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理解香港的政治危機？

如何理解香港的政治危機？

許寶強

　　說香港陷入政治危機，有兩重意思。其一是路人皆見的管治危機，表現于民眾對政府的不滿、抵制和反抗，也同時反映于民意對立法會議員和政黨的不信任；與此密切相關的第二重意思，是民眾對公共政治的冷漠和退卻，不再關心政治體制的改造（例如民主化），甚至失去認真地參政或議政的意欲。這兩重意義的政治危機，彰顯出香港近年的社會變化：一方面是由官商都樂此不疲的公關式玩假文化所強化的犬儒認命心態的泛濫，另一方面則是社會兩極分化日趨明顯所催生的極端民粹政治。

　　衍生政治危機的土壤，主因自然源于不民主的政治體制下當權者面對社會兩極分化的無能甚至縱容，但也同時與缺乏能有效地針對實質政治問題的話語有關。因此，要理解這些社會變化和政治危機對香港當下以至未來走向的啟示，首要的工作，必須包括重新建立相關的政治論述，重新思考一些關鍵的政治概念，例如“階級”和“斗爭”。

又見“階級斗爭”

　　“階級斗爭”這詞，在過去或直至現在的香港，存在一種不證自明的共識，就是把它與非理性、極端激進、殘暴混亂等負面形容詞掛鉤，這也許與港人對強調“千萬不要忘記階級斗爭”的“文化大革命”的理解或想象有關。因此，要在香港公開地討論“階級”，往往只能把之后的“斗爭”換上“分析”，最好在之前還加上“中產”。于是，過去十多二十年，有關“階級”的主導論述，是“中產階級分析”。

　　不過，隨著2008年“金融海嘯”徹底暴露了富者（特別是金融機構）享盡了政府干預的好處，但貧者卻被要求“唔該埋單”（請付費），全球性的經濟危機正逐漸轉化成全球性的政治危機（Douzinas and ?i?ek）。由希臘、法國、泰國、馬來西亞等地民眾此起彼落的抗爭，到拉丁美洲左翼政治冒升，到中東的“XX花革命”，國際社會正出現了新一輪的反資本主義“階級斗爭”。

　　回到香港，社會的貧富階層走向兩極、政府政黨傳媒日趨民粹，逐漸動搖了“中產階級”企圖扮演社會中心的根基；政府、政黨的制度性暴力或街頭抗爭，也令不少處身“中產階級”位置的社群所崇尚的“理性”、“和平”變得虛幻?！暗禺a霸權”、“仇富”等（盡管不太精確的）口號的涌現，反映了民眾針對官商階級的情緒。在這樣的社會轉型下，今年的“七一”游行隊伍中，又再出現了久違的“階級斗爭”旗幟，揮舞者是一群年輕人。

　　“階級斗爭”旗幟于公共領域的再現，在相對保守和追求安定的香港，惹來了各方抨擊自是意料中事。有趣的是，有關的批評大多只是引用文革的“集體記憶（或想象）”，扣連恐懼的政治，毋須說理，只一再重復“忘記了文革血的歷史嗎？”這嘲諷式老調，嘗試把“階級斗爭”的提法消音。這除了無助我們理解“階級斗爭”的口號為何會再次在本地公共論述中出場，也同時說明了禁制“階級斗爭”話語，仍然在香港占據著統治性的共識。

　　不過，盡管“階級斗爭”不易言說，但仍然不能完全掩蓋有產者對無產者過去共享的資源的掠奪正不斷升級。因此，要理解香港社會近年的轉變，尤其是政治危機和相伴的社會矛盾的激化，恐怕必須尋找合適的話語，直面日益明顯的階級對立。

新時代的階級分析

　　一直以來，“階級”主要被理解為依據收入水平或不同職業劃分的社會位置，例如高收入的社群或金融地產等大企業CEO被界定為資產階級、中收入或專業白領行政是中產階級、低收入或“打工仔”則是無產階級。然而，這種根據社會位置劃分階級的做法，并不能有助我們理解不同社群的政治（或反政治）取態，例如，為什么中小企業組織會比大企業更反對“公平競爭法”？又或為何低收入的“打工仔”會投票予偏幫官商的“建制派”？因此，要理解香港社會轉型中的政治危機，需要重新思考“階級”的定義。

　　J.K. Gibson-Graham等學者提出，“階級”是一個占用和分配資源的過程，而非根據先驗的社會位置來劃分。換句話說，決定一個人或社群屬于哪一個階級，主要取決于他或他們在其置身的資源分配過程中，是更多（或更少）地占用了社會和自然資源，還是遭排拒或剝削。因此，同時擁有物業或其它資產（包括港人身分）以收取由此帶來的租值（rent）的“打工仔”，恐怕不一定會采用激進的“無產階級”政治取態。

　　齊澤克（Slavoj ?i?ek）進一步指出，當代政治的一個重要趨勢，是對文化資源、自然生態和生物基因的新“圈地運動”，也就是透過知識產權專利、私有化原本由公眾共享的土地、水、石油、森林等自然資源及動植物體內的生物基因，催生了新一輪的無產階級化過程──逐漸把大部分民眾原先擁有或共享的文化資源、自然生態和生物基因掠奪，使他們變成一無所有的“無產階級”。因此，當代的階級應根據對文化資源、自然生態和生物基因的占有或被排拒而劃分，歸類為“被選中者”（Included）和“被排拒者”（Excluded）兩種階級。齊澤克認為，新的“圈地運動”（或把文化資源、自然生態和生物基因等資源私有化的過程），并非是根據你情我愿的自由買賣邏輯操作，而是依賴法律或軍事等強制手段，制造壟斷性的地租，并借此而占用各類自然與文化資源。例如，掌控私人計算機標準操作平臺軟件的公司，或獨享知識產權的專利持有者，又或港人熟悉的大地產發展商，主要并非依靠降低生產成本來增加利潤，而是透過建立或進駐壟斷的位置，收取廣義的租值，占用自然和文化資源的最大份額。這也是“被選中者”（或“占產階級”）對“被排拒者”（“無產階級”）的“階級斗爭”，也是造成政治危機的根本原因。

共享的斗爭：告別“本土” 回歸“階級”

　　因此，要預防并扭轉社會兩極分化和由此引起的政治危機，“被排拒者”有必要針對擁有壟斷特權的“被選中者”的進行抗爭。

　　齊澤克認為，當代社會的“無產階級”主要包含三類社群──知識工作者、勞動工人和邊緣族群（例如失業者或新移民），他們都同樣面對因“被選中者”（圈地者）的不斷占用文化和自然資源而失去過去能共享的公共空間。困難的是，在窄隘的身分政治影響下，三類主要的“被排拒者”之間往往未能團結對抗被選中的“占產階級”，甚至相互排斥，例如知識工作者對勞工階層和邊緣族群的文化偏見，勞動工人也經常不滿知識分子和邊緣族群；而在這樣的不友善環境下，邊緣族群自然也不會對知識分子和勞動工人產生好感。因此，齊澤克相信，如果能夠讓全世界“被排拒者”（“無產階級”）聯合起來，已經是走向一個更平等和公義社會的“階級斗爭”過程中的重大勝利。

　　循齊澤克的思路，我們不難理解，為什么政治的斗爭并不在于爭奪政府的權力（例如誰當特首），而在于改造政權和政體的運作，使它有利于更平等和公正地分配自然和文化資源。為此，我們需要告別那種建基于不同社會位置的身分政治（例如本土vs外族），避免進一步分化“被排拒者”。相反，我們應在新的社會環境下，針對造成政治危機的源頭，創造新的或“活化”舊的政治（階級）語言，提出有助理解和建設性地處理社會矛盾的論述，在“被選中者”（“占產階級”）和“被排拒者”（“無產階級”）兩極分化愈來愈明顯的社會現實下，直面及認真分析已經不能再回避或遮掩的“階級斗爭”。

2011-07-25

參考書目：

1. Douzinas, Costas and Zizek, Slavoj (2010): "Introduction: The Idea of Communism," in Costas Douzinas and Slavoj Zizek eds. The Idea of Communism, London and New York: Verso.

2. Gibson-Graham, J.K., Stephen A. Resnick and Richard D. Wolff (2000): "Introduction: Class in a Poststructuralist Frame," in J.K. Gibson-Graham, Stephen A. Resnick and Richard D. Wolff eds. Class and Its Other, Minneapolis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3. Zizek, Slavoj (2010): "How to Begin from the Beginning," in Costas Douzinas and Slavoj Zizek eds. The Idea of Communism, London and New York: Verso.

作者為香港嶺南大學文化研究系副教授、通識教育學士后文憑課程主任。著有《資本主義不是什么》（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02年）、《富裕中的貧乏——香港文化經濟評論》（香港：進一步出版社，2003年）；學術論文散見《臺灣社會研究》、Cultural Studies Review、Inter-Asia Cultural Studie等學報。研究興趣包括文化經濟學（Cultural economy）、教育與文化研究、社區經濟、發展研究、資本主義和市場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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