祝東力
九九年冬，一個搞音樂的朋友，介紹我認識紀蘇，地點在沙灘，美術館南門口。我提前到。過會兒，一個中年人，偏黑、瘦個兒，表情嚴肅，穿件半舊的黑皮夾克，兩手插兜，沿鐵柵欄門，來來回回走，也像等人。我遠處打量，紀蘇日后的形象在那時便大體定格——仿佛八十年代舊人，樸素內斂，形貌氣質更像普通勞動者，而迥異于一般所謂知識分子。
紀蘇家住東廠胡同，借用《史記·游俠列傳》的說法，“閭巷人也”。他從小濡染于市井的平民環境，另一方面，又因為生長在史學世家，所以幼承家學。這造就了紀蘇特殊的文體，即胡同語言與古典語文的絕妙融合，莊諧并用，寓莊于諧，俗語與雅言經緯相織，想象奇詭，所形成的語言爆發力，摧枯拉朽，往往出人意表。進一步說，在他那里，世俗經驗與社科方法、平民立場與家國意識，這兩個方面、兩種價值序列，往往能左右并重，上下兼顧，而并不偏廢。這種特點，大約也可以追溯到他早年的環境和經歷。
紀蘇是散淡之人。他上班，單位靠近后海。有時，中午天氣晴好，他會興之所至，租條小船劃到湖心，在清風麗日中物我兩忘，以至于枕槳而眠。工作之余，他有時幾個小時，沿舊城胡同信步盤桓，玩味其風物人情。東廠胡同口外，鄰近王府井大街，店鋪奢華，鋪金砌玉。紀蘇進出于鬧市，似無所見，無所聞。他好像絕緣于身邊這個拜金時代的喧嘩都市，其簡淡和質樸，堪稱“孤品”。
也是九九年，紀蘇寫了劇本《切·格瓦拉》，痛詆黑暗，贊頌革命，將歷史與當下、中國與世界融會貫通。零零年春夏，《切》劇在人藝小劇場連續上演一個月，之后到開封、上海、廣州等地巡演，以排山倒海式的語言力量，贏得山呼海嘯般的共鳴。反響躍出戲劇圈，波及整個文化思想界和社會大眾，成為民間輿論和思想在世紀之交“左傾化”的標志性事件。
一定存在不可抗拒的、更強大的力量，使這個散淡之人脫離了原先的軌道。
今天看，九二年后，中國社會全面轉軌，威權政治與市場經濟挽手并進，發展主義、貧富分化、吏治腐敗、消費文化以及全球化、城市化、私有化等中國九十年代的特征，悉數呈現。到九十年代后期，伴隨亞洲金融危機，國內經濟衰退，企業破產重組，工人大規模下崗，農村凋蔽，“三農”問題凸顯。進入21世紀，九十年代的特征依然在延續和深化，直到今天。“鮮花盛開的旅程啊，鮮血流淌的路段……”這是紀蘇的另一部戲劇《我們走在大路上》以歌詠形式對以往歲月的沉痛喟嘆。所謂“天下興亡，匹夫有責”，因此，坦率地說，紀蘇和他的戲劇在世紀之交登臺亮相，其實是緣于時代的召喚。
正是在這種召喚之下，紀蘇遂一發不可收拾。本書選入的文章共二三十篇，大多是九九年以來他的隨筆、雜感，這是他的三部著名劇作《無政府主義者屬意外死亡，左派藝術家屬意中死亡》、《切·格瓦拉》和《我們走在大路上》，以及一部未曾面世而不為人知的劇本《貓和老鼠》之外的部分文字。這些隨筆和雜感，可以看作紀蘇在戲劇活動之后的余墨，也可以視為他的戲劇創作在語言、意象和觀念方面的某種準備，只是由于擺脫了舞臺結構的約束，隨筆雜感的形式反而能夠囊括更廣泛的話題。
這十來年的寫作，當然為他帶來了聲譽。但是，紀蘇哪怕是名滿天下，其實也和名利場無關。“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他只不過是在時代沉淪，迫近底線的時刻，把“沉默大多數”的良知、情感和判斷集中、熔煉，并升華為風格獨具的語言藝術和思想。他從來不以任何名流或精英自居，“不矜其能，羞伐其德”，平日為人的退讓和低調甚至可以使人忽略他的存在。這可能原本就是紀蘇的初衷，他洞穿時代表象、擊碎華麗外觀的尖銳和犀利，其實都是不得以而為之。
他期待的是海晏河清，那時，他會像一滴水重新融入于水。
2009年8月25日 于望京
作者后記
小胡編的這個“集子”，選了我過去十幾年即所謂“盛年”里寫的文章。本來這類一時一境之作如落葉隨風散去可矣，就是組織個互助組，也多捱不了幾時。
我是個心性脆弱的讀書人，還沒到青春期就開始懷舊。如今走近生命的秋天，眼看著天越來越短，沒人時常常會轉過身去撫摸歲月。這書的意義在我，是紀念生命。
生命中最可紀可念者是友情——照我的理解，親情則是一種特殊的友情。這十幾年中我結識了一些友人，他們跟書中的文字有這樣或那樣溫暖的聯系。東力是他們中的一位，請他作序，固然是因為他對人事世事的洞悉，也是想借這么個機緣紀念一回生命中的友情。
紀蘇2009年8月19日于晨雨敲窗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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