愿堅、臧克家、陶鈍、孟超、崔嵬……歷代名人、文人不勝枚舉。至于康生、江青之流,雖屬另冊,也算名人之列。
  當地俗語曰:要吃飽飯,諸、安二縣。諸城、安丘二縣位于沂蒙山下濰河流域,除西部山區外,大部為良田沃土。土肥水美,能長莊稼。中華民族幾千年來為吃飽肚子而你爭我斗,你勝我敗,你王我賊。天下大勢,合而分,分而合。春秋戰國時,這里是齊國重地,南有齊長城,北有齊王都。秦始皇滅六國一統天下后,這里開始置郡設州,名曰東武、瑯琊。始皇怕死,東巡長生不老之物,路過這里,登瑯琊以觀蒼海,最后死在半路,咸魚掩身而歸。秦二世效仿老子,李斯有碑記之。然好景不長,被造反派陳勝、吳廣趕下了臺。到了宋代,這里叫密州,皇上派了個大秀才來掌權,姓蘇名軾字子瞻號東坡,留下了“西北望,射天狼”、“但愿人長久,千里共嬋娟”的千古絕唱。此后兵荒馬亂若干年,到了明代,出現了我的戴氏先祖。
戴氏家族

  關于戴氏的起源,小時候不知道,老人們也說不清楚,后來查史料,方知我這個戴氏還是很不簡單的。戴氏起源于西周豫東兩個諸侯國,一個是以祖上溢號“戴”為氏,是商紂王哥哥的后代;一個以國號“戴”為氏。先秦時,戴氏主要在豫東(今商丘)一帶繁衍發展;漢代有遷居豫南者,后又有南遷江、浙、東遷山東者;三國后有陸續遷居安徽、湖北、山西、湖南、廣東、福建者;清代有陸續遷往臺灣和海外者。
  戴氏歷代出了許多名人、文人,如西漢時戴德與其侄戴圣,宣帝時立為博士,號稱“大戴”、“小戴”,是今文禮學的開創者,著有《禮記》傳世。唐代有太宗之宰相戴胄、高宗之宰相戴至德、詩人戴叔倫、畫家戴嵩;南宋有詩人戴復古;元代有文學家戴表元、詩人戴良;明代有畫家戴進;清代有杰出的思想家、學者戴震,是《四庫全書》纂修官,一生著作甚豐;清代還有畫家戴本孝、戴熙,體仁閣大學士戴衢享。近代有真菌學家戴芳瀾、詩人戴望舒、鄂豫邊紅軍和革命根據地創建人戴克敏等人;此外還有國民黨的元老戴季陶、特務頭子戴笠等。當代姓戴的似乎沒出什么大人物和名人,有一個中國人民銀行行長戴相龍(現任天津市長)、中聯部部長戴秉國(現任外交部副部長),還有號稱世界第四男高音的歌唱家戴玉強以及一些算不上一流的文化人 。
  書歸正傳。老祖宗們的事情太遙遠,且不管它。據說我的祖先來自山西。明洪武年間,山東大災,瘟疫盛行,人都快死光了。洪武皇帝下令從云南、河北、山西等地往山東移民。相傳老祖宗夫婦倆從山西洪洞縣大槐樹下攜三子來到山東沂山東邊的景芝鎮南、渠河北岸住了下來。后三子成人,繁衍生息,逐漸形成了三個村莊,我出生的大夫村是其中之一。為什么村名叫大夫,因祖宗沒留下什么資料,無法考證。
  雖說我的近代祖宗們中沒出什么大富大貴之人,但到曾祖父時,據說家業曾經不小。曾祖父在當地景芝鎮上開有布店和造酒的燒鍋,字號“利源永”,在當時赫赫有名。
  話說這景芝鎮歷史悠久,宋代起即為魯東南重鎮。據說北宋景佑年間,當地連續三年生出巨大靈芝,故名“景芝”。它位于安丘、諸城、高密三縣交界之處,北鄰濰縣(今濰坊市),東望高密、膠州、青島,西邊是沂蒙山,南下諸城、臨沂、蘇北,可謂交通便利,四縣通衢。由于地處濰河沖積平原,土地肥沃,為歷代天然糧倉,尤其盛產小麥、玉米、大豆、谷子和紅高梁,適于釀酒。多少年以后,景芝鎮東方的高梁地里,大名鼎鼎的張藝謀和鞏俐、姜文上演過拿手好戲--電影《紅高粱》,這是后話。
  據說景芝鎮造酒已有近千年歷史,可追溯到宋末明初,遠近聞名。史載元、明、清年代,景芝鎮周圍“十里杏花如雨,一路酒旗如云。” 當時這酒叫“景芝白干”,是正宗的高粱燒酒。“景芝白干”的招牌,北到哈爾濱的大街上,南到上海灘的馬路上都曾懸掛過,名噪一時。
  曾祖父有四個兒子,即我的四個祖父。我的祖父是老大,其他按叔伯兄弟們排行分別為三祖父、五祖父和九祖父。由于小時候沾了老爺子的光,祖父們都學了點“五經四書”之類,也算書香門弟。然而好景不長,雅片戰爭之后,晚清政府腐敗無能,德國人占領了山東。兵荒馬亂,盜賊蜂起,土匪橫行,民不聊生。曾祖父在景芝鎮的店鋪被土匪燒了個精光。祖父和五祖父被土匪綁了票,打得死去活來,救回來時已奄奄一息,不久便去世了。三祖父一氣之下,闖了關東,從此渺無音信。曾祖父眼看著一個大家業僅幾年便傾家蕩產,毀于一旦,從此氣病交加,不久便撒手人寰,戴家的家業就這樣眼睜睜地衰敗了。
  祖父死后留下了我父親、叔父和一個姑姑,加上年幼的九祖父,四個孩子由我曾祖母和祖母拉扯著,艱難度日。五祖母自五祖父死后,帶著五個孩子(即我的三叔、四叔、五叔及兩個姑姑)靠幾畝薄地勉強活命。
  祖母眼看在家里活不下去,便帶著四個孩子--九祖父、父親、叔父和姑姑一路討飯來到了青島。在老鄉們的幫助下,祖母給人家當了傭人,九祖父和父親、叔父先到大窯溝六號碼頭拉纖,當苦力,后進了大英卷煙公司當了臨時工。
  在青島混了幾年,日子也不好過。有一次,父親因參加煙廠工人的罷工活動,被工頭打了一頓并開除了。父親忍不下這口氣,約了幾個要好的工友,把工頭打了個半死,然后同祖母她們逃回了老家大夫村,同五祖母一家住在曾祖父留下的幾間破屋里,靠幾畝薄地度日。不久,九祖父、叔父和父親陸續草草成了親,有了我九祖母、嬸母和母親。曾祖父留下的幾間破屋住不下了,父親便在村子西邊干打壘蓋了三間草房,和祖母、母親住在一起。
  母親名叫田玉英,也是窮人家的女兒。外祖父是晚清的窮秀才,靠當私塾先生養活一大家人口。在那“女子無才便是德”的年代,母親沒有機會上學,斗大的字識不了幾個。
  兵荒馬亂,旱災、蝗災流行,婚后的日子也很難過。為生活計,農閑時父親和叔父干木匠,販賣布匹,東下青島,西進沂蒙,逐漸開闊了眼界,增加了見識,尤其是知道了國民黨和共產黨的一些故事。
父親參加了501軍

  “7.7”事變后,抗日戰爭爆發。國民政府蔣委員長一開始實行不抵抗政策,致使東三省很快倫陷。張學良的東北軍奉蔣介石之命,一槍未放退回了關內。日本鬼子的鐵蹄很快踏上了山東大地。威海、煙臺淪陷,青島淪陷,濰坊淪陷,景芝鎮也來了鬼子兵。鬼子所到之處,燒殺搶掠,奸淫婦女,無所不為。老百姓都恨死了日本鬼子。
  椐祖母生前對我說,有一次鬼子進了村,村民們都跑到村外莊稼地里去了。鄰居李家兩個閨女未來得及跑,被鬼子拖走了……后來兩個可憐的閨女是爬著回家的,地上流下了一溜血跡。最后,兩個閨女一個投了灣,一個上了吊。
  當時已經長大成人的父親年輕氣盛,他恨死了日本鬼子。一天,父親在景芝鎮辦事,遇到一隊鬼了兵,據說是去沂蒙山根據地掃蕩剛回來。鬼子們疲備不堪,一頭扎進了路邊一個飯館要吃飯。他們把“38”大蓋槍堆放在門口,沒有人看守。鬼子們瘋狂得很,也大意得很,他們想不到光天化日之下有人敢偷他們的槍。父親看四周沒人,偷偷地拿了一枝槍,仗著熟悉地形,飛快地跑走了。等鬼子發現丟了槍,哇哇地叫著開槍追趕時,父親已跑得無影無蹤了。
  對于父親的這次冒險行動,祖母告訴我時也說不清原因,只說我父親膽子太大。
  父親偷了鬼子的槍后,開始家里誰也不知道。他曾一個人躲在高梁地里,偷襲過南下的鬼子和偽軍隊伍。據祖母生前說,父親曾打死過三個日本鬼子。父親的槍法很好,百發百中,當然是打了就跑,未被鬼子抓住過,但祖母整天為父親提心吊膽。
  當時家鄉有些貧窮而又不怕死的人也有像父親一樣揭竿而起自動打鬼子的。這些人有的后來參加了共產黨,有的投靠了土匪武裝,后被國民黨軍收編。
  當時,張學良的東北軍501軍退到了山東。軍長于學忠奉命駐守在沂蒙山東線,大約在安丘、諸城西邊至莒縣、日照、沂水一帶,一是阻擋鬼子南下,二是對付沂蒙山根據地的八路軍。實事求是地說,501軍是抗日的軍隊,對八路軍也比較友好,當時國共兩黨合作抗日,蔣介石也是點了頭的。
  501軍軍長于學忠抗日有功,被蔣介石晉升為蘇魯戰區總司令。原501軍一一三師師長周毓英接任501軍軍長。周是我村東南僅六里路的伏留村人,他的親姑媽是我父親的叔伯祖母,是親戚關系,我父親應稱他表叔。
  我父親打鬼子的事傳到了周毓英的耳朵里,他非常贊賞,派人把我父親找去,問我父親愿不愿當兵,我父親同意了。于是,周毓英便收留了我父親,不久,便給了我父親一個副連長的官。
  對于參加國民黨501軍這件事,父親自己十分滿意。一是可以名正言順的打鬼子,二是當兵有飯吃,有衣穿,三是在周毓英麾下可以混個一官半職。至于其它方面,父親當時恐怕考慮不多。501軍也打共產黨,這點父親后來也知道了。當時父親對共產黨認識不夠,革命思想覺悟還不高,這絕對是事實。
  父親參加了501軍,家中親友沒人反對,唯有剛過門不久的母親偷偷地流淚。兵荒馬亂,當兵就要打仗,天天有死的可能,但母親無可奈何。
  誰也沒有想到,就在父親參加國民黨501軍之后,戴家又發生了重大事件,叔父和三叔秘密地參加了革命并加入了中國共產黨,這大約是1940年左右的事。
  叔父戴福臻和三叔戴福權(參加革命后叫戴健)參加革命的引路人是表弟尤樹莊和李致敬(即李振)。當時尤樹莊和李振是家鄉一帶共產黨地下領導人。(注:解放后,李振曾任泰安、德州地委書記,《大眾日報》社黨委書記,山東省委秘書長,副省長,省委副書記,省人大主任,現已離休。尤樹莊解放后任膠州人民醫院書記時遇車禍不幸身亡。)在李振等人的引導和教育下,叔父和三叔對中國共產黨的革命事業有了充分地了解和認識,思想覺悟迅速提高。為了解放受苦受難的勞苦大眾,叔父和三叔決心為共產黨的事業而奮斗到底。
  當時家鄉是敵占區,參加共產黨是絕對保密的。叔父和三叔參加共產黨的事,戴家只有我祖母和嬸母知道,連三叔的母親五祖母都不知道。從此,戴家便成了地下黨的秘密交通站和聯絡站,戴家親友們都在自覺或不自覺地為地下黨干事情。
  黨組織交給三叔和叔父的任務是當地下交通員,往沂蒙山根據地送情報,運送槍枝彈藥,秘密發展黨員等。
  關于父親參加了501軍一事,叔父和三叔請示了黨組織。據解放后三叔和李振同志講,黨組織是經過了慎重研究并同意的。一是因為自從父親偷了鬼了的槍并打死過鬼子后,在家鄉難免有人知道,目標太大,到501軍躲一下有好處。二是當時地下黨與沂蒙山根據地的地下交通線常被501軍破壞,需要有一個可靠的人打進501軍做掩護,以保護我地下交通線,而父親恰好可以充當此任。
  當三叔和叔父代表黨組織向父親說明這一切時,父親恍然大悟,并愉快地接受了任務。作為手足兄弟,父親對叔父和三叔十分尊重。這正是打仗親兄弟,上陣父子兵也!
  據后來成為我軍領導干部的三叔戴鍵生前對我說:“自從你父親接受了黨組織的任務后,地下交通線再也沒有出過事。當時,你父親駐防在西山(安丘西南部),正是我地下交通員路過的地方。有一天晚上,李振派我火速往根據地送情報,我走到西山就被501軍抓住了,我說來找你父親的,家中祖母病了,讓你父親回家看看。敵人把我押到你父親的連部就把我放了,你父親陪我吃了飯,到了半夜,派可靠的人把我送過了封鎖線,到達了根據地,完成了任務。這次我送情報還立了一功呢!
  還有一次,是一個大雪紛飛的冬夜,三叔去根據地送情報,父親派人把他護送出501軍防區。三叔完成任務后回來的路上遇到了敵人的巡邏隊。三叔擺脫了敵人的追擊后,跑了幾十里路趕到村邊祖母住的房子外面時,翻了幾次墻沒有翻過來,便倒在雪地里昏死過去了。祖母和嬸母聽到外面有動靜,出來一看,忙把三叔抬到家里熱炕上救活了過來,又把他的濕衣服和鞋襪連夜烤干。三叔吃了祖母做的熱飯后,趁天還沒有亮,又匆匆地走了。
死里逃生投奔革命

  后來,根據形勢的發展和革命的需要,黨組織決定讓父親盡快脫離501軍。
  當時鬼子即將投降,國民黨的反共面目越來越暴露,501軍奉蔣介石之命要南下剿共。盤踞在諸城縣境內的敵偽漢奸土匪司令張步云瘋狂反共,我八路軍山東兵團濱海軍區準備發動“討張戰役”,解放諸城。
  黨組織讓父親脫離501軍前,盡量設法從501軍搞一部分經費以支援部隊,父親滿口答應了。說實在的,當時501軍軍長周毓英看在親戚份上,待父親不薄,要公開背叛他,并搞他的軍餉,談何容易?但父親此時已是共產黨的人了,沒有什么猶豫的。
  一天晚上,父親以喝酒為名,把軍需官灌醉了,拿了他的鑰匙,把501軍當月的軍餉偷了出來交給了地下黨來接應的人員。第二天一早,父親就被周毓英綁了起來,并宣布查清問題后立即槍斃。這件事,周毓英也算大義滅親。
  消息傳到村里,一家人亂成一團,地下黨組織也十分著急,因這事實在太大,絕對是殺頭之罪,難以通融,營救工作十分困難。萬幸的是,當時父親的共產黨員身份尚未暴露,父親一口咬定是幾個作買賣的朋友托他干的。周毓英把這件事當成了父親的個人行為,但仍罪不可赦。
  叔父和三叔出主意,讓人用小車推著老祖母(即周毓英的親姑)來到了周毓英的司令部。老太太一下車,就坐在司令部門前大哭起來,并拿出一根繩子,叫著周毓英的乳名,以死相威脅,一定要周放了她這個侄孫子。周毓英沒有辦法,令部下把父親痛打了一頓,讓老太太領走了。父親死里逃生,回家養好了傷,立即投入了共產黨的地下工作,同叔父、三叔一起展開了對敵斗爭。
  這時,九祖父戴鳳樓也在侄子們影響下,也參加了革命工作并入了黨,在村里任公安員。父親的另一個叔伯叔父戴鳳玉(我的六祖父)也通過地下黨領導人潘墨卿、徐欣三的介紹參加了革命,入了伍,后來在解放軍山東兵團敵工部工作。其大女兒戴云也入了伍,成為山東兵團的文工團員。父親的一個本族侄子戴維玉也參加了革命,入了黨。這樣,在鬼子投降前后,戴家親友參加革命的有7人之多。
討“張”戰役

  1945年日寇投降前夕,我八路軍山東兵團決定發起“討張戰役”,消滅張步云的反動武裝,解放諸城。
  張步云是家鄉一帶有名的大土匪頭子。他十7歲當土匪,后來到軍閥張宗昌的部隊和國民黨海軍陸戰隊混了幾年,二15歲時返回老家,聯絡當地地主豪紳成立了聯莊會,自任會長,組織了60多人的地主武裝,投靠了國民黨。后來被國民黨山東省主席韓復渠委任為少校副官、山東特別高級偵探第二大隊長、第二路游擊(剿共)司令;“7.7”事變后,又被韓復渠任命為“少將”游擊司令,駐守諸城,隊伍已有一千多人。1838年秋,張步云投降了日寇,當了漢奸,被偽北平臨時政府任命為“剿共第四路軍”司令,隊伍已達二千多人,盤踞在諸城、高密一帶;不久,張步云又拐了鬼子的武器、軍火投靠了國民黨,被國民黨山東省新主席沈鴻烈委任為山東保安第二師師長,兵力發展到7、八千人;1941年8月,張步云被國民黨蘇魯戰區總司令于學忠收編;1943年4月,又被李仙洲偏入國民黨第28集團軍;不久,張步云又一次投降了日寇,被編入吳化文的“皇協軍”第三方面軍第一集團軍。這時張步云的隊伍已擴充到一萬五千多人,下設三個師,一個教導旅,軍部駐諸城境內,有自己的兵工廠,有大小太太九個,這是張步云人馬最多勢力最強的時期。1945年8月,日寇投降前夕,張步云搖身一變,又從漢奸變成了“國軍”,被當時國民黨山東省政府主席何思源委任為“膠(州)高(密)海防司令”,駐諸城縣城,直接指揮的部隊約四千余人。
  張步云是有名的漢奸和鐵桿反共分子,在家鄉一帶橫行霸道、罪惡滔天。在配合日軍和國民黨軍隊“剿共”時,他一次就燒毀銀家莊民房200多間,并把數十名婦女兒童趕到屋里活活燒死;1945年3月17日,張部勾結日軍一次就殺害我抗日軍民106人;1945年7月3日又在諸城小岳戈莊殺害我抗日軍民286人,制造了駭人聽聞的“小岳戈莊慘案。”
  1945年7月11日,八路軍山東軍區命令日偽軍無條件投降。張步云拒絕投降。7月15日,我山東八路軍濱海、魯中軍區集中兵力三萬余人,在司令員萬毅和梁興初、孫繼先指揮下,向盤踞在諸城境內的張步云匪軍展開了進攻。經過幾天激烈地戰斗,殲滅張步云一師師部和三團、八團全部,斃、傷偽師長王吉祥、團長揚德明以下官兵四百余人,俘虜敵副師長王幫基、參謀長馬桂章以下官兵一千六百余人,繳獲機槍406挺,長短槍一千三百余支,電臺一部。
  以上就是家鄉解放前夕共產黨領導的八路軍和國民黨軍進行的最大戰役--第一次“討張戰役”。由于張步云的武裝大部分是土匪和兵痞出身,戰斗力極強,所以戰斗打得異常激烈,我方的傷亡也很大。
  在“討張戰役”中,父親戴福田、叔父戴福臻和三叔戴健按照上級黨組織的指示,組織民兵和擔架隊配合大軍作戰,為家鄉的解放做了許多工作。這時,他們的地下黨員身份才正式公開。
  第一次“討張戰役”殲滅了張步云五分之三的兵力,解放了家鄉大片土地。但張步云依靠殘部四千余人仍盤踞諸城縣城,拒不投降。1945年9月3日,我山東兵團第一師師長梁興初向盤踞在諸城城里的張步云殘部再三通諜,令其投降。張步云仍拒絕投降,叫囂:“就是殺老百姓吃,也要死守諸城。”梁興初下令攻城,我軍發動的第二次“討張戰役”開始。9日晚六時,我軍發起總攻,至八時15分攻克諸城縣城,俘虜張步云部旅、團長以下官兵2107人,斃傷300多人,繳獲迫擊炮六門、手炮30門、各類槍支一千7百306支、炮彈二百30余發、汽車五輛、電臺三部、戰馬60余匹、兵工廠、云母廠各一座,其它軍用物資若干。可惜的是,狡猾的張步云在其保鏢的護衛下,化裝逃往了高密縣城,后又被王耀武委任為山東保安第三旅旅長。
  當時,為了牽制敵人以便配合解放大軍全殲膠東國民黨守軍,我軍暫未攻打高密縣城,張步云暫時撿了一條命。
  從此,盤踞在高密縣城的張步云如喪家之犬、驚弓之鳥,徨徨不可終日。他懷著對共產黨刻骨的仇恨,一心想報仇,夢想收回失去的天堂。
  張步云手下有個獨立營長,叫王金銘。此人也是土匪出身,跟著張步云干了多年,是張步云的心腹走狗。
第一次解放

  趕跑了張步云,家鄉第一次得到了解放,各級人民政權逐步建立。當時家鄉劃歸諸城縣浯河區,叔父戴福臻擔任了浯河區委書記,區長董乾初不在時,由叔父代理區長。父親戴福田擔任了區中隊長。三叔戴健因年輕未婚(當時剛20歲),黨組織讓他參加了山東解放軍濱海兵團。由于已有幾年的地下黨員革命經歷,一入伍便擔任了連指導員。九祖父戴鳳樓在村里任公安員。五哥戴維玉擔任了區團委書記。為保衛新生的紅色政權,父親他們日夜操勞,站崗放哨,發展民兵,訓練區中隊員,隨時預防敵人的進犯和破壞。
  叔父戴福臻根據上級的指示,帶領區委、區公所的干部們發動群眾,減租減息,打擊土豪惡霸,斗爭地主劣紳,分田地,開展訴苦運動,動員青年參軍支前。
  多年受苦受難的貧苦農民在共產黨的領導下,第一次翻身得解放,當家作了主人。他們把共產黨毛主席當成大救星,從心里擁護共產黨。一些貧下中農中的優秀分子加入了共產黨組織,許多青年涌躍報名參軍,民兵們成立擔架隊支援前線,婦女們做軍鞋,蒸干糧,支援子弟兵。解放了的渠河兩岸,到處充滿了歡歌笑語。正象一首歌唱的--解放區的天是明朗的天,解放區的人民把身翻……
  但是,1945年的秋天,剛剛解放的家鄉,斗爭形勢仍十分復雜和嚴峻。蔣介石為了挽救在全國戰場的敗局,下令集中兵力重點進攻陜北和山東。國民黨軍隊在山東的兵力迅速增加。我解放軍山東兵團主力部隊奉命轉移到了其它主戰場,新生的革命政權面臨著嚴峻地考驗。
  這時,逃到敵占區安丘、濰坊、高密、青島的地主、土匪、漢奸組成的還鄉團隨時準備反攻倒算。浯河區在諸城的最北邊,緊靠敵占區。張步云殘部王金銘的獨立營仍盤踞在浯河區東邊的注溝一帶。王金銘的老家就在浯河區,他隨時準備反攻倒算,對浯河區構成很大的威脅。王金銘的獨立營有四個連,共四百多人,大都是土匪漢奸兵痞出身,戰斗力極強。他們把浯河區的戴福田、戴福臻兄弟倆視為眼中釘,肉中刺,必欲除之而后快。但是由于浯河區領導和區中隊時刻保持高度警惕,加上有縣大隊和解放軍山東兵團第一師留守部隊的保護和支援,王金銘幾次派小股隊伍進犯浯河區皆有來無回。有一次他的小舅子被我父親的區中隊活捉,王金銘氣得暴跳如雷,發誓要進行報復。
  作為浯河區唯一的武裝力量區中隊的隊長,父親戴福田身上的擔子很重。父親是行伍出身,見過世面,為人豪爽,心直口快,槍法純熟,酒量頗大,這與他的經歷有關。自從投身共產黨參加革命隊伍以后,在黨的教育下,父親的思想覺悟有了很大提高,逐步樹立了為共產黨和人民的利益、為共產主義事業奮斗終生的堅定信念,從一個綠林好漢變成了意志堅定的共產黨員。他每次打仗總是沖在前面。為了保衛新生的紅色政權,他整天住在區公所里,盡管離家僅幾里之遙,他也很少回家,扔下母親和一歲多的我在家。母親為此十分傷心,整天提心吊膽,經常埋怨父親,甚至同父親吵架。作為沒有文化的家庭婦女,母親象當時許多人一樣,覺悟不高,她不能理解父親他們所干的事業。
父親、叔父壯烈犧牲

  母親生前多次向我哭訴了父親同我們母子永別的那天晚上……
  那是1946年農歷二月初六,天上飄著雪花,父親已經多日未回家了。天剛黑,母親正要做晚飯,突然見父親翻墻跳了進來。父親和母親成親時,在村子最西頭蓋了三間干打壘茅屋居住,院子西墻外面就是莊稼地。母親見父親回來,十分高興,但仍數落了他幾句。父親說他去安丘官莊開了一個會,剛趕回來,路過家門口回來看看,明天一早要趕到區公所匯報。于是,父親抱起我親了又親。母親趕緊包了一些餃子,又弄了兩個小菜。父親十分高興,一邊喝酒,一邊逗著我玩。我脖子上掛著父親的盒子槍,在坑上爬來爬去,逗得父親直樂。母親看著我們高興的樣子,不由得笑了。
  正吃著飯,突然聽見村子南邊傳來了槍聲。父親大喝一聲:“不好,有情況。”扔下筷子抓起槍就跳下了坑。我嚇得大哭起來。母親攔著父親不讓他去,說明天再走吧,說不定是誰亂放槍呢!當時每個村子里民兵都有槍,打槍也是常有的事。可父親說:“不對,好象是河南區公所那邊響槍,我一定得去。”說罷,抱起我親了兩下,不顧母親阻攔,翻過西墻就走了。
  從此,父親再也沒有回來……
  1946年農歷二月初六這天,一場春雪把渠河兩岸變成了銀白的世界,到處是白茫茫的一片。傍晚,盤踞在浯河區東邊的王金銘率一百多名匪徒包圍了渠河南岸的徐洞村。他們從漢奸口里得知,區中隊長戴福田去了安丘開會,區委書記戴福臻僅帶著幾個人去了徐洞村。萬幸的是,當敵人趕到的時候,戴福臻等人已經離開了,敵人撲了個空,放火燒了幾間房子,便把人馬撤到了村北的渠河岸邊,王金銘命部下胡亂地放了一陣槍。
  原來,狡猾的王金銘為了抓住戴福田、戴福臻兄弟倆絞盡了腦汁,做了周密的布署。襲擊區公所雖然沒抓到戴福臻,但戴福田知道消息肯定會回來營救的。王金銘讓部下打了一陣槍后,便命令匪徒們埋伏在河邊的樹林里,又讓一些匪徒每人披一塊白床單,趴在水邊的沙灘上,等候戴福田的到來。
  從我村到渠河邊僅幾里地,父親很快就跑到了渠河北岸。
  到處是白茫茫的一片,對岸什么也看不清,父親心急如火,毫不猶豫地跳進了齊腰深的河水中,一只手舉著槍,一只手劃著水,向南岸沖去。
  敵人見對岸有人下了河,猜想可能是戴福田。躲在樹林里的一個匪徒大喊:“隊長!隊長!不好了,戴區長讓王金銘抓走了,你快去救吧!”父親一聽,更加著急,來不及辯真偽,很快從水里爬了上來。
  埋伏在沙灘上的敵人一躍而起,還沒等父親反應過來,就把父親抱住了。
  就這樣,父親戴福田落入了敵人手中。
  據當年徐洞村的目擊者說,戴福田被敵人抓住后,大罵不止。敵人把他打得滿臉是血。為了怕父親跑掉,敵人扒掉了他的濕衣服,僅穿一條短褲,又殘忍地用鐵絲穿透了他的鎖骨。王金銘下了死命令,一定要把戴福田活著押走。
  從徐洞村到敵駐地幾十里路。寒風,雪地,赤身是血,穿了鐵絲的鎖骨,雪地上的血印……筆者實難想象父親是怎樣被敵人押走的?走了多久?受了多少罪?那被鐵絲穿著的鎖骨疼不疼?那流到雪地上的鮮血有多少?……
  父親被俘后,黨組織立即展開營救工作。經研究,決定用王金銘的小舅子交換 。
  王金銘的小舅子被父親他們抓到后,一直關在縣大隊的看守所里。這家伙是大煙鬼,經不起折騰,不幾天便死在了看守所里。
  王金銘聞訊大怒,開始了對我父親的嚴刑審訊和威逼利誘。
  敵人動用了各種刑罰對付父親。皮鞭抽,壓杠子,灌辣椒水……父親被折磨得死去活來,醒過來就破口大罵王金銘。
  “王金銘,我操你祖宗。要殺要剮,痛快點,別讓老子受罪。你殺了我不要緊,小心共產黨剝了你的皮。共產黨勝定了,國民黨快完蛋了!”
  當時斗爭形勢已明朗化,共產黨員和干部們身份都已公開,基本沒什么秘密可言,王金銘只要求父親答應兩點。
  “戴福田,你不要又臭又硬,共產黨兔子尾巴長不了,國軍很快就要反攻。你打死我很多人,我早就可以斃了你。老子看你是條漢子,只要你投過來,既往不咎,老子推薦你當個團副,比我官還大,這是一;第二,若把你兄弟戴福臻也拉過來,就算你立了大功,我向張(步云)司令和王(耀武)主席為你請功。你過去干過501軍,黨國待你不薄,現在再投靠黨國,浪子回頭金不換,怎么樣?”
  父親仍然破口大罵:“王金鉻你少放屁!老子參加501軍是為了打鬼子,不象你們當漢奸,幫著鬼子殺中國人。老子既然干了共產黨,不可能再回頭了,你看著辦吧!”
  王金銘氣急敗壞地把父親關了起來。
  王金銘之所以不馬上殺死父親,一是因為叔父戴福臻還在,殺了父親惹火了共產黨對他不利。他是當地人,不能不留條后路。二是山東解放軍主力已經大軍壓境,主子張步云躲在高密,已沒有多大勢力。萬一將來落到共產黨手里,也需要留條后路。
  上述情況,同共產黨方面估計和分析的一樣。
  叔父戴福臻也估計王金銘暫時不敢殺害父親。他一方面和上級設法營救父親,一方面領導浯河區翻身農民分田分地,減租減息,斗爭土匪漢奸和惡霸地主,保衛勝利果實。
  王金銘自抓到戴福田后,受到了主子的贊賞。匪首張步云讓他再接再勵,為“黨國”再立新功。
  王金銘不愧為國民黨的忠實走狗和孝子賢孫。他出于反動的階級本性,在滅頂之災來到之前,下決心要再次同共產黨較量一番。這時我山東解放軍為了解放高密縣城,命令濱北獨立二團先拔除敵人的外圍據點。王金銘自恃有五百多人的敢死隊頑軍,與解放軍濱北獨立二團在高密城西南井溝、注溝和浯河區東面一帶周旋并尋機騷擾。
  當時已經入伍的三叔戴健,就在濱北獨立二團任連指導員。
  1946年農歷三月初六晚,王金銘得知浯河區委明天要在宋家坡村召開反奸訴苦大會,決定傾巢出動,血洗宋家坡,與共產黨決一死戰。
  我駐高密的地下工作者得知這個情報后,立即十萬火急通知了諸城縣委。諸城縣委認為,這是消滅王金銘殘匪的好機會,于是決定,浯河區在宋家坡的反奸訴苦大會照樣進行。通知解放軍濱北獨立二團和縣大隊準時趕到宋家坡援助浯河區委和區中隊,消滅王金銘匪幫。縣委又通知浯河區委的同志,一定要把敵人牽制住,等待援軍趕到。
  這些安排皆沒有錯誤,但結果還是出了問題。
  當時,浯河區區中隊長戴福田被俘后,縣委派縣大隊副大隊長劉玉篤同志和縣公安局二股股長范維琪同志駐在浯河區幫助工作,他們和區委書記代理區長戴福臻研究決定,堅決把王金銘殘匪牽制住,反奸訴苦大會照開,命令我區中隊副隊長宋明齋帶領區中隊員在宋家坡村北嶺、村東、西、南面和會場所在地祠堂大門口站崗放哨,防止敵人的偷襲。
  當時,浯河區自身戰斗力不強,區中隊加民兵不足百人,大都缺乏訓練,武器也不行,有作戰經驗的人很少。但因聽說有縣大隊和濱北獨立團支援,大家情緒都很高,決心痛擊來犯之敵,牽制住敵人,等待增援部隊趕來。
  一切都按計劃進行。
  第二天,即1946年農歷三月初七拂曉,宋家泊村的村民紛紛向村里宋氏祠堂走去。劉玉篤、戴福臻等人也帶人趕到會場,反奸訴苦大會開始了。
  這時,匪首王金銘率領四百多人沿濰徐公路直奔宋家泊村。
  這次敵人作了充分地準備。他們有的化裝成老百姓,有的化裝成解放軍,很快到達了宋家坡村的東北角。狡猾的敵人化裝成撿糞的老頭殺害了我區中隊的哨兵后,迅速包圍了宋家坡村,很快就沖到了會場--祠堂外面。雙方短兵相接,頓時,會場變成了戰場。戴福臻區長一面掩護群眾疏散,一面帶領區中隊員、民兵和群眾向外突圍。劉玉篤同志帶領一部分區中隊員和民兵邊打邊搶占了村東北角的土樓子,同敵人僵持。由于敵強我弱,寡不敵眾,我犧牲的同志越來越多。劉玉篤同志犧牲了,范維琪同志犧牲了,宋明齋同志犧牲了,許多區中隊員和民兵也倒下了。戴福臻和通訊員小王被逼進一個小院。小王爬在墻頭向敵人射擊時,突然中彈掉了下來。這時,戴福臻的槍里已沒有了子彈,敵人一窩蜂似地沖了過來。戴福臻砸碎了手槍,迎上前去大聲喊道:“我就是戴福臻,不要再傷害老百姓。”敵人沖上來把戴福臻綁了起來。
  不知道縣大隊和獨立團哪里去了?為什么遲遲不到?這時,我方已有307位同志倒下了,區公所、區中隊的干部戰士大部犧牲。
  聽說活捉了戴福臻,王金銘哈哈大笑。他立即讓人押著戴福臻向北逃竄。
  戴福臻堅決不走。這時遠處終于傳來了密集的槍聲,戴福臻知道是縣大隊和獨立二團趕到了,他大聲地喊:“王金銘,你跑不了了,我們的大部隊過來了。趕快投降,饒你不死!”
  確實是援軍到了,只可惜,晚到了半個小時。
  王金銘的人慌了,大喊:“快撤快撤,不是土八路,是真八路大部隊來了!”
  這時,我縣大隊和濱北獨立二團已從東邊切斷了敵人退路,把敵人包圍了起來。解放軍戰士像猛虎下山,王金銘的人一個個倒了下去。
  王金銘看事不好,對著戴福臻的頭上開了一槍,然后率領人馬向北突圍。
  就這樣,我的叔父戴福臻倒在了敵人槍口下,犧牲時才302歲。
  這就是當地有名的“宋家坡慘案”,我方308名同志遇難。縣大隊副大隊長劉玉篤、浯河區委書記、代理區長戴福臻及浯河區公所、區中隊的干部戰士大部犧牲。
  在這次戰斗中,王金銘也付出了慘重的代價。他的三個土匪連長被擊斃,二百多人傷亡。一個連長保護著王金銘,依仗熟悉地形突圍成功,帶領殘兵敗卒逃回了高密縣城。
  當地縣誌和有關資料在記述上述事件中略有出入,報喜不報憂,對我方的失誤和犧牲的同志輕描淡寫,一筆帶過,令人心寒。
  據后來成為我軍高級干部的三叔戴健生前回憶說:“宋家坡慘案,是我們的失誤。部隊首長計算時間有誤,怕早到了把敵人嚇跑了,安排戰士們吃了頓早飯,結果晚到了半個小時。我當時帶領戰士們趕到的時候,二哥戴福臻已經被敵人殺害了。當時沒有通訊工具,全靠交通員步行送情報,耽誤了時間。另外,沒有防住北路,讓王金銘逃跑了。當時為了牽制敵膠東兵力,我軍暫沒有解放高密,王金銘又一次撿了一條命。”
  王金銘逃進高密城后,立即把被關了多日的戴福田押了出來,咬牙切齒地說:“戴福田,你兄弟戴福臻已經完蛋了,老子也不指望你投降了,今天就送你上西天。”接著下令當夜執行。
  父親聽說叔父已經犧牲,悲憤交加,大罵王金銘,恨不得一口咬死他。匪徒們把父親拖走了,父親始終大罵不止。
  1946年農歷三月二十日深夜,敵人把父親押到高密縣城外一條小河邊,挖好了一個沙坑。萬惡的國民黨匪兵和還鄉團分子掄起刺刀和鐵锨,朝父親辟頭蓋臉地砸來。父親大罵:“王金銘,我操你八輩子祖宗,國民黨快完蛋了,共產黨是殺不完的,共產黨會給我報仇的……”渾身是血的父親破口大罵著倒進了沙坑里……
  就這樣,我的父親戴福田,一個參加革命時間并不長的共產黨員,在經受了令人發指的酷刑之后,視死如歸,英勇不屈,為父老鄉親們的翻身解放,為了共產主義的偉大事業,流盡了最后一滴血,犧牲時年307歲。
  父親走了,拋下年輕的母親和兩歲的我永遠地走了。
  自父親被敵人抓去之后,祖母、母親和嬸母整天提心吊膽,以淚洗面。首先是叔父犧牲的消息傳來,過了不久,又傳來了父親被害的消息。
  由于高密是敵占區,父親的尸骨沒法找回。叔父戴福臻的遺體由浯河區新政權和鄉親們運回村子北邊隆重地安葬了。父親和叔父的戰友孫鐵民、董乾初等人親自處理的后事。
  叔父戴福臻和父親戴福田相繼被害的消息,震驚了渠河兩岸。地主漢奸們彈冠相慶,黨組織和鄉親們萬分難過,祖母、母親和嬸母更是悲痛欲絕。戴家的天塌了!可憐的苦命的祖母,自祖父早年被土匪打死后,年輕守寡,養大了父親和叔父,把他們交給了共產黨。如今兩個兒子雙雙被害,我實在難以想象,當年老人家是怎么熬過來的,只知道祖母的雙眼后來哭瞎了。
  如今,年紀輕輕的母親和嬸母又成了寡婦。孤兒寡母,這日子以后可怎么過呀!
  當時只有兩歲的我什么都不懂,只知道穿著孝衣牙牙學語,玩耍,傻乎乎地望著母親以淚洗面……
  多年以后的1963年夏天,即將到北京上大學的我為了搜集父兄們的事跡,來到了高密城外據說是父親犧牲的河灘上。面對清清的河水、金色的沙灘和高大的白楊林,我眼淚奪眶而出。我仿佛看到父親從河里走了出來,渾身是血,瞪著眼睛看著我,默默無語。我低下頭,慢慢地、慢慢地跪在了河灘上……
  王金銘、張步云、蔣介石老賊,我和你們不共戴天!
九祖父、五哥壯烈犧牲

  父親、叔父犧牲后,白色恐怖并沒有結束。張步云、王金銘匪幫繼續對緊鄰他們駐地的共產黨政權浯河區進行騷擾。殺害了浯河區的共產黨人戴福田、戴福臻兄弟后,敵人反革命氣焰更加囂張,恨不得盡快奪回他們失去了的一切。
  這時,已經參加了解放軍山東兵團的三叔戴健揮淚告別了父老鄉親和故鄉,帶著對敵人的深仇大恨和為兩個兄長復仇的決心投入了人民解放戰爭,英勇作戰,奮勇殺敵,屢建戰功,迅速地成長為我軍優秀的基層指揮員。
  隨著解放戰爭的深入發展,蔣介石為挽救其反動王朝的命運,調兵遣將,集中兵力進攻陜北和山東解放區。隨著我解放軍主力部隊轉移外線作戰,斗爭形勢更加殘酷。國民黨支持和豢養的地主、土匪、漢奸分子組成了還鄉團。他們懷著對共產黨和翻身農民刻骨的仇恨,象瘋狗一樣到處燒殺搶掠,橫行鄉里,無惡不作。家鄉變成了割據區,白天是共產黨的天下,一到晚上,還鄉團分子便從安丘、高密敵占區出來活動。他們抓人、殺人、放火,制造了一個又一個血案。渠河兩岸,濰河平原到處槍聲不斷、鬼哭狼嚎。一些村莊被還鄉團分子殺光、燒光,變成了無人村。所謂尸骨成山,血流成河,一點不假。
  當時,九祖父戴鳳樓也已參加了革命,入了黨,在村里合作社(當時村政權的一種形式)任公安員,負責民兵工作。面對兩個從小一塊長大的侄子的被害,九祖父悲憤滿腔。但他沒有被嚇倒,而是更加積極地為保衛新生政府而工作,把個人生死置之度外。
  父親和叔父犧牲后,還鄉團分子又把屠刀對準了九祖父戴鳳樓。
  1946年農歷九月三十日深夜,盤踞在安丘城的還鄉團頭子劉洪華帶領一股匪徒包圍了大夫村,抓走了九祖父和另外7名村干部。
  劉洪華是我一個村的,他原先也是窮苦人,后來當了土匪,又投靠鬼子當了漢奸。鬼子投降后,他又投靠安丘、濰坊一帶的匪首歷文禮,一直與共產黨為敵。
  敵人把八名村干部押到村子北面的大柳樹下,開始了瘋狂地反攻倒算。
  劉洪華舉著一把殺豬刀,聲嘶力竭地大罵共產黨,大罵村干部。他用刀指著九祖父,罵道:“戴鳳樓,我看你們家還有多少共產黨?你侄子戴福田、戴福臻為共產黨喪了命,你他媽的還干共產黨,今天老子就讓你嘗嘗當共產黨的滋味。”說罷,照著九祖父臉上就是一刀。九祖父用手一擋,四個手指被砍斷了,頓時血流滿面。
  九祖父怒火萬丈,大罵劉洪華:“劉洪華,你這個土匪,共產黨是殺不完的,老子今天跟你拚了。”說完向劉洪華撲了過去。劉洪華連砍數刀,九祖父倒了下去,渾身成了血人。
  這時,個別村干部害怕了。實事求是地說,并不是所有參加革命和支持革命的人都能象我父親他們一樣,經得起生死的考驗,寧死不屈,這很難做到。對于一般同情和支持革命的人們,特別是剛翻身的農民來說,只要不出賣別人,向敵人下個跪,求個饒,寫個假悔過書,保住性命也算不錯了,不能都罵為叛徒。至于共產黨的大干部,那似乎另當別論。
  面對敵人的屠刀,一些村干部不同程度地求了饒,保證不再為共產黨干事。他們活了下來,唯有九祖父戴鳳樓慘死在劉洪華的屠刀下,時年30歲。
  這次敵人主要是對著九祖父來的,目的是為了“殺雞儆猴”,破壞共產黨的新生政權。天快亮的時候,敵人逃回了安丘城。
  血肉模糊的九祖父躺在村北的麥田里,已經停止了呼吸。聞訊趕來的祖母等人抱著九祖父被砍下的頭顱哭昏了過去。九祖父最后見到了親人,脖腔里涌出了一股熱血……
  九祖父比我父親還小,是吃我祖母的奶長大的。俗話說,老嫂比母,面對親人接二連三地被害,祖母悲痛欲絕,哭干了眼淚,后來雙目慢慢地失明了。
  從此戴家又多了一個年輕的寡婦九祖母。
  九祖父沒留下后代,九祖母終生守寡,后來由黨和政府及村里養到老。
  九祖父被害不到半年,戴氏家族又多了一位烈士。1947年農歷二月十三日,任區團委書記的五哥戴維玉又被安丘的還鄉團分子殺害了,年僅19歲。敵人把五哥的頭顱掛在安丘城東門上示眾多日。剛過門不久的五嫂也成了寡婦,后來在親人們的勸說下,年輕的五嫂改嫁走了。
  就這樣,在腥風血雨的1946、47年,為了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我的四位親友--父親戴福田、叔父戴福臻、九祖父戴鳳樓、五哥戴維玉為革命獻出了年輕的生命。
  事過多年之后,在家鄉安丘市(解放后家鄉劃歸安丘縣)東面著名的青云山頂上,建起了規模宏大的烈士陵園,高大雄偉的革命烈士紀念碑直插云霄。那上面有戴家四烈士的英名。同時,在烈士家鄉大夫村村北幾個長滿荒草的烈士墳塋前,也立起了幾個紀念碑。(注:這幾個烈士墓解放后始終保留著,父親和五哥沒有了尸骨,墳里埋的是靈牌。)主碑高約兩米,正書“戴家四烈士永垂不朽”,背書安丘縣誌關于烈士們的生平事跡介紹。立碑者是烈士的后代--從敵人虎口里逃生的、共產黨一手撫養成人的、一輩子碌碌無為的不屑子孫戴維堤……
第二次解放

  父親和叔父他們犧牲后,家鄉形勢仍很嚴峻,還鄉團分子揚言要把戴家斬盡殺絕,斬草除根。我和叔父家哥哥兩個男孩成了敵人追殺的目標。為躲避敵人的暗算和騷擾,嬸母帶著姐姐和哥哥去了娘家,祖母被姑姑家接去了,母親帶著我投親靠友,東躲西藏。親戚家也不能久住,舅家,姨家常遭還鄉團分子光顧。有些親友害怕受牽連,不敢收留我母子兩,母親只好抱著我整夜整夜地躲在高梁地里、樹叢里、草堆里,我幼小的身體上到處是血口子。母親生前向我講述這些時,常常淚流滿面。而我,從小便埋下了對國民黨反動派刻骨仇恨的種子。
  母親叫田玉英,也是窮人家的女兒。外祖父是晚清的窮秀才,當過私塾先生,育有7個子女。母親是外祖父最小的女兒,在家中十分受寵,但在那女子無才便是德的年代,母親沒有上過一天學,沒有文化。
  母親長得很白,眼睛大大的,很漂亮,是我心中的圣母。母親的乳汁、溫暖的胸膛、慈祥的面容伴隨我度過了幼年和童年的歲月,留下了永遠抹不去的記憶。
  俗話說,寡婦門前事非多。母親年輕守寡,人又長得漂亮,自然事非不少。不少本村外村的男人們都打過母親的主意。一些好心的親友見我們孤兒寡母日子難過,都勸母親改嫁,母親也為此動搖過,但是為了我,母親始終沒有改嫁。
  1948年秋天,解放戰爭進入大反攻階段,國民黨軍隊兵敗如山倒,我解放軍山東兵團發起了濰縣戰役,一舉解放了濰縣、安丘、諸城、高密等地,家鄉第二次獲得徹底解放,并建立了穩固的人民政權。但是萬分遺憾的是,殺害了包括我父親、叔父等許多共產黨員和人民群眾的國民黨匪首張步云、王金銘沒有抓到,逃到了國民黨軍暫時占領的青島。(注:青島是1949年11月解放的。)??
  后來經我多方調查,王金銘最后隨國民黨軍隊去了臺灣。由于殺共產黨有功,王金銘到臺灣后升官發財,后從軍界轉到警界,最后從新竹縣警察署長位子上退休。據說后來已80多歲的王金銘想回大陸老家探親,但不久就病死了。我實難想象,假如我遇見他,該如何對待他!
  張步云逃到青島后,一開始被國民黨青島警備區委任為少將高參。因張步云土匪出身,投降過鬼子當過汗奸,在國民黨內積怨和樹敵太多,后被國民黨501軍軍長周毓英和國民黨山東省主席沈鴻烈秉報蔣介石批準,于1947年1月被國民黨青島警備區司令丁治磐扣押,1948年2月12日,被處決于青島五號炮臺,結束了他罪惡可恥的一生。
  關于周毓英,本書略作交待。他抗日有功,反共也很積極。1946年蔣介石發動對延安和山東解放區的重點進攻時,把其部隊的許多軍改編為整編師。其501軍改為整編501師,周毓英任中將師長,駐守棗莊。1947年1月13日到19日,我陳粟大軍經過血戰,包圍了棗庒城,向盤踞在城內的周毓英下了最后通牒,并派當時在山東兵團敵工部任參謀的六祖父戴鳳玉利用姑表兄弟關系去勸降周毓英。戴鳳玉見到周毓英后,勸他認清形勢,向陳粟大軍投降,保證免他一死。誰知周毓英頑固不從,死不投降,并‘大義滅親’,把六祖父軟禁了起來。我陳粟大軍付出了重大傷亡后攻下了棗庒城,包圍了周毓英的師指揮所。這時六祖父戴鳳玉勸周毓英不要再頑固不化,趕快向被解放軍投降,保證免他一死。周毓英見大勢已去,才聽從了戴鳳玉的勸告,命令停止抵抗,率師部投降了解放軍。之后,解放軍陶勇司令員和陳毅接見了周毓英和其他被俘國民黨將領。
  周毓英等人在“解放軍官訓練團”學習改造了一段時間后被釋放。后來,中央考慮他抗日有功,有工作能力,態度較好,便讓他擔任了全國政協委員、甘肅省水利廳長。周毓英活到80多歲后去世。
  家鄉正式解放后,我和母親的命運才有了轉機。共產黨和人民政府的干部們把我母子的生活全部管了起來。我和母親分到了土地,由村里代耕代種代收,把糧食送到家中。我至今忘不了那些幫我和母親干活的父老鄉親們,叔叔伯伯們。是他們養活了我,把共產黨的照顧變成了現實。這些叔叔伯伯們,許多人現在還活著,但生活并不富裕。我每次回老家時,總要多多少少地接濟他們一下,我不能忘了他們。
  1949年的冬天,五歲的我早已懂事。有一天晚上,村里開村民大會,我替母親去小學校參加了大會。上級派來的工作隊員喊著我的乳名戴公民(當時我還未起大名),鄭重地發給了我兩份證書。一份是印著毛主席、朱總司令頭象的革命烈士家屬證書。上面寫著:戴福田同志,在人民解放戰爭中英勇犧牲,特授于革命烈士稱號,其家屬應享受人民政府規定之一切待遇。另一份是象獎狀一樣大小的土地證,上面赫然寫著戶主的名字:戴公民。我高興的跑回家去,把兩份證書交給了母親。母親不識字,但她捧著兩份證書,眼淚唰地流了下來。
解放之初

  父親他們犧牲的時候,四叔戴福厚剛十7歲,他隨后也加入了共產黨,解放后當了村里的支部書記。他雖不是我的親叔,但卻是除母親、祖母和姑母外我最近的長輩了,他后來事實上成了我的監護人和撫養人。
  1948年解放之后,人民政權剛成立,百廢待興。四叔在上級派來的工作隊員的協助下,領導全村搞生產,組織民兵站崗放哨,動員適齡青年參軍,建立掃盲“識字班”。村里許多人都在這時掃了盲,但四叔以工作忙為借口,就是不愿進掃盲班。他至今斗大的字識不了一升,但他腦子很好,上級開會內容他全能記住,在村民大會上講話頭頭是道,滔滔不絕,遠近聞名。
  村里的小學校白天是孩子們上課和玩耍的地方,到了晚上便成了“識字班”的天下。提起這“識字班”,那可是沂蒙山解放區的“特產”。解放了的翻身農民迫切需要文化,“識字班”是專為年輕姑娘小媳婦們開辦的掃盲班。由于全是清一色的年輕女性,而且主要是未婚的姑娘,所以慢慢得“識字班”便成了年輕姑娘的代名詞,在沂蒙山地區廣為流傳。例如,人們一提起某某人家的閨女長得漂亮,便說:“那個‘識字班’真俊!”
  識字班里,除了掃盲學文化外,還有人教唱解放區的歌曲,大都是革命歌曲和適合婦女唱的反封建婚姻、自由戀愛方面內容的。如“東方紅”、“白毛女”、“婦女翻身歌”、“小二黑結婚”、“蘭花花”、“信天游”、“李二嫂改嫁”等等。年輕的姑娘們都學得著了迷。一到晚上吃了飯,我們小孩子們也來到學校教室外面聽歌。慢慢地,我也會了不少,回家后唱給母親聽,母親也愛上了這些歌,有時一邊給我縫衣服,一邊哼哼,逗得我真樂。
  當時呂劇“李二嫂改嫁”轟動一時。呂劇是發源于濰坊地區的地方戲。郎咸芬當時是呂劇名星,她唱的“李二嫂改嫁”感動了無數人,后來拍成了電影。有一天,我當著母親的面唱起了“李二嫂改嫁”-- “李二嫂眼含淚關上房門,對孤燈想往事暗暗傷心……”誰知剛唱了兩句,母親就不讓我唱了。只見母親一邊流淚一邊說:“以后什么歌都能唱,就是不準唱這個!”說著,照我的頭上拍了一巴掌。我知道觸動了母親的傷心事,嚇得哭了。母親把我摟到懷里,流著淚說:“孩子,娘為了你從二15歲守寡,什么苦和罪都受了,你長大了可別忘了娘呀!”我哭著對母親說:“我不惹您生氣了,我一定侍候您一輩子。”
  可是不久,我就惹母親生了一次氣,并挨了打。
  這年春天,鬧春荒,家家糧食不夠吃,地瓜干和菜團子是主食。一些人口多的人家只好讓孩子們外出逃飯。當時渠河南岸東南方向有個巴山,離我家20多里地,是我小時候看到的最大的山,其實是個小山包,濰河從山角流過,周圍的村莊土地肥沃,農民生活好一些,人們一般都到那一帶去討飯。有一天,我看到村里一些大孩子要去討飯,便瞞著母親,偷偷拿了一個籃子,又撿了一根樹枝當打狗棍,便加入了討飯隊伍的行列。誰知剛出了村南門,就被當支書的四叔追回來了。不管怎么說,討飯總是件“丟人”的事情,不到萬不得已,誰家也不讓自己的孩子外出討飯。我年幼不懂事,四書在村里當支書,我去討飯,他的臉往哪兒放?四叔生氣地說:“全村都餓死,也不能餓死你!”母親氣得一邊罵,一邊用打狗棍打我。從此,我再也不敢跟著小伙伴們去討飯了.
  還有一次,母親好不容易攤了一籮煎餅,累了大半天,便去找九祖母玩去了。我一個人在家,這時來了一位討飯的老大娘,她說我應該叫她婊媽,同我家是親戚。我看老大娘衣服襤褸,面黃肌瘦,又是親戚,便把母親剛攤的煎餅拿了一大半塞進了老大娘的籃子,老大娘高興地走了。過了一會兒,母親回來了,見煎餅少了許多,問哪里去了,我便照實說了。母親氣得把我打了一頓,說那個老大娘根本不是我的什么婊媽和親戚,給她兩個煎餅就行了。我這個可憐窮人聽了好話就上當受騙的毛病生來就有,一直到現在也改不了。由于從小受過苦,見了窮人就可憐,見了乞丐就給錢,所以后來上了騙子們(政治騙子和經濟騙子都有)的大當,吃了大虧,幾遭滅頂之災,這是后話。
啟蒙老師

  1950年,我上學了。
  提起我的上學,說來十分滑稽。解放后,村里辦了小學,許多大孩子都上學了。母親怕我太小,讓我再過一年上學,我自己也貪玩,不愿進學校受約束。一天,我在學校門口玩,突然從學校里跑出了兩個學生,不由分說把我抱住,一個人抬著頭,一個抬著腳,把我抬進了學校。原來是老師讓他們“抓”孩子們上學,誰抓的多,就受表揚。
  我被抬進了校長辦公室。校長姓戴,名耀臣,家是村西戴家莊的,論輩份,我應叫他叔。他左腿是跛子,說是校長,其實整個小學就他一個老師,真正的光桿司令。他笑著拎著我的耳朵,把我按在凳子上。
  我掙扎著想跑,他板著臉嚴肅地說:“不準跑,我跟你娘講好了,今天正式上學,你不用交學費。”說完,他站著想了一會兒。
  “給你起個大號,就叫戴維堤吧。你這一輩是維字輩。金木水火土,也是土字輩,‘堤’帶土,是大壩的意思。你將來要象一條大壩,能擋住驚濤駭浪,為民造福。”
  我不懂這些,只覺得這個名字不好聽,但也沒有辦法。
  校長從桌子上拿起一本語文書,交給了我,讓大同學們把我領走了。
  就這樣,六歲的我上學了。
  學校是一個廢舊農家小院,教室是幾間破舊的農房。我最小,坐在第一排,隨著同學們大聲地念起了一年級語文的第一課:大羊大,小羊小,大羊小羊山上跑,跑上跑下吃青草……
  戴耀臣是我的啟蒙老師,我很快就成了他的得意門生,因為我比其他孩子聰明。可以說,全班的學生我最聰明,課文念兩遍就背熟了,隨后就把課本一張一張地撕下疊了小動物。學期完了,我的書也沒有了。為此,戴老師常批評我,甚至氣得擰我的耳朵。
  當時老師可以打學生,誰不守紀律,誰學習不好,老師常用教桿打腦袋,或用竹板子打手心。我因學習好,盡管常違犯紀律,但老師很少打我,也可能老師看我是個沒爹的孩子舍不得打我。
  上學以后,正趕上抗美援朝,家家都多交公糧,婦女們都做軍鞋支援前線。戴老師教我們唱革命歌曲:“雄糾糾,氣昂昂,跨過鴨綠江……”;“我是一個兵,來自老百姓,打敗了日本狗強盜,消滅了蔣匪軍……”。我和孩子們整天在大街上唱,許多大人也跟著會唱了。
  家鄉地處海防前哨,解放后臺灣國民黨的飛機經常來空投特務和撒反動傳單,當時正是抗美援朝時期,有幾次據說還投下了細菌彈。只要上級一號召,村干部和鄉親們便一齊出動,到村外去抓特務。戴耀臣老師跛著一條腿,帶著我們到田野上去撿傳單,捉據說帶有細菌的老鼠、小蟲子之類。特務倒沒有見過,但傳單揀過一些,記得內容都是慰問大陸同胞,鼓勵大陸同胞造共產黨的反的。有時能揀到餅干、糖果之類,但誰也不敢吃,連同反動傳單都上交了。現在想起來,那些高級餅干、糖果絕對是沒有毒的,可能后來都讓上級當官的吃了。
  戴耀臣老師教了我們兩年就調走了,上級調他到另一個村子去當校長。是他,第一個把我這樣的窮孩子領進了文化的殿堂,他是我們這批學生的啟蒙老師。他跛著一條腿,辛辛苦苦地教我們,關心愛護我們,與學生們、家長們建立了深厚的感情。送他的那天,我記得全體學生都哭了。許多家長也來送行。母親煮了一些雞蛋,讓我送給戴老師吃。我們扛著他的行李,一直把他送到新地方。田野里的小路上,排滿了哭哭啼啼的學生們。戴老師也哭了,他讓我們回去,但誰也不肯回去,那感人的場面,我至今記憶猶新。
  后來,我一直沒有再見過戴耀臣老師,我真悔恨為什么沒有再去看望他。我萬沒想到,文化大革命中,可憐的戴耀臣老師(一直是小學校長)因所謂歷史問題,被小學生們戴高帽子游街,活活折磨死了。啊!我的啟蒙老師,愿你的在天之靈安息!
鎮壓反革命

  1953年,開始了鎮壓反革命運動。那些沒有逃到臺灣的漢奸、土匪、惡霸和殺害共產黨員、翻身農民的反革命分子、還鄉團分子一個個被抓了起來,殺的殺、關的關、管制的管制,這就是所謂的“殺、關、管”。后來聽說鎮反中也有擴大化,把不該殺的人殺了,不該整的人整了,這也可能。毛澤東說過,革命不是請客吃飯,不是繪畫繡花,不能溫良恭謙讓。相當年,國民黨反動派、地主、土匪、漢奸對共產黨人和同情支持共產黨的老百姓寧錯殺一千,不放過一個,制造了那么多血案、慘案。光膠東地區就有許多被國民黨、還鄉團分子殺光、燒光的無人村。剛剛奪取了政權的共產黨和勞苦大眾為了鞏固新生政權,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無可非議。至于個別地區有錯殺、錯整現象,在所難免,不足為怪,哪個墳堆里沒有屈死的鬼呢?古今中外概莫如此。
  一天,聽四叔說,殺害九祖父和五哥的漢奸劉洪華在青島被抓住了,就要拉回來槍斃。
  反革命還鄉團頭子劉洪華心毒手辣,共殺害了包括我九祖父和五哥在內的共產黨員和群眾50多人,在沂蒙山區和家鄉一帶干盡了壞事,制造了許多慘案,血債累累。家鄉解放后他逃到青島,未來得及逃往臺灣即被青島市公安局抓獲。
  槍斃劉洪華那天,學校老師帶領我們去參加公審大會。會場在景芝鎮西的河灘上,已經人山人海。有些沂蒙山里的老頭老太太是帶著刀子、剪刀來的,他們大都有親人被害,恨不得把劉洪華零刀割了以解心頭之恨。
  一會兒,劉洪華等八名罪犯被解放軍押過來了,會場上頓時群情激奮,喊殺聲震天。
  這個劉洪華,說來也是個人物。他被抓后,自知罪孽深重,必死無疑,倒也態度老實,對所犯罪行供認不諱,并擺出一副滿不在乎的樣子。當公安人員和解放軍去押他時,他要吃有名的景芝燒雞,喝景芝白干酒。公安人員按人道和常規讓他吃了飯,喝了酒。他酒飽飯足后竟邁著方步一步一搖地唱起了京劇《四郎探母》。公安人員氣壞了,往他嘴里塞了一把石灰,他才住了聲。
  公審大會結束后,宣布對劉洪華等八名罪惡累累的反革命分子執行槍決。這時會場騷動起來,人們都沖到前面觀看,一些受害者家屬要沖過去報仇。老師怕嚇著我們,不讓看,組織我們回去。我不怕,溜出了學生隊伍,從人縫里鉆到前面。這時只見解放軍和公安人員拖著八名罪犯到了河灘上,一字排開,讓他們跪倒在地。劉洪華不想跪,被一個公安人員踹了兩腳也撲騰跪下了。只見公安人員抽掉了八個家伙腦后的亡命牌。
  這時人群又騷動起來,口號聲,喊殺聲響成一片。負責警戒的解放軍和民兵用力阻攔著涌動的人群。隨著“砰”、“砰”的一陣槍聲,只見7個家伙一個個栽倒在地,有的腿還亂動。不知為什么劉洪華沒有倒下,仍跪在那里。這時只見一個公安人員(可能是首長)把槍交給了身旁的四叔戴福厚。
  只見四叔端著槍沖到了劉洪華身后,大喊:“劉洪華,你償命吧!”說著照劉洪華的腦袋連開了數槍,劉洪華倒在地上一動不動地“老實”了。
  后來據說槍斃犯人的執刑人員要保密,要戴墨鏡,打完了就走,以免讓犯人家屬認出添麻煩,可當時“鎮反”時,沒有這些規距。
  四叔這幾槍,總算告慰了慘死敵手的戴家烈士們的英靈。
  據后來四叔說,當時這個安排,是事先經上級批準的。上級知道戴家苦大仇深,四叔又是共產黨員和村支書,才這樣安排的。
  槍斃反革命的情況,我跑回家告訴了母親,母親早已包好了餃子,炒了幾個菜,讓我把四叔和村干部叫來喝了一頓酒,慶賀了一番。
少年時代的故事

  戴耀臣老師調走后,學校遷到了村東頭劉家地主的一個大院子里。學校規模擴大了,成立了完小,上級又調來了幾個老師,有教語文的,有教算術的,有教音樂的,逐步進入了正規。由于教室不夠用,不同年級的兩個班往往輪流用一個教室,這給我帶來了方便。我常冒充高年級學生聽課并回答問題,老師竟認不出來。
  學校的東邊是一片大松樹林,里面有許多大墳頭,那是我們玩耍的好去處。夏天大雨過后,樹林中草地里、墳洞里能捉到蛇、刺猬和黃鼠狼之類。那些多得捉不完的知了龜(蟬的幼蟲)和手指般大的螞蚱是大人們喝酒的美味佳肴。捉回家用鹽一腌,用油一炸,又香又脆,真是味道好極了。后來,老師組織學生們在松林中伐了幾棵樹,修了一個籃球場,供學生們上體育課用。學校的北面緊靠著松林是一個大灣(池塘),周圍長滿了蘆葦和柳樹,水里有魚、青蛙之類。因灣很深,老師不準下灣游泳。可我和一些同學常趁中午老師們午睡時偷著下水玩,從此學會了游泳。
  小學時的校長老師們都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至今仍記得他們的音容笑貌和名字。校長劉涌泉,體育老師張立芳,語文老師戴虎臣,美術老師徐惠貞,政治老師王福全……如今,他們大都不在人世了。
  上小學時,由于貪玩,經歷了數次劫難。
  有一次,剛下過大雨,我和小伙伴們來到村北的池塘邊玩耍,一不小心,掉進了很深的池塘里。當時剛六歲,不會鳧水,眼看要淹死了,這時旁邊一位洗衣服的嬸子把我撈了上來。這位嬸子的救命之恩,我至今不忘。
  還有一次,是小學三年級時,老師帶領學生們去村東的公路邊栽樹,栽完樹往學校走的路上,遇到一輛大卡車下了公路往村里開去。當時剛解放不久,看到大汽車很新鮮,趁車慢慢經過我身邊時,我一下子用兩手抓住車廂,想爬到車上玩。汽車司機未發現有人吊掛在車廂上,繼續開。這時有同學喊:“快下來,前面有老師!”我一急,雙手一松,摔在地上,汽車后輪緊貼著我的腦袋開了過去。我因慣性在地上翻了一個跟頭,滾到了路邊溝里,人已經失去了知覺。當我一會兒清醒過來時,滿臉是血,前門牙也摔掉了一半。
  回到學校時,不知為什么,一位老師不但不可憐我,關心我,反而把我叫到隊伍前面示眾,讓同學們引以為戒。我渾身疼痛,站立不穩,掙扎著回到了家,就病倒了,把母親急得要命。老師們、同學們都來看我,那位懲罰我的老師還向我母親告狀,我從此對這位老師敬而遠之。有一次,趁沒有大人在場,我和一個同學用彈弓把這位老師家的小狗打瞎了一只眼睛。這是我小時候唯一不尊重的一位老師。
  最可怕的一次是遇上了蛇。
  我家的三間土房,是父親生前為了娶母親緊急建造的,沒有一塊磚頭,全是干打壘,墻里面有許多縫隙。由于房子緊靠村外莊稼地,每到夏季下雨時,院子里便來了許多蛇,有些蛇被鄰居家大人們打死了,有些爬進了屋里,安營扎寨,繁衍生息。西屋里盛糧食和雜物,常發現蛇蛻的皮,我和母親當時很害怕。北方人怕蛇,其實北方的蛇都是無毒蛇,但那付尊容,讓人不寒而栗。
  每到春、夏季,我和小伙伴們便掏燕子窩、麻雀窩,捉到乳燕和小麻雀養起來,十分好玩。由于從小把他們養大,所以十分聽話。夏季隨大人們下田勞動時,戴著斗笠,在斗笠下面縫上一個布袋,作為小燕子或小麻雀的窩巢。一到田間,便把他們放飛出去,讓它們在田野上飛一會兒,捉昆蟲吃,只要用口哨一招呼他們,立即就會飛回來,落到你的手上,肩上。這時把他們放進斗笠下的布袋里,隨你干什么事,他們也不飛走。
  有一年春天,是麻雀們生兒育女的時期,我和小伙伴到處尋找麻雀窩捉幼麻雀。有一天在我家的房山墻縫里發現了麻雀窩,里面的小麻雀“吱吱”地叫著。我和小伙伴搭成人梯,我在上面,拿一根樹枝從墻縫里往外鉤小麻雀。我一手扶墻,一手拿小樹枝往墻縫里輕輕地捅,只覺得里面軟軟的。我張著大口,喘著粗氣,想靠近墻縫看個究竟。這時,突然從雀窩里竄出一條蛇,一下子就鉆進了我的喉嚨。我“哇”地一下摔了下來,上下牙不自覺地一咬,把蛇咬在嘴上,外面還有大半截。蛇被咬痛了,用尾巴在我頭上臉上使勁地抽打。而我已兩眼發白,咬著半截蛇暈了過去。
  小伙伴們驚呆了,聞聲趕來的大人們也驚呆了,一個個束手無策。有膽大的大人上來抓住蛇尾就要往外拉,這時飼養室的二老爺大喊:“不能拉,蛇有倒刺,會把孩子的喉嚨拉壞的。快去拔棵大蔥來!”附近有菜園,有人馬上拔來了幾棵大蔥。二老爺挑了一個合適的大蔥葉子,掐斷兩頭,在眾人的幫助下,把蔥葉子從蛇尾套進去,輕輕地往里推。二老爺抓住蛇尾,喊道:“孩子,張開口,不要怕!”我迷迷糊糊地張開了口,松開了牙齒,蛇已被我咬得半死了。二老爺象外科醫生一樣,把大蔥葉子輕輕送到我的喉嚨里,然后輕輕地向外拉蛇。一會兒,一條半死不活的蛇便從我嘴里拉了出來。我得救了,眾人一片唏噓聲,二老爺救了我一條小命。從此,我再也不敢掏麻雀窩了,直到如今,我一見到蛇,便敬而遠之。
  學校旁邊大街旁有棵老槐樹,相傳有幾百年了,兩個人都抱不過來,樹干中間已經干枯,變成了一個大洞,但粗大的支干仍枝葉茂密,象一把巨傘,足有籃球場大。夏天,人們在樹下乘涼,冬天,人們在樹下曬太陽,講故事。老槐樹下也是孩子們的樂園,白天,爬到樹上玩,躺在樹椏間睡覺,晚上鉆到樹洞里捉迷藏。據老人們說,這棵老槐樹足有好幾百年的歷史了,大約是明朝末年的“文物”。老祖宗從山西洪洞縣大槐樹下遷來時,為了紀念,便種下了這棵槐樹。它歷經倉桑幾百年,仍枝葉茂密,預示戴氏后人興旺發達。逢年過節,紅白喜事,人們都要在老槐樹下放鞭炮,燒香燒紙擺供品供奉先人,并祈禱老槐樹保佑平安,風調雨順。
  村里有個光棍老漢,按輩份,我應稱他老爺爺,全村的人都叫他二老爺(老爺子的意思)。二老爺60多歲了,身體仍很硬朗。據說他年輕時也曾風光過,走南闖北,上過關東,被“拉過兵”,下過南洋,據說參加過第一次世界大戰。他漂泊半生,死里逃生,光桿一人又回了故鄉。互助組合作化以后,村里把所有的牲畜集中喂養,讓二老爺當飼養員。我因從小愛動物,常去飼養場玩,幫著二老爺干活,二老爺很喜歡我。記得那時飼養場里大約有兩匹馬,三頭騾子,十幾條黃牛,沒有毛驢,毛驢由各家喂養。這些馬和牛,都成了我的寵物和好朋友。由于我常喂它們,給他們抓癢,它們都很聽話。我給它們一個個起了名字:大黃,二黃、老黑、小黑、花臉等等。每天放學以后,我常牽著它們到村外去放牧。
美麗的母親河

  小時候,人小個子矮,“鼠目寸光”,只見到家鄉一片平坦的大地,看不到什么大山。后來才知,家鄉西面幾十公里外就是沂山主峰,據說李逵沂嶺殺虎的故事就發生在那里,自己其實是沂蒙山的子孫。
  發源于沂山腳下的渠河,又名浯河,是濰河的一條主要支流。她象一位婀娜多姿的仙女,從沂蒙山的崇山峻嶺中破霧而出,邁著輕盈的舞步,唱著醉人的山歌,姍姍而來,路過我的小村莊,向著太陽升起的地方飄然而去,撒下了一路芬芳。這條全國地圖上找不到的小河,是我的母親河。她攜帶著沂蒙山的泥土,造就和潤育了大片肥沃的土地,也把沂蒙山的剛毅、凝重和不屈不撓的精神留給了她養育的子孫。
  小時候最喜歡的是到渠河里玩。盛夏中午時分,太陽火辣辣地烤著大地,連狗都熱得一動不動,趴在樹蔭下伸著舌頭喘著粗氣;蟬在樹梢上拚命地喊叫著;大人們正在歇晌。我和小伙伴們每人頂著一個大向日葵葉子,跑到村子南邊的渠河邊上,扒掉褲子,光著屁股撲騰撲騰地跳到了河水里,那種舒服和高興勁兒甭提了。我們在水里扎猛子,學狗刨,打水仗,盡情地嘻戲著。
  在不下大雨的日子里,渠河水并不寬,也不很深。靠北岸的地方較深,岸邊長滿了水草,里面有不少小魚,小蝦,河蚌,甚志還有螃蟹和鱉,每次去玩,總能捉到一些。當時不會釣魚,只會用手抓和摸,吸一口氣,鉆到水里,兩手在水草中、洞穴里輕輕地摸索,不一會兒就能抓到幾條小魚和螃蟹。渠河的南岸是一片金黃色的沙灘,沙灘后面是大片的白楊林。河中間有許多不規則的沙丘,那是大水過后形成的。由于河水是從上游山上流下來的,沒有任何污染,河水清徹透明,捧起來喝幾口,甘甜爽口,舒服極了。
  玩累了,我們便躺在河中間的沙丘上曬太陽,或者用沙子把身體埋起來,只露出腦袋,瞪著眼望著天空的浮云,聽著樹林里嘰嘰碴喳的鳥叫,真是舒服極了。我們沉醉在渠河母親的寬大的胸脯上,就象小時候依偎在母親溫暖的懷抱里。
  當時年幼不知道,我和小伙伴們戲水玩耍的地方,正是父親當年被敵人抓走的地方。可能是父親的神靈保佑我,使我從小躲過了一個個劫難。
  母親河也有發怒的時候,那就是大雨過后發大水的時候。聽老人們說,渠河里有水怪,每縫發大水時便出來興風作浪。據說那水怪能頂起幾米高的水柱,所過之處,吼聲如牛,橋斷樹倒,驚天動地,十分可怕。傳說歸傳說,誰也沒見過。
  當年,母親河一年四季流水不斷,夏秋季節發大水時,河面寬闊,水流喘急,洶涌澎湃,冬春季節也“小河流水嘩啦啦”。如今,由于降水量越來越少,上游又建了水庫,母親河已經變成了季節河。謝天謝地,由于上游沒有污染,水質仍很干凈,每一滴水都象油一樣寶貴。
口吃的笑話

  上三年級的時候,班里一個學生說話結巴,我常學他的樣子,慢慢地自己說話也結巴了,尤其是當著生人的面和著急的時候。
  一天下午,雨過天晴,我放學后便來到了飼養場,二老爺讓我去放牛。
  我把叫“大黃”的母牛牽著出了村,它的兒子跟在后面歡蹦亂跳。我來到了村西的地頭上,看著“大黃”吃草,一會兒,小牛不見了。
  附近一口枯井里傳來了小牛的叫聲。我急忙跑回飼養場,上氣不接下氣,心里著急,說不出話來。二老爺知道我結巴,看我急得臉紅脖子粗的樣子,忙笑著說:
  “孩子,別急別急,什么事?快唱快唱,唱出來!”
  于是我唱道:“那個小牛掉到井里了。”
  二老爺趕緊叫了些人,把小牛從枯井里救了上來。
  自從有了口吃的毛病,我的性格發生了變化,不愛講話,怕見生人,尤其不和女同學說話。老師想改掉我的毛病,有一次,老師讓每人準備一個故事,到講臺上去演講。我準備了半天,但輪到我上臺的時候,面對全班的同學和老師,我吭哧了半天,什么也沒講出來,惹得同學們哈哈大笑。
  二老爺要幫我改掉口吃的毛病,他用的辦法是“惡治”,即在你正結巴毫無防備的時候,突然抽你的嘴巴子,據說這樣打幾次,一般人都能改好。可我不干,我怕挨打,總離他幾米遠防著他。
  念書不結巴,唱歌不結巴,這是我的經驗。
  我從小有想當飛行員的理想。1960年夏天,在我即將初中畢業時,上級來學校招飛行員,我和四個同學初試合格了。我很高興,回家告訴了祖母,祖母默默無語。她知道當飛行員也是當兵,我父親就留下了我這一條“根”,萬一……但是祖母最后還是同意了。
  招兵辦的同志帶領我們到濰坊解放軍“八.九”醫院復查身體,不料出了問題。
  當我被查到最后一項神經科時,醫生把我固定在一個轉椅上,一按電鈕,轉椅飛快地轉了起來,又立即停下。這時一般人皆暈了,我也有點暈,但頭腦仍清醒。醫生很高興,拿出我的材料,同我“聊起天”來。
  “你叫什么名字?”醫生問我。
  “戴維堤。”
  “這個名字不錯,怎么像新疆人?有個美國飛行員叫戴維斯,恐怕你不認識吧!”
  “不、不認識,他、他是美國人,我、我怎么認識他。”
  “你是什么村的?”他問。
  “大、大夫。”我說。
  “為什么叫‘大夫’?你們村里有很多醫生嗎?”他感到很奇怪。
  我從來也不知道“大夫”村名的來歷,便緊張起來。我結結巴巴地說了半天,我說我祖上可能是大官,官名叫“大夫”,不是醫生。
  “你說話口吃?”醫生問道。
  我點了點頭。
  “這就壞了。”他很惋惜的樣子,“當飛行員是不能口吃的,你知道嗎?在空中要隨時向地面和戰友報告情況。敵機過來了,你一著急,說不出話來,這怎么行?還不讓人家一下子就打下來了!”
  我懊喪極了,飛行員之夢從此破滅。
  從此以后,我下定決心要改正口吃的毛病,但光靠自己改,怎么也改不過來。
  有同學跟我開玩笑:“結巴算什么,又不是一句話也講不出來,只不過多作點功而已,又不是啞巴。結巴的人聰明,聽說恩格斯和魯迅說話也結巴,你怕什么?”我以笑置之。
  口吃的毛病,一直繼續到上大學之后的1966年6月27日的晚上,發生了奇跡……
二老爺的故事

  二老爺會說書,他有滿肚子的故事。冬天在飼養室的熱坑上,夏天在老槐樹底下,我們給二老爺沖上茶,點上煙袋鍋,圍坐在他周圍聽他說書。從“三俠五義”、“隋唐演義”到“三國”、“水滸” ;從“薛平貴征西”、“貍貓換太子”到“孫臏斗龐涓”、“公冶長學鳥語” ;從“李逵下山”、“武松打虎”到“楊志賣刀”、“秦瓊賣馬” ;從“曹操滅袁紹”到“韓信殺龍且”;從“乾隆下江南”到“劉墉回故里”等等。不但中國的故事,連外國的什么“彼得大帝、拿破侖、英國傳教士、廣島原子彈”等他也略知一二。聽二老爺說書是一種享受,冬閑時晚上幾乎天天去聽,許多大人小孩都聽入了神,許多故事聽了后終生不忘。事實上,二老爺是我的第二個啟蒙老師,我的許多歷史知識和做人的道理都是從他那里最先得到的。
  二老爺講的許多故事中,有許多就發生在家鄉一帶,有些主人公就是家鄉人。公冶長是孔子的高徒佳婿,其故里就在我家東南幾十里的沂山腳下。據說他懂鳥語,有一天清早,聽見鳥兒在窗外喚他:“公冶長,公冶長,南山頂上一只羊,拿回來,你吃肉,我吃腸。”公冶長到南山一看,果然有一只羊掉在山坡的樹叉上了,這當然是傳說;諸葛亮的祖輩諸葛豐是諸城人,離我家30多里路,后遷到了沂南縣一帶,生了諸葛亮,后出家去了南陽。諸葛者,諸城葛氏也。這不是我的杜撰,而是定論的史實;李逵沂嶺殺四虎,楊志賣刀青州府,秦瓊賣馬登州府,都離我家鄉不遠。曹操滅袁紹,韓信背水一戰大敗龍且,其古戰場就在村東南濰河兩岸;至于劉統勛、劉墉父子(家鄉人從來不稱劉羅鍋)故里就在村東南20多里的逢戈莊。劉墉回鄉必路過村東大道,由于年代較近,家鄉人無人不曉。
  據說二老爺年輕時水性極好,下南洋當兵時掉到大海里一天一夜沒淹死他,這事很快就被驗證了。
  記得那是1956年8月的一天,連續幾天的陰雨已把地里的莊稼淹了不少,估計要發水災。又一場大雨過后,聽到四叔和村干部們大喊:“發水了,快到大堤上去堵水!”村里的男勞力們都抗著鐵锨披著蓑衣向村南的渠河大堤跑去。我不顧母親阻攔,也找著一把鐵锨跑出了家門,正碰到二老爺,我倆一老一小跟著人們趕到了渠河大堤上。一上大堤,哇!好大的水呀!昔日秀麗溫順的渠河頓時變成了脫韁的野馬,洶涌的洪水自西邊滾滾而來,波濤中飄滾著大樹、莊稼、木頭、箱子、被褥、牛、羊、豬等,什么都有。這些東西堵塞了下游的橋洞,水越漲越高,眼看就要溢上堤來。
  村干部們挑選了一些年輕力壯會鳧水的村民脫光衣服,用繩子拉著下水到橋邊排除障礙。岸上的人都捏著一把汗。由于沒有船,排障工作十分困難,但還是起了作用。靠岸邊的一些樹枝雜物等被排除了,洪水慢慢開始減弱。
  (注:可能由于經濟和文化的原因,直到如今,家鄉的農民夏季到池塘和河里洗澡時沒有穿褲衩的,全部一絲不掛。婦女們必須回避,繞道而行。)
  這時,大家發現從上游飄下一個人來。啊!是個婦女,頭發和身體在水中一沉一浮地漂浮著。人們呼喊起來,但沒人敢下水。
  這時,只見60多歲的光棍二老爺迅速脫光了衣服,一個猛子扎進了水中,向遠處的女人游去。經過一場搏斗,在岸上人們的幫助下,一絲不掛的二老爺抱著水淋淋的女人走上岸來。
  我清楚地看見,光著身子的二老爺把女人放到地上,讓女人趴著,幾個大人上前摳出了女人嘴里的泥沙,壓女人的后背。折騰了一陣子,只聽那女人‘哇’地一聲,大口大口地吐起黃水來。
  “活了,活了!”人們高興地喊著。
  原來這溺水者,有兩種情況。一種是鼻孔進水,通過氣管進入肺中,人很快被嗆死,沒法救活;一種是大口大口喝水,最后灌暈了,這種情況有可能救活。
  女人活了,這是一個40多歲的女人,二老爺救了她的命。
  這時,人們才發現二老爺仍然光著身子,蹲在那里,點上一袋旱煙吸了起來。他那古銅色的肌肉和健壯的身軀象一尊雕塑。
  有人勸二老爺快穿上衣服,二老爺滿不在乎地一邊穿衣服,一邊嘴里罵道:“他娘的,什么時候,還管些那個!”人們哈哈大笑起來,我樂得直蹦高……
  被救女人在村里住了好幾天,由九祖母等人照應,養好了身子。她跪在二老爺面前,泣不成聲,感謝救命之恩。女人是上游的一個窮山村的,一家都淹死了。有人勸二老爺收留這個女人,女人也愿意留下。可二老爺說什么也不答應,認了女人作干女兒,送了點錢和一些干糧給她,讓她回去了。
  后來,再聽二老爺說書的時候,總有人拿他開心。有些調皮孩子問他:“二老爺,你光著腚抱著個女人時是啥滋味?”(注:家鄉人稱“屁股”叫“腚”。)二老爺摸著胡子,搖頭晃腦地說:“人者,仁也。救人一命,勝造7級浮屠。大丈夫坐懷不亂,方為真君子也。你小孩子家懂個屁!”
  大家說歸說,但對二老爺更加尊敬了。
  二老爺始終孤身一人,一直為生產隊喂牲口。后來我考上大學要上北京的時候,他摸著我的頭說:“好孩子,我就知道你有出息,你爹你娘沒福氣。你到北京好好闖去吧!那里是天子腳下。咱村里出了你這么個狀元,戴家先人顯靈圣啦!”
  后來上大學放寒暑假回老家時,我又見過二老爺幾面。他已經老了,成了五保戶。文革中,村里的造反派把二老爺打成了“牛鬼蛇神”,同四叔等村干部們一起游街示眾。文革過后,人性淪喪,世態炎涼,孤苦零丁的二老爺老病交加,無依無靠,最后用一根繩子結束了自己的老命。他沒有親人,沒有后代,一個人孤零零地去了。
  我寫到這里,心里難受之極,淚水濕透了稿紙。這段文字,算是對二老爺--我人生中的又一位啟蒙老師和長輩唯一的懷念吧!
初中女同學之死

  1957年,我高小畢業了,考入了安丘三中,校址在景芝鎮南邊,離家八里路。
  當時生活仍很困難,母親省吃儉用,把好吃的留給我。學校仍免我的學雜費。我的戶口轉到了學校,這樣可以象老師們一樣,每月享受兩斤面粉(十個饅頭)的待遇,其余全是粗糧、地瓜和地瓜干之類的食物,這就很不錯了。沒有炒菜,全是咸菜的干活,一個月也見不了一滴油水。每月的十個饅頭,我都與同學們分著吃了,哪能一個人吃呢?
  班里同學都是農民子弟,家里都很窮。所謂窮,是連最起碼的“吃”都不飽。我當時不明白,家鄉土肥水美,號稱“糧倉”,但小時候就是吃不飽。當時產量很低,沒有優良品種,沒有化肥,打下的糧食交完公糧后所乘無幾,家家都要挨餓。許多同學從家里帶又黑又苦的菜團子,掛在宿舍里吃好幾天,搞得宿舍里臭哄哄的,晚上嗆得人睡不著覺,但不可能扔掉,全充饑了。
  當時的中國農村,在經過了互助組、合作社之后,又成立了人民公社。不久,黨中央提出了“鼓足干勁,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的總路線,并號召全國人民“高舉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三面紅旗,跑步進入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由此,共產黨的領袖們開始了建國以來第一次左傾路線,發起了高燒。
  當時,村子改成了大隊,村民們都叫社員。大隊里成立了集體食堂,干部們要求社員們一律到集體食堂吃飯,不準個人家中“開伙”,并要求各家把做飯的大鐵鍋一律交到大隊,砸碎了煉鋼鐵用。但許多社員都不愿到集體食堂去吃那豬食一樣的飯食,更不愿交出自家的飯鍋。
  一天,我回家取“干糧”前,校領導要求學生們回家時揀廢銅爛鐵。據說煉出鋼鐵來可以造飛機大炮解放臺灣。我想,解放了臺灣,可以抓到殺害我父親的國民黨壞蛋們。我到家后,聽說大隊里要各家交出飯鍋煉鋼鐵,便趁母親不在家,把自己家的飯鍋拖到大隊院子里砸碎了。母親回家后發現飯鍋沒有了,哭著把我痛打了一頓。我的獻鍋行動到了村干部和學校領導的表揚,但是母親沒有飯鍋為我加工“干糧”,我只好背著一些生地瓜返回了學校。
  上初中發生的一件大事,就是同村女同學李芳之死。
  那天下午放了學,我回家取干糧。出了校門,見本村女同學李芳走在前邊。我不愿意與女同學一塊走,便保持距離跟在她的后面,可她走得很慢,急得我要命。不一會兒,電閃雷鳴,下起了大雨,李芳跑了起來,我也在后面跟著跑。過了一片高梁地是一片平地,眼看就快要到家了,這時突然電光一閃,驚天動地的一聲響雷,我就什么也不知道了。當大雨把我澆醒時,爬起來一看,只見前面李芳仍趴在地上一動不動。我跑過去一看,大吃一驚,只見李芳頭發被燒掉一片,臉色黃黑,人已經死了。我趕緊跑進村喊來了人,李的家人哭得死去活來。
  我可憐的女同學李芳死得太慘了。她很聰明,學習也很好,個子高高的,長得很俊。要不是真正的禍從天降,她以后完全可能也考上大學。人啊!命運就是這樣殘酷無情。
  我病了好幾天,腦子里總是浮現著李芳那可怕的尸體,這件事對我的印象太深了。
反右派的故事

  1957年的秋天,學校里又發生了重大事件。
  音樂、體育老師李懷津,師范畢業,21歲,風度瀟灑,同學們都很喜歡他;語文老師王繼初老氣橫秋,陰陽怪氣,同學們都很討厭他;班主任老師桑煥明一本正經,嚴肅有余,同學們都很尊重但有點怕他。一天,桑老師通知我們到大教室開會。
  大教室里坐滿了人,校長兼書記李立華及全體老師都在場。我們站在門口,只見李懷津老師和王繼初老師站在當中,低著頭,頭上身上貼著標語和紙條:打倒右派分子某某某!坦白從寬抗拒從嚴!
  老師們有人喊口號,讓我們也跟著喊,我們十幾歲的孩子,從未見過這種場面。1953年見過槍斃反革命,可這是我們的老師呀!怎么一夜之間變成右派分子了呢?什么叫右派,當時不太清楚,反正不是好東西。
  這時,李書記站起來講話了。
  “同志們,今天我們學校揪出了兩個右派分子,這是偉大的勝利(當時還不大興“毛澤東思想的偉大勝利”這種說法)。上級說我們學校起碼有五、六個右派分子,今天先把李懷津、王繼初揪出來示眾。李懷津你聽著:你年紀不大,卻反動透頂,惡毒攻擊黨和社會主義。大家聽著:李懷津在日記里寫道:夜來生美夢,想吃落花生,醒來夢一場,肚子空蕩蕩。同志們,這不是反黨是什么?這時,一些老師高呼口號:“打倒李懷津!李懷津必須老實交待!”我和同學們也跟著喊了起來。
  李書記又接著說:“要不是于某某老師偷看--不,是發現了李懷津日記里這些反動言論,我們今天還蒙在鼓里呢!于某某同志立場堅定,是偉大的反右派斗爭中涌現出來的積極分子,大家應當向他學習!”這時我看見教生物的于某某老師很尷尬地笑著,許多老師都低著頭不吭聲。
  李書記頓了一下,瞅了一眼王繼初老師,大聲地說:“至于王繼初,更是反動透頂。王繼初歷史上是國民黨員,反動地主出身,一貫仇視共產黨,混進了教師隊伍。他教學生語文課,總是放毒,批改學生作文時,全是反動言論。一級三班的戴維堤來了沒有?”
  我一聽,嚇了一跳。班主任桑老師笑著把我拉到前面。
  “戴維堤,你看看,這是你的作文。”李書記用右手拍打著左手里一本作文本,根本沒讓我看,對著大家說,“戴維堤的作文寫得多好啊!你們聽:毛主席教導我們,虛心使人進步,驕傲使人落后,我們一定要聽毛主席的話。可王繼初這個家伙用紅筆批道:這話根本不是毛主席發明的,古來有之。下面還有,戴維堤說,只要聽黨的話,好好學習,就能使國家強盛起來,共產主義就一定能實現。王繼初批道:幼稚可笑。好一個王繼初,你這不是反黨反毛主席又是什么?”這時老師們都喊:“打倒王繼初!王繼初罪該萬死!”
  天哪!我怎么不知道我的作文里有這些批示呢?原來,這次作文本還很沒發下來,就被校方收走了,為的是收集王繼初的材料,難怪我不知道。
  實事求是地說,當時很同情李懷津老師,對王繼初沒有好感,加上他是國民黨員,我自然更恨他。我也跟著老師們喊:“打倒王繼初!”
  后來,李懷津、王繼初繼續給我們上課,但非常小心,一句話也不多說,臉上毫無表情。
  又過了些日子,公安局來人把王繼初抓走了。據說在景芝西河大橋下面發現了反動標語“打倒共產黨!”公安局破了案,是王繼初回家路過時寫的。看來王繼初確實是個仇恨共產黨的反革命分子。后來,王繼初死在了監獄里。
  后來被送到勞改農場勞動改造多年。后來我一直沒有機會再見到他。聽初中老同學說,當年英俊瀟灑的李懷津老師從勞改農場出來后已經蒼老得很,且一條腿瘸了。
  反右期間,人人自危,十三歲的我又無意間捅了一個漏子。
  冬天的一個早上,我第一個來到了教室。教室里沒有火爐,玻璃窗子上全是冰花,十分好看。我愛練字,便用手指在窗花上亂畫。這時,正好學校廣播中央人民廣播電臺新聞,好象是中共中央決定、通知之類的有關反右派的新聞。播音員夏青(后來才知道)的音調好聽極了,隨著他說“中共中央……”我用手指在窗花上剛寫完“中共”兩字,聽見門外反右派積極分子李某某老師在門外咳嗽,我便溜出了教室。我前門出,他后門進,沒有看見我。
  下午放學前全校開大會,李書記訓話,點了這件事。他說:“一級三班的教室里發現了反動標語!有人按捺不住反黨野心,竟然在窗子上寫“中共”。只有國民黨才這樣稱呼共產黨,這不是反動標語是什么?可惜窗子上的冰花已經化了,沒有證據了。希望大家揭發檢舉,誰寫的要坦白交待。反正不會是學生寫的,因為字寫得很老練,很有力。”
  我的天哪!怎么好事都讓我碰上了。我一個十三歲的初中生也不認為寫“中共”兩字就是反動標語,但我不敢承認。反正李老師也沒看見我,也不可能懷疑到我這個烈士后代頭上來,去他媽的吧!此事后來不了了之。當時我作好了準備,若李書記再說是哪個老師寫的,我就站出來承認那是我寫的。
  反右派斗爭,在我年小的心靈里留下了深深的烙印。
“放衛星”的故事

  1958年我上初二的時候,“大躍進”開始了。全國掀起了“趕超英美”、跑步進入共產主義的狂潮。
  李書記不知道為什么出頭露面少了。大躍進期間,他很少講話,出頭露面的常常是教導主任王年玉。王主任背有點弓,寬大的額頭光光的,眼睛深陷,象個類人猿。他講話笑嘻嘻的,一副和藹可親的樣子。
  在王主任的指揮下,學校里開始大煉鋼鐵。這可苦了學生們,半夜三更爬起來,用書包到幾十里外的礦山背礦石和煤塊。由于很少上課,許多同學溜回了家,幫家里干活。
  費了九牛二虎之力,學校幾個火爐子最后煉出了幾塊巴掌大的生鐵。校領導用紅綢子包著,敲鑼打鼓到公社黨委去報喜。
  王主任又決定大搞試驗田,放“衛星”。他在全校大會上雄心勃勃地宣布他的偉大計劃。
  “同學們,在偉大領袖毛主席和黨中央的領導下,在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三面紅旗的指引下,全國形勢一片大好,我們學校形勢更好。我們不但煉出了鋼鐵,也煉出了思想,煉出了許多積極分子。現在我們要象全國一樣,大搞試驗田,放‘衛星’,徹底解決我們國家的糧食問題,那時我們就不會餓肚子了。不瞞大家說,我也吃不飽,今天我兒子去挖了許多馬齒莧,我讓老伴燙了燙,加了點鹽和大蒜涼拌著吃,味道好極了,不過別吃多了,吃多了腫臉,拉肚子。”同學們哈哈大笑。
  王主任用手攏攏腦后的幾根頭發,接著講話。
  “同學們,我們學校也要搞試驗田,學校兩邊靠公路這片地都給我深翻兩米,(注:不是兩尺。)一層一層地倒,把熟土留在上面。學校里的茅坑都給我挖干凈,全撒在地里,你們晚上出來撒尿也撒在地里。我算了一下,這片地五畝多,一畝地打20萬斤小麥不成問題。我們撒上十公分厚的種子,也就才四指多厚吧!多施肥多澆水,明年春天每人帶一把扇了在邊上扇,保證通風透氣。(注:當時學校里還沒有電,用汽燈照明。)這樣,成熟的時候,地上就會有半米厚的麥粒。大家算一下,各班主任要帶領學生當作一道數學題,每個人都要算。根據試驗田的面積,再乘以麥粒的高度就是體積,再查一下麥粒的比重,乘一下就是我們的實際產量。大家好好去算吧!明年我們放了衛星,大家保證天天吃饅頭……”
  王主任講完話,有人鼓掌,有人高呼口號,但也有人偷著笑。大家都是農民的兒子,都種過地,誰不知道這是胡來,是吹牛皮。但當時人人都象瘋了一樣,沒人出面反對。
  以后便苦了我們這些十幾歲的學生們,翻地兩米深后,撒下了厚厚的一層麥種,出苗后整天施肥、澆水,總算熬到了冬天,封了地,才不干活了。
  第二年春暖花開,麥田里密密麻麻,綠油油的一片,還挺好看,可不久就開始發黃、腐爛,到后來,一共才收了幾十斤麥子,校領導再也不吹牛了。
書記原來是個色狼

  畢業前夕,學校又出現了一件大事。
  老天似乎真有報應,生活中也常有戲劇性的諷刺,誰也沒有料到,就是那位長得高大英俊、風度瀟灑、道貌岸然的李書記,突然被公安局抓走了。
  李書記是老革命,二15歲就當了縣長,聽說犯了點生活錯誤才下放到中學當了校長。他工作積極,貫徹上級指示堅決認真,常受上級表揚,在師生中威信也很高。縣公安局瞎了眼,大水沖了龍王廟?
  公安局沒有瞎眼。原來,這李書記有個最大的毛病--好色。誰也沒有想到,他是個人面獸心的色狼。
  李書記的老婆也是位老干部,在公社里任副書記,管婦女工作,常下鄉蹲點。
  李書記一個人住在學校里,難免寂寞。
  學校里有許多花季少女,其中有個姓楊的女生,芳齡十六歲,長得十分漂亮,可謂校花一枝。她家就在學校西邊的村子,有時放學回家時,常碰到她。因她長得太美,只好敬而遠之。
  后來很長時間,不見了這位姓楊的女生,一打聽,令人大吃一驚。
  原來這位剛十六歲的少女,肚子一天天大了起來,不敢來上學了。
  事有湊巧,當時李書記的老婆就在該女生村里蹲點。
  當時少女懷孕是件大事,必須查出真兇。李書記的老婆富有婦女工作經驗,這事正歸她管。她三下五除二,不用費多大力氣,就從該女生口里知道了“兇手”的名字。
  李書記的老婆五雷轟頂。她考慮再三,決定大義滅親。
  隨著縣委工作組進駐學校,學校象炸開了鍋,全公社也象投下了一顆原子彈。隨著一個個女學生(大都是長得漂亮的、年齡稍大一點的)從工作組辦公室里哭著走出來,真相也水落石出。
  原來,人面獸心的李書記依仗權勢,采取個別談話、威逼利誘、軟硬兼施等手段,長期奸污并霸占了十幾名女學生,并使數人懷了孕。
  不久,這個被糖衣炮彈擊倒的共產黨人,被共產黨用手拷帶走了,去了他不應該去的地方。
  據說后來李書記也病死在監獄里,同右派分子王繼初一樣。
  我初中畢業后,再未去過初中母校。一是老教師們都不在了,二是往事不堪回首……
母親之死

  1959年秋天,母親突然病故了,當時才39歲。
  母親年輕守寡,遭受了喪夫的悲痛和兵荒馬亂年代的艱辛,積勞成疾。她經常胃痛,有時犯了病,大口大口地吐,但過幾天就好了,母親也不太在意。由于當時生活困難,醫療條件差,又趕上大躍進的年代,大家都忙得顧不過來,有病吃幾副中藥就過去了。
  母親已經病了幾天,由祖母和姑母等人照料,因怕耽誤我學習,沒有告訴我。
  那是一個秋風蕭蕭的下午,我正在教室里考化學。老師發了試卷,我一會兒就答完了,因老師不讓提前交卷,我只好瞪著眼睛等著下課。我突然想起了母親,我已經好幾天未回家了,十分想念母親,我盼著早點下課,馬上回家。
  有人敲教室的門,老師開了門,我一看,是村里大隊會計維池7哥,不知怎的,我的頭轟的一下。老師出門同7哥說了幾句話,馬上進來叫我交卷并回家,說我母親病了。我坐在7哥的自行車上,出了校門。
  天陰沉沉的,好象要下雨,7哥只說母親病了,想我,但我從7哥的眼神里感到母親這次病得不一般。我歸心似箭,剛過了濰徐公路,突然從對面村里抬出一口棺材,后面跟著一群穿白帶孝送葬的人,我心里頓時有一種不祥的感覺。
  天快黑時趕到了家,一看,母親已經說不出話了,只睜著兩只失神的眼睛看著我,嘴巴蠕動著。我摟住母親哭喊著,母親身子軟軟的,一動不動。祖母點上了煤油燈,對我說:“孩子,你娘可能不行了,剛才鎮上劉醫生來過了,說耽誤了,晚了,你就好好陪你娘一會兒吧!”
  這時親友們都站在一邊流淚。祖母點上了三柱香,又在院子里燒了一會兒紙,禱告老天保佑我母親。
  我抱著母親只是哭,突然,母親眼睛一閉,頭一歪,倒在我的懷里停止了呼吸。
  我使勁地搖晃著母親的身體,終于哭昏了過去。
  母親,可愛的母親,可憐的母親,你就這樣拋下了自己的孩子走了,你才309歲啊!
  第二天,四叔讓生產隊伐了棵柳樹,為母親做了一個薄薄的棺材,把母親放了進去。親友們為我作了孝衣、孝帽,鞋子也裱上了白布。下午,村干部和社員們抬著棺材,我提著一只瓦盆,在親友們的陪伴下給母親送葬。
  出了村口,大人們叫我把瓦盆摔在地上,算是給母親送行。據大人們說,摔瓦盆表示給死者送飯鍋,以便讓死者在陰間有飯吃。想起我曾砸碎了母親的飯鍋,我心如刀割。母親啊!不孝的兒子今天給您送飯鍋了,可是,您還能收到嗎?
  大人們把母親抬到村北埋葬了,堆起了一個小小的墳頭。母親,不到40歲的母親,苦命的受盡磨難的母親,拋下了她的孩子和所有的希望,永遠地走了。
  從此,15歲的我成了真正的孤兒。一直在外村跟著姑母生活的祖母只得回來撫養我。祖母的眼睛早已哭瞎了,幾乎看不見任何東西。她老人家經常摸著我的臉,兩只渾濁的眼睛里不停地流著淚珠。
  由于當村支書的四叔和親友們的關照,我得以繼續求學。
  我大病了一場,發燒不止,病好后又返回了學校。當老師和同學們看到身穿重孝的我時,都給予了深深的同情。他們把自己的筆記本和鋼筆送給我,吃飯時把從家中難得帶來的雞蛋分給我吃。一位同學還與我結拜了干兄弟,為我母親帶起了孝。班主任桑老師知道了我家的困難情況后,經常用自行車帶著我回家并看望我的祖母。
  1960年秋天,我以優異的成績考入了安丘一中高中部。
高中的日子

  安丘一中始創于1911年,飽經滄桑,有悠久的歷史。她座落在安丘城東嶺上,是全縣最好的全日制中學,離家50多里路。我每星期回家二次取“干糧”,全是步行,當時連老師都很少有自行車。
  一中規模大多了,師資力量雄厚,老師們大都是大學或師范畢業,教學經驗豐富,校長、書記都是資歷很深的老干部。
  但是,畢竟是農村中學,條件較差,教室全是平房,沒有自來水,沒有暖氣,沒有實驗室,更沒有鋼琴、電話、電視、多媒體之類,但有圖書館和一個大操場,最好的是教室里有了日光燈。
  沒有什么娛樂活動。學生們除了上課就是自習,愛活動的同學可以到操場上打打籃球、排球,但沒有足球。我不愛打球,只愛跑步,學校周圍有些不大的山谷,我和同學們下課常去玩。
  當時班里同學年齡都較大,我算最小的。不知為什么,到了高中,腦子更好使了,學習成績一直名列前茅。老師讓我當了數學課代表,后來又當了班長。每逢學校開大會,學生代表發言都是我的份,由于照著稿子念,并不口吃,但平時說話時,仍時有結巴。有時老師要我傳達什么通知之類,我便寫到黑板上,盡量不出洋相。
  上高中時,三年自然災害開始了。
  為了減少熱量消耗,學校里不久停止了體育課,下課后,大家都蹲在教室前面曬太陽以增加熱量。
  盡管是農村中學,卻很難吃到菜,全是咸菜的“干活”。有時候回家的學生帶回一棵大白菜,切碎用鹽腌一下,全班同學吃一天,那就是絕好的美味佳肴了,有時連咸菜也沒有了,只好喝鹽水。
  吃的全是紅薯干之類,很少見到糧食。有時老師組織學生到附近的公路上去采白楊樹葉子,弄回來堆在食堂門口象座小山。食堂大師傅們用大鍋反復地煮,最后切碎,撒上點玉米面蒸著吃,那滋味又苦又澀,難以下咽。有一次,食堂吃瓜干稀飯,當那又黑又臭的飯分到每人碗里時,一個姓梁的女同學閉著眼吃著,突然,她‘啊’地一聲,把飯噴了出來,吐出了兩顆牙齒。女同學摸摸自己的雪白的牙齒,一個沒少,奇怪?同學們上前一看,原來是兩顆死人牙齒。那一定是農民收地瓜干時,從墳堆旁掃進去的,因1958年家鄉的墳全部平掉了,許多無主墳里的尸骨散落田間。女同學一聽,當時就哭著大口大口地吐了起來。
  同學楊炳武為兩個窩頭退學的事,使我至今傷感不已。
  楊是景芝鎮人,很聰明,學習也很好。他初中、高中都和我一個班,我倆很要好。有一天,他在食堂勞動,這時正好炊事員蒸了一籠窩窩頭,那是給老師們吃的。楊炳武可能餓壞了,他見四周沒人,偷著抓了兩個,塞到口袋里一個,另一個狼吞虎咽地吃下去了。這時炊事員過來了,見少了兩個窩頭,便從楊炳武的口袋里翻出了一個,并報告了學校領導。
  可憐的楊炳武,還沒等學校處理,當天晚上便不告而別了。
  后來楊在家一直務農。農閑時,他挑著擔子,走街串巷,為人家修鍋補缸,以維持生計。我始終認為,當時楊炳武如果不是為了這兩個窩窩頭退了學,憑他的水平,以后完全可能考上大學。
  想起高中時挨餓的日子,真是刻骨銘心。
  由于天災人禍,當時全國人民都在挨餓。后來才知道,城里人也吃不飽,聽說連毛主席一家吃飯也定量。有一天,我從食堂換了二斤半全國通用糧票。我想起了當時在北京的姨夫姨母老兩口。姨夫1958年去北京當臨時工,姨母去京看病,投靠在親友家中。我小的時候二位老人對我照顧得很好,于是我便把二斤半糧票寄給了在北京的姨父。過了二個月,我突然收到了遠在重慶的二舅的來信,信中裝著我寄給北京姨父的二斤半全國糧票。二舅解放前被國民黨抓了壯丁,后來一直留在重慶工作,我從未見過二舅,只聽母親說過二舅如何如何好。
  二舅在信里夸了我一頓。原來姨父收到我寄去的糧票后,老淚縱橫。他舍不得吃,便把二斤半糧票寄給了重慶的二舅。二舅收到這二斤半糧票后也老淚縱橫,為有一個孝順的外甥而高興,他也舍不得吃,便把二斤半糧票又給我寄了回來。
  如今我向兒子們講述這些故事的時候,他們都說我編的,不愛聽。
  家鄉地處沂蒙山下,濰河兩岸,自然條件不錯。當時不是不打糧食,只是產量太低,打下的糧食交了公糧后所剩無幾,加上自然災害和人為因素,造成了建國以來最困難的時期。為了支援國家的社會主義建設,償還朝鮮戰爭欠下蘇聯的債務,全國人民勒緊了褲腰袋過日子。
  這段歷史,多年以后被某些人用來作為攻擊否定毛澤東、夸贊鄧小平的借口,對此,筆者不敢茍同。事實上,當時的毛澤東和鄧小平是“一家子”。
  中國歷代最苦的還是農民,種莊稼的人吃不飽肚子,歷史上大都如此。但那時有個不可理解的現象,盡管人人吃不飽肚子卻沒有人罵娘,共產黨的干部幾乎沒有一個貪官污吏,更沒有人搶公家的糧食。當時共產黨的干部們同老百姓同甘共苦,共度難關。當時的社會風氣十分好,真正是家家夜不閉戶,人人路不拾遺。
  作為風華正茂的高中生,雖然肚子吃不飽,但精神生活不能空虛。
  班主任于信忠老師是位樂天派,他愛好京劇,會拉京胡,能自拉自唱許多段子。我拜他為師,學會了拉京胡,并愛上了京劇。
  高中期間,我讀了大量的書。
  我從小愛聽故事,愛看小人書,村子里有文化的老人們看的古線裝書我也常拿來看。高中時,學校里有了圖書館,書很多,我開始大量地借書看。從古典名著到魯迅、聞一多、郭沫若、巴金、丁玲、老舍、茅盾、臧克家等人的書,還有當時流行的《青春之歌》、《紅旗譜》、《林海雪原》、《苦菜花》、《紅巖》等書,我都看過。外國的雨果、大仲馬、托爾斯泰、塞萬提斯、高爾基等人的書也看了不少,尤其是描寫蘇聯衛國戰爭的書對我影響很大。著名的《鋼鐵是怎樣煉成的》一書我看了好幾遍。保爾.柯察金的英雄事跡和光輝形象成了我追求的偶像。這些書使我大開了眼界,增長了知識,對世界觀的形成起了很大的作用,許多書中的名言和警句至今記憶猶新。由于功課很輕松,我常在上課時偷看小說,為此常被老師點名批評,但因我學習好,老師同學們都很喜歡我。
  每逢考試,我幾乎總是考第一。高三時,全校數學、物理大賽,我數學第一,物理第二。我的作文常常獲得免于打分的殊榮,受到老師的夸贊。
  俗話說,好漢不提當年勇。我只是說明高中時不知為什么腦子特別好用,決無吹捧自己貶低別人之嫌。事實上,許多高中、大學同學的水平不比我差。許多人后來事業有成,有的當了廠長、經理、“博導”、大學校長、將軍;有的官運亨通,當了科、局長、縣、市長甚至省部級干部;有的成了大款或企業家,為母校爭了光。而自己由于“鬼使神差”,后來得罪了“趙公元帥”,斷了升官發財的夢,一輩子碌碌無為,窮困潦倒,狗屁不是,以至無顏見“江東父老”,也早已被“江東父老”遺忘。慚愧之至,無地自容,好在如今年齡老了,臉皮厚了,也無所謂了。
我的初戀

  我是懷著深深的內疚和懺悔寫這一章的。
  高中時,我交了一位女朋友,她有一個只有我一人知道的美麗的名字--李青君。
  我是地道的農村孩子,加上家庭出奇地困難,說話又結巴,天生一種自卑感。盡管我曾在黑板上練字時寫過“何日若得凌云志,敢笑黃巢不丈夫”的宋江“反詩”,被老師批評了一頓,但我自己確實條件太差,除了學習好外,一無所有。自卑感使我從小就對女同學敬而遠之,萬萬沒有想到,到了十八歲的高二時,有位女同學闖進了我的生活。
  此人就是與我同齡的同班同學李青君。
  李當時是班里的團支部組織委員,我是班長,但尚未入團。李可能象其它同學一樣,早就知道了我革命的家史和苦難的身世,有一次,她主動問我,為什么不寫入團申請書?
  當時中學生還不興入黨,但入團是大勢所趨。我當然沒有理由不入團,于是便寫了一份入團申請書,交給了團支部組織委員李青君。
  現在回想起來,那份申請書可能一萬多字。我把我的家庭、身世、愛好、理想全寫了進去,有些話全是抄的保爾.柯察金的名言。
  我很快就被批準入了團。
  從此,我和李青君的接觸多了起來。對我來說,平生第一次同女同學單獨接觸,心里象裝著一只小兔子,跳得厲害,渾身的不自在。我象小學生一樣語無倫次、結結巴巴地回答她的提問,李見我窘迫的樣子,常忍不住‘格格’地笑出了聲。
  實事求是地說,李青君長得很漂亮,高高的個子,大大的眼睛、端正的鼻梁,瓜子臉,還有兩條又粗又黑又長的大辮子,渾身洋溢著大少女的青春氣息,標準的一個俏村姑形
進京上大學

  1963年夏,華北大水。火車出了濟南站,過了黃河大橋,便停下了。窗外一片汪洋,水面上時隱時現出兩條黑色的鐵軌。一輛運煤列車爬到了前面,向路軌兩邊一面撒煤,一面開道。列車又小心翼翼地向前蠕動,時開時停,乘客們心里都捏著一把汗。我是第一次坐火車,心情激動不已,沒有一點害怕。事后才知,我乘坐的這趟列車是京滬線最后一輛列車,此后,鐵路便中斷了。許多華東、福建的同學是乘飛機或乘船繞道東北去京的。
  也不知晚了多少時間,火車終于于第二天傍晚到達了北京站。一出車站,踏上了北京的大地,我心里興奮極了。
  車站廣場華燈齊放,人山人海。學院的大轎車把我們直接送到了北航。
  “歡迎你,未來的紅色航空工程師!”學院門口的巨幅標語映進了眼簾。
  在老同學們的安排下,我到了指定的班級宿舍,住了下來。
  盡管乘了一天多的火車,但當天晚上徹夜難眠,因為心情太激動了,真是“浮想聯翩,夜不能寐”。我,一個沂蒙山下貧苦農民的兒子,一個烈士的后代,一個比同齡人經受了更多苦難的窮孩子,在共產黨和人民政府的關懷培養下,終于考上了大學,進了京城,來到了偉大領袖毛主席的身邊。這是我的祖宗們、親友們作夢也沒有想到的事情。我想起了犧牲的父兄們,想起了英年早逝的母親,想起了祖母和親友們,想起了大夫村的鄉親們和培養我的一個個老師們,想起了二老爺,也想到了李青君,想起了她的一片癡情,她那雙深情的大眼睛.....天快亮的時候,我終于進入了夢鄉。
  第二天,因許多同學還未到校,沒什么事,我便一個人趕到了天安門廣場。
  面對那雄偉壯麗的天安門城樓以及城樓下面毛主席那慈祥的面容,我肅然起敬,心情無比激動和自豪。我來到國旗下面,排隊照了一張像。我要把照片盡快寄給家中的親人們,寄給李青君,讓她們分享我的快樂。
  我又來到了廣場南邊的人民英雄紀念碑下,仰頭凝視毛主席、周總理題詞的那蒼勁有力的碑文:
  人民英雄永垂不朽
  三年以來,在人民解放戰爭和人民革命中犧牲的人民英雄們永垂不朽
  30年以來,在人民解放戰爭和人民革命中犧牲的人民英雄們永垂不朽
  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從那時起,為了反對內外敵人,爭取民族獨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歷次斗爭中犧牲的人民英雄們永垂不朽

  面對高大莊嚴的人民英雄紀念碑,我的心情與一般瞻仰者是不一樣的。因為,在偉大領袖所說的那些永垂不朽者中,有我的四位親人,他們是:父親戴福田、叔父戴福臻、九祖父戴風樓和五哥戴維玉。(數年之后又追加了一位:我的岳父曹叢之烈士。)
  我默默地低下了頭,向紀念碑鞠了一躬,心里默念著:親人們,你們安息吧!
見三叔

  我決定去看望在京工作的三叔戴健。
  三叔自參加山東兵團后,跟隨大部隊轉戰南北,一直打到廈門島,身上頭上多處負傷,皆死里逃生,后調到總參某部工作,就在北京永定路。
  入學后的第一個星期天,我和在北京大學上學的一位姑姑(六祖父戴鳳玉的女兒)一起,找到了三叔的部隊大院。哨兵通報后,不認識的三嬸把我們接到了家中。三嬸聽說我是戴福田的兒子,來京上大學,十分高興。
  吃中午飯的時候,三叔坐車回來了。
  三叔同樣不認識我,一進門,他便看見了陌生的我。我喊了一聲:“三叔!”眼睛便有些濕潤。
  “這是誰?”三叔問。
  “這是咱大哥福田的兒子,考上北京航空學院了,來上大學。”姑姑高興地介紹。
  “很好,坐下吃飯吧!”三叔象下作戰命令。
  吃飯時三叔沒有說什么話。吃完了飯,三叔進屋拿出了一幅大照片,交給我說:“這是毛主席接見我時照的,給你看看!”
  照片上是毛主席同五位軍官的合影,其中一人是三叔。
  不一會兒,門口汽車響,三叔對我說:“我上班去了,在家玩吧!”說完,拿起公文包走了。
  我對三叔的寡言少語早有耳聞,家中親友們常說他小時候就金口難開。作為晚輩,我不能說什么,但離家前,祖母、五祖母(三叔母親)、四叔等人都有許多話讓我對三叔說,可三叔什么也沒問,也沒說。
  三嬸對我非常熱情,說:“今后常來玩,這里就是你的家了。”
  我同三叔家兩個小弟弟一個小妹妹玩了一會兒,因學校有事,便同姑姑告辭了。
  后來我一直未再去看望三叔。我真混帳,我不懂事,我悔恨莫及。三叔是個外表嚴肅內心火熱的人,由于多年政工干部習慣,他一般很少婆婆媽媽。后來才知道,他曾到學校找過我,沒有找到。文革前他一家隨部隊調往山西忻州山溝里去了。一直到1974年,他剛49歲的時候,得了肺癌……
大學生活

  大學生活正式開始了。根據高考成績和政審條件,我被分到了全院最機密的專業之一--火箭導彈自動控制系計算機專業,班號為3511,即1963年入學,第5系1專業1班。
  全班25位同學,來自全國各地。我一了解,全是當地中學的尖子,大都是一、二把手,與自己一樣。
  北京航空學院是1952年成立的。當時根據新中國航空事業的需要,國家把清華大學、北洋大學、廈門大學、四川大學、云南大學、西北工學院、北京工學院的航空系的專家、教授及其設備集中起來,組成了我國第一所航空航天高等學府--北京航空學院。建院十多年來,北航為國家培養了大批航空航天科技專家和工程技術人員,為中國的航空航天事業作出了巨大的貢獻。北航隸屬國防科委領導,國防科委的最高領導是聶榮臻元帥,北航的最高領導是武光空軍中將。我們入學的時候,武光已被調到新疆去了。
  北航是國防科技院校,政審條件較高,學生大部分是工人、貧下中農子女,干部子女中以軍隊干部子女較多,家庭出身是職員或上中農的就算不太好了。在那個講出身的年代,這不足為奇。
  學院按基礎課、專業基礎課和專業課分段教學。頭三年全是基礎課和專業基礎課,四年級之后才開專業課。
  由于我的計算機專業性質,數學、物理、外語、電工電器原理等是主課,而化學、機械制圖之類僅學一年就結束了。數學學的最多,據老師說,同北大數學系差不多。
  學院里沒有了班主任,但有輔導員,負責學生的思想政治工作。教授、講師上大課,只管講,講完就走,輔導是助教的事。教授大都是資深的教師,助教則大都是本院畢業不久的年輕老師擔任。
  從1964年開始,學院按照中央的指示,組織學生們輪流下鄉參加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即搞“四清”,為期數月到半年。我和同學們被分到了通縣的臺湖鄉當起了“四清”工作隊員,與貧下中農們同吃同住同勞動,并參與調查“四不清”干部的問題。
  現在回想起來,“四清”的政治意義、是非難以評說,但對學生個人來說,的確是受到了一定的鍛煉,使一些不了解社會,不了解農村和農民的書生們受到了鍛煉,提高了他們的生活能力和工作能力。
  記得有一位上海同學,家庭條件較好,自己從未洗過衣服,甚至連手絹都洗不干凈,下鄉搞四清時住在一位貧農老大娘家。當時三年自然災害剛結束,農村生活仍很苦,農民全吃粗糧和咸菜之類。老大娘的早餐是玉米面貼餅子。這位上海同學本來吃慣了大米,連饅頭都難以下咽,看到老大娘把冰涼的貼餅子放在鍋底下的火堆中烤熱,拿出來吹了吹上面的灰便端上了飯桌,頓時目瞪口呆。老大娘倒了一碗開水,把餅子遞到他的手里,他仿佛拿著個刺猬,左右為難。鑒于工作隊員的紀律,他狠了狠心,閉著眼咬了一口,就著開水咽下去了。此事后來被同學們傳為笑談。
  還有一位同學,在給貧下中農寫家史時,說到舊社會外出討飯,討飯效率不高,大約是55%左右。這種典型的書呆子語言,受到了領導地批評。
  北航的高干子女,大部分都很好,學習刻苦,生活艱樸,沒有架子,同工農子弟相處也很好。但確實也有一些人優越感太強,盛氣凌人,不守紀律,搞特殊化,不艱苦樸素,同工農子弟格格不入,距離很大,工農子弟對他們很反感。文化大革命中,這種距離和反感演化成為鮮明的政治分歧和矛盾對抗,從而導致了你死我活的斗爭,發生了慘痛的悲劇,這是后話。
  上大學后,對我和大部分農村子弟來說,可說一步登天,進入了天堂,從小吃不飽的日子成了歷史。學校伙食好多了,天天吃饅頭、米飯,有時還有肉和雞蛋,很少吃粗糧,真是神仙過的日子。作為烈士子女的我和班里好幾個農民子弟都享受十九元五角的最高助學金,而伙食費僅需15元。當時除了干部子弟外,大部分工農子弟都有助學金,基本不用家長負擔。(注:對于上大學沒花錢這一點,我永遠感謝毛澤東主席領導的中國共產黨。)
  上大學后,由于在中學里愛好京劇和京胡,我參加了學院文工團的民樂隊,分工拉板胡。板胡是高音樂器,一個音符也不能拉錯。我在院文工團里業余練了三年,有一定長進,也參加過一些演出,為歌舞節目“豐收歌”、“逛新城”等伴奏。由于沒有下苦功,我的板胡始終是一般水平。象幾個有名的板胡獨奏曲子“大起板”、“紅軍哥哥回來了”等,我始終拉不好。
  文革開始后,北航文工團的大多數學生都參加了“北航紅旗”造反派,這是很有意思的事情。至于我本人,由于忙于革命、造反、當頭頭、挨整,心愛的板胡再也沒有摸過,甚是遺憾。
  我從小愛活動,尤喜歡長跑,對球類不感興趣。每天下午下課后,我就約幾個同學長跑,出了校門,往南跑到動物園,往東跑到安定門,再跑回來,每次一、20公里,也不覺得累。現在回想起來,學生時代的堅持長跑鍛煉了我的身體和意志,使我在以后幾十年的風風雨雨中從未倒下,包括從未住過一次醫院。
  星期天常和同學們到頤和園玩,也是跑著去。每人帶兩個饅頭,出西校門,過清華園、中關村、北大西門,一直跑到頤和園。為省一角錢門票,我們有時從南面一缺口處翻墻而入。在昆明湖里游泳玩累了以后,便跑到園內佛香閣下的飯館里占一張桌子,要幾碗開水,幾個人拿出冷饅頭啃起來。沒錢叫菜,就把桌子上的醬油、醋喝個凈光。由于常來,年輕的女服務員都認識我們了,每次我們來了,主動把醬油、醋瓶子拿過來,站在一旁看我們這些窮大學生狼吞虎咽的樣子,止不住笑出了聲。那笑聲是友好的,美麗的,甚至是多情的。那年代,大學生很吃香,不象現在遍地皆是。
  回想起來,到1966年夏天為止,三年正式的大學生活受益匪淺,基本完成了基礎課和專業基礎課的學習,要不是發生了文化大革命,一切將會正常地運轉下去。
入黨問題的遺憾

  大學期間,我沒能加入中國共產黨,這是我一生最大的遺憾。
  北航是國防科委領導的半軍事院校,由于畢業后大都要擔當重任,所以對學生的綜合素質培養尤其是政治思想工作抓得很緊,由輔導員和脫產干部及學生黨員組成的黨支部負責物色、培養和發展入黨對象。當時班長之類的學生干部輪流擔任,以鍛煉大家的工作能力。
  大約1965年冬天,我已是班里的入黨積極分子。由于我出身好,在世界觀教育和許多大是大非的討論中,我立場鮮明,觀點正確,深得輔導員和黨支部的信任,被內定為入黨積極分子和發展對象。
  發展什么樣的人入黨,這恐怕是建黨尤其是建國以來令人深思和存在爭論的問題。建國以前好辦,入黨是要擔風險甚至是有生命危險的。那時若非先進分子和優秀分子是入不了黨或不愿入黨的。但共產黨成為執政黨以后,事情就不同了,幾乎人人都想入黨。60年代在大學里,某些黨的負責人包括支部書記的天平有時難免傾斜。某些老好人、聽話者,說不出有什么大毛病、人緣好的人往往很容易入黨。而有一點個性,有一些小毛病,特別是愛提點意見的人,盡管你對黨忠心耿耿,有堅定的革命信念,甚至不惜為黨和人民的事業犧牲自己的一切的人,卻不太容易入黨,起碼要反復地考驗你,甚至考驗若干年。至于出身不好的人,那就更難了,好在北航出身不好的人不多。
  我保存著1965年黨支部書記同我一次談話的內容記錄。支部書記說,我熱愛黨,有革命理想,許多大是大非問題上立場堅定,觀點正確,不隨波逐流,大公無私,樂于助人。缺點是有時脾氣急躁一些,團結同學不夠廣泛,尤其是對女同學不愛講話。另外,有自來紅思想等等。支書希望我發揚優點,改正缺點,好好學習劉少奇同志的《論共產黨員的修養》,爭取早日成為一名共產黨員。
  我十分感動,我決心好好修養,爭取入黨。
  如果當時(1965年)我入了黨,成了中共黨員,在不久開始的文化大革命中,我可能會當保守派,起碼當不了造反派頭頭,那我個人的歷史絕對要重寫。這決不是事后諸葛亮。
  結果是,文革之前,我未能加入共產黨。
  原因說來可笑而又可悲。1965年冬季上體育課時,體育老師教我們滑冰。農村孩子沒見過滑冰,我感到十分新鮮和好玩,便喜歡上了滑冰。上課時老師發冰鞋,但下了課后借不到冰鞋,又想滑,十分著急。這時同班一位姓陸的同學也愛滑冰,他建議我倆合伙買一雙處理冰鞋,輪著滑,這真是“英雄所見略同”。于是,我倆每人出了三元伍角錢,去新街口買了一雙舊冰鞋。我的錢當然是從助學金里省下的零用錢。
  不料此事被人反映到黨支部,說我用助學金買冰鞋,不艱苦樸素,上綱成資產階級思想。于是黨支部決定暫緩發展我入黨,繼續考驗。
  就這樣,“文革”之前我沒有加入偉大、光榮、正確的中國共產黨。從此,我可能再也進不了中國共產黨的大門,直到化為灰燼。這是我一生最遺憾的事。
  每年寒暑假,我都要回山東老家看望祖母和李青君。
  祖母更加蒼老了,臉上的皺紋密密麻麻的,牙齒全掉光了,眼睛幾乎完全失明。每次到家,祖母便摸著我的臉,問我吃得飽不飽,北京冷不冷,見到毛主席沒有?毛主席身體好嗎?我說,見到了,每年‘五一’節、國慶節,都能見到毛主席。毛主席站在天安門城樓上,向我們招手,我們都喊“毛主席萬歲!”不過離的太遠看不清楚。祖母聽后十分高興,樂得合不上嘴。
  祖母對毛主席和共產黨有深厚的感情。她老人家把僅有的兩個兒子都獻給革命,她不熱愛共產黨和毛主席熱愛誰呢?
  祖母每次都問李青君的情況,問我回來看人家去了沒有,說李常來看望她,李是個好閨女,今后千萬別忘了人家。其實,每次從濰坊下火車,李都去車站接我,返京時,李皆送我上火車,一年見兩次面,我想著她,她等著我,一切盡在不言中。
  我1963年赴京上大學之后,李青君和其他一些未考上大學的高中同學有的在家務農,有的進了縣辦企業。李在縣城煙站當了臨時工,從事又臟又累的體力勞動。她省吃儉用,從不多的工資中省出一部分寄給我。
  在黨和政府的關懷下,在北航黨組織和老師們的培養教育下,我和同學們很快度過了三年多的大學生活,學到了許多知識和做人的道理。如果不是即將到來的文化大革命,生活的腳印將按照既定的軌道走下去,我的人生之路大概將充滿燦爛的陽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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