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子大了惡鳥就多，獵人沒了豺狼當道。新京報2013年5月9日文，《北大教授孔慶東微博罵人狗漢奸 被判賠償200元》。事情的起因沒必要多做糾纏，今天的中國別開生面，民族敗類、貪官污吏、文化流氓、商業地痞、司法無賴、政治惡棍、網絡癟三泛濫成災，但有水井處，就少不了這些個玩意，至于燈紅酒綠的北京城，天然是牛鬼蛇神的扎堆妙所。
需要糾纏一下的，是海淀區法院的判決結果，根據什么認定孔慶東侮辱了關元凱?這里我們不妨多用點筆墨，討論一下孔慶東說關元凱是“狗漢奸”的邏輯問題，第一、“狗漢奸”這個概念是自古就有的約定俗成，凡是背叛民族的人都這么界定，自古及今那些背叛民族的人都沒提出任何異議。
事實上，那些狗漢奸因從這種背叛行為中獲得巨大好處，對于這個約定俗成不但不以為是恥辱進而以為榮耀。當年乾隆編纂《貳臣傳》，收錄在明清兩朝為官的人物120余人，這些降將降官的后人不但不反感，反而還主動上書表示，愿以狗效忠主人的精神效忠大清，故而有了“狗漢奸”之名。
這是有案可查的，例如范文程、吳三桂，甚至包括鐵骨錚錚的東林黨人錢兼益降清后都有過類似的表示。吳六奇所以能得順治和康熙父子賞識，不僅因他能攻善戰，而是因他自封“忠狗”，鐵了心的為滿清效力，“禁海”就是他給順治皇帝出的主意。古代漢奸每以狗自喻表達對新主人的忠順，難不成到了新漢奸這里就不算數了嗎，仿佛成了別人強加給他們的，是故意侮辱他們，這是什么狗屁邏輯?
再把時間推近點，抗戰時大小漢奸為得皇軍賞識，跟日本人表忠心每每自比為狗，難道這也是中國人后來強加給他們的嗎?一個事物或一個概念，所以能約定俗成，那是因為大家都這樣認為，之后按歷史沿革流傳使用。例如“婊子”這個稱謂就是約定俗成，從古到今沒有一個妓女提出過異議，怎么到了海淀區法院，約定俗成就有侮辱含義了呢?
第二、漢奸是專屬名詞，定義特定的人或人群，如果關元凱的言論有背叛中華民族的主觀故意，那么孔慶東使用“狗漢奸”一詞概括他的民族屬性，從法律上講沒有任何錯誤。“漢奸”不是形容詞，不存在侮辱和丑化的含義：“狗”在這里盡管有形容詞的含義，但這并不是孔慶東強加的，而是對歷史事實的復述。
第三、約定俗成的稱謂具有合法性，除非海淀區法院能夠從法律上推翻約定俗成行為，否則他對孔慶東的判決就構成了錯案。按照海淀區法院的邏輯來，侵權罪今后無疑會被嚴重濫用，比如：惡霸、流氓、地痞、狗日的、叫獸、貪官污吏、奸商這樣的描述，都可以被當成侵權行為。甚至包括地主、資本家、右派這些詞匯，都可能成為侵權詞匯，因為在中國人的觀念里，地主、資本家、右派都具有貶義成分。
小“漢奸”暴露出了中國法律的大問題，至少在“言論侵權”這個問題的界定上，中國法律的認識是模糊不清的，這個問題如果不盡快解決，考慮中國人不文明的語言習慣，今后中國人可能順嘴就會構成侵權罪。毫無疑問，海淀區法院這個錯誤的判例如果不糾正，必將導致極壞的結果，每天都將有大量的人因言獲罪。
幾天前最高法院副院長沈德詠在一篇文章里說，“寧可錯放，絕不錯判，以盡量避免冤假錯案。”他的擔心顯然不是多余的，大的方面不談，僅海淀區法院裁定孔慶東言論侵權這一事件就足以說明，今天的中國法律和司法實踐，還存在著大量的盲點和誤區，尤其令人后背發涼的，是執法者過低的法律素質，對于中國的法治化建設，不但是阻礙而且事實上是在惡化中國的法治環境。
好的法律和好的司法行為，應該有利于創造和諧寬容的社會環境和人際關系，而不是制造和放大對立情緒。一個冤假錯案，從小的方面講，會毀掉一個家庭、毀掉一個人的一生，從大的方面講，毀掉的是法律的尊嚴和人們對法律和司法行為的信任，以海淀區法院裁定孔慶東言論侵權這一事件為例，今后誰還會相信他的執法能力，這分明就是一群糊涂官在斷糊涂案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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