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敬璉的良心是對誰而用的？

吳敬璉的良心是對誰而用的？
——評“吳敬璉：中國站在新的歷史十字路口”

吳敬璉有著如此嚇人的系列頭銜：

據百度：吳敬璉，中國經濟學界的泰斗，現任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常務委員兼經濟委員會副主任、國務院信息化專家咨詢委員會副主任、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學術委員會副主任。他還是《改革》、《比較》、《洪范評論》雜志主編；為復旦大學著名校友、香港浸會大學、香港大學榮譽社會科學博士。

吳敬璉曾工作于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市場經濟研究所，據稱為當代中國杰出經濟學家，著名市場經濟學者，是中國經濟學界的泰斗，被譽為“中國經濟學界良心”，《人民網》專欄作家、專家。

1984～1992年，連續五次獲得中國“孫冶方經濟科學獎”。2003年獲得國際管理學會（IAM）“杰出成就獎”；2005年榮獲首屆“中國經濟學獎杰出貢獻獎”。

如此耀眼的光環籠罩下，這個有“泰斗”兼“良心”之譽的“吳市場”，適逢改革正面臨廣泛質疑之時，又遇此中國將要進行權力更替之際，選擇這樣的時候不失時機的站了出來，顯然是有其目的的。我們尚且不得而知，是吳敬璉自己要這樣做的，還是受人指使而為？

2012年02月15日 “鳳凰網”：

“吳敬璉：中國站在新的歷史十字路口”
http://news.ifeng.com/opinion/sixiangpinglun/detail_2012_02/15/12532237_0.shtml

以紀念“南方談話”為名，“吳市場”又談起1988年的經濟危機和1989年的政治風波以后，關于對改革“姓資姓社”的質疑，據他稱，正是當年鄧小平的“南方講話”才推動了幾欲面臨夭折的改革。可以發現一個問題，那就是吳敬璉這樣的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家，對于其所力主的私有化改革至今面臨的廣泛質疑和由此而產生的如此之多問題以及令社會矛盾不斷激化的無法回避現實等等，都企圖再用當年鄧小平的“講話”精神作令箭，達到恐嚇和威逼對私有化改革產生質疑的人們。有句話說屁股決定腦袋，存在決定意識。吳敬璉之所以被“泰斗”，是因為推動市場化改革的緣故；而又被“良心”了多年，也是和私有化改革令一部分人從中大獲其利有關。所以，既得利益的存在決定了無論怎樣，決不容許任何有對私有化改革的質疑與反對之音。

鄧小平1992年于《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談話要點》中講到：
“走社會主義道路，就是要逐步實現共同富裕。共同富裕的構想是這樣提出的：一部分地區有條件先發展起來，一部分地區發展慢點，先發展起來的地區帶動后發展的地區，最終達到共同富裕。如果富的愈來愈富，窮的愈來愈窮，兩極分化就會產生，而社會主義制度就應該而且能夠避免兩極分化。……什么時候突出地提出和解決這個問題，在什么基礎上提出和解決這個問題，要研究。可以設想，在本世紀末達到小康水平的時候，就要突出地提出和解決這個問題。”

就譬如一枚硬幣有著正反兩面，他們為一己利益之需只會看到有利于他們的那一面，而無視和漠然或是有意避開另一面。鄧小平1985年在《改革是中國發展生產力的必由之路》中還說過這樣的話：“如果改革導致兩極分化，改革就算失敗了。” 但他們卻根本不去提及。由此看出“吳市場”的所謂“良心”是怎樣體現的。

從這篇訪談文章還可以看出，吳敬璉對改革的所謂成就無非還是神馬“GDP總量超過日本，躍居全球第二位”，神馬“出口超過德國，躍居全球第一位”，但只要還是稍有一點良心的人都應該承認，決定國家富強、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標志是GDP的質量和GDP中可供國民收入分配和支配的份額，而不是徒有虛名的數量。再說關于出口，都知道改革三十年來流出國門的天價財富已遠超出自鴉片戰爭以來至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所有損失財富的總和。用中國國家的不可再生資源和無數人民的血汗損失換來的只是一堆形同廢紙的美元貨幣。而且隨著美國對“特別是”的一再打壓，逼迫人民幣升值的陰謀和體制內漢奸以身事敵、委屈茍安，天量外債正不斷縮水貶值。中國人民并沒有享受到改革的成果，而“特別是”的“桃子”卻大量被外來資本，被歐美國家，被國內極少數權貴利益階層享用。正是在如此情況下，為“無良心”們帶來豐厚名利被“吳市場”們極力稱頌的私有化改革才如此遭致廣泛質疑以及反對，在這個躲不過的問題上，他們恰恰有選擇性的失明了。

“但毋庸諱言，在中國經濟持續高速增長的同時，問題也很嚴重：資源短缺，環境破壞愈演愈烈；腐敗蔓延到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貧富差別懸殊，威脅到社會穩定。您曾把這種現象稱為‘兩頭冒尖’。近年來，這種‘兩頭冒尖’的情況大有愈演愈烈之勢。為什么會出現這種情況？”

面對這個問題，吳敬璉的答案是改革依然不到位，還有待再續需解決的國企“壟斷”問題，就是眼釘著最后的國企了。待國企的“壟斷”被改革完畢，還不行，因為還沒有進行政治改革。以吳敬璉的觀點，正因為政治改革滯后，才造成如此之多的社會問題。而他們所謂的政治改革的最終目的是什么？是要改革“強勢政府”。

因為要“政改”，而吳敬璉所謂“政改”的意義在于變“強勢政府”為弱勢政府，為此，他分析出下列兩條并條分縷析了一番：

“第一，與強勢政府控制整個社會的體制相適應的粗放增長方式不可持續。
……”

“第二，各級政府日益強化的資源配置的權力和對經濟活動的干預，強化了尋租活動的制度基礎，使腐敗迅速蔓延和貧富差別日益擴大，官民矛盾激化，甚至可能醞釀社會動蕩。
……”

我們的預判終于被驗證了。他們改革的目的不是堅持社會主義條件下的經濟發展，而是最終以各種冕冠堂皇之名，以資本主義“普世”之轍來徹底淘汰掉共產黨的領導，來讓中國社會最終“顏色”。只有如此，才能為他們假改革之名出賣國家利益、侵吞國有財富補發一紙“許可證”。也只有那樣，他們才能徹底松了一口氣，徹底去除了后顧之憂，從而避免非法所得遭清算之虞。

以吳敬璉這樣的“中國經濟學界的泰斗”，他的“良心”是為誰服務的？

“吳敬璉：目前社會上存在的種種丑惡現象，從根本上說是緣于經濟改革沒有完全到位，政治改革嚴重滯后，行政權力變本加厲地壓制和干預民間經濟活動，造成廣泛的尋租活動基礎的結果。大眾對這些丑惡現象的正當不滿，正可以成為推動改革繼續前行、填平陷阱、掃除腐敗的重要動力。然而，如果聽任改革開放前舊路線和舊體制的捍衛者利用這種情勢蒙蔽和誤導大眾， 把反對的目標從權貴既得利益者轉移到市場化改革的一般受益者——企業家、專業人員等的身上，也可以把大眾引向歧途。”

“近年來，在如何看待當前中國社會腐敗蔓延加劇、貧富分化加劇等社會問題的討論中，一些改革前舊路線和舊體制支持者極力要使人們相信，目前中國遇到的種種問題，從腐敗猖獗、分配不公到看病貴、上學難，甚至國有資產流失、礦難頻發都是市場化改革造成的。他們給出的解決方案是：擴張政府的權力，加強行政機關對經濟生活的干預；工商業實行‘國進民退’的‘再國有化’；農業重新‘歸大堆’，實現‘再集體化’，甚至要求重舉‘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旗幟，‘再來一次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實現‘對資產階級的全面專政’！”

吳敬璉的狡詐還在于，他知道已經無法否認私有化改革導致的諸多弊端，但面對這個躲不開的問題，他選擇站在少數既得利益者的立場上，對當下社會重新喚醒的紅色健康力量表現出本能的恐懼和厭惡。而且還使用了那些被“特別是”以來主流媒體極力繞開或是一直聲討、揭批的詞匯來企圖調動引發出人們的對觸情緒，以達到他們繼續深化私有化改革的目的。

文末最后的問答才是吳敬璉這篇文章的“文眼”，他是想在次提醒與告誡依然當權的高層精英？還是給“資改派”勢力提供“二次改革”的理論依據和為之再“打氣”？

“……我們還面臨一個改革與革命(暴力革命)賽跑的問題？如果延宕改革，不是沒有發生暴力革命的危險。而避免出現社會動蕩的唯一辦法，只在于加快改革。”

“……當務之急，是排除特殊利益的干擾，重啟改革議程，切實推進市場化的經濟改革和民主化、法治化的政治改革，全面建立和完善市場經濟的制度基礎，并使公共權力的行使受到憲法法律的約束和民眾的監督，舍此別無他途。”

他們很明白不過的，通過“特別是”的私有化改革，中國社會已積聚了不容忽視的憤懣與怨尤。而他們想搶先做的，就是加快私有化改革的步伐，再輔之以“普世”的“政改”，只有如此，他們的最終目的才會達到。但他們能如愿否？就譬如皮球，壓力越大，反彈力也會隨之增大。我們說私有化改革就好像是作用于皮球之上的壓力，而人民的日益覺醒才是最不容忽視的反作用力。面對如此遭致的廣泛質疑的私有化改革，面對由此導致如此觸目驚心的社會矛盾與問題，吳敬璉這個所謂“泰斗”的“良心”是為誰而用？

屁股決定腦袋，存在決定意識，利益導致選擇。對于吳敬璉來說，再明顯不過了。

有了“皇甫平”的再出風頭，又有“吳市場”的“十字路口”，可見中國真的是面臨了道路抉擇的關鍵時候……

“……改革與革命(暴力革命)賽跑”？？？！！！其實說到底還是極少數人與絕大多數人的利益之爭問題……

關鍵字：吳敬璉 改革 十字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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