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逃避喧囂（節選）
法國1968年風暴還未到來，福柯平靜的書齋生活就被突尼斯的學潮打斷了。
福柯剛到突尼斯不久，突尼斯的政局就開始顯露出動蕩跡象。布爾吉巴的執政黨實行黨政合一的技術官僚統治，致力于民族的現代化。教育體制也逐漸世俗化。但是，與此同時，歐洲激進思想也傳入大學。馬克思、托洛茨基以及阿爾都塞的著作開始在一部分大學生中流傳。大學首先成為政治反對派的基地。大學生聯合會要求擺脫執政黨的控制，而且反對政府奉行的親美、反共外交政策。1966年12月，一些大學生乘公共汽車拒絕買票，遭到警察毆打。隨后激進學生鼓動罷課，警察進入校園抓人。1967年，中東爆發“六•五戰爭”，以色列侵占大片土地。突尼斯首都群情激憤。游行示威轉變成反猶活動。數百家猶太人店鋪被洗劫。
福柯一直置身事外。按照文化協定，法國教師不得干預突尼斯內政。但更重要的是，福柯對突尼斯的學生運動有反感。他不喜歡學生的馬克思主義口號，而且極其厭惡任何反猶暴行。
1968年3月起，醞釀已久的反政府學潮爆發了。美國副總統漢弗萊訪問突尼斯引起大規模騷動，美、英的大使館遭到沖擊。政府采取強硬手段鎮壓。此時，福柯對學潮的態度變為同情。其原因在于，福柯發現，突尼斯學生運動中的馬克思主義實際上體現的是一種道義力量，一種“十分明顯的激情”。福柯后來回憶說：“那是在1968年3月。然后整個一年都動蕩不安。先是在3月，罷課以及因搜捕而停課，接著是學生的總罷課。警察闖入校園，襲擊學生，把一些學生投入監獄。然后是審訊。一些學生被判處8年、10年、15年監禁。我是一個受保護的法國人，當局對我還比較客氣，因此我能夠做一些事情，并且觀察事態的發展。……那些青年男女冒著極大的危險印刷和散發傳單或號召罷工，他們實際上冒著失去自由的危險。這給我很大的震動。……我開始給學生提供一些具體的幫助。……我不能不卷入政治斗爭。” 當時，法國教師聯合起來逮捕和拷打學生。一部分教師甚至主張采取更積極的行動，福柯也在其中。這幾個教師不顧勸告，利用自己的外國專家特權，親自開車接送被通輯的學生，把他們藏在自己的住所。福柯還允許學生在自己的花園里用油印機印制傳單，并且讓德菲爾偷帶出境，傳遞給在巴黎的突尼斯人。9月，當局審訊被捕學生。福柯到法國大使館，請大使出面干預。大使以不介入突尼斯內政為由加以拒絕。福柯要求出庭為一個學生辯護，因審訊不公開，未獲成功。
福柯引起突尼斯當局的注意。他懷疑電話受到監聽。他發現，常有可疑的乞丐賴在門前。據他自己說，有一次開車，路上被人攔截，停車后遭到毆打。他認為，這是突尼斯當局對他的警告。有一名法國教師因幫助學生而被驅逐出境。另有一名教師合同期滿回國，否則可能會被判處5年監禁。或許是因為福柯名氣較大，當局沒有觸動他。但福柯也不能繼續留在突尼斯了。他于1968年10月返回法國。
突尼斯的經歷對于福柯很重要。他后來回憶說：“這是我的思想形成經歷之一。”這是他主動卷入政治活動的開端。從此，政治也和藝術與性一樣，成為福柯的一種“極限體驗”。而且突尼斯學生運動中馬克思主義與道德激情相結合的傾向也刺激了福柯。他開始閱讀羅莎•盧森堡和托洛茨基的著作。有一次，德菲爾感到吃驚的是，福柯居然聲稱自己是托洛茨基主義者。
第十章•日常生活革命
20世紀60年代是一個“四海翻騰云水怒，五洲震蕩風雷激”的時代。中國的“文化大革命”在世界范圍產生共鳴。“毛主義”和“紅衛后造反”激勵了各國的青年學生。不僅在第三世界，而且在發達國家，學生運動風起云涌、如火如茶。1968年，正當福柯卷入突尼斯學潮之時，法國發生了震驚西方的“五月風暴”。
當然，中國的文化大革命與法國乃至西方的學生運動有著完全不同的背景和性質。五月風暴是法國社會各種危機的一次總爆發。究其社會原因和性質，至今人言人殊。 但無論如何，有一點是顯然的：從今天的角度看，1968年后法國社會的面貌發生了明顯改觀。福柯1982年回顧說：“從60年代初期到現在，人們的日常生活發生了重大變化，我自己的生活也是如此。當然，這不能歸因于政黨。這是許多社會運動的結果。這些社會運動實際上改變了我們全部生活、我們的思想、我們的態度以及其他不屬于這些運動的人的態度和思想。”
五月風暴是福柯生平中的一個中心事件。可以說，一方面，政治向福柯靠近，另一方面，福柯本人向政治靠近。
在五月風暴中，法國知識分子、尤其青年知識分子重新政治化。而恰恰在這個時候，法共的表現使得“正統”馬克思主義喪失了號召力。法共把學潮看成是不負責任的行動，阻止工人與學生聯合，也不愿支持工人控制工廠的斗爭。結果，給人們造成法共與政府“共謀”平息動亂的印象，從而敗壞了馬克思主義的聲譽。
五月風暴也改變了“政治”和“權力”的含義。社會各受壓迫群體蜂擁而起，反抗所有的壓迫形式。人們覺得，權力不僅出自一個或幾個中心，壓迫也不是僅僅表現為幾種形式，相反，權力無所不在，壓迫多種多樣，因此，隨時隨地都可以開展反壓迫的斗爭。極左思潮（包括一些“西方馬克思主義”者如阿爾杜塞和馬爾庫塞等人的思想）因此得以泛濫。
五月風暴外表看起來波瀾壯闊，像是一場大革命，但細細考察，無論是學生還是工人，都沒有奪取政權的綱領。大學生起來造反，首先是因為對學校的壓抑環境不滿，因而反對一切權威（教授和政府），反對舊教育制度（尤其是嚴厲的考試制度），要求“學校民主化”，與教師平起平坐，甚至要求有任免教育的權利。由此，他們擴展為對社會的種種批判，在校園墻壁上涂抹種種口號：“消費社會不得好死，異化社會不得好死，我們要一個新的獨創的世界，我們拒絕一個用無聊致死的危險去換取免于饑餓的世界”；“革命不僅是對資本主義社會、而且也是對工業文明的挑戰”；“我們在這里提倡一種奇異的生活。我們睡，我們吃，我們不碰錢，沒人想它，這已是我們創造的社會”；“我越談戀愛，我就越要造反，因而我也越要談戀愛”等等。 顯然，這些口號主要表現的是盲目的、否定性的抗議、破壞，而不是樂觀的、有目的的創造，不是集中于一點的顛覆，而是全面的拒絕。工人罷工，也是對無意義的緊張勞動與嚴厲的等級管理的反抗。
福柯從來沒有把五月風暴看成是傳統意義上的社會政治革命。五月風暴后，福柯發現，他的著作已經成為左派文化的一部分。尤其是《瘋癲史》，當初發表時僅僅是一部學術著作。但在1968年以后，該書的“大監禁”主題成為譴責當局鎮壓和逮捕學生與工人的一個論據。另外，左派的“反精神病學運動”也把《病癲史》作為一個經典。例如，一家雜志發表抨擊精神病院的文章，導言完全是對福柯思想的概括：“不久前，瘋人還是與妓女、失業者、小偷及其他社會渣滓關在一起，換言之，與一切按照階級社會的神圣價值看作不‘正常’的人關在一起，與騷擾了私有財產和道德一律準則的人關在一起。”
福柯后來回顧說：“政治的范圍改變了。諸如精神病學、監禁和醫療監控（medicalisation）都變成了政治問題。由于最近幾年發生的變化，一些政治集團覺得有必要把這些領域納入他們的行動范圍。他們和我走到一起。這不是因為我變了，我能不無自豪地說，這是因為政治向我靠近。”
附帶地說，《瘋癲史》受到反精神病學運動的青睞是福柯始料不及的。反精神病學運動是20世紀60年代中期首先從英國興起的。萊恩（Ronald Lasing）和庫珀（David Cooper）是其中的主要代表人物。他們認為，廣義的精神分裂是家庭和社會全面壓制的結果，通行的精神病學體現了一種治療壓制，因此，把精神分裂者交給精神病機構是第二個暴行。《瘋癲史》的英譯本就是由他們于1965年出版的。1967年他們還在倫敦召開了名為“解放辯證法”的國際大會。馬爾庫塞等人也出席了大會。
盡管福柯同該運動的一些人建立了比較密切的關系，但是他從來不承認自己是“精神病學反對者”。他說：“我只不過寫了一部截止到19世紀初的精神病學史。為什么許多人，包括精神病學者認為我是精神病學反對者呢？這是因為他們不能接受有關他們的制度的真正歷史。這種歷史當然是把精神病學當做偽科學的一個標志。一種真正的科學能夠接受哪怕是關于其起源的最可恥、最骯臟的故事。”（大笑）
針對種種誤解，福柯到80年代還進一步解釋說：“我的觀點不是說一切事物都是壞的，而是說一切事物都是危險的。……我認為批評有益，因為精神病院就是危險。現在危險明顯起了變化。例如，在意大利，他們關閉了所有的精神病院，有了更多的免費診所等等，但他們又有了新的問題。”
五月風暴首先沖擊的是教育領域。法國的教育制度自拿破侖時代起就固步自封，因循守舊，積弊甚多。其嚴格的集中制和等級制，早已引起人們不滿。有識之士一直大聲疾呼，要求改革。從50年代后期，大學生人數增加了兩倍，達到60萬之多。這批在戰后生長起來的青年人忍受不了刻板陳舊的教育制度，對自己將來在“消費社會”中的命運憂心忡忡。“他們的精神危機比物質危機更嚴重。”舊體制隨的壓力越來越大。一點一滴的改革在逐漸進行，但遠遠適應不了變化的形勢。
1965年，教育部長富歇設立了一個委員會研究中學和大學的教育改革。福柯的一個高師同學是部長顧問。經他提議，福柯被任命為委員會成員。在去突尼斯之前的一年多里，福柯積極參與了委員會的工作。他主張全面改革，如中學教育應集中打好基礎，因為它只是“智力游戲”，而不是為研究做準備；博士學位制度必須改革，因為現行制度往往使申請人窮經皓首。1966年就有人警告，教育體系將會出大亂子。1967年繼任教育部長的阿蘭•佩雷菲特同樣看到改革的必要性。但是，他后來無可奈何地說：“歷史比我走得更快，炸彈在我能夠或懂得拆除雷管之前就爆炸了。”
五月風暴的導火索是巴黎的農泰爾（Nanterre）大學（后改為巴黎第十大學）的學潮。1968年1月，學生要求有自由出入異性宿舍的權利，一些女生占領了男生宿舍。防暴警察前來干預，引起暴力沖突。3月，農泰爾大學的全國聲援越南委員會領導人被捕，抗議的學生占領了一個大禮堂和校部大樓，幾天后，學生抵制考試，又導致警察干預。5月2日，農泰爾大學被關閉，學生撤到校園里，遭到警察的暴力驅趕。各學校掀起聲援示威，暴力沖突也逐步升級。巴黎大學（索邦）遂被關閉。6日，薩特表態，全力支持學生，反對軍警鎮壓。7日，拉西區有6萬學生發動起來，走上街頭。 運動擴及外省，大學生紛紛罷課。10日夜間，在巴黎中心地帶筑起路障，與警察發生沖突。兩天后，學生占領了巴黎大學（索邦）。13日，法國民主工人工會和全國教育聯合會在巴士底廣場組織了20萬人的大示威。隨后，工人紛紛占領工廠，全國鐵路罷工。有意識的是，五月風暴期間，幾乎沒有流血。人們仿佛過狂歡節。在發生沖突時，警察往往由于群眾的包圍和起哄而狼狽撤走。
當時，身在突尼斯的福柯對法國的事態十分關注。4月，法國《新觀察家》雜志編輯讓•丹尼爾拜訪他時，驚異地發現曾經對“自由”之類的口號持悲觀態度的福柯居然說自己最感興趣的是“政治、現實、今天”。福柯認為，農泰爾大學的騷亂實際上宣布了一場“日常生活革命”。他還估計，巴黎的事態有可能導致戴高樂下臺。
德菲爾在五月風暴中非常積極，并且用電話向福柯通報法國的情況。福柯得知后對自己不在場感到遺憾。他回到巴黎幾天，參加了5月17日的五萬人大會。一天，他在街上目睹了學生示威游戲的場面，轉向對一起散步的丹尼爾說：“他們不是在制造革命，他們本身就是革命。”
10月福柯回到巴黎一，遷入巴黎第十五區一所現代公寓樓，住在第九層。從這里可以眺望半個巴黎西部。寬大的陽臺使他能夠繼續保持在突尼斯養成日光浴習慣。
福柯不想再回克列蒙—費朗大學。法國駐意大利大使希望福柯擔任他的文化參贊，但福柯想留在巴黎。農泰爾大學心理系主任邀請福柯來充實這個新建系。但福柯早已不愿再教心理學了。最后，他選擇了萬塞訥（Vincennes）大學。
萬塞訥大學是五月風暴后法國政府為緩和矛盾、加速“高等教育改革”而在巴黎郊區萬塞訥公園新建的一個實驗學校，又稱“萬塞訥實驗中心”。該校實行自治、學校交叉和師生參與以及開放（即學生無須有業士學位證書）等原則。教育部設立了由巴黎大學（索邦）校長領銜的組織委員會，負責挑選萬塞訥的“核心教師”。委員會成員包括巴爾特、德里達、拉杜里和康吉蘭等人。由于康吉蘭的建議，福柯被教育部任命為哲學系主任，由他組建哲學系。該校的核心教師中有一位英語女教授海倫•西祖（Helene Cixous）。他是喬伊斯專家、女權主義者，后來成為福柯的一個特別密切的朋友。
福柯認為：“哲學將會超越任何哲學本身。”他贊成自己的老師伊波利特的觀點：“當代哲學研究應該滿足兩個需求：分析的嚴格性，密切聯系活生生的經驗。”因此，福柯聘用了一批他認為最能代表這種發展方向的新生代教師。他首先想到的是德勒茲。可惜，德勒茲當時重病在身，無法應聘。應聘者除了幾個福柯的同輩人外，主要是阿爾杜塞和拉康的學生，其中有法共黨員巴利巴爾（Etienne Balibar，阿爾杜塞《讀解〈資本論〉》的合作者）和朗西埃爾（Jacques Ranciere），毛派分子、拉康的女兒米勒（Judith Miller），托派分子韋伯（Henri Weber）等。從人員組成看，除了學術標準外，政治標準顯然起著重要作用：這些人都是五月風暴中的積極分子。福柯還設法使社會學系聘用了正在另一所大學社會學系任教的德菲爾。萬塞訥大學（尤其是哲學系）成為一批左派教師的聚集地。
萬塞訥大學名義上于1968年9月開學，實際上到1969年1月才正式上課，但也還沒有完全準備就緒。由于該校的指導方針以及教師和學生的構成情況，很快，學校就陷入混亂。萬塞訥成為繼農泰爾之后的第二個學潮中心。
當時，全國學潮還沒有完全平息。各地大學和中學仍不時發生罷課、集會和暴力沖突。1月23日，巴黎圣路易公立中學的學生組織不顧教育局的禁令，放映有關1968年五月風暴的電影。然后，學生又去占領教育局，與警察發生沖突。一些學生被捕。得知消息后，萬塞訥大學幾百名學生和教師表示聲援，占領自己的學校，用新添置的桌椅、地毯、電視機等堆成路障，福柯和德菲爾也卷入其中。福柯讓學生小心地擺放電視機。警察前來干涉，學生用石塊同警察的催淚瓦斯對抗。夜間，警察把學生和教師趕進一個大教育。最后有220人被捕，送到警察局。天亮后，這些人未經審訊都被釋放。這是福柯第一次被捕。當時，學生劃分教師的標準首先是在五月風暴中的表現。福柯原先被左派學生看作是“戴高樂分子”，因為他沒有參與五月風暴，“沒有經受紅色洗禮”。通過這次事件福柯在學生中的威信有所提高。一位年輕的托派教師回憶說：“他（福柯）非常勇敢。夜間警察沖進來時，他想站在前列戰斗。……我很敬佩。”
事后，政府和報界反應強烈。鬧事那天，巴黎大學（索邦）校園內著名的黎塞留畫像被學生胡亂涂抹，成為“左派砸爛一切的野蠻主義”的一個典型。萬塞訥大學開除了54名學生。2月11日，左派學生在拉丁區召開三千人的抗議大會，薩特和福柯都在大會上發了言。據報道，福柯講話極其激烈，譴責警察挑釁和“蓄謀鎮壓”。
從此，萬塞訥大學就陷入了一片混亂。新換的校長也無力恢復正常秩序。校園里到處是小商攤，出售舊書、錄音帶、食品、政治讀物和嬉皮用品。圖書館的書籍大量丟失。毒品四下流傳。
與其他大學的情形一樣，學生發展出兩種傾向，一種是崇拜3M，即馬克思、毛澤東和馬爾庫塞（這三人名字的拼音字頭都是M）：談政治，侃理論，甚至搞暴力；另一種是生活方式的反叛，講生態，回鄉土，當嬉皮。“參與”的口號使得萬塞訥校園里各種激進派別十分活躍。最激進的是“無產階級左派”。它是由來自另外兩個左派組織的成員混合而成：一個是高師的“青年共產主義者同盟（馬列主義）”，主要受阿爾杜塞思想的影響；另一個是農泰爾大學的“3月22日運動”。前者強調“純正性”，后者強調“自發性”。他們都崇拜中國的文化大革命，自稱是“毛主義者”（毛派）。盡管毛派分子大多是“知識分子”，但他們認為，知識分子應自我否定。理想的知識分子應該是“扎根派”，即變成工廠工人，“扎根”于無產階級之中。這種與工人結合的思想也得到薩特的支持。另外，校園里還有托派、法共等派別。這些派別要么由年輕教師領導，要么得到教師的支持。校園里充斥著無休止的政治集會、示威、暴力沖突、派別斗爭。
課堂也變成政治討論場所。哲學系尤為突出，從課程表就可以看出一斑。1968至1969年的課程包括：“左派修正主義”、“社會形態科學與馬克思主義哲學”、“文化革命”、“意識形態斗爭”等。另外是一些較傳統的課程，如“希臘政治思想”。1969至1970年的課程包括：“馬列主義的第二階段：斯大林主義”、“馬列主義的第三階段：毛主義”、“20世紀馬克思主義導論：列寧、托洛茨基以及布爾什維克運動”、“馬克思主義辯證法”。少數較傳統的課程是“希臘思辨思想批判”、“歷史科學中的認識論問題”。
萬塞訥大學尤其是哲學系的教學管理也十分混亂。一些托派師生成立了一個“廢除工資和摧毀大學委員會”，旨在把資產階級的大學變成資本主義體系中最薄弱的一環。他們宣揚“大學教學和考試無用論”。許多毛派分子也大力支持他們。米勒講：“我將盡一切力量使大學的運轉越來越糟。大學是一個國家機器，是資本主義社會的一部分。它根本不是自由主義的天堂。我認為，不打碎整個體系就不能打碎它。因此我們現在所能做的就是使之幾乎不能運轉。“哲學系不要求教師進行考試，學生只須交一篇作業，教育任意給學生打分（米勒聲稱，她是在公共汽車上給學生打分），甚至只要學生提出請求，就能獲得學分。
由于福柯在政治上越來越激進，他開始疏遠了一些政見不同的老朋友，如克羅索夫斯基，而與“無產階級左派”接近。他結交了一些“左派”朋友，偶爾也為他們的報紙寫稿。但是，他對列寧和毛澤東的理論不感興趣，也不贊成深入工廠同工人結合。在一些左派學生看來，溫和派是最壞的敵人。因此，福柯也受到我們攻擊。福柯對左派學生的攻擊。尤其是把他沒參加五月風暴作為一個重大污點，非常反感。他對一個朋友說：“我要告訴他們：當你們在拉丁區的路障上耍鬧時，我正在突尼斯做十分嚴肅的事情。”“拉丁區的路障與突尼斯真正冒坐15年監獄的危險根本不能相比。” 另外，他推崇突尼斯學生在政治意識形態的鼓舞下踏踏實實的行動能力，而厭惡法國左派學生空談理論和熱衷派別斗爭。他后來說，當他回到巴黎后，“各種理論泛濫，爭論不止，批判嚴厲，派別分裂，這使我大惑不解。1968至1969年我在法國看到的狀況與我1968年3月在突尼斯發現的有意識的東西恰好相反” 。
福柯主張“具體的、明確的”斗爭。他認為，應該集中力量在大學里斗爭，對知識進行改造。這是與他的“知識/權力”的觀點相一致的。一方面，他堅持教學和研究的學術性。他開授的四門課分別是“性論”、“形而上學的終結”、“生命科學的認識論”和“尼采”。另一方面，他努力改進自己的教學，盡量采取啟發式和形象的教學方法，不把自己的判斷強加給學生，而讓學生積極主動地思考。他說：“我更像一個工匠，把自己的產品拿出來供人消費，而不是像一個強制奴隸干活的主人。”他不否認師生的差異：學生是學徒，老師是師傅。但他盡量不擺師道尊嚴的架子，耐心回答學生的問題，給予學生各種所需的幫助。
但是，福柯對輕視學術的氣氛感到越來越難以忍受。他的教學有時被學生打斷，被迫與學生展開教學內容之外的激烈爭論。一次，他去上課時被學生堵在教室外進行辯論。福柯講授尼采哲學，受到廣泛好評，但并不合左派學生的口味。他們更喜歡那些講授和討論革命和馬克思主義的課程。另外，在“參與”的口號下，各種全校性會議接連不斷，使人不勝其煩。福柯對不能安心致力于學術而感到惱火。他盡量躲出校園，埋頭也國立圖書館。
1970年1月，新任教育部長吉沙爾德發表廣播講話，其中對1968于1969哲學教學的質量表示遺憾。他列舉了幾個課程名稱，指責這些課僅僅講授“馬列主義”，“過于狹窄”。他聲稱，對這樣的課程不能授予國家認可的學位。這意味著萬塞訥的畢業生將不能從事大學和中學的教師荼。3月，教育部長又下令解除米勒的大學教師職務。
福柯對萬塞訥大學哲學系的狀況負有很大的責任。那些左派教師是他挑選出來的。盡管在具體作法上，他不完全贊同那些左派教師，而且在“參與”的氣氛下，福柯實際上也沒有權力約束教師，但是在總方向上他與他們是一致的。因此，在公開場合，福柯為萬塞訥的實驗大聲辯護。作為系主任，福柯召開記者招待會，反駁教育部長的指責。他說，萬塞訥大學的教學目標是研究當代世界。哲學系怎么可能不對政治進行反思？然后，他又在雜志上發表談話：“誰能明確地告訴我哲學是什么？憑什么、根據哪里經典、哪家標準、哪家真理否定我們所做的一切？我不知道世界上存在著什么真正的哲學。世界上只有‘哲學家’。這個概念是指這樣一些人：他們的話語和活動隨著時代變化而變化。”他指責當局給萬塞訥大學哲學系設置圈套：先是允許絕對的學術自由，一旦有人真正行使這種自由，便加以壓制。 他還表示：“我們不僅必須從政治保守主義下解放自己，而且必須從文化保守主義下解放出來。我們必須關注我們的習俗：它們完全是人為的，與資產階級生活方式緊密相聯。應該用游戲和嘲弄的方式來僭越他們。應該不修邊幅，男孩應留長發，看上去看女孩（女孩則反其道而行之）。應該戲弄、暴露、改造和顛覆這些悄悄地規范我們的習俗。就我而言，這正是我在工作中竭力做的。” 這番話不僅是對萬塞訥大學哲學系的實驗的說明，而且也表明了福柯對1968年五月風暴的性質的理解——“日常生活革命”。
但是，福柯自己也對萬塞訥的環境越來越不滿。他私下說：“瘋瘋癲癲的人包圍著我，我已經受夠了。”1970年，福柯離開萬塞訥大學，進入法蘭西學院。
在動蕩的萬塞訥大學度過的兩年，對于福柯有很深的影響，改變了他的活動范圍和形象。在突尼斯，他還是一個學生運動的同情者，此時，他則成為一個參與型知識分子、一個行動型的哲學家。
萬塞訥大學的動亂是1968年五月風暴的延續。福柯在萬塞訥的“體驗”強化了他的“日常生活革命”的概念。他在1970年的一次題為《革命行動：“迄今為止”》的談話中對五月風暴及其意義作了更明確的闡釋。他指出，現實社會充滿了各種不能忍受的壓迫：家長權威，警察對日常生活的干預，學校的組織和紀律，宣揚消極態度的媒體。其中，學校是最主要的。因為學校強行灌輸某種旨在達到政治服從、社會一律的知識。
1968年五月風暴及其后果也使福柯意識到，知識問題不能脫離權力問題，知識或話語不僅受制于內部規則，更取決于各種力量的斗爭。他的學術思考重心轉回到《瘋癲史》前言中提出的“偉大的尼采式求索”。他開授的“性論”和“尼采”課程都標志著他的學術進展，但他首先面臨的是對原有方法論的改造。
第十二章·忍無可忍
“１９６８年五月事件，正如法國歷次革命一樣，不會時過境遷，在過去的霧氣中消失。”［１］其后果之一是，新左派的政治社會批判成為法國社會中的一股沖擊力量。左派知識分子擴展了社會政治批判的領域。女權運動、同性戀解放運動、監獄改革運動、環境保護和反核運動、反精神病學運動以及形形色色的地區性運動等等，各種社會抗議運動風起云涌。另外，法國知識分子還卷入各種國際性斗爭。
福柯進入法蘭西學院后并沒有沉溺于書齋，而是利用自己的聲望，以極大的熱情投入社會斗爭。他創建了“監獄情況協會”，發起了聲援犯人運動。這一運動成為法國監獄改革運動的先鋒。
福柯的這一政治活動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德菲爾促成的。德菲爾熱衷于行動主義。１９７０年５月“無產階級左派”遭到取締后，德菲爾公開加入這個組織。９月，２９名被關押的青年左派學生進行絕食斗爭，要求獲得政治犯的身份，并改善所有犯人的待遇。由此，引起了外界的廣泛關注和對監獄情況的討論。１９７１年初，街頭聲援示威愈演愈烈，發生流血事件。“無產階級左派”想建立一種聯合法蘭西學院（“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人民陣線”。而福柯在離開萬塞訥后也尋求新的政治行動方式。按照德菲爾的說法，福柯當時想找到某種方式，“擴大《瘋癲與文明》所宣布的計劃”，探究政治這個“極限體驗”領域。德菲爾遂向毛派人士建議：由福柯建立一個法國監獄情況調查委員會，引起社會對監獄狀況的注意，同時，身陷縲紲的毛派人士在監獄里組織犯人進行斗爭。［２］
１９７１年初，福柯與歷史學家維達爾—納蓋（Pierre Vidal-Naquet，因首先譴責法國軍隊在阿爾及利亞使用酷刑而聞名）、天主教雜志《精神》的編輯多梅納克（Jean-Marie Domenach，二戰期間曾參加過抵抗運動，６０年代也激烈反對阿爾及利亞戰爭）三人創立了“監獄情況協會”。２月８日，在毛派分子召開的新聞發布會上，福柯宣讀了一個由他起草的聲明：
“無人能確保自己不被投入監獄。今天更是如此。警察對我們日常生活的控制越來越令人窒息，無論在大街小巷，無論對外國人還是對年輕人。表達觀點重新成為一種罪過，反毒品措施越來越專橫，導致隨便抓人。我們現在生活在‘拘留審查’狀態中……”
“關于監獄的情況幾乎很少披露。它是我們社會制度的一個隱蔽領域，我們生活的一個黑暗角落。我們要求了解它。這就是為什么我們與一些法官、律師、新聞記者、醫生和精神分析醫生一起創立了監獄情況協會。”［３］
福柯在新聞發布會上還散發了一個調配傳單。上面寫道：“監獄的情況令人無法忍受。犯人被當成狗。他們僅有的一點權利也得不到尊重。我們希望將這種丑聞公之于眾。”［４］
協會的宗旨，是收集和公布監獄情況。鑒于這種資料在官方報告中不可能得到，因此協會向一切知情者征集，包括在押和獲釋犯人、社會工作者、司法人員。
聲明是福柯起草的，協會的聯系地址也是福柯的地址。
協會是一個各方人士的松散組織。萬塞訥大學的許多教師也陸續加入協會，其中包括德勒茲（福柯離開萬塞訥后，德勒茲進入該校哲學系）、朗西埃爾夫婦、西祖、帕塞龍、加特諾、卡斯特爾等等。稍后，當時擔任《費加羅報》記者和撰稿人的克勞德·莫里亞克（Claude Mauriac，１９１４年出生）也參加進來。莫里亞克是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弗朗索瓦·莫里亞克的長子。二戰結束后，他曾擔任過戴高樂的私人秘書。他也是著名文學家和前衛派小說家。“反文學”一詞就是他的發明。另外，著名電影演員伊夫·蒙當（Yves Montand，政治電影《Ｚ》的主演）和女演員西蒙·西涅萊（Simone Signoret），報人和作家克拉威爾（Maurice Clavel）等也對他們的工作給予支持。
與許多“知識分子”的想法不同，福柯認為，需要做的“不是替犯人說話，而是為他們提供說話的機會，講出監獄的真實情況。”德勒茲對福柯說：“在我看來，是你第一個教給我們一個基本道理：以別人的名義說話是可恥的。”［５］
協會的工作主要是由福柯和德菲爾承擔的。他們設計調查表。德菲爾向探監的犯人家屬分發調查表。對回收的調查表進行分類整理，都是在福柯家里進行的。而且，福柯和德菲爾還接待了絡繹不絕的犯人家屬和獲釋犯人。維達爾—納蓋基本上只是掛個名。多梅納克也承認，主要是靠著不知疲倦的福柯以及德菲爾，才使協會成為一個有戰斗力的組織。
監獄情況協會先后出版了４個小冊子。第一個小冊子是《２０個監獄調查》。福柯在前言中寫道：“法庭、監獄、醫院、精神病院、醫學行業、大學、報刊和信息機構等這些不同形式的機構表明，有一種深深扎根于政治的壓迫。被剝削階級一直懂得如何辨認這種壓迫。他們不斷地反抗它，但又完全受制于它。現在，它對于新的社會階層——知識分子、技術人員、律師、醫生和新聞記者等也變得忍無可忍了。這些有責任傳播正義、健康、知識和信息的人開始感到一種政治權力對他們行動的壓迫。新的忍無可忍加入到無產階級的長期斗爭中。１９世紀無產階級創造的斗爭手段被重新起用。第一個手段就是工人自己調查工作狀況。我們現在所采用不著就是‘調查忍無可忍的狀況’。”
福柯宣布，每一份調查表都是一個政治斗爭行動，其核心是“廢除司法記錄”。法國的“司法記錄”是于１８５０年建立的犯罪記錄制度。其特點是，所有的人都被記錄在案。雇主了解雇員或應聘者時可獲得一份顯示其是否“清白”的摘要。福柯認為，這種制度使有過違法行為的人永遠不能翻身。但是，福柯的目標不是推動改革，而是對整個制度提出質疑，要求廢除清白與犯罪的區分。［７］
監獄情況協會的第二個小冊子是關于弗勒里、梅洛吉斯“模范監獄”的報告。第三個小冊子是關于１９７１年圣坎坦監獄一個犯人被害的報道。第四個小冊子是關于犯人自殺情況的報道，列舉了１９７２年監獄中的３２起自殺事件。有一個同性戀者從１７歲起因偷竊、搶劫和買賣毒品等罪名而多次入獄，最后因在獄中有同性戀活動而被單獨監禁，懸梁自盡。這個犯人在幾封信中講述自己如何被暗探引誘購買毒品。福柯在編者按語中寫道：“問題不僅涉及到排斥和給人定罪的社會體制，而且涉及到其中的故意挑釁。這個體制正是借助于這種機制來運轉和維護秩序，而且按照警察和行使權力的政治要求，制造出它所排斥和定罪的人。”［８］福柯還特別關注這個犯人的思考。他認為，這個犯人的在單人監禁中產生的死亡愿望表明：“在不斷地受到自殺誘惑和產生某種政治意識之間，往往只有咫尺之隔。”這個犯人的信件表達了“一種新的政治反思樣式，即抹去公共與私人、性關系與社會關系、集體要求與個人生活方式之間的傳統劃分”［９］。
監獄情況協會并非僅僅是一個信息收集組織，而是一個與監獄中毛派分子里應外合的政治行動組織。隨著聲援犯人運動的發展，監獄暴動事件也頻繁發生。監獄情況協會多次在監獄前組織集會，散發傳單和調查表。每次集會都被警察驅散。福柯描述這種情況：“街道開始變成警察的禁地。警察的專橫命令變成法律：不許停留，不許說話，不許散發東西，不許扎推。監獄的范圍開始擴大，遠遠越出監獄大門之外，擴大到你的住宅門口。”１９７１年５月１日，福柯和另外幾個人在一個監獄前被拘審，理由是傳單上沒有標出印制機構，屬非法出版物。他們遭到侮辱，福柯還被警察從背后擊打。福柯向法院控告警察濫用權力，但警方反訴福柯散發非法出版物。結果福柯敗訴，被課以罰款。
１９７２年初，福柯收到默倫監獄犯人提供的一個份控訴。１月１８日，莫里亞克、薩特、德勒茲夫婦、福柯以及二三十名支持者在卡斯蒂格利昂大街聚集，然后舉著標語，向旺多姆廣場進軍。示威者推開路障，進入司法部前廳召開新聞發布會。當福柯開始宣讀默倫監獄犯人的聲明時，防暴警察趕來，把示威者驅趕到街上。莫里亞克回憶說：“福柯站在最前列，滿臉漲紅、青筋暴露，竭盡全力抗拒。”當時，有三個人被拖進警車。福柯和薩特據理交涉，警察置之不理。最后，莫里亞克亮出《費加羅報》記者證，警方才釋放了被捕者。
１９７２年１１月“犯人行動委員會”建立后，獲釋犯人有了自己的組織和表達的工具，監獄情況協會就變得多余了。另外，毛派（“無產階級左派”）也在土崩瓦解。１９７２年底，監獄情況協會解散了。
福柯去世后，德勒茲回顧監獄情況協會的活動時說：“監獄情況協會是一種思想實驗。米歇爾始終認為，思想過程應該是一種實驗。這正是他所留下的尼采主義遺產。就此而言，關鍵不是用監獄做實驗，而是把監獄看成是一個犯人經歷某種經驗的地方。這種經驗是知識分子——至少是福柯所認為的知識分子的參與方式，即不是以某種理想或價值觀的名義采取行動，而是關注一直不為人注意的現實；不是代替別人說話，而是揭示忍無可忍的狀況，讓受壓迫者自己說話。
在監獄情況協會的第一本小冊子封底印著幾行醒目的文字：
這些都是不可忍受的：
法庭
警察
醫院，瘋人院
學校，軍隊
報刊，電視
國家。
監獄只是福柯關注的一個主要方面。除些之外，福柯作為一個社會知名人士，還卷入其他各種社會斗爭。
此時，公開信或呼吁書這種斗爭方式十分流行。薩特和杜拉斯等知名人士經常不分青紅皂白地為各種呼吁書簽名。福柯不無夸張地說，幾乎每天都有人找上門來征集簽名。他對此頗不以為然，只是有選擇地在呼吁書上簽名。
福柯第一次簽名的公開信是１９７２年６月反對美國轟炸越南東京灣的抗議書。１２月，他再次在法國知識分子譴責美國軍隊在越南使用現代化武器的集體聲明上簽名。由于熱奈熱衷于支持巴勒斯坦解放事業，福柯也在１９７３年１月聲援巴勒斯坦人民的呼吁書上簽名。但是福柯更愿意投入具體的斗爭。
１９７１年，一個名叫杰拉里·本·阿里的阿爾及利亞小伙子在街頭被槍殺。過去這種事件屢屢發生，人們習以為常。但是，時代潮流變了，左派的斗爭視野和批判范圍擴大了。杰拉里事件觸發了反對種族主義暴行的斗爭。福柯深入阿拉伯人區調查生活狀況。德勒茲、熱奈、莫里亞克、帕塞龍等加入“杰拉里委員會”。１１月２７日，薩特、福柯、莫里亞克和熱奈聚在一起，研究組織示威游行。薩特和福柯以前曾共同參加過大型集會，但兩人之間沒有直接接觸。這是兩人第一次面對面的交談。從此，兩人在社會政治活動中經常共同露面。
聚會結束后，一伙人就走上街頭，警察包圍了街區，但奉命不得碰薩特。因此，示威者得以散發《告當地工人書》，譴責“獲得權力結構支持的種族主義者組織”。薩特和福柯并肩行進。福柯手持擴音器，宣布他們第二天將設立一個辦公室，給任何需要幫助的人提供合法支持。《告當地工人書》的簽名者有德勒茲、福柯、熱奈、薩特、帕塞龍等人。一些簽名者和毛派支持者被防暴警察攔截在附近的空曠街道上。
從第二天起，帕塞龍、莫里亞克、福柯和熱奈輪流在辦公室值班，幫助移民填寫表格。有時人們還意外地看到福柯手持掃帚幫助移民打掃房間。
１９７２年１２月，又一名阿爾及利亞人死在警察局。有幾十個人舉行哀悼和抗議的游行。警察驅散人群，逮捕示威者，但同樣奉命不碰知名人士。福柯、莫里亞克和熱奈為搶回被捕者而同警察搏斗。他們也遭到毆打，并被帶到警察局查驗身份，直到半夜才被釋放。
杰拉里委員會很快就擴展成“保衛移民權利委員會”。后者組織了幾次大游行。在１９７３年３月３１日的數千人游行中，福柯和莫里亞克走在隊伍的最前列。［１１］
福柯還投入捍衛記者權利的斗爭。１９７１年５月，《新觀察家》撰稿人若貝爾（Alain Jaubert）攜家人上街，遭遇西印度群島學生示威。他在搶救和護送一個被警察打傷的學生時，與警察發生口角，遭到毆打，并被從正在行駛的警車上扔下去。福柯和莫里亞克等加入“若貝爾委員會”，尋找證人。但是，目擊者都不敢出庭做證。福柯悲哀地聯想到占領時期法國人對蓋世太保暴行噤若寒蟬的情況。他認為，警察已經成為一個國中之國。福柯等人發表了調查報告以及指控檢察官說謊的公開信。拖到１９７３年４月，法庭才以各打五十大板的方式了結此案。
五月風暴以后，福柯可能是最善于使用對話、訪談錄的形式表達思想觀點的學者。
“你們進入中學以后，最不能容忍的是什么？”１９７１年１１月，福柯與一些左派中學生談話時，首先提出這個問題。他肯定學生的回答，把批判矛頭指向官方知識的壓迫性。他指出：“五月事件令人信服地表明，知識具有雙重壓迫作用，一方面是對它所排斥的人的壓迫，另一方面從模式和標準的角度看，是對被它強迫接受這種知識的人的壓迫。“［１２］官方知識總是把政治權力說成是上層階級進行斗爭的產物，而把民眾運動說成是因饑荒、苛捐雜稅或失業導致的，否認人民爭取權力的斗爭。福柯強調，馬克思和無產階級自身發展了爭取權力的斗爭知識。他把矛頭集中指向人本主義，因為“人本主義代表了西方文明中一切禁錮‘權力欲望’的東西；它限制權力欲望，排除奪取權力的可能性”［１３］。
福柯改變了傳統的“革命”概念，把革命行動擴大到日常文化斗爭領域。福柯認為：“可以用兩種方式來攻擊它（人本主義）：或者通過權力意志的‘去主體’（即通過在階級斗爭背景下的政治斗爭），或者消解假主體（即通過攻擊‘文化’：打破束縛性欲的禁忌、限制和區分；建立公社；放松對藥品的限制；打破一切規范正常人發展的限制）。我指的是一切體驗，既包括被我們文明所拒斥的體驗，也包括只是在文學中才被接受的體驗。”［１４］
福柯反對理論和理想制度。他認為：“對理論的需求依然是我們所拒絕的體制的一部分。因為所謂理論，就是提出替代性體制。而一切取而代之，實際上都是加強了類似的權力組織。他聲稱：”很可能，在２０世紀，真正的社會化將出自于體驗。“［１５］
總之，福柯主張的是一種無政府主義文化革命。他不想而且反對提出任何新的取代方案，新的重構模式。因為在他看來，任何社會都需要合理化、秩序、規范等等，都必然是一種“權力關系”網絡。任何替代秩序在本質上與舊秩序沒有本質上的區別。因此，人應該隨時隨地進行反抗，但反抗的目的不是建立所謂理想王國，而只是“去中心”，“反規范”，“反權威”，解放人的潛在意志和欲望。
針對警察的鎮壓，一些毛派分子提出“人民正義”（people's justice又可譯為“人民司法”）的口號，主張建立“人民法庭”。著名毛派分子彼埃爾·維克多（Pierre Victor）等人于１９７２年２月與福柯討論了這一主張。維克多援引中國革命為例，說明在無產階級革命中可以實現符合法律的人民報復，可以“矯枉過正”。由于同薩特以及毛派分子的密切交往與合作，福柯接受了他們的一些觀點。例如，他“完全贊成”“非無產階級大眾應該在無產階級領導下聯合起來進行革命斗爭”，“因為資本主義十分害怕這些毛頭小子手持刀槍上街，隨時搞直接暴力行動”。但是他反對“在無產階級意識形態的領導下”的說法。因此，他否定“人民正義”的提法。在他看來，正義（或司法）觀念已經成為資產階級意識形態的一部分，司法機關是資產階級國家的重要組成部分。不可能有什么人民的對抗性司法（或正義）。法國大革命期間的九月屠殺也是權威主義的一種形式。無論什么新的司法機構都只能是舊的變種。［１６］福柯實際上是反對任何制度化機構。
此時，薩特和毛派分子關系密切。例如，維克多從１９７３年以后就擔任了薩特的秘書，而且是薩特的《造反有理》對話集中的對話者。薩特支持“人民正義”的口號，認為福柯在拒絕“人民正義”觀念時走得太遠了，比左派還極端。［１７］
１９７２年４月，巴黎以北２００多公里處的一個廢棄礦井里發現了一具少女尸體。被害人是礦工的女兒。當地一個富人有重大嫌疑，但被宣布無罪釋放。礦工本來就對當地資產階級充滿怨恨，毛派分子也竭力鼓動。人們不禁想起１９世紀左拉小說《萌芽》所描寫的礦工生活和階級斗爭。許多在名人士包括薩特都到現場考察。福柯和德菲爾也驅車前往。福柯相信嫌疑犯就是殺人犯，但他同時也對礦工的狂熱情緒感到不安。
７月，巴黎郊區發生反共暴徒用棍棒和催淚瓦斯襲擊正在跳舞的南斯拉夫移民，劫持和輪奸少女的事件。人們抓住其中兩名暴徒，痛打之后才送交警察局。事后，薩特、杜拉斯、福柯等一批知名人士發表聲明，譴責暴徒，號召人民聲援受害者，投入到“真理和正義所要求的人民反應”中。福柯此時對“人民正義”的立場有所變化。［１８］
在７０年代初的社會斗爭中，知識分子似乎又承擔起伏爾泰和左拉所開創的“社會良心”、“被壓迫階級代言人”的角色。薩特從４０年代起正是這樣要求知識分子的。他身體力行，積極投入現實斗爭。自１９６８年五月事件起尢為活躍，曾被譽為“２０世紀人類的良心”［１９］。福柯則從對知識批判進而批判這種知識分子角色，并且對知識分子的角色作了新的定位。１９７２年，他與德勒茲討論“知識分子與權力”。德勒茲認為，不能簡單地把實踐視為理論的應用。理論是有局限性的。理論在進入適于自己的領域時，就會遇到障礙，需要另一種話語來轉化，從而又進入另一個領域。實踐是從一種理論觀點到另一種理論觀點的轉化器。理論也是從一種實踐到另一種實踐的轉化器。因此，理論知識分子不是一種“良心代表”。福柯則更激進地認為，自１９６８年５月以后，“知識分子發現，群眾不再需要通過他來獲得知識。他們知道得清清楚楚。毫無幻想。他們遠比他知道的多，而且他們完全有能力表達自己的想法”。福柯把知識分子視為權力體制的一部分。因此，“知識分子的角色不再是走在前頭或站在一邊，以表達集體的被壓制的真理，而應該是投入反對各種權力的斗爭，因為那些權力形式把他變成‘知識’、‘真理’、‘意識’和‘話語’領域的對象與工具”［２０］。
若貝爾事件發生后，由克拉威爾等一些左派新聞工作者發起建立了“解放通訊社”（Agence de Presse-Liberation）。其縮寫“ＡＰＬ”與“中國人民解放軍”的法文縮寫僅差一個字母，顯示了他們的立場。１９７２年底，薩特和福柯、莫里亞克等人都應邀參加了ＡＰＬ籌辦《解放報》的工作。《解放報》的發刊詞是請薩特修改的。薩特在修改時認真地聽取了福柯的意識。１９７３年４月，《解放報》經過４期試刊后正式發行。《解放報》連續發表了福柯訪談錄。福柯談了自己的撰稿計劃，他說：“我想撰寫關于工人階級記憶的編年史，即１９世紀以來的歷史片斷。”“工人自己的頭腦里裝著基本經驗，重大斗爭的結果：人民戰線、抵抗運動。但是報紙、書籍和工會只保留適合它們自己的東西。……由于遺忘，就不可能利用工人階級的知識和經驗。利用這份報紙來收集這方面的所有記憶，重述它們，尤其是把它們變成確定可能的斗爭武器的基礎，這會很有意義。”福柯接著重申了自己關于知識分子角色的看法。他指出：“工人不需要知識分子告訴他們應該做什么。……知識分子進入的是信息體系而不是生產體系。……因此，他的角色不是塑造工人的意識，因為那早已存在。他的角色是使這種意識、這種工人的知識能夠進入信息體系，從而得以流傳。……可以說，知識分子的知識相對于工人的知識而言一直是片面的。我們所知道的法國社會史相對于工人階級所擁有的浩繁經驗而言完全是片面的。”［２１］
到７０年代后期，福柯對知識分子角色的定位隨著他的“權力／知識”理論的發展而更加清晰。他區分了兩種知識分子概念。第一種是薩特式的“普遍知識分子”（universal intellectual）概念。他指出，這種１９世紀和２０世紀初的知識分子概念“實際上出自于一處十分具體的形象：主持正義和代表法律的人，用普遍正義和公正的法律思想來抗衡權力、專制和為富不仁”。這種知識分子是由１８世紀法學家派生出來的，其原型是伏爾泰。后來，作家成為這種普遍價值觀的承擔者。福柯認為，這種普遍知識分子已經被“專業知識分子”（specific intellectual）所取代。尤其是在６０年代前后，由于“科技結構在經濟和戰略領域的擴展”，由于科學合理化的擴展和職業分工的細密，專業知識分子的出現及其重要性愈益明顯。專業知識分子不再是以文人為代表，而是以專家為代表。他們不是普遍價值觀的承擔者。他們具有三重特殊性：（１）階級地位的特殊性（或者是服務于資本主義的小資產階級，或者是無產階級的有機部分）。“知識分子實際上越來越接近無產階級和大眾。”（２）生活和工作條件的特殊性。他們“不是按照‘普遍的’、‘楷模的’、‘代表正義和真理的’模式工作，而是在一定的專業范圍、在一定的生活或工作環境（住所、醫院、瘋人院、實驗室、大學、家庭以及性關系）中工作”。他們面臨的是實際的、物質的、日常的斗爭問題，而且他們是以不同的形式面臨與無產階級相同的對手：跨國公懷、司法和警察機構、財產投機商等等。（３）在西方社會中真理的“政治經濟學”的分殊化。“真理”是以科學話語和制度為中心，服從于經濟和政治的刺激，受到少數大型政治經濟機構的控制。真理實際上是區分真假的規則和所謂“真的”的權力效應。知識分子的局部斗爭涉及到現代社會的真理問題，因此具有一般的意義。［２２］
根據這些分析，福柯對知識分子和大眾的關系以及知識分子的社會政治角色作出新的規定：知識分子不再屬于資產階級，因此面對人民大眾，也不再有“階級原罪”和“轉變立場，為被壓迫者服務”的問題；由于知識分子的“專業化”，知識分子也不能成為大眾代言人，而應投入具體的斗爭。福柯本人的活動也盡量遵循著這種原則。因此，后來有人把福柯稱為“后革命者”（postrevolutionary）［２３］。
７０年代初，福柯主要致力于法國左派政治斗爭，學術著述甚少。但是，他與美國著名語言學家喬姆斯基在荷蘭電視臺的學術辯論，格外引人注目，因為這次辯論是西方兩代兩種類型思想家的一次正面對峙。時間是１９７１年１１月，論題是“人性：正義和權力”。
喬姆斯基承認人性的存在。如果沒有某種相對穩定的人性，就不可能有科學認識。所謂人性，他是指某種生理結構。福柯則避開“人性是否存在”這種抽象問題，而是轉向另外的問題：“人性概念是如何在我們社會中運作的。”他認為：“語言學家提示輔音變化規律，弗洛伊德揭示釋夢原則，文化人類學家發現神話結構，并不是通過研究人性實現的。在我看來，在知識史中，人性觀念主要起了一種……標示某些與神學、生物學或歷史學相關或對立的話語的作用。”他懷疑所謂的普遍真理，主張把抽象概念歷史化，考察其社會功能。
喬姆斯基認為，現代科技提供了滿足人們需求的手段，有助于克服異化。障礙在于西方社會的政治體制。我們的任務是政治任務，即造成一個讓創造力和理性得以自由施展的公正社會。福柯則針鋒相對。他宣稱，西方政治哲學從來都在致力于建構這些抽象原則和烏托邦。正是這種求知意志使我們幾乎完全看不到西方社會中權力的具體運作。“在我看來，在我們這樣的社會里，真正的政治任務是，批判表面中立的制度的運作，揭示通過這些制度隱秘地運作的政治暴力。這樣，人們就能夠與之斗爭。”
喬姆斯基主張，應該以正義的名義來反對西方社會的非正義。福柯則激烈地反駁說：“我多少有點以尼采主義的態度對待這個問題。在我看來，正義觀眾本身實際上是杜撰出來的，在不同社會里被當作某種政治或經濟權力的工具或反對那種權力的工具。”［２４］
盡管福柯和喬姆斯基都對現存社會政治秩序持批判態度，但是，兩人不僅觀點懸殊，而且言路不通。其原因在于，喬姆斯基在根本上囿于西方啟蒙思想的人道主義傳統和理想，而福柯恰恰要連根瓦解這種思想，全面否定現代秩序。喬姆斯基事后回憶說：“和他在一起，我覺得我是在和一個生活在在不同的道德世界的人談話。”［２５］“他讓我覺得他是一個非道德主義者。我從來沒有見過這樣徹底反道德的人。”［２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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