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之驕女”如何淪落至此？！
“六問”特色教育該如何反思
上世紀90年代末，作為一名人民大學的女大學生，無疑是“天之驕女”，可她卻嫁到了貧困山村，生養了6個孩子，成了極端貧困的低保戶。“天之驕女”如何淪落至此，“特色教育”當有何反思?
一、“天之驕女”生六個娃，竟成農村低保戶！
2017年5月27日，一條《人民大學校方千里看望校友伍繼紅》成新聞熱點。事情要從1996年1月9日，原人事部印發《國家不包分配大專以上畢業生擇業暫行辦法》，“鐵飯碗”被打破說起。中國人民大學檔案學院1998屆畢業生伍繼紅，畢業前通過北京市公務員考試，但面試環節遭淘汰。輾轉多三地未能正常就業。返回廣東，先后在私人教育機構、項目工程及服裝廠打零工。2000年，在廣東順德巧遇初中同學，兩人相戀結婚生子。
5年后，伍繼紅“前夫在外面找了女人。”丈夫帶著女兒離去，她又有了身孕，丈夫家只公公一人艱難度日。就在伍繼紅“在家等死”時，有人將她介紹給鄰鎮鄧家至今，17年持續無業，又生下4個兒女。現5個孩子中，兩個孩子在接受義務教育，老三上學前班。剩下一兒一女身患病，無錢醫治。公公哮喘，婆婆殘疾。現一家9口全憑伍繼紅丈夫一人打工和種地維持。如沒低保一家恐難為繼。鄧家偌大的屋里沒像樣物件，地面是潮濕的土泥，真真一貧如洗。
一時，舉國感嘆：那時的大學生都是“天子驕子”，遑論人民大學畢業生，可伍繼紅如何淪落至此?!一個人的命運它連著國家的命運，而一個國家的命運不相連無數個人的命運?要不怎么總講“國家、國家、國就是家”呀!
二、“六問”特色教育，伍繼紅如何淪落至此？！
無可否認，伍繼紅對自己的人生命運把握，負有不可推卸的個人責任。但就像“自殺，往往是被社會所殺”一樣，伍繼紅淪落到這般地步，作為社會就沒有責任?作為市場化教育改革就沒有教訓汲取?作為政府在政策制定和推行上就不需反思?
1.為什么不能“老人老辦法”?計劃經濟實行的大中專畢業生國家包分配，一直延續到1995年之前，直至1996年1月9日，原人事部印發《國家不包分配大專以上畢業生擇業暫行辦法》，學生分配的“鐵飯碗”被打破。
拋開這個教育市場化的舉措是否合理不論，僅就伍繼紅是1994級的人民大學學生，那她考入大學是奔國家包分配的政策而來。而政府在1996年1月9日突然頒布不包分配，這個政策的推行是否存在兩個問題：其一，對以前大專以上畢業生包分配的政策和承諾，政府不需要負起歷史的責任，政府如何以改革的名義失信于民?其二，是否也要“老人老辦法”，既，從1996年1月9日發布的這項改革公告之前的大學畢業生，政府可否采取 “雙軌制”，就是包分配和自愿市場化選擇相結合，而對以后入學的大中專畢業生不包分配。如此不講政策的權威性和連續性，“一刀切”的搞市場化改革，有沒有推卸責任之處?有沒有需要檢討之處?有沒有需要“亡羊補牢”之處?
2.什么原因在面試遭淘汰？據報導中講：“中國人民大學檔案學院1998屆畢業生伍繼紅，畢業前通過北京市公務員考試，但在面試環節遭淘汰。”但到底是什么原因讓伍繼紅在面始中遭淘汰，報道中沒有交代。
上海大學顧駿教授認為：“中國階層劃分應該用一個同心圓來表述，而同心圓的核心就是‘權力’;離權力越遠的人，就像螺旋轉動一樣，被拋出局外。”在一個“拼爹就業”的時代，伍繼紅一個農村考來的窮孩子，家境也不好，在面試環節遭淘汰的背后，有沒有腐敗?那時的政府就業面試的種種“貓膩”，誰不心知肚明?而當年將其面試淘汰的人，心中可有良心自省?
3.為何對對弱勢畢業群體無就業照顧？《察網》專欄作家李建宏認為：徹底摧毀了計劃經濟對高學歷人才制度性的培養與保護之后，又瓦解了對弱勢群體的制度性保障與支持。將初入社會又無任何家庭資源可供利用的伍繼紅推向了，以一己之力克服重重難關的困境。說白了，這項教育改革的本身，讓學生自己面對市場的本身，就是對考入大學的窮人孩子的極大不公!
美國大學的招生遵循精英選拔原則，但同時還有兩個重要價值尺度，一是保障教育公平，補償弱勢群體;二是文化多元化，讓來自不同階層、不同地域的學生相處，能激發受教育者的創造力。而美國推行的市場化就業，也非“一刀切”的推向市場。出生于上世紀50年代的美國駐華大使駱家輝家境貧寒，父親找不到工作、作為少數族裔又備受歧視，可他的命運因1964年通過的《公民權利法》而改變，此項法案規定少數族裔和弱勢群體在招工、入學等方面受到優先照顧。為什么萬惡的美帝國主義對弱勢畢業群體就業都有照顧，特色教育“與國際接軌”為何偏偏忽略?作為韓國也有法律規定招工要保護弱勢婦女，必須要招一定比例的女員工，當然包括女大學生，特色教育“與國際接軌”為何視而不見?
4.知識改變命運咋像遠古的童話？近年來，高校收費成倍增長，讓低收入家庭望而生畏。伴隨著就業過程中“背景”、“關系”、“人脈”的作用日趨加強，“畢業即失業”、“沒關系找不著好工作”，更讓許多貧寒人家在衡量“成本—收益”后，不得不選擇棄考。
2010年夏天，重慶市學生萬美高考結束后，接到了大學錄取通知書，但父母的一句話，改變了她的命運。“學費又貴，畢業了還不一定找得到工作，還不如跟我們一起做假發票。” 從2009年以來，成百萬的農村考生棄考，并逐年增多，這同“當年是不上大學一輩子受窮，現在是上了大學馬上就受窮”的冷笑話無關?而伍繼紅的現身說法，不是對這個冷笑話活生生的凄慘見證?“寒門難出貴子”，這個社會病的還輕嗎?
5.毛澤東時代的教育制度真就一無是處？公知精英一講到毛澤東時代的教育，就拿改造知識分子說事，那是咬牙切齒，那是捶胸頓足。可毛澤東時代對舊知識分子實行改造，核心是要走與工農相結合的道路，且不論知識分子該不該與工農相結合，但那時“九爺不能走”，知識分子雖是臭豆腐，但聞著臭，吃著香是事實吧?那時，培養知識分子免費，上中專國家就全花錢，并發生活費;畢業更包分配;特別是參加工作要定為國家干部。就這制度性的三條，不是對知識分子的愛護，這讓多少孩子甭說考上大學，更別說考上名牌的人民大學，就是考上個中專，就能立馬改變命運。
而改開的教育改革，徹底摧毀了計劃經濟對高學歷人才制度性的培養與保護，將其全部“一刀切”的推向市場化。“大四”的學生就常年在外找工作，這不是浪費資源，這能有利于國家培養有真才實學的知識分子嗎?上海市委書記韓正都憤然指出：“教育絕對不能為資本左右，決不能被資本綁架，如果培訓機構是純粹以盈利為目的的，這樣的培訓市場，黨和政府要管，不管是我們失職。”而更要命的是，這樣的教育怎么能真正培養出人才!
6.為什么不再唱“我們是共產主義接班人”？自改開以后，“我們是共產主義接班人”的歌曲，在校園就已經絕響。這個絕響有兩個原因：一是都奔小康了，還當什么共產主義接班人;二是也沒有幾個孩子是國家培養的了，還當哪門子共產主義接班人?毛澤東時代培養知識分子免費，學生對國家和社會有血肉相依的認同感，他們可以滿懷激情的唱“我們是共產主義接班人”!
可現在算一算，從幼兒園到大學，再到就職，甭說寒門出貴子要闖多少關，就是找個瓷飯碗要花多少錢?有的花掉的是全家的活命錢，而畢業就是失業，這是能掩蓋的現實嗎?現在有幾個家長能認同：孩子是國家培養出來的!試問：國家在栽培教育一個孩子上，到底花了多少錢?而現在全世界不實行免費教育的國家還有幾個?
三、伍繼紅僅僅是極端個案嗎？惟望如此！
任何社會都有極端的個案，極端的孤證也不能表現事物的面貌，可伍繼紅僅僅是極端的個案嗎?就是一個也不少，可比她更悲慘的大學畢業生還少嗎?
面對就業壓力，一些大學生患憂郁癥、心理障礙、生理疾患已是突出問題。河北大學曾對該校的心理咨詢記錄進行統計：每年全校的心理咨詢在500人次左右，其中涉及學生畢業問題的就占10%。大多是大三、大四面臨畢業的學生。上海楊浦區對3000名大學一年級學生的調查顯示，25%以上的被調查者曾經有過自殺的意念。
至于女大學生、女研究生因畢業找工作，被人販子拐賣山村為人婦的;因大學畢業找不到工作，搶劫販毒的;還有用各種方式慘烈自殺的。北京郵電大學曾半年內出現五起研究生自殺，據說都和畢業有關。還有因找工作被騙錢騙色后，跳樓自殺的等等，諸如此類的報道，那是經常見諸報端，似乎成了特色的一道特色。而凡是這些悲劇的主角，全都是窮人的孩子，全都是!
我們衷心希望伍繼紅的悲劇，能是“特色教育”最后一個失敗的個案，也衷心希望伍繼紅的悲劇不再重演!
順此，我們誠懇，但也有點蒼白的忠告大學畢業生們：孩子：你可以失業，但含辛茹苦養育你的父母不能失去你們;你可以失業，但社會不能失去你們;你可以失業，但不可以失去對生活的信心!可就在這個同時，我們更應該給“特色教育”一點什么忠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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