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中共八屆八中全會（即廬山會議）。
毛澤東曾經指出：“有無認真的自我批評，也是我們和其他政黨互相區別的顯著的標志之一。”20世紀60年代初期，針對過去的工作，特別是“大躍進”中的失誤，毛澤東先后幾次作自我批評，體現了無產階級革命家的崇高風范，也為當時中國采取緊急措施渡過難關起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反思寫就《十年總結》
“大躍進”運動中急躁冒進的“左”傾錯誤，使遭遇天災和蘇聯逼債雙重壓力的國民經濟雪上加霜，人民生活受到很大影響。1959年7月，在廬山會議期間，毛澤東幾次約見周小舟、李銳、田家英、周惠等人，聽取他們的意見。當這些人批評他搞“鋼鐵元帥升帳，使工業內部比例失調”和“相信畝產萬斤糧”等問題時，他很坦然地講：“五八年有些事，我有責任。提倡敢想敢干，‘八大’二次會議達到高峰。其中也有些胡思亂想，唯心主義。因此，不能全怪下面和各個部門。”廬山會議后，經濟形勢進一步惡化，到1959年年底，中國進入了經濟極度困難的時期。城市糧食供應緊缺，農村出現了大量的非正常死亡和因饑餓導致的各種疾病。中共中央對工作中的失誤再一次進行了思索。1960年6月，中央政治局在上海開了一個擴大會議，這次會議的一個重要議題，就是要調整第二個五年計劃的指標。在會議結束那天，也就是6月18日，毛澤東大清早起來，花了兩個鐘頭的時間，寫了一篇《十年總結》。
毛澤東的《十年總結》，對新中國成立后10年間的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作了一個輪廓式、提綱式的總結，對一些史實作出判斷，再次肯定周恩來主持制定的第二個五年計劃。他批評了一些同志，說“管農業的同志，和管工業的同志、管商業的同志，在這一段時間內，思想方法有一些不對頭，忘記了實事求是的原則”。他也作了自我批評：“我本人也有過許多錯誤。有些是和當事人一同犯了的。例如，我在北戴河同意1959年完成3000萬噸鋼。12月又在武昌同意了可以完成2000萬噸。又在上海會議同意了1650萬噸。例如，1959年3月在第二次鄭州會議上，主張對一平二調問題的賬可以不算；到4月，因受浙江同志和湖北同志的啟發，才堅決主張一定要算賬。如此等類。”他說，高指標要下決心改，改過來就完全主動了。“主動權是一個極端重要的事情。主動權，就是‘高屋建瓴’、‘勢如破竹’。這件事來自實事求是，來自客觀情況在人們頭腦中的真實的反映，即人們對于客觀外界的辯證法的認識過程。”黨之鄭重在于重視錯誤，分析犯錯誤的主觀和客觀原因，并公開改正。毛澤東承認：“我們對于社會主義時期的革命和建設，還有一個很大的盲目性，還有一個很大的未被認識的必然王國，我們還不深刻地認識它。我們要以第二個10年時間去調查它，去研究它，從其中找出它的固有的規律，以便利用這些規律為社會主義的革命和建設服務。”
糾正“共產風”
1960年11月中共中央發出《關于農村人民公社當前政策問題的緊急指示信》，其核心是要求全黨用最大的努力來糾正“共產風”。《緊急指示信》規定了12條政策，主要是：重申三級所有、隊為基礎，是現階段人民公社的根本制度；徹底清理一平二調，堅決退賠；加強生產隊的基本所有制，實行生產小隊的小部分所有制，允許社員經營少量自留地和小規模家庭副業；堅持按勞分配原則；恢復集市貿易等。毛澤東密切關注各地貫徹執行的情況。各地的報告陸續送來。
當時甘肅省委的一個報告引起了毛澤東的重視。毛澤東在為中央起草的一個批語中寫道：“甘肅省委在作自我批評了，看起來批評得還算切實、認真。看起來甘肅同志開始已經有了真正改正錯誤的決心了。毛澤東同志對這個報告看了兩遍，他說還想看一遍，以便從中吸取教訓和經驗。他自己說，他是同一切愿意改正錯誤的同志同命運、共呼吸的。他說，他自己也曾犯了錯誤，一定要改正。例如，錯誤之一，在北戴河決議中寫上了公社所有制轉變過程的時間，設想得過快了……不是死規定幾年改變農村面貌，而是依情況一步一步地改變農村面貌。”毛澤東已經下定決心，非在短時間內把“共產風”和其他幾股歪風徹底糾正不可，非把農村工作乃至全部工作的被動局面扭轉過來不可。
1961年的中共中央工作會議制定了《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修正草案）》《關于改進商業工作的若干規定（試行草案）》等文件，決定供銷合作社實行獨立核算、自負盈虧，有權選購商品、選擇進貨地點；恢復合作商店、合作小組和走街串鄉的小商小販；開放農村集市，推廣農產品收購合同制度；三年內減少城鎮人口2000萬以上，本年內減少1000萬；當年鋼產量由原定2000萬噸調低到1100萬噸。毛澤東在總結講話中作了自我批評，認為不該把反右傾斗爭搞到群眾中去，提出要對廬山會議后批判和處分錯了的人都進行甄別平反。他說：“過去我們老是要數字，什么東西種了多少，產了多少，今天積了多少肥，明天又搞些什么，天天統計，天天上報，統計也統計不及。橫直就是那樣，你瞎指揮，我就亂報，結果就浮夸起來了，一點也不實在。包括我們中央發的文件在內，也是那樣。今后不要搞那么多文件，要適當壓縮。不要想在一個文件里什么問題都講。為了全面，什么問題都講，結果就是不解決問題。”毛澤東這些切中時弊的話，對當時盛行的形式主義作風作了尖銳的批評，同時也作了自我批評。
七千人大會“交心又出氣”
1962年在北京召開的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有中央、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區黨委、地委、縣委、重要廠礦黨委以及軍隊負責干部參加，共7118人。這是中國共產黨成立以來舉行的規模最大的一次會議，被稱為七千人大會。
毛澤東主張開一個“讓大家交心又出氣的大會”，“事情不搞清楚，心情不舒暢不散會”，于是有了“白天出氣、晚上看戲”的民主氛圍；毛澤東主張“批評與自我批評”，于是大會就從中央作檢討開始，總結了“大躍進”的經驗教訓。
毛澤東作了長篇講話，強調黨內黨外都要有充分的民主生活，讓群眾講話，有了錯誤，一定要作自我批評和讓人批評。他說：“我們有些同志，聽不得相反的意見，批評不得。這是很不對的。在我們這次會議中間，有一個省，會本來是開得生動活潑的，省委書記到那里一坐，鴉雀無聲，大家不講話了。這位省委書記同志，你坐到那里去干什么呢？為什么不坐到自己房子里想一想問題，讓人家去紛紛議論呢？平素養成了這樣一種風氣，當著你的面不敢講話，那末，你就應當回避一下。有了錯誤，一定要作自我批評，要讓人家講話，讓人批評。”“不負責任，怕負責任，不許人講話，老虎屁股摸不得，凡是采取這種態度的人，十個就有十個要失敗。人家總是要講的，你老虎屁股真是摸不得嗎？偏要摸！”
毛澤東作了自我批評。他說：“去年六月十二號，在中央北京工作會議的最后一天，我講了自己的缺點和錯誤。我說，請同志們傳達到各省、各地方去。事后知道，許多地方沒有傳達。似乎我的錯誤就可以隱瞞，而且應當隱瞞。同志們，不能隱瞞。凡是中央犯的錯誤，直接的歸我負責，間接的我也有份，因為我是中央主席。我不是要別人推卸責任，其他一些同志也有責任，但是第一個負責的應當是我。”他還指出：中國人口多，底子薄，經濟落后，要使生產力很快地發展起來，要趕上和超過世界上最先進的資本主義國家，沒有100年的時間是不行的。周恩來也作了自我批評，說這幾年的缺點、錯誤，國務院及所屬各綜合部門要負很大責任。鄧小平也曾多次在中央會議上表示：這幾年工作中的缺點和錯誤，首先應由做具體工作的中央書記處負主要責任。各省市自治區負責人和中央各主要部門負責人，也都在這次會上作了自我批評。
七千人大會的民主精神和自我批評精神給了全黨鼓舞，在動員全黨為戰勝困難而團結奮斗方面起了積極作用。鄧小平后來說：“在我們黨的歷史上，像七千人大會這樣，黨的主要領導人帶頭作自我批評，主動承擔失誤的責任，這樣廣泛發揚民主和開展黨內批評是從未有過的。而且我相信會歷時愈久影響愈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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