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件梗概:2015年2月以來,香港激進團體發起多波“反水貨客”行動,并很快從“反水貨客”變為“反對內地游客來港自由行”。個別公共場所如巴士站牌、廣告牌、飲料機等,都被人以紅色和黃色油漆噴上“支那蝗蟲”“滾出香港”等侮辱性字句,激進分子還在新界上水、屯門以及九龍尖沙咀等地非法集結,騷擾商鋪,指罵、圍攻內地旅客,追著內地旅客踢他們的行李箱和物品,甚至有人高舉“港英”旗幟,要求內地旅客“滾回家”。
中央政府駐港聯絡辦主任張曉明表示,不應任由有關活動激進化、暴力化。極少數激進分子藉口“反水貨客”,圍攻、辱罵內地游客,蓄意制造事端,挑戰法律底線,應當依法予以懲處。同時也不應把問題夸大化、政治化,一些別有用心的人大肆渲染有關問題,意在挑撥兩地矛盾,助長本土意識,并試圖影響將來的選情。
一段時間以來,在少數居心不良之人的運作實施下,一股讓大陸人“滾出香港”的邪風在香港悄然流襲,不光香港的個別公共場所被人以紅色和黃色油漆噴上“大陸人滾出香港”“支那蝗蟲”“光復屯門”及“賣國賊”等侮辱性字句,更有個別港人舉著“中國人滾回中國”等標語牌圍堵大陸游客。
雖然此類事件規模不大,涉及人員不多,但引發陸港兩地社會民眾的較大關注,一些別有用心的境外媒體也借機渲染炒作,客觀上制造出一些負面影響。
在香港非法“占中”風波趨于平息的情況下,“滾出香港”之風又起,加之前不久香港特首梁振英聲稱將與中央商討收緊“自由行”政策,不禁引發人們深思,陸港同屬一國,進出竟不自由?兩地血脈相融,豈能一“滾”了之!
“滾出香港”,揭開了中華民族百余年來最為深重的歷史創痛
“滾出香港”,并非今天個別港人首創。從19世紀40年代英帝國主義強占香港島和九龍、強租新界起,就曾出現過各式各樣針對華人的“滾出香港”事件。雖然具體情況和表現形式不盡相同,但大都伴隨著華人的苦難、屈辱和抗爭。
英國殖民統治早期,在香港實行殖民主義和種族主義相結合的政策,華人在社會生活的諸多方面都遭受不平等待遇,反抗運動遭到港英當局鎮壓,華人一不小心就有被“滾出香港”之虞。
1842年,有個別英軍士兵在港病死,港英當局遷怒于華人,借口衛生問題將鰣魚涌一帶的鄉村房屋盡數拆毀,強迫居民遷往他處。其中,當地有結拜的七位姊妹被逼得走投無路,最后在涌前齊齊投海自殺。后來,這個地方被命名為“七姊妹”。港英當局還采用一種“流刑”,將一些反抗殖民統治的華人“遞解”到英國在非洲和南洋的殖民地去服勞役,往往九死一生。
當時的著名海盜徐亞保率人殺死意圖強暴中國婦女的兩名英國軍官,被判“終身充軍”,徐竟寧愿自縊身亡也不愿流放異域。1899年,當英軍武裝接管新界和九龍城時,當地“白叟黃童,群思敵愾,耕氓販豎,憤切同仇”,但終因寡不敵眾,遭到血腥鎮壓,九龍城內的“官弁兵丁”被“一并逐出”。
19世紀五六十年代,華人還經歷過一次另類的“滾出香港”,那就是黑暗殘酷的華工貿易。當時,香港作為清朝法律無法管及之地,加上航運之方便自由,成為販賣華工的中心。
僅1845年至1875年,就有數十萬華工通過香港登上“豬仔船”,被販賣到世界各地,其中又以赴美國為最多。“豬仔船”上空間狹小,缺水少食,高溫潮濕,病疫流行,導致華工死亡率奇高。華工“滾出香港”,灑下的是那個年代中國勞苦民眾的一路血淚。
1941年底,日軍攻占香港。日本侵略者為了穩定所謂“新秩序”,加強對華人的控制和管理,頒布了“華人疏散方案”,并以保障社會安寧和搜捕抗日分子為名進行“人口總清查”,企圖大規模驅逐華人出境,計劃把香港人口由160萬減少到60萬。
日總督府指定廣九路為“陸路步行歸鄉線”,強迫沒有“良民證”者“返鄉”,還在街頭大肆抓捕港民后強行船運至廣東沿海,棄岸不管,港民饑寒交迫而倒斃途中者不可勝數。
他們還采取誘騙手段,分3批招募7000名香港壯丁到海南島充當開掘鐵礦的苦力,致使數千香港青壯年埋骨海南,生還香港者寥寥無幾。日本侵略者的罪惡行徑,讓香港人民飽受屈辱和摧殘,到1945年日軍投降時,香港人口僅為戰前的一半。
新中國成立初期,港英政府為加強社會控制,想方設法讓香港愛國人士和非本港土生進步人士“滾出香港”。1949年4月,港英政府頒布《人民入境統制條例》,規定“管制非本港土生人士來港、離港以及在港內的活動”,禁止“有鼓動叛亂和擾亂公共安寧的嫌疑者”入境,有權將其拘留并遣送回原籍。
同年8月,通過《人口登記條例》和《驅逐不良分子出境條例》,明確港英當局可以通過簡易審訊的方式判定某人為“不良分子”并將其驅逐出境。
后來又頒布了《修訂1922年緊急狀態法例》《緊急(主要)條例》《人民入境統制(補充)條例》和《邊境封鎖區命令》等嚴苛律令,陸續策劃制造了“羅素街”事件、“三·一”事件和《大公報》案等一系列控制與鎮壓事件,將大批所謂“不良分子”“遞解出境”。許多工人領導者、電影工作者和教育工作者往往于凌晨被從睡夢中叫醒,簡單收拾行裝后即被驅離香港。
以上這些被“滾出香港”的對象,要么是在殖民統治下悲壯的反抗者,要么是可憐的受害者,然而,歷史上也曾有過兩次侵略者“滾出香港”。
一次是1945年9月16日下午,在香港總督府樓下大堂舉行日軍投降儀式后,日軍投降代表海軍中將藤田類太郎和陸軍少將岡田梅吉被押下去,標志著日軍對香港3年零8個月的殘暴占領結束;
另一次是1997年6月30日子夜時分,英國國旗在香港政權交接儀式會場上空緩緩降落,14面鮮艷的五星紅旗在中國人民解放軍駐港部隊的14處軍營上空冉冉升起,英國查爾斯王子和港督彭定康登上“不列顛尼亞”號皇家游輪離去,英國政府在香港長達一個半世紀之久的殖民統治宣告結束,香港正式回到了祖國的懷抱。
歷史的車輪滾滾向前。“滾出香港”寫滿了中國人民、香港人民的深重苦難,也見證了中華民族從積貧積弱到自強自立、從艱難困苦逐步走向復興的艱辛歷程,是一處剛剛愈合在國人內心深處的傷,也是一種穿越時空、刻骨銘心的痛。
最近冒出的“滾出香港”,并不關乎抗爭和正義,但卻揭開了中華民族過去百余年來最為深重的歷史創痛,是同胞對同胞的“驅逐”,是“兄弟鬩于墻內”,因而讓陸港兩地的愛國民眾感到格外痛心。
“滾出香港”是個無禮無法無情無義的論調
一個論調的提出,應有其立論的邏輯依據和基礎,也應有一個客觀理性表達的態度和立場。然而,讓大陸人“滾出香港”的論調毫無邏輯基礎,實是缺乏理性的無稽之論,僅僅是極少數港人宣泄情緒的過激表達。
一則于禮有失。“人無禮,則不生;事無禮,則不成;國無禮,則不寧。”有禮有節是社會溝通和人際交流的前提,這是包括香港人在內的全體中國人的傳統共識。對于進入香港的人士,不管是大陸人還是外國人,無論是前來消費、創業還是探親,都應當得到基本的尊重與幫助。
即便港人對一些現象和社會問題心有不滿,也應當文明表達、和氣溝通,不應該對同胞惡言相向、甚至謾罵圍攻。香港社會法制比較健全,市民一貫有較為暢通的訴求表達渠道,但個別港人有訴求卻不通過正常渠道反映、表達,反而采取拙劣、粗暴的手段,一個“滾”字,映照出其背后的一種扭曲心理、一種極端情緒、一種無理的心虛和修養的膚淺,一定程度上損害了香港的外在形象。
二則于法無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吨腥A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第1章第1條規定,“香港特別行政區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可分離的部分”;第4條規定,“香港特別行政區依法保障香港特別行政區居民和其他人的權利和自由”。第2章第12條規定,“香港特別行政區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個享有高度自治權的地方行政區域,直轄于中央人民政府”。
這一系列規定從法律上清楚地表明:香港特別行政區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地方行政區域,是直轄于中央人民政府的,與我國的省、自治區和直轄市同級別的地方行政區域。香港雖然享有高度的自治權,但決非“絕對自治”,更不是“國中之國”,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沒有任意拒絕中國人出入境的行政權力。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會于2012年7月13日通過的《入境(修訂)條例》,也沒有任何針對“大陸人”拒絕入港或強迫離港的條款和規定。
無論是大陸、澳門、臺灣同胞還是外國人,只要有合法的手續和憑據,就具備出入香港的充分法理條件和權利,屬于合法入境。這種法律賦予和保障的權利,豈是幾句口號、幾塊標語就可以任意剝奪的?
三則于情不合。香港地域狹窄,山多地少,人口稠密,其日常生活物資主要靠大陸供應。一直以來,中央政府視香港人民為一奶同胞,大陸人民寧可自己作出犧牲,也要確保香港的蛋、奶、油、菜、肉、水、氣、電等生活物資和能源的供應。
單是一個東深供水工程,已累計向香港供水223.48億立方米,相當于一個半洞庭湖的蓄水量。專供鮮活食品直達九龍的“三趟快車”,開通于20世紀60年代初大陸正經歷嚴重自然災害期間,大陸人民克服了難以想象的困難,忍饑縮食,保證供應。固然,這些供應也確如一些人所說的那樣“付了錢”,但這決不是單純的買賣關系——此間大陸牢牢掌握著供應的主動權,香港則完全處于被動地位,由于大陸深念同胞情深,物資供應的價格、質量和可靠度才能夠數十年如一日地得到保證。
大陸對香港273種主要產品實行零關稅,意味著大陸這個全球最大的市場對香港完全開放,這種商業關系能夠用所謂的“市場買賣”解釋通嗎?!應當說,這背后起主導作用的,絕對是血濃于水的同胞之情,個別港人無視這一點,只為一己之私而置民族感情于不顧,大肆制造傷害陸港兩地人民情感的丑陋言行,既缺愛國之情,也無同胞之誼。
四則于義不容。中央對香港是重信崇義的,一貫嚴格執行回歸時既定的“一國兩制”方針,保證香港享有高度自治的行政管理權、立法權、獨立的司法權和終審權;全國通行的法律沒有一部在香港完全執行,就連《基本法》第23條提出禁止任何叛國、分裂國家、煽動叛亂、顛覆中央人民政府及竊取國家機密的行為的正當主張,也因遭到部分港人反對以致多年遲遲無法完成細則修訂;中央允許香港以實體身份參與許多國際事務,在經濟、貿易、金融、航運、通訊、旅游、文化、體育等領域以“中國香港”的名義保持和發展對外關系,簽訂和履行有關協議;香港不用向中央交一分錢稅,港人也無須服兵役,駐港部隊不需港人出資,中央政府給予香港特區政府和香港民眾的“特權”世所罕見。
英國殖民者統治香港150余年,從未給過香港人民主,從未有一人一票選舉,港督和政府高級別官員都是由英國女王直接任命。150余年間,香港須向英國納稅,需養活上萬駐港英軍。二者相較,高下立判。個別目光短淺、數典忘祖、不知感恩卻還叫囂大陸人“滾出香港”的香港人,你的良心何在?
“滾出香港”與香港的核心價值與人文精神背道而馳
香港開埠日早,一代代外地遷入和本地出生的香港人篳路藍縷,艱苦奮斗,使一個小漁村發展成為國際大都市、國際貿易中心。香港成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特有的核心價值與人文精神至關重要,有這樣幾個關鍵詞——自由、包容、自強、法治,這些特質是港人精神家園中不可或缺的成分。但遺憾的是,“滾出香港”的論調,恰恰走向了這幾個關鍵詞的對立面,把少數香港人的精神滑坡現象體現得淋漓盡致。
先說自由。香港被英國割占不久,英方即宣布香港為自由港,面向全世界的商船開放。歷經百余年經營,香港發展成為全世界最重要的自由港之一。香港本身資源匱乏,生產原料靠外購,工業產品靠外銷,與世界各地的人員和貿易往來十分密切。
其自由的經濟和社會政策,自由的人員、資金流動和資源配置,有效吸收了來自全世界的經濟資源和發展動力,是其發展和繁榮賴以依靠的基石。多少年來,香港人喜迎四??停瑥V納八方財,從未以狹隘的地域觀念和限制政策去縮減與降低自由度,而是在不斷發展這個自由度。
據此前美國傳統基金會及《華爾街日報》“全球經濟自由度”報告顯示,香港連續20年排名世界第一??梢哉f,自由成就了香港的繁榮,自由也深深銘刻進了香港人的文化價值理念之中。除了針對外來欺辱和暴力,何曾見過港人對某一群體或某個國家“拒人于千里之外”?個別港人叫囂大陸人“滾出香港”,既是對他人自由的一種侵犯,更是對香港自由精神的褻瀆。
次說包容。香港面朝大海,背靠大陸,海陸文明交織涵養出了香港的大氣度。多少年來,香港一直是內地城市爭相模仿乃至崇拜的榜樣,有著“與生俱來”的胸襟和氣度。
當前,香港約有97%的人口為中國血統,其中約6成出生地為香港,其余大部為大陸移民,非中國血統的人口不足3%,大多來自英聯邦各國及日本、韓國、越南、美國等國家。所有血統不同、文化不同、觀念不同的人們,共同開創了香港燦爛的文明,也形成了開放包容的民眾心態和文化特質。
在香港,東西方文化充分交融交流,春節與圣誕節并祝,基督教與佛教、道教齊舉,這種兼容并蓄、海納百川的氣度和良好的社會心態,吸引了全世界越來越多的優秀人才到香港貢獻青春和才華,也成就了香港今天的國際地位。如果動不動就叫囂這些人或那些人“滾出香港”,用偏見取代容納,香港未來發展就不可能成就大格局、大氣象。
香港歌手官恩娜曾在《明報》撰文提及“包容內地同胞”,遭到個別港人在社交網站上的圍攻、謾罵。這種心態實不可取。正因如此,今年2月18日,香港特首梁振英在向市民拜年時,特意提到希望香港社會包容共濟,為香港的前途一起努力。
再說自強。一些人對大陸人持排斥立場、對“自由行”持絕對反對態度,其主要理由不外乎是大陸人占用了香港的教育、交通、醫療衛生等公共資源,搶占了香港人的工作崗位,擠壓了香港經濟的發展空間,等等。乍看似有道理,細想卻是無稽之談。
香港奉行自由經濟理論多年,之所以能在激烈的國際競爭中脫穎而出,其力量之源在于一代代香港人不怨天不怨地埋頭苦干,不靠天不靠地自強不息,“同處海角天邊,攜手踏平崎嶇”,凝聚而成吃苦耐勞、勤奮拼搏、開拓進取的“獅子山下的香港精神”。即使在極為困難的年代,港人也未灰心喪氣、怨天尤人,而是奮發圖強。
近年來,香港經濟出現諸多變數,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其中可以肯定的一點是,來自內地的支持要遠大于來自內地的競爭。今天香港面臨著一系列新的創業挑戰,仍然需要年輕一代秉承和發揚“香港精神”,敢于面對競爭,敢于拼搏進取,而不是對他人橫加指責。
少數香港人和香港媒體對英國球星貝克漢姆的小孩當街撒尿評以“率真可愛”,而對大陸游客的小孩同樣行為斥以“沒素質”,不免讓人聯想到其背后的殖民自卑和崇洋媚外心理。香港欲想再創輝煌,必先從培樹應有的自信力、自強心開始。
最后說法治。2014年底,在香港警方對非法“占中”完成清理工作后,梁振英在會見媒體時談到,非法“占中”使“香港社會受到最大的損失是少部分人對法治的破壞”,“香港是一個法治社會,任何人行使他的權利、自由時,都不能夠妨礙他人的自由和權利”。
遺憾的是,采取極端手段和違法方式表達訴求,乃至以小眾劫持大眾、以少數意見挾持多數意見的做法,已經成為一部分香港人達到自我目的慣用的手段。當少數港人在公共場所通過謾罵大陸游客、沖擊正常社會秩序、破壞公物乃至大打出手等不法手段來叫囂大陸人“滾出香港”時,這本身就是對香港人引以為豪的法治精神的破壞和踐踏。以不仁求仁,以不法求法,無異于緣木求魚。
大國博弈根本上是核心價值的博弈,民族復興最終表現為人文精神的復興。在國際競爭日趨激烈的今天,如何塑造香港新的精神高度和價值定位是許多有識之士在認真思考的大課題。這種無端斥責要求大陸人“滾出香港”的思想逆流,算是提供了一個反面鏡鑒吧!
高度警惕防范“滾出香港”繼續發酵和潛在危害
偏見比無知更可怕。當前,這股讓大陸人“滾出香港”的思想逆流還在繼續演進,不良后果已然顯現:一是誘發網上辯論熱潮,造成了陸港兩地民眾間的誤會,激起了部分對立情緒;二是讓香港極端反對派找到了新的話題和施展空間;三是給了國內外敵對勢力實施分裂、分化圖謀的機會。如果外界不確定性因素增加,仍有可能發酵升級,造成大的負面效應。對此,陸港兩地應予以足夠的重視,積極穩妥地進行應對。
首先,要保持戰略定力和信心。應看到四點:
第一,絕大多數香港人是熱愛祖國、擁護中央的,陸港兩地之間的交融交流、和諧合作是絕對主流,兩地人民之間的同胞情、血脈情是絕對主流,兩地之間的共同利益遠遠大于分歧,兩地之間也不存在不可調和的矛盾,“肉爛了都在鍋里”,一家人什么事情都好商量。
第二,香港回歸以來,中央對香港的一系列方針政策是英明的、正確的,有力保證了香港的繁榮穩定和香港人民的利益,雖然隨著形勢發展尚需進一步完善,但“一國兩制”方針的成功和巨大生命力不容置疑。
第三,隨著經濟全球化的進一步發展和中國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入,中國與世界、內地與香港間的聯系必將更加密切,陸港兩地人員往來和交流頻率必將更高,這種大趨勢不可阻擋,需要依靠陸港兩地齊心協力,運用大智慧制定更加科學合理的規則來實現雙贏。
第四,叫囂大陸人“滾出香港”的只是極個別人,他們既不能代表香港,更不可能達成目的。去年的非法“占中”活動已擦亮了兩地人民的眼睛,曝光了背后一些人的鬼蜮伎倆。今時已非往日,愛國愛港人心所向,陸港交融大勢已成,任何人妄想逆流而動,只能是螳臂當車、不自量力。
其次,要積極優化陸港兩地交往的方式和機制。
香港旅游發展局今年1月22日公布數據顯示:2014年,來自中國大陸的旅客訪港達到4720萬人次,比2013年增長16%,自由行旅客增加了7.6%。同時有資料顯示,2014年持港澳臺證件訪問中國內地的旅客達到約6700萬人次。
陸港兩地交往愈加頻繁的趨勢仍在繼續,由此給香港帶來的各方面壓力也必將越來越大。如何轉移、消化和疏導這些壓力是陸港兩地面對的共同課題。
要使訴求表達更加暢通,確保兩地民眾的意愿和建議能夠順利便捷地傳遞到有關行政和決策部門,使民眾的合理訴求得到及時回應;
要使民意回應更加有效,應該多做介紹、解釋的工作,使全體港人更加全面深入地知曉中央給予香港的巨大政策優惠,大陸人民充分了解香港人民的難處和期待,從而促進兩地民眾相互理解、相互體諒;
要使交往規則更加科學,按照《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推進依法治國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所明確的“支持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和政府依法施政,保障內地與香港、澳門經貿關系發展和各領域交流合作”的戰略部署,進一步改進和完善兩地交往的操作法規和規程,確保雙方趨利避害、和諧共贏。
再次,要采取有效措施進一步密切和加深陸港兩地人民的情感。
歷史告訴我們,民族和地區間的情感一旦破裂,彌合起來將十分困難。香港離開祖國懷抱150余年,回歸祖國還不到18年,大陸和香港間的情感彌合和深化需要耐心,更需要時間與機會。要看到,陸港兩地人民情感交融有著極為深厚的經濟基礎。
據有關資料顯示,香港是中國內地繼美國之后的第二大貿易伙伴,2014年,香港有60%的轉口貨物原產地為內地,其中54%以內地為目的地。同時,內地又是香港的主要投資來源地,截至2013年底,內地在香港的直接投資存量市值達4280億美元,占所有來源地的31.9%。由此可見,香港的繁榮與內地的發展二者唇齒相依、互為助力。
當前,兩地人民交往中存在些許隔閡和誤解,并非必然和常態,只要主動去化解,是可以逐步消除的。在今年全國“兩會”期間,多名港區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提出設立制度讓港人自愿入伍服兵役、吸納有才干的港澳人士參與國家外交工作等,足見民心可用。只要繼續弘揚愛國主義旗幟,大力弘揚優秀傳統文化,促進兩地文化交流,港人的文化認同感和國家歸屬感必將不斷增強。
大陸也要加強港情宣傳,讓更多的大陸民眾了解香港特點和民情民意,尤其是對前段時間網上出現的“給香港斷水斷電”“剪爛赴港證件”等過激言行,要加以理性引導,防止被惡意炒作和解讀,避免加深兩地民眾誤解。
此外,還有很重要的一點就是,對那些頑固的分裂分子,對那些受到敵對勢力指使開展分裂破壞活動的人,對那些肆意破壞兩地關系和香港繁榮穩定的人,一經查實,就應當依法施展“雷霆手段”堅決打擊,決不留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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