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回家”，有一點文縐縐、酸溜溜的；說白了就是要女人做相夫教子“鍋邊轉”的家庭婦女，或者好聽一點是由西方引進的概念：做“全職太太”。
享有世界“國際婦女運動之母”的K-蔡特金結婚后就陷入貧困。常常一家人面對餐桌上的一塊馬肉誰也舍不得先動刀叉；有時候就連一片面包也沒有，只能用馬鈴薯充饑。他們因為時常付不出房租，惹房東非常氣惱，最后只能把她們一家掃地出門了事。。。
生活雖然艱苦，她卻為工人階級的事業做了大量工作。K-蔡特金經常為《社會民主黨人》等革命報刊撰寫文章；在她家狹小的陋室中，常有操著英語、法語、意大利語、德語等不同語言的各國革命者前來聚會，其中包括馬克思的兩個女兒——燕妮和勞拉，她們的丈夫——龍格和拉法格，《國際歌》的詞作者歐仁·鮑狄埃，以及巴黎公社的“紅色姑娘”路易絲·米歇爾等人。
丈夫奧喜普逝世后才幾個月，蔡特金便全心身的投入了“第二國際"成立大會的籌備工作。 1889年7月，蔡特金作為德國社會民主黨代表團的成員出席了“國際工人代表大會”；并在會上做了題為《關于婦女勞動問題》的演說，這是那次大會的五個專題報告之一。蔡特金在報告中批駁了當時流行的一種認為婦女參加勞動會導致工人工資降低的觀點。她指出，參加勞動是婦女解放的第一步，而婦女解放歸根結底是屬于全世界無產階級解放事業的任務之一。她號召勞動婦女在社會主義的旗幟下為爭取平等權利而斗爭。 從1891年到1916年間，她長期擔任全世界最著名的女報《平等報》主編。《平等報》是國際婦聯的機關報，是婦女運動的喉舌。1921年，蔡特金被選為第三國際婦女局書記。自那以后，她與列寧的夫人克魯普斯卡婭一起為婦女解放而奮斗終身。19911年開始的第一個“國際三.八婦女節”就是在K-蔡特金的倡議和推動下實現的。
這就是現代婦女解放運動的淵源。直到21世紀的今天，我們還仍然沒有完全解決好婦女解放問題。K-蔡特金認為婦女解放是無產階級解放運動的組成部分之一。現在有許多人一聽到“無產階級”這詞就誠惶誠恐，如坐針氈；無產階級是一個政治學詞匯，在經濟學、社會學看來，就是“窮人”。現在沒有窮人了嗎？所以，在還沒有更好的概念正式代替它之前，我覺得還是只能這樣說。
婦女解放表現在哪些方面？有的研究者把這個問題細化得出奇，搞得高深莫測，老百姓認為自己很“笨”不敢參政議政；事實上，就是一個字：男女平等！即：平等的受教育權、平等的就業權、平等的報酬權、平等的社會保障權、平等的管理國家事務權（做官。這是最高的“平等權”）。
中國進入社會轉型期后，傳統婦女解放之“平等就業權”受到巨大沖擊。不要說一般婦女，連女大學生、女研究生也難逃厄運。“平等報酬權”在民營企業也被束之高閣；“平等受教育權”在國家《義務教育法》頒布25年后的今天也還沒有完全兌現，直到剛剛結束的“十二五規劃”還繼續把它作為奮斗目標。當今中國，除了“平等社會保障權”外，其他“四權”一個都沒有兌現，根本不具有一丁點討論“女性回家”的現實基礎。有現實意義的女性話題不少，首都師大如此“策劃”只是在為富人幫腔。
當今中國，有一種危險傾向：許多社會學研究者動不動就拿西方發達國家與中國事務“接鬼”。討論“女性回家”也是如此。西方發達國家的所謂“全職太太”是在有一個龐大的“中產階級”前提下出現的。換言之，老公一個人工作能夠養活全家。婦女當然可以心安理得的做“全職太太”。再有一點，西方發達國家的女性接受高等教育程度很高，畢業后自立工作，結婚后才做“全職太太”，有的等孩子長大后又“重出江湖”參加工作；這樣的“三段式”就業模式在中國行嗎？
近二年，“女性退休年齡”這樣一個“枝節性”問題在網絡上沸沸揚揚；“女權主義者”揭竿而起，大加討伐。如果要“女性回家”，也不是不可以，得有三個前提條件：1，國家先解決子女教育全免,；2，醫療全免,；3，住房全免。可能嗎？
當今之中國城鎮的已婚中青年婦女，如果沒有工作，被老公“踹”恐怕不會是什么新鮮事兒。“婦女回家”只是一部新版《聊齋》。在中國，“婦女回家”500年以后能不能提到議事日程上來還是一個問題。當今中國的婦女問題是提高教育、抗大就業，增加工資而不是什么“回家”做家庭婦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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