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市新都區在一次全區考試的語文試卷中，有一篇閱讀理解文章《杜鵑花落》，以一個侵華日軍的視角，描述其為了兒子報仇去打八路軍，結果最后炸死了自己的兒子的虛構故事。
引起軒然大波，這篇文章的作者是湯陰縣一名初中校長，目前這名校長已經被免職，而成都新都區教科院院長和相關教研員也被停職，目前正在被調查，公告說將根據調查結果進行嚴肅處理。
目前全網批判重點放在作者身上，小鎮覺得非常不妥，有避重就輕之感。
小鎮花了些時間研究了下，覺得被免職的文章作者有些委屈，不過是能力有限、偏玩花活，反倒是新都區教科院目前的處理太輕了。
如果是小鎮來辦，起碼應該反過來，文章作者停職檢查，新都區教研院這幾個人應該先免職才對，而且后面還要追究更嚴重的法律責任。
為什么說文章作者有些委屈？
有一個關鍵點，文章作者主要是水平不行，畢竟本職是一名英語老師，于是就想當然玩花活，切換視角+意外造成反差+反諷，從而諷刺日本軍國主義搬起石頭砸自己腳。
所以原文中一直是以日軍大佐的視角進行描寫，比如原文對八路軍戰士用的是“共匪”的稱呼。就是下圖紅框部分，新都區的試卷還專門把原文的“共匪”改成了“共軍”，可見新都區出題的人還是知道不妥，也就更顯得問題嚴重，關于出卷人的問題后面再談。（但注意一點：侵華日軍并不使用“共匪”這個稱呼）
但是文章作者的能力太低，而且犯了三個文學創作極大的錯誤，這個錯誤在當前中國傳統文學界普遍存在，包括某些極負盛名的文學名家，包括拿了很大很大文學類獎的那種。
第一個錯誤：敵我矛盾不能用反諷手法。
某作家曾講了他的創作方法“把好人當壞人來寫，把壞人當好人來寫，把自己當罪人來寫，這就是我的藝術辯證法”，這在一般創作中是可以，能夠以一種極為反常識的視角，寫出不一樣的文字，如果寫作能力強，能夠營造出歐·亨利那般文到最后徹底顛覆前面一切的震撼感。
但是有一個底線：好人與壞人反轉寫，只能用于人民內部矛盾，絕不能用于敵我矛盾。
因為人民內部矛盾并非原則性的，而且有時候很難說清楚是非對錯，存在模糊，有模糊地帶就可以進行一定的藝術創作，從而更具有文學性。
但是敵我矛盾存在模糊空間嗎？
抗日戰爭中國軍民傷亡超過3500萬，血海深仇、民族大義容不得半點模糊，即使常講要將日本軍國主義和日本無辜民眾分開，但是對于日本軍國主義、屠殺侵略者絕不容半分美化，否則就是在侵蝕民族情感、解構我們的國家。
否則又為何要制定《英雄烈士保護法》，為何要對美化日本軍國主義和傷害民族感情的言論嚴肅處置？
2018年，一名男子為引起關注，在近百人的直播間內發表類似言論，被依法處以5日行政拘留，那么一篇文章廣泛傳播并成為語文閱讀理解題目，又該怎么處理呢？
第二個錯誤：為創作而創作，不顧史實和民族感情
有些群體，為了創作而創作，自己拍腦袋想怎么寫就怎么寫。
創作當然有自由，但是傳播不能自由，這兩點必須搞清楚。一個人自己私下里怎么寫，只要不去傳播，誰也不能追究責任，但是一旦刊登、網上傳播，那就必須承擔相應的法律責任。
創作可以虛構但是不能瞎寫。
小鎮想起來一個例子，段瑞秋女士創作的《女殤——尋找侵華日軍性暴力受害者》也是一部長篇非虛構文學。注意這里的“非虛構文學”是一種新興的文學類別，區別于“紀實文學”，指的是作者個人以自己的視角對現實發生的事情進行寫作，寫出來的故事未必是現實發生的，但內核不變。
在這本書的序言，段女士提到寫這本書，是因為聽到一個類似于《廣島之戀》中法國少女與德國士兵的故事。
大意是一名云南14歲的少女被日本侵略者掠走當慰安婦，被分配給一名軍官，這名軍官愛好畫畫，對她很好、秋毫無犯，只想著戰后回到故鄉，結果死在了中國，這名少女發現愛上了這名日軍軍官，還給他立了墳，后來在某段特殊時期，還因為給日軍立墳被打擊等等。
這是一個典型的傷痕文學虛假故事。
如果如《杜鵑花落》的作者，看到這個故事之后，一定就開始放飛自我瞎編了，還得琢磨怎么用特別新奇的寫作手法。
但是段女士不是這樣的，她因為聽到這個故事萌發了想寫相關小說的念頭，但并不是閉門瞎編，而是選擇前往云南親身調研，然后就看到了極為殘忍痛苦的事實，那名所謂的被照顧的很好、秋毫無犯的少女，實際上被極為慘烈的對待。
段女士還得知，當時中國已經只剩20余名受害老人還活著，必須盡快采訪，她們已經太老、太老。于是段女士走上了漫長的尋訪之路，歷經800多天尋訪、100多天的高強度寫作，最終完成了《女殤——尋找侵華日軍性暴力受害者》，將前面那個虛偽、扭曲的“傷痕文學虛假故事”擊得粉碎。
在某一段時期出生、長大的人，對于日本有一種極為莫名的好感，當時正是日本騰飛的黃金時代，那一代人是帶著美化的眼鏡看日本，覺得日本人簡直是完美的代名詞，又加上莫名其妙的自我矮化導致的所謂“傷痕”，就搞出來很多扭曲的事。
但縱觀全世界，任何國家反思，也絕不會上升到否定自己這個民族整體。比如德國人反思，也只會反思法西斯、希特勒，而不會說德意志民族是壞的；日本人的反思就更輕了，頂多到批判軍國主義，甚至所謂的反思不如說是脫罪。
但是很莫名的國內有一批人，動輒否定整個民族，對外別說跪著了，恨不得自己挖坑把自己的民族埋了，這種人真應該趕緊移民，還算“知行合一”。
而這種人就很容易犯第三個錯誤，這也是文學界特別大的毛病。
第三個錯誤：把自己當成神，毫無感情地俯視人類。
作家、知識分子有個很嚴重的問題，就是離實際社會生產太遠，覺得自己靠腦子和筆能算盡天下，于是看社會、看人類就必然很宏大，總是以俯視去審視人類世界的一切，就像是高高在上的神一樣。
但這就有一個極為嚴重的問題，失去了人心，喪失了對活生生人的關懷與感知。比如《杜鵑花落》這篇文章，就一下子拔高到了極高的高度，就像是在神的眼中，侵略者、加害者、受害者本質都是人，就像是一群螞蟻打架一樣，覺得“神不在乎”，高高在上的用非人的視角干脆把所有的螞蟻都給消滅了，于是螞蟻們就不再打架了。
表現在文字上，就是無視人的基本感情和是非對錯，一股腦的說戰爭是不對的、要和平、要愛，雖然侵略者不對，但是打死侵略者也不好等等，用一個詞形容就是“圣母病”。
大家感受下是不是這種感覺？
用文學界的詞語，這種創作方法應該叫“超越性文學”，就是超越現實的一切限制，用人的想象等文學手段，無限拔高精神和心靈境界。
這種手法有可取之處，但前提是必須對現實有扎實的認知，否則必然歪門邪道，可惜文學界五谷不分、何不食肉糜才是常態。
綜上，《杜鵑花落》的作者，那位中學校長，無非是犯了文青病，本想用反諷的手法抨擊日本軍國主義，寫日本侵略者搬起石頭砸自己腳，但是寫作能力極差，主觀惡意存在的可能很小，在小鎮看來，停職接受調查也就可以了，免職雖然不是行政處罰，多少有些過了。
而且輿論一發酵，當天就免職，未免太快了，這反而不利于根本解決問題。
為什么說寫作能力太差？
簡單舉個例子，如果小鎮來寫，還是用日軍大佐的視角，小鎮會這么寫：
大佐的兒子一貫厭惡暴力，拒絕參軍，但是在日本狂熱的軍國主義氛圍下，不得不接受軍事訓練，但是啥都學不好，被周圍人罵丟了大佐父親的臉，但他仍然不為所動。
隨著日軍戰事不利，厭惡戰爭和武力的兒子仍然被強制征兵并且按照日軍同鄉在同一支部隊的原則分配給了大佐父親的軍隊，但沒多久就失蹤了。
再寫這名大佐如何與八路軍作戰，作戰中突出描寫一名作戰極為頑強、槍法很準的八路軍戰士，來幾段細節描寫突出，最后這名士兵被大佐親手斃殺，大佐父親上前一看，發現竟然是自己那個厭惡戰爭、軍事技能極差的兒子。
反差就出現了，最關鍵的是，要說清楚為什么一名厭惡戰爭、厭惡武力的日本青年，竟然變得如此勇猛。這很簡單，因為歷史上有大量的真實事例，有很多被俘虜的日軍士兵被改造成了反戰勇士，甚至直接接入八路軍成為“日本人民解放同盟”的一員，參加中國人民的抗日戰爭。
如果這樣寫，軍國主義的癲狂、無辜日本人民的無奈、侵華日軍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等等，不就都有了，也符合基本的歷史事實，更能引起中國人的共鳴。
把這樣的文章改編為語文閱讀理解，一點問題都沒有。
但這么寫說起來簡單，做起來對某些人可能很不容易，得在思想上動手術。
真正令小鎮憤怒的，還是新都區的出題者。
前面提到了，出題的人還專門把原文的“共匪”改成了“共軍”，說明是有審核機制的，而且也知道敏感和不妥，足以證明存在主觀故意。
如果只是文章本身改動也就罷了，真正問題嚴重的是題目部分。沒找到清晰的圖片，大家湊合著看：
尤其第10題：寶貝兒子“從來不干預軍事，只為到這里看老父親一眼”如此遭遇，令你心生惋惜嗎？請圍繞該角色命運，談談你的看法。
還有第11題：“杜鵑啼血”形容極度悲傷，悲劇的始作俑者是誰？
語文閱讀理解大家都知道，看似問自己怎么理解，實際有標準答案，小鎮現在特別想知道這幾道題的參考答案是什么，這個參考答案也決定了應該對出題人追究何種責任，行政處分？治安處罰？亦或者刑事責任？
有關部門有必要盡快公開這幾個問題的標準答案，以正視聽。
當然了，從技術層面，現在的出題說簡單了就是不負責任，說嚴重了就是相關審核制度淪為虛設。按照基本原則，向未成年人輸出的內容，尤其還是考試題目，必須進行嚴格把關，這是《出版管理條例》明文規定的，“三審三校”是基本的常識。
但現在的考試題，基本上就是相關教研員根據自己的喜好來，自己編了一套題就覺得哪哪都好，其他人則是所謂的人情世故各種吹捧，頂多不說話，至于說哪里有問題啥的，才不管那么多，反正真出事了也跟自己沒關系。而更上級比如教研院的分管領導、院長，哪管這些具體的工作。
甚至新都區教研院早就把出題給外包出去了，在“四川政府采購網”查詢，可以查到名為“2023年教育質量監測服務項目”也就是出考試題，中標金額為49.7萬元。
中標的“成都樂培生科技有限公司”也應該在調查和責任追究之列。
剩下的實在懶得說了。
只說一點：娛樂圈、影視圈還有網紅圈，只要一兩句話不當，就會被徹底封殺，職業生涯毀于一旦，嚴重的還要追究法律責任。
義務教育對下一代的重要性，是比娛樂圈重還是輕呢？
可敢有人公開說一句“在教育下一代上，義務教育不如娛樂圈重要”？
既然比娛樂圈重要，那處理的后果是不是也應該起碼參照娛樂圈劣跡藝人？
當然，相關責任人員也可以自己選：是主觀惡意，還是尸位素餐。
靜待相關部門的調查結果，法治社會必須講法治，不能搞上綱上線戴高帽，但是輕輕放過，豈能平民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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