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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八年半前，2016年1月初，成立于1937年、已有近八十年歷史的法國革命史研究所（Institut d’histoire de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IHRF）走到了盡頭。
其教師、學生及其他所屬人員的編制被并入了位于巴黎高師的近現代史研究所（IHMC）。
法國革命史研究所是全法國唯一一個以法國革命為主題的研究機構，歷史可溯至1885年由巴黎市政府所資助設立的法國革命史教席，教席首任教授為阿爾方斯·奧拉爾，代表作主要有《法國革命政治史（1789-1804）》《理性崇拜與最高主宰崇拜（1793-1794）》等。
奧拉爾的貢獻還體現在史料編輯方面，一部是關于公安委員會的法令與特派員的通信的史料集，另一部史料集則反映了巴黎在熱月政變之后到霧月政變中公眾輿論狀況，他也被視為法國革命“經典解釋”的奠基者。
1937年，法國革命史研究所由歷史學家喬治·勒費夫爾正式創立，他更專注于研究農民問題，兩篇博士論文《法國革命時期北部省的農民》和《89年大恐慌》均體現了這一研究取向。
革命史所的立場被法國社會和歐洲史學界視為“正統派”，認為其是“為法國革命進行毫不妥協的辯護”，特別是自勒費夫爾起，革命史所的研究方向多著眼于社會結構與生產方式，故也常常被歐洲學界認為是馬克思主義史學。
隨著二戰后冷戰的開始，革命史所的研究方法愈發帶有馬克思主義烙印和維護革命的“正統派”，隨即遭到了歐洲修正主義史學的詰難。
歐洲修正派以阿爾弗雷德·科班和弗朗索瓦·弗雷為代表，這幫人與革命史所的人士進行過一系列論戰，可以參見威廉·多伊爾的《法國革命的起源》的譯者序與正文第一部分。
2015年8月，在中國山東濟南召開了第22屆國際歷史科學大會，塞爾納教授就參與主持了大會的第三場會議，主題為“世界史中的革命：比較與關聯”。
同時就在那場大會上，法國革命史委員會還組織了法國革命史的專場，共有十七位來自全球各地的學者發言。該委員會是由伏維爾等學者發起成立，成員來自很多國家，秘書處設在革命所，可見革命史所在促進革命研究國際化方面所作出的貢獻。
法國革命史研究所作為一個學術單位，屬于法國國家科研中心（Centre national de recherche scientifique, CNRS），其編制撤銷與人員去向的決定也是由CNRS作出。
在當時，這項動靜頗巨的動作并沒有征求該所教師與學生的同意。
最后一任所長皮埃爾·塞爾納教授在聽聞撤銷決定出爐后，在《歷史》（L’histoire）雜志的網站上發表了題為《對法國革命史研究所的威脅》的文章，極盡言辭控訴。
在文章中，他認為，研究所的成立是1937年由人民陣線政府時任教育部長的讓·扎伊批準的，而把扎伊骨灰放入先賢祠的現任政府卻放任成立于1945年的國家科研中心撤銷革命史研究所。
同時，賽爾納教授認為，雖然現在法國國家財政不景氣，但這一舉動顯然并不是錢的問題，“名為理性，實則官僚”，有著濃厚的政治意味。
《法國革命史年鑒》封面，封面上漫畫人物舉著的標語是“不自由，毋寧死”
他還表示：
應該停止將共和國和革命相分離，因共和國是由革命而生。
政治立場與革命史所相近的法國《人道報》也在一周后刊登了塞爾納以及前任所長讓-克萊芒·馬丹的聲明；一同刊出的還有以心態史學而聞名的前所長米歇爾·伏維爾的訪談。
馬丹認為，盡管從行政上革命史所已經被撤銷，但仍需投入精力并聯合其他的學者來維系它的精神存在。
在革命史所的FACEBOOK頁面上，馬丹提出：
大革命是法國一個非常重要的文化資源，革命史所正好為全世界研究大革命的學者提供了交流平臺，也提高了法國文化的影響力。
三天后，同屬左翼陣營的法國歷史學團體——羅伯斯庇爾學會也在《人道報》上發表了一份由六位法國歷史學家聯署的聲明，他們一方面表達了對該撤銷決定的不滿，認為在大革命史研究對共和國比以往都更重要的時候，這樣的決定實屬“威脅”，為此需要進行一場捍衛革命史研究的“戰爭”；同時表示，該機構會繼承傳統、促進各個研究機構的交流。
從1968年法國受到中國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浪潮而掀起的轟轟烈烈的“紅八月”運動后巴黎大學慘遭拆分（分為十三個大學）之后，2016年革命史所的被取締堪稱最大挫折之一。
在世界極速右轉的潮頭下，全世界左翼陣營中任何一股力量想要獨善其身，這幾乎是不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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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而，看到這樣一場在法國巴黎上演的本該是“人類群星閃耀時”的盛會，最終淪為“人類垃圾亂舞時”，著實悲愴感嘆。
沒有盧梭、伏爾泰、孟德斯鳩，也沒有莫泊桑、大小仲馬、巴爾扎克、福樓拜，在這片曾經對人類思想演進與政治文明發展創造出輝煌貢獻的法語腹地，今天竟然成為英語世界的文化奴仆、徹底拜倒在英語集團自冷戰結束之后便一直向西歐核心地帶輸出“政治正確”、“郊區青年文化”的鋒利攻勢之下。
當你知道在如今的法國絕不能稱呼“黑人”、“阿拉伯人”、“非洲移民”諸如此類的詞匯而必須冠以他們新發明的稱呼“郊區青年”（jeunes de banlieues），那么你恐怕就不會對今天凌晨奧運開幕式上的LGBTQ、女性主義、黑人主義、濫交主義、游戲至上、娛樂至死感到絲毫的奇怪。
浪漫的藝術之都巴黎，這里沒有法國大革命、七月革命的反抗演繹，有的只是音樂劇化的《悲慘世界》與《自由引導人民》；這里沒有巴黎公社血染拉雪茲神父公墓的再現，有的只是路易斯·米歇爾被強行蓋上女性主義的外衣作為昂撒女權價值觀的“巴黎新生”……
列寧在《國家與革命》中曾有語：
當偉大的革命家在世時，壓迫階級總是不斷迫害他們，以最惡毒的敵意、最瘋狂的仇恨、最放肆的造謠和誹謗對待他們的學說。在他們逝世以后，便試圖把他們變為無害的神像，可以說是把他們偶像化，賦予他們的名字某種榮譽，以便安慰和愚弄被壓迫階級，同時卻閹割革命學說的內容，磨去它的革命鋒芒，把它庸俗化。
沒有偉大的巴黎公社，沒有熱血沸騰的《國際歌》，談何法蘭西？
他們允許紀念法國大革命，允許紀念八月起義，允許紀念霧月政變——卻堅決不允許紀念里昂工人起義，堅決不允許紀念巴黎公社，堅決不允許紀念1968年自中國傳輸而來的五月風暴。
因為法國大革命是現代法蘭西的價值來源和精神圖騰，它推翻了君主制度，宣布人民主權和平等自由的原則，這些原則成為了現代民主國家的基石——同時也催生了民族主義。
除了巴士底獄事件，法國大革命中的其他事件也反映了民族主義的興起。如1790年法國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包括廢除各地方方言和語言，規定法語為全國唯一官方語言，這一措施推動了法國民族主義的發展。
從大革命開始，法國人開始使用法國國旗和法國國歌來表達民族主義情感，這些象征物成為了法式民族主義的重要元素。
而巴黎公社則完全不然，它是國際主義運動在法國巴黎的一次無產階級執政嘗試。
回望1871年的公社運動，以及以其作為起始性坐標的國際共產主義運動，最大的歷史功績就是喚醒了工人階級的身份認同與階級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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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巴黎公社的工人階級政權性質，馬克思當時敏銳地作出過揭示：
公社的真正秘密就在于：它實質上是工人階級的政府，是生產者階級同占有者階級斗爭的產物，是終于發現的、可以使勞動在經濟上獲得解放的政治形式。
在此之前，歷史上的國家政權歷來是少數剝削階級對廣大勞動人民進行專政的工具，因而不管怎樣改朝換代，都會維護、強化軍隊、警察、法庭、監獄等國家機器。
在一陣陣從巴黎市中心傳開的鼓噪聲中，紡織工、泥瓦匠、燒煤師、醫師、記者、教員、牧人，所有人都被一股力量從社會的邊緣地帶拉拽到城市的舞臺中心。
在當時巴黎一百八十多萬市民中，有一半以上均為工人和工人家屬。工人的勞動時間一般是12-13小時，煤礦工人長達15-16小時，女工、童工境遇則更慘，階級矛盾已激化到不可調和的地步。
因為，當超過1/3為體力勞工的公社市民們走到城市政權的核心位置時，發現這里早已為他們擺好了話筒、紙筆、旗幟、糧食、槍炮，以及等待他們簽字的解放條約，這種階級團結的鼓動是難以想象的。
如恩格斯所言：
從3月18日起，先前被抵抗外敵侵犯的斗爭所遮蔽了的巴黎運動的階級性質，便突出而鮮明地表現出來了。因為參加公社的差不多都是工人或公認的工人代表，所以它所通過的決議也就完全是無產階級性質的。
決議規定了武裝人民自衛部隊取代反動的資產階級常備軍，規定所有官員均可被罷免，規定取消資產階級當政時的特權待遇和高薪福利，規定宗教勢力遠離各大學校教育，規定提高教師/醫生/工人的薪酬。
權力，不再是被工人們遠遠地看著、看著從一群人(封建貴族)手里轉移到另一群人（資產階級/買辦/普魯士侵略者）手里的遙不可及之物，而是可以實打實被奪取和掌握在自己手中的革命成果。
權力，第一次成為了工人階級的工具，而不再是工人階級的主人。
權力，第一次屬于所有人，屬于全體巴黎人。
這就是巴黎公社的精髓，這是今天的法蘭西權力掌握者們最恐懼的內核。
鄙視巴黎公社的側面，是潛移默化中形成的維穩主義秩序與精英主義傾向。
巴黎公社失敗了，但它不應該被忘記或抹黑。
這場光輝的運動為工人階級提供了一種新的思路，并為這種思路所蘊藏的價值以鮮血和歌聲澆灌出了果實。
滾滾熱血，沸騰了無數后來者在沉重枷鎖面前的熱忱。
《國際歌》在一定程度上描述的就是巴黎市內最后時刻的戰斗場景：皇帝和社會上層都已投降外國，“神仙皇帝”都已背叛，市民們除了自己沒有任何人可以依靠，而自己也明知“這是最后的斗爭”，最后除了犧牲幾乎不可能有別的結果，但卻仍然別無選擇，為了自由和解放只能戰斗到底……
公社檢察長里果被捕后，在押往法庭的路上，押解他的匪徒逼迫他呼喊“打倒公社”，他卻高呼“公社萬歲！打倒殺人犯！”最后，他被打裂了頭顱，壯烈犧牲。
公社副檢察長費雷在敵人法庭上，義正辭嚴地揭露敵人的滔天罪行：
你們要我的頭，盡可拿去！”
臨刑前，他鼓勵戰友說：
咱們都應該相信，社會主義事業從來沒有像今天那樣令人感到必要！
公社女英雄路易斯·米歇爾在法庭上豪言宣布：
我的身心都屬于社會革命！我們所有這些1871年的人們無比熱烈的迎接死亡，視死如歸！
然而今朝，路易斯·米歇爾竟然在奧運會的舞臺上成了性別主義式的女權尖刀，不知作為無產階級斗士的她如若泉下有知會做何感。
1871年5月25日，巴黎公社委員、自衛軍最后一任指揮官路易斯·查爾斯·德勒克呂茲在巷戰中陣亡。兩天后的下午，自衛軍最后的炮兵陣地布特肖蒙高地被法國外籍兵團第一團攻占。傍晚，由兩百名自衛軍守衛的據點拉雪茲公墓被凡爾賽軍攻占，當時還活著的一百五十名自衛軍傷員在公墓外墻邊被集體屠殺，巴黎公社的抵抗宣告終結。
這一終結，幾乎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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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要理解今天的法蘭西為什么會鄙斥、畏懼、遠離巴黎公社乃至要重新解構巴黎公社的精神，不妨一窺端坐高臺的權貴們都是些什么人。
金碧輝煌的奧運開幕式主席臺上，高朋滿座，流光溢彩，出席盛會的達官顯貴們有：法國總統馬克龍，人民運動聯盟主席讓-弗朗索瓦·科佩，法國憲法委員會主席洛朗·法比尤斯，法國社會黨成員帕斯卡爾·拉米（前WTO總干事）、法國前總理讓-皮埃爾·拉法蘭。
以及，LV家族集團的代表（也是本次巴黎奧運的金主之一，開幕式上特寫亮相眾多）、法國達索集團（控制法國逾七十家媒體）的代表、巴黎銀行的代表、法國國家鐵路集團的代表。
而這些人物、家族、企業、政府部門的核心，他們都還有一個既公開又神秘的身份：法國「世紀俱樂部」成員。
世紀俱樂部，由喬治·貝拉爾-蓋林于1944年成立的，宗旨在于匯集法國社會領導層的各界精英代表，也是戰后八十年真正控制法蘭西的「國家主人」。
著名旅法學者鄭若麟曾說：
許多法國的記者都不知道這個俱樂部的存在，我原先也以為“世紀俱樂部”是天下常見的陰謀論，直到我看到當時薩科齊政府的司法部長達蒂的自傳，其在書中隱諱提到“成為薩科奇顧問時，也加入了俱樂部”，我才特意留了心，關心起這個世紀俱樂部，并重新打量法國所謂的民主制度…
達蒂成為司法部長的資歷遠遠不夠，僅僅有碩士文憑，五年前也只是個寂寂無名的普通打工人，她在司法界供職時間太短，據《世界報》報道，她能上任主要是因為她加入了世紀俱樂部，因此這個部長從上任開始就一直遭到司法界強烈反對。
達蒂除了世紀俱樂部，還加入了大企業主的“蒙田研究院”，她自己也搞了個小圈子叫“21世界俱樂部”，打老鄉牌，將老家馬革里布出生的人拉進來建群，屬于世紀俱樂部的外圍組織。
這時我才意識到，法國是由頂尖一小部分人統治的國家，并不是我們常聽到的一人一票民主自由。
2011年5月12日，法國《新觀察家》周刊主編羅朗.若弗蘭發文，第一次披露了這個世紀俱樂部的存在。
這個神秘組織的內部分成三部分，最高層為法國財閥力量，他們控制著法國的軍工、通訊、航空、航天、娛樂、銀行；第二層則是法國傳媒力量，他們控制著法國的電視、紙媒、廣播、出版社、電影公司；最底一層是政府要員，包括各部長、議員、警察、司法、監察機構的部門一把手等。
這些人幾乎每個月的最后一個周三，都會在協和廣場邊上一家豪華餐廳聚會（克利翁大飯店），共同商議如何統治法國，如何分配各自的利益。
這種聚餐有一個在今天的法國社會早已為民眾心照不宣的名稱：“世紀晚宴”。
這就是法蘭西的真相。
看看雙手沾滿百萬巴勒斯坦兒童鮮血的以色列奧運代表團，乘船駛過塞納河畔時，主席臺上那幫法國貴賓們熱情洋溢的揮手......
就知道在今下，顧拜旦先生的奧林匹克精神已經被徹底殺死。
還記得六年前的“黃馬甲運動”嗎，之所以遭到馬克龍政府雷霆血腥的鎮壓，就是因為在左翼色彩之余，那場運動還帶有鮮明的反猶主義色彩。
2019年2月16日，法國猶太裔哲學家阿蘭·芬凱爾克羅前往巴黎蒙帕那斯地區，當時“黃馬甲運動”正愈演愈烈，而當示威人群突然發現芬凱爾克羅時，憤怒的群眾便沖著芬凱爾克羅怒罵：“骯臟的猶太復國主義者”、“巴勒斯坦萬歲”、“滾回以色列去”、“法國是屬于我們法國人的”……
自戰后，猶太人問題一直是一個困擾法國社會的新議題，法國也在90年代初便通過了“蓋索法”（Loi Gayssot），明文規定“反猶”與“種族主義”一樣被歸入違法行為。
“反猶太復國主義”是2018年下半年那次“黃馬甲運動”中的極右翼和極左翼民眾的一個共同口號，且早在運動早期就出現過跡象：一位著名的反猶作家埃爾維·利森在2018年12月6日出版的《巴黎競賽畫報》上竟然成為封面人物——而《巴黎競賽畫報》恰巧不屬于達索集團，那個前文提及的世紀俱樂部的成員、掌控著全法逾七十家媒體的超級傳媒巨擘。
2019年初，芬凱爾克羅事件一經爆發，法國政界、輿論界隨即做出強烈反應，包括總統馬克龍，幾乎主要政治家都人人表態反對黃馬甲運動的“反猶行為”……
所以回到眼下的巴黎奧運，巴黎公社絕無可能在法國被“平反”。
它只可能以一種“很新的方式”在巴黎露臉，比如路易斯·米歇爾的女性主義。
這可以讓巴黎公社十分“安全”得與法國大革命、七月革命、《悲慘世界》、《自由引導人民》們，共同陪伴著黑人們、女人們、少數族裔們、同性戀們、變性人們、濫交者們、露陰癖們，一起在絢爛美麗的埃菲爾鐵塔下，為高高在上的馬克龍們演繹一出精彩的滑稽戲。
至于公社的血跡，《國際歌》的旋律，工人與農民，不在法蘭西權貴們的眼界中。
跋
1926年，剛及而立的毛主席曾高亢演講：
俄國的十月革命和巴黎公社，是工人階級以自己的力量，來求人類真正的平等自由，它們的意義是相同的，不過成功與失敗不同而已。所以我們可以說：巴黎公社是開的光明的花，俄國革命是結的幸福的果——俄國革命是巴黎公社的繼承者。
輝煌的「革命法蘭西」已然遠去，腥臭的「白色法蘭西」早已塑成。
馬克·吐溫有過這樣一段發人深省的話：
只要我們稍稍回憶和思考一下，就會明白：法國事實上存在兩個恐怖時代。
一個在感情沖動下進行屠殺，一個是冷漠地、蓄意地進行屠殺。
一個只持續了數月，一個則持續了千年以上。
一個使千余人死亡，一個則使一億人喪生。
可是我們只是對那個小規模的、短暫的恐怖時代感到恐懼……
然而，刀斧在一瞬間帶來的死亡，能夠比得上饑餓、冷酷的侮辱、殘忍和悲痛的慢性屠殺嗎？閃電在一瞬間帶來的死亡，能夠比得上炮烙之刑的慢性屠殺嗎？
短暫的恐怖時代所填裝的棺材，只要城市里的一塊墓地就能容納下了，卻有人不斷告訴我們要為之戰栗和哀鳴。
可是，那自古以來的真正恐怖、那種不可名狀、慘絕人寰的恐怖、其所填裝的棺材……就連整個法蘭西也容納不下啊！
卻沒有人告訴我們要看到這種恐怖的巨大規模，要寄予應有的同情……
而縱觀當今寰宇，悲愴、遺憾、可怖的，又何止歐洲的法蘭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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