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天是清明節，是中國人習俗上上墳的日子。
我現在就在老家，準備明天和親人去給過世的老人上墳，這些年，長輩走的越來越多，于是越發覺得上墳是重要的，以前上的是從未見過的人的墳，感覺無聊，還嫌鞭炮聲入耳太吵，現在地下長眠著曾經同甘共苦的親人，那是無法再一見，無法再擁抱的親人，便開始理解上墳，把上墳當成了自己該做的事情。
所有人一生，都有一遺憾，就是摯愛的親人，在他生前，我們任性了，和他們沖撞，在他們走后才想起，對著空蕩蕩的屋子無計可施，我想起以前我偷手機玩被我姥姥發現了，就生氣的沖她發火，怪她讓我玩不成手機，現在每想起，都覺此事尚未道歉，內心無比遺憾。
上墳是中國的傳統，以前掌握在統治階級手里，因而表現出如魯迅筆下《祝福》一般的迷信和壓迫性質，而在社會主義中，上墳絕不是無意義的，但是應以符合勞動人民需要的形式上墳
明天我要去給我故去的親人上墳，我不知道去做這件事情究竟為了什么，我能想到所燒的黃紙和冥幣是不會有地下的親人收到的，死了就是死了，可我還是要去上墳，我只是冥冥的感到這是有意義的，是什么意義，我卻一個字都說不上來，這真沒法不讓人聯想到海德格爾和薩特的哲學，上墳這件事的的確確是講不出意義的，但這意義并不是沒有，只是不可說，上墳是個生死之事，整個宇宙和生死相比都是渺小的事情，更何況我們相比宇宙，只是一粒微塵。
馬克思主義者不信有鬼神，這是對的，可是如果僅僅因為人死后沒有鬼魂，就認為不該上墳，那這種認識還不是辯證法，更不是唯物主義，人的情感的需要是一種物質，如果說宗教儒學，對上帝，對天地君親的崇拜是一種作為統治階級需要的精神物質的話，那么對故去親人的追思，應該是一種人生來的，正當的精神物質，上墳恰恰是這種精神需要在現實世界的滿足。
我們的親人死后，我們仍然不允許別人在背后抹黑他們，這說明人死后，他仍然是需要意義的，他仍然是應有作為人的尊嚴的，而與朋友，親人的交往同樣是一種尊嚴，在親人死后，繼續去看望他們，去上墳，不僅僅是滿足我們生者的精神需要，更是象征著已死的親人還有作為人的尊嚴。
死后無人記得，有限之人生成漫長時間之一瞬，是一種悲哀，祭祀恰是為了使死者不受漫長時間的羞辱，賦予有限人生之無限性的哲學期望，絕不是如庸俗的馬克思主義者理解的“封建迷信”
當然，上墳不必定死在清明，清明有事，也可以換個日子，可是墳總是該上的，找個不麻煩的日子，紙燒一點，鞭放一點，形式走一點，不必貪多，在墳前坐坐，和親人傾訴這些年的生活，這就足夠了。
有人說，能不能取締形式，不燒紙，不放鞭，但是要我說，這種形式是有意義的，燒紙和放鞭等等習俗，本質上是符號，而這些在場的符號客觀上，攜帶著不在場的紀念親人的意義，就好比我們所說的過年的鞭炮和春聯攜帶著年味一樣，上墳的形式是追思的行為的聚合軸，是上墳作為符號表達紀念意義的必要的要素，形式可以從簡，但是不能取締。
有些男的死保守，不讓女人大年初一去上墳，說這是“傳統”，咋？年初一這天就男人有祖先，女人不配有祖先嗎？我看男女都講一個上墳平等，都有平等的追憶祖先的權利。
恰恰是父權制度，催生了男性上墳的特權，更賦予了“生男”必要性，因而上墳這一人類都需要的精神需求和男性捆綁在一起，只要男性對上墳的特權存在一日，那么私有的，攀比異化的上墳亂象就會一直存在
現在上墳還是一個私有化的事情，是“各人自掃門前雪”，只上自家的墳，我想以后應該組織公共上墳，任何一個中國人，只要是公有制度下的社會主義建設者，死后就該公葬，表彰他們生前為社會主義所做的貢獻，以后的祭拜就和烈士陵園一樣，每年組織社會主義的接班人們公祭，烈士們為國捐軀，是保衛社會主義，為社會主義做貢獻，而解放了的勞動者為建設社會主義奉獻自己的青春，同樣是為中國社會主義建設做貢獻，死后也應該享受社會主義國家的公祭。
清明來了，大家也別都自掃門前雪，我也倡議大家有時間的話去烈士陵園走走，獻花就不必了，我不希望有人把對烈士的追思物化成一朵作為商品的空洞洞的“花”。
有人說：怎么你說燒紙就是符號，這獻花就不算了嗎？我可以說，烈士公祭上墳，自有公共組織，我們普通人買花，豈不是越俎代庖，花這個符號是一定有的，對我們紀念烈士的普通人而言，重要的是我們要發自內心的懷念，而不是把符號異化于追思本身之上。
燒紙、鞭炮、獻花都是上墳的儀式，也是攜帶著追思意義的符號，但是符號本身依然是符號，我們所尋求的是追思故人的精神，而不能讓符號異化成為上墳的主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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