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報報道：中國對網絡反腐加強引導》，新加坡《聯合早報》網站9月19日報道。該報道稱：“中國多個曾經參與網絡反腐的大V近日被抓。”“受訪的中國評論人士鄧聿文進一步分析指出，官方這一波反大V的行動著眼的不僅是網絡反腐，重點在于控制網絡輿論，但由于打擊網絡輿論難免將削弱民間網絡反腐的功能，因此當局試圖通過官方網絡平臺補足反腐力度。”
近期，的確有秦火火、薛蠻子這樣的制造政治謠言的大V被抓，但是，這些人從來不是以網絡反腐聞名的，相反，這些人都是以反共反華反政府而聞名的。當然，的確也有幾個參與網絡反腐的人士被抓，如宋陽標這樣的人，但這些人都不是大V，甚至連V都不是。因此，新加坡媒體在這里把兩者嫁接起來的做法具有明顯的混淆視聽的目的，它這么做的目的無非是為了把中國網絡上存在的反帝愛國運動和白色恐怖混為一談。
這個邏輯實際上和漢奸國賊在對待“改革”一事上的邏輯是完全一致的，它們只講“支持還是反對改革”，而不討論“如何改革”，由此，如果人們支持改革，那么就被偷換概念成支持漢奸國賊所要推行的私有化和殖民地化改革，而任何反對漢奸國賊所推行的那套改革的人都被它們定性為反對改革的人。換言之，在漢奸國賊的邏輯里，不僅“白馬是馬”，而且“馬就是白馬”，而任何其他顏色的馬都屬于“非馬”了。
也正因為有這種邏輯的存在，所以漢奸和帝國主義才拋出了“南京大屠殺是因為中國政府和人民進行激烈的抵抗”這種謬論，因為，按照漢奸和帝國主義的邏輯：中國人民反對侵略戰爭就是反對使用戰爭手段來解決問題，既然反對使用戰爭手段來解決問題，那么就不應該用戰爭手段來反對日本的侵華戰爭，而中國人民使用戰爭手段來反對日本侵華戰爭的做法表明中國人民違背了自己的原則，而違背自己原則的人就不是人，而屠殺“不是人”就不是“殺人”，所以南京大屠殺是有道理的。所以，為什么像李登輝這樣的漢奸能夠活得那么長，那是因為它們持有的就是這么個邏輯，所以，心安理得，沒有心理負擔。俗話說，好人不長命，禍害遺千年，之所以會如此，就是因為那些壞人所持的錯誤立場和它們所固有的錯誤邏輯是完全合拍的，換言之，它們并不是故意犯錯，相反，它們一點也不認為自己有錯。同理可知，在資本主義社會，之所以很多弱智能夠當上教授，或拿到類似諾貝爾經濟學獎什么的，只是因為他們的邏輯極端符合資產階級愚民政治的要求，這些家伙心安理得地當著教授，同時誤以為自己真的比別人聰明，實際上，他們較高的學術地位只是他們的學術更加符合資產階級的標準的產物，而不是更加符合人類社會歷史前進方向的產物。
帝國主義走狗把“控制網絡輿論”弄成和“改革”一樣的東西，根據它們的邏輯，人們要么“支持控制網絡輿論”，要么“反對控制網絡輿論”，而根本不討論“如何控制網絡輿論”。由此，反對網絡白色恐怖的人就被歪曲成“反對控制網絡輿論”的人，而從事網絡愛國反帝運動的人就被曲解成“支持控制網絡輿論”的人。在這種混淆視聽下，愛國反帝人士就和漢奸國賊及其走狗沒有區別了。
很多人在境內外媒體的長期洗腦下，總是把中國視為一個高度集權國家，由此，他們就很相信無論是現實社會中的還是虛擬世界中的諸多罪惡都是由某一個方面制造出來的。但是，這些人就不會稍微地實事求是地想一下，如果中國真是一個高度集權的國家，又怎么可能出現主流媒體普遍地公開反黨反政府反社會主義這種現象呢?這些人一方面堅信這個高度集權的國家里的媒體是獨立的，另一方面又堅信這個國家一直在嚴密地控制輿論。但是，他們就不想一想，這兩個方面怎么可能同時出現呢?再說，中國已經到了黨校教授公開反黨反馬列主義的地步，這難道也是一個高度集權的國家所能發生的事情嗎?如果說這也是高度集權的一種表現的話，那么只能說中國的權力已經高度集中在資產階級的手里了，盡管這本身也不是事實。
對于廣大善于一上手就把正確答案排除在外的人來說，的確很難讓他們明白，他們正在做選擇的幾個選項都是錯誤的。由于毛澤東思想被這些人徹底拋棄了，所以，毛主席所說的“黨外無黨，帝王思想;黨內無派，千奇百怪”這句話就不在他們的意識范圍之內了。只有認識到黨內存在著不同的派系，才能看清諸多經常被混為一談的現象。既然有人利用網絡反對封資修，那么也就有人在網絡上打擊愛國反帝言論;既然有人在網絡上打擊漢奸賣國言論，那么也就有人利用網絡反黨反華反社會主義;既然有人利用網絡揭露腐敗分子，那么也就有人在網絡上保護腐敗分子。手段本身是客觀存在的，但是在不同立場的人手里，就會被用于不同的目的。新加坡媒體及鄧聿文之流在此的作用，無非就是要把水攪渾，從而讓人們看不清現實和虛擬世界均存在的兩種不同立場的勢力之間的日益尖銳的斗爭態勢，以便已經占據優勢地位的黑惡勢力能夠繼續為非作歹。
官方利用網絡來加強反腐，這當然是一件值得肯定的事。但是，既然網絡上存在著嚴重的白色恐怖，既然眾所周知的涉腐官員的名諱已經成為了網絡禁詞，不僅涉腐官員的名字是網絡禁詞，就連涉腐官員的綽號也成為網絡禁詞，那么網民們又怎么可能通過網絡來反腐呢?在如今的網絡上，如何避諱已經成為了一個關鍵性的問題，想不到一個號稱越來越開放的中國居然在避諱問題上超過了以往任何朝代。盡管網民們很想反腐，但是，由于文字獄的存在，涉腐官員的敏感詞根本不可能存活在網絡上，由此，網絡上也就沒有相關涉腐官員的信息，最后就造成該官員沒有被網民反腐的假象!
把有的變成沒有的，把沒有的弄成有的，總之，在反腐運動中造假，這是轉型接軌的特色之一。
《中國老年人面臨社會轉型沖擊》，美國《華盛頓郵報》網站9月19日報道。該報指出，“從激進的共產主義到盛行的資本主義，這么多年的社會變動侵蝕了讓中國家庭緊密相連的紐帶。”這里講得非常正確，正是資本主義在中國的極大發展才導致中國傳統的家庭關系被顛覆了。因此，對這個依然在大力發展資本主義的中國政府來說，出臺“父母可以把不來探望和提供資助的子女告上法院”這條法令的做法實際上是一種非常偽善的表現，另一方面，這條法令也有推卸政府責任的問題。最初，中國政府在推行計劃生育時，承諾由政府來承擔養老問題，但是，現在，中國政府翻臉不認賬了!不僅變著法地削減養老金和醫保金，而且還無恥地想把養老責任推給獨生子女們!
近來，中國政府又推出了一個“以房養老”的計劃，在受到社會普遍質疑和反對之后，民政部出來做了一個回應，但是這個回應并沒有改變人們對“以房養老”計劃本質的認識，相反，通過民政部的回應，我們倒是可以斷定，“以房養老”就是中國政府不管養老，中國政府正是通過“以房養老”計劃在進一步削減自己的責任，把政府全責變成“主導力量”，把政府完全承擔公民的養老服務轉變成了“基本承擔”。并且把養老服務從事業變成產業，也就是變成一件可以發財致富的東西。而“以房養老”更是既要老人的錢，又要老人的命。因此，中國政府出臺的這一政策根本就與民政部自己所標榜的“保障和改善民生”完全不搭界，恰恰相反，這一政策本身是以“廢除和破壞民生”為前提的。實可謂禍國殃民的政策。
因此，如果說中國老年人面臨社會轉型沖擊，那么這種沖擊正是由中國政府的一系列禍國殃民的政策本身帶來的，是中國政府背信棄義、違背承諾、推卸責任的直接產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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