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近平主席本周一在APEC工商領導人峰會上的講話，因十八屆三中全會日益臨近這個大背景，備受關注。
在談完“改革是一場深刻的革命”、“改革已進入攻堅期和深水區”的認識，并表示要一鼓作氣闖關之后，習總話鋒一轉，首次提出了“顛覆性錯誤”論。原話是：“中國是一個大國，決不能在根本性問題上出現顛覆性錯誤，一旦出現就無法挽回、無法彌補。”
全世界都聽見了。英語取其大意，翻成the country could not afford to make “fundamental mistakes”，當然沒錯，但至于什么是“根本性問題”，何為“顛覆性錯誤”，卻不僅僅是fundamental這么簡單，只有放在中國政治和歷史的特定語境中，才能完全理解。
首先一點，“根本性問題”一定是關于中國這個國家的，而不只是關于中國經濟。如果此話的前半部換成“中國是一個大經濟體”、“一個大工商體”、“一個大托拉斯”，后面當然也可以接著說“決不能在根本性問題上出現顛覆性錯誤”，但這并不是此話的本意。作為中國最高領導人，習近平此言，雖然面對的是工商界領袖們，卻是在談政治。
就是說，相對于經濟發展，中國的國家發展才是那個“根本性問題”。若有意無意地忽視這一點，以經濟發展代替國家發展，甚至要求國家發展為經濟發展做出犧牲，像九十年代的俄羅斯那樣，為了幻想中的自由市場，不惜拆解現實中的國家，這就叫“顛覆”。一旦犯了這種錯誤，就是無法挽回、無法彌補的“顛覆性錯誤”。
有一個問題被很多人忽略了：一般而言，作為“經濟動物”的企業家，其實首先關注的并不是國家的興亡。在經濟學理論中，生產函數也好，利潤公式也好，都沒有國家這個變量。恰恰相反，由于國家對經濟活動實行管治，企業特別是跨國大企業常常會傾向于把國家視為時友時敵的力量。在某些極端情況下，企業家更是會利用國家的崩潰和解體大發橫財，通過強占巨量的公有資產一舉成為富可敵國者。
歷史上不乏其例：從來沒有祖國的猶太人，曾無數次抓住機會在各國的亂世中一夜致富。當代現成的例子：前蘇聯解體之后，曾一舉催生了一個巨富的寡頭階層。
在中國，這個問題原本并不突出，企業家與國家之間，遠未形成有你無我的對立。改革開放之初，中國的企業家群體靠國家的政策涅槃重生，與國家的關系，形同嬰兒與父母，既無討價還價的本錢，亦無一爭高下的底氣，只是一個懵懵懂懂先長大了再說的混沌狀態。
三十多年后，時過境遷，國家六十耳順，企業家三十而立，矛盾出現了。雖然在世界范圍內比較，只有三十年歷史的企業家群體也還是小孩子，但由于幾個方面的原因，中國這個新生的企業家群體，在羽翼漸豐之后更加咄咄逼人。
原因之一是財富和名聲的膨脹速度過快，導致中國企業家普遍輕狂有余，謹慎不足。原因之二則是因為受到一些人的鼓動和誤導，導致這個群體中不知天高地厚者多，懂得大是大非者少。
眾所周知，在中國的企業家們周圍，始終有一群名為“經濟學家”、“法律學者”實為“政治導師”的軍師級人物，這些人一直很忙，一直急著干成大事。多年來，他們一直都在以改革的名義制造對立，將經濟與政治對立起來，將市場與國家對立起來，最終，將企業家與政府對立起來，目的很明確，就是逼著政府放權，逼著國家退讓。
他們堅信自己不會白忙，如果以葉利欽時代的俄羅斯為目標，把中國的國有資產私有化，把統一國家解體成自治體聯邦，那么，對于必然會在大掠奪、大瓜分的過程中捷足先登的未來寡頭們來說，這的確是值得去夢想，值得為之奮斗的。
富豪的最高境界就是寡頭，沒有國家的退讓，哪來寡頭？有些人著急是有道理的。就在習主席講話的前一天，中國很多網站都在流傳一篇文章，某位軍師與一群企業家的座談，篇幅所限，節選幾句，看看他們所期盼的改革是什么：
“……迷信政府力量是沒有用的。再強大的政府也托不住經濟、再強大的政府也托不住市場，只會打亂市場，擾亂經濟!(掌聲!)……楊白勞借了黃世仁的債，還不起，就把喜兒拉走了。為什么？因為黃世仁認為喜兒就是抵押品，這個是符合市場經濟規律的。至于人是否適合作為抵押品，可以再談。(掌聲!)……美國過去在做什么，就是在削減債務，調整結構，是要死人的。中國為何調整結構講了十年，還在講?因為我們根本沒有調整。(掌聲!)……我并不知道中國未來的新的增長點是什么。但是我知道的是，如果我們把市場放開，如果我們取消了市場管制，新的市場增長點，自然會涌現出來。政府制造的增長點，不就是光伏，不就是高鐵嘛。搞一個垮一個(掌聲!)……”
中國首先是個國家，在這個“根本性問題”上決不允許顛覆，習總此論，就是這個意思。對于某些并不在乎國家盛衰興亡的企業家們來說，這是來自中國最高政治領袖的政治論，中國的大政治：國家永遠高于經濟，先于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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