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隨著著特朗普政府對社會主義的圍攻，伴隨國內某個組織對于“國進民退”的無中生有的“哀號”，一些媒體也廁身其間，興風作浪，個別有背景的媒體甚至公然違背在鄧小平同志主持下我們黨作出的關于建國以來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公然詆毀上世紀的“公私合營”，說這是人們心頭揮之不去的“陰影”。
讓我們先簡單回顧一下公私合營。
新中國建立后，尤其在“四反”、“五反”運動和社會主義改造運動中，工商資本家逐漸認識到自身的問題和歷史局限性。1952年2月2日，工商界的代表章乃器在《人民日報》撰文上指出：當此絕大多數中國人民都在萬分感奮中獻身為國的時候，工商界卻出現了大批損害國家利益、腐蝕國家干部的奸商，這是工商界的恥辱。工商業的五毒“是舊社會遺留下來的，而攜帶這些污毒到新社會來的，主要的正是我們工商界”。將政府機構中干部的貪污腐化行為歸結到本階級身上，符合當時的主流認識，也表明“三反”、“四反”、“五反”運動不僅改變著社會其他階層對私營工商界的認識，也觸動了工商業者自身思想認識的變化。他們看到了本階級的問題，也強化了他們服從工人階級領導的意識。這些因素，為公私合營順利實施奠定了良好地基礎。
1953年6月，中共中央根據中央統戰部的調查，起草了《關于利用、限制、改造資本主義工商業的意見》。10月，中華全國工商聯合會召開了會員代表大會，大會傳達了中共在過渡時期的總路線和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的政策。在過渡時期總路線指引下，到1954年底，主要的大型私營工業企業多數已經通過公私合營的方式轉變為公私合營企業。1956年1月10日，北京首先宣布實現全行業公私合營。接著，上海、天津、廣州、武漢、西安、重慶、沈陽等大城市以及50多個中等城市相繼實現全行業公私合營。在1956年的第一季度末，全國全行業公私合營的私營工業已達到99%，私營商業達到85%，基本上完成了對資本主義所有制的社會主義改造。在對資本主義工商業改造高潮中，中共中央、國務院先后發出一系列指示，對民族工商業者的選舉權、工作和生活作了充分保障，使民族工商業者在不太勉強的情況下接受社會主義，從而保證了資本主義工商業社會主義改造的順利進行。同一時期，我們黨還順利地開展和完成了對于農業和手工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工作。社會主義三大改造的勝利完成，為新中國從新民主主義社會向社會主義社會過渡創造了條件。
公私合營后，由于企業性質的改變，國家對企業的領導鼓勵著勞方生產積極性的提高，生產不斷增長，勞資關系也漸趨正常。同時，已合營企業在政策、資金等方面都得到國家政策的傾斜，生產效率等也優于私營企業，一些條件差、長期虧損的企業出現贏余，使更多工商業者看到合營的前景。上海永安三廠的廠長說：“合營后利潤可以提高，天津1萬錠可賺58億”，“現在很明顯，國營比合營好，合營比私營好，應該爭取合營”。上海市民主青聯副秘書長鮑金榮就反映：“工商青年感到工人階級偉大，資產階級倒霉，希望轉變成分。”一位資方子女勸其父親說：“快點接受改造吧，不要人家總講我是資產階級家庭出身。”1956年1月18日，上海團市委和市民青聯聯合召開有2000人參加的全市工商界青年代表大會。當市工會聯合會副主席張棋說到“工商界青年不久的將來放棄了剝削，變成勞動者，可以成為工人階級的一分子”的時候，全場沸騰，出席大會的工商界青年激動地把帽子拋向空中，一再高呼“工人階級萬歲!”這些激動人心的場面，如今卻成了某些人心中的“陰影”。
對于公私合營的性質，《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明確指出：“在過渡時期中，我們黨創造性地開辟了一條適合中國特點的社會主義改造的道路。對資本主義工商業，我們創造了委托加工、計劃訂貨、統購包銷、委托經銷代銷、公私合營、全行業公私合營等一系列從低級到高級的國家資本主義的過渡形式，最后實現了馬克思和列寧曾經設想過的對資產階級的和平贖買。” “促進了工農業和整個國民經濟的發展，這的確是偉大的歷史性勝利。”
事實表明：我們黨關于社會主義改造的理論與實踐，正確回答了半殖民地、半封建國家的無產階級在取得政權以后如何建立和鞏固社會主義制度這樣一個重大歷史課題。這是我國和世界社會主義歷史上的一個了不起的光輝勝利。鄧小平同志擲地有聲地指出：“這是毛澤東同志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一個重大貢獻”。（《鄧小平文選》第 2 卷第 302 頁）
在黨和人民看來，當年的“公私合營”不是陰影，而是燦爛無比的光明!
十八大以來，在習近平總書記的帶領下，經濟領域改革不斷向好發展，社會主義經濟制度進一步得到鞏固和加強。習近平總書記在十九大報告中強調：“毫不動搖鞏固和發展公有制經濟，毫不動搖鼓勵、支持、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憲法也明確指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基礎是生產資料的社會主義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勞動群眾集體所有制。社會主義公有制消滅人剝削人的制度，實行各盡所能、按勞分配的原則。國家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堅持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堅持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可以說，中央對于公有制與非公有制經濟的關系，有著清晰的判斷。
在關于中國向何處去的這場異常激烈、復雜的斗爭中，這家媒體不站在以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立場上，而是站在國內外顛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勢力一邊，把矛頭對準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基本經濟制度，讓人說什么好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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