謝作詩院長是一條訓練失敗的狗
浙江財經學院經濟與國際貿易學院院長謝作詩先生最近寫了篇文章，題目是《公有制是一切罪惡來源》。很多網站進行了轉載，用這個題目搜一下有數千個網頁。作為比較經濟制度方面的博士生導師些這樣的文章是有資格的，他應該被稱為經濟體制研究方面的專家。不過，即使按照愛因斯坦“專家是一條訓練有素的狗”這樣調侃的判斷，謝院長這個標題也是有問題的。因為愛因斯坦是指科學“訓練”，科學一講邏輯二講事實。動輒邏輯講不通所舉與事實不符就不能算訓練有素。
“公有制是一切罪惡來源”是全稱判斷。即“斷定一類事物的全部都具有或不都具有某種屬性的判斷”。“公有制是一切罪惡來源”意味著 “一切罪惡源于公有制”。這句話比“私有制是萬惡之源”要厲害。因為“萬惡”是形容非常多的惡，不包括“一切罪惡”。即非常多的罪惡來自私有制，但不是全部罪惡來自私有制。也就是說，謝院長用了一個更狠的話來為私有制辯護。狠是夠狠了，但這么狠的話要證明起來是需要用功的。這句話首先在邏輯上無法自洽。
幾千年的人類社會存在非常多的罪惡現象，這一點謝院長估計會承認的。同時估計謝院長也會承認，所謂公有制只是在上世紀初才出現的，再早就要往原始社會找了。“公有制是一切罪惡之源”從邏輯上講就把公有制作為罪惡的充分必要條件，即“沒有公有制就沒有罪惡，有了公有制才有罪惡”。那么，幾千年沒有公有制的時期，只能是沒有罪惡。到蘇聯出現，才有了罪惡。如果謝院長承認幾千年來人類存在罪惡，同時承認公有制是共產黨才搞的，那么“公有制是一切罪惡之源”在邏輯上就不能自洽，自相矛盾。不知道謝院長學過形式邏輯沒有。
就算是謝院長有些激動，對“私有制是萬惡之源”的言論非常氣憤，急不擇言，本來的意思是“公有制也會造成罪惡”，但是謝院長的文章中列舉的事實和邏輯問題依然很多。
謝院長開篇說：“‘菩提本非樹’，世間本來就沒有什么國有資產，談什么國有資產流失呢？又談什么國有資產保值與增值呢？”接著證明了國有資產從使用權、處置權和收益權上實際是國家官吏在支配和收益，老百姓并沒收益。以此來證明公有制有罪惡。
貧道非常不解的是，謝院長的專業是比較經濟制度，這個專業更接近政治經濟學領域而不是單純的經濟學。因此，謝院長應該知道國有經濟和公有制并不是完全相等的概念。國有經濟從建立那天起，列寧就稱之為“國家資本主義”，還說“只有國家資本主義是社會主義的真正‘入口處’”。列寧并沒有認為國有企業就是全民企業或者公有制企業，只能說國有企業有全民性質，并最終成為全民所有，但兩者并不相等。完全意義的公有制在人類歷史上只在原始共產主義社會存在過，因為那個時期沒有國家，也沒有真正意義的“官”。公有制的確立與國家消亡是同時發生的。這些理論和概念，作為比較經濟制度領域，從讀大學就要知道的。謝院長從頭到尾批評國有企業，但標題和最后一句卻說是在證明“公有制是一切罪惡的源泉”，在邏輯上叫“偷換概念”。不知道謝院長的博士生能否說說他們的導師是經常這樣犯糊涂還是這次犯了糊涂。如果經常這樣，用張維迎的話說，是“無知”。如果就是說這件事兒時才說這樣的糊涂話，是“無恥”！
謝院長在證明國家所有實際是官僚所有時，用財產的使用權、處置權和收益權來描述所有權，顯得“訓練有素”。但是，他在證明國有企業的使用權、處置權和收益權與全民無關時，完全用比喻和舉例方式，顯得缺少科學訓練或者叫訓練失敗。
他的基本證明是：“我們常常被名義迷惑了。其實名義的東西沒有那樣重要。你說我的老婆是你的老婆，這不重要，重要的是她陪我睡覺，給我生孩子，她事實上就是我的老婆。不要被國有企業的名義所迷惑，關鍵要看她在陪誰睡覺，給誰生孩子；或者，陪誰睡得多，為誰生的孩子多。中石化的茅臺酒，你我喝到了嗎？中石化的利潤，你我分享了嗎？沒有吧。所以，虧損的時候，沒酒可喝需要補貼的時候，它才是我們的；盈利的時候，有酒可喝的時候，就是他們的了。”
且不說謝院長把自己老婆看做財產并歸他所有很不“普世”，就例子來講舉得也很不貼切。就算按謝院長的意思，結婚證本質上類似房產證，但如果瘋僧說謝院長的老婆是瘋僧的老婆，也是一定要拿出來這個證的。謝院長的意思是證不證的是小事，只要這個女人能被謝院長“使用”，出的成果管謝院長叫爹，謝院長愿意了還可以轉讓。但只要結婚證在瘋僧手里，證上寫著瘋僧和這個娘兒們的名字，謝院長再得意也叫通奸，使用成果歸誰很難講，轉讓就不可能了。因此，這個比喻很不恰當。
如果說比較經濟制度屬于大學內容，那么比喻則屬于小學語文。謝院長既然是博導，貧道只好用稍微嚴格點的修辭做些評價了。陳望道《修辭學發凡》中說：“要用比喻，約有兩個重點必須留神：第一，比喻和被比喻的兩個事物必須有一點極相似；第二，比喻和被比喻的兩個事物必須在本質上極其不同。”顯然，謝院長注意到了第二，忘記了第一。也就是財產所有權與婚姻關系“極不相似”。
按照謝院長的意思，由于他沒喝到中石化的茅臺酒，沒分過中石化的利潤，而且中石化還受過財政補貼，因此中石化就與他無關，屬于“官有”了。當然，謝院長是學比較經濟制度的，不是研究微觀經濟學的，而且可能平時不關心社會上的事。但是，謝院長這個例子還是舉得有些唐突。
謝院長知道公司的茅臺往往自己老板都喝不上，尤其是滴酒不沾的老板，大多進了客人肚里嗎？如果謝院長是個酒鬼，而且有幸成為中石化的座上賓，這瓶茅臺完全可能進院長肚里。就算謝院長與中石化沒關系，難道謝院長沒喝過其他企業的酒嗎？
謝院長知道中石化是個上市公司嗎？而且上市11年了。如果謝院長炒股票，而且恰好買了中石化的股份，不就有機會分到中石化的利潤了嗎？到2010年，中石化總計向股東分紅累1040億元，每年10億多元，謝院長能說這些股民都是官員嗎？同時，中石化10年累計向國家繳納稅費7402.45億元，最近幾年每年上千億，這些錢都進了財政。難道謝院長的工資福利里就不包含這些錢嗎？
中石化是公眾公司，按理說財政不該給補貼。但是中石化是中國最大的成品油供應商，油價提價太猛經濟運行受沖擊太大，居民也不愿意。這才有了2006年那次。2004年，中石化采購進口原油到岸價平均為37.36美元／桶，而國家規定的成品油出廠價平均只有36.70美元／桶。2005年，中石化采購進口原油到岸價平均為50.31美元／桶，而國家規定的成品油出廠價平均為43.98美元／桶。兩年中石化進口油19345萬噸，造成嚴重虧損，不得不靠增加貸款維持頭寸，資產負債率由2003年末的48%上升到60%。于是，財政在2006年一次性政策性補貼50億元人民幣，難道這個措施不合適嗎？國家強制壓低出廠價形成虧損，就必須給予相應解決方案。只要國家不限價，中石化只要提高油價就沒事兒了。正是這次補貼受到謝院長群體的指責，國家才允許中石化根據國際市場油價浮動，油價才這么不斷漲。謝院長能給指出條路嗎？按謝院長的意思，中石化只有變成私企才行，連社會公司也不成。家族企業在這種情況下不也是如果政府限價就必須給補貼，如果不限價我不要補貼嗎？
在囫圇吞棗地進行了比喻和舉例后，謝院長說：“國有企業只是在計劃經濟體制下才是比較名副其實地存在……其實，即使在計劃經濟體制下，國有資產在很大程度上也仍然具有官有的性質。而一旦經濟開始了自由化改革，國有資產的產權性質就發生了變化，就向著私人產權的方向走了去，向著官有的方向走了去。”
計劃經濟時期國有資產的“官有性質”怎么描述，謝院長只用“其實”就算了。算了就算了，可改革后國企產權性質變成了“私有”和“官有”，卻很難理解究竟什么含義。官有和私有意思一樣？如果不一樣，形式上怎么分辨？謝院長都省略了。是不是私有了利潤要給私人，官有了利潤歸官員？也不清楚。
謝院長顛三倒四地說了半天，究竟想說什么呢？很快，他告訴大家：國有資產流失是天經地義的事兒，“就我等老百姓來講，國有資產不流失，它跟我等有什么關系嗎？沒有。國有資產流失呢，它跟我等還是沒有關系。說不定別人拿了去經營好了，多交一點稅，多吸納一點就業，倒不失為一件萬幸的事情呢！”謝院長是體制內的人，是院長而不是普通教師，用“我等老百姓”有些沾便宜。不過，謝院長終于把要說的話說出來了：老百姓不要對國有資產流失有什么不滿，本來資產就與老百姓無關，誰拿走是誰的，流失了是“萬幸的”好事。
可國有資產流失中，“我等”沒什么，“老百姓”真還有什么。九十年代中后期進行國企和集體企業改制，大量國企和集體企業變成私企，短短4年，國有單位3000多萬職工下崗，加上集體企業達到5000萬。這些人中肯定不包括“我等謝院長”，而是“他們等老百姓”。這些人在國有資產流失過程中什么感受，謝院長體會不到，貧道也體會不到，但下崗者體會是刻骨銘心的。謝院長這么輕描淡寫地糊弄人，文章發在網上可以，如果給下崗職工做個專題講座，不挨揍就是好的。
一方面說現在國企職工工資福利過高，造成收入分配不公。一方面說做不做國企職工無所謂，“倒不失為一件萬幸的事情呢”，謝院長不覺得邏輯有些矛盾嗎？
如果也用個“其實”，其實，謝院長今天這個時候突然發飆，再次重復冰棍理論，無非是為“官們”，也就是他們說的“權貴”們再一次侵吞國有資產鳴鑼開道罷了。只是這次他們的理由和方法不同而已。
謝院長最后很明白地告訴大家這次“國企改制”的途徑：“多數處于競爭領域的國有企業是要進行公司化改造的，但是公司化的最終目的是要讓國有股從經濟中退出來，而斷不是別的。”類似的話誰也說過呢？也是最近，《經濟參考報》根據“天則所”的研究，提出“打破壟斷不可簡化為分拆或民營化”。先給大家放放風：這次不會和九十年代中后期那樣做了。接著國務院國資委副主任邵寧最近撰文 《關于國有企業改革發展方向的思考》指出：“國有大企業不能簡單地退給其他所有制企業，比較現實的辦法是在國有體制下直接進行市場化改革，依托資本市場改制為公眾公司，實現國有企業的多元化、市場化和國有資產的資本化。”也就是說，經過2009年春天以來上上下下的努力，連兩會代表都認為國進民退，國企壟斷，國企職工工資福利高造成分配不公，因此要對國企進行再一次改制了。改制的方法有所不同，這次是通過“公司化改造”，上市成為“公眾公司”。
這個過程會不會讓“他們等老百姓”吃虧？通過哪些途徑會讓少數人成為下一輪富翁？這些漏洞會是什么樣子？用什么方法堵？“國有股從經濟中退出來”，怎么退？該賣的股民都買了，剩下的退給誰？謝院長肯定不會說。貧道之所以敢這樣預計，是因為他們上次就沒說。但是貧道很清楚，已經第三次說了：根據此前國企上市的情況可以判斷，這次國企上市將“制度性地”安排給極少數高官的親友股份（按謝院長的話說是國有股退出）并讓他們實際操作（因為本來他們就在操作），最終讓國企通過這次改造變成四十大家族，四百大家族控股企業。那時三座大山就湊齊了。
必須說的不說，只說自己需要說的。這叫什么？這叫說瞎話，叫騙人。用張維迎的話說，叫無恥。這一點，連謝院長陣營里的明白人自己都看出來了。中國著名倡導自由主義的學者秋風先生，最近在《二十一世紀》雜志上說：“國有企業產權改革過程中，存在大量內部人私有化、權貴私有化現象。而對此，經濟自由主義要承擔一定責任，至少是理論上的責任。基于上面簡單勾勒的信念，他們急于消解國有部門，就像著名的‘冰棍理論’ 所暗示的，盡快私有化，不管採取何種方式；而最快捷的私有化當然是權貴私有化。經濟自由主義從經濟系統整體效率改進的角度，對此予以默許，甚至給予一定的支持，因為這起碼實現了私有化……當局迅速地實現了執政綱領的轉型，于是有了胡溫執政以后‘和諧社會’綱領的提出。相反，經濟自由主義者相當遲鈍，仍然按照自由市場經濟學的邏輯進行自我辯解。但是，這種復雜的學理性辯解不可能說服公眾。在大眾眼中，經濟自由主義聲譽掃地。”也就是說，起碼人家體制外的自由學派還要點臉，知道“他們老百姓”（貧道聽到“我們老百姓呀，真呀么真高興”的歌詞就覺得別扭，況且貧道本來就是資本家，只能用“他們老百姓”）對國有資產流失實際是很在意的。但秋風先生還是只說到“流失”，沒體驗伴隨流失的那些下崗人的感受。
對于謝先生后面關于法制、民主的段落，貧道這次就不再嘮叨了。因為篇幅太長。最主要的是，這本來就不是謝院長的專業，那些文字就更沒譜了。如果有時間再說吧。
謝院長是學專業的，被稱作專家。大概是聽說愛因斯坦說過那句話，不愿意被看做狗，于是故意顯得訓練失敗。其實只要是條狗，無論是權貴的狗還是資本家的狗，無論外國資本的狗還是外國政治勢力的狗，訓練失敗和訓練有素都改不了吃屎的習慣。
貧道受孔和尚影響，這兩天話有些糙，可理兒不糙。
附文：謝作詩原稿
公有制是一切罪惡的來源
公有制本質乃是官有制
“菩提本非樹，明鏡亦非臺；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是了，“菩提本非樹”，世間本來就沒有什么國有資產，談什么國有資產流失呢？又談什么國有資產保值與增值呢？
要知道，資源名義上可以國有，但因為交易費用的緣故，不可能讓每個人都行使所有權的。中石化是國有企業了，名義上它屬于13億中國人，但能夠讓13億人都來開會決定資產怎么用、收益怎么分嗎？不能的，因為那樣的話費用會高的得不償失。13億人擁有所有權等于人人都沒有所有權。可是，無主的資產租值要消散，于是國有資產就不能不委托給政府職能部門的官員和董事長總經理們來管理：要他們才有權決定資產怎么用、收益怎么分。
以經濟學的視角看事物，重要的可不是什么名義上的所有權，而是實際的使用權、收益權和轉讓權。什么國有企業，本質上乃是官有企業。倒不是說這些企業百分之百歸屬于政府職能部門的官員和董事長總經理們，但主要歸屬于他們應該是沒有問題的。產權不是抽象的，而是使用權、收益權、轉讓權權利束在人群中的實際配置，這種配置常常是非對稱分布的。
我們常常被名義迷惑了。其實名義的東西沒有那樣重要。你說我的老婆是你的老婆，這不重要，重要的是她陪我睡覺，給我生孩子，她事實上就是我的老婆。不要被國有企業的名義所迷惑，關鍵要看她在陪誰睡覺，給誰生孩子；或者，陪誰睡得多，為誰生的孩子多。中石化的茅臺酒，你我喝到了嗎？中石化的利潤，你我分享了嗎？沒有吧。所以，虧損的時候，沒酒可喝需要補貼的時候，它才是我們的；盈利的時候，有酒可喝的時候，就是他們的了。
嚴格來講，國有企業只是在計劃經濟體制下才是比較名副其實地存在著。在計劃經濟體制下，沒有經濟自由，一切按計劃行事，個人不能擁有生產資料，連消費品也要憑票供給。只有在此制度下，普通意義上的國有資產才是可能比較名副其實地存在。其實，即使在計劃經濟體制下，國有資產在很大程度上也仍然具有官有的性質。而一旦經濟開始了自由化改革，國有資產的產權性質就發生了變化，就向著私人產權的方向走了去，向著官有的方向走了去。
千萬不要以為改革開放深入到上世紀90年代才開始產權改革，要知道，整個經濟自由化的過程就是產權改革的過程——全部的經濟改革，歸根結底體現在，也一定體現在產權的變革上。我們總講什么國有資產流失，但我們沒有搞清楚國有資產到底是從什么時候開始流失的。我們以為只是在現在開始產權改革的時候才存在國有資產流失。這是極端膚淺的看法。
如果市場條件下真有什么國有資產的話，它能不流失嗎？一定要流失的。國有經濟里都是一些形形色色的代理人，國有經濟的一切交易無可避免地帶有自定價格交易的成分。除非是回到計劃經濟體制之下，不給當事人經濟自由，否則，國有資產注定是要流失的。這就是為什么我反復強調國有企業的治理模式要回到計劃體制那里去：企業不以利潤最大化為目標，按計劃生產，沒有自主經營權，政企也不分離。自然，多數處于競爭領域的國有企業是要進行公司化改造的，但是公司化的最終目的是要讓國有股從經濟中退出來，而斷不是別的。
是巴澤爾的發現，任何的私產在邊際上都具有公產的性質。反過來更是確定無疑，任何有價值的資源都不可能是真正意義上的公有。不要相信公有制的寓言。就我等老百姓來講，國有資產不流失，它跟我等有什么關系嗎？沒有。國有資產流失呢，它跟我等還是沒有關系。說不定別人拿了去經營好了，多交一點稅，多吸納一點就業，倒不失為一件萬幸的事情呢！我們需要清楚：國有資產是不可能保值增值的，能夠保值增值的資產，已經不是國有資產了。
沒有私有制，就沒有法治、自由與民主
今天我們強調法治的重要性。可是法治不是呼之即來，我們想要法治就可以法治的。法治有條件。條件之一，是私有產權。只有在產權私有的社會里，法治才可能真正推行開來。
要知道，權利未經界定，在競爭下資源價值就會消散殆盡。這是著名的租值消散定理，是“公地悲劇”的含義。一塊草地，如果任何人都可以隨便使用，那么就會變成不毛之地。如果一個社會的所有資源都是如此，那么結果就決不只是一窮二白，社會成員根本就沒有生存的可能性。所以，權利是需要界定的。可以將權利附著在物上面，通過物的所有權來界定權利。資源是我的，那么只有我可以使用并獲得相應的收益。別人可不可以使用并獲得相應的收益呢？可以，但要有我的同意，或者要給我支付足夠的價格，或者你長得漂亮我白送你也可以。資源也可以公有，但那樣就必須要有論資排輩、等級制度等安排來界定權利了。
法治是要要求“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以產權界定權利，法治于是可以推行；以人權界定權利，法治就很難推行。經濟國有，法治是很難推行的。所以我們觀察到毛澤東和他那一代領導人不重視法治。據說，毛澤東曾經講：憲法是我主持制定的，但是我們主要不靠它解決問題，我們靠開會做決議解決問題。不要說毛澤東和他那一代領導人不重視法治，這可是公有產權約束下必然的選擇。古代不是講究“刑不上大夫”嗎？“刑不上大夫”，不是不應該上大夫，而是人權不平等的社會里，刑是不可能真正上得了大夫的。事實上，在傳統社會，人權就是不平等的。“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要子亡，子不能不亡”就是寫照。人權不平等的社會，是不可能真正推行法治的。
今天，我們知道自由寶貴。沒有自由，便不知道個人比較優勢之所在，經濟社會物質財富就會貧乏無比。而自由本身也是生命的重要含義之一。沒有自由，生命便失去意義。
可是，沒有產權及其相關的約束，自由同樣不可推行。沒有產權及其相關的約束，自由很可能帶來的是非生產性的競爭，而不是生產性的競爭；很可能帶來的是價值消散的競爭，而不是價值增值的競爭。那樣，人類根本就無法生存。這也是“公地悲劇”的含義。
如果資產被界定為私有，又有自主簽訂合約進行交易的自由，交易費用又不是太高，那么經濟就一定有效率。這是科斯定理給予我們的最重要的啟示。反之，如果資產被界定為公有，那么社會一定會內生出諸多限制，以減低競爭下的價值消散。公有制下的很多限制，比如不能自由擇業、論資排輩等等，正是避免價值消散的制度安排。在公有制下，是不可以給人們自由進行經濟決策的權利的。不然的話，貪污腐化，各種引起價值消散的競爭就會蜂起。
那些無知的人們，主張要用公有制加民主政治來建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但這只會帶來南轅北轍的后果，注定是要徹底失敗的。一個有趣的現象是，在城市郊區村民民主委選舉矛盾重重，不可開交，但農村老家的村民民主選舉卻平穩進行。這不是個人素質可以解釋的吧？
須知，雖然土地承包給了村民，但畢竟只是承包，還有集體所有的性質。在種地不怎么賺錢的今天，地處偏遠山區的家鄉的那些土地和山坡是不值幾個錢的，因此公有資產幾近于無。但是城郊村鎮就不一樣了。不僅土地很值錢，其它一些公有資產同樣也價值不菲。
公產盛行，那么做官就有很高的租值。世界上沒有有租值存在而沒有人競爭攫取的。這就是為什么城郊村鎮民主選舉矛盾重重，不可開交的緣故。他們是在競爭那巨額的資產租值呢。我的老家，由于公有資產幾近于無，村官們根本就撈不到什么大好處，無非是每年幾千塊的津貼收入。于是乎，年輕又能干的人壓根就不愿意做村官了。他們或者外出打工，或者忙于自己的活計，他們外出打工或者忙于自己活計的收入大大超過了做村官的收入。
歷久以來，我們總講自己有官本位傳統。但為什么有官本位傳統呢？一定是因為公產盛行的緣故嘛，一定是因為私有產權沒有保障的緣故嘛。公產盛行，或者私有產權沒有保障，那么做官就有很高的租值，官本位就會流行開來。這里我要講，公產盛行，或者私有產權沒有保障，那么民主政治就要鬧出矛盾重重，不可開交。民主是個好東西，但民主卻不是沒有條件的。民主需要在權利界定清楚的情況下才可以推行，公有制上是斷不可以搞民主政治的！
公有制是一切罪惡的根源
研究計劃經濟的文獻強調軟預算約束。不過在我看來，計劃經濟的主要問題并不是救助體事后要對“虧損”的預算體實施救助，而是救助體根本就不知道誰是盈利的，誰是虧損的。
千萬不要自作聰明，認定那些有正會計利潤的工廠就是盈利的，有效率的，而那些負會計利潤的工廠就是虧損的，無效率的。科斯定理講得明白：私有產權是市場的前提。因此，私有產權也是價格的前提了。計劃經濟因為取消了私有產權，因而也就沒有真正的價格。沒有真正的價格，我們不知道成本，不知道收益，無法進行經濟核算。沒有真正的價格，我們不知道盈利，不知道虧損，無法判定效率與否。不知誰盈利，誰虧損；不知誰有效率，誰無效率，這才是救助體事后對“虧損”的預算體實施救助的根本原因，也即是計劃經濟體制軟預算約束的根本原因。計劃經濟體制的失敗不是別的失敗，而是沒有價格、沒有信息的失敗。
所以，價格決不是可有可無的東西，也不是我們可以隨意干預的東西。市場經濟之所以做得好，是因為市場經濟下有了價格，有了信息。盡管市場經濟下信息未必就是充分的，但到底有了價格，有了信息。是的，假如信息是完全的，那么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就是等價的。今天我們要發展經濟，改善民生，怎可以人為扭曲信息的表達和傳遞呢？而既然價格不是可有可無的東西，不是我們可以隨意干預的東西，那么私有產權也就不是可有可無的東西，也就不是我們可以隨意破壞的東西。今天我們要發展經濟，改善民生，又怎可以不搞私有制呢？
想想“文化大革命”。那是一個到處鼓吹“大公無私”的年代，“狠斗私字一閃念”，一閃念都是不可以的。結果怎樣呢？人們吃不飽飯，穿不暖衣；貨物單一、短缺和憑票購買、排隊購買成為經濟中的日常風景。小的時候，我家是要養雞的，可是我沒有吃過雞蛋。雞蛋是要拿去換錢買鹽、火柴等日用品的。我吃的是鳥蛋。想吃蛋了，就上房去、上樹上抓鳥蛋吃。不搞私有制，“大公無私”、“天下為公”的后果何止是民不聊生，連鳥兒都要跟著遭殃。
馬克思要消滅私有制，消滅剝削。說來不容易相信，在私有制下其實是不可能有剝削的。
一個人應該得到多少收入，是由可能的替代性選擇來決定的。老板之所以給你開3千塊而不是2千塊，是因為你在別處也能掙得3千塊。你之所以要花10%的利率而不是8%的利率去借錢，是因為別人按照10%的利率照樣可以把錢貸出去。你說這里收入低，那得別處收入高才成。但既然別處高，你為何選此處呢？因此，只要人身自由沒有被限制，那么任何人得到的就總是他能得到的最高收益。只要人身自由沒有被限制，馬克思所說的剝削不可能發生。
沒有自由，才有剝削的可能性。那是說，剝削不可能存在于私有制、市場經濟體制下，因為在市場經濟體制下人們擁有擇業的自由。剝削倒可能存在于公有制、計劃經濟體制下，因為在計劃經濟體制下人們不僅沒有擇業的自由，而且好些其它方面的自由也被剝脫。一般認為，奴隸制下奴隸受著奴隸主的盤剝，過著凄苦的人生。但是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福格爾教授的研究表明：美國奴隸并非人們想象的那樣生活凄慘；奴隸制在當時是一種有效率的制度安排，奴隸當時生活并不差，奴隸們并不支持廢除奴隸制。奴隸雖然沒有自由，可奴隸是私有財產呀，你見過主人在自己的桌子板凳上劃道子的沒有？奴隸難道不比桌子板凳值錢嗎？記不清誰說過，真正的奴隸制是人民公社，真正的奴隸是人民公社社員。值得思考呀！
剝削不可能發生在資本家處，倒可能出現在政府那里，因為面對政府，你沒有替代選擇。
而且社會道德淪喪，坑蒙拐騙盛行，也與產權得不到保障有關系。道理幾千年前孟子就講清楚了：“無恒產者無恒心。”產權得不到保障，人們勢必不關心長期，而要做一錘子買賣。
這正是：數不盡，公有制度罪惡累累；揭不完，共產主義謊話篇篇。還是茅于軾老先生說得好：過去，搞公有制是因為無知；現在，繼續搞就是無恥！讓我們一起炮打無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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